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诞节对人们，甚至对像我这样没有孩子的人来说都成了一种巨大的负担，我很理解人们企图逃避此种负担的心理。到了十二月中旬，人们势必都像我一样开始厌烦，这时候你要买礼物，颇费心机地包装投寄，还得为未寄出的圣诞卡和未写的信感到深深的内疚。然而到头来总会有一些好处使所有的麻烦、苦恼都得到补偿的。
从哈里斯维尔路拐进都柏林路时有那么片刻工夫我感到迷惑。起初我以为是一个原始动物向我走来，后来才发现是一个人肩扛着一棵圣诞树朝着我的方向而来。这人扛着圣诞树穿过树木覆盖、白雪皑皑的寂静世界朝家里走去。十二月十六日我们这里下了一场暴雪，有十五英寸厚。幸运的是我们预先被告知，早一天我就设法把朱迪和两只猫接了过来。围着熊熊的炉火，我们在宁静安详中欣赏着外面那银白飞舞的世界，就像是我们处在“雪花飞舞”的玻璃镇纸中间一样。
这之前由于下雪，原定的一个午餐会取消了，我突然间不曾预料地多出了几个额外的小时，利用这时间把一直在心中涌动的一首诗写了下来。
在纷繁杂乱的事情中有什么可抚慰心灵？是那些可爱的礼物。那些礼物是由我的朋友们制作的，他们通常住得离我很远。有些时候这些朋友我从来没有见过，他们只是通过我的作品而认识我。一件针织背心，一件柔软漂亮的白色羊毛衫，一个草莓粉色脖套，这些礼物无不使我格外珍惜！伊娃·勒·盖丽妮给我织了一条非常美好、又长又厚的羊毛披肩要我出去喂鸟时披上。安妮·伍德森自己设计缝制了一个纳纱绣小枕头，上面引用了《向迦梨祈祷》的最后几行——一种大胆的明暗对比设计。打开它时，我为这件礼物及它所表达的爱欢喜得流出了眼泪。
扶持我们永远希望
成为精神的园丁花匠
知晓没有黑暗
生命乃不会临降
正像没有阳光
鲜花就不会开放。[19]
今年的十二月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能体会到节日来临灯火通明的含义，现在天变得这样短，我们下午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黑暗里。烛光，树上缀满的灯光——我们自己的树，一丁点大小的灯泡从下午四点起就在所有玻璃窗上交相辉映。
接着我又收到以前的学生和朋友一年一次寄来的像贵重礼物一样的长信。他们带给我的是一条多种生活编织在一起的挂毯，略使我有点不知从何说起，但他们的组合凑巧很有意思。我在韦尔斯利大学两个最好的诗人朋友，两个都是具有天资的女子，曾经一同结了婚，又一同停止了写诗。现在她们又各自开始拿起了笔。这消息让我感到高兴。同样也使我再一次意识到一个女人结婚有孩子后继续创作又是多么的罕见。
不管高等院校在某些领域里怎样不济事，它的确创造了一种氛围。在这种氛围中你得按要求而来，几乎每个学生都发现他或她自己拥有一种连自己都不知道的潜力来满足院校的要求。然后突然间一个年轻女子如果结了婚，她就不得不从根本上改变她的生活方式，与此同时她的丈夫却在学业结束后径直朝着目标前进。她不再被期望有自己的理想，而是要承担做饭洗衣的家务，如果她硬要外出工作，那她不仅要有过人之精力，还要有会安排好自己时间的能力。如果她再照料一个小孩，那从脑力工作到养育工作的跨度一定是相当大的。她所渴望的“工作”被各种她完全未曾意料的体力活代替了。再比方说，她一直希望有孩子，她爱得很深，她得到了她曾以为自己想要得到的，其结果是她为自己迷失了方向而内疚和失望。近来年轻的丈夫能够也的确帮助做家务，更为重要的是，他们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也迫切希望讨论这个问题——他们之所以迫切是因为妻子内心的冲突影响了他们自己内心的平静。然而事实上，在婚姻生活里，妻子蒙受的是地震般的损失，而丈夫却没有。他的目标基本上没有改变；他的整个人也一直没有什么变化。
现在我把其中一封来信的部分内容写下来，这封信令我沉思许久，无疑我会在以后的几个星期里再提到它。K说道：
这一年不同寻常，进展不错，我感觉很年轻。对此你可能感到好笑。然而我的许多朋友现在已开始对年华逝去伤感担忧了，他们对年轻人充满了羡慕，后悔没有珍惜自己的青春——这些人竟然是孩子尚年幼、不满三十的年轻父母！我想我们美国人过分崇尚年轻，这想法确实具有破坏性，它使年轻人对步入成年不以为然，对未来漠不关心。（青春期通常是那样痛苦，一个人要有动力才能渡过此关！）
好了，我最好还是别再往下说了，我感到我又在进行长篇演说了：我实在是心灰意冷，与当今这些事格格不入，不由得想加入演讲者的行列……
至于说到写诗，我开始认识到我的障碍是因为我是女人，这是一个我从来不接受，或者从来也不知道怎样接受的事实。但愿我能和你讨论这一点。我知道你察觉到我仅仅是刚开始对“存在”有一种意识（这就是为什么我对西尔维娅·普拉斯很感兴趣的原因；罗伯特·洛厄尔对她的描绘是“女性”而不是“女人”，且不说这“女性”一词的含义究竟是什么；她突破了女性特质，回归一种自然，尽管我想这还是有性别的，但它甚至不可以用“女性”来称之，这让我觉得震撼）。至少我可以看到那个从男人角度出发弗洛伊德式的精神分析家企图使我接受的一种解释是不恰当的，这种解释让我背上了婚姻决定了女子地位这个包袱。我很感激所有那些醉心于妇女解放运动的狂热家们；我们需要这些不循常规的神奇人物把我们的怨恨和困窘公之于众。就我和妇女解放活动初步接触以来，这一年我在自己身上发现了不少新东西。以往僵持不下的内心冲突得到了缓解，同时我意外地发现我对男人竟是那样充满了敌意。我一直在拒绝语言，因为它是一种男人的发明。我诗歌中所表达的声音尽管出自我本人，到了纸上却变得具有了阳性，我觉得我要摧毁那在我的生活中为D留有余地的语调，那种以阳性为主的角色扮演。这不仅是我的问题，也是一个家庭历来就有的习惯，这习惯注定了妇女深深的痛苦的怯懦；对于我来说这尤其不能容忍，因我生性与消极被动大相径庭！幸运的是，除了你以外，在我所有的朋友当中，D是唯一似乎懂得我的人，或者说他至少不否认一个事实——一个违背了精神分析学原则的事实——如果我出现了什么女人方面的生活危机，他是最受威胁的人，他可能是我对男人怀有敌意、发泄恶气的近在咫尺的活靶子，他会被我因内心失去平衡而情绪波动搅扰得不得安宁。
这封信道出了关键之处。它使我感到深深的不安。现在至关要紧的是一种对女艺术家、女作家没有信心的态度。K认为她的才能不再是意义重大的或者有效的了，语言本身就属于男性的发明。这无疑是砰的一声关上了门！然而我相信这扇门还会打开的。像她那样有才能的人，内心的躁动最终会冲破理智的约束，对她现在所否定的重新做出评估。她所写出的东西也终将会是她自己的声音。我时不时地遇到这样的人，说话声音似乎很做作，不是从身体中心发出的，而是从不自然的音域中发出来的。我尤其想到了女人尖细的嗓音。我不懂什么技术上的音域分布，但我一直都想说：“看在上帝的分上，实在一点，用你自己的声音来说话！”这和诚实与否没有多大关系，也许（K极为诚实）只是说明一种自我肯定：我是我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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