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终于有了重写节振国和希伯的可能。
这两本传记小说，写节振国的《血染春秋》是三十八万字；写希伯的《外国八路》是二十万字，我几乎是同时构思的。
重写节振国，除了写中国魂，也是将被颠倒的历史颠倒过来，不使烈士蒙受耻辱，当然，最主要的是我想正确反映日本侵华那段历史，弘扬中华儿女的爱国抗日情操。
很长的一个阶段，我奔波在冀东唐山开滦矿及东八县，并到河北邯郸、石家庄采访，为“寻根”专程到节振国的故乡河北故城县找材料。我没有按一般传记小说的常规从幼年写到死，而只是重点写了节振国一生中最光辉灿烂、可歌可泣的一段，时间是从1938年春写到1939年秋节振国牺牲，取名《血染春秋》。
《血染春秋》出书后，连印二版，1982年评为花山文艺出版社优秀图书，1983年被河北省列为职工读书活动推荐书，1986年由唐山电视台改编为电视剧。
采访汉斯·希伯的事迹写成传记小说《外国八路》是与写《血染春秋》交叉进行的。
1978年雨季，为收集希伯的材料，我在鲁南东蒙群山中艰苦地沿着希伯当年足迹采访。过山洪泛滥水深齐腹的蒙河，冒雨登山凭吊战场遗址。恶劣的气候和卫生条件造成的痢疾折磨着我，使我完全能体会到当年一个外国作家兼记者，随八路军在这里反扫荡时的艰苦状况。我访问了许多当年了解希伯的中国人和外国人，终于将长眠在沂蒙山区四十多年的希伯的点点滴滴发掘出来，写成了《外国八路》。
《外国八路》出版后，很快再版。山东电视台1986年拍了电视剧。接着《希伯文集》由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民主德国的汉学家谢纳尔博士1988年在德国发表了评介《外国八路》的文章，最近她来信通知我：民主德国军事出版社已请人翻译，拟在1991或1992年出版此书。
三
我曾经有过一个寂寞痛苦的童年，由于父母在我童年时离婚，我先后有过两个后母。如果说，屈辱的童年导致我极注重事业，那么，童年的艰辛更使我珍视温馨的家庭生活。我一直努力在事业和家庭之间找到和谐与平衡。
认识我的人都知道我有一个好妻子。我们从十八岁认识到现在，四十多年间从未吵过架或红过脸。
我们的结合是经历了十分曲折坎坷的途程的。这也许就是为什么我们都互相更珍视爱情的缘由吧！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在上海总工会工作，她是国民党一位元老的最小的女儿，随家去了台湾。我们被无情的海峡分开，在敌对战火中割离，只能经香港中转秘密通信。这在当时的确不是件小事，好心的同志劝我同她一刀两断，可是我做不到。
一位“左”得可怕的同志拍桌子要我回答：“是要革命还是要爱情？”
我发自内心地冷静回答：“我都要！”
幸好当时主要的领导人通情达理，相信我的真诚，最后答应：“想法争取她回来！”
她的回来，真是一段曲里拐弯不寻常的历程。她冲破了重重罗网踏进了罗湖桥，我们终于团聚。我们只花了五毛钱在上海法院公证结婚，她抛弃了公主般的生活，穿上灰布制服同我这个拿供给制的干部共同生活。一晃几十年，1981年《花城》第一期上曾发表我一个电影文学剧本《明月天涯》，是以她的回归写成的。那是我献给她和献给我们之间爱情的礼品。人说那写得很美。
我们在“文革”中同患难。我们互相爱护慰藉，全赖爱情支撑生命。可能她是得到保护的，没人侵犯她，侮辱她，这是我唯一的欣慰。
一个冬日的夜晚，我被殴打得太重，感到苦海无边，万分冤屈，我对她说：“起凤，我们死了算了。”我悄悄藏着一瓶安眠药，足够两个人用的。
她动情地说：“跟你一起死，我愿意！可是，你再慎重想一想好不好？如果我们死了，问题更弄不清，何况，两个孩子还小，太可怜了！”我终于打消了自杀的念头。
在患难中，她承受的痛苦一点也不比我少，她从不当着我的面哭，但我知道她心里有多少苦。当我母亲病故的消息从上海传来时，她怕我受不了刺激，独自承受悲伤，瞒了我七十多天。
我们养过一只小麻雀，训练到能飞到手上吃食，放在门外飞出去还会飞回来。这小麻雀带给我们很多乐趣。可是，它被一个学生看中了，强索去喂养。我们叮嘱他好好照料，他答应了，可第二天我们就得知，他将麻雀当晚就烧熟吃了！这件事至今我们想起还会难过。
这些年里，我以忘我的精神拼命工作，为采访、写作，经常离家，经常熬夜，一个家，两个孩子，里里外外，全都由她承包了，有些作品她也出了力，从未有过一句怨言。我对她说：“我的一切作品都该署上你的名字。”
我的职称被评为编审后，她也被评为中学一级教师。拿到聘书那晚，月光如银，洒满窗前，我们关了电灯，沐着月光，喝着清茶。
我说：“我们现在都找到了我们自己的价值。”
她说：“可惜我们都老了！”
我望着月光下她那略带憔悴已变得苍老的面容，心里无穷感慨。她年轻时人人夸她美丽，可是美丽的姑娘经过艰苦岁月的磨难，已变成老太太了！韶光似水，往事如烟，我们得到了一些东西，可是，失去的也太多了！
她常说：“只要国家富强了，我们个人有再大的牺牲也没关系。”
是呀，祖国！我们什么不是为了您呢？
四
我在“文革”中和后来的几年中常做噩梦，总是梦见被“提审”时，反复问我：“你写《月落乌啼霜满天》是不是为国民党树碑立传？”然后，浑身冷汗，在被殴打中醒来……
《月落乌啼霜满天》是我“文革”前花了十多年业余时间写成的长篇小说，那时有一百二十万字，从1936年西安事变写到1945年抗战胜利。“文革”既起，这部书稿使我受尽摧残，最后，书稿片纸无存，全部毁灭，十多年的心血烟消云散。这是我在“文革”中伤心的一个大损失。
天下的事每每难以预料，70年代末，我在山东突然收到中国青年出版社的信，热情索取此稿，我只好回信表示遗憾。不久，又收到人民文学出版社来信，询问此稿情况，收到我的复信后，他们鼓励我将书稿重写出来。
重写这样一部书稿实在不是件容易的事！我想起明清之际著名史学家谈迁，他用二十多年完成了卷帙浩繁的明史《国榷》，不料一夜手稿竟被小偷窃去。这时他已五十五岁，伤心而不灰心，又用十年编《国榷》，终于第二次完成了一百零八卷《国榷》。巧的是那年我也五十五岁。我思索到：人生包括两部分，过去的是一个梦，未来的是一个希望。我不能放弃希望。1980年，我重起炉灶，开始进入紧张的创作。
《月落乌啼霜满天》是一部歌颂爱国主义、革命人道主义、反对非正义战争的长篇小说。中国的抗日战争始终是在以国共合作为中心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进行的，这才可能团结了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调动各阶级、阶层抗日的积极性，最大限度地孤立了日本侵略者和汉奸。然而当时我感到在极“左”路线影响下，文学作品或史学研究常有人讳言事实。我力求按历史唯物主义原则如实再现那段多棱多角的历史。
我终于将《月落乌啼霜满天》重写出来，我心中感受到一种从未体验过的“合浦珠还”的喜悦。
这本书1987年5月出版，五十六万字，初版一销而空。《人民日报》《文艺报》《文学报》《读书》《当代文坛》《小说评论》《当代作家评论》等近二十家报刊发了评介，1988年荣获四川郭沫若文学奖。它的续集姐妹篇《山在虚无缥缈间》，五十二万字，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审定发稿。
五
我在沂蒙做了十四年教育工作，可以说是“桃李满天下”。一次，在北京，路遇七八个军官，都上来亲切地叫我“王校长”，然后邀请我参加他们中一人的婚礼，享受到贵宾式的待遇；一次，走在乡间的公路上，后边来了一辆吉普，在我身边“吱”地停下，一个县委干部跳下来说：“校长，请上车，我送您去目的地！”还有一次，在一个公路车站上，一位务农的学生忽然跑去买了几十根油条猛地塞在我手上，说：“校长，请带着路上吃！”这样使我心弦颤动的事数不清。
我爱山东，也爱沂蒙，山东给了我许多的荣誉。有人试过，写信给我只写名字不写地址，我也照样能收到。
1983年，我调到成都，在四川人民出版社做副总编辑的工作。走时，我在《山东文学》发了《别沂蒙》一文告别。我说：“离开沂蒙的前夕，才理解到我是多么深深地爱着沂蒙大地，爱着这里的山山水水，爱着这里的同志和朋友……我在这里扎根了二十二年，将我人生历程中最好的一段献给了沂蒙山……这里是我的第二故乡……我带着对祖国的爱而走，我也将爱留在此地……”
起程那天，天未亮，屋里屋外就来满了人，告别时，一握手许多人都淌下眼泪。到四川后，收到的惜别信有二百多封。
六
编辑工作是我的本行，1984年10月我从四川人民出版社调至四川文艺出版社任总编辑，终审看稿先后达三千万字。我身体本来不错，年近六十岁时，人常说我“远看像三十，近看像四十，细看像五十”。但人生常难免意外的不幸。1985年6月，我为把一个六七岁的女孩从一个深沟里救出，撞伤了脑子，经过治疗后痊愈。谁知1987年9月，左眼突然失明。原来那次撞伤时左眼也受了伤，当时治脑疏忽了眼。这次，左眼伤疤出血造成外伤型视网膜脱落，动了两次大手术，左眼失明。虽然我只有一只眼睛，但我知道我是不会浪费生命的。
近十年中，我共出版发表了三百多万字的作品，计长篇小说六部，中篇小说十二部，短篇小说六十余篇，散文、论文、杂文等三十万字。
十年以来，我注视着国家取得的进步和其间的曲折，改革开放的成绩使我具有信心，那些现存的积弊也使我忧国忧民。我们认为中国人最需要的是振奋爱国主义精神。
自己写自己太困难，但我还是写了一点。我平凡，处在大时代中，经历和生活却并不平凡。有人建议我写一本厚厚的自传，说那是一本爱国主义的、剖析一个中华儿女的书！凭它的真实，是会有点意义也能吸引人的。我想，也许我会写的。
（本文刊于1987年《中华儿女》）
友情知多少
今夏，吴丈蜀[1]同志从武汉回到家乡四川来歇夏，借住在成都青羊宫四川省书画院。得到消息后，我正想去看望，未料到8月里的一天，他竟先来看望我了！
未见丈蜀同志时，只以为他已古稀以上，可能有点“仙风道骨”，一定已经拄杖蹒跚、老态龙钟。想不到他那天一气爬上五楼来到我的住处同我见面时，我看到面前站着的竟是一个气不喘色不变、气度轩昂、清秀不凡的谦谦君子，只像五十多岁，身板挺拔，精神很好，潇洒得很。于是，我恍然大悟：他的真挚、热诚与豁达，使他年轻，这样的人，是不会老的。他确实就该是这副模样，充满青春气息。我原来的主观臆想完全错了。
我早就从吴丈蜀的诗文和书法上了解他了。
提起四川籍的名书法家，不少人向我推荐过吴丈蜀。
我在好友马骏同志的客厅里见到丈蜀写赠的一幅屏条。他精于笔法而以稚拙简漫出之，形成自己的独特风格，格调清新，刚劲飘逸，飞扬洒脱，气质高雅。那是他1982年新春重访桂湖时写的诗：“升庵园苑筑新都，烟雨重来访桂湖。庭榭依然人不见，一池荷梗几橱书。”
诗自然，情真切，字精美。每次我到马骏兄家，坐在沙发上总忍不住要频频看看这幅字，品尝这首诗。一件绝妙的艺术品妙就妙在看不厌而且越看越好。丈蜀兄的这幅屏条就是这样。
四川美术出版社前些年出版过吴丈蜀书法选集，那是一本印刷精美的书法集。一套出了好几本，有于右任、张大千、谢无量等，都是书法的大家。1989年夏，我在灌县歇憩，曾捧读丈蜀的书法选集细细把玩，不忍释手，暑热熏人，但看他的墨迹及诗文，意境高旷，清明流畅，心静情远，大可消夏。
不过，使我对他印象最深的是另外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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