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火文集-王火序跋集(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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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中国成立后,当年国立中学的学生,有的参军保卫和平、反对侵略,为加强国防奉献热血和青春。大多数战斗在各条战线,奋发有为,几乎人人都有一段艰辛的历程,人人都体会过风雨挑战,也人人都有各自独特的付出与贡献。每一所当年的国立中学都可以列举出长长一串光彩夺目或有杰出贡献的学生名字。例如国立九中有“两弹元勋”邓稼先,1964年10月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和1967年6月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他都是头功。他虽然因辛劳过度六十二岁就早逝,但他的丰功伟绩,使人民永远铭记在心。例如前国务院总理朱基是国立八中的;国防科工委主任丁衡高上将是国立中大附中的;天津市长聂壁初是国立十六中的;世界著名地理学家、瑞士苏黎世学院博导许靖华是国立青木关中学的;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也是中大附中的;还有作家贺敬之、聂华苓及台湾发行量最大的《联合报》副董事长原发行人刘昌平等都是国立中学出来的……此外,院士、专家、学者、教授、将军、社会活动家、高级记者、编审、音乐家、总工程师、医生、中小学教师、演员……应有尽有,无法一一列出。部分同学,由于机遇及其他原因,或许未必享有盛名,其实能力与学识、对人民的贡献及默默耕耘的心胸与态度,均可钦敬,他们实际都是成功者!应当提及的是还有部分报国有心、才华不凡的同学,在上世纪“左”风盛行、法制未立阶段,在一些运动及“文革”中遭受不幸,蒙受冤屈,受到种种不公的待遇,创伤严重,令人心痛。但却仍衷心耿耿,有强烈的使命感与责任心,“行无愧怍心常坦,身受艰难气若虹”。每个人未必都有优秀顺利的人生,但每个人都有积极进取的人生!事实证明,当年曾受教于国立中学的一代人,是热爱祖国、历经长期战乱受到过淬火雕凿的强者;是身处社会剧变、为新中国的建立及国家的富强与现代化作出积极工作的一代;是追求进步、富有贡献经得起考验的一代。

    光阴如同流水,抗战胜利迄今瞬已六十多年,沐浴世纪风雨,经历时代沧桑,昔日的年轻同窗,不少已经先后西去,令人悼念;来往聚会的同学,如今都已个个白发苍苍。但国立中学昔日留给我们的回忆却始终难忘。对所有恩师的深刻怀念与感激,对老同学的殷切思惦与友爱,昔日在战争条件下孜孜攻读相濡以沫的情景都历历在目。甚至连过往最艰苦的战时生活在回忆中都变得美好迷人了!这是一种奇妙深厚的感情。昔日国立中学的学生们今天相遇,不管你是哪一个国立中学的,只要说起“当年我是战区流亡学生”,“我是国立中学的学生”,那么,不管你是二中的、他是八中的,抑或是十四中的,立刻产生一种“一家亲”的感情,都像久别重逢一个学校的老同学一样,互相变得亲密无间,可以无话不说,甚至相见恨晚。这是由于当年互相在抗日战争时思想感情是一致的,这是由于当年曾有过相同的生活的遭遇,是“同过患难”的!这是由于那段共同有过的“不愿做亡国奴”的历史,使大家能有共同的语言,只要是国立中学的就都是同学、校友。高度凝固力由此产生,“天涯海角都是情”由此产生。时至今日,在台湾和异国他乡的国立中学的同学、校友仍对当年国立中学的往事念念不忘,仍对当年的母校、老师、同学深深萦怀,为祖国统一大业做出贡献与努力的大有人在。而在国内,各地许多同学会的纷纷建立,许多精彩校刊、级刊的出版,天南海北使我们既怀想当年又讴歌今天,互相继续切磋,互勉保持健康发挥余热,当年豪情,迄未消弭;关心世界形势,向往中国兴旺,抗战精神,始终保持。这是可以告慰于母校的!

    人到老年,容易怀旧。《国立中学的回忆》这套书限于人力、财力,不可能完整包括当年所有国立中学的全部应当具有的文稿,也不可能容纳许许多多能搜索到的各校校友所写的精彩文章,对国立中学的历史实录来说,这仅仅是一个开端、一个部分,但对我们国立中学的校友、同学来说,已是可贵、可喜的开端。

    十万大军,一支铁流;峥嵘历史,风云儿女。此刻,请让我们——当年国立中学培养过的同学们,一同向亲爱的母校致崇高的敬礼;向敬爱的老师们表示最衷心的感谢;向已经离开人世的老师和同学们表示最深切的怀念:向我们所有虽已年迈仍生气勃勃的当年的老同学及校友致最良好的问候和祝愿。并向倡导和主编出版这部书的郑锦涛、黄作华两位热心肠、付出精力和财务的老同学,表示感谢和慰问。

    (2006年7月于四川成都)

    写赠仲山侄

    ——《从漫天飞雪到青山绿水》序

    仲山是我喜爱的侄儿。前两年曾看过他编的《聚沙》《在那遥远的地方》《参政何须有官衔》《联结能人与企业的纽带》《难以忘却的人和事》等小集子。这次他的新集子《从漫天飞雪到青山绿水》请我写序,我当然很乐意。这本集子中的有些文章,仲山曾寄给我看过,我也曾不客气地提出修改建议,也有几篇我很欣赏并向有关刊物推荐发表过。仲山不是专业作家,在业余时间里完成和发表了几十万字的作品,精神可佳也值得赞许。

    爱国是我们家族的传统。集子中的许多文章充满了仲山对祖国的热爱,对大好山河的歌颂,对勤劳善良的中华民族的赞扬;也是仲山内在思想的真实反映,具有一定的可读性。

    由于历史的原因,仲山没能读上名牌大学和系统地学习文学。依靠自己的勤奋好学和从他父母身上学到的文学基础知识,长期支撑和应对工作的需要。他在工作中颇有建树,在稀土方面是位专家。秘书长的工作使他写惯了一套程序化的文案。他的兴趣却又在文学上,他在实践中逐步提高自己的创作能力,这是难能可贵的。

    集子中许多文章具有真实、生动的特点,读其文仿佛见其人。在粗犷之中见到细微,反映了仲山对日常工作生活中的事物具有敏锐的观察能力和特殊的视角,读来使人感到旧事旧景突现新意。

    集子中写人物的文章反映了仲山在交友中善采别人长处,发现别人的亮点,从小事中见到人物身上的闪光,很可贵。当然,从严要求,个别文章在文体准确、文字精练等方面尚可提高,这也是我对仲山的一点期望。

    谨此,与仲山爱侄共勉。

    (2002年11月28日于成都)

    王纯和王列《问祁连》序

    我亲爱的侄女王纯和王列写了一部回忆录,取名为《问祁连》。《问祁连》是一个极好的题目,是一个含有思想的书名,回忆录如果仅仅是个人经历的流水账和感悟的表达,未免不足。回忆录能寓含思想,有心灵的触动,再加上感悟的抒发,那就有了回味,有了意思。

    王纯和她的妹妹(我的三侄女)王列那时年岁很小,作为父母关爱的两个小女孩,“文革”降临,父亲是部队著名的兵工专家[1]。必然受到不该有而必然有的冲击。这时,忽然听到一声令下: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于是,王纯和王列从北京同其他一批军干子弟,离家迢迢万里去到甘肃山丹军马场。(我亲爱的大侄女王明,当时在上海随祖母读中学,也就被敲锣打鼓远送到新疆去“农垦”。上海《解放日报》当时还在第一版上刊登了记者写的采访特写,表扬了她和我的母亲。我的爱侄王捷当时实在太小,才被留在父母身边生活。)论理年纪小小的王纯和王列,本该沐浴着父母之爱,享受着家庭温暖,接受正规的、良好的学校教育,循序渐进成为国家和人民需要的高、精、尖端人才,可是她们在一瞬间都失去了一切,面对着荒凉峥嵘的祁连山,开始了一种并不适合年龄的、莫名其妙的、超出想象的、受尽折磨的艰难生活。

    本来,人生的轨道就是无法预见的,没有人能事先写好他的自传。所幸,许许多多这种受过爱国主义教育的孩子,当时属于那种天真洋溢,只要生命尚存就必定奋勇而活的人,能立足面对现实,真是顶天立地,颇不容易!

    正如有人所说:“人生的游戏不在于拿了一副好牌,而在于打好坏牌!”那批被称为“知青”的孩子们,男男女女,用青春年少的宝贵时光,以豪言壮语鼓舞干劲,“吃着草,挤着奶”,有的成了烈士,永远葬身在那儿了!(王列被分配到煤窑干负重拉煤的活,落后的煤窑出了事故,她曾险遭活埋)有的耽误了学习,损害了健康,影响了一生。但生活本身是有辩证法的,这些知青像军人似的面对一个又一个的战役,有胜利,有失败;有损失,也有战果。作为知青,失去了许许多多,在坚韧、毅力、刚强、意志、能力与体力的锻炼方面却也必然或说不定会成为一笔派生的财富!人生本来就像曲折崎岖的山涧泉水,遇到阻挡仍会滚滚或潺潺而流泻。悠悠多少年的崎岖跨过去了!“文革”结束和被否定后的“回城”风,使大批知青历尽沧桑重新有了前进的起点。王纯的爱人李建中,王列的爱人骆天柱都是从北京到山丹的军干子弟,这就“青春作伴好还乡”。侄女的父母在河北石家庄部队里居住,两个女婿和女儿就都到了石家庄工作生活,一晃又是许多年,时光真像流水……当年,因蹉跎岁月急切着曾想赶快离开的遥远的地方,待到岁月流逝,回忆镌心,却会转变成思念、难忘的地方,一种怀有神圣感情的地方。因为,在那里有过一种特殊记忆,有些特殊记忆常是多情而且可以从苦涩变为甜美的!不回那里,对那些过去的人和事,会魂牵梦萦;回到那里,见到了过去的熟人和遗迹,会念天地之悠悠,怆然而涕下的。

    所以,在改革开放的年月中,当初年幼年轻的知青们,年岁增长了,各有不同遭际之后,那股怀旧之情,促使他们从各处来到当年生活过的老地方,这是他们昔日的战场,他们来聚会,悼念应该悼念的,怀念应该怀念的,感谢友谊,畅叙别情,然后互相祝福,并在那里立碑刻石留念。随之而来的就是用自己最纯挚真诚的感情写下真实的回忆录,叙述自己独特的经历和伤逝的感受。《问祁连》当然就是这样诞生的!

    我读了《问祁连》是有所触动的。早在1958年“大跃进”的时期,我曾到过甘肃,先在兰州,后去张掖时路过山丹,但没有下车,看到了山丹境内的焉支山(又名焉耆山),但也有人说那就是祁连山。后来,我回兰州又到临夏去过,因为那时正在“引洮上山”,劳动大军正在“大兵团作战”。这本是违反科学的蛮干,但当时要“人定胜天”、“超英赶美”,所以要“低处的水往高处流”。我亲眼见到日日夜夜好几万人汗流浃背,熬红了眼在那里“折腾”。我回兰州后访问了省委第一书记张仲良,他向我介绍了甘肃的“大炼钢铁”和“引洮上山”,我告诉他:“听工地上的群众说太累太紧张了!”他坚定地说:“毛主席说,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紧张是东风!”我记录他的话,经他过目同意,用《紧张是东风——访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张仲良》为题,将文章发表在北京《中国工人》半月刊上作为头条出现。但后来事实证明:世上虽有许多智慧的格言,却都不会阻止人们去做傻事:“瞎折腾”是绝对不行的!“大炼钢铁”和“引洮上山”这种事只造成了人民的灾难!我记录并发表那篇文章也是一个错误。

    广义的祁连山其实是指甘肃省西部和青海省东北部边境山地的总称。古老、褶皱、断块高耸,西北—东南走向。那真是浩浩渺渺,气势宏伟的大山脉,它像一个又一个饱经沧桑的长寿老人蹲在那里观望世事和一代又一代的变化,它心里一定有比较、很明白。它不会说话,但不妨碍我们提问!它不会回头,我们却可以回头。回头看一看,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发现使过去成为过去的理由。

    当年的老知青写回忆录,恐怕必然会有这点意思的吧!?

    (2011年10月5日夜于成都)

    注释:

    [1]我哥哥王宏济是国防科技、教育战线的著名学者,是兵器系统与运用工程新学科的主要创始人。“文革”后是全军英模代表大会代表,首批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专家,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我国维修与维修性工程理论奠基人,我历来以有这样的哥哥而自豪。

    风雷震颤,风雨芳菲

    ——《火红的金达莱》序

    往事已然苍老,但历史不能忘却。

    早有人说过:“文革”貌似一场正剧,其实是一场悲剧和闹剧。《火红的金达莱》,是一个极好的共产党员和他的妻子(也是共产党员)在“文革”期间及以后的遭遇的叙述。这里充满了帅雪同志及其夫人卢爱忱同志的喜怒哀乐,这里是他们一段刻骨铭心的难忘记忆,一段正常人在正常年代少有的经历,一段事后滤沉多年冷静下来的思索,一段富于人格力量的回顾与总结。对于我这样经历过“文革”的人来说,读了以后,对那场毫无历史必然性的毁灭文明、毁灭生命的愚昧与“混战”,仍不免感到心跳引发共鸣,有一种风雷震颤之感。原因在于其内容及思想感情的真实及新鲜,它勾起我对往事的回想,也挑起我的兴趣,在本书的叙述中因其真实而使我沉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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