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忠明、徐庆林加上匡军民等同隋呼、黄永华等的斗争十分激烈。到底怎么斗的，也弄不清。反正隋呼、黄永华是败阵吃了大亏的。最后，据说他们按照徐庆林的要求，杀了我的“回马枪”，承认我是一只“黑手”，想篡夺中学校革委的领导权。但表示我并非他们的“黑后台”，他们同我也无特殊瓜葛。隔了几年后，外语教师吴曼琳告诉我和妻一件事：当时黄永华被整得无法招架了，曾写了一张大字报拟出去张贴，他按照徐庆林等的意思，编造说我已组织了一个班子准备夺校革委的权。那班子中包括翟任余等许多人。这是他胡乱编造的，因徐庆林等答应他承认了这些就可以放他过关。这大字报如果当时张贴了，我准被殴打批斗得更惨。所幸当时黄永华贴出大字报前征求吴曼琳的意见时，吴曼琳对黄永华说：“你这太缺德！你不能无中生有这样做！你要慎重！”大字报才未张贴。后来，隋呼、黄永华与徐庆林、杨忠明等双方好像妥协了一段。由于隋呼、黄永华在外边也有一定的力量，可能是让出了学校的地盘由杨忠明、徐庆林占领。但徐庆林计谋很多，始终在摇动鹅毛扇，最后，他成了胜利者。隋呼虽未被打成反革命，也未扫入被清理阶级队伍的人中，终因受到大字报的不断围攻，心情抑郁。一天，他患了急性盲肠炎，肚子疼时还吃了街上买来的不卫生的熟食。送到医院后，由于医院的“文革”将所有技术较好的外科医生全部打成了“反革命”，在清队中做了清理一律劳改，执刀的是一个蹩脚的医生，替隋呼开了刀，结果手术失败，隋呼竟然这样死了。他死后，黄永华和翟任余始终也就处在一种挨整的倒霉境地里了。
隋呼是青岛人，有一个姐姐在台湾。可能由于这原因，他大学毕业后未能回青岛而被分配到了鲁南。他是独子。父母年迈，在他死后，父母来校将儿子骨灰携往青岛，我曾看到过他父母当时来校痛哭儿子不幸早亡的悲惨情景。
我每日都在各班挨打挨批斗，身上总是带着伤。每次“批斗”，常常等于进一次私设的公堂遭受酷刑和审讯。总是逼着我“竹筒倒豆子”“脱裤子割尾巴”。这时，工宣队入校了。工宣队是按照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入校做领导斗批改工作的。来学校的工宣队由一伙戴黄军帽的地区建筑公司的工人和另一伙电厂的工人所组成。建筑公司来的工人有的文化低、粗野而不讲政策。一天，叫我去谈话，为首的一个大胖子说：“你就是这所中学的苏修。我们，是来收拾你的！欧洲的明灯阿巴尔尼亚（他把阿尔巴尼亚念成阿巴尔尼亚了）敢同苏修斗，我们工人阶级会怕你吗？”我只好回答：“不怕！”他打了我一拳：“不怕？你不怕？”我忙答：“怕！”他又打我一拳：“怕？我会怕你？”我只好闭口什么也不说了。电厂的工人文化比较高，由一个姓任的八级老师傅任队长。姓任的队长也不知什么原因看到我就很仇视，但大多数电厂工人文化较高，政策观念还是较强的。这些工人，无论建筑公司的还是电厂的，都是“五大”观点。据说，给“七大”加温时，建筑公司的工人都是“加温”的能手，打人都打红了眼。厉音玉这时就跳出来同野蛮的建筑公司工宣队员攀上了关系。一天下午，他来喊我到教室去。我去后，发现一伙建筑公司的工宣队员都坐在那里一个个像刽子手似的。厉音玉揿我的头让我弯下腰，阴狠着脸挑动，说我写小说“为国民党树碑立传”。两个打手一般的建筑公司工宣队员就一定要我交代为什么和怎样为国民党树碑立传的？我解释：不是那么回事，马上遭到厉音玉和工宣队员的狠打。一个高大粗壮的建筑工人用手掐住我脖子，一俯一仰险些将我掐死。我脸色由红变紫，舌头也拖出来了。最后，又猛打一顿结束。次日，在“教工之家”会议室开会批斗，全体工宣队员出席，建筑公司工人仍旧掐我脖子并殴打，我舌头又伸得老长，这引起了电厂工人反感，予以阻止，认为损害工宣队形象，太不讲政策。于是由电厂工宣队员和建筑公司工宣队员开会辩论。最后，由电厂单一派工宣队员驻校，以军分区的一个姓赵的军医为指导员，队长仍是那个姓任的八级工。建筑公司的工宣队员全部撤回，换了电厂的工宣队员，殴打现象有所改善，但批斗仍旧未曾减轻。
作为“清队”，被扫入劳改队伍的人逐渐增多。一些所谓“死老虎”，除远超、薛礼、屠春、徐大杰、秦有才、曾文生等之外，又增加了原团委书记邹家田、数学老教师汪友林、人事干事宜汇英、语文教师陈茂流、生物教师沈心俊、伙房工人龚会如、会计王一石等，真是洋洋大观，所有的人一律都进行劳改。妻受我连累，一度也有两天被扫入劳改队伍之中，只是不知何故未受批斗并且很快获得了自由。每天，我同远超固定挨斗的次数最多，有时则远超、我、薛礼、邹家田四人一起挨斗。只要广播大喇叭高声一喊：“快快快，反革命分子远超和何旺快到大礼堂接受革命师生批斗！”我俩就从劳动的地点赶快跑到指定地点去挨斗。
偶尔，也被押到红卫兵广场去接受批斗。同台批斗的是地区的原党政领导干部和三名三高的演员等。挨斗之前，京剧团的造反派照例先在台上唱一段西皮，戏词是：“首先敬祝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再祝我们的副统帅林彪同志永远健康！永远健康！”还有一次，居然加上了一段：“也祝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旗手江青同志灿烂辉煌！灿烂辉煌！”那味儿真像一盆甜羹里撒满了花椒盐与辣椒粉，怪得叫人难以忍受。不过这些西皮，似乎并未得到好评，以后就很少再听到唱了！倒是批斗会上一男一女呼叫口号声：“打倒×××！”“×××不投降就叫他灭亡！”“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那种尖厉、粗大的口号声，听了叫人浑身难受，留下的印象是难以磨灭的。有人笑说那是“韭菜炒大葱，乖乖隆的咚！”
那时，已派人在校门口用木头和黄泥做了两个大模型。高的是刘少奇，矮的是邓小平，都漫画化了的。平时放在校门口让他们“低头认罪”。每到挨斗，规定我和远超必须赶快跑到校门口，他抱少奇、我抱小平，同到挨斗的地方，将木头偶像放在自己身旁一同接受批斗。若干年后，邓小平同志已经出山，有人同我开玩笑说：“如果老邓知道你当年抱他大腿抱得那么紧，你找到他，他一定会提拔你的。”虽是笑话，我听了回忆往事却感到别有一番辛酸滋味在心头。
像生活在风沙扑面的冬天，心上老像有刀子在剜剖。我只有自己努力挺立在寒风中，像掉在冰河的激流中，精力全耗尽在不被没顶的挣扎中。有一天批斗，我看到袁先扬得意地去参加我的批斗会，并边走边对别人说：“哈哈，今天再狠狠斗斗何旺！……”这时，有个学生疯狗似的迎面冲上来，用脚踢我，又用一根棍棒，像掷标枪似的不断猛戳我。用力如此猛，每戳一下我身上就是一个紫血斑。他忽的对我心口猛地飞起一脚，幸亏语文教师汪家坤此时已是增补的校革委副主任了，他为人善良，飞跑过来拦阻，将学生一推，脚未踢中。他又将那学生劝走。那次我挨斗时，又遭殴打侮辱，回到家中，我想起唐诗中有卢照邻的一首短诗，中有“岁去忧来兮东流水，地久天长兮人共死”一句。他是因风疾缠身不堪折磨而自杀的。“文革”的折磨，使我也实在不想活了。我觉得我过去所衷心追求的革命不应当是这样的！这种失望使我丧失了生活下去的勇气和兴趣。我感到十分冤屈，十分失望。更感到心灵和皮肉上所受的折磨太大太深。这场史无前例的“文革”，像无底的苦牢和深渊，步履艰难，我看不到一点希望，而人性之沦丧变异成兽性，又令我发指。我忽然想到罗马神话中的英雄西西弗，他被罚不停地将一块巨石推上山顶，周而复始，老是这样反复地干劳苦艰难的无效劳动。我们这场“文革”不也是类似的悲剧吗？我内心悲苦消沉，我的心和身体都太累了！我决定一死以求解脱！
这个阶段，晓林和晓亮十分可怜。我受凌辱，她们也受凌辱。生活如此黑暗而辛酸，大脑神经的弦，始终绷得紧紧的。我自信无罪，正因自信无罪，才能活着。但到这时，我虽自信无罪，已被打骂凌辱得忍受到了极限了！同妻商量后，决定让晓林带晓亮去上海妈妈处生活，然后我俩就自杀。解脱苦恼，了此残生！
晓林当时仅十一岁，可爱的晓亮仅五岁。晓林是个伶俐能干的孩子。只是去上海路途遥远，交通不便，要先坐长途公共汽车到新沂转火车往徐州，然后才能由徐州坐火车到南京、上海。世道极乱，两个这么小的女孩上路能平安吗？大小孩带小小孩能行吗？都是问题，但已管不得许多了！我心上像有鞭子猛烈抽打。我写了一封绝命书封交孩子带给妈妈，告诉妈妈我和妻决定自杀及我们的冤屈。我们将一些积蓄及值钱的东西、衣物交给晓林，又将较为好些的绒线衣等尽量给两个孩子穿在身上。那时天已有点热，是1968年5月下旬。一天黎明，就让晓林带了妹妹晓亮，由学校后门北墙豁口处偷偷爬墙出去。两个孩子对父母依依不舍，我同妻也对骨肉依依不舍。孩子们今后将是没有父母的孤儿了！对父母只能留下袅袅如烟的相思了！而我的母亲和兄妹今后也将看不到我们夫妇了！孩子们路上会不会遇到坏人出事，谁能预卜呢？我暗自在心里说：亲爱的孩子！别恨你们的爸妈！我们无罪，都是好人！我们曾付出重大牺牲献身革命！我们都是好的干部，不计个人利益，只知为人民服务。但我们不能理解这场“文革”，我们厌世了！原谅我们！将来忘掉我们吧！等你们成人，我们相信，中国一定会变得比现在好，你们要努力，要做好人，做对社会对人民有贡献的人！……那真是伤心至极的情景！
那天清晨有雾。透过北窗，在淡淡的白色的晨雾中，看到两个孩子小小的身影负着提包走着，渐渐在北墙豁口那边隐没，我和妻都恻然泪下了！
没人发现两个孩子已经离开。在孩子走后的那天白天，一早仍有红卫兵来骚扰，揪我去批斗，但我尽量使自己气度洒脱，批斗时造反派揿我的头要我弯腰，我总是昂头挺胸站着，挨了打也不在乎。死都不怕，我就无所顾忌了！我早预备了一瓶安眠药，足够我和妻两人服用的。傍晚时分，我们也没吃晚饭。我对妻说：“我们一块走吧！到了那个世界，我们再在一起！”但妻突然平静贤惠地说：“我愿意陪你一起死，只是我们无罪！你再慎重考虑考虑，是不是死？因为两个孩子太小，我们既有了她们，又甩下她们，我们死了她们太可怜了！”
我听了她的话，心里一怔，悲从中来，思绪乱极了！我们相互有火一般的注视。我看到她墨玉般的眼睛里闪着坚毅的光，但我没有立刻回答她。我们默不作声。那是无声的哭泣！只是我却沮丧了！我想起了初识妻时的那年轻时代的欢乐，我想起了新中国成立前为革命出生入死的冒险经历，我想起了她回来后50年代时我们一同走在洒满阳光的北京王府井大街上的情景。我们一家也曾同在新建的华丽的人民大会堂里欢乐地参加春节晚会……
天黑了！夜晚又是停电，只能点蜡烛。烛光摇曳。有飞蛾来扑火，烧死在火中的身体发出“吱吱”的声音。我忽发奇想：飞蛾执着地寻求光明的信仰是受尽历代文人歌颂的，但这种愚蠢的行为太可悲了！我们的“文革”像不像一场飞蛾扑火的勾当呢？如果我们自杀，是不是也像飞蛾一样呢？……
我“呼”的吹灭了蜡烛，同妻一起默默坐在漆黑的夜里。……
考虑了整整一夜，装在茶杯里的水放在桌上，安眠药瓶始终握在我的手中。到第二天拂晓，我经过冷静的反复思考，觉得如果自杀就会被指为“自绝于党”、“叛徒”，就会使妈妈伤心，就会影响兄妹们的政治前途，更会使两个可爱的孩子更加可怜。妻舍弃了许多独自从台湾回来与我结合，当然不是为了求得这样悲惨的结局！我对妻说：“你的想法是对的！我们不能死！我已下定决心，再苦也要活受下去！”
第二天，仍是“揪”我去批斗，而且让我戴一顶一丈多高的马粪纸卷成的高帽子去挨斗。这是恶作剧，高帽子太高，要用双手扶撑着才能戴在头上。我很痛苦，台上台下的“革命师生”有不少却在哈哈地笑得高兴。这时，他们已经发现我的两个孩子不见了！批斗时就审问我孩子哪里去了！我估计孩子已在途中他们无法去追赶回来，就坦率地说：“我让孩子投奔祖母去了！”这当然又增加了“罪”，批斗中有人反复打我，我咬着牙忍耐，用阿Q精神在想：打吧！这比古代的“下油锅”、“炮烙”等酷刑究竟舒服得多！有什么不能忍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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