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没说别的，只告诉我：今天下午，陈展来过，他就是来谈你这个问题的。
陈展是我抗日战争后期在重庆认识的地下党员。抗战胜利后，为掩护他，我通过七姐将他南京的户口报在她家里，上海的户口则由我报在上海我家中。陈展在上海时和到南京时，也常到凌家坐坐。做过地下工作的人都知道，那个社会的事和人际关系都很复杂。起凤的父亲是国民党的上层人物，可是他主张抗日，也反对内战。他是国大代表，但他利用他的地位援救过身陷囹圄的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陈展平日叫他“老伯”，叫起凤“七姐”。当南京的派出所查陈展的户口并了解情况时，凌老伯将他们吆喝走了！1948年，陈展在上海搞地下兵站被特务逮捕后，起凤特地陪父亲到上海，多方设法营救。当时，由于陈展被押解到苏北南通，由第一绥靖区军法审判，营救未能生效，但终于由我陪同母亲到南通，用金条将陈展的“人头”买了下来。陈展保释出狱后，重返苏北解放区，以后随解放大军回到上海，做了上海钢铁公司的总军代表。由于我们有一段好几年同生死共命运的交往，他是我参加革命的引路人，对我对起凤都很了解。如今在激烈的运动高潮中，他自然关心我的前途和一切。他找过我谈话，要我从实际出发同起凤一刀两断，说：“我是了解七姐的，但情势如此，我只能劝你从实际出发，台湾一时是不能解放了，你们的结合也是不可能解决的了！从你和七姐双方考虑，你们都该实际一些，互相为对方多考虑，大家可以解脱……”
但，我回答他：一个人的感情历程是他品行的最好鉴定，我不能自私地毁约！我奇怪，为什么革命和爱情二者不能兼得，好像我要革命，就必须同她一刀两断，而如果我要爱情，就不能革命！
陈展用近视眼镜下两只略带警惕性的眼睛瞪着我。他1932年入党后，在白区工作多年，被捕不止一次，受过种种酷刑，身体不好，眼睛里常露警惕性也是他工作养成的习惯。他说：我相信你，也了解七姐，但我确实不赞成你坚持要维持这个台湾关系。爱情固然重要，事业更重要嘛！你组织上找过我不止一次了！意思就是要我劝你同她一刀两断，甚至有人说，可以为你介绍一个非常好的女党员。我们这里也有同你很般配的女同志，你们可以志同道合地并肩干革命……
我没容许他说下去，就拒绝了，说：我不会要的！我也不会放弃的！
话是谈僵了！所以陈展来找母亲谈心，让母亲劝我了。当母亲告诉我陈展找她谈话后，我立即说：我能猜得到陈展同您说了什么，但我宁可死，也不会同意的！
听我说到“死”，母亲不再说了。那个阶段，我大学时期的同学好友王善本爱好越剧，他也会写越剧剧本，曾将鲁煤等写纺织工人生活的话剧剧本《红旗歌》改编为越剧剧本在劳动出版社出版，因为上海工人中喜爱越剧的特多。他陪我看了范瑞娟和傅全香演的《梁山伯与祝英台》，那的确是一出十分美丽的戏。从十八相送到楼台会，又到化蝶，无论情节、唱词抑或舞蹈，都使我触动神经。看后，我有特殊的震撼的感受，说到“死”，同这也有关系。母亲明白我的个性，她的人生阅历也使她了解，在我们那个时代的青年男女恋爱问题上是常会像罗密欧和朱丽叶的故事那样破釜沉舟的。我说出“死”字，不是吓唬谁，更不是胡乱用词。母亲叹口气，就什么也不说了。
起凤给我来信，有时附寄照片，有在阿里山游览时照的，有在她家花园里照的。她的样子雍容华贵。但照片我也不留下都连同信件一并交了上去。我向组织敞开心扉，毫无保留。
上海总工会面对黄浦江边。在我这十分苦闷的阶段，中午休息时间我常与善本及其他同志到外滩江边散步。心情郁闷，有时有蒙蒙雨雾，沐着江风，看到江水潸潸流淌，能够抒发些胸中的块垒。这时，一位女同志X有意无意地同我一起散步。有时似是偶遇，有时是她约我。她为人极好，工人出身，但有文化，长得也俊秀。有一次，老吴对我说：X还没有对象，她喜欢知识分子……什么意思？我也不去多捉摸，但感到他不是无心说的，但却引起我的注意，使我想起了陈展说的那些话。同X散步，互相都并不多谈什么，只要触发起对起凤的思念我的心里就烦透了！我认为X是会体悟到我的心情的。她丝毫未表露什么，却依然大大方方地对待我，而且我会感觉到她对我的同情和关心。只是，以后她未再约我散过步了。
许多个夜晚，都是不眠之夜，我辗转反侧，面对黑暗和虚无，心里叹着气。我怎么办呢？那时常有夜雨，我总睁着眼在黑暗中看着窗外，什么也看不见，但听得见淅淅沥沥的雨声，那种感觉，至今想起仍是新鲜。有什么好办法呢？形势这样严峻，运动这样火爆。有两次，又开我的“帮助会”，不但P依然杀气腾腾，一次再次地拍桌子敲板凳，连老吴也自我批评说自己右倾了，改变了和缓的态度，紧逼并无情起来，说起凤去了台湾，就是站在反革命一边了，说我不一刀两断，实际上就是同反革命同流合污。总的目的就是一句话：立刻一刀两断！只要一刀两断，什么问题都解决了！老吴对我说：老王，在革命和个人利益关系矛盾时，绝不能牺牲革命的利益满足个人的利益，而只能牺牲个人的利益维护革命的利益！你说你革命和爱情都要，实际你是只想要爱情，为了爱情可以放弃革命。……
我大声说：不对！如果我不要革命，那我为什么不去美国或者台湾？美国大学里的奖学金都答应给我了！是我自己放弃了的！你怎么可以这样说！？
他的话当然不错，但我思想不通。见我脾气犟得要命，也许怕逼出人命不好，领导上宽宏大量容忍了我的顽固，把我的事暂搁在一边，只偶尔由老吴同我关心似的谈谈开导一下，态度和缓而耐心。
心里老是空荡荡的。只要不失眠，睡着了我常会梦到蔚蓝的大海，白浪滔滔的海峡，更常会梦到起凤。那有时是甜蜜的梦，有时是恐怖的梦，以前同在一起时种种情景的梦使我甜蜜，古怪的噩梦使我恐怖。梦醒后，什么也模糊了，只感到黯然神伤，心跳、心悸、紧张和疲惫。
这期间，起凤信少了，而且写得极短，只是在老套地问问好。什么原因？我可以想象得到：绝不是她变心或别的，而是“镇反”运动等的报道震慑了她。她担心我，怕连累我，所以才这样的。虽然她的信少了，但读到她寥寥数十字的短信反而更加深加重了我的思念。我们年轻时，会唱一支黄自谱的歌《燕语》，歌词中有这样一些句子：“君莫问别来在何处/君莫笑画梁依附/君更莫虑旧时巢/受尽风风雨雨/我但愿共春同住/我但愿主人无故/我便从头筑起新巢/哪怕辛辛苦苦。”想起当年唱的这支歌，我心情凄黯无比。厄运笼罩，我不怕我自己倒霉，我只怕因为我的毁损而招致起凤毁损。
该怎么办呢？夜里失眠我思索着答案，白天工作我也想着这问题。我确实想到过死，死了什么都不知道了，什么都轻松了，什么都不管了！但想到我要做一个革命者的初衷，想到起凤，想到母亲和家人，我理智地否定了这个廉价却容易的方法。我觉得既然要革命又要爱情，就该在这个目的下努力找出钥匙来。这答案其实也简单：维持现状解决不了矛盾，解决矛盾唯一的办法就是改变现状——让起凤回来！我意识到她要回来是十分困难的，因为她不是在香港而在台湾。这等于把皮球踢给她把难题推给她了！她能不能突破这一关呢？我一点把握也没有！但我知道，我们有约在先，只要我去信，她就是面前有九九八十一难也会挺身前行的！但台湾有严厉的进出控制，她家里能同意她回来吗？当然，我估计，依她父亲的地位和人事关系，她也许能做到一般人做不到的事。但水有多深，事有多难，谁料得到呢？
我不但为自己设想，也为起凤设想，不愿使她为难，不愿使她伤心！但不这么办又怎么办呢？
那天，我终于把这决定——写信要起凤立即回来——告诉了母亲，同她商量。
母亲仍是叹气，说：好是好，只怕不容易办到吧！最后，我们都沉默着，半晌，母亲建议：找陈展去商量下吧！
我去到陈展那宽敞明亮的大办公室里，同他商量。他吃惊地瞪着眼说：叫她回来，这想法固然不错，但不切实际啊！能成吗？
我确实也无把握，只能回答：我想她会努力办的！我们有约在先，她是个讲信义有血性的姑娘……但我也不禁无把握地说：当然，这一定很难！非常难！……
陈展斟酌了又斟酌，说：你找领导上谈一谈吧！看看他们怎么说。我也同他们通通气！
我去市委宣传部找了白彦副部长，他比我年长五六岁，是延安时代入党的老党员，早年在延安担任过抗日军政大学政治教员，在三野担任过军职，参加过济南、淮海、渡江和解放上海等战役。他为人朴实沉稳。平时我去市委向他请示工作时，对他印象极好。他也没有架子。听我讲了情况，他说了很诚恳的意见：首先建议我放弃，后来表示我可以试一试。但他认为可能办不成，劝我应以革命为重。但和蔼的态度和亲切的语气使我感到温暖。
这样，我就找了老吴，把我的想法说了。
老吴听了，忽然说：啊呀！你这想法真像开玩笑一样！叫她从台湾回来，怎么回来呀？你认为有把握吗？这不是天方夜谭吗！？
我硬着嘴说：我想，她会努力办的！
老吴摇头：怕不好办呢，《四郎探母》这出戏你是知道的，这不成了四郎探母差不多的事啦！
那时，京剧中的《四郎探母》等节目均已被作为糟粕剔除、禁演，《四郎探母》是作为政治上敌我不分等理由挨批判的。听他这么说，我心里发凉，闷不作声。
幸好老吴知冷知暖地说：老王，这样吧！我把你的想法向上反映吧！
这时，已是1952年初春节时分了！“镇反”正在谨慎收缩，处理积案，“三反”打虎高潮已过，“五反”还轰轰烈烈。我等待着上边的答复。有一天，我去找陈展，他对我说：你的领导又已找我谈过你的问题，据说有人认为你要这样做很好，有人则认为不现实必须要你死了心一刀两断才行。现在仍在研究。陈展说：党对你的问题可说是十分慎重、十分讲政策了！像你这种情况的人实在太少，革命队伍里也许就你一个，谁也没有碰到过这样的怪事。你也别心急。现在他们忙得很，让他们研究研究吧！会给你答复的！
我等了些天，依然没有回答，我想起了刘长胜同志。
长胜同志是山东海阳人，他是个传奇式的人物，1922年在苏联海参崴当码头工人，1927年加入苏共，后转为中共党员。1935年共产国际为恢复与中共中央的联系，由他带密码回国后送到中共中央。他化装商人历尽艰险完成任务。后来他到延安担任陕甘宁边区总工会主任。抗战爆发后他到上海恢复和重建中共地下组织。他在中共七大上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日寇投降后，中共中央决定新四军进军上海，他被任命为上海市委书记、上海特别市市长，后来形势变化，取消了上海武装起义的行动计划，他留沪协助刘晓同志一起主持地下工作。解放战争时期及上海解放前夕，他领导上海地下组织开展了卓有成效的斗争，为配合解放军胜利解放上海做出了特殊贡献。上海解放后，他任上海市委第三书记，并先后担任华东局常委、工委书记、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及上海总工会筹委会主任，1950年2月在上总第一届委员会上当选为上海总工会主席。
这时，我就冲动地写了一封信给长胜同志。我曾替长胜同志起草过好几次例如《发展生产，劳资两利》等的讲话稿，见面时他总是很亲切。我在信中说了我的情况及想法，告诉他我认为既要革命又要爱情是可能的，没有错。我引用了古人“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话，我说希望争取起凤回来，好一同参加革命……
不多天，答复真的来了。老吴单独找我谈话，说：你给长胜同志的信他看到了，你的事领导上慎重研究过了，肯定你有这样的想法是好的。想法争取她回来吧！但就怕想是这样想，实际却办不到。无限期地拖下去，一年，两年，三年五年，也不是办法。所以，你该有个承诺。要求她今年“五一”节前一定回来。如果不回来，那你就该一刀两断！这样，对你对她都是仁至义尽了！你总不能再不讲理了！你说呢？
真是波折太多了！我何曾想到会要有这样的承诺！？
我心里七鼓八镲、忐忑不安。再讨价还价吗？当时我意识到领导上对我确实是既特殊又合情合理了！我还该怎么样呢？我觉得像P那样一些残酷打击的话能毁掉我的生命，而好几位领导同志那种讲政策知冷知暖的话却会愈合我心上的伤口，使我看到前进的路。这时已是2月底了！时间确是很紧促了！但我还能怎么样呢？我只能硬着头皮说：好！我立刻给她去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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