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党在抗战中用鲜血换来的功勋，使她扩大了力量得到了民心。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发动内战但仅仅四年，解放战争就打倒了蒋家王朝建立了新中国，这就是那时的历史必然。童霜威这样一大批民主人士的产生，童家霆这样一批青年人跟着共产党走，也都说明了历史的必然。
问：评论家们说：《战争和人》走的是文学史诗（而不是文献史诗）的路子，你是通过塑造一系列典型人物来达到这个目的的。请问童霜威这个形象的典型性在哪里？他是不是现代文学人物画廊里的一个从未有过的形象？
答：从一般意义上说，“文学是人学”，我想通过一系列典型人物来达到创作的目的，童霜威当然是首要的（其他如童家霆、柳忠华、杨秋水、欧阳素心、谢元嵩、管仲辉、江怀南、卢婉秋、陈玛荔、燕翘等其实也各有其典型意义），评论家谢永旺在《当代》上说：“童霜威是一个信守民族气节的爱国者形象，是典型的，又是个性的，如果说，这是一个由国民党的高级官吏向一个革命的民主派转变的典型，我以为也是不错的。”张炯在《作品与争鸣》上说：“小说最重要的成就是刻画了童霜威这个复杂人物的典型形象，这是个相当典型的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形象。”殷白在《文艺报》上说：“为中国新文学和中国文学画廊增添了前所少见的人物形象，在时代的社会认识意义上，人生哲学的审美意义上，都有相应的价值和独到的特色。”在北京和成都开的作品研讨会上，不少评论家和作家都认为：“童霜威这样的典型人物在过去的文学作品的人物画廊中还不曾出现过”，“童霜威是一个独特的艺术典型，在新时期文学人物画廊中实不多见”。
问：你是抗日战争的亲历者，你也说过这部书融进了你和你夫人两个家庭的一些影子，这种亲历者的身份是很难得的。以后的抗战题材作品就只能依靠史料了。现在也出现了一些依据史料创作的作品，你认为这部作品与此有何不同？
答：现在，有的评论家指出《战争和人》不是单纯根据资料写成的，而是作者根据其独特生活来写的，把它区别于完全根据资料来写的作品。我认为这是强调并指出本书的独特性和优越性及塑造了典型人物的文学价值，亲历过的生活写出来会更逼真和亲切，但这也并不排斥参考史料来写小说。小说并非真人真事的“拷贝”，我写《战争和人》时也是大量收集阅读各种有关资料的。
问：有许多评论家们认为《战争和人》中关于“南京大屠杀”的一卷是惊天地、泣鬼神的一章，请你谈谈这一章的创作情况？
答：1946年秋至1947年间，怀着对日寇的仇恨，我曾在南京对南京大屠杀进行采访和研究，有过好几本采访记录，可惜均毁于“文革”。重写《战争和人》中这一章时，我返南京旧地重游，唤起回忆。创作时，又收集了大量资料重新做了研究。写的是小说，但我力求真实。人物塑造有的也有原型。比如尹二是以大屠杀的幸存者梁廷芳在下关码头遭日寇集体大杀戳时他跳江逃生作原型的，庄嫂的拒绝被强奸与日寇搏斗而毁容的情节，是以幸存者李秀英作原型演化来的。童军威的战死则基本根据我老伴的小叔凌在南京阵亡的遭遇写的，如此等等，诸如日寇的罪恶，当时的攻防部署，城破及屠杀的过程等均有根据，所以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及评论家们均予肯定。我自认为这一章在全书中仅是“称职”，比这精彩的部分一、二、三部中均有。
问：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许多青年，包括许多出身富裕家庭的青年自愿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这在现代文学史上有许多成功的典型。作为一部90年代创作的作品，童家霆的形象有什么特别之处？对今天的青年有什么影响？
答：其实我这部书主要是想写给今天的青年人看的！荒煤等评论家在评论本书时也强调青年人该读读本书。童家霆是在八年抗战漫长艰辛过程中成长为一个先进的时代青年，战争使他早熟，国家民族的命运同他密切相关，他的不平凡遭遇使他深具忧患意识思索着中国应向何处去？他面临何去何从的抉择。他的特点是由于出身和社会关系，出国留学，升官发财，他都会有。他不是为寻找个人出路才革命的，他爱国，有正义感和是非感，忠贞于爱情，洁身自好，为了理想和信念，宁可不出国而为了人民的利益留下来奋斗，在那个时期，像童家霆这样出身的青年走这样的路是一种典型。在塑造他时，我曾自问：今天有没有必要再展示那已过去了的漫长而严峻的战争年代中的人和事？现在年轻一代中的有些人是否太注重他们的个人欲望以致会否定过去，认为当年那场战争与现实毫不相干？出国热、金钱崇拜、物质引诱、西方文化和性解放、享乐主义……是否会损害青年人的灵魂？越是思索，我越觉得应当将童家霆写得真实，写得可信而给人以感染，我在创作中，致力于找到历史与现实的契合点，以引发读者思考。
我想：童家霆是应当对今天处在世纪之交、肩上有着时代重担的青年一代富有启示的！
（本文刊于1995年8月13日《中国青年报》）
时代精神、典型人物、独特个性
——《战争和人》三部曲创作杂谈
爱国主义始终是我一心想宣扬的主旋律。抗日战争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爱国主义的创作题材。在实践中，我感到，改变一下“习惯性”的写法也很必要，不能以为战争文学就是写战争过程和重要的战役，而不需要深化与拓进；不要以为写抗日战争题材的作品就单纯是写“同鬼子打了一仗又一仗”；也不能以为除写敌后军民抗战外，广大蒋管区和正面战场及沦陷区人民的抗日战争就不能写。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来写是完全可以、完全必要的。中国人民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做了巨大的牺牲和不可磨灭的贡献，但二战以后在西方有那么一些研究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学者”，却无视中国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历史作用。日本一些右翼分子始终在为军国主义招魂。记得抗战胜利后不久的1946年初，我在上海采访过日俘日侨。当时日本战败，许多日俘集中于江湾“京沪区日本徒手官兵管理处”，虹口区则有“第三方面军日侨管理处”，上海有十万日侨仍散居于原来的住处。从采访中，我感到美国人包庇日本，国民党当局也包庇战犯，而有些日俘日侨对侵略罪责缺乏认识，我就感到恐怕需要许多年的时间，而且要用真正的历史事实告诉那些不知情的受欺骗的年轻人和下一代才能纠正，没有这种纠正，中日两国今后的友好和平，恐怕是难以符合理想的。这些深刻的感受，当我在八年抗战过去后又经历过四年解放战争，随之以新中国的建立，我开始创作《战争和人》的前身《一去不复返的年代》时就有所用心。二战以后，美国出现过不少“仇日”小说，有的还是畅销书。我认为区分日本人民和日本军国主义分子是必要的。仅仅写“仇日”，不过停留在谴责小说的水平，而我们需要意蕴深厚、立意高远、站得高看得远的作品。对抗日战争的血色记忆永远不忘却，是因为我们愿同日本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共同防止日本军国主义复活，不许历史悲剧重演；永不忘却，是因为中国人民应当牢记过去受侵略的血染历史和灾难，从而懂得我们应当怎样坚定地继续走振兴中华使中国富强起来之路。因此，我想写的是一部有史诗性和独特艺术追求的长篇，首先要能高度概括时代精神和历史、社会风貌，能充分反映抗日战争的风云变幻。我要写战争和人、写战争和平、写美与丑、善与恶、生与死、爱与恨、肯定与否定、是与非的选择，当时的人物、生活、氛围……然后写出一个时代的结束和一个时代的开始。于是，《战争和人》三部曲这以抗战和二战为背景的长篇，从1936年12月西安事变起，一直写到1947年春全面内战即将爆发，就是为了要将整个抗战的来龙去脉交代清楚，将整个抗战作为背景，歌颂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但题材规定了我不是要去写一部通常意义上的军事题材的长篇，广大解放区和敌后游击战场在这长篇中只能虚写，我着重写的是蒋管区大后方及沦陷区在抗战时期的人和事。我把中国的抗战放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范围中表现。当时的这些人和事，这些生活，我十分熟悉，是“优势”，不可能费力写自己不熟悉的人和事。
在写我要写的这些内容时，除了抗战爆发前和抗战胜利后的情景、态势、时局、人物外，我着重写出抗战时期“大后方”和“孤岛”上海及香港的众生相。在那儿，光明同黑暗搏斗，抗战同投降较量，进步同反动对垒。当年的“大后方文学”和“孤岛文学”的影响人们都记忆犹新，我写的这部作品与它们既有关联却又有极大的区别和发展。这是时代与年代及政治形势所决定的。我使我书中的主要人物，从这个到那个，从这里到那里，交流碰撞，为总体构思服务，目的是有利于构成一幅真实而色彩斑斓的宽阔画卷。
有个现成的关于抗战的结论：人民胜利了！日本侵略者失败了！过去写抗日战争的小说都这样写。这结论当然对，只是在我的亲身感受上所得到的立意是：与日寇同步失败的还有当时蒋介石领导的走向法西斯和十分腐败的“国民政府”。《战争和人》就是从这开掘下去而写的。
在描绘历史生活的文学作品中，任何作家都不能纯粹地展示历史，实际都是在用今天同历史对话。我也是通过回忆历史，思考现实并展望未来希冀有助于人们认识历史启示生活的。我想充分表达自己的以时代精神为底蕴的对祖国、对人民、对正义事业与人类前途的坚定信念。虽然地域主要是写蒋管区和沦陷区，但共产党人和党的领导作用以及党所领导的抗日队伍当时所起的影响与作用，共产党人领导下的在蒋管区和沦陷区的抗日斗争和民主人士的活动，是得到了明确而充分反映的，并如实地使读者感到和看到党的力量怎样在不断增强、变大，不但打击牵制了大量日军兵力，从敌伪手中夺回大片大片土地，并建立起一个又一个解放区，赢得了民心成为中流砥柱。事物的本质方面的充分体现，是我创作时牢牢把握的一环。我不是要根据史料来写一部新闻性的纪实小说，我想写的是文学性和可读性俱强的深入到历史深处，能努力表达情感和战争中人的亲切感受与心灵震撼的长篇，这就使我明确：不仅要塑造出在长篇小说历史画廊上未出现过的一两个真实生动典型感人的主要人物，也要同时塑造出当时的其他各种人物。只有这样，才可能更好地概括时代精神和历史、社会风貌及抗战风云；只有这样，作品才会厚重而精彩。作品是否已经如此，该由读者和评论家回答，我只是说，作为作者，我塑造人物是下了功夫的。
除了上述的时代精神和社会、历史风貌及典型人物这两条外，我在创作《战争和人》时，努力掌握的第三条是独特个性。
独特个性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方面，是我所具有的独特生活，首先，我经历过抗战，而且抗战八年中有许多别人所难有的生活。举例而言，凡我写到的地方，我都到过而且有所了解，这同完全凭资料或想象来写就全不相同了。第二方面是我的独特感受。比如对南京大屠杀，由于我采访过并参加过对日本战犯谷寿夫等的公审及在华日寇战俘营等的调查，我的感受就会深刻复杂一些。比如抗战时河南受日寇战火蹂躏及“水、旱、蝗、汤”的为害，天灾人祸，使中原大地白骨遍野，惨绝人寰，由于我1942年夏季亲身经历过那儿的生活，当时的感受自然难忘。第三方面是小说的写法是独特的。我从“反面切入”，既写“反面”也写“正面”，用的“反面文章正面做”的独特手法。我写蒋管区和沦陷区，这就是从“反面切入”，但我却时刻注意全面反映抗战，着重如实突出中国共产党对抗战的领导及中流砥柱作用。按照史实，从西安事变写起，使人认识到国共合作时进行全面抗战的由来，就体现了这种用意。
独特，是一种个性，是别人难以代替的。文学作品可以凭借它创造特色，使它既不会与过去的任何作品雷同，也不会使人感到它与某一个作品重复。
我不善于总结经验，也因太忙，还未能真正静下心来思考创作要谛。上面写的是一些感受，不免粗浅，只是创作心路上的一种坦诚罢了！
（本文刊于1996年3月《文艺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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