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遇到些不同的冲突，心中总是萦绕着几年前巴兹尔·德·塞林科特对我说的话：“你们美国人给予的太多了。”我们常常是多么麻木，给予也许实际上是想得到，至少是想得到别人对自己的关注。无疑我自己在这方面是有过失的。这类以自私为缘由的给予经常又以困扰、甚至于反诘来告终：“我给了你这么多，为什么你不做反应或回报？”也就是说：“我是如此这般爱你，为什么你不能爱我？”最近不知有多少次我只梦想隐身而去，起一个新名字，在一个没有人认识我或在乎我的地方住下来，我痛苦是因为我太知道有些人把他们的需求投射在我的身上（经常是我从未见过的人把我当成一个亲密的朋友，向我倾诉他们的生活，想当然地认为我必须把他们的事放在心上）。我自己也有过错，我也过多给予了别人。我出于同情和内疚表现出的关爱——只能使事情变得更糟——造成了一种幻觉。到最后成了一切都归咎在我身上——伤人心的责问：“你既然不准备接纳我进入你的生活，为什么要回应我？”

    许多年前，在弗吉尼亚·伍尔夫自杀后我做了一个很逼真的梦。梦中我看见她走在一条从未见过的、陌生的小镇街道上，不知为什么我认为她根本没有自杀，只不过要隐身匿名起来，隐藏原来众所周知的自己，重新开始生活。

    昨晚我重新浏览新版《岁月之桥》，就是想知道二十五年后它的味道如何。还算不错，尽管我现在不会再那样写了。我已压缩了我的风格。近年来它不再明显地带有“诗情”。我对保罗这句话留有极为深刻的印象：“去学会很好地爱一个人需要经过漫长的时间，甚至要用一生的时间才能办到——保持足够的距离，拥有适宜的谦卑。”他这样认为。

    昨天朱迪和我就这件与Z有关的事谈了起来，此人近来实在是那样讨厌难缠。也许我们可以送给另外一个人最伟大的礼物——超脱。依恋，哪怕设想中不含自私的成分，总归要给另一个人带来负担。怎样才能学会在平淡无形、不给别人施加压力的情况下去爱一个人呢？简·多米尼克在她生命旅程的最后时刻做到了这一点；自然伊迪丝·肯尼迪多年以前也曾对我透露过这种非同一般的能力，她要应酬各类朋友，要应付由她而引起的热烈爱慕。

    难道因我而导致一种我不能应付和不愿接纳的狂热恋情是我的过错吗？也许巴兹尔是对的。大概我给予得太多，也不得法。部分原因是我常常需要太多——需要得到我所爱过的人不愿或者不能给予我的——以致我执意要设法去回应别人的情感。丽贝卡·韦斯特说过：“毋庸置疑，我们每一个人既是贫困赤裸的无家可归者，又是仁爱会的善良修女，后者如果没有那些她可以供给衣食住宿的人们，就会显得冷落孤独，这两者之间不可以相互满足。这是一条既成规则，其内涵使得事情更加难办。如此一来，他们定要在身外寻觅一位陌生人，对仁爱会的善良修女，贫困赤裸的无家可归者可奉上他的玫瑰花，对贫困赤裸无家可归者，仁爱会的善良修女可施予她的悲悯。”

    所有这些“情人”不可思议的影响并没有使我感到充实丰富，倒使我觉得自己平庸俗气，因为居然是我自己提出了如此孩子般的问题：“难道我给你的还不够吗？为什么你不能让我安安静静地工作？”内心的烦忧越来越甚，到最后一气之下我把所有努力的成果都毁了。这样做未免有点残酷。

    我从我的一位朋友身上看到一种消极等待，她是一位精神病学家，很内向，不轻易表露自己，纯粹是默然接纳情感的容器。当她倾听时，我可以看到她的手非常安静地搁在她的大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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