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于1994年9月《中外交流》月刊）
四面来风
早有人经过试验得出结论：在四面高墙不通风处种上花木很难含苞，种上果树不易结果。但在四面通风处种上花木果树，却必然花香扑鼻、硕果累累。“比喻总是跛子”，只是这个例子不能不使我想到一国与他国之间，一个民族与其他民族的必然趋势。现在似乎已很少听到有人主张闭关自守，对外来的事物一概拒绝了！阅读一些外国文学作品。后来，只要可能，就不愿意中断这种接触。从事创作四十几年，深深体会到把自己放在一个四面来风的环境里吸收外国文学的营养对创作是有利而且是必需的。现在将一封复信发表于此，介绍一些情况，表达一些看法，并不深刻，但求真实。
关于我与外国文学的关系——答上海华东师大王智量教授
智量兄：
感谢对我的《战争和人》三部曲[1]所作的肯定和鼓励。来信谈及想了解我与外国文学的关系，并问我自己认为“与俄国小说的联系是否有明显的轨迹可寻”，只能就我与外国文学的关系做点简介，附带谈点看法，恕我没有直接、具体地正面回答您所感兴趣的问题。
我小学时代是在南京度过的。有关童年的自传起名为《失去了的黄金时代——金陵童话》，今冬将由四川少儿出版社出书。父亲曾留学日本，属于高级知识分子阶层，继母是北师大的毕业生，哥哥宏济比我大三岁，是个爱读书的中学生。在那种环境里，继母给我启蒙的翻译书是意大利作家亚米契斯的《爱的教育》。我从小读过《鲁滨孙漂流记》、《瑞士家庭鲁滨孙》、《安徒生童话》、《黑奴魂》（即斯托夫人的《黑奴吁天录》的通俗读本）、《爱丽思漫游奇境记》（好像是赵元任翻译的）、《大人国》、《小人国》（即《格列佛游记》的通俗本）、《金银岛》、《苦儿努力记》等从外国翻译过来的作品。我还记得第一次读安徒生的童话《卖火柴的小女孩》时，那种使我灵魂战栗、感情震动的情景。我同情得恨不能把自己穿的衣服、吃的东西都拿出来给她！直到今天，我已双鬓白发了，这篇童话仍使我百读不厌！并且每每读起时就会记起童年时初读它的感情。
中学时代，我先后从哥哥宏济的书架上取读过辛克莱的《石炭王》、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高尔基的《母亲》、斯托姆的《茵梦湖》、法捷耶夫的《毁灭》（鲁迅译的）、果戈理的《死魂灵》……但更多的是自己一次次地在“孤岛”上海的四马路一条小弄堂的启明书局里买到的大批翻译小说：有莎士比亚的剧作、狄更斯的《双城记》、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托尔斯泰的《复活》、大仲马的《侠隐记》、小仲马的《茶花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契诃夫的短篇小说，等等。启明书局的书价很便宜，虽然排印粗糙、错字多，却使我大开眼界。在我面前好像打开了一扇扇窗户，又仿佛走进了一个个奇异的宝库，见到了许多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人和事，接触了许多闪闪发光的思想，得到了许多智慧和知识，使我喜悦、满足：人类原来这样伟大！中国之外，有那么多人类文化的结晶应当去采撷，有那么多无价之宝通过书籍这一媒介能送入我的怀抱。我对外国文学作品的喜爱与日俱增。那些年间，甚至连文言文的翻译小说，我也从图书馆和同学家中借来大量阅读，包括林琴南、苏曼殊等翻译的作品在内，诸如《花心蝶梦录》（其实即普希金的《上尉的女儿》）、《块肉余生述》（即《大卫·科波菲尔》）等，都读得津津有味。记得有一次，找到了开明书店出版的茅盾写的《世界文学名著讲话》，其中雨果的《悲惨世界》（雨果当时译为嚣俄，《悲惨世界》曾译为《哀史》或《孤星血泪》）和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我在启明书局买到过并已经读过，别的却无法看到。但茅盾的“讲话”使我心向神往，下定了要尽量多读世界文学名著的决心。读了一批外国的好作品后，使我对人生、对世界增加了了解、受到了鼓舞，得到了真、善、美的享受。我对外国文学的兴趣似已坚定不移了！后来动笔写作，也不能不说是受到外国作家那些好作品的启示。
阅读外国作品，逐渐由自发到自为，从单纯看故事情节、看新鲜、看知识小趣味到看思想主题、看人物和冷静地思索琢磨了。尤其开始动笔写作后，更有一种学习技巧的愿望。写出好作品的外国作家，都成了我的洋教师。抗日战争时期，在四川夏坝及后来抗战胜利回到上海江湾进复旦大学新闻系的时候，该算是我对外国文学作品阅读得最多最广的时期。要问大学时代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平心而论，不是新闻学而是文学。我努力博览群书，尤其是中外文学作品。一方面从作品了解作家，一方面一个个地去搜罗外国作家的作品来阅读，或根据外国文学史，去寻觅一个个国家的出名的作家和作品，真是如饥似渴。尽管在大后方时书是用黄色土纸印得模模糊糊的，油墨味也特别腥臭。屠格涅夫的六大名著外加《猎人日记》读得最熟。《贵族之家》与《前夜》中的片断读得简直能背诵。雨果的《悲惨世界》，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和《安娜·卡列尼娜》都是看了一遍，再看二遍。读中有学，学中再读。不但读中文的，还读点英文的，当时在华美军带来了许多袖珍本的文学读物，有《战地钟声》《苔丝》《巴黎圣母院》《浮士德》及毛姆的《剃刀边缘》等，我都买来或借来，既学英文又看小说。
那些年里，我喜爱的外国作家，俄国的除托尔斯泰和屠格涅夫外，还有普希金、契诃夫、莱蒙托夫、冈察洛夫；英国的有莎士比亚、拜伦、雪莱、狄更斯、哈代、王尔德、萧伯纳、柯南道尔等等；法国的有雨果、莫泊桑、莫里哀、巴尔扎克、梅里美、乔治·桑、福楼拜、都德、左拉、罗曼·罗兰；德国的歌德；美国的有德莱塞、马克·吐温、杰克·伦敦……
阅读外国文学作品的习惯一直延续着。我一直在文教部门工作，新中国成立以后，直到1987年我因伤丧失左眼因而不能大量阅读书籍之前，我接触得最多的当然是大量被翻译过来的苏联的作品，此外，就是以前少见的日本作家的作品，从小林多喜二、德永直到井上靖、芥川龙之介、川端康成……及一些今日被称为“第三世界”国家的作品。只要是翻译过来的名作都在必看之列，可以开列长长一连串的作家名字和书名。只有在“文革”十年期间，阅读是空白，而且“破四旧”中毁了我许多珍爱的外国文学书籍，使我心疼。但即使是在那期间，我也总是认为：优秀的文艺作品所具有的认识价值，不是别种学术著作所能代替的。在文学艺术古今中外的关系上，把古代的和外国的在历史上起过好作用的作品全盘否定是愚蠢的，更是必然要失败的！人民不会容忍长长的文化沙漠现象！
从那时起，直到以后，在我心中的评价里，最喜爱的十位外国长篇小说作家是：托尔斯泰、莎士比亚、屠格涅夫、肖洛霍夫、爱伦堡、雨果、巴尔扎克、莫泊桑、狄更斯、德莱塞。他们都是大手笔！
当然，这绝不是说其他外国作家都不行，我很难说我不喜欢谁，我只能说我最喜欢谁。因为在阅读中，我不喜欢的我也要找找他的“优点”。世界上杰出的作家实在太多了！对川端康成、泰戈尔、蒲宁，我欣赏他们风格不同的优美；对欧·亨利和亨利·菲尔丁，我欣赏他们洞察世态的艺术技巧；对卡夫卡、加缪，我不带偏见也不排斥；对契诃夫和柯切托夫的有些作品，我非常佩服；对雷马克、海明威和G.格林的作品我从不放过；对加西亚·马尔克斯、福克纳、乔伊斯的作品，我有强烈的好奇心……
可惜我视力不好，现在已无法大量看书，因此我自己遵循的读书座右铭是：“书无限，而生命有限。只能拿有限的生命看有限的书，不能用有限的生命去看无限的书。”这不是反对博览，而是讲读书要有选择。对阅读外国作品，现在我抱的就是这种态度，要读佳作、读精品、读名著，不读糟粕和平庸之作。而且，从实际出发按我现在的需要和爱好来选择该读的书。
人的喜爱有些是说得清的，有些是难以说清的。我说不出也没有周密思考过为什么特别喜欢上述十位外国长篇小说作家。这也许仅仅是一种自然的主观的直感或是气魄、气质、题材、风格、技法上的吸引，也恐怕是一种习惯的爱好。正如我在饮食习惯上特别喜欢吃肉却不大爱吃鱼，特别喜欢吃芒果荔枝而又不大爱吃枇杷杨梅（却不是不吃）。当然，也许是他们影响了我而使我热衷于写长篇，或许是因为我爱写长篇而所以特别喜欢“同行”。是什么原因？我自己也拿不出成熟的答案来。只是，对这十颗巨星的名作，我总是怎么也看不厌的，而且感到我在潜移默化中总在吸收他们的长处。有的多一些，有的少一些，正在化为己有。不能确切说出我吸收了多少，那是一种“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吸收。我不能说从未吸收过消极的东西，但我应该说：我吸收的有营养的东西是主要的，这种吸收，受制于我的“体质”，我的“消化力”，也决定于我的思想、立场和爱憎。读了许多外国作品的人，说是自己可以不受任何影响，那决不可能。只不过想具体说清受了什么影响，那既因人而异，也是很困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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