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和人》创作谈

    一

    抗日战争题材的小说已经不少，但这场使中国军民伤亡近三千五百万、财产损失一千多亿美元、歼灭日军二百六十余万的战争，未写和可写的范围还很大很多。改变一下“习惯性”的写法也很必要。不能以为写抗日战争题材的作品就单纯是写“打鬼子”。也不能以为除写敌后军民抗战外广大蒋管区和正面战场就不能写。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来写是完全可以、完全必要的。而且，中国人民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抗击和牵制了日本的大部分兵力，打乱了日本侵略者的战争部署，使它无法“北进”，使苏联能避免东西两线作战的被动局面，也推迟了日本的“南进”计划，支援了美、英盟军在太平洋战场和东南亚战场的作战。中国人民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做了巨大的牺牲和不可磨灭的贡献。现在西方有那么一些研究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学者”，迄今却仍无视中国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历史作用。日本有那么一些右翼分子，仍在为军国主义和侵华作梦呓式的辩解，否认在华的侵略和屠杀。那么，写一本文学作品来反映那个时代就完全是必要的了！我愿能为此提起我的笔，写一部有史诗性和独特艺术追求的长篇小说。

    二

    有时候，一个人或一家人的一生，可以清楚而有力地说明一个时代。历史本身，我们未曾意识到、感觉到或者判定它的地方，那真是太多太多了！从人生去发现历史，常会更真实形象些。我应当用人物和家庭带出事件，来写那段历史。是写战争和人，但又不是战争小说。我写的应当是一部熔历史、政治、军事、社会、家庭于一炉的丰富而厚实的长篇。着重写人，加强文学性，作品才有生命力。我应当从生活出发来塑造人物，不遵循任何模式。童霜威应当是一个典型。通过童氏父子的遭际反映那个大时代，反映那段不一般的历史。作品中写到的每一个人物，哪怕是次要的下笔不多的人物，也要努力尽量做到使他（或她）栩栩如生。

    三

    我想写的是战争和人，写战争与和平，写美与丑、善与恶、生与死、爱与恨、肯定与否定、是与非的选择。当时的人物、生活、氛围……如果再往下写，将写出一个时代的结束和一个时代的开始。

    对战争，应当有一个正确的看法；对和平，也应当有一个正确的看法。战争年代的经验是无穷无尽的。回顾过去那段历史，至少，可以使我们懂得：人类必须阻止战争，如果发生了无法阻止的侵略战争，唯一的办法就是努力战胜侵略者。对民族存亡命运的历史责任感，对侵略者奋战到底的铁石意志，为保卫祖国而不惜牺牲一切的正气，是我们当年用劣势武器坚持抗战的强大精神力量。战争残酷可怕，但和平不能靠祈求和恩赐。不能不加选择地从敌人手中去接受诓人的和平！同时应当认识到：和平不是一种政治策略，被利用来帮助和掩盖侵略，被利用来调解冲突和应付谈判，或作为一种赢得喘息和时间的工具，以准备新的战争。和平是人生哲学，是一种人生态度，是每一代人对自己和后代前途所负的历史责任。

    四

    真实可信，是文学作品的生命。

    倘若我完成了这部长篇，有人问我：“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吗？”

    我将回答：“小说，终究是小说。但，它不该是虚假编织的赝品。历史的波涛会使它具有复杂、深刻的内涵。它的生命力依赖于生活的真实和艺术的真实。”

    要达到真实可信，首先是人物要使人感到真实。但其他诸如服装、用具，甚至吃的一只菜，坐的一辆车，都不能马虎。

    我应当立一条原则：凡未曾到过的地方就不写，写了要闹笑话，也不像。因此，南京的六朝烟水气，苏州的寒山寺钟声，去南陵的“夜行船”风光……都要经得住当时曾身历其境者的检验，要让他们说：“像！很像！”

    我更应当立一条原则：凡用真名真姓写的人物，必须是认识的或接触过的，至少是见过面的。要不然，全凭资料写，必然会“不像”，甚至会出笑话、脸谱化。这种例子在文学创作中并不少见。

    五

    我是有资格写一本关于1937年12月侵华日军在南京大屠杀的书的！但我在《月落乌啼霜满天》中只打算用一卷来写南京大屠杀。而这一卷，应当是悲惨、壮烈令人难忘而且震憾心灵的。主要是写人，但生活积累应当全用进去！

    1946年至1947年间，我曾在南京采访、收集大屠杀的资料。也参加旁听过对日本战犯谷寿夫等的审判。还在中华门外及五台山等地看到过发掘遇难同胞骸骨的挖掘。我采访过梁廷芳、陈福宝、李秀英等亲身经历大屠杀的见证人，当时并在《大公报》《时事新报》上发表过文章。抗日战争中，仅仅一场日本侵略军在南京的大屠杀，中国军民就被杀了三十多万，大大超过了两颗原子弹给日本人带来的灾难。我们能不如实地写出当年的实情使中日现代的青年和将来的人民了解真相吗？“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正确了解历史，才有利于中日两国人民世代友好下去。

    南京大屠杀这一卷中，我写了当时下级军官的誓死抗日，也写了老百姓的爱国精神，那都是有原型的、真实可信的。但在日本兵中，我也写了一个和善一些的日本兵，他不让狼狗咬“老寿星”。正如后来我又写了一个冈田医生一样。那是听人说起过的事，也是真实的。本来，人民总是友好的。我对中日关系寄希望于人民的友好。

    六

    一部多卷的长篇小说，很难用简单的几句话来概括主题，但写作时的立意是十分重要的。想表达的东西很多，但主要的必须明确。

    有个现成的关于抗日战争的结论：人民胜利了！日本侵略者失败了！过去写抗日战争的小说都是这样写的。但我不想完全重复应用原有的这个结论。这个结论当然并不错，但在我的亲身感受上所得到的立意是：与日本侵略者同步失败的还有当时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这个立意发掘下去是大有可写的。

    写作时，我想得很多、很远、很复杂，很无边际，自由自在：中国的人和事有多复杂？国民党这样的庞然大物当年怎么会腐烂垮台的？民主党派与民主人士是怎样产生的？共产党当年为什么会得民心？今天有没有必要再展示那已过去了的漫长而严峻的战争年代中的人和事？我们应当如何以史为鉴？……我是抱着满腔热情写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一切历史都同现代生活应当有关。写历史题材，如果只是为写历史而写历史就意义不太大了。旧事，我希望有新的思索。

    时代召唤史诗的美

    ——茅盾文学奖得主王火答文学社记者姜刚问

    王火，原名王洪溥，江苏如东人，作家、编辑家。1924年生，1948年于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做过大学助教、工会干部、山东省属重点中学校长，参与创办两家出版社及三个杂志。40年代开始创作，作品六百多万字。代表作长篇小说《战争和人》三部曲，被评论界誉为是“反映抗战的雄伟史诗”，曾获郭沫若文学奖、“炎黄杯”人民文学奖、第二届国家图书奖、第四届茅盾文学奖、“八五”期间优秀长篇奖；另有长篇小说《节振国传奇》《外国八路》《浓雾中的火光》《雪祭》《流萤传奇》《王冠之谜》《女人夜沙龙》《禅语》；中短篇集《梦中人生》《东方威尼斯——一个京剧女演员的传奇》《心上的海潮》《边陲军魂》《隐私权》《流星——王火中短篇小说精选》等；童年回忆录《金陵童语》，“文革”回忆录《在“忠字旗”下跳舞》；散文集《西窗烛》《王火散文随笔》《五味人生》及《带露摘花》；电影剧本《平鹰坟》《明月天涯》《绿云寨》等。

    本刊特派南通师院雏凤文学社记者姜刚就王火的成长道路及围绕《战争和人》这篇史诗般的长篇小说的创作，采访了作者。

    问：请问您是如何走上文学创作道路的？

    答：小学时我在父母和哥哥的书架上开始一知半解地翻阅他们的藏书，后来，就逐渐养成了爱读文学书籍的习惯。小学和中学时代，作文比赛得过奖，对写作有了兴趣。抗战时期，我在四川江津上国立九中高一分校，一次，同学们吃稀饭中毒，情况严重，送到江津县卫生院后，医生官僚主义，我愤而写了一篇《九中就医学生感言》予以抨击，立刻被刊登在《江津日报》上。以后，我就开始了写小说、散文和诗，后来我进了复旦大学新闻系，有心要以笔为枪，做个好记者，阅读了图书馆及同学中所有能觅到的中外文学名著，并不断练笔写稿，常有小说、散文、特写发表。抗战胜利，我做记者，采访了南京大屠杀及对日军战犯和汉奸的审判，并在沪、宁一带活动，发表了不少稿件。1948年，出版了《新闻事业关系论》一书（上海东新书局）。在革命队伍中，我先后在编辑出版工作岗位上多年，用笔写作成了习惯。年轻时精力充沛，我既热爱文学，自然而然就走上了业余文学创作的道路。

    问：《战争和人》动笔于50年代，“文革”时文稿尽毁，是什么促使您再次写下了这部巨著？

    答：这部书稿从开始写，我就倾注了最大的热情，调动了过往的生活积累和思维成果，用拼搏的态度进行创作，我经历过抗战八年，并有独特的生活经历，那段历史给我的深刻感受，使我不能不写。按照自己的心意想写一本中国味儿、中国生活、中国民族精神的长篇，希望能有宏伟的思想和丰满的情感，希望能有鲜活的典型人物，有当代意蕴却能散发着中国古典的美学风韵，应有阳春白雪的高品位，却绝不排斥一般读者的阅读兴趣，我一直认为这部书有其不可替代的价值，文稿毁后值得重写，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于砚章等同志又锲而不舍地鼓励我重写，于是，我下了决心使这部作品失而复得。

    问：《战争和人》以战争历史为文化背景，请问您如此关注这段历史，从历史中发现了什么，或者说您在历史中融汇进了什么独到的发现？

    答：《战争和人》的背景是抗日战争，我熟悉这八年前后的生活，愿重现这段不平凡的历史。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中国受尽帝国主义侵略和欺侮，但抗战八年，中国胜利了！抗战八年，有个当然的结论，就是日本侵略者的失败，中国人民的胜利，但我在《战争和人》中则更说出了：在八年抗战中失败的不仅是日本帝国主义，还有名义上领导抗战的国民党政权，指出国民党的反民主和腐败是他们失败的主要原因，并写出了当时共产党抗战的许多情况为何能得人心……在写抗战题材的小说中，我是以这种新意来写的，而且在我这部长篇小说之前，新中国成立五十年来还没有另一部长篇是实写国统区和沦陷区及正面战场上的抗战图景又写地下党活动以及重庆谈判延安情况的。

    问：您的战争题材历史小说与80、90年代之后开始流行的“新历史小说”存在着艺术上的许多不同，请问您如何看待正史类历史小说与“新历史小说”在对待历史的态度以及其他方面的分野？

    答：其实，“新历史小说”的新，是突破历史真实的局限，走向一种新的历史叙述方法。我不反对创新，但我喜欢自己写正史小说时应当让人相信作者叙述的是真实的历史，而作者也应当依据真实的历史来写。胡编乱造、随意打扮历史、“戏说”历史，现在很流行，但严谨的史学家反对，我这样的要写真实历史的作者也摇头。“新历史小说”的作家们，突破历史真实的局限，以主观叙述的感觉形态进入历史表现历史，使文学中的历史成为现代人表述的历史，艺术上也有其创新之处和特点。在西方，这种手法也早有过。我认为这也是作家在创作中的一种“自由”，只不过我不愿要这种“自由”，在写严肃而沉重的正史小说时，我要根据历史，不容许自己违背历史的真实。

    问：您1999年出版的长篇《霹雳三年》与《战争和人》有何承续又有何发展呢？

    答：《霹雳三年》是以1946年6月到1949年6月那三年内战为背景的。在时间上，它是承续《战争和人》来写的，但它不是《战争和人》的续篇，人物变了，写法变了，结构变了，叙事风格也变了。我是用记者笔法来写一男一女两个记者当时的生活的。而且把新中国成立后五十年压缩了与过去那三年时空交叉着写。这部作品较之过去我写的有些作品可能更贴近现实和读者的心。

    问：在《女人夜沙龙》中，您为什么放弃擅长的历史题材，把目光转向知识女性，关注她们的生存状态和人生悲欢呢？

    答：我除历史题材外，也写当代现实题材。《女人夜沙龙》的诞生，是我在五光十色的社会生活中，着意于探索市场经济条件下都市女性的生活状态和心灵变幻，并在小说的叙事方式、艺术结构及其通俗化、大众化等方面，广泛进行一次探索。《文艺报》发表过评论家陈朝红的评论，认为这是“别具一格的探索”。我确是借鉴吸收了通俗文学的某些表现技巧，力图把严肃的思想内涵与曲折生动的故事情节结合起来，造成雅俗共赏的效果，增强作品的可读性。

    问：90年代以来，长篇小说的史诗性，越来越受到重视，请问您如何看待长篇小说的史诗性要求？您认为自己的作品在这一方面成功的是哪一部？

    答：在史诗性的美学探索上，我走过一段长长的路，我感到长篇小说都应该是站在当今、回顾过去、昭示或召唤未来的。如果没有这种想法，没有这种气势和审美观，写出的长篇就不可能有很强的生命力，就不会有强烈震撼人的感染力。时代召唤史诗，不管我的努力能达到什么程度，但必须有这种创作意图，我正是这么想并这么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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