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找过刘相同志以后，我马上到县图书馆找远超的爱人老商。老商是在县图书馆当副馆长的。“文革”前，我与妻同老商熟识，关系应该说是比较融洽的，但此时已久不见面了！我在墙上贴满样板戏彩色剧照宣传画的办公室里找到老商。向她开门见山地说：“我并没有问题，但到今天不解放，我认为这可能是老远报复我。我要请你转告他：我现在已经找了上边，如果他再坚持不解放我，我已下定决心，我要同他拼命！我忍受得够了！”
一缕午后的斜阳洒落在窗前的书桌上，老商态度很好，说：“这决不是远超报复你！这场‘文革’他吃的苦也不少。他不能迅速解放你确实不对。听说仍有人阻挡！我回去后同他讲，你放心！”
是谁阻挡？弄不清，反正总是厉音玉那类人物吧！老商回去怎么讲的，我也不清楚。反正，由于上边主张解放，远超同意解放，我又没有什么不应再不解放的理由。我立即得到了解放。那是一天下午刘相同志找我谈话时告诉我的，他让徐秘书把我请到家里，那是一幢二层的地委书记住的小洋楼，在会客室里，他对我说：“我们研究过了！决定立刻解放你！你有什么要求没有？”
那时，暮霞凝血，灿烂无比。事情来得太突然，我真是喜出望外而又悲从中来，一场多么可笑可悲的滑稽戏哟！“解放”是那样困难，可又这样容易！我一时想不出什么“要求”，就提出了三点：一是我希望不再在中学工作，能调动一下；二是给我写个结论，将我档案清查一遍，不要将“文革”中那些莫须有的黑材料放进档案以后造成麻烦；三是我长期没有看过文件，对外边情况太不了解，希望能补看文件。此外，我附带提出：抄家时抄走的我的作品希望能还给我。
刘相同志五十多岁，面带笑容，爽朗地说：“你的要求别的都可以办到。你写的作品叫他们还你，文件让你看！结论当然会做的，黑材料也一定不夹进你的档案里。只是你要求离开学校，你想去干什么呢？”
我说：“当售货员也可以。另外，我见新建的那个展览馆很大，我是否可以去那里工作？”
刘相说：“怎么能让你去做售货员呢？去展览馆也不行。你的级别高，放到那里不合适。馆长早任命了，才十八级！我的意思是仍恢复你的原职！在哪里跌倒就在哪里爬起来嘛！这不比什么都好？”
他的话打动了我的心，我终于点头说：“好！”唉！像《艾丽丝漫游奇境记》，游了半天，仍在老地方！怎么说呢？
像蝉在地下黑暗中埋藏了许多年，如今离开黑暗见到了光明！我心里像藏着春天，仿佛久雨放晴，乌云退了，暖融融的，照着一片青山绿水。能得着这么一种心境，我觉得既宝贵，又满足。回到学校，快步回到家里，将情况告诉了妻。在“文革”中，我第一次在她的脸上看到了粲然的笑容。为了表示反抗，我去找了程金声，大声对程金声说：“从今天开始！我不再打钟了！你另外找人打吧！”他发现我说这话料定必有来由，点头哈腰客气地说：“怎么啦？”我说：“你管不着！反正，你另外找人打钟吧！”我对这种劳动处罚十分反感，现在有意对程金声摆出架子说话，用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度对他，心头觉得痛快。但细细一想，这也未免仍是阿Q精神，遂又有点悲哀了！我这个人啊！
过了几天，吴光惠代表上边来找到远超和我一起谈话，给我校长职务，让我主持工作。远超将他的办公室让给了我办公。这时，他将提升为地区文教办公室主任要离开中学了，对我表现得很友好。我仔细全面衡量了他的为人，感到他总的来说确还是一位比较好的干部。于是，我也高姿态，前嫌尽弃，握手言和。
原支部副书记薛礼也要调走。袁先扬仍任副校长留校管总务行政工作。他年岁大了，不久后就长期养病了，另调了别人来加强学校的工作。
我解放了，也同意留校工作了。对那些打我的、踩我的、陷害我的……我想起了鲁迅的打落水狗的名言。但我决定还是为了工作，为了政策，为了中国能前进而扫尽恩恩怨怨，宽宏大量。
另一方面，我心里仍余悸不消。一怕上边不知又会有什么新花样；二怕厉音玉这样的“狗”依然要伺机咬人。教育工作太难做，说不定哪天又要出问题。记得汉代东方朔有《嗟伯夷》诗说：“穷隐处兮，窟穴自藏。与其随绥而得志兮，不若从孤竹于首阳。”我当时内心就深有这种心情。我很想甩挑子了，就提出：我长期遭受摧残，身心交瘁，而且母亲去世也未奔丧。我想休息一段，带两个女儿回一次上海。妻当然也支持我带孩子去一次上海。她要我散散心、养养身体，恢复一下精神上和心灵上的创伤；她也要我去向母亲的骨灰告别，并看望一下在上海的妹妹和亲友。她愿意独自留在学校。岁月在她姣好的脸上已经留下了一丝浅浅的皱纹，但她还是那样的优雅和沉着。
我的要求被批准了。9月27日那天，我特地带了两个孩子到附近华东烈士陵园里拍了一张照片留念。这照片我始终珍藏着，照片上的我瘦削而皱着眉头，似乎心上的伤口尚未平复，但眼光是瞩望着远方的。然后，在9月29日，我带了晓林、晓亮离校启程去江南。
我有一种鱼离开网的感觉。其实，已没有网罩在身上，但那种网罩着我的感觉，并不是很快很容易消除的。我觉得我仍是“噤若寒蝉”。我的目的是到上海为苦命的妈妈凭吊，并带吃尽了苦头的孩子到我梦中常常萦绕的苏州、杭州游览一次。晓林这时在农机厂做徒工，请了假；晓亮上小学实际每天上课都是学点“语录”，别的并不学，也请了假。我的“解放”终于在我自己做了努力争取后就这样实现了！如果等着人来解放我，那就很难说是什么局面了！
虽然“解放”了，但几多凄楚，几多落魄，心中总是伤逝与寂寞。我们坐长途汽车到了徐州，满身灰尘，满脸疲倦地下车。徐州当时正从十分混乱的情况下开始恢复了点秩序。但，火车站里外挤满了逗留着的男女旅客，地上肮脏，空气混浊，乞丐很多，盲流的人更多。火车是时断时开的。因为一个叫作“火车头”的造反组织，大约是“踢派”观点的仍在破坏“抓革命、促生产”。结果，这个“火车头”组织的坏头头被抓了，据说要枪毙！火车就通行了！徐州火车站四面仍到处贴满了“打倒……”、“砸烂……”的大字标语，说明派仗仍在进行。
自从1971年9月发生了林彪事件后，江青进入“消沉阶段”，有一度报上几乎看不到她的照片，看不到她的讲话。但在1972年10月，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又把批判“右倾回潮”的旗号打出来，为攻击、诬陷周恩来总理作准备了！
尽管到处仍在叫“形势大好，不是小好”，实际形势已是很坏很不好了！说假话说空话说大话已经成了“文革”中的一股风气。
在火车里，夜间惨淡乱摇的灯光，照着站满过道的打瞌睡、吸烟、咳嗽的人们，火车在荒郊中驶行。天，下起了大雨。雨中火车的汽笛声沉闷沙哑，像哮喘的老人拼命呼号。从火车上拥挤的人群的态度和表情来看，我能感到人们虽不敢多说什么，但话声和语气对“文革”是普遍不满的。所谓“大民主”，大家都已深恶痛绝。人们当然渴望民主，但不要冒牌货。所谓“大民主”，造成的是无政府状态，于是好人受气，坏人得志。所谓“大民主”，破坏了稳定，造成了混乱；在火车上，那种种担心工农业凋敝，担心物资缺乏供应无保障许多东西都买不到，担心破坏的想法，和对“文革”的厌烦情绪，都在群众的对话和表情及叹息声中看得出感觉得到。愁眉苦脸，摇头叹气，是那时最多见到的一种民心的表现。
火车路过南京，经过下关到和平门，过玄武湖时，只看到一片凄凉。龙盘虎踞，却王气全无。我心头不禁吟起李商隐的《咏史》诗来：“北湖南埭水漫漫，一片降旗百尺竿。三百年间同晓梦，钟山何处有龙盘。”吟着，吟着，也不知为什么，心头感慨万千。新中国成立后，成就不小，但总是运动多曲折多。终于又来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国的事，外国来侵犯是一回事，自己将自己搞垮又是一回事。如今山川形势依然如同畴昔，但祸起萧墙，那么多功臣、名将都被斗倒斗垮斗臭甚至斗死，人民生活凋敝，却还一天到晚吹嘘“文革”如何如何好，打肿了脸充胖子要坚持到哪一天呢？
“文革”的发展，逐渐失控，到这时，谁说话也无人真的奉行了！尽管一天到晚将“最高指示”放在嘴上念了又念，那是假的！该武斗的仍武斗，想“打倒一切”仍“打倒一切”。有个政治笑话流传得很广：毛主席到上海，要请原上海市委负责人陈丕显出来工作，陈丕显红小鬼出身，“文革”中被批斗得很惨，早“打倒”了！陈拒绝再出来工作。毛主席来到他家中看望。陈丕显擀面条招待毛主席，问：“这比长征时我擀的的面条高明多了吧？‘文革’中我就会了这么一点本事。”毛主席沉默无言，饭后两人下象棋，陈丕显用当头炮，毛主席只会把卒子向前冲。陈丕显打掉了毛的老帅，毛也不管。陈丕显诧异地问：“为什么这种下法？”毛主席叹口气回答：“唉！老帅靠了边，车马炮都调不动了，不这么下怎么下？！”
我虽是小人物，那时也有陈丕显那种不愿再干的消极心情。我决心带着两个孩子到苏州游山玩水，那真是一种可怜的欢乐，心情是凄凉的。到苏州是在上午，我们父女三人下了火车，然后我带她俩游览了虎丘和拙政园。风景名胜处都是既脏又乱，一副败落景况。拙政园里正开放着黄色白色的菊花，红色的柱子不知为何都漆成黑色的了，黄白色加黑色有一种像开追悼会的颜色。我打听了一下我初中时代的语文老师范烟桥的情况，才知他与别的被视为“鸳鸯蝴蝶派”的作家都被打成“牛鬼神蛇”，早都死了。呜呼！烟桥老师！哀哉！
在苏州带两个孩子到“松鹤楼”吃饭。这是有名的馆子，论理应当吃点炒虾仁之类的江南水乡名菜。但如今只卖工农兵大锅菜，价钱也并不便宜，菜却粗糙无味，也不卫生。吃得很不舒服。出来后，人疲劳了，想找个住宿的地方，登记处却只能介绍到肮脏的浴室里去住。而且要父女分开，各住各的。没有办法，只好当夜坐火车赶到上海。
看到苏州那种肮脏、混乱、凋敝与不景气的状况，倒足了胃口，对去杭州我也丧失了兴趣。我在深夜带着两个孩子，怀着一颗破碎的心和强烈的亲情到了上海成都南路妈妈住处，高声叫门。
过去，只要我高声叫门，在三楼上的妈妈就会马上高声答应：“来了！”但妈妈不在了！我叫了门，又敲门，手和心都因激动和悲伤而发抖。久久压下在心头的隐痛一时弥漫我整个胸膛，我心酸了，眼眶红了。来开门的是二妹和大妹。大妹也已“解放”，二妹安排我在三楼上住。妈妈是在三楼厢房里去世的。我在那里对着那张她患癌症离世前睡过的大床凝望了许久，心潮起伏，如烟的往事许许多多在一刹那间涌上心头。于是，我不禁又想起了李清照那首《渔家傲》的词来，眼眶止不住湿润了！
这真似一次告别归梦的旅行。那夜，我带晓林和晓亮睡在三楼客堂间里，那是妹妹们怕我触景伤情，故意不让我在三楼厢房里住的。一种巨大的失落感包围着我，窗外很静，夜在消逝。我整夜失眠不能入睡。我觉得在艰难时世中能坚持自己的信念和操守，同时能不断上下求索，校正自己的人生航向，这可能是我在“文革”中的唯一的一点收获。但我丧失的太多了！我失去了亲爱的妈妈，失去了这么多年的大好时光，失去了我拼搏写出的长篇作品，失去了健康，险些失去了生活的兴趣和勇气，长期被整得死去活来……我怎么能不悲痛？
记得第二天我上街，就在淮海路上，我见到一个约莫三十岁光景的年轻女人，背着油画画具，手里拿着一叠乐谱，蓬头散发，低头跪在路边人行道边的地上似是乞讨，但又好像是精神病患者。她穿着一件质料上乘但被撕破了的秋叶色破旗袍，无论从容貌或从气质上看，显然都是一个有教养的美丽的女性。围观的人很多，我发觉她两眼发直饱含泪水，充满失望。从画具和乐谱看，我能意会到她很可能既会绘画又会弹奏乐器，可是她竟落到这种地步。我难过了！经过尖锐痛苦的人会更具有同情心。我无法同她谈什么，我只能匆匆将袋里的钱拿出一部分，急急忙忙轻轻塞到她的手里。周围的人看着我。我头也不回地匆匆走了。我愿意能帮她克服一点困难。哪怕给她仅仅一点温暖也好。这是那次到上海时的一件难忘的事，至今我仍清楚记得她的容貌和姿态。唉！不知她后来怎么样了？！
妈妈的骨灰，葬在上海郊区宝山县罗店镇馨姨母住屋的后园竹林里，馨姨母是妈妈的表妹。我带晓林、晓亮前去扫墓。大妹带了女儿陪我们去。去延安东路坐71路车到大世界，又转46路车到中山北路北区汽车站，坐长途车到罗店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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