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火文集-王火散文随笔集(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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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顾一下,我写了几百万字作品,包括多部长篇。在我的创作中,我受过外国文学作品的影响,有过借鉴,有过下意识的模仿,却没有有意识的模仿。也就是说,我是避免模仿,认为“照葫芦画瓢”是不可取的。写了某些作品,事后想想,很像有时会有来自某位外国作家的影响。例如我写节振国的长篇小说时,事先听人说:节振国的性格就像夏伯阳(即《恰巴耶夫》),我读过《恰巴耶夫》,看过电影片《夏伯阳》,脑中自然有恰巴耶夫的形象。但经过采访和研究,节振国的性格与故事并不与恰巴耶夫相同。后来书写成了,其中也无雷同的情节和细节。节振国就是中国的抗日战争中的节振国,并非模仿了恰巴耶夫而得来的人物。有人问我:长篇《外国八路》中是不是受过海明威《战地钟声》的影响?我起先愕然,事后想想,我写的也是一个外国人(德国的国际主义者汉斯·希伯)到异国帮助反对侵略最后战死的故事。只是我写作时并未想到过模仿。甚至写的时候,也未想到过《战地钟声》。在长篇《山在虚无缥缈间》中,写了一个“最后一课”,那是受过都德的《最后一课》的影响,但这是我自己亲身经历过的一段历史,有我自己生活的影子。我虽无意模仿都德,却可能不自觉地受到都德《最后一课》的启发。天津社科院文研所所长滕云同志在《当代文坛》上写评论时曾说:“‘最后一课’一节……这可真是不逊于都德名篇的中国文学自己的‘最后一课’。”这也许溢美了,但我的真实生活和真情实感必然是动人的。有的评论家用《一部中国式的〈战争和平〉》的标题来评论我的“战争和人”三部曲,其实我这“三部曲”同托翁的《战争和平》确不相涉,我写作时从未想到要模仿。只是有的同志觉得我在第三部《枫叶荻花秋瑟瑟》中写了桂林大火,《战争与和平》中写了莫斯科大火;托翁的《战争与和平》是伟大的史诗,我的“三部曲”也是作为反侵略的史诗来写的;托翁写战争与和平,我写战争和人,也涉及战争与和平,均有可以比较之处……我认为这样比较有些勉强,却不能否认我早年读《战争与和平》,后在潜意识中确有也想写一部史诗性巨著的企望。但我没有模仿。我受外国文学的影响是“综合”的。比如《月落乌啼霜满天》中的第六卷写的是1937年12月的南京大屠杀。这卷从结构上说似乎有点游离,但却又是“三部曲”中有机的部分。这六万字我自己采访和寻找资料花的功夫很多,“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也是十分肯定其“成功”的。像我这样写、这样结构可不可以?我突然想起了雨果的《悲惨世界》第二部分“阿塞特”中的第一卷《滑铁卢》,这整整一卷写滑铁卢战役,像块硬骨头不太好读,从结构说在整部作品中好像是外部附加上去的,但又是有联系的。据云雨果为写这一卷在考证上花了很多时间和精力。他写的虽是小说,但连历史学家、军事家看到这一卷都叫绝。想到了这,我就决定保存我的这一卷不动。这当然是影响和借鉴,而非模仿,我历来认为向大师学习、受大师影响,但应走自己的路。看来这学习和影响势必会寓含了借鉴。

    从青年时代起,我就有机会行万里路,南到广东、香港;东到上海、南京;西到玉门、酒泉;北到富拉尔基。在上海工作五年,北京九年,山东二十二年,四川从1983年至今……于是,讲的是一口会合南腔北调的普通话,但这并不妨碍我讲一口纯熟的上海话。从事创作时,我不禁想:我长期受外国文学影响,四面来风,该开什么样的花,结什么样的果呢?我注意防止自己的语言洋腔洋调。写节振国时,我注意语言要在唐山和冀东通得过;写长篇《流萤传奇》时,我注意语言要在鲁南和沂蒙山区得到肯定。我在创作手记中写过这样的话:

    搞文学也要拜师,要拜大师为师,中国的大师要拜,外国的大师也要拜。大师的笔法、大师的道路、大师的作品,经典的,你要是没见过、没读过,那怎么行?那你只能把土岗当高山,把小河当大海了!当然,拜师并非叫你一味去模仿,去死学。拜师而艺术上不要受老师束缚!

    多少年来,我坚持走自己的路。我的题材与生活每每与人并不相同,即便写不好,也是我独特的题材、独特的生活和感受,是我所自有的,是独特的!有了这,加上大师的笔法、气魄与风范,那就好得多。我不能面对托尔斯泰、雨果、巴尔扎克……学习聆教,但我可以从作品中沐浴雨露般地学。这点我也不动摇。

    多读外国作品,文章洋腔洋调改不了就未必好。所谓走自己的路,必须特别注意这一点。要不拘一格,兼收并蓄,可又要不失去其中国气派、中国味道、中国风格。一个人该会几套笔法,也是必要的。

    所以当十一年前开始重写《战争和人》三部曲时,我在《月落乌啼霜满天》的后记中说:“我不拘一格地写这部小说,不想走人家的老路落入俗套,也不给自己定什么样的框框。我只是按照自己的心意想写一本中国味儿、中国生活、中国民族精神的长篇。希望能有思想的宏伟和情感的丰满。”我所说的“走自己的路”,内容就是这样。

    世上没有比书籍更丰富的遗产了!只要愿意读,就是继承人。各国优秀作品多若繁星,我读了几十年也只读了世界文学宝库中的极小一部分,实际连许多早该去读的名著也未能读到。作家比一般人更需要有四面来风的环境和习惯,并能充分品尝到外国优秀的精神食粮,吸收精华,取得借鉴。我始终觉得:不断阅读优秀的外国文学作品是一种幸福,能为我的祖国和人民努力创作也是一种幸福!

    匆匆写来,字虽多而意犹未尽,也不知对您是否有点用?

    顺颂

    夏祉

    王火

    1992年7月8日

    (本文刊于1992年《外国文学评论》第4期)

    注释:

    [1]《战争和人》三部曲:指《月落乌啼霜满天》《山在虚无缥缈间》《枫叶荻花秋瑟瑟》,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留给过去,献给未来

    ——《王火中短篇小说精选集》谈片

    有时,写了自己满意的作品常不易得到关注和理解。

    自己并不欣赏的作品,也许会被报刊和读者得视,给予好评。自己所重视的作品,发表后却像投入水中的石头,沉沦在湖底深埋着不见天日。

    一篇作品自以为有其独特和发现,期盼人们注意到那是一片葱茏的绿洲,可是人们品头论脚,却无视这些亮点。作品太多了,好作品摒弃在视野之外,并不奇怪。

    年轻人的作品也许充满朝气、锐气、新鲜感、驾驭新潮,但老年人写的作品年轻人又何尝一定不爱读?新潮与旧浪连在一起,岂能一刀割断?老年人也并非只会写守旧古板的作品。人们关注并寄望于青年,当然是对的,希望本在年轻人身上,对他们的作品理应多一些宣扬和推崇。只是老年人的作品却更易受冷落,让它无声无息是常有却并不公平的现象。

    有的作品,作者是关注人的生存状态,把它作为社会问题推出的,既无意揭人隐私,更无意攻击或刺痛朋友。可是人的生活常常相似或相近,遭人指鹿为马,遂会受到误解,产生不快。明明是小说,竟使“对号入座”的朋友痛苦,也使作者蒙冤,诚挚的解释甚至也难平复朋友心灵的创伤。别人有此遭遇,我也遇到过类似问题。很想让作品再有机会说话,好听听公论。

    如今,全国有几万作家,一年何止出笼五位数以上的中短篇小说,但得到报纸青睐,被书商有计划轰炒抬高的也就那么寥寥可数的极少数作家或作品。何况,好小说在金钱炒家面前从无标准,臭的说香,孬的说好,已见怪不怪。加上报刊太多,书也太多,作为读者,想读一些那种未被乱炒值得一读而却被掩埋在书海中的作品,势必十分困难。

    因此,我不能没有感触,遂有想自己选一本中短篇集的愿望,把我写的自认为值得介绍给读者的中短篇集中挑选在一起,便利读者阅读。

    在我的长篇小说《战争和人》三部曲获奖(1995年获“炎黄杯”人民文学奖,1996年获第二届国家图书奖,1997年获第四届茅盾文学奖,1998年获“八五”期间优秀长篇小说奖)后,我开始较多的受到读者关注。一方面是大量盗版的《战争和人》三部曲在各大城市面世;一方面是不少读者和友人来信询问我其他的作品,有的要购买,有的要索取,特别指出希望读到我的中短篇小说。

    一个好朋友在信中说:“我极想读到你的中短篇集,你能寄给我吗?我希望你能发掘你自己,把你被埋没了的作品挖出来给人看看。不然,太可惜也太遗憾了!……”

    有的在大学里任教的读者,为了在讲课中了解我的创作全貌,更希望多读到一些我自认为较好的作品,像在山东烟台师院中文系任教开设“茅盾文学奖作品研究”这门课的陈思广先生,在来信中就说:“由于您的许多小说均没见到,这使得我计划中的‘王火的创作道路’部分,只得忍痛割舍,但我实在于心不甘,抱着希望再次给您写信,想问问您手头是否还有其他作品集?……”

    可是,很抱歉,友人和读者们的这些愿望很难满足。于是,感触之外,我又像欠了债似的难受了。

    现在,承重庆出版社李书敏社长、蒲华清总编和文编室主任杨希之等同志的关心和支持,选编这本集子的愿望可以实现,我很高兴。

    作者对自己的作品应是最了解的,自己选作品,也许较之别人来选,有独到或恰当的优点。

    过去的二十年中,我发表过二十多个中篇,九十个左右的短篇(包括小小说),这本集子撷选的只是全部中短篇里的小部分,但,是我喜爱、重视的部分。

    为了选这本集子,我对自己创作的中短篇小说,作了一番阅读。

    阅读的过程,也就是我发掘自己的过程,发掘的过程,也是我重新评估、理解自己这些作品的过程。

    我感到自己并没有白写这些中短篇。这些题材广泛的小说,有长有短,但都描绘了人生悲欢离合的命运,反映了五光十色的社会生活及许多年来的风雨和变幻,它们依然有生命力,依然告诉了读者一种真实的生存状态,让读者看到了生命的方方面面。有人认为我只爱写长篇,其实我也醉心于写中短篇,甚至小小说。有人以为我只爱写历史、写往事、写旧梦,其实我也爱写现实生活,长、中、短都只不过是形式,更重要的是用什么样的生活来充填!

    选在这里的作品中,像《新“三岔口”》等得过奖,像《滚烫的回忆》和《菟丝女人》等被《新华文摘》或《新华月报》全文选载过;像《白下旧梦》《流星》《异国的秋雨黄昏》等引来过不少来信,像《香姨的“青鸟”故事》,有一天我遇到一位著名的女诗人,她见面就说:“我看了你这个中篇,写得极好!……”但也有的入选作品发表后毫无反响,只是,我选撷的标准不是得奖或其他。有些得奖甚至选入某种课本的作品我并没有选,我重视的是这次重新发掘时阅读的新感受,感受好的才收。

    难忘写作这些小说时那种摇荡心旌的感觉,当揭开尘封的旧事时,当探索现实的深层时,当显示生活智慧能找到一种叙述方式铺开稿纸时,我曾苦苦在笔尖上凝聚了自己的创作灵感、生活阅历和对人生及世事的体悟,以及我迷恋文学的深情。今天来看,当初投入的思想、情愫和劳累都未白废。这些作品,似无序而有序,可贵的是既不浮躁,也不矫情,写得朴实、踏实而认真。它们有我自己返璞存真的风格,也有渗入文学意趣历久而未消失的芬芳。它们不是某种简单意义上的玩弄文字或文学的游戏。

    我历来认为,写作者,除了思想、生活和技巧外,还应该有渊博的知识、饱满的激情、丰富的想象力、敏锐的创新力和鲜活的塑造力。当然,要到达彼岸常远如翘首仰望天上宫阙或去西天取经。我在写,也不断在学;我在写,也不断在探索。写出那么多,挑出一点点。总算自己还觉得挑出了这么些,就不无欣悦了!

    历来欣赏一种清新优美如素面朝天的情调和文笔,欣赏一些奇思妙想和崇高圣洁,历来也喜欢抓住独特,即是我独特的生活、独特的思考,对生活有独到的感情和发现。利用有个性的属于我的表现手法,无论用什么好听的说法或遮掩的幌子,我怎么也不喜欢写得肮脏和庸俗,我的作品应该不会让人误读,它们都是明白易懂无所粉饰的,我从不胡乱反对朦胧,但我不喜欢自己的小说故弄玄虚,假作高深或伪装神秘,以写得叫人不知所云为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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