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是我该缓口气，把涌进来的喧嚣世界丢在一边的时候了，至少每天抽出几个小时来消闲，在这只有一个女人静心深思的修道院里重回我自己的生活。但却丢不开敲门声。昨天下午，用了几个小时安静地集中赶着写了几封回信，然后决定擦洗浴室的地板。刚干完，心里正得意，浑身还很脏，就听到门铃响了，在雨雪中站着一位来自俄亥俄州的女人，她要去康科德，途经纳尔逊便决定径直前来叩门。大约一个星期前她寄给我一封很不错的长信，是关于《爱之种种》的，那封信我还没有作答，好在我还记着这回事。人们永远也不会意识到我不可能对每一封落到这里的信都记着，这么多不相识的人寄信来，我不得不读完，然后为了喘口气把它们推在一边。她在此待了半小时。这半小时的来访打破了半个下午缓慢的节奏。这段时间里我都是漫不经心地做一些零零碎碎的事情，写几张卡片，或是做什么轻松自在的活计，不使自己真正伤神费脑，或是做出深度的回应。

    这么一打扰后，供暖炉突然停了，我不得不在那间雅致舒适的房间里把壁炉火烧得旺旺的，好使庞鸱——鹦鹉感到暖和，然后我打电话叫人来检修炉子。仅一小时检修工就来了。生活在这个国家里，这一点是最令我高兴不过的，不论什么时候需要人工，随叫随到。

    九点钟时我强迫自己收看尼克松与四位电视评论员的不是谈话的谈话。他的回答——一个人在做噩梦时是不可能构想另一个美梦的——为他自己做了极好的说明。他对人的感觉完全缺乏想象力。因为无疑美梦正是在做噩梦时诞生的，因为它能够有效地表现出来……一九四〇年时的丘吉尔，经济大萧条时的罗斯福。尼克松的灵魂是多么狭小！使人心神振奋的是这窒息人的一小时之后紧接着是布里克林[20]对六位中学杂志主办人的采访——两个黑人，一个中国人，四个中产阶级白人。这些孩子口齿伶俐，关心局势，有思想，又实际。但是尼克松所说的又能给他们什么希望？不管怎样，他们的谈话使得寒冷的空气变得暖和起来，我怀着对未来感到愉快的心情上了床，脑子里仍在想一个十八岁的人投票选举对改变沮丧不堪的境况起着怎样的作用。

    现在……现在……回到内心世界里。昨天收到了一张D的便条，他现在负担重得可怕。一方面他在攻读教育学硕士，一方面又在公立高中任全职教师。便条上写着：“只能是几句极为短暂的话，梅，祝你在严峻的一年里，每一天都有无限的安宁和无尽的力量。我们虽很少见面，但我们一起奋战，我们会胜利的。”在一九七〇年我最好的记忆中，有两次是和D的长谈，谈我们的私人生活和爱情。我们知道彼此都属于一类人，这类人必须赤裸地行走（用叶芝派的话来说，“赤裸地行走需要更多胆识”）和意志顽强中保持一种平衡，不被高度的关注和如此的坦白所击败；在急切想分享经验和需要时间来体验中保持一种平衡。后一种平衡意味着自我隐遁，在要成为自己和要把自己给予别人中保持一种平衡……当然这些都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D很了解女人，对一个恋爱中的女人要保持独立以及她自身发展的多种需求极为敏感；他之所以痛苦是因为他慷慨无私。然而他也有勇气斩断不曾也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的关系。当我从另一方面，从女人角度来思考这一问题时，这一点尤其对我有启发。D一直被期望没有异议地接受不忠诚（“我得有我的独立性”），一种不能以任何方式来压制的绝对要求，从我的立场来讲，这看上去十足的残酷。他比他的女伴年龄要小七岁左右，但在心智方面却要成熟得多。我对这个男人格外地尊敬。如果他在十三四岁时没有经历那场自杀性的忧郁症以及后来多年的精神病治疗，他会是现在二十岁刚出头的他吗？现在他很有力气，足以挑起很重的工作负荷。我想到了他，也想到了昨晚电视上涌现出的那些满怀希望、信念而又谦逊的更年轻的孩子们。在他这个年龄时，我是一个蛮不错的情人，这只是从浪漫角度上讲——我甚至还没开始像他那样想到“另一方”的事，我的抱负可没那么远大。

    想到年轻人就觉得有了希望，想到生命在延续同样也使人满怀希望。现在我已五十八岁，在过去的一年里，我才刚刚开始懂得什么是爱……强迫自己像园丁耕种或除草一样一遍遍地屈膝，这样我可能使爱情之花再一次绽开，使它真正成活。

    我在读书中卡琳顿写的信，一个热烈忘我地爱上了利顿·斯特雷奇[21]的女画家，在他死后不久她便自杀身亡了。这本书扰乱了我的心。内心深处我对这么多的涉及感情和隐私的谈话有种怨恨。然而布卢姆斯伯里的好处也许正是在于这一点——对私人生活出人意外地诚实。他们承认每一个人的生活里会有许多复杂的、可以滋润人心的爱情，以及爱情的多种多样。他们承认几乎每一个有心于艺术的人都会碰到这样的情况：模棱两可的性生活，对两性都感兴趣，以及包括性生活在内的充满激情的友谊（这在米勒、梅勒和海明威讨厌的男性表现主义以及角色扮演后出现显得多么明智！）。他们不仅在艺术创造上取得了令人惊叹的丰富成果（绘画、诗歌、小说），在经济学领域里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而且他们都过着一种不同寻常的、却并不混乱和自我放纵的生活。如果说他们是神经质的话，他们也是有教养的、让别人也受到熏陶的神经质。他们尤其令美国人怨恨，因为按我们的清教徒式的道德标准来说这神经质似乎是“出了格”。可我们却可以极为轻易地接受确认的精神病、吸毒者或不管什么样的人，这种可怕的例子都可以让我们理解。这些人简直好得有点太过分了，令人有点不敢相信。这些人是怎样勤奋工作的，得到的又是什么样的乐趣！也许闲话，流言蜚语，讥笑，有时是蓄意诋毁偶尔影响了我们对正派的理解——不是没有理由的。然而正派对他们来说，无疑不过是在于事情是怎样做的，而不是事情被说成什么或者做了什么事情。

    据说薇拉·凯瑟[22]的私生活很复杂，但她极小心地避开了众人耳目，甚至到了在她死后禁止公开她的私人信件的程度。这和弗吉尼亚·伍尔夫公开承认《奥兰多》是以她和维塔·萨克维尔——韦斯特的友谊为背景的有着多么大的不同。是不是在美国这里，父母亲挡着道？抑或是害怕如果自己吐露真情会伤害了父母某一方？

    我的信仰是，如果你是一个严肃的作家，你应该把自己当成一种体验生活的仪器。生活——生活中的一切——都从这个仪器里流过，从这个仪器里过滤出来，流入到艺术作品中去。一个人私下是怎样生活的和他的作品有着直接关系。在某种程度上我相信一个人不能由于害怕疏远想象中的读者或是至亲好友而避讳不谈，要敢于道出真情。如果我们想要了解人类的状况，如果我们想要承认我们自己是错综复杂的，其表现在于自我怀疑、感触过多、内疚、喜悦，及缓慢的自我解脱，直到用全部的能量来行动和创造，那么作为一个人和一个艺术家，我们之间就要尽量相互了解，就要心甘情愿地裸露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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