等到临近那个用大灯泡照耀着的刑场似的批斗现场，只听到戴着红袖章的红卫兵和造反派的口号声此起彼落，像狂风呼啸。再仔细一看，吓了一跳。只见远超、薛礼、周家田、徐大杰、沈心俊、龚会如、陈茂流、秦有才等一大批被称为“定时炸弹”的人，都一个个挨次一长溜跪在地上，像在杀场上临刑前的犯人。他们一个个脸上额上都是泥土，有的鲜血糊满一脸，有的淌着鼻血。这简直是可以组成一个中学的班子，书记、校长、团委书记、各门教师、伙房工人、会计人员俱全，但一个个都已糟蹋得不像人样了。我明白，是殴打和“砸烂狗头”搞成这样的。现在，该我出场唱“主角”了吧！？
我被狠狠摔倒在批斗场的中央。听到人群中的蠢蠢哄哄声。有人杀气腾腾大声领着念语录了：“在拿枪的敌人被消灭以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我知道，今夜我这个“不拿枪的敌人”，是“反动派”，是一定要武斗成“纸老虎”了！口号声又响了一阵，坐在一排审判桌子中央的几个戴红袖章的红卫兵和造反派教师姿态高傲地吆喝起来，七嘴八舌要我交代“滔天罪行”。
什么是我的“滔天罪行”呢？真是讲不清子丑寅卯了！我哪有什么“滔天罪行”“呀”！？
我心好像被揪着，只好从我“执行教育黑线”交代到我“执行文艺黑线”，一件件事，一篇篇文章地“交代”，“交代”了一会，他们不耐烦了，说：“闭上你的狗嘴！”几个红卫兵将我拖到一边也揿着我跪下。
为什么没有“别烧鸡”、没有“砸烂”我的“狗头”？不知道，莫非是我说我有心脏病使这“侍候”我的几个红卫兵发了善心“优待”了我？弄不清。
只见审判桌上的人高叫：“把王洪九的警备大队长沈心俊拉来示众！”原来，我的“戏”暂时告一段落，又轮到沈心俊“唱戏”了！
沈心俊是生物教师，抗战时投考过当时的“中央军校阜阳分校”，他不是王洪九的警备大队长，那完全是无中生有的事。王洪九，是国民党当年这个地区的专员兼保安司令，反共坚决，屠杀过许多人，后来去了台湾。
可是，高一学生是新来的，执行的红卫兵不认识沈心俊，拉错了人，把徐大杰一下子连拖带拉别着烧鸡拉到了批斗场地中央，不由分说，一个“喷气式”将徐大杰头着地嘴啃泥地摔在地上。
徐大杰说话结巴，越急越口吃，结巴得说不出话来。他又气又急嘴巴战栗想要辩解：“我……我……我”却没说出话来，审判席上的红卫兵又在高叫了：“砸烂沈心俊的狗头！”
红卫兵如狼似虎地将徐大杰臂膀拽着，将他的头在地上“咚咚咚咚”用力猛砸。
我想起了鲁达拳打镇关西时的那种开油酱铺、开彩帛铺、做全堂水陆道场的滋味，心里悸颤、打着寒噤。只见徐大杰额上脸上全是泥土，鼻血流淌下来。砸完，徐大杰头抬起来，话才说出口：“我……我是徐大杰，不……不是沈心俊！”真是糊涂官乱审案子拉郎配，连人都弄错了！
听他一说，红卫兵中那种残忍的“哄”的哈哈大笑声飞扬起来，审判席上的红卫兵又高声大叫：“错了也是活该！快将沈心俊揪出来示众！”
沈心俊当然免不了也被“砸烂狗头”。
沈心俊论理没有什么问题。他进过中央军校阜阳分校，是抗日战争时期为了抗日，后来也不是军人，是个老教师。但也许是受到这种非人的虐待与迫害及凌辱太多。后来他是自杀而死的。日子我已记不清了，有一天早晨，发现他上吊死了。吊死在我住房的后排那溜房的一间他的寝室里。听看到的人说：“眼睛不闭，舌头是拖得很长的！”
伙房工人龚会如那夜被打断了臂膀，会计王一石被打耳光把脸打肿了，这个那个折腾了约莫个把钟点，我暗自庆幸没有再来整我，跪着的两腿不但疼痛酸麻而且冰凉，寒气由膝盖袭上大腿。我觉得开头恐怖的气氛这时已好了一些，只以为可以幸运地结束了。谁知，审判席上的红卫兵吆喝着把除我以外的“黑帮”、“反革命”、“阶级敌人”都押回去让他们“滚蛋”，我却留了下来，我就察觉不妙了！他们想把我怎样呢？
果然，突然审判席上高喊：“快坦白交代罪行！”原来是要我唱大轴，唱压台戏！
我说：“刚才交代过了！”
审判席上的声音凶恶地说：“要爆炸性的罪行！”“要你干特务、杀人的材料！”“不要听刚才那些！……”
我说：“没有！”心里气愤地想：你们真是混账王八蛋！剜舌挖眼吧！没有的事随你们怎么胡栽到我头上我死也不会承认的！
“没有？再说没有，就活埋你！”于是，“他妈的”、“不老实”、“反动”、“混蛋”……骂声倾盆而来。
不知什么时候，我突然发现天上有了月亮，望着暗淡冰冷的月光，我不说话了，沉默着摇摇头。
又听到杀气腾腾大声念语录了：“如果他们要打，就把他们彻底消灭！……”我想：我哪想打呢？
想不到一念完，一个尖厉的声音竟真的下了命令：“活埋！”“把他活埋！”……活埋？我一千个没想到！一万个没想到！
几个红卫兵把我猛拽起来。我两腿跪的时间太长，已麻木得无法行走。他们架着我往旁边的梨树林里去。梨园里到处是我们劳动时为给梨树施肥挖的深沟。每个深沟都有一口棺材那么长那么宽。他们架着把我扔进“棺材”。我挣扎着爬起来，又被他们揿了下去。而且，真的有人动铁锨铲土扔进“棺材”里来了。土石天女散花般地扔得我身上都是。这使我想起过去看到过的日寇南京大屠杀时活埋中国人的照片！我想，逃不脱劫难，就被埋在这里朽化成泥土吧！
斑驳的树影在我身上画出烦乱无奈的心绪。我有一种林冲在野猪林里要遭受董超、薛霸谋害的感觉。我闭上了眼。我觉得他们也许不敢真埋，是威吓我；可是又觉得他们什么坏事都敢干的！他们鲁莽无知，无法无天，杀一个人，对这伙已被“文革”训练得完全人性变异了的无知者是无所谓的。武斗中常常死人，“牛鬼蛇神”死得不明不白的并不少，何况早在“文革”之初，身为中央公安部部长的谢富治就公开说过：“群众打死人，我不赞成，但群众对坏人恨之入骨，我们劝阻不住，就不要勉强。”那么，给我加上一个“坏人”的帽子，活埋了又有多大了不起呢！
有闪烁的鬼火在树丛中的衰草里绿莹莹浮动。我觉得疲劳了！太累了！想彻底休息了！受到命运的拨弄与损害，倨傲的心产生出抗拒的激情。我怀着仇恨的心，仇恨这些把中华大地破坏得无以复加的罪人们。我闭上眼睛，等待着活埋，既无畏惧，也不悲伤。
但，看来他们只是为了开一个残酷的玩笑，为了取乐。又忽然把我从坑里拽上来，踢了一脚，揶揄地高声吆喝：“滚！何校长！”这声“何校长”当然是一种讽刺！在嘻嘻哈哈的笑声中，沐着深夜的透骨秋风，我这个何校长迈步踉跄走回家去。
自从决定不自杀以后，我觉得自己越来越坚强了。我没有把经过告诉妻。她和衣坐在漆黑的房中的床上，等候着我回来，担惊受怕地说：“你回来啦？我好不放心……”在黑暗中，我只告诉她：“没什么，睡吧！”因为我怕她担心和伤心，我自己已经太伤心了，何必再使她多受痛苦呢？但我听到她发出了一声令我心碎的呻吟和叹息。
什么叫失落感？我是在这天夜里被活埋后，明白得最深刻的。感到仿佛什么都失落了！什么都没有了！死神曾站在我的身上狞笑过。我说不清失落了什么，但很明显：我觉得我曾拥有并喜爱、钦敬过的一切都失落了！我的心冰冷，真正的冰冷了！
之后的一天夜里，我又被揪到“教工之家”审讯，灯光雪亮，一排审讯者都是教工队的“革命教师”，凶神恶煞，气氛恐怖。一顿“杀威棒”过后，别了“烧鸡”，我满身尘土被揿着脑袋像只大虾似的弯腰站在那里。
“查了你的档案，你1949年本来要去美国哥伦比亚新闻学院留学，为什么后来不去？”
“那时，上海快要解放，为了迎接共和国的诞生……”
“胡说！”问话的一个姓魏的教师指着我鼻子，“难道你能这么爱国吗？快坦白，你留下来的目的是什么？是不是为了潜伏下来贯彻黑线搞资本主义复辟？这问题你老是回避！今夜你必须承认！”
荒谬得可笑，我不承认，又挨了一顿揍。第二天，说我不好好“交代”，被戴上高帽由红卫兵押了上街“游街”，远超、薛礼、周家田等也一同去了。远超走第一个，叫他边走边敲小锣。除我之外，他们都戴着鸭舌干部帽。红卫兵大喝：“你们这些乌龟王八蛋！把帽子都给我反过来戴！”于是，远超他们马上把帽子反转，鸭舌戴到脑后，那样子确实滑稽难看。远超腿瘸，走路一高一低，红卫兵老是用鞭子抽他。但街上的群众看的并不多，各单位常押人游街，既然常见也就不新鲜了！
电厂的工宣队员有的心慈些，有的心硬些。那个赵指导员为人倒还颇有点人情味。只要他在场，武斗殴打他是不同意的。只可惜他后来没有好下场，他是军分区“五大”观点的，当一年以后“五大”垮台，“七大”后来又掌权时，他遭到批斗后转业遣送回家乡。他好像是莒县人。回家乡后肯定没有好果子吃。只是我却不禁有时会怀念他。我遭“活埋”，是一些人瞒着他干的。
那个秋天，常有缠绵的秋雨，似乎老天爷总是要哭，夜雨总叹息似的常敲打玻璃窗。雨的凄切，心的孤独，折磨着我和妻。我很想念江南。江南那种诗意的蒙蒙烟雨总在我的眼前，但鲁南总是下着抽泣似的冷雨，使人忧愁，叫人抵御不了苦寂的噩梦，叫人感到生机已经死绝。
我住的这一排宿舍，共十间房。我家在我平反后又恢复了占有两间，工宣队员住了七间。隋呼、黄永华原来住的一间在隋呼死后，黄永华搬走了，改成了“红卫兵复课闹革命大队部”。两个孩子去上海后，妻每月将我俩的工资大部汇往上海给妈妈作为抚养两个孩子的生活费。我们剩下的只是每月起码的饭食费。好的是这次并未扣我的工资。每月我仍有一百二十六元十五级干部的工资，所以有一天批斗我时，一个押解我的红卫兵半真半假地对我说：“要是我能拿你这样高的工资，天天挨斗我也情愿！”一天清早，妻去食堂买稀饭馒头了，“红卫兵复课闹革命大队”的一个熟识的红卫兵钱新潮突然跑来通知我：“马上要开你的批斗会，你快去上上厕所就去大礼堂等着！”钱新潮往日有偷窃行为，如今则是响当当的红卫兵！
我听了，决定去北面远处的厕所里小便一下，准备去大礼堂上台挨斗。一时疏忽，也未等妻回来就走了。谁知竟上了钱新潮调虎离山计的当！我一离房间，他就进房翻找，将我们仅有的放在床头柜抽屉里的全部五六十元现钞的饭菜票、粮票一起“革命”革掉了。等我从厕所回家，妻也从食堂回家，见他慌张从家里出来，妻进房后发现抽屉等均被翻过。我去大礼堂挨斗回来，与妻商量后，去校革委为失窃报案。结果派来查案子的竟就是钱新潮，他像个秉公执法的法官来查案，案子当然是破不了的。偷东西的人就是法官！这不禁使我想起克雷洛夫寓言上的一个故事：狐狸偷吃了鱼，却又来审案子追查是谁偷吃了鱼。
我们失窃后造成的后果是：一连吃了十几天的地瓜（红薯）面糊。因为我俩一个钱也没有，一斤粮票也没有。无法再向食堂购买饭菜票。只好将一些以前配给而未吃的含着泥沙的地瓜面拿来煮成糊充饥。在那种处境下，人与人之间的同情即使存在也无法兑现。同情我们的人是不能借钱送吃的给我们的。因为那涉及立场问题，搞不好会引火烧身出政治问题的。我们怕牵连人家倒霉，也不愿向人求援的。
我的心变成了一片不毛之地。日子很容易打发，又很难打发。夜里我不是失眠，就是睡睡醒醒。常做噩梦，在黑黝黝的大森林里转，总是转不出来。
广播喇叭里，有时可以听到林彪那种带点沙哑的、古怪的、忽而急促、忽而迟缓的讲话的声音；有时也可以听到女扮男装戴军帽打扮得不伦不类的江青的那种神经质的、尖厉的讲话声。我想到了“黄钟毁弃、瓦釜雷鸣”的话，又觉得十分悲哀。也不知为什么，听到他们的讲话声，我老是想到白居易的《放言》诗中的一首：“朝真暮伪何人辨，古往今来底事无。但爱臧生能诈圣，可知宁不解佯愚。草萤有耀终非火，荷露虽团岂是珠。不敢燔柴兼照乘，可怜光彩亦何殊。”我默默在心中诵诗，那种感情很特殊。
当然，我很卑鄙，卑鄙得把自己的想法埋在心里一点不漏、一丝不露。“文革”使我学会了必须隐去真诚与坦率，必须做两面人。如果说真话袒露真的感情，谁都是可能蒙冤入狱甚至被枪毙的！我不能不卑鄙地保护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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