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竟将“鸟”念作“乌”！抓住了老师的辫子，我好不得意！就逞能地马上举起手来，打断了他讲课。他问：“什么事？”我站起来答：“老师你念错了！这不是‘乌’字，怎么你念‘乌大虫’？”于是，课堂上哗然起了笑声。老师气恼地说：“别以为做老师的连这两个字的区别都不知道！但在这课堂上我不愿意传授骂人的话！你知道这不是‘乌’字不就行了吗？……”这一说，反倒弄得我脸和耳朵都红起来。其实，这位老师就是鼎鼎大名的苏州才子范烟桥先生，他学识渊博，有许多著作的，我当时对他毫不知深浅。
后来，在四川江津高中时，骄傲的毛病我仍未改。在高二时，一位葛老师教语文，讲到了韩愈的《答李翱书》。这位“文起八代之衰”的韩退之老夫子是位古文运动的倡导者，文字既有创新，却也常常艰深奇崛而险怪，要讲深讲透他的句子有时是十分难的。我却举手提些刁钻古怪的问题考老师，使老师当堂难堪，气得脸色发白，我却自以为能，暗自扬扬得意。那阶段，我借居堂兄王洪江家上学，堂兄比我大二十岁，做律师；见我骄傲，常笑着说：“你啊，你的头上有两只角！将来，这两只角磨平了你才知道怎么做人！”我听了，并不介意。
考大学时，我决心只考一个，而且要“考一个取一个”，被哥哥宏济骂了一顿，说：“别胡乱骄傲自大，谁也没把握考什么学校就能录取什么学校！快去再考第二个大学！”于是，我忙再去考复旦大学新闻系。结果发榜时，第一个蛮有把握的大学未录取，复旦大学却录取了。幸亏又考了复旦，要不，就只好失学了！
到复旦大学后，情况渐变，同学中人才济济，比我强的很多。大学里有一批著名教授，听讲一次课或读他一本著作就使我折服。我也开始大量地读中外名作，遂开始认识到世界之大，人才之多，学说之广，知识之博，自己实在是“沧海一粟”，算不了什么。面对权威，越学越知不足，谦虚遂应运而生，努力想求知的欲望也更强烈。记得当时选修了上海某大报总编辑赵君豪的课。选他课的仅三个学生，但按大学规定，教授的课有三个学生选就可开讲。赵君豪总编辑本不是一个口才好的教授，见来上课只有三个学生更不来劲。一次上课，那两个同学都跑到后排坐着而且打起瞌睡来了，只有我独自坐在第一排专心听课，因为我觉得他的实践经验丰富，许多内容还是有独到见解的。两节课完，他突然走到我的面前，手里拿着名单亲切地问：“我能知道你的名字吗？”我回答后，他点点头，热情地伸出手来说：“谢谢你专心听我的课！”后来，他因为忙不再来上课了，却写了封信给我，大意说：由于工作忙，以后不能来上课了，很对不起，希望我有空到他报社里玩。我虽未去找过他，但这件事使我懂得：尊重常是相互给予的，目中无人那种无端的骄傲除了伤害人之外并无道理，虚心倒是可以得到收获并也得到别人敬重的。
从那以后，随着年龄的增长，阅历的加深，学习的深入，工作中碰钉子的教训，这才体味出堂兄洪江说的那句话的滋味来了。尤其是参加革命后，从马列主义中学到了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学到了一分为二，学到了实事求是，学到了全面看人看问题，学到了向工人农民学习，尤其是见到一些谦虚的学者、长者、智者的表现，更感到做井底之蛙的可笑……骄傲有时也许还会剩点尾巴要冒出头来，狂妄则确实铲除了。孔子说：“三人行必有我师。”我在山东做过一些年的中学行政领导工作，就深深感到教师中的“能人”很多。“人各有长短”，“红花也得绿叶扶”，向他人学习是使自己进步并做好工作的前提。比如拿笔写作，我从不认为自己写的东西有多好，但我却总不断阅读别人的作品，从中汲取营养。谦虚使我受益，我总觉得《皇帝的新衣》中那位赤身裸体的君主昂首阔步摆出一副高傲的皇帝架子来既可笑可悲，也很丑陋。
“文革”结束后，有一年，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招待所住着。一天，一位名小说家来，几位年轻的作家要他谈谈创作经验，他见是几个年轻人就谈了。我年岁大，但长相年轻，小说家起先未注意，谈到中间，突然发现有个年岁大的在座，问：“这位是谁？”别人作了介绍，握完手，他就再也不肯往下讲了，并且仿佛怀着愧怍两次致歉，说了不少谦虚的话，惭愧自己不该摆老资格乱谈经验。其实，他谈得很好，我很受教益。平时我是很欣赏他写的短篇小说的。可是他的谦虚使我感到有能耐的人总是很谦虚的，而谦虚更使人起敬。
在一些年里，狂妄的人不是没遇到过，印象最深的是一次去中越边界，在昆明时，军区首长宴请。我们是解放军总政治部邀请组成的作家代表团，十几个人，其中老、中、青作家都有。宴请那天，一位名作家到了昆明，军区就把他也请来了。但他的骄傲狂妄却非一般，与我们团会见时，逐一介绍后同他握手。他知道姓名的握手时还像样，对“无名之辈”却用不屑一顾的态度握手，引得有的同志非常气愤！宴请时，一共两桌，他在军区首长张秀这一桌上。军区首长站起来祝酒时，我们一起起立碰杯，他不但坐着不动，而且动筷先自顾自地吃了起来，特殊思想十分浓厚。这当然不仅是骄傲狂妄，也是教养太差的问题了。大家不否定他的才华，但事后不少人都摇头谈他，鄙夷得很。其实，这个作家代表团中，有的是老革命，有的是老作家，有的有专业知识，有的有行政才能，有的是很出色的诗人……他不可能比人家都强，也没有理由骄傲自大。
多少年来，我有个深切感受，中国的知识分子，不论是老一代还是后起的青年一代，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像鲁迅说的“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奶、血”，他们忍辱负重默默奉献，即使在狂风暴雨中，就是有流血的创口，也用手按压住昂头挺胸去完成时代所赋予的历史使命。他们中的精华人物都是谦虚而不是骄狂的。像蒋筑英，他的事迹已拍成了电影。像敦煌艰苦环境中以常书鸿、段文杰为首的那些“守护神”们，倾一生心血于神奇的石窟，都不太肯说自己的贡献。像王承书，隐姓埋名一辈子，死后报上才登载她那石破天惊的事迹，人们才知她是我国铀同位素分离事业理论的奠基人。她一贯谦虚，生前总是谢绝记者采访，由她参加或主持过的科研获奖项目有几十项，她都谢绝署名，贡献非常大，她自己却未得过什么奖。临终遗言居然说：“虚度八十春秋，回国已三十六年，虽做了些工作，但是由于主客观原因，未能完全实现回国前的初衷，深感愧对党，愧对人民。”……中国这么大，人口这么多，英雄人物、先进人物、专家、学者这么多，谦逊常是庄严，常是尊贵，骄傲则常是无知的产物。以为自己“老子天下第一”骄傲狂妄者，不是孤陋寡闻，就是有“自大狂”病态抑或眼睛看不见、耳朵听不见。不然，我想他会惭愧，也会变得谦虚些的。
因为，自己觉得高大，那是你的一种错觉造成的，你总还是你！
因为，山外有山，天外有天，看到过山外山，天外天的人，就不会“家有敝帚，享之千金”了！使人肃然起敬的每每是谦虚而有不凡之长处的人。
张岱在他的《夜航船》序中提起过一个故事：一艘夜航船载着些人，其中有位读书人，自以为有学问，所以就高谈阔论，多占了地盘。一个和尚只好跟那些胆怯的人缩在一边蜷足而寝。
一会儿，老和尚问读书人：“请教，澹台灭明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
“当然是两个人！”读书人骄傲地回答。
“那么，”老和尚又问，“尧舜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
“当然是一个人！”读书人回答，仍旧傲气凌人。
这时老和尚自言自语地笑了，说：“哎哟！这下子我可以伸伸腿了！”他把蜷缩的双脚大胆地伸开到读书人那边去了！
这个故事似乎很值得赠送给那种骄傲狂妄、目中无人的人当作一帖清醒剂服用。因为至今看了这故事，想起我自己年轻时曾有过的那种糊涂的骄傲狂妄，我仍觉得惭愧。岁月推移，我悟出了要自己少点惭愧，就得使自己少点无知的骄傲与狂妄。
窗外很静，静得很美，夜在消逝。听着淅沥的秋雨声，想起了往事，想起了惭愧这个主题，有疲乏不安而抑悒的沉思。我失眠了！到下半夜才睡着。上面写的，实际就是在秋雨淅沥中睡前所想起的片断。
敬礼！人民的公安
在我心目中，和平年代警察是最可爱的人。这种好感来自亲身的体验，以下便是这半世纪来我与警察结缘的几个小故事。
50年代中，我在北京《中国工人》杂志社工作，常常出差。一个冬夜，我在河北沧州因班车取消逗留车站心情懊丧。这时，来了两个警察盘查了我，待弄清身份后，他们告诉我：他们执行任务要抓一个抢劫犯，认为我一人夜间在此有危险。于是，便陪我找旅店住定，才热情离去。望着他们的背影，我极感动。
60年代“文革”前夕，我在沂蒙山区深入生活，一次由张庄赶往沂源时，在山间迷了路，天暗下来，四周无人，忽听后边有脚步声追赶我。星光下，我发现原来是张庄的公安员，他说：“书记说你独自要赶夜路，我怕你迷路出危险，所以赶来。”他的话使我好温暖。他的名字我已忘却，但面容至今难忘。
70年代“文革”后，我在山东临沂认识一个“老公安”，人称老邵。他爱好文学常来找我聊天，同时也把他写的散文给我看。“文革”中我因是一个省属重点中学的校长，有个姓马的“红卫兵”抄我家时将我的《鲁迅全集》及一部手稿拿走了。我告诉老邵：“《全集》我可再买，手稿于我很珍贵。”过了很久，有一天老邵来对我说：“你的书早被马某卖了，手稿也被他弄丢了！”我说：“你怎么知道？”他说：“马某犯了案，我办案时想起了你的手稿，问过他。这家伙真孬！”老邵是个疾恶如仇侠义忠诚的朋友！
80年代，有次我在上海坐火车赶赴徐州，很挤，站了三小时，两脚酸疼。右边座位上有个公安人员，浓眉，虎彪彪的黑眼，不到三十岁，他到天津，比我路远，但到镇江后坚决站起要我坐下。我不肯，他说：“你年岁比我大得多，你下了车我可以再坐的！”他把我揿到座位上，乐呵呵地在我边上站着。我觉得他真是可爱。
90年代，也就在两年前，我遇到一件困难事：我老伴的名字中有个“凤”字，可是身份证发下来时错成了“风”字。我们年老眼花，没看清也不注意。可是后来上飞机等等都发生了问题。我就到派出所去要求改正。谁知遇到一个女同志态度不好，不给办更正，还说：“责任在你们自己！为什么发证时不仔细看看！”我承认是我们不好，检讨了也无用。实在没法办通此事，万般无奈下我只好写信给成都市公安局局长。想不到局长很快让秘书给我打了电话，这事遂迎刃而解。写这件事，一是谢谢他和那些许多为人民服务的好警察，也有批评那位女同志的意思。人民警察应多给人民办实事，合情合理地多给人笑脸与方便。
回顾往事，使我思想上一直有个概念：和平年代，人民警察是最可爱的人！我从心中向他们致敬！
（本文刊于2000年5月四川省公安厅《警苑》）
心灵镜上的图影
——十年（1966-1976）散记
一
“文革”中，我在山东一所省重点中学——临沂一中做行政领导工作，作为“资产阶级反动权威”被打倒后，独自被禁在一间小屋里，不断遭到批斗。一天夜里，被揪到图书馆里提审。灯光雪亮，一排审讯者凶神恶煞，气氛恐怖。一顿“杀威棒”过后，别了“烧鸡”，我满身尘土被强迫像只大虾似的弓腰低头站在那里。
“查了你的档案，你1949年在复旦大学新闻系做助教时，本来要去美国哥伦比亚新闻学院留学，为什么后来不去？”
“那时，上海快要解放，为了迎接共和国的诞生……”
“胡说！”问话的人敲桌子指着我鼻子，“难道你就这么爱国吗？快坦白，你留下来的目的是什么？是不是为了潜伏下来搞资本主义复辟！”
幼稚荒唐得可笑，我不承认，又挨了一顿揍。第二天，被戴上了烟囱似的高帽子敲锣游街。接着，造反派里制了两个漫画了的高大木头人竖在校门口，一个刘少奇，一个邓小平。每次批斗，书记和我要到校门口，把木头人抱来放到批斗会的台上陪斗。书记抱“刘少奇”，我抱“邓小平”。后来有人还说过玩笑话：“哈哈，你倘若去找邓小平，他要知道你那时对他这么好，准能提拔你！”
“四人帮”垮台时，我和妻子及两个女儿是在地震棚里得知消息的。我们高兴得落泪，“国家得救了！”
谁还敢再指着我的鼻子说：“难道你能这么爱国吗？”
二
不能忘记“文革”中的两件事：
第一件：1968年和1970年，从河北唐山先后来了两批“抓叛徒”的红卫兵，粗暴地勒令我写出节振国是“叛徒”的材料或“可疑线索”。这是由于我1956年写了以民族英雄节振国事迹为蓝本的小说《赤胆忠心》（1956年工人出版社出版，后被改编为京剧、电影），我坚持实事求是，挨了打，也没使他们达到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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