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发去贺信，称中国作家之家的建立，意味着“中国作家在大洋彼岸也有了一个美丽的家园”。
著名学者赵浩生题词：“中国作家有家可归了。”
给冰凌的信
冰凌兄：
春天好！
今天，收到厚厚的一个信封，有信两封，非常高兴。您那么忙，还给我写这么长的信，使我感动，我觉得您待人真是诚恳，人生态度又这么积极，讲友谊，讲感情，实在不可多得。读了袁弘女士写的文章，我觉得她写得实事求是，的确记录下了您为中国文学披荆斩棘，为中国文学走向世界，为中美文学交流所做出的奇迹般的贡献，您做的这些无私贡献，影响会很深远，是不会被历史遗忘的。您是一个爱国者，一个热心、一个醉心于中国文化、中国文学以及中美交流（包括两国人民间的了解和友谊）的为达到目的而不惧万里长征的苦行僧，您的工作已有很大成绩，值得祝贺并向您致敬。
关于到美国的事，今年就一定不来了！明年如来，我们的机票款自己可以出，请不必客气，发奖的事，我很感谢，但会受之有愧的，因此，不发为好，我说这话是出自内心的，希望理解。
并不怕长途飞行，前年到欧洲访了捷克、南斯拉夫及奥地利，长途飞行感觉很舒适，平时在国内，也常坐飞机飞来飞去的。主要是我一直很忙，四五月间访台，六月去英国后，可能还要去些国家，回成都当已是暮秋或初冬，处理一些事情，一年也就过去了。今年我感到疲劳（最近接待了些来成都的亲友），想休息休息，生活得松弛轻快些，不想给自己加压了！
谢谢在《侨报》上给我发了《半个世纪……》一文，这是给一本书写的，最近在国内《出版广角》上发表了，稿酬不必给，千万千万，袁弘女士写的一文，也请不要费心与催发。
附来《上海画报》一文，从标题到三人三文，八张照片，都好，看了亲切。我其实也是个上海人，《战争和人》第二部里写了许多上海的情景和人物，所以看了你们三位的文章，既加深了了解，又好像听同乡叙旧。文璧女士童年那张照片十分有意思，您照片背后那幢十三层楼的房子我是熟悉的，见到沈先生夫妇，请代我们问好并致谢，以后他们再回云南“探亲”，希望路过成都来见面聚一聚，好好谈谈心。
希望你在从事的又一项有意义的工作——计算机中心能办成，更希望《彼岸》写成，但您一定注意劳逸结合，不要太超负荷，知小说选和散文选均要出版，高兴之至！
另邮寄上《禅悟》一书，《当代》已出，但书也快出。《霹雳三年》出后即寄，《当代》不完整，不寄了。您忙，信不必复。
紧握手！
王火、起凤
1999年4月1日
（本文刊于2012年，纽约商务出版社出版的《幽默冰凌》）
闲话同名
前些年，我干过一件滑稽事，我有两个老友同名，都叫陈清泉。那时，他们一个是上海市文联党组书记，另一个是光明日报出版社社长。一次，我在北京请两位老陈吃饭，介绍时，我说：“这位是陈清泉！”又说，“这位也是陈清泉！”于是两位陈清泉大笑握手，以后成了朋友。
同姓同名的极多，尤其盛行取单名后，排列组合同名的机会更多。我的小女儿本名王亮，偏偏自己在“文革”中改名王红。她上大学时，我去学校找她，传达室问：“你找哪个王红？”原来同年级就有三个王红。文坛的人可能都知道作家李准和评论家李准同名的事，结果作家李准宣布用繁体“准”字，以示区别。背后，人用“大李准”“小李准”来区分，倒也不混淆。一个干公安的朋友说：他们为破案，在C城找一个关系人××，结果查了户籍，同名者达三十余人……
我这笔名“王火”，有点怪，并不一般，可是居然也三次碰到同名：第一，早年我在山东，一个省属重点中学的教导主任气愤地告诉我：“今年招来初一新生中，居然有个‘王火’，而且原名不叫‘王火’，是改成王火来上初一的。我一查，他父母竟都是你的熟人！不知搞的是什么鬼！”我也奇怪。后来，另一友人告诉我：改名是那孩子母亲的主张，因风闻我要调往外地，这孩子的母亲认为我这人不错，又有点名气，给儿子改名“王火”，是想让他“当个接班人”。听到这起因，我自然无话可说。现在，不知那小“王火”怎么了？第二，三四年前，有人来信与我商榷在福建某刊物上发表的一篇评论文章中的观点。我目瞪口呆，忙回信说我没写过那篇文章。找来刊物一看，果然有署名“王火”的评论在焉！只是从那以后，未再见那位“王火”的作品。不知他是改名了还是不再写文章了？第三，一年前的一次会上，某君同我谈起正在放映的电视剧《天桥梦》，虽然捧场，言下之意却又表露出：你们搞的那个电视剧不怎么样！我解释我没参加搞！某君竟笑道：“别谦虚！”当晚，打开电视一看，“王火”之名赫然出现于屏幕，真是有口难辩了！但不知这是否就是在福建刊物上发评论的那位“王火”？
这些年，听说给孩子取名已注意避免雷同，方法一是少取单名；二是取冷僻深奥古怪字为名；三是取四个字的名字，在父母姓氏外加个双字名（只是颇像日本名字的风味了），但在有十二亿多人口的中国是否就能避免雷同了呢？我看依然难说。
无意同名，很正常。但别有用心的冒名顶替，就属于卑鄙了！
1928年初，有个“在杭州教书的人”，自说姓周，并说“曾做一本《彷徨》，销了八万部”。此人冒鲁迅之名，与当时上海法政大学学生M女士同游孤山，在苏曼殊坟旁题赠了一首歪诗——《鲁迅游杭，吊老友曼殊句给M女士》，诗曰：“我来君寂居，唤醒谁氏魂？飘萍山林迹，待到当年随公去。”他答应M女士“时常通讯及指导”。那位M女士写信给鲁迅，鲁迅才知出了“李鬼”，曾在《语丝》上登了启事，说：“中国另有一个本姓周或不姓周，而要姓周，也名鲁迅，我是毫没法子的……要声明的是：我之外，今年至少另外还有一个叫‘鲁迅’的在，但那些个‘鲁迅’的言动，和我也曾印过一本《彷徨》而没有销到八万本的鲁迅无干。”
这是假冒，与正常范围里的同名不一样。正常范围里的同名，你是你，我还是我，没什么大不了。有意假冒，那就糟糕可笑了！
厚黑正传
贪官成克杰被处决已成旧闻，但其一则政治笑话流传至今：“成克杰生前最崇拜的人是李宗吾，在他的公事皮包里成天夹着李宗吾的名著《厚黑学》，他天天读。正因如此，成克杰不仅官升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而且既拥有漂亮情妇，又深藏贪污受贿来的巨额财产……”李宗吾何许人？原来他籍贯四川，本世纪初写了一本《厚黑学》，被称为“厚黑教主”，此作从民国元年开始在成都《公论报》上发表，1917年印成小册子，30年代出版单行本，风行多年，也曾被禁。他从钻研三国英雄的“特长”入手，论证出史上大奸大雄，无一不是皮厚心黑。沉寂半个世纪后，又被人从故纸堆中挖出，再次出版流传，只是出版后被人误读、误传，使一些人对“脸厚心黑”之道忽然有了浓烈兴趣，似乎认定要发财、成功，非脸厚心黑不可。于是厚黑之学在相当一部分人中走俏。倘若李宗吾泉下有灵，知其作品的副作用今日如此之大，恐怕将顿足三叹了！
上述成克杰的政治笑话，不能说它不深刻，但也有可以议论处。
确实，贪官污吏、腐败分子无一不是皮厚心黑。从新中国成立初被处决的刘青山、张子善到今日的成克杰、陈希同、胡长清……以至四川的刘中山、郑道访……哪个不是厚黑教徒。成克杰生前曾对人说：“要弄点钱，有了钱没有权也一样风光！”他在一份“检查”中称：看到情妇“常年奔波于香港和内地间做生意，总想帮帮她。同时也想为今后的共同生活打点物质基础。”于是，心一黑，利用特权疯狂掠取钱财、贪污受贿款物高达人民币四千万元；又如胡长清，其脸厚心黑更是人所共知，“东窗事发”前夕，竟还在一次会上大谈反腐倡廉的重要性与紧迫性，仿佛他真的不知道自己是谁？再拿四川省交通厅正副厅长刘中山和郑道访来说，刘中山反侦破的本领、办事的隐秘和狡猾均属一流。他伪装“拒收”澳籍华侨公司一百万元贿赂，以标榜自己的“廉洁”，私下却将女儿、儿媳、孙女均移居澳大利亚，贪污事发后，他密签攻守同盟，直至大案告破，才发现这位“清官”与人合伙贪污达千万元之巨。而郑道访与妻、儿三人在收贿上你索、我取、他收，短短几年，就疯狂敛财上千万元。搜查他家时，“在他并不豪华的家里发现卧室里到处是钱：梳妆台上、抽屉中、公文包里，甚至挂在衣架上、放于床上的衣服口袋里，伸手一摸随处可取。在梳妆台下搜出的一个信封里，十万元的现金已被虫蛀发霉！一个用黑色小包装的十万现金还没来得及打开。”
再说成克杰的那则政治笑话，成克杰的犯罪真是从李宗吾的《厚黑学》一书上学来的？其实不然，《厚黑学》是正话反说，是一部鞭挞大贪大奸之书，而且，即使不知《厚黑学》为何物的贪官污吏，也个个都是脸厚心黑的货，把他们统通归之为“厚黑族”均是当之无愧的。这就是说，厚黑理论已在这类人中泛滥成灾。近年，“厚黑”在一些人中确成时髦，也有市场。在书报摊上，我就亲眼见到一本正式出版的《厚黑智慧大全》，洋洋五十万言，不遗余力地推崇厚黑智慧，将“厚黑”作为世人从事一切活动的“圣经”！这类精神垃圾说明，打击、抵制、警惕、排除误导的“厚黑”理论在今天已刻不容缓。
最后一点尤为重要：关于成克杰的这则政治笑话，能否让全社会、至少一部分人惊醒：走厚黑之道死路一条！
公仆政要、富商巨贾、明星大腕、老板老总乃至普通如你我者均无一例外。否则，恐怕真足以让人顿足三叹了！
（本文刊于2000年11月23日《新经济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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