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讲进行得很顺利。达拉斯和什里夫波特两地的观众都听得聚精会神；至少这次我体验到当一首诗真正达到预期效果时那妙不可言的寂静。只有在一大群素不相识的人面前我才能、也只能那样朗读，那样我可以“抑扬顿挫”地把诗朗诵得有声有色；给一个人，一个亲密的人朗读，我永远不可能真正发挥出来。一开始时事情稍有不顺，因为我神魂未定。经过长时间的飞行旅途，一个人心绪有些不平衡，还不能一下子真正安定下来，到了新的环境仍然带着那种心绪。当然还因为十多年前正是在得克萨斯，我来此讲演，清晨七点半时我被朱迪打来的长途电话惊醒，她说我父亲坐出租车去机场准备飞往蒙特利尔演讲时心脏病猝发，被出租车送回来后不到几分钟便去世了。那记忆和肯尼迪被刺的阴影不时萦绕在我的脑海。
有时候心理上的不适是异常强烈的。我遇到的女人们是和善的，显然也是温柔且反应敏感的。随后突然间她们的目光里闪现出一种冷酷，那是对肯尼迪家族的真实仇恨，尽管肯尼迪家族屡遭不幸，这敌意仍然不减。除此之外，在涉及种族问题时她们内心的门会自然闭合。我知道这本身部分代表着一种丧失，一种主仆之间和睦关系的丧失；对这些人来说，那令人困惑的黑人力量的兴起是对旧有忠诚和体面的背叛。处在这种环境中，一个人怎么能理解为什么许多黑人断定不遗余力地斗争才是改变一切的唯一出路。对多数情况我事先有所准备，但令我最不舒服的是自私；这些人的眼界是如此狭隘。难道除去外在的痛苦，就没有什么可以打破这种局面吗？没有必要？肯尼迪的被刺显然使这个圈子团结得更紧密。
至此我对文明人的文化教养有了最深的体会，它只不过是一层装饰表面的胶合板，就像一所新房子的正面外部是用砖砌的，里面却是其他材料。而更令人惊讶的是，正值秋季，当你轻快地从一块块讲究的法国外省、西班牙或都铎式建筑前的草坪走过时，竟然不见一片落叶，所有的草坪都一尘不染！这些住宅与花园某种程度上是那样精美，却又毫无诗意。人们在自己的花园里劳作或是任其荒芜，而不是让毫无个人情感的园艺公司的工人来种植料理，这样的地方才有诗存在。
什里夫波特是一座更为迷人、有生活气息的城市。达拉斯则是过于富裕，过于新式，完全没有人情味。在达拉斯一幢有五十年历史的房子看上去已很过时，“必须拆掉”。女人们给我的感觉是缺少一种实际，这种实际是在时髦的尼曼·马库斯毛皮大衣、翻新装潢住宅、去“合适的地方”旅行中找不到的。在表面彬彬有礼的闲谈后面，你可以嗅出一种渴望，是一个要什么有什么而感到百无聊赖的孩子觉得富裕满足的生活中缺少一种基本成分的渴望。这些女人不会因为世界上发生什么事而骚动、奋发、激愤的；不总为她们不像东部女人们那样能做许多的事而感到内疚；也不觉得幸福或充实。虽说很难确定，但在宽广的天空下，在众多如此“美好”的东西、房子、豪华汽车中，我所感受到的是寂寞。也许奢侈有余，有价值的东西却不足；仅有良好的举止是不够的。
演讲中我回避政治问题，朗读没有争议的诗。但在午餐期间、在台下和人们见面时，尤其是在一个幸灾乐祸地挖苦肯尼迪的孩子因吸毒而被关押起来的人面前，我冲动地把内心的话讲了出来。
我有一个优越条件就是没有出生在北方，不是该死的北方佬。从地理划分上来说是不属于任何范围之内，因而有时可以无所顾忌地直言不讳。
然而，天哪，回到家里是多么美。这里的一切是那么亲切：破旧的坎布里奇，参差不齐的砖砌便道，未经修剪的花园，落满树叶的草坪，衣着可笑、携手而行的年轻人，还有亲爱的朱迪和猫咪们！我们都有点年老过时，但却是幸福的。再说纳尔逊，当我在清朗明亮的天空下驱车驶近时，它瞧上去像天堂。见到它有一种新鲜的感觉，刷着白漆的木隔板，古老的砖墙，我的几经风霜、正濒临死亡的枫树都是这样的美。这一切像一个光辉熠熠的神奇之物，一个使人心灵开窍的宝石，把每一个看见它的人带回到真正有价值的世界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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