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刻生活中有许多事情渗入进来，但在这些事情中始终有一条使我持续思索的缝隙或是裂层。这是因为卡洛尔在我心中引出一个大问号，这就是我生活中的激情是否应该继续下去。在《一颗芥种》里我把所有的爱情诗都抑制了下来，因此，它给我的感觉是平淡无奇的。在这之前我一直是多面反映，在诗里反映一个全面的人——冲突、爱情、渴望以及政治意念（后一点我总是被击败，很早以前是被康拉德·艾肯，再后来是被路易丝·博根。设问诗——政治诗注定了是那种形式——已经过时。）。然而自从《种梦根深》一书出版后，我发现自己一种虚假的形象、一个“高高在上”明智老者的形象正在形成。我相信卡洛尔发现我并非是她想象中的人，于是在某种程度上感到失望，她所发现的我比她设想中的更为脆弱、复杂和不完善。在她写给我的一封信中，引用了我《爱人们之离婚》十四行诗的最后几节，言外之意是未能放弃个人生活是一种退化现象。但对我来说，这未免显得荒唐可笑，表明她自己需要这样的人，并非代表创作中我之所需。她这样结束她的信：“做人并不意味着中庸适中。然而一个人倘若需要用极端来认识适中的话，正如我相信布莱克[32]和其他人一样，也许适中是实实在在生活的最终报答，我们不是因为畏惧，而是由于明智而选择适中。”
我并不认为受人尊崇是诗人所关心的。诗人要做的是写诗，是要保持坦率和脆弱。任何一种关系都可以使我们得到提高，但最能使我们得到升华的关系是接受一个人有七情六欲，是一个完整的人。随心所欲做出“闭关自守”的决定未免自大而造作。
问题在于保持一种平衡，不被摔得粉碎。为了保持平衡，路易丝·博根晚年时停止写诗，或者说几乎停止写诗。某种程度上来讲，我确信，批评家所指的超然（尤其是他们对分析他人作品时的专注）与诗人在其作品中所表现的那一类超然正好相反。我们变得超然只是因为在生活中经历了巨大的打击，深深地体会到这种打击之后我们才被允许变得超然。作诗时所具有的超然是在细审这种经历。此批评见解是因心中愠懑而发，与卡洛尔的“适中”全然不相干。
假若我要带着《种梦根深》在读者心目中所产生的那种想象中的人物面具来生活的话，那么我只是一个不朽的神话，不会再发展，不会扔掉那张旧皮去换一张新的。所有这一切我都在心里忖度着，因为近十几天来我在酝酿着我生活中一个大的转变，这转变会引起人们的注意，甚至会在一些认为我这个“山上人”会在隐居中度此余生的人们心里引起不安。
前些时两位朋友来此，其中一位是画家，贝弗莉·哈勒姆。我得知他们在缅因买的一处房子要出租——绵延的原始森林地带、礁石海岸、伸展到大海处的草地，就像是在康沃尔[33]（多么迷人的梦！）——这在人口密集的缅因州沿海地带真是一个惊奇的“发现”。他们将在礁石上盖一幢现代住宅，然后把“旧房屋”出租给我。昨天去看了这所房子，想象着我住在里面，不觉有些忘乎所以。房子比纳尔逊的大多了，却没有纳尔逊所具有的特色……它建于一九二〇年，我猜想，牢固舒适，从那里可以眺望极美的景致，一片金色草地一直延伸到大海处。我在房里转来转去，想确定一处写作之地，这正是我心里琢磨的。我想那三楼十分严实的木板房间是可以考虑的。还有，啊，那大海——“大海，大海，我要永远和你在一起！”“大海，大海，你总是那样变幻无穷！”
是该转变一下了。每当想到和它有关的一切，我就来了精神——住在海边，听着海潮有节奏的声音，多年的梦想实现了。因为当我寻觅一幢房子，最后来到纳尔逊时，我首先看的是海。决定搬迁之前还要在此地再待两年——这段时间里我可以依据自己的方式考虑怎样在那里居住。那里有现成的“园圃”，有一处比我在纳尔逊设计得更好、容易拾掇的地块，还可以开辟一个小小的玻璃“绿色温室”，有一块可以采摘的园地已掘好，顺着篱笆，爬着好多玫瑰和铁线莲（甚至有一朵白的），低处台阶上种着球茎和多年生植物，屋前一株老紫藤绕房攀缘。看来这地方井然有序又与延伸至大海的广阔田野浑然一体。
整片土地令人难以置信地变化多样，甚至还有一处沼泽地（吸引鸟类）、一片卵石海滩以及众多大礁石。这正像缅因州本身一样……美丽而原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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