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机场候机时我的确阅读了几个小时，完全沉浸在罗伯特·柯尔斯写的有关埃里克·埃里克森[12]的第二篇文章里（十一月十四日的《纽约客》）。文章显示出的深邃的洞察力使人得到新的启示，对自己，对眼下发生的一切都有了新的理解。我在埃里克森所说的（引自《青年路德》一书）一段下面打了着重线：“成千上万的少年们面临这些问题，以此种或彼种方法来解决这些问题——他们，正像亚哈船长[13]说的，半心半肺地生活着，整个世界为之承受痛苦。然而时不时地独立的个人受到一种鼓励（被谁鼓励，只有神学家知道；要求干什么，只有糟糕的心理学家晓得）：他个人的病态带有普遍性，他应该为全体解决他自己不能为自己解决的全部问题。”对我来说，关键一词自然是“病态”，因为这个词的的确确关系到诗人与艺术家，无论男女。柯尔斯自己在这篇文章里也提到：“不是每个人都愿意或能够把自己的顾虑与欲望看成是带有普遍性而公之于众的。”做到这一点需要具备某些非同寻常的素质：谦卑、格外的诚实，以及（正是这一点比较难）一种使命感和认同感。一个人要相信个人的不幸，深度审视的话，是带有普遍性的，所以如果把它表达出来，它就有了超越个人范围的价值。你也不得不相信表达它需要某种特别的方式，某种特别的才华。

    在纽约我见到了出版商们和我的经纪人迪尔米德。一如以往，当一部艺术作品出版，它在市场上的命运总会令我坐卧不安。我的小说下星期上市，我明白它的成功与否取决于书商们是否在第一个星期内再次订货！看运气吧。我只能等待，但这等待又令人紧张不堪。

    马里恩和我一起去惠尼特博物馆看奥基夫[14]回顾画展，然后又到楼下看伊肯思[15]画展，也是一个大展。有趣的是，我注意到奥基夫从一开始就已取得了她所要取得的成就，从那以后很难看出再有什么变化——缩小了的风景画，一枝花，或诸如此类事物最本质的东西，这类事物孤立形象的表现，放大了的孤立，给人以强烈的印象。有时候给人的感觉仅仅是为了画而画，看上去平淡无奇，甚至有些感情用事（那幅有名的颅骨与玫瑰）。然而她最出色的画却是用寥寥数笔、几块色彩就能表现出一种震撼人心的神奇力量。正是这些画使人心灵开阔，可以想见拥有这样一幅画会是多么幸福。

    要想将奥基夫的画与伊肯思的画比较，就得全神贯注、充满兴致地欣赏，遗憾的是在观赏后者时我感觉累了，精力集中不起来。奥基夫的画是超然抽象的，很少涉及人本身。而伊肯思则是潜心研究人物的面部表情，擅长勾画探索整个人物内在的肖像，这些肖像给人留下的印象是他们各自都是一本完整的小说。我想到了那个面部表情极为敏感的侍女（她可以做我小说中的简·塔特尔），还有某些陷入深思中的男人们。除了伦布兰特外，有什么样的画家能如此精心捕捉一张深思的面孔？然后我又想到了那些同样触动人心的男孩子们游泳的画像，这些画对肉体的表现并没有注重明与暗、结构组织的勾勒，而是着重表现人物惧怕与软弱的心理——虽说是肖像画，却不落俗套。画得惟妙惟肖，真是细致入微！

    我们去看一场《没有人懂得我》的摇滚音乐会，脚本是从少数族裔孩子写的一本诗集中收集而来，由二十个不满十八岁的黑人、白人及波多黎各的孩子组成的团体演唱表演的。演出效果极佳。我很少在剧院里被如此吸引和震撼过，歌舞令人耳目一新，既有抨击愤慨的一面，又富有诗意——这是充满悲欢喜怒之泪的解放的一晚。这样的演出能在剧院上演，说明还是有希望的。

    看了《没有人懂得我》之后，第二天下午我接着看了一出日场戏，是英国戏剧《家》，没什么比这更怪了吧。这出戏演得动人极了，由拉尔夫·理查德的儿子和约翰·吉尔古德扮演两位老人，随着剧情的发展，观众发现这两位老人原来患有精神病。他们设法表达自己，言不成句，或独白，或沉默地……显得那样踌躇，痛苦至极。全剧没有让人如释重负的答案，使人紧张到几乎不可忍受。令人不能忘记的是吉尔古德凝视着窗外的天空，面对着观众，望着想象中的云彩，泪水不时地慢慢从脸颊上流淌下来。这也是个普普通通的人，正像孩子们一样。在全剧结束时他高声向观众唱道：“让我进来吧！”

    长时间在机场等候时我记下来的最大问题是如何去希望和希望什么。我们处在一个思想糜烂、腐败的国度里。我们的生死都被技术垄断着。怎么样才能冷静下来，抓住本质……最要紧的是如何去认识这种本质？《没有人懂得我》向我们强有力地展现了这一点。是童年——丰富的童年、被残酷剥夺的童年——说明了这个问题。这才是本质的来源。

    回想那无尽的喧嚣，夜晚撕心裂肺的尖叫，垃圾车发出使人不安的铿铿声，掘路机无情的碰撞，刹车时的嘎嘎声，警车尖厉的叫声，还有第二大道上卡车一路的隆隆声……经历了这一切后，回到了安静的纳尔逊，享受着十一月里绝妙的明媚阳光，我的心得到了一种新的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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