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那，我心中总结了十六个字作自己的人生座右铭：“真理有限，谬误无穷，热烈追求，冷静行动！”
晓林带晓亮于5月23日平安抵达上海，妈妈和我二妹等问知情况并看到我写的绝笔后焦灼万分。妈妈和二妹立刻打长途电话到中学找革委会负责人，严肃提出“希望你们能注意政策！如果你们这样冤枉干部而且殴打折磨，他死了要由你们负一切责任！……”这当然并不起作用，因为截至此时，全地区在“清队”中因过火而自杀的已有数百人之多。像师范的党员副校长李某，在被囚禁中愤而用砖将一根长铁钉打入太阳穴中自杀，死后作为“叛徒”处理送去火化不准家属收尸。R县一中的校长江某及副校长吕某，“文革”前都是教育战线的红旗，“清队”中忍受不住批斗的折磨两人先后都跳井自杀。我们学校的数学老教师包成业，就住在我们后面一排宿舍中，其实还未“清”到他，但他认为自己难免被“清”，用剪刀自己刺喉部自杀，将喉部刺成一个窟窿，送至医院抢救，未死，但又第二次用同样的方法自杀。包成业为人朴实，教学勤恳负责，就是出身不好，采用这种残忍的方法自杀，可以想见他的心态。
大字报常常总是一批新的换一批旧的，总是重复雷同的污蔑、谩骂、谣言和“批判”。看多了反倒不刺眼了。我常回到儿时的梦境，有时心在晓林、晓亮身边徘徊，也在上海和外地的母亲及兄妹们的身边荡漾。我在过一种不情愿过的残酷岁月，何日是个尽头？
当时的红卫兵和造反派把毛主席叫作“红司令”、“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除了有的是坏人施虐外，他们的打砸和视人命如草芥，是源于“左”的思想指导和对“红太阳”的忠心，也是表示自己的忠心。正是由于这，“忠”得干了许许多多十分愚昧野蛮的事，使死亡的阴影在无数遭迫害者的面前飞翔。“文革”期间，死神在狂笑，死神获得了大丰收。那场“清理阶级队伍”，无异于一场恐怖的大屠杀。
在全国范围展开的“清队”中，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自杀的人是难以数计的。在安徽，黄梅戏著名表演艺术家严凤英和乒坛三杰傅其芳、姜永宁、容国团都是在清队高潮——1968年春末夏季自杀的。以这些人的成就说，他们决非意志薄弱心理素质差的人，但都在殴打凌辱到不可忍受时出此下策，是谁之过，说得清也说不清！
有个典型例子：国民党有个军统上校，原是长春警备司令部督察长，名叫关梦龄。此人1948年9月长春被困后投降，投降后入狱改造了十多年，到了1961年冬被特赦。他改造得很好，对往昔颇多忏悔。狱中囚禁那么多年，并未自杀，只有悔过。但到“文革”里，重新成了专政对象，却就自杀了。这是为什么？除了说明“文革”中的青红皂白不分，反复无常、不讲政策、殴打污蔑登峰造极令人难以忍受和痛苦延续漫漫无期外，是无法作另外的解释的。
大批人自杀，促使全地区的“清队”变得和缓一些，但并未停止，而且也仍是疾风暴雨式的。由于家中母亲和二妹打了长途电话，把我叫去训话。胡绥之阴沉着脸，眼光如鹰，说：“你要死就死！死了也是不耻于人类的狗屎堆！”但我心里在说：“我决不死了！我要活着看看你们这些混蛋有什么好下场！”
我不信因果报应，也不能预见到以后“文革”结束时事态的发展，我只是要赌一口气！你们要我死我就偏不死了！钉上十字架我也不死！
“文革”中，那种削尖脑袋觅缝想往上爬的人太多了！这时，出现了一个与厉音玉同样可怕的小人物，就是仪器室的管理员范反帝。他原名范学美，就是在“文革”中改名为“范反帝”的那一位。从他改名这一细节已可看出他的作派为人。问题是此时他拿出了一份密藏着的过去的我的黑材料献给了厉音玉和工宣队。这份黑材料即“文革”初工作组和远超等让厉音玉等专案组人员整理的那一份无中生有、无限上纲的黑材料，主要是说我的长篇小说如何为国民党树碑立传，如何仇恨共产党云云。在工作组和党支部为我平反时，这黑材料已宣布作废并销毁。他却暗藏了一份，此时拿出来献宝邀功了。据他对人说：“何旺做校长时对我好严格，批评我实验用品准备得不及时！这下我可得报仇！”
那是一个太阳吐血的黄昏，西边晚霞血一样鲜红，色彩浓艳得要往下流淌。我恰好硬着头皮去食堂买饭。忽听广播大喇叭里，红卫兵和厉音玉等在大加表扬范学美即范反帝。我看到范学美也在伙房附近同人聊天，一脸沾沾自喜。广播里说：范反帝“有功”，提供了打倒何旺的重磅炮弹。就在这夜，他们趁热打铁，凶狠地把我揪到教工队的办公室，根据范反帝提供的材料批斗我，并要我逐条“认罪”揿上手印给我定案。
厉音玉、范反帝之流再一次使我想起了清代“文字狱”中那些邀功行赏的坏蛋。人性堕落到无耻的地步。那晚批斗我后，回到家里我通宵失眠，想起不少历史上的故事。康熙朝有名的庄延《明史辑略》案，是由于一个湖州府学教授赵君宋为了邀功，买了《明史辑略》检阅勘磨，搞出了数十条罪状，出榜列于学内，等于用大字报公诸于众进行揭发检举，跟着又有人为立功检举无中生有地陷害告发，遂使此案牵连数百人，使浙杭数十家被祸的庄延案正式开场。这范反帝、厉音玉之流怎么能不使我想到赵君宋之流！？……
我的人生道路铺满悲哀。要命的是《一去不复返的时代》烧掉了，不存在了！工宣队的人也看不到这部书的手稿，过去作废了的黑材料此时竟成了响当当的“铁证”。厉音玉十分得意，胡绥之也不落后。每次批斗会上，他俩都趾高气扬，将背熟了的一套“为国民党树碑立传”的谬论宣扬一通，开口闭口说我“怀着刻骨仇恨”，“是阶级敌人”，大有不杀我头不足以平民愤之恨。我不禁想：我参加革命的时候你们在哪里？我写的小说你们看懂没有？……
罪状又多了一大条：“畏罪毁灭罪证！”那逻辑是：如果这小说不是为国民党树碑立传你为什么要毁去？
灾星降临！我的罪行严重到可以“万死”。于是押我出校外到城里京剧院开批斗大会。我站在宽广的舞台上只看到台下满满的一双双绿光莹莹的眼睛。那天，上台批判的人一个个磨刀霍霍，阴森森的吆喝，热辣辣的口号。L市满街贴出的打倒我的大字标语，用黑字写的每个字有一米多高。我的名字上像死囚犯似的都被打上红色的××！“风头”真是出足了！
一天，又押着我游街，拉到红卫兵广场上开大会批斗。胸口像压着巨大的石磨，我屏住呼吸亲眼看到巩西钧之流穿着军装出席批斗会，含笑得意，神采飞扬。批斗完毕，我满身疲惫，我的心很累。巩西钧竟走到我面前用手扳住我的脸侮辱性地看看我，然后才走。这个人后来在部队的派仗中垮了台，被作为“反军”分子处理，一直被软禁了二三年，随王效禹成了殉葬品，没有落得好下场。而当时站在台上挨斗的人，无论是教育界的、文艺界的或是地专机关的干部，总算大都有了善终。
中国式的愚忠在中国历史上造就了许许多多忠臣名将的死！就是死时也要三呼万岁跪地叩头感谢赐死的。这种“愚忠”在“文革”期间可说是发展到了顶峰。武斗时，有的红卫兵被对立派打败了纵身跳楼自杀，嘴里也喊：“毛主席万岁！”有的“黑帮”自杀时留下遗书：“毛主席，我是忠于您的！”这里面有真也有假。但真的是大多数或多数。那是长期搞运动搞思想改造和宣扬个人迷信，耳濡目染所造成。“文革”中，对愚忠的宣扬更是贯彻始终不遗余力的。而我，常梦魂萦绕的仍是我那自愿奔向红色的过去。我的头脑里也依然盘旋存在着神化、迷信的愚昧意识。我曾对古代的愚民政策予以否定，可是自己陷身于愚昧并不自觉。一个头脑复杂的知识分子受迷信之毒会如此之深，说明宣传教育工作确有水滴石穿之功效。但当我从神化、迷信中幡然醒悟过来时，就会更感到愚昧之可笑与迷信之可悲了！
在这个阶段，工宣队员给每户人家的大门玻璃窗上都刷上毛泽东的彩色军装头像和一个红色的大“忠”字，还刷上“斗私批修”的字样，我们的家当然是不刷的。我竟感到很失落、很悲伤，仿佛少了我应有的一份光荣。我不愿被剥夺这种权利。其实，那又有什么意思！提这，是说明我当时的愚昧与虚荣而已。工宣队当时还带着大跳“忠”字舞，“向毛主席献忠心”。我远远看见过他们带着男女教师跳，很有趣。他们胸佩巨大的毛主席像章，手捧语录本，围成一个象征忠心的圆圈，一边高唱“亲爱的毛主席，我们心中的红太阳”，一边反复转圈，同时做出表示献忠心的舞步、手势等动作。也不知为什么，尽管对门上未刷“忠”字，我感到失落，对这种“忠”字舞我却感到看了以后汗毛立正、皮肤发痒。这大概是过分的讨好、献媚的行为，使人肉麻的原因吧！？这种“献忠心”的“忠”字舞，表达的感情太虚假、太做作。只见风行了很短的一段时间，就未见再跳了。显然，它不属于高雅艺术吧！？
被“清”出“队伍”的人，没有这种值不得羡慕的把肉麻当有趣的“权利”。我们有的权利是每天“早请示、晚汇报”，每天要“天天读”。起先让“天天读”（读语录），后来又说“不能让阶级敌人有这种读红宝书的权利”，于是把“天天读”改成“请罪”。每天早晚两次要列队在校园里新建的一个巨大的毛泽东立像前低头认罪。“请罪”的方式就是每个人嘴里念念有词把自己的“罪行”叙述一遍，然后说些“敬爱的毛主席啊！我有罪啊！对不起您老人家啊！……”一类的话。开头，有红卫兵和造反派监督着，大家嘴里还有声音，后来无人监督了，大家实际是在那儿静默三分钟。我自问无罪，没有对不起毛主席的罪行，要我“请罪”心里不服，开头有人监督时我嘴在动却既不发音也不说话，后来无人监督，我就只好对着像做气功入静似的休息三分钟了。
这时，工宣队又发动家家成立“宝书台”：糊上一个神龛似的纸台，祭牌位似的置放红宝书。那时，家家都有红宝书，而且每人有好几本或更多。但我们也是没资格设立“宝书台”的。后来，这规定放松了，你设置了“宝书台”，也没人管你或取缔。不过，我已失去了建“宝书台”的兴趣。其实，学习毛主席著作我是一贯认真努力的，对毛泽东思想我一直是珍视的，只是我发现工宣队搞的一切，除批斗外，就是让大家整天搞献忠心读红宝书，颇像和尚庙里老和尚用来管理小和尚的那一套，并非真正在学习毛泽东思想。
当我挨斗最苦的这个漫长而坎坷的阶段，妻始终陪随着我，这是使我得以度过那段可怕岁月的重要条件。我想，如果只有我独自一人，是很容易死的。有了她，有时我们在深夜时还可以附耳轻轻谈心。厉音玉有一次曾阴险地偷偷躲在我窗下偷听我们谈话，被我无意中开窗时发现了。从此，我们要谈话只敢半夜在床上耳语！真怕墙上、地上、屋顶上都有坏蛋偷听陷害！多么不堪令人想起的岁月哟！
批斗、劳改！劳改、批斗！我在呻吟中挣扎着生存。这样活着实在可怜而且卑下！但我已经经受过了“锻炼”，最大的收获是皮厚一些了，什么羞耻等等似都不存在了！我曾经对妻说过：“除了未被他们强奸，什么混蛋的事他们都做了！我现在已经能忍受一切了！”其实，话虽这么说，要“忍受”，我还是非常非常吃不消的！因为我的皮无论如何竟总是不能厚成牛皮！
九、凄凉岁月
在我遭到的无数次批斗中，最恐怖的一次，是发生在1968年秋初。
那是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深夜，我和妻正和衣而卧。两个孩子早去了上海，我们住的房里被抄家抄得物件东倒西歪。大门踢掉了，我们睡的是无门之屋。窗户都被大字报紧封着。忽然，来了几个红卫兵男学生，野蛮吆喝着我：“快出来！”我一出门，他们架着我就跑，说是高一学生集体举行批斗会。高一学生是新入校的，全是在初中经历过冲冲杀杀的红卫兵。为什么选半夜来开批斗会呢？我懵懵懂懂地被架着跑，心里认为一定有什么花样翻新，心情不觉沉重起来。
预料不错，在黑暗中，我被几个学生挟持推搡着奔向离我住处前面约五百米处的一片梨树林旁，经过三排苏联式的教室。奔得太快，我踉踉跄跄地呻吟着，走到半途，就看到前边梨树林那儿人头拥挤，像鬼影憧憧。红色横幅高挂，写着“牛鬼蛇神批斗大会”，红卫兵的袖章红得刺眼，他们将电灯接线扯出来在外边照得雪亮。电灯全用的是二百瓦大灯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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