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生素很见效，我感觉好多了，又来了精神，虽说还没到可以作诗的程度。对突然出现的来访我很是愉快，昨天和几位朋友一道吃午餐和晚餐，星期天还有一位朋友前来一起吃晚餐。昨日我甚至还清洗了银餐具。
两位年轻人来吃午餐，其中一位我已和他通信来往有一段时间了。T和J来时抱着一大束鲜花，还带来两张唱片，我们谈了好长时间，之后他们带我出去吃饭。坦白地说，这对我是一种恩惠，这意味着我们可以坐在壁炉边聊天，省去了我手忙脚乱地做饭。J希望进入僧侣界（两人都是天主教徒），他们一直在“四方打听”一所隐修院，正像听好些人说“四方打听”一位精神病医生那样。这牵涉一个终身义务的问题，因此寻找本身是一件严肃艰险的事。面对一个英俊的年轻人，漂亮又聪明，但尚不坚强，一个人不免要思量，这种想过修道院敛心默祷生活的愿望是否出于一种浪漫，甚至出于一种自我陶醉的心态。在我们谈话之后，我可以理解为什么僧侣界把进入修道院和留在那里搞得那么难。修道的素养要经过严格的考验，申请人甚至于要忍受长期的质疑和枯燥乏味，然后才能决定是否被承认。
我贸然地问他们这样一个问题。我问他们是不是我错了，如果我认为在美国天主教社会里实际上牧师分有等级，对外却遵循基督所说：“你对那些卑微之人不仁义便是对我不仁不义。”自然我想到了修女玛丽·大卫，想到了内蒙·奥戈尔曼，多萝西·戴……以及其他许多人。但J想成为一位修道士，而T则想做一名哲学家。为什么对有那么一类人，那些熟悉所有要人、乘坐庞大的黑色福特水星轿车、衣冠楚楚的人我总是有点怀疑？看来我，一个无信仰者，希望笃信宗教之人是苦行僧的想法是不切实际的。可我也不会自称基督教徒，因为我相信做一个基督徒需要放弃所有物质贪欲，要完全投身于那些饥饿贫穷、病困年老之人或是无依无靠的孩童。西蒙娜·薇依，尽管没有尽她最后的努力，却已接近我心目中理想的人物。我送给T一本雅克·凯保德写的自传，不知他会有什么样的感想。她没什么魅力，抛弃了自身所有的优越条件做了她所做到的，不惜付出自己的健康和本能的存在，甚至于希望爱与被爱的巨大代价。T证明了他是有能力影响他人的男人，他认为自己永远是服务于上帝的工具。这很感人，但却十分幼稚……有点幼稚的骄傲。我也许不适当地受了我和另外一个男人友谊的影响，他想成为一个神父，进了一所又一所的神学院……我有充分的理由确信这一点。然而我所担心的是一种精神上的自负，从不同角度上这些男人使我想起了那些理想主义女人，这些女人绝不可能长久待在委员会里，因为她们总认为自己懂得最多，总认为委员会不够“纯”，她们不能够接受妥协。
与此相对我要陈述一段杨写的文章，最近几个星期以来我把它重读了好几遍。某种程度上也是对那些实实在在选择修道院敛心默祷生活的男人们的一种道歉。它为拥有此种素质的人做了很好的辩解。
如果你可以想象，有人可以勇敢得把所有的投射都收回来，那么此人一定意识到了一个非常明显的阴影。这样的人面对的是新的问题和冲突。他成了自己最严重的问题，这是因为他不可能再说他们做这或者做那，他们错了，必须要有人和他们进行战斗。他居住在“聚会之所”。这样的人知道世界上不论有什么样的过错均存在于他自己身上，只要他学会处理自己的阴影，那么他就为这个世界做了一点真正的事情。面对我们当今未能解决的非常棘手的社会问题，他至少担负了其中微小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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