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司马法》

    1.简介

    《司马法》又叫《司马穰苴兵法》、《军礼司马法》、《古司马兵法》，是我国古代重要兵书之一，大约成书于战国初期。书名称《军礼司马法》，是因为这部书主要是追述春秋中前期甚至更早时的“军礼”和“军法”，而据《史记·司马穰苴列传》记载：“齐威王使大夫追论古者司马兵法而附穰苴于其中，故号曰《司马穰苴兵法》。”《司马法》最早见于《汉书·艺文志》的礼类，称《军礼司马法》，共计155篇，但自《隋志》以来，各书所录只有三卷，今存本只有五篇。

    《司马法》今存本有《仁本》、《天子之义》、《定爵》、《严位》、《用众》等五篇，保存了古代用兵与治兵的原则，包括夏商周三代的军赋制度、军队编制、军事装备保障、指挥联络方式、阵法与垒法、军队礼仪与奖惩措施等方面的重要史料，论述了统率军队和指挥作战的经验，以及指挥员应具备的条件。此外，还有很丰富的哲理思想，很重视战争中精神、物质力量之间的转化和轻与重辨证关系的统一，对于人的因素、士气的作用也非常重视。

    作为我国古代战争实践经验的理论概括，《司马法》一向受到统治者、兵家和学者们的重视。汉代司马迁称其“闳廓深远，虽三代征伐未能竟其意，如其文也”（《史记·司马穰苴列传》）。汉武帝“置尚武之官，以《司马法》选位，秩比博士”（荀悦《申鉴·时事篇》）。唐李靖说：“今世所传兵家者流，又分权谋、形势、阴阳、技巧四种，皆出《司马法》也。”它所阐述的以法治军的思想和具体的军法内容，为其后各时期制定军队法令、条例提供了依据。历朝论证周代军制和注解古籍者对《司马法》多所称引。东汉以后，马融、郑玄、曹操等人的著作中，都曾以《司马法》为重要文献资料而加以征引。宋代以来，《司马法》被列为《武经七书》之一，武举应试的经典之一，传播更加广泛。

    《司马法》在国外流传也较广泛。早在1600年日本就出现了研究《司马法》的专著《校定训点司马法》和《司马法评判》，之后相继有三十余部专著问世。

    2.军事思想

    （1）以仁为本的战争观

    《司马法》对讲仁义、无战争的先王时代十分推崇，《仁本》篇说 “古者以仁为本，以义治之之谓正”，又说 “先王之治，顺天之道，设地之宜，官民之德，而正名治物，立国辨职，以爵分禄，诸侯悦怀，海外来服，狱弥兵寝，圣德之治也”，把战争看成是政治的组成部分，是通过政治手段达不到目的时而采取的另一种权衡手段。但是，《司马法》并不反对蓄养军队和进行战争，“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在用政治难以达到目的时，就使用战争这一特殊手段，即先“以土地刑诸侯，以政令平诸侯，以礼信亲诸侯，以材力悦诸侯，以谋人维诸侯。”如果上述五种方法仍不能解决问题，只有“以兵车服诸侯”。然而，进行战争是有前提的，即“是故杀人安人，杀之可也；攻其国，爱其民，攻之可也；以战止战，虽战可也”，认为对于不符合仁爱原则的行为必须用战争手段来抑制，用战争制止战争。

    春耕秋收之际征战，势必有违农时。严寒酷夏之际出征，势必困顿士卒，所以要选择适当的季节进行征伐。从以仁为本的战争观出发，《司马法》提出了作战原则：“战道，不违时，不历民病，所以爱吾民也；不加丧，不因凶，所以爱夫其民也；冬夏不兴师，所以兼爱民也。”在交战时，要“逐奔不过百步，纵绥不过三舍，是以明其礼也；不穷不能而哀怜伤病，是以明其仁也；成列而鼓，是以明其信也；争义不争利，是以明其义也；又能舍服，是以明其勇也。知始知终，是以明其智也”。同时，把战争“罪人”和一般兵士相区别，主张优待俘虏，对其伤者进行医护，提出“入罪人之地，无暴神祇，无行田猎，无毁土功，无燔墙屋，无伐林木，无取六畜、禾黍、器械。见其老幼，奉归勿伤，虽遇壮者，不校勿敌；敌若伤之，医药归之”。

    （2）以礼治军的原则

    以礼治军是《司马法》中的重要内容。军礼内容大体可分为出军制赋、军制、出师、旌旗、誓师、献捷、献俘等。例如，出师征讨，不仅讲究时令，而且要名正言顺。春天生育万物，秋季万物成熟，

    都不适宜征战，所以“春不东征，秋不西伐”。出师时还要举行祭社、造庙仪式，“兴甲兵以讨不义，巡守省方，会诸侯，考不同。其有失命，乱常背德，逆天之时，而危有功之君，遍告于诸侯，彰明有罪，乃告于皇天上帝、日月星辰，祷于后土、四海神衹、山川冢社。乃造于先王，然后冢宰征师于诸侯，曰：某国为不道，征之。以某年月日师至某国，会天子正刑”。在军中，将帅与士卒、上级与下级有严格的礼仪来规范尊卑位次，但在特殊情况下则有特殊规定，但“介者不拜，兵车不轼，城上不趋，危及不齿”，即身穿甲胄的武士见到长官可以不跪拜，乘兵车的人不需抚车轼向尊者敬礼，在城上守卫的人见到尊者不必趋拜，在危急之际不必向尊者启齿问候。这些规定的目的，意在避免因礼仪而耽误战事。战争胜利，凯旋而归，要举行盛大仪式相互庆贺，这是每次战后必要的程序。《司马法·天子之义》：“得意则凯歌，示喜也。”军队班师后，国君登上专门修建的高台，答谢百姓的辛劳，并举行仪式，宣布偃武修文、休养生息，表示人们从战争时期又走向了和平时期。“偃伯灵台，答民之劳，示休也。”

    （3）备战、慎战的军事思想

    《司马法》强调对战争要全面考察，做到“五虑”，即顺应天时、广集财富、人和、地利、兵器精良；要居安思危，常备不懈，每年借春秋两次大规模的围猎活动进行军事操法训练和检阅，以示全国上下不忘战并随时准备应战，“天下虽安，忘战必危。天下既平，天子大恺，春搜秋狝。诸侯春振旅，秋治兵，所以不忘战也”。战前要周密计划，“主固勉若，视敌而举”，其旨意是针对敌情变化，因地制宜，善于从众寡、轻重、治乱、进退、难易、固危、先后等各种关系中分析敌我双方情况，灵活地运用不同的战术，最终战胜敌人。“视敌而举”的前提是观察敌情，在总结分析的基础上灵活地运用战术，“凡战，众寡以观其变，进退以观其固，危而观其惧，静而观其怠，动而观其疑，袭而观其治，击其疑，加其卒，致其屈，袭其规，因其不避，阻其图，夺其虑，乘其惧”。

    （4）治军与治国区分有别

    《司马法》提出了治军的规律，强调“国容不入军，军容不入国”，“军容入国则民德废，国容入军则民德弱”，其根本宗旨，是要区分治军与治国的不同。国家、朝廷的那一套礼仪规章万万不能搬用于军队，同样，军队的法令条例也不能移作治国的工具。两者各有不同的特点和要求：“在国言文而语温，在朝恭以逊……在军抗而立，在行遂以果，介者不释，兵车不式”，也就是说在朝廷要温文尔雅，谦虚谨慎；在军中则要勇猛果决，体现出礼与法、文与武相辅相成的精神。《司马法》提出治军尚法的首要问题是严明赏罚，认为申军法、立约束、明赏罚是治理军队的关键所在，“凡战胜，则与众分善；若将复战，则重赏罚”，“赏不逾时，欲民速得力善之利也；罚不迁列，欲民速睹为不善之害也”，体现了以法治军思想。

    （5）注重将帅修养

    《司马法》强调将帅除善于领兵外，还应德才兼备，智勇双全，以身作则，身先士卒，关爱士卒，“士卒次舍井灶饮食问疾医药，身自拊循之。悉取将军之资粮享士卒，身与士卒平分粮食，最比其羸弱者”。同时，对部下怀德，尊重部下，才能取得士卒的信任，“凡战，敬则慊，率则服”。此外，将帅还应有谦让、严明、果敢、负责等品质，做到“受命之日则忘其家，临军约束则忘其亲，援桴鼓之急则忘其身”。“凡战，胜则与众分善。若将复战，则重赏罚。若使不胜，取过在己。复战，则誓以居前，无复先术。胜否勿反，是谓正则。”也就是说，身为将帅，要谦逊自处，战争获胜，功劳归功于大家；战争失利，过错归咎于自己。

    （6）“相为轻重”的朴素辩证法思想

    《司马法》有着朴素的辩证法因素。他认为，在战争中“以重行轻”，轻、重相辅而成。他说：“凡战以轻行轻则危，以重行重则无功，以轻行重则败，以重行轻则战，故战，互为轻重。”因此，在他看来，掌握战争规律的关键在于处理好“轻”、“重”两者的关系，做到有主有次，主次分明，才能抓住重点，掌握战争的主动权，同时认为统帅的战术指挥称为“轻”，战略指挥称为“重”，“上烦轻，上暇重”，主张轻重相节，不可偏废。此外，轻、重又是可以相互转化的，“马车坚，甲兵利，轻乃重”，要善于相宜而用，“轻”、“重”有节。

    （二）《吴子》

    1.简介

    《吴子》又称《吴子兵法》、《吴起兵法》，是一部兵法著作，《武经七书》之一。相传战国初期吴起所著，继承和发展了《孙子兵法》的有关思想，在历史上曾与《孙子兵法》齐名，并称为“孙吴兵法”，战国末年即已流传，《汉书·艺文志》称“吴起四十八篇”，《隋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均载为一卷。今仅存《图国》、《料敌》、《治兵》、《论将》、《应变》、《励士》六篇，分上下两卷，近五千字。历史上曾有人据此认定《吴子》一书为伪作，这是没有根据的。在战国末期，《吴子》已经流行。《韩非子·五蠹》说：“境内言兵，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说：“世俗所称师旅，皆道《孙子》十三篇，吴起兵法，世多有。”说明在汉代《吴子》与《孙子兵法》一样，流传也很普遍。至于篇目之差，可能是由于流传过程中亡佚所致。《吴子》现存最早的版本是宋代的《武经七书》本。后世版本，如明吴勉学刊《二十子》本、明翁氏刊《武学经传三种》本、清孙星衍《平津馆丛书》本、清《四库全书》本等，均源于宋本《武经七书》。

    《吴子》是吴起在前人基础上，结合当时的实践经验总结而成的，反映了新兴地主阶级的战争理论、军队建设和作战指导方面的观点。《吴子》多为与魏武侯的对话和吴起本人的语录，《图国》主要论述治国治军、亲民用贤等国家大计；《料敌》讲判断敌情；《治兵》讲进军、作战、训练、指挥等事情；《论将》论述将领之素质；《应变》言战场之各种变化及应变原则；《励士》则是论赏罚，偏向于用“赏”的办法来激励将士。《吴子》是继《孙子》以后又一部体系完备、思想精深、具有重大理论价值的兵学论著，是中国古代文化中一份珍贵的遗产，该书所论及的一些军事理论和方法，对战国以后的历代军事家均有较深的影响，至今仍有较高的科学价值，因而为历代兵家所重视。现有日、英、法、俄等译本流传。

    2.军事思想

    （1）倡行正义的战争观

    《吴子》对于战争的性质做了有益的探索，主张对战争要采取慎重的态度，提倡正义之战，反对穷兵黩武。《吴子》提出战有五因，兵有五类，即凡兵之所起者有五：“一曰争名，二曰争利，三曰积恶，四曰内乱，五曰因饥。”由战争的五种起因出发，《吴子》又探索了战争的性质，将战争分为五类，即禁暴救乱的“义兵”，恃众凌弱的“强兵”，因怒兴师的“刚兵”，弃礼贪利的“暴兵”和国乱人疲、举事动众的“逆兵”，针对不同的战争，采取不同的措施：用礼驾驭“义兵”，以谦逊驾驭“强兵”，以言辞驾驭“刚兵”，以谋诈驾驭“暴兵”，以权力、权变驾驭“逆兵”。

    （2）“内修文德，外治武备”的战略思想

    吴起主张政治与军事并重，认为治国之道，文武并重，要“内修文德，外治武备”，即对内要加强和巩固政治统治，只有首先在国家、军队内部实现协调和统一，充分赢得民心，才能对外用兵；对外强调积极备战，组织一支勇敢强壮、具有各种军事才能，愿意为国为民效力的军队，以利进行兼并战争。所谓“文德”，指政治教化而言，就是“道、义、礼、仁”，并以此治理军队和民众，认为“民安其田宅，亲其有司”，“百姓皆是吾君而非邻国，则战已胜矣”，强调军队、国家要和睦。所谓“武备”，指军事战争而言，就是“安国家之道，先戒为宝”，必须“简募良材，以备不虞”。

    （3）兵不在多，“以治为胜”的治军思想

    《吴子》认为，战争胜负，不完全取决于军队的数量，重要的是依靠军队的质量。质量高的标准是：要有能干的将领，要有经过严格训练的兵士；要有统一的号令；要有严明的赏罚，这样才能培养出一支有精干的指挥官、有经过严格训练的士卒、有统一的号令、有严明的赏罚的能征善战的军队。因此，治理好军队，首先要教育军队严格执行命令，做到 “三军服威”、“士卒用命”；其次，“用兵之法，教戒为先”，主张着力提高士卒的作战能力，教给他们如何使用武器、熟悉阵法，采取“一人学战，教成十人；十人学战，教成百人；百人学战，教成千人；千人学战，教成万人；万人学战，教成三军”的教战方法，达到“居则有礼，动则有威，进不可当，退不可追，前却有节，左右应麾，虽绝成陈，虽散成行……投之所往，天下莫当”的效果；再次，要求选募良材、重用勇士和志在杀敌立功的人作为军队的骨干，并“举有功而进飨之”，“加其爵列”，“厚其父母妻子”，同时，明法审令，使“进有重赏，退有重刑，行之以信”，做到令行禁止，严不可犯。

    此外，《吴子》重视将帅的作用，认为要“任贤使能”，选拔文武兼备、刚柔并用，能“率下安众、怖敌决疑”的人为将，良将除具备理、备、果、戒、约的“五慎”条件（“理”是能“治众如治寡”，“备”是能“出门如见敌”，“果”是能“临敌不怀生”，“戒”是能“虽克如始战”，“约”是能“法令省而不烦”），掌握气机（即懂得使全军保持高昂的士气）、地机（懂得利用地形，据守险要）、事机（懂得使用间谍和计谋，以分散敌人的力量，制造、加剧其内部矛盾）、力机（懂得充实部队的装备，加强其战斗力）四个关键的因素，还应有威、德、仁、勇的品质和作风，必须与士卒同甘苦，共安危，奖励有功者，勉励无功者，抚恤和慰问牺牲将士的家属，以恩结士心，使其“乐战”、“乐死”。

    （4）知己知彼、机动灵活的战术思想

    《吴子》继承了孙武“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思想，强调军事将领必须了解和分析敌情、我情、天时、地理等各种复杂多变的情况，注意捕捉战机，做到“击之勿疑”、“急击忽疑”、“避之勿疑”。《料敌》篇先从齐、秦、楚、燕、三晋诸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地理和人民的心理、性格的不同所造成的作战特点出发，提出了不同的作战方针和战法。例如：对齐作战，“必三分之，猎其左右，胁而从之”；对秦作战，先示之以利，待其士卒失去控制时，再“乘乖猎散，设伏投机”；与楚作战，则“袭乱其屯，先夺其气，轻进速退，疲而劳之，勿与争战”；同燕作战，则“触而迫之，陵而远之，驰而后之”和“谨我车骑必避之路”；与韩、赵作战时，则“阻阵而压之，众来则拒之，去则追之，以倦其师”。由此，《吴子》得出结论，认为要审察敌军的虚实，根据不同的情况而采取应变的措施，在敌方远来立足未稳、粮草匮乏、气候不利、主将离军、上下不和等七种情况下，可大胆进攻；而遇敌地广人富、武器装备精良、有外援帮助等六种情况，则不宜出战。而在《应变》篇中，还具体论述了在仓卒遇强敌、敌众我寡、敌据险死守、敌断我后路、四面受敌及敌突然进犯等情况下的应急制胜策略，例如敌军勇武善战，人数众多，又据守险要，粮草充足，就应派遣间谍了解敌情，诱敌出战，分兵合围，加以歼灭。

    （三）《六韬》

    1.简介

    《六韬》又称《太公六韬》、《太公兵法》，旧题周初太公望（即吕尚、姜子牙）所著，普遍认为是后人依托，作者不可考。该书最早见诸著录的是《隋书·经籍志·兵家》，内有《太公六韬》五卷，谓“周文王师姜望撰”。《旧唐书·经籍志·兵家》和《唐书·艺文志·兵家》均著有《太公六韬》六卷，以后各代因之。但从南宋开始，《六韬》一直被怀疑为伪书，特别是清代，更被确定为伪书。然而， 1972年4月，在山东临沂银雀山西汉古墓中，发现了大批竹简，其中就有《六韬》的五十多枚，证明《六韬》至少在西汉时已广泛流传。《六韬》当成书于战国中后期，但不排除其中反映了吕尚的某些军事思想。

    今本《六韬》共分六卷六十篇：文韬，论治国用人的韬略；武韬，讲用兵的韬略；龙韬，论军事组织；虎韬，论战争环境以及武器与布阵；豹韬，论战术；犬韬，论军队的指挥训练。《六韬》在政治战略思想方面主张“同天下”、“天下同利”，反复强调“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同天下之利者则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则失天下”； 在军事哲理方面，含有朴素的辩证法思想，如“夫存者非存，在于虑亡；乐者非乐，在于虑殃”，“大智不智，大谋不谋，大勇不勇，大利不利”，“太强必折，太张必缺”，“无取于民者，取民者也”；在军事思想方面，主张“伐乱禁暴”，“上战无与战”，强调“知彼知己”，“密察敌人之机”，“形人而我无形”，“先见弱于敌”，等等。

    《六韬》全书以太公与文王、武王对话的方式编成，继承以往兵家的优秀思想，又兼采诸子之长，内容丰富，论述详细，涉及到了当时军事领域的各个方面，从而构成了一个比较完备的兵学体系，而且保存了丰富的古代军事史料，如编制、兵器和通讯方式等，堪称集先秦军事思想之大成的著作，在中国古代军事理论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对后代的军事思想有很大的影响，被誉为是兵家权谋类的始祖。北宋神宗元丰年间，《六韬》被列为《武经七书》之一，为武学必读之书，曾被译成西夏文，在少数民族中流传；在16世纪传入日本，18世纪传入欧洲，现今已翻译成日、法、朝、越、英、俄等多种文字。

    2.军事思想

    《六韬》之“韬”，与“弢”字相通，原为“弓套”之意，含有深藏不露之意，引申为谋略。“六韬”，就是六种秘密谋略，即论述战争问题的六种韬略。《六韬》的内容十分广泛，涉及战争观、军队建设、战略战术等有关军事的许多方面，既贯穿着儒家的“仁义德礼”、“爱民”等思想原则，又积极吸收法家的“刑罚”思想，道家的“自然无为”思想，墨家的“尚贤”思想和兵阴谋家的“权变诈谋”思想和兵阴阳家的五行思想等，杂糅战国百家之长，在战国诸兵家学说中具有鲜明的个性。

    （1）《文韬》

    《文韬》内分《文师》、《盈虚》、《国务》、《大礼》、《明傅》、《六守》、《守土》、《守国》、《上贤》、《举贤》、《赏罚》、《兵道》等十二篇，主要论述作战前如何充实国家的实力，为夺取天下作好战争准备。它继承了《司马法》的“仁本”思想，认为治国取天下，应先政治而后军事。在政治当中，国之大务在于“爱民而已”。《国务》说：“故善为国者，驭民如父母之爱子，如兄之爱弟，见其饥瘳则为之忧，见其劳苦则为之悲，赏罚如加于身，赋敛如取于己。此爱民之道也。”君主所举贤才能“实当其名，名当其实”，各依其才而授官位，同心辅国，建立“赏信罚必”的奖罚制度，“赏一以劝百，罚一以惩众”，统一全国全军的意志，做到“用兵之道，莫过于一”。如此，才能“同天下之利”，使“天下归之”，才能“守土”、“守国”，才能夺取天下。

    （2）《武韬》

    《武韬》内分《发启》、《文启》、《文伐》、《顺启》、《三疑》五篇，有的版本把“兵道”列于《三疑》前。这一卷主要论述取得政权及对敌斗争的策略，认为政治手段可以“全胜不斗，大兵无创”，通过不流血的手段而取胜，要求统治者要与人民“同病相救，同情相成，同恶相助，同好相趋”，要大力发展“三宝”，即“大农”、“大工”、“大商”，充实经济实力。要夺取天下，还必须做有道者，“利天下者，天下启之；害天下者，天下闭之；生天下者，天下德之；杀天下者，天下贼之；彻天下者，天下通之；穷天下者，天下仇之；安天下者，天下恃之；危天下者，天下灾之。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惟有道者处之”。

    《武韬》提出“文伐”十二策，一是投敌所好，使之骄傲；二是“亲其所爱，以分其威。一人两心，其中心衰，廷无忠臣，社稷必危”；三是“阴赂左右，得情甚深。身内情外，国将生害”；四是助长敌人荒淫享乐；五是敬其忠臣，贿以薄礼，离间他与君主的关系；六是收买敌国君主的内臣；七是用重礼贿赂敌君，使其不了解我方意图；八是用宝器贿赂敌君，与他同谋别国；九是用尊名颂扬敌君，示之卑微顺从，使其骄怠自毙；十是对敌君佯装谦诚，麻痹敌国；十一是闭塞敌君的视听；十二是收买敌君乱臣和选送美女，迷乱其君主心智。这些策略如能奏效，就可以兴兵讨伐敌人。

    （3）《龙韬》

    《龙韬》内分《王翼》、《论将》、《选将》、《主将》、《将威》、《励军》、《阴符》、《阴书》、《军势》、《奇兵》、《五音》、《兵征》、《农器》等十三篇，主要论述武装力量建设的问题，阐述选将、通讯和临机制敌的战术等问题。

    《龙韬》认为军队建设应注意将领的选拔与培养，因为“国之大事，存亡之道，命在于将。将者，国之辅，先王之所重也”，“得贤将者兵强国昌，不得贤将者兵弱国亡”，所以对将军要严格选拔，标准是具有“五材”，“所谓五材者，勇、智、仁、信、忠也”。将军还要避免“十过”，“所谓十过者，有勇而轻死者，有急而心速者，有贪而好利者，有仁而不忍人者，有智而心怯者，有信而喜信人者，有廉洁而不爱人者，有智而心缓者，有刚毅而自用者，有懦而喜任人者”。而考察将领要通过“八征”来观察他的言辞、应变力、忠诚、德行、廉洁、操守、勇气和仪态。八者都具备，才是贤将。将军统率军队，还要有“股肱羽翼”，即腹心、谋士、天文、地利、兵法、通粮、奋威、伐鼓旗、股肱、勇材、权士、耳目、爪牙、羽翼、游士、术士、方士、法算等各种专门人才七十二名，协助将军处理军中各种事务。

    此外，《龙韬》还讲述了阴符、阴书等秘密通信方法。阴符即以符节的长短来规定各种暗号，而遇有机密大事，则用阴书而不用符。书要“一合而再离”，即把一封书信分为三部分，而采用“三发而一知”的方法，即差遣三个人各送信的一部分，即使敌人抓获其一，也不会识破军机。

    （4）《虎韬》

    《虎韬》内分《军用》、《三阵》、《疾战》、《必出》、《军略》、《临境》、《动静》、《金鼓》、《绝道》、《略地》、《火战》、《垒虚》等十二篇，主要讲部队兵器装备、野战和围城战的各种战术等问题。它详尽罗列了一万人的部队所配备的各种武器装备，据《军用》篇载，一军可配武冲大扶胥、武翼大橹矛戟扶胥、提翼小扶胥、大黄参连弩大扶胥、大扶胥冲车、辎车骑寇、矛戟扶胥轻车、木螳螂剑刃扶胥、轴旋短冲矛戟扶胥等九类战车，并给出其数量和功能；配备军中攻守之器：大头铁棒1200枚，大柯斧1200把，方头铁槌1200把，飞钩1200枚，木蒺藜20具，铁蒺藜1200具，各种相连接的铁蒺藜12000具，方胸 矛1200具，矛戟小橹12具，附有绞车连弩；各种军用工具：伐木大斧300把，大锄300把，铜杵300把，铁耙300把，铁叉300把，方胸两枝，铁叉300把，大镰300把，大橹刃300把，带环的铁橛子300把，铁榔头120把，等等，方方面面，罗列翔实。

    《虎韬》还论述了野战中的伏击、迂回、防御、追击、突围等各种战术原则，也论述了攻城战中的包围、阻击援军、防止突围等各种战术原则，着重强调了攻城围邑要准备好临冲、云梯、飞楼等器材，行军时要准备武冲、大橹、强弩、天罗、武器行马等防卫器材，在江湖河沼作战时，要准备好飞桥、转关、浮海、绝江等渡河器材。此外，论述了斥候兵（侦察兵）在行军作战中的重要作用及运用斥候兵的原则。

    （5）《豹韬》

    《豹韬》内分《林战》、《突战》、《帮强》、《敌武》、《山兵》、《泽兵》、《少众》、《分险》等八篇，主要论述在森林、山地、江河、险隘等各种特殊的地形作战中的战术及其他应注意的问题。如林战之法是：战车居前，骑兵为辅，“见便则战，不见便则止”，利用林中地形，疾攻敌人，“更战更息，各按其部”。 再如在依山傍水的险隘地形作战时，首先要抢占有利地形，用武冲大车掩护前、后军，配置强弩，结成四武冲阵，以冲车为前导，以大盾牌为防卫，材士强弩保护左右，步军分左、右、中三军齐进，轮番作战，轮番休息，可以击败强敌。

    《豹韬》还讲述抗击敌军突袭和夜间袭击的作战原则。如果敌军突袭攻城，我军则事先在城外埋伏一军，在城上佯作守备，待敌大军攻至城下，我守、伏兵齐发，前后夹击敌军，敌军必败；如果敌人乘夜攻击我左右，则应挑选我方材士强弩，以车、骑兵为左、右翼，迅速攻击敌人的前、后，既攻敌人阵外，又要攻入敌人阵内。

    （6）《犬韬》

    《犬韬》内分《分合》、《武锋》、《练士》、《教战》、《均兵》、《武车士》、《武骑士》、《战骑》、《战车》、《战步》等十篇，主要论述教练与编选士卒以及各种兵种如何配合作战，以发挥军队效能等问题，着重论述了车、骑、步三个兵种的特点、战力、编制和选拔车、骑战士的标准等。它谈到三兵种的特点说：“步贵知变动，车贵知地形，骑贵知别径奇道。”其中，“车者，军之羽翼也，所以陷坚陈（阵），要（邀击）强敌，遮走北（败军）也。骑者，军之伺侯也，所以踵败军。绝粮道，击便寇也。”在平地作战，一骑可以敌步卒八人，一辆战车可敌步卒八十人，骑兵十人。在险阻地形作战，一骑可以敌步卒四人，一辆战车可敌步兵四十人，骑兵六人。战车适于在平原作战，而切忌在山地、丘陵、草泽、沟渠、毁塌积水、黏泥地带作战；骑兵适于配合步、车兵攻击敌先头部队，夹击敌两翼，长途奔袭，截断敌人粮道，而切忌陷入“天井”、“地穴”、大涧深谷、林木茂盛、沼泽或低湿泥泞等各种险阻地形。如果步兵与车、骑作战，那么，“必依丘陵险阻，长兵强弩居前，短兵弱弩居后，更发更止。敌之车骑虽众而至，坚阵疾战，材士强弩，以备我后”。

    《犬韬》还强调了对士卒的因材施用与组织方法：“军中有大勇敢死乐伤者，聚为一卒，名为冒刃之士；有锐气壮勇强暴者，聚为一卒，名曰陷陈（阵）之士；有奇表长剑、接武齐列者，聚为一卒，名曰勇锐之士；有披距伸钩、强梁多力、溃破金鼓、绝灭旌旗者，聚为一卒，名曰勇力之士；有逾高绝远、轻足善走者，聚为一卒，名曰寇兵之士；有王臣失势欲复见功者，聚为一卒，名曰死斗之士；有死将之人子弟欲与其将报仇者，聚为一卒，名曰敢死之士；有赘婿人虏欲掩迹扬名者，聚为一卒，名曰励钝之士；有贫穷愤怒欲快其志者，聚为一卒，名曰必死之士；有胥廉免罪之人欲逃其耻者，聚为一卒，名曰伟用之士；有材技兼人，能负重致远者，聚为一卒，名曰待命之士。”这样把士卒按一定的原则组织起来，就可以充分发挥他们的潜能，取得胜利。

    （四）《尉缭子》

    1.简介

    《尉缭子》是战国中期论述军事、政治的一部著作，其作者尉缭，生平不详，战国梁惠王时期军事理论家。《尉缭子》现存最早的刊本为宋《武经七书》本，后世诸多丛书本大都源于此本。《汉书·艺文志》杂家收录了《尉缭子》二十九篇，唐朝初年的《群书治要》中节录了《尉缭子》四篇，今传世本共五卷二十四篇。1972年，山东临沂的银雀山一号汉墓出土的竹简，也有和《尉缭子》相符的竹简书六篇。从这几篇的情况来看，现在流传版本的文字有很多删节和讹误，篇名常和竹书不合，但基本上没有后人增加的内容。

    《尉缭子》是一部具有重要军事学术价值和史料价值的兵书，所表述的军事思想，代表了战国时期我国军事思想发展的一个主要的流派，也是当时山东各国变法图强、建立封建主义制度的政治思潮在军事上反映的产物。《尉缭子》广泛论述用兵取胜之道。天官、兵谈、制谈、武议、治本等篇，着重论述战争与政治、经济的关系等；战威、攻权、守权、战权等篇，主要论述攻守权谋和战法；将理、十二陵、重刑令、伍制令、分塞令、兵教、兵令等篇，着重论述治军原则、要求及各种军事律令。《尉缭子》反对军事上相信“天官时日、阴阳向背”的迷信观念，主张依靠人的智慧，强调政治、经济对军事的决定性作用，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的思想。

    《尉缭子》杂取法、儒、墨、道诸家思想而论兵，涉及政治、军事、经济诸多方面，在先秦兵书中独具一格，后世兵家对其思想内容多有引述和阐发，唐魏征将其收进用于经邦治国的《群书治要》之中，宋代被官定为武学经书，后世兵家多有引述。它很早就传到日本，日本研究《尉缭子》的著述约三十余种，朝鲜也有刊本。

    2.军事思想

    （1）以“仁义”为本的战争观

    《尉缭子》反对用唯心主义的天命观指导战争，提出“天官时日，不若人事”的进步观点，将战争区分为“挟义而战”和“争私结怨”两大类，支持“诛暴乱，禁不义”的战争，反对“杀人之父兄，利人之货财，臣妾人之子女”的战争。其文云：“凡兵不攻无过之城，不杀无罪之人。夫杀人之父兄，利人之财货，臣妾人之子女，此皆盗也。”“兵者……不得已而用之。”“王者伐暴乱，本仁义焉。” 所以，《尉缭子》一再强调要以仁义为本：“兵之所加，农不离其田业，贾不离其肆宅，士大夫不离其官府，由其武议在于一人，故兵不血刃，而天下亲焉。”要求用兵不伤害经济发展和政治运行，不以杀人为宗旨。《尉缭子》认为战争有三种胜利：不战服人的“道胜”，威慑屈人的“威胜”，战场交锋的“力胜”，其中以“道胜”为上，这与《孙子》“全国为上”的观点一致，道胜即道义上占优势，这是“力胜”、“威胜”的前提。这意味着只有正义之师，才是不可战胜的，正如儒家所言“仁者无敌”。

    《尉缭子》主张“兵者，以武为植，以文为种，武为表，文为里”，认为经济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基础，“非五谷无以充腹，非丝麻无以盖形”，因而注重耕战，把发展农业作为治国之本；同时，不能忽视商业对战争的重大影响，“市者，所以给战守也”，“夫提天下之节制，而无百货之官，无谓其能战也”。战争的胜利会促进国内政治和经济的发展，“战胜于外，福产于内”，但“兵者凶器也，争者逆德也”，所以要慎战，“见胜则兴，不见胜则止”。

    （2）“举贤用能” 和“制必先定”的治军思想

    《尉缭子》的治军思想很丰富，它重视将帅的政治品德和个人模范作用，主张“举贤用能”、“贵功养劳”，要求将帅秉公执法，恩威并施，“为将忘家，逾垠忘亲，指敌忘身”，为人表率。为此，应废除繁文缛节，“乞人之死不索尊，竭人之力不责礼”；把“心狂” 、“耳聋”、“目盲”视为将帅修养的三大弊端。同时，重视部队的行政建设，认为军队必须首先建立严密的制度，“凡兵，制必先定”，“明制度于前， 重威刑于后”，制定了较完备的战斗、内务、纪律条令，成为研究先秦军制史的重要资料。《尉缭子》强调严明赏罚，提出“杀一人而三军震者杀之，赏一人而万人喜者赏之；杀之贵大，赏之贵小”的思想。《尉缭子》主张重罚，将战败、投降、临阵逃脱的将士宣布为“国贼”、“军贼”，不仅处以“身戮家残”之刑，还要削户籍、挖祖坟、变卖家属做奴隶。《尉缭子》提倡的刑罚很严酷，认为“古之善用兵者，能杀卒之半，其次杀其十三，其下杀其十一。能杀其半者，威加海内；杀十三者，力加诸侯；杀十一者，令行士卒”，只有这样，军队才能做到“令如斧钺，制如干将，士卒不用命者，未之有也”。

    《尉缭子》还制定了诸如联保、军队营区划分、警戒、禁令、战场赏罚规定及将士实施惩罚权限、战斗编组、信号指挥等各种条令，如《分塞令》，是营区划分条令，规定各军分塞防守区域及往来通行原则；《经卒令》，是战斗编队条令，规定各军特有的军旗标志、士卒的行列单位及不同的行队单位佩戴不同徽章等；《勒卒令》，是统一军中指挥号令金鼓旗铃的条令，规定了金、鼓、旗、铃等指挥工具的作用和用法。同时，强调法制必须与教化相结合，明确提出兵教的目的是“开封疆，守社稷，除患害，成武德”，讲究训练方法，“先礼信而后爵禄，先廉耻而后刑罚，先亲爱而后律其身”，要求“审开塞，守一道”，恩威兼施，以达到“治”的目的。

    （3）先发制人等作战指导思想

    《尉缭子》注重战前思想、物质和组织的准备，要求在战略决策、选用将领、进攻理论等方面胜过敌人，主张“权敌审将而后用兵”，“凡兴师，必审内外之权，以计其去，兵有备阙，粮食有余不足，校所出入之路，然后兴师伐乱，必能入之”；主张出其不意，先发制人，“权先加人者，敌不力交；武先加人者，敌无威接，故兵贵先”，“兵贵先，胜于此，则胜于彼矣；弗胜于此，则弗胜彼矣”；注重奇正的灵活运用，认为“故正兵贵先，奇兵贵后，或先或后，制敌者也”；主张集中优势兵力，待机而动，认为“专一则胜，离散则败”；主张攻城要有必胜把握，“战不必胜，不可言战；攻不必拔，不可以言攻”，根据不同情况采取不同方略，如“地大而城小者，必先收其地；城大而地窄者，必先攻其城；地广而人寡者，则绝其厄”；防守时，要守不失险，做到“池深而广，城坚而厚”，同时，守军和援军要内外相应，守与攻相结合。

    （4）军事辩证法思想

    《尉缭子》继承《孙子兵法》、《吴子》有关军事思想，具有朴素的唯物和辩证思想，如注重从事物的联系中研究战争，强调认识和运用战争运动的规律，对强弱、攻守、有无、专散、文武等诸矛盾的对立与转化有较深刻的认识。此外，强调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认为求神鬼不如重“人事”，反对“考孤虚，占咸池，合龟兆，视吉凶，观星辰风云之变”的迷信做法，提出“往世不可及，来世不可待，求己者也”的观点。

    （五）《孙膑兵法》

    1.简介

    《孙膑兵法》为孙膑所作，古称《齐孙子》，是中国古代的著名兵书，也是《孙子兵法》后兵家学派的又一力作。《汉书·艺文志》称“《齐孙子》八十九篇，图四卷”，把它与《吴孙子兵法》并列，但自《隋书·经籍志》始，便不见于历代著录，大约因为在东汉末年便已失传。1972年2月，山东临沂银雀山一号汉墓出土了竹简本的《孙膑兵法》，这使失传已久的古书得以重见天日。竹简本《孙膑兵法》经过认真整理，分为上、下两编，上编可以确定属于《齐孙子》的十五篇，包括《擒庞涓》、《见威王》、《威王问》和《陈忌问垒》等，当属原著无疑，系在孙膑著述和言论的基础上经弟子辑录、整理而成；下编虽与上篇内容相类，但存在着编撰体例上的不同，还不能确定属于《齐孙子》的论兵之作。《孙膑兵法》与《孙子兵法》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所以自古以来人们即把两“孙子”并称，说二者是一家之言的“孙氏之道”。《孙膑兵法》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价值，它是战国时期一部不可多得的重要军事理论著作。

    《孙膑兵法》总结了战国中期以前的大量战争实践，从基本理论到战术原则，都进一步继承和发展了《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在战争观、军队建设和作战指导诸方面都提出了若干有价值的观点和原则，特别强调“内得民心，外知敌情”是取得战争胜利的重要条件；把“道”看作战争客观规律，强调必须遵循战争本身固有的客观规律去指导战争；提出了以寡胜众、以弱胜强的战法，主张以进攻为主的战略；在战略战术上贵“势”，即依据一定条件占据主动和优势；认为只有覆军杀将方为全胜，开创歼灭战的理论；提出对部队实施严格的政治教育、队列训练、行军训练、阵法训练、战法训练，成为先秦时期最完整系统的军队教育训练理论；对野战中车垒的运用、阵法的研究和将领的必备条件等均有阐述。这些都受到中外学者的赞赏和重视。

    2.军事思想

    《孙膑兵法》在军事理论方面有很高的成就，它继承《孙子》、《吴子》等兵家思想并有新的发展，包含有丰富的军事思想

    （1）战胜而强立的战争观

    在战略思想上，孙膑明确提出用战争解决国家间问题的主张，认为用“积仁义、式礼乐，重衣裳，以禁争夺”是不可能解决争端的，只有“举兵绳之”，“战胜而强立”，才能达到国家统一。但反对“乐兵”好战，认为喜好战争的国家一定灭亡，贪图胜利的人一定受辱，即“乐兵者亡，而利胜者辱。兵非所乐也，而胜非所利也。”同时，他又强调对战争应持慎重态度，“战胜，则所以在亡国而继绝世也。战不胜，则所以削地而危社稷也。是故兵者不可不察”。因此，他特别重视要“事备而后动”，主张“有委”，进行有准备、顺民心的战争；要“有义”，进行战争一定要合于“义”，“战而无义，天下无能固且强者”。

    （2） 选贤取良和赏罚严明的治军思想

    在军队建设上，认为“间于天地之间，莫责于人”，要对士卒进行系统的教育训练，包括处国之教、行军之教、处军之教、处阵之教、利战之教等多方面的内容，从而提高人的素质，达到强兵的效果。同时，重视将帅的选拔，提出要“选贤取良”，最高标准是要“知道”，即要掌握战争和战争指导规律，“知道者，上知天之道，下知地之理，内得其民之心，外知敌之情，阵则知八阵之经，见胜而战，弗见而诤”。也就是说，“道”的内容包括天时、地利、民心、士气、敌情、战法、战机等多方面内容，将帅掌握了“道”便能够赢得战争的胜利。此外，将帅不能有以下致“败”的缺点：“不能而自能”、“骄”、“贪于位”、“贪于财”、“轻”（轻率）、“迟”（不速）、“寡决”、“缓”（不严）、“怠”、“贼”（残暴）、“自私”、“自乱”等。在治军方法上，孙膑强调要因势利导，赏罚分明，指出：“赏者，所以喜众，令士忘死也。罚者，所以正乱，令民畏上也。”“不信于赏，百姓弗德，不敢去不善，百姓弗畏。”要做到赏罚公平，一视同仁，民就能听其令，而其令也能顺利地贯彻执行。

    （3）“以寡击众，以弱胜强”的战术思想

    在战术原则上，孙膑首先认为应充分创造条件，变弱为强，以寡胜众。通过总结以往小国打败大国，弱军战胜强军的历史经验，认为要以弱胜强，就要“让威”，避开敌人锋芒，故意向敌人示弱，“以骄其意，以惰其情”，而后集中兵力打击敌人。同时，应始终掌握战争的主动权，创造有利的作战态势，即把握有利战机，利用一切可能的条件，创造有利于我、不利于敌的态势，以争取战争的胜利。“善战者，见敌之所长，则知其所短；见敌之所不足，则知其所有余”，如果饱食以待敌饥，安处以待敌劳，处静以待敌动等，使敌人“卷甲趋远，倍道兼行，倦病而不得息，饥渴而不得食”，“分离而不相救”，“受敌而不相知”，就会以己之长，抑敌之短，出奇制胜。

    （4）提倡坚持积极进攻的战略原则

    孙膑主张打进攻战，在《威王问》中说：“必攻不守，兵之急者也”，主张打击敌人没有设防或防守薄弱的要害之处，其实质就是运用大规模机动野战的作战方式，争取主动、避免被动，以扩大胜利的战果，最后全面地击垮敌人。在进攻敌人防守薄弱之处时，要攻势猛烈，穷追猛打，不给敌人以喘息之机，要“使敌四路必穷，五动必忧，进则傅于前，退则绝于后，左右则陷于阻，默然而处，军不免于患”。进攻敌人应该讲究策略，必先夺取敌人的要害物资和占领战略重地，即“一曰取粮，二曰取水，三曰取津，四曰取涂（途），五曰取险，六曰取易，七曰取隘，八曰取高，九曰取其所读（独）贵。凡九夺，所以趋敌也”。

    （5）运用阵法攻守

    根据当时战争发展的情况，《孙膑兵法》对阵法的种类、用途及其应当注意的要领，作了详细的系统的总结。依孙膑的论述：“凡阵有十：有方阵，有圆阵，有疏阵，有数（密）阵，有锥行（前尖如锥）之阵，有雁行（展开如雁飞）之阵，有钩行（两翼如钩）之阵，有玄襄（玄虚多旗）之阵，有火阵，有水阵。”各种阵布法和打法不同，用途也不同，如方阵，用来截击敌人；疏阵用来虚张声势，迷惑敌人；雁行阵，适合摆在蜿蜒曲折而多荆棘的路上；锥行之阵，适于火烧敌人的辎重粮草及接应的战车，等等。而战争的各种场合，应该运用什么阵法来对付，其变化也应该是灵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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