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意

    编这本序跋集时，起凤去世已快六个月了！她走了！我书桌对面那张靠背椅总是空着，我的心也总是寂寞孤独。过去，那是她的座位。每当我写作，她常静静坐着陪我，看看书报，更多的是拿我写了放在她面前的文稿一张张阅读，有时倒杯水给我轻轻放在桌边。当我停笔时问她：“怎么样？”她总微笑着说：“行！”有时就谈点很好的看法让我改动。但现在，这一切都没有了！我总摆脱不了想念她。想起她，我就想哭，因为她是一个用她一生心疼着我的人，如今生死两茫茫了，我岂能不朝思暮想？夜里，我总希望在梦中再见到她，但我服安眠药入睡，很少能见到她，偶然见到，梦醒后更加伤心。

    她是2011年7月2日夜11点47分走的。那是个星期六，我事先缺少心理准备，7点多钟，医院开始抢救，她还是清醒的。9点钟，小女儿亮亮从英国打电话来大声叫：“妈妈——妈妈——”，她接着电话仍会慈祥地答应，但11点后，监测仪上病情严重了。她走前半小时，我站在她床前，用右手紧握住躺在病床上的她的右手。右手是温暖的，她也紧握住我的手，并且长情地看着我。但时间很短，她闭眼不看了，手也松了，监测仪上的变化使我心惊：氧饱和、心跳、血压、呼吸……都在下降，她的手也变凉变冷了！我明白：那不可挽回的悲痛时刻来到了！我放开她冷了的手，看着监测仪上各项数字变成了直线，忍不住在她额上深深吻了一下，眼泪流下来，我说：“七姐！一路走好，将来我会同你在一起的！”我默默看着孝顺而疲劳的大女儿王凌，她哭着忍着悲痛同她的好友及护工替起凤换上入殓的新衣……起凤平静地躺着，像熟睡，依然一头黑发，身上干净，面容美丽，善良而平静，但这就是刻骨铭心的诀别了！……

    现在，编这本序跋集有这么些心意：一是我在找点有意义的事做以便打发时间。二是我写的序跋很多，有些写得还可以，集中选在一起，可免散失。我给自己写的序跋有几十篇，我只选了很少；我给亲友写的序跋有几十篇，我多选了一些。三是序跋由于重要，又由于较短，起凤都看过，有的曾提过意见让我修改，有些序是我俩合写的，长篇小说《王冠之谜》的序还是用“庶华”的名字写的。编这样一本序跋集，应是对她的一个纪念，同时也悼念请我写序跋的已经逝去的而常常在我思念中的老友殷白、余润泽、闵宜、塞风、徐靖、贺祥麟、李友欣、金成礼、帅雪、李秀英等各位，愿他们安息！

    （2011年12月冬至在成都大石西路36号家中）

    愿是五光十色的烟云

    ——《西窗烛》序

    每个人的经历，不会完全一样，如果有所选择地如实写一些出来，总是会吸引别人的。这本文集是从我写的三十多万字的回忆、纪实文、散文、随笔中挑选出来的，属于“我的世界”。希望读者对其内容和多样化能感兴趣。

    自己将各篇仔细一看，眼前恍若能够穿过岁月的迷雾看见飘过一片片五光十色的烟云，映照出许多遐想，回闪起不少心潮。

    这些文字如果说愿意献给读者的话，那就是每篇都还言之有物，老实记录下了一些人和事的追忆、时代的变化与色彩，以及我自己的人生经历、心理剖析、萍踪感情和创作体会。没有无病呻吟的哀叹，没有绮丽浮华的好梦，文字追求朴实，体会发自内心，叙事尽量质朴。一些文章发表后，曾被《文摘报》摘录或被报刊转载。有的文章迄今仍有读者写信来索取。《追寻汉斯·希伯的踪迹》一文还引起了国外的注意。

    回溯过去了的几十年中，我主要做了三方面的事：一是从事教育工作，在一个省里做过十几年的省属重点中学的行政领导工作；二是做了三十年以上的编辑出版工作；三是写了四十多年的文章。这里选的一些篇章，多多少少反映了我上述三方面工作与生活的一鳞半爪。

    编选这个集子，今天来重读，不尽沧桑，又不胜庆幸。因为，时光如水，记忆如流。倘若以前没有写下来，现在既写不出，也是难以写或无法写的了。而这些人和事，这些浓浓的情和忆，记下来倒不是毫无必要的。

    集中有一篇曾刊载在《中华儿女》杂志上的文章，题为《心灵镜上的图影》。实际这里的每一篇文章，无论长短，都是我“秉烛西窗”，从自己心灵镜上反映出来的图画或侧影。我希望它们有我自己的“独到”之处。“尘封土埋掩不住，擦光拭净又一新。”在沉默、静止和流动之间，我感受着现实、历史和命运而动笔。

    不知是哪位文学家说过：“人，全都是为‘发现’而航行的探寻者。”我想，他这当然首先指的应是文学家。文学家的写作，如果无所“发现”，必然是一种失败。集中选的文章，都是有所感而写，但究竟有多少“发现”？却又惶惶然了！好的是记忆尚未成灰，豪情也未冷却，滓秽不录，物我通灵，笔下流泻出的，也许缺少花的芬芳，如有草的清香，我也堪以告慰。

    要了解人生，只能向前追溯，要度过人生，却应向前瞻望，是人所共知的一种人生哲理。可惜，人随着年龄增长，每每总是容易怀旧、容易向前追溯。去年，《十月》原主编苏予来访，问起我在想写些什么。我谈到想写些回忆之类的文字时，她建议我：还是把回忆之类的文字放后一步，到再老一些来写，先该仍写些我该写的东西，比如长篇小说等等。她走后，我思索好久，觉得她似是勉励我：现在你还不老，还应向前看，还应在创作上去拼搏，而把那些属于回忆录之类的写作放到更老一些来干。她的话当然有理，我也感谢她的好意。但我不想机械地按照她的建议实践。我还是依自己的主观安排与客观要求来办，该写什么和想写什么时就写什么。

    一个人善于利用人生，生命毕竟还是悠长的。集中的文章，都是过去应报刊编者之邀利用点点滴滴的光阴见缝插针写下来的。当时如果未写，也就早都消失遗忘了！当时写了，也就有了这本集子的存在。那么，过去这样，今后也依旧这样。该写而未写的人和事还多，湮没可惜。写小说的同时，我想，还会把这类文章穿插着写下去的。

    历史在静静流淌，往事必如烟云。但愿我的这些心灵镜上的图影能像五光十色的烟云，凝视时，给人以美丽，给人以亮色；烟云即使散了，光彩和印象仍然在心。

    （1990年金秋于成都）

    点燃时光

    ——《王火散文随笔》序

    不知怎的，总是忘不了“文革”。“文革”中有个阶段，我被莫名其妙地“打倒”，又莫名其妙地闲置，无事可干，无书可读，无文可写，无话可说。于是，有一种奇怪感受：时光在飞驰，却毫无价值；我嗟伤于无所作为，甚至感到了时光的停滞。那当然是错觉，时光不会停滞，也不会流逝，而人是会停止，会流逝的。当一个人无法自己支配时光，丧失了使用时光的权利，时光有犹如无；人，存在犹如消失。

    所幸，恍如一场短暂的噩梦，后来，时光终于重又给我带来了希望和喜悦。当我仍然可以依靠时光在改革开放时期做出奉献时，我就更感到了时光的存在与可贵。时光是与奉献联系在一起才有生命的。

    有个颇有意味的故事：一个希望长生不老的人找到了一位哲人，请教：“我怎样才能延长生命？”

    哲人说：“点燃时光！”

    “点燃时光？时光怎么能点燃呢？”

    哲人笑了：“时光一半在白天，一半是黑夜。倘若谁不会把黑夜变成白天，却会把白天变成黑夜，这样的人等于减寿。相反，谁能使黑夜也大放光明变成白昼，时光就翻了一番……”

    近年应邀写了不少散文、随笔，都是时光的产物。每当光线阴暗，拿起笔，灿烂的台灯金光一亮，我就有点燃了时光的感觉，有了置身于时光流动之中的体验，有了活力。由此，感到生命延长。

    我写的散文、随笔，大部分都属于旧梦，属于钩沉。有的依靠时光积累起第一手资料才能写成；有的依靠时光的汰洗、鉴定遂能下笔；有的依靠时光的发掘才能出现；有的仰赖时光的孕育才有选题、立意；有的历经时光的考验才能有境界和思索；有的承受时光的沐浴得以玉成。旧梦虽已阑珊、凋零，通过回忆写了出来，却也带着雨露、透着新鲜。能将特殊岁月、时代风云、人物身影、是非正邪、心灵感悟……点点滴滴镌烙纸面，首先要依靠点燃时光，将老了的旧梦园地耕耘一番。说来可笑，在这种时候，烦恼也好，遗憾也好，一切都似可不受干扰。大环境左右不了，小天地却可自己营造，无须瞻前顾后，无须浮躁不平，无须牢骚太盛，无须别人哭笑，但能踏实读点好书，写点对国家人民有益的东西，即使不能因此而快活，也会因此而充实，这总是自我完善的一条途径。

    曾做过一个奇怪的荒芜的梦：仿佛在一个春天的早晨突然回到了久别的故园，一切那么熟悉却又那么生疏。旧屋沐雨栉风，已更苍老，庭园经过严冬显得凄冷，我的心感到寂寞而又孤独。但，春风中，绿树发芽，春草丛生，仿佛有个悦耳的声音在耳边响起，那是布谷鸟的叫声……醒来后，梦境依稀仍在眼前，心情却自不同。梦已逝去多年，布谷鸟叫声难忘。

    我明白绝对无法抗拒老境的到来和羁绊，但，哲人关于点燃时光的启示和布谷鸟的啼声，对我似可格外起点激励和鼓舞的作用。遂决定用这些启示和感受为这本集文作序。

    （1996年8月）

    峥嵘历史风云儿女

    ——《国立中学的回忆》总序

    时光会流逝，但值得称道的历史，实际是一部形象深刻的教科书，应该保存、流传。

    本书实录的是那段回忆抗战后方国立中学的历史，这是一段颇有影响和意义、轰轰烈烈、不应湮没和忽略的历史。作为中国教育史来说，抗战时期的国立中学，这一独特篇章，应是中国现代教育史中属于抗日战争时期中等教育史内的重要组成部分。

    1937年，面对虎狼似的日本帝国主义，“中华民族到了最危急的时候”，在中国共产党倡导下，国共合作，“七七”、“八一三”后，中国人民的全民抗战开始。日本侵略军凭借优势兵力，强占我大片国土，战区大学纷纷内迁，有些中学也跋山涉水艰难迁校。更有许许多多青少年中学生及难童为抗日离乡背井，颠沛流离陆续进入内地。从1938年到1944年，在四川、河南、贵州、陕西、湖南、甘肃、江西、安徽，先后成立了二十二所国立中学及三所国立华侨中学、两所国立中山（班）中学、两所国立女子中学，还有三所高校附中，收容战区流亡学生，全部给予公费上学的待遇（有的国立中学也吸收了少量公费或自费的当地学生，比如四川的国立中学就有不少川籍学子），由于国立中学的成立，使得大量战火中的中华儿女——知识青年，有了稳定的归宿，能顺利完成中学学业，保存并发展了民族的有生力量。

    当时，国立中学集中教师精英，师资队伍强，教学质量高，1945年抗战胜利，所有国立中学师生都在1946年夏天开始或返原籍，或组建新的学校。留在四川的一批烈士遗孤和本地学子无法前往，遂在原中大附中、社教附中基础上，兼容其他多所国立中学在校师生，成立了国立青木关中学，但总的来说，抗战时期的国立中学历史，至此应算基本告一段落。

    在这段抗战中诞生的国立中学的历史中，在国立中学上过学的学生人数，估计先后应在十万左右，他们被称为“战区流亡学生”。

    “战区流亡学生”这一特定条件下获得的“知青”名称，是一个光荣的称呼，寓含着抗日爱国的行动、艰难困苦的锻炼和拼搏奋斗的精神。这是一个抗战中出现的特殊群体，关系到中国未来的特殊群体，它涵盖了全部国立中学的中学生，当然也包括了当时流浪来到后方的无数大学生和师范生、专科生。这批战区流亡学生遭遇不同，但大多数经过战火的洗礼；日寇铁蹄的侵扰蹂躏、逃亡流亡、敌机轰炸……又经过国立中学那种烽火岁月中校舍简陋、破袄草鞋、忍饥挨饿、思念家乡和亲人、疾病折磨、囊中空空、点着桐油灯夜读的磨练，他们国仇家恨深、报国意志坚，用乐观精神化解苦难，刻苦攻读，奋力上进，在大批优秀教师领导下，课余展开多样活动，高唱抗日歌曲，演出抗日戏剧，办墙报宣传抗战……正是这样，国立中学像炼钢炉似的锻炼熔铸出了大批钢一样的人才，每届毕业生大部分成为合格学生升入高一级学校。也有为救亡从军抗日献出热血的；也有进入各界工作，走上不同岗位，成为加强抗战有生力量的。随后，有的参加学运，从事革命进步活动，有的为实现建立人民共和国的理念，做出了牺牲和应有的极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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