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80年代以来，中国当代文学就广泛汲取西方文学经验的成果，您在小说的艺术结构、叙事方式方面也做了探讨，您如何看待中国新时期文学这一现象？
答：这是一种好的文学现象，改革开放，增进了中国与西方文学的交流、借鉴、补充、启发、探索，植入新观念、新手法、新追求，都是好事，闭关自守，自尊自大，排斥一切外来的新事物，都是无益的，关键在于吸收、学习时需要扬弃，需要有主心骨，需要将好的拿来，不受腐朽的侵蚀。我看西方作品，从不排除任何一种创作方法。我也很喜欢“新”，新的东西凡有长处我都欣赏，但我不造成一味追新求异随波逐流，有人唯现代主义是崇，唯新唯怪是崇，把那奉为上帝，排斥其他，我不会受这种影响。
问：在商业文化高度发展的今天，小说必须在顾及自身艺术性的同时，实现通俗化与大众化，您认为这一倾向对文学本身有何意义？
答：作品是多种多样的，作家也是多种多样的。作品可以有严肃、枯燥、深奥……只供少数人读的一类；也可有通俗、畅销的一类。作家根据自身的条件与创作目的、创作手法可以自己决定道路，但一般来说，文学作品写出来是给人看的，看的人越多，作品起的作用就越大，提倡通俗化与大众化，目的不外是使作品有更多读者，我这些年来，除了坚持自己作品的高品位，坚持纯文学的严肃性外，也曾想试走一下雅俗共赏的道路，在通俗化与大众化方面探索一番。不久，我有一本小小说集子将由一家出版社出版，他们请漫画家王复羊配了漫画，这也算是一个新的尝试。
问：《战争和人》出版后，请问您是否尚有遗憾？
答：中央电视台的白岩松同志曾为《东方之子》栏目采访我，当时他问过：《战争和人》这部书，得到评论界的好评，但毕竟还有非常多的年轻人没有读到过这部书，你对这些是否感到遗憾？我当时回答：我最遗憾的就是这，因为我的本意希望能拥有许多青年读者，我这书主要是写给年轻人看的，他们应当了解那个时代和那段历史，但可能由于书价太高，篇幅太长，加上发行渠道不通畅，影响了大学生和高中学生的阅读，我极为遗憾。
（本文刊于《作家与文学》杂志）
应如实描写中国人民的抗战历史
近来看到一些拍摄日寇南京大屠杀的电视、电影及写南京大屠杀的作品，总的都不错，但有的只注重写屠杀而忽略了中国军民的抗战和斗争。在一本新出的杂志中，我看到有几个大学研究生竟发表了这样的谬论：“我们在血雨腥风的南京城里竟看不到几许中国人的积极反抗，有的只是任人宰割……几个日本兵可以顺利地杀掉几千中国人，没有遭到反抗……奴性的民众。”“试比较一下南京城保卫战与莫斯科保卫战……也许可以把民族性格的某些方面看得更清楚一些。”“面对这场战争我们必须深刻反思我们的国民性问题。”“刀架在脖子上时，和平居民做了什么？”“山河哭泣之时，南京居民只有聚集在金陵大学的足球场上，聚集在长江边的下关码头，无奈地面对敌人的枪口，等待被杀戮，他们木然地看着同胞的死亡，也木然地等待着自己的死亡……没有想到迎上日军的枪口与刺刀决一死战玉石俱焚。”……说实在的，读到这些摇着扇子乘凉的谬论，我是十分愤怒的。二战中，日寇进攻新加坡时，七万英军集体投降，类似这种事，在中国从未发生过。“八女投江”、“狼牙山五壮士”一类的事是极多的。宽容一点去想，那就是这几个未经历过战争的“研究生”太不了解战争，不了解南京当时的实况。所以在一次会上，我说“抗日战争是伟大的，一个作家写抗日战争的作品写得不好，应由他自己负责；写得好，光荣应当归于抗战！”我在采访并研究南京大屠杀时，既看到并发现日寇的凶残与疯狂兽性，也看到并发现了中国军民的英勇抗战与斗争，他们并无“奴性”，并未“木然”。国民党蒋介石等上层人物当时在守南京的问题上忽而要死守忽而要撤退，指挥混乱，不发动民众，不发枪给壮丁，整个领导层糟糕透顶，理应负咎。但这同中国的广大军民和国民性无关。当时，唐生智跑了，留下的南京城防司令萧山令中将及一批军官率队是勇敢战死在南京的。中国官兵作战英勇，日寇战报上一再提及“华军作战顽强”、“抗日情绪高昂”，守中华门的部队基本全部战死，在南京五台山、狮子山、牛首山等地被遗弃下的整营整连士兵都打到底。百姓们有的参加战斗，有的同日寇拼命被杀，有的妇女不肯受辱被杀。最典型的是迄今仍活在南京的李秀英老大娘，那时十九岁怀着孕，因反抗侮辱与日寇搏斗被刺三十余刀。我1947年在上海《大公报》上写过一篇《被侮辱与被损害的——记南京大屠杀中的三个幸存者》就写到了她。所以，我写《战争和人》时，如实写了这些可歌可泣的事，童军威、尹二、庄嫂、“老寿星”等都基本有原型作根据，目的是把真相告诉读者，中国人民在抗战中不是孬种，虽也有少数败类做了汉奸，但人民并无“奴性”、“木然”。日军屠杀中国人是有预谋的，用二十万兽兵屠杀三十万以上非武装的中国人当然不难。但被杀者双手被捆绑面对屠刀，依然横眉怒目（有的照片就是如此），仇恨敌人死为鬼雄的是主流。我写这些，是说明作家、戏剧家的责任多么重要，你的作品写得不好就会对读者进行误导；也想说明我是用认真的态度在写《战争和人》的；更想说明源于生活忠实于生活的重要。我希望那几位不了解当年抗战实况及胡说什么“奴性”的“研究生”，能多研究选读一些真实而优秀的写抗日战争的作品，不要再坐在那里喝着咖啡说污辱中国人的风凉话！
（本文刊于1995年12月《文艺报》）
诺贝尔文学奖谈片
春秋时，楚人卞和，在山中得一璞玉，献给厉王。王使玉工辨识，说是“石头”，以欺君罪断卞和左足。后武王即位，卞和又献玉，仍以欺君罪再断其右足。及文王即位，卞和不献玉了，他抱玉哭于荆山之下。文王派人问他，他说：“吾非悲刖也，悲夫宝玉而题之以石，贞士而名之以诳。”文王使人剖璞，果得宝玉，人称“和氏璧”，天下共传宝也。
这个故事在中国流传很广。我提它与谈诺贝尔文学奖有什么关系呢？
瑞典化学家诺贝尔（1833-1896）曾立遗嘱规定，将其遗产一部分共920万美元作为基金，分设物理、化学、生理或医学、文学、和平事业及经济学等多种奖金，从1901年开始，每年在诺贝尔的逝世日12月10日颁发。文学奖金由瑞典文学院评定，90多年来，全世界已有30几个国家的几十位作家获奖，其中不乏许多货真价实的大师级作家。他们的作品辉煌了世界文学之林，使我们在兴奋之余大受其益。诺贝尔文学奖既有评出的大师级作家撑台，又有丰厚的奖金，加上以西方新闻媒介为主的宣传包装，它自然为世人注目，尤其为文学界注目。
轻率否定诺贝尔文学奖是不科学的，有这样一个世界性的文学大奖总比没有好。这对提高文学的价值和地位，对推动、发展和繁荣文学创作有好处，对推荐文学巨人，对促进世界文学和文化的交流也有好处。但是，每每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定结果公布后，世界各地反响不一。有首肯的，有沉默的，有否定的，有议论纷纷的。而在文学界，对诺贝尔文学奖，作家诗人们的态度也不相同，有羡慕向往的，有置之脑后的，甚而像法国的萨特，他拒绝领奖。日本的井优鳟二，生前曾多次获得诺贝尔奖提名，但他早在被提名时就写好“我无意接受”的声明公之于世。当然，他从未被评上。
为什么会这样？很难一言以蔽之，但这同评奖本身有关，恐也不容讳言。
历来，在评奖工作中，即使评委们想比较公正、严肃与客观，但仍不能不受一些因素的制约：提名的推荐介绍问题、个人好恶问题、欣赏趣味问题、政治上的考虑、平衡上的思索、评委自身的水平、外力的干扰、傲慢与偏见及无知、认真与马虎作风的差别、价值观念之不同、可比性的差异……如果处理得当，评奖也许能比较公正与公平，如果处理不好，公平与公正就会受到侵犯，倘若更有不正之风及私心杂念的袭击，结果就更难说。
用这种感受来看诺贝尔文学奖，我不禁就想到把玉当成石头，或者有眼不识美玉的和氏璧的故事。当然，这倒也不仅仅是针对诺贝尔文学奖而言。
中国至今还与诺贝尔文学奖无缘！为什么？
诺贝尔在遗嘱中叮嘱：“必须授予曾经写出有理想倾向的最优秀的文学作品的人。”这“理想倾向”，被有的西方人利用成意识形态的棍子，以政治因素来排斥中国，加上语言文字的隔阂，中国作家和作品的翻译输出很少，这都使中国与这个大奖无缘。但我上述评奖中的其他种种问题所产生的不公也与这“无缘”密切有关。
那天，一位作家朋友来访，恰巧见我正写这篇短文，遂谈起诺贝尔文学奖。他笑道：“7月间，彗星首次撞击木星，机会千载难逢。我感到得诺贝尔奖简直就同这彗星撞木星一样，既难，又得碰巧！”更说：“宇宙之大，夜晚满天星斗，其实人类发现、了解的星体是那些近的，还有许许多多远的尚未发现，更不了解。而且正因离得远，明明巨大，看上去反而似乎很小。如凭几位坐井观天者说他能了解整个宇宙中的星星，由他评定哪一颗最大最亮，岂不有趣？”
不能说他这番笑话毫无可以思考之处。
去过欧洲的人，都有一个印象：欧洲许多国家的人对中国太不了解，正像中国对他们的了解也很不够一样。瑞典文学院的那些位评委也许了解瑞典和北欧，了解西欧、中欧和东欧，但对中国文学了解多少？看过多少？谁也摸不清楚。有个例子倒是颇能说明问题。当1993年诺贝尔文学奖颁给非裔美籍女作家托尼·莫里逊后，香港《明报》记者问诺贝尔文学奖前一届评审委员会执行主席马悦然：“目下中国作家比起莫里逊女士怎样？”马悦然答：“没有一个当代活着的中国作家比得上她。”记者又问：“为什么？”马悦然说：“中国大陆40年代到70年代根本没什么文学作品，浩然的小说价值不大，王蒙在50年代写了《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但被打成‘右派’，写不出作品。中国大陆才开放十年的工夫，不能很快地写出好的作品。”
我不想说马悦然先生带有明显的个人好恶、政治倾向或傲慢与偏见甚至无知。但是，我不禁又想起了“和氏璧”的故事，也不禁又想起评奖问题中容易存在的那些矛盾和通病。
天下并无绝对公平的事。文学作品的好坏与价值高低，要人们完全取得一致看法也难。由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5000名会员所评出的奥斯卡金像奖，人们虽肯定并接受了它，但长期以来，在其66届评选中人们也在纷纷议论它的不公平。事实上，经过一代又一代、一届又一届、一年又一年的时间淘洗及观众评估后，当年不少奥斯卡金奖的宠儿，许多早已销声匿迹、烟消云散。而当年未评上的许多“遗珠”，却经受了时间的考验，在世界电影史上放射光芒。诺贝尔文学奖又何尝不类似如此！
美丽的世界本来是一个复杂的多民族、多人种、多国家、多语言、多地区、多人口……的综合体，五大洲、七大洋、50多亿人口、170个左右的国家、地区中，存在着各种差异。正是这种差异，形成了丰富多彩的奇异世界。谁如参加过国际性的民间艺术节，欣赏过世界许多国家的民间艺术，就会有一种感觉：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的音乐、舞蹈与那个国家、那个民族的音乐、舞蹈，是这样的不同而各富自己的特色，谁也不能代替谁、否定谁。而作家呢？不仅这国这民族的代替不了那国那民族的，而且只要是大手笔的作品，绝非别的大手笔所能代替摒斥的。当然，最民族的也是最具有世界性的，伟大作家的伟大作品属于全人类，并能被各国人民所接受，难的只是这种涉及人际关系的富于创造性的精神产品，其质量、优劣与贡献，是难以用天平或任何计量器具测定的，这就造成评定很不容易符合实际，因此评定更需慎重。从作家和作品的海洋中去觅评一颗大珍珠并不难，但却不易使人人都满意。既可能找到一颗非常大的分工会的珍珠，也可能找到的只不过是大海一角中的一颗不太大的珍珠，而遗留在汪洋大海其他部分中的大珍珠又何止成千上万？但只要找到的是比较美丽硕大的珍珠也就值得欣慰。人们是通情达理的。这就是为什么对文学评奖的结果即使感觉欠缺什么却仍可以谅解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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