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累。这才叫累！相比之下，以前大半生的辛苦劳累只是一种轻松。他抬过钢锭，劈过铁块，挖过河泥，别人干不了或不愿干的累活儿他全干过，与这种逃跑相比却都不叫累，像闹着玩儿。两腿灌铅，牢牢铸在地里。每往前挪动一点都要使尽最后的一丝力气，浑身酸疼得要死过去。他知道自己不能死，还要往前跑。
沉重的累，沉重的酸疼，将他的意志和体力都快要耗尽了，他渴求死得轻松，渴求有一把利器将双腿剁掉，用两臂往前爬也许更容易些。他的肢体成了他的追求的负担。
土很松软，像铁水一样，脚陷进去立刻就被粘住了。野地起伏不平，像网一样包裹着他拖累着他。他想走想跑想滚想爬，其实他能做到的只是摆动身子，动不了窝儿。
人们不是说恶狗追不上怕狗吗？他很怕，很紧张，为什么还跑不动呢？
他好像从一生下来就这么跑，这么逃。实在是没有劲儿了。他从哪儿跑来？要逃向哪里？连自己也不十分明白，也来不及细想，反正得跑。只要还剩下一口气就得往前跑。前面是生，后面是死。
他不敢往后看，可还是摔倒了，心里一激灵：完了，这回可能再也爬不起来了！
他悚然睁开眼睛，天已大亮，灼热的烟雾辣他的眼，一团黄森森的东西挡在他的眼前。这是他妻子的脸，如一张废弃的地图。皮肤粗糙而褶皱，锈迹斑斑，严重地被生活蛀蚀了。正脸贴脸眼对眼地盯着他，带着动物般的冷漠和古怪。他觉得她这样足足盯了他一辈子啦！
他被吓了一跳，急忙挪开自己的脑袋，下意识地躲避着妻子的逼视。不知是被噩梦吓醒了，还是又跌入另一场噩梦。他变声变色地喊了一嗓子：
“你要干什么？”
妻子没有回答他，右手拿着烟放到嘴边狠狠地吸了一大口，然后把烟灰磕在左手掌心里，挪动一下身子，又把脸凑过来，她非要贴近了端详他。看上去又不像是出于爱，一脸诡谲的迷惑，目光带着疯子般的透射力。
他心里继续涌动着一种苍凉而麻木的恐惧。他不知道她会干出什么事。他无法影响她、控制她。她有自己强大的碉堡，构筑成自己的精神宇宙，任何人也打不进攻不破。她却可以随时找他的麻烦，对他构成威胁。
他恨恨地开骂：
“神经病！”
“你知道什么叫神经病？印度语叫歇斯底里，拉丁语叫子宫游离……”
妻子说话了。她一开口可就没有他插嘴的份儿了。才气纵横的滔滔不绝的深奥的废话。
“人在歇斯底里的时候才是最真实的，由精神主宰一切，精神真正是肉体存在的庙宇。没有精神的人只是行尸走肉。这就叫智者能愚，愚者必不能智，仁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
她一开始讲演，他反而放心了。这说明她一切正常。每天早晨一睁眼，她必须讲一个故事、一个童话或一段警句格言。他可以听也可以不听，只要不顶撞她，不惹翻她就行。
他也为自己点上一支烟，把左臂垫在头下，重新想想夜里的梦，想想一切自己愿意回忆的事情。早晨从醒来到起床前的这段时间应该是最宁静最甜蜜的。他喜欢闭着眼醒着，或者睁着眼睡着。
妻子却要霸占他的思路：
“夜里我梦见自己照镜子，反复好几次。你知道这说明什么吗？”
他没有好气：
“说明你臭美。”
她突然无法克制地大笑起来。这种笑却像哭一样，使她浑身抖动，让人感到她内心充满了痛楚。他心里也撕撕拉拉地疼，生出一种爱怜。
她又突然止住了大笑：
“女人梦见照镜子说明自己的男人有外遇！”
她的脸又逼上来，眼睛里闪着阴郁的光。他怫然作色：
“胡说，刚才我还梦见被追赶，被抓住了呢！”
“这就对了，说明我们两个人的梦是一码事。互相验证，我的梦是开场，你的梦是结局。”
她那怪异的脸上露出严厉的气概，连笑也庄严了。
要坏事，他又紧张起来，赶紧解释：
“梦哪有真的。万事万物在梦里都会变样，睡着的灵魂就是死灵魂。”
“梦是人的影子，是脱去伪装出了窍的灵魂。梦比真人还要真。”
她仿佛听到了盈耳的幻声，看到了一幢幢心造的影像。整个生命都是一种虚幻的存在，唯眼睛深处藏着责问。
她用朗诵的语调说：
“如果你是一棵树，不管你长得多么挺拔昂然，我也要化作雷电，将你摧毁；如果你是一朵花儿，我要将你连根铲除，和你一同湮没于尘埃之中；我们不能同时生存，便应同时毁灭。”
“这又是哈姆雷特的台词？”
“不，这是我写的台词。”
“你做什么梦我管不了，但以后不许像今天早晨这样压到我脸上来看我。”
“地狱有两种，一种是人间地狱，另一种是阴间地狱。男人一般的都愿意尽情地享受阳世，既然非下地狱不可，就选择死后的阴间地狱。但你不一样，一生下来就坠入了人间地狱。”
“我相信很快就能离开这人间地狱，过另一种生活。”
他真想说：“你就是我的地狱，跟着你不论在阳世还是在阴间都不会有好结果。”
他不敢刺激她，也不忍。
她是他无所不在的宿命。她自己好像也是这么认为：
“只有我能救你。乐天知命，过老实日子，别再想入非非……”她流露出对安闲生活的向往。
他打断了她：
“你是不是该去买点儿早点了？别耽误了大象上学。”
“你还想吃早点？家里一共还有七块三角钱，你算算离发工资还有多少天？”
“还有十来天哪！这个月的钱为什么花得这么快？”
“别问我，问你自己，挣那么一口醋钱还不够你自己折腾的哪！”
吵归吵，她终于开始起床下地。
他早晨赖床的宁静和甜蜜被彻底破坏了。他们俩刚才的对话如果被外人听到，还以为时间倒退了三四十年。现在天津市八百万人，不会再有第二家数着指头计算发工资的日子。离着发薪的日子还远着哪，家里就没钱了，两口子一睁眼为买早点花的那点儿钱吵嘴。眼下“万元户”早已过时，家存几万元几十万元不足为奇。倒是没有存款的人家变得稀少了，像他们这样盼着发工资买米下锅的人家也许是绝无仅有。
他也没想到自己会落到这步田地。
他为之奋争了五十年的那件大事更要抓紧干下去——也只有这一条出路了。
妻披上一件外套，端着铝锅出去了。屋子里安静下来，时间、空间、思想又都属于他了。
二
他又点上一支烟，香烟是他最牢靠的朋友。两口子好像比着吸，每天不得少于四包，好坏不计。烟雾的亲切、温暖、辛辣，能改变人的素质，有助于他聚合和保护自己无所附着的惶惑的灵魂。
他像一只有耐性的被追来赶去的狗，早就学会了正确地对待失望。这在他是必不可少的，否则就活不到今天。他必须生活在希望和回忆中。他相信将来自己会打赢，也许会有钱，而且是很多的钱，他就这样支撑自己，安慰自己，并千百遍地宣传这种信仰，用以换取别人对他的信赖和支持。回忆则使他相信自己的优越，证明自己也曾有过正常人的欢乐和骄傲。想入非非几乎成了他唯一的精神享受。他只能在一人独处的时候才有权让自己深入一种用想象构造的浓重而强烈的性感之中。在经历了生活的坎坎坷坷之后，年过半百了，他渴望享受女人的温柔，渴望得到女人的爱。渴望得到的东西正是他所缺少的东西。没有成为他妻子的女人正是他平时想念最多的。他后悔自己还没有赶上时髦就老了。
他有过好几个姑娘，但是有过真正的初恋吗？
结婚的时候不懂得爱，连第一次跟女人接吻都觉得毫无味道。懂得爱了又晚了，爱已经失去。
应该说在他年轻的时候有不少奇遇，但没有一次奇遇演变成奇缘，使他成为奇人，享受奇福。那个波兰姑娘他连姓名都没有记住，也许他是费了好大的劲儿故意忘记的。他觉得记住那姑娘的名字是一种负担、一种罪过，万一在哪次运动中经不住诱惑交代出了姑娘的名字，岂不亵渎了那姑娘的一片真情美意。他至今仍然感到那双浅绿色眸子的灼灼深意，盯上他就不想移开；即便不得已移开了，余光也笼罩着他。她身上散发出一种少见的清新冶媚的气息。
他们是在一次外国音乐会上认识的。她愈看他愈像亚瑟·勃尔顿——当然是电影《牛虻》里的那个亚瑟。长得像，气质也像，疯狂地迷上了他。他却不敢有任何表示，他知道他们两个无论怎样相互吸引都不会有好结果的。他有一个找不到的美国人的爸爸就够麻烦的了，怎么还敢设想再找一个波兰老婆？他退却了，那时也实在不懂事。应该先交往一段时间再说。一起轧轧马路，听听音乐。那姑娘大胆，热情奔放，不用他主动要求什么，她会主动地给予他所有男人都想要的一切。太出格的事他不敢想。跟一个热辣辣的外国姑娘拥抱接吻是什么滋味？
他的意识如潮水般漫溢激荡，走火入魔的想象使他沉醉。他的回忆却又苦又涩。
一种慢慢袭来的恍惚吞没了他。
如果真的跟波兰姑娘结了婚又能怎样？说不定早就出去了，在波兰，或者在美国。那样就更容易找到自己的父亲。
好几年以后那个波兰姑娘还托朋友打听他，说明她还在想着他……
他只能在北京站里过夜。
那时的北京站和北京的另外九大建筑刚刚落成，整个地改变了北京的面貌和格局。使它成为当时世界级的大城市，是中国人的骄傲和最向往的地方。车站内宏伟明亮，人很少。即便是这很少的人也都对迎面的四部自动电梯感兴趣，左右两个宽敞洁净的楼梯几乎无人经过。这正是他过夜的好地方。他选择了右边的楼梯，在离灯光最近的地方停下来，从包里拿出两本杂志，一本垫在屁股底下，一本准备夜读。这是他见过的最富丽堂皇的房子，在这里过夜还不要钱。这次进京赶考既碰上了倒霉的事，又有便宜的事。他舒舒服服地长吐一口气，翻开杂志，上面有转译的惠特曼的《自我之歌》。凡是跟美国有关的东西他都格外感兴趣，甚至是偏爱。
冲动，冲动，冲动，
永远是天地再生的冲动。
自晦暗之中，旗鼓相当的事物向前推移，永远是物质与增加，永远是性。
“永远是性？”他以为是看错了，或许是翻译错了。没有错，惠特曼就是这么写的。
他只有十九岁。是干干净净、挤挤压压的十九岁。自以为在青年中是很优秀的。其实也是一种优秀的单纯。
永远是编结在一起的自我意识，永远与众不同，永远是一族生命。
……
有人走到他身边，停了下来，一双象牙般的小腿。来人在打量他，这不是一般的旅客。
他仰起头。她正默默地看着他，目光热烈而大胆。她身披五彩光波，灼他的眼睛。他不敢正视。她短衫短裙，一派学生风度。但他不敢断定她是不是学生，似乎有一种旗人的味道。
她紧挨着他坐下来，脸上漾出灿烂的笑容，并把这笑容直送到他的胸前。
“你在看什么？”一嘴地道的北京土话。
“惠特曼的诗。”
“诗歌没意思，太空洞，太做作。我有小说，你看不看？”
“小说我也有，这时候我想读诗。”
“你喜欢谁的诗？”
“惠特曼、莎士比亚。”
“都是外国人？”
“也喜欢屈原的胸襟。还有闻捷、光未然。郭小川的《望星空》也不错，把长安街描写得多棒，有召唤力。”
“你是哪儿的人？”
“天津。你哪？”
“本市的。”
“为什么不回家？”
“送人晚了。没有公共汽车了，明早再回去。你叫什么名字？”
“鲁杨。”
“长得像外国人，名字也带洋味儿。”
她又笑起来，且笑得绚丽生辉。他感到眩晕，胆怯，不自在。稍稍挪开一点身子。她立刻又贴上来。
“你叫什么名字？”
“万英花。”
“你来北京出差？”
“报考青年艺术剧院。”
“考完了吗？”
“第一轮考完了，还要复试。”
“考得怎么样？”
“自己感觉还不错。”
“你一定会考上的。”她伸出右臂抱住了他，嘴凑到他耳边轻轻说，“你长得真帅！”
如灼热的雷鸣，五彩光波腾跃而起，把他紧紧裹住。他是第一次被姑娘拥抱，心里生出一股潮水般的激情，沉醉般的热度。正像诗里说的，温柔的雾幔环抱着渴望的山岩。同时他又是紧张的、清醒的。刚一见面就敢对男人这样，她是不是好人？她搂他是这么自然，这么大方，又是这么充满信心。这是他的福气，还是预示他又要倒霉？
他吃力地想摆脱万英花那灼热的气息：
“天挺热的，你别搂着我。”
“想当演员还这么封建？”
她的眼睛在追逐他的灵魂。他躲闪着。
“我太困了，先借你当枕头睡一会儿。后半夜让你枕着我睡。”
她真的把头放进他的怀里，身子舒舒服服地躺下去。眼睛睁得大大的，嘲弄地瞪着他。她坦诚无伪，他却只有僵笑。不敢动，不敢看她，也没有心思继续跟惠特曼交流。
他知道自己长得漂亮，深目直鼻，轮廓清俊。这优势在他很小的时候就显露出来了，很得女孩子们喜欢。同时造成这优势的原因又限制了他，使他不敢正视并发挥自己的优势，甚至把它当成了自己的劣势。他生活的这个国家太古老了，使他有一种心理上的惰性。
这次进京考试是找同学借的白衬衣，母亲用自己的蓝色旧雨衣为他改了一条裤子，找邻居借了一辆自行车。自行车随人托运很便宜，到北京后东跑西颠，则可以省下不少乘公共汽车的钱。谁料自行车放在青年艺术剧院门口不翼而飞了！回去怎么向人家交代，怎么向母亲交代？要赔人家一辆新车又赔不起……
有美女躺在怀里却尽想倒霉的事。不是柳下惠式的“坐怀不乱”，而是乱得不对头，不是地方。他想节省自己，却正在失去自己。
万英花倒真的睡着了。她又放心又舒坦，睡得很香甜。他又想叫醒她，又怕弄醒她。仍旧举着杂志做认真阅读的样子，心里却在盘算：车站里有没有警察？有没有巡夜的？看到他俩这副样子一定会感到奇怪，会盘问。他该怎样回答？如实地说肯定不行。说是同学？男女同学不该这般亲热！说是姐弟？不妥，姐姐应该照顾弟弟，而不是自己先躺在弟弟怀里睡大觉。就说是兄妹——他心里突然如激浪漩流，又开始鼓荡起来……
他的欲望逐渐膨胀起来，清楚地感到从体内升起的近乎癫狂的热度，烧得全身战栗。他渴望有所动作，必须行动才能缓解疯狂。却又决不能有所行动。只能强行消散体内自发的热度。他的力量不够只能求助惠特曼，认真地认出每一个字，轻轻地读出声，这样才能让自己集中精神。
是解释我自己的时候了——咱们站起来吧。
他不敢看她那张沉睡的香甜的脸，只能偷偷地吸吮那耀人的美质，尽享芳泽。她的沉静如同她的活泼一样都能散发出一种早熟的诱惑，这诱惑如一张网罩住了他。他不想再反抗，愿凝聚欲望凑过去。感到眼前星光旋转，陷入一种沉醉的疯狂，大汗淋漓。
一切的力量都曾经不断地用来成全我，取悦我，
而今在此地，
我和我的坚强的灵魂并立！
万英花一觉醒来天就大亮了。在大白天她为自己昨晚的举动有一点不好意思。到洗脸间洗了脸，要请他吃早饭。还相互留下地址，万英花表示一定要到天津去看他。他当场就坚决拒绝了。因为他的家又穷又脏又小，无法待客。他心里一直有个疑问：“她是不是好人？”以后回她的信也是干巴巴的。通过几封信后，万英花见无望，便放弃任何努力了。由于政审不合格，他当演员的梦也破灭了。
当时自己多笨哪！她是好人就应该对她更亲热一点。如果她不是好人，对她亲热一点，有点出格的举动又有何不可？
每次艳遇都以遗憾告终，倒给以后留下无穷无尽的回味。
在自己的生活里有多少个女人？睡不着的时候或每天早晨醒来不愿起床的时候，把这些女人数一遍，回味一番，想象一番，美妙如酒一般醇厚浓烈。每次都会糅合进一些新的想象，获得新的享受。可谓常想常新。
三
事情的发生很单纯，像婴儿的诞生一样自然合理，却又像世界一样古老，像第二次世界大战本身一样错综复杂。
一个在中国工作了十八年的美国人艾特姆斯·麦德，真的对中国有了感情。他在中国已经没有作客的感觉了。生命中最好的时光是在这里度过的，他的事业、他人生的发展在这里。他是世界烟草公司驻华经营部部长，他的公司不光经营烟草，还有化工、机械、医药、运输、车辆、电镀、日用品、文化用品。他几乎走遍中国，出版了两大本关于中国的书。可以说世界烟草公司连同教会和美孚石油改变了中国。中国也改变了他，他喜欢收藏中国的古董和字画，喜欢中国女人的温柔顺和和强盛的生育能力。他的美国妻子正因为不能生育七年前便离婚了。他不能让自己的肉体不留下亲骨肉，这是人类文明中最神秘最伟大的创造。他绝不放弃这种创造的权利和欢乐。不能容忍有朝一日自己的死亡便是麦德家族的永远消失。“绝户”——是中国最狠毒的一句骂人的话。
一九三八年秋天，世界烟草公司驻华经营部的中国雇员项中涛，把自己十八岁的小姨子鲁静怡介绍给四十二岁的艾特姆斯·麦德。一见之下便决定了在上海轰动一时的一桩婚姻。一种勇敢的近乎草率的结合。一个美丽而不幸的历史的错误，或许是历史佳话。
鲁静怡，来自西施的家乡的美女。清雅，鲜亮，散发着青春的芳香。凝娇绽翠，绰约羞怯，有着纯正的灵魂和完美的天真。她美得闲适，美得纯粹。既是美妻，又将是良母，娶个这样的姑娘将来生出的孩子也必定是一流的。见多识广的老麦德自然不会反对得到一块宝贝。
在鲁静怡眼里，艾特姆斯·麦德是一个神秘的世界，他跑遍了全世界，懂得太多了。跟英国人说英语，跟俄国人说俄语，跟中国人说中国话。说中国的官话比她说得还利索。性情深沉坚毅，待人处事有一股威势，一言一行、穿着打扮有一种毫不含糊的讲究和优雅。开心的时候又敢像小孩子一样在人前大笑不止，干得起也笑得起，有真正男人的人格和快乐。年龄大她一倍还多，但脸上没有一点皱纹，皮肤白润光滑。鹰钩鼻子，鹰的眼光，不断摄出她的好奇。
鲁静怡在乡下没有机会上学，跟着在县里当师爷的父亲认了不少字。以后父亲到上海开了个康乐酱园，才把她从乡下接出来。她单纯得还没有社会性，父亲和姐夫为她作出的选择就是她的命运，她可以信赖地靠上去。甚至连那许许多多的闲话也用不着她去操心——一个这么好的大姑娘为什么要嫁给外国人？还是个半老头子。准是图人家的钱！不错，艾特姆斯·麦德有钱，还有头有脸，光是礼金就收得不计其数。鲁静怡的照片在报纸上占了半个版，珠宝的光泽，锦缎的绮丽，更增添了她的妩媚。一切都那么新奇，像做梦一样突然由一个乡下姑娘进入另一个世界。不，她做梦也梦不到自己现在的这种生活。婚姻本身已经退居成次要的了……
她学会了简单的英语。陪着丈夫进出外国人的交际圈子和中国的上层社交界。走南跑北，知道的世界愈来愈大。同时她也给麦德带来了好运，结婚一年后，麦德成了世界烟草公司的董事兼中国分公司的经理。为了开发烟草公司在中国北方的业务，他把总部设在青岛。在湛山大道有了一座属于自己的别墅——德国人造的古色古香的小楼，还有一个幽静的树木参天的大院子。两个月后正像麦德希望的那样，他有了自己的儿子。在为孩子过周岁的时候，对这桩婚姻最满意、十分欣赏艾特姆斯·麦德的鲁天增，为外孙子取名为鲁杨·麦德。
一个奇怪的名字，不中不洋，亦中亦洋。中国女人当妻子做母亲都是无师自通。但做外国人的妻子和母亲就是另一回事了。老麦德娶了个年轻的妻子他也变得年轻了，生了个儿子他也变成了孩子。不许任何人对儿子有任何妨碍他性格发展的约束，任他自由自在地成长。要玩儿泥，可以把自己搞成泥猴，不论糟蹋了多么新多么好的衣服也没人敢限制他。要玩儿水，就把自己和仆人搞成落汤鸡。要进攻大树可以痛快淋漓地弄得自己头破血流，老麦德还会对儿子的勇敢大加赞扬。只要他有空就在院子里跟儿子一块奔跑、滚打，爹是儿子的大玩具，儿子是爹的小玩具。奇怪的美国教育方法。鲁静怡不断受到提醒，不许按中国的管教方法把儿子培养成绵羊。美国人希望自己的孩子成为老虎。难怪他们能经常想出一些新花样刺激世界的神经。原来美国人的勇气是从小培养的。鲁静怡有时觉得这个家庭乱套了，没大没小，她有一老一小两个儿子。有时又觉得在自己的家里非常轻松自由，充满欢乐。儿子并没有学坏，聪明，胆大，不怕生人，敢于讲话，晚上自己睡一间屋。吃饭的时候往餐桌前一坐，一副小洋绅士的派头。没有什么可让她操心的，老麦德精力无穷，博学多识，没有传统的偏见，是家庭的强大支柱，是她的新生活的太阳。
这无忧无虑的日子维持到一九四一年过完春节，艾特姆斯·麦德要回国述职——由于欧洲战事紧张，世界烟草公司的总部不得不由伦敦临时迁到纽约。麦德跟妻子商量，他很想带她和儿子回美国家乡看看，向妻儿炫耀一下美国，向美国炫耀一下自己的娇妻爱子。又担心好几个月的海上行程太辛苦，小麦德毕竟太小，倘若吃不消在船上病了怎么办？况且又是战争年月，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谁敢保证航行会绝对安全！
鲁静怡照例是夫唱妇随，麦德不管说什么都很有道理，很令她信服。最后麦德决定自己先回国，速去速回。静怡母子今后还怕没有机会回美国吗？
谁知道呢？
至少此后半个世纪鲁静怡母子跟美国无缘了。
在分手的时候麦德紧紧拥抱着娇妻爱子。他希望永远不要松开自己的手臂，否则也许会永远失去这种权利、这种幸福。他把这种不安和不祥的预感当做了亲人分别时的正常感觉，以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加给自己心里的阴影在作怪。
沉雄的汽笛把胆大的小麦德也吓了一跳，他紧紧抱住了母亲的大腿。
巨大的轮船把渺小的艾特姆斯·麦德载走了。鲁静怡第一次感到丈夫是渺小的，是被动无能的。有一种更神秘强大的力量支配着人类。
四
艾特姆斯·麦德离开中国三个月，爆发了珍珠港事件，美日宣战，他与鲁静怡母子的联系便断了。
鲁静怡天真未泯就当了母亲，就担起了这沉重的责任。楼里空了，坏消息不断传来，愈了解现实的严峻，愈感到自己的无能为力。
她整个人仿佛失去了属于自己的码头。
她想念丈夫，她需要他。她已经习惯了丈夫身上的气味，他的习惯，他的强劲有力。
丈夫走了以后她突然感到儿子的重要。白天要守着儿子，晚上要搂着儿子睡觉——她不再顾及那该死的美国教育方法。从儿子一落生就分床分房睡觉。她需要随时能亲吻到儿子，尤其在夜里孤独害怕的时候。
她不再有家庭，只有儿子。儿子证明她曾经有过家，有过丈夫。许多灿烂的希望和各种彩色的梦幻都要靠儿子去实现了。
整个中国都在燃烧，生活变成焦灼。
日本人在潍县建立了集中营，开始突袭性地抓人。防不胜防，人心惶惶。项中涛派人送信给鲁静怡，叫她赶紧带着小麦德躲起来，她倒不要紧，日本人盯的是艾特姆斯的孩子。
在三江（浙江、江苏、江西）同乡会的安排下，先让小麦德跟着拉脏土的车离开。鲁静怡随后坐送菜的车赶到四方机车车辆厂。青岛成了一座死城，家家门口都钉上厚厚的木板。日本兵随便乱抓人。小麦德哭闹不止。越不让他哭，他哭得就越凶。家里有事，孩子就哭。孩子大哭就是要出事的先兆。
小麦德从一出世就由着性子长。美国人认为最好的管教孩子的方法就是不管束孩子。现在突然被不认识的人严加看管起来，一会儿被塞进黑咕隆咚的小车厢，一会儿又藏进又脏又破的小屋。不许喊叫，不许跑动，他怎么受得了？撒了大泼地哭闹厮打！
鲁静怡母子离开后不久，日本人占领了世界烟草公司。除去老麦德，公司的其他高级职员都被抓进了集中营。日本人掌管了公司，开始生产供侵华的日军吸的日本烟和为日本人赚钱的烟。
恐怖仍在加剧，不断有人失踪。
四方机车车辆厂并非安全岛，不可久留。鲁静怡只有一个地方可去，就是回老家。同乡会的人不赞成，认为日本人想要抓到小麦德会追到鲁静怡的老家去。不如往北跑，先到天津躲一阵子再说。
鲁静怡心里犯难，她缺乏逃难的经验，离家的时候太匆忙，只拿了一个小包袱，里面有几件洗换的衣服和一点零钱。大量的财产和值钱的金银首饰全没带出来，母弱子幼到了天津以何为生？事已至此，只好走一步说一步了。
鲁静怡带着儿子坐火车来到天津。天津不像青岛那么乱。她先投奔到三江同乡会会馆，吃了几天救济饭，而后被介绍到大华贸易公司，给公司经理杨华当秘书。负责打扫卫生，接待应酬，抄抄写写。有吃有住，还可以带孩子。
生活安定下来，时间过得就快了。
一晃日本投降了。青岛来了英国人接收世界烟草公司，但没有艾特姆斯的消息。还有人说他在欧洲战死了。
什么消息都有，但没有一条是准确的。
刚刚二十多岁的鲁静怡不能长时间地生活在一种没有希望的等待里。合情合理地跟杨华有了暧昧关系。两人偷偷摸摸嫌小麦德碍眼，把他送进了教会办的圣宫小学住校。把名字的后两个字去掉，在学生花名册上只写“鲁杨”。教会学校里管得严，老师个个都很厉害。
杨华有家有老婆，鲁静怡只能做外宅。
其父鲁天增闻讯大怒，认为自己的女儿太丢脸面。无论怎样也应该等待艾特姆斯·麦德有了准确的消息再说，不能这头没离婚又做另一个人的小妾！
大难不死之后改了行的项中涛从中解劝，他是大媒，又喝过洋墨水，说话有分量：
“按美国法律，分居三年就等于离婚。再说当初静怡带着孩子逃到天津，生活没有着落，姓杨的收留了她们母子，总算帮过忙，也算是静怡的一个依靠。即便将来麦德知道了也会理解。”
一九四八年夏天，同乡会送来消息，说麦德到了台湾。如果鲁静怡想带着孩子去台湾寻夫，他们可以帮着凑钱。
鲁静怡倒不一定非得当麦德的妻子不可。但必须把孩子亲手交给麦德——既然他已经有了下落。她在父亲的激烈反对下，不清不白地做了杨华的二房，心里总觉得有点对不住老麦德。他的孩子一定要还给他。于是加紧了去台湾的准备。
天津的大沽口没有去台湾的船，只能到上海去坐船。到台湾的船票很贵，需两条金子。同乡会连一条金子也没有凑出来，鲁静怡想找杨华借。杨家爆发了一场大纠纷，把杨华围了三天。不许他给鲁静怡一分钱，丈夫没有下落的时候，吃你花你靠你，丈夫一有了下落人家就要带着孩子去找自己的丈夫，还要由你出路费，你怎么能当这种冤大头？也不许他护送鲁静怡母子去上海。
鲁静怡只好求大姐鲁静立，姐妹俩到处求人告借，总算凑足了两条金子。她一个妇道人家，当时不光是别人瞧不起她，她自己也不敢太瞧得起自己，带着两条金子只身去上海，兵灾战乱，还要打听去台湾的路线，办手续，买船票，能行吗？别人不放心，她自己没信心。
同乡会一个姓叶的正巧要到南方去，愿意为鲁静怡代买船票，打听好去台湾的路线，把一切手续都办好后给她来电报。她千恩万谢把那两条金子交给了那位姓叶的热心人。
但他一走就再无音信，不知是拐钱而逃，还是出了别的意外。
希望又一次落空。
鲁静怡好赖还算有半个丈夫。鲁杨可惨了，不仅星期天要继续待在学校里，即便放了寒暑假也没人接他回家，仍然一个人住在学校里。本来嘛，哪里是他的家呢？
他寂寞难挨，站在自己二楼宿舍的窗台上，举着一把桐油纸伞，学习伞兵自天而降。在他飞身跃下的一刹那，纸伞向上倒卷，等他落地的时候手里只剩下一根竹棍儿，被摔得昏迷了一天。三天以后当人们确信他平安无事了，又挨了一顿苦揍——身为教导主任的修女惩罚学生最凶狠。
一九四九年，天津解放的前夕，大街上像过蝗虫一样拥挤着国民党兵。
鲁杨的运气好，在学校门口碰上了一个当官的。
鲁杨已经十岁，开始显露出生理上的优势，高鼻梁，深眼睛，额头挺俊，清秀怡人。那个南逃的国民党军官不知是个特别需要孩子的绝户，还是真心爱孩子，抑或是别有所图，一见之下就非常喜欢鲁杨：
“你爸爸是什么人？”
“我爸是美国人。”
“在哪儿？”
“在台湾。”
“怎么不去找你爸？”
“我爸不让走。”
“怎么还有一个爸？”
“后爸。”
“你认识你亲爸？”
“认识，有照片。”
“想不想去找你亲爸？”
“当然想！”
“听着，小家伙，我可以带你去找到你亲爸。”
“你等我一会儿行吗？我去拿一张我爸的照片就跟你走。”
他知道爸爸的照片放在那个地球牌铅笔盒里，但是，当他突然闯进妈妈和杨华的住室的时候，被妈妈发现了：
“你不好好上学回来干什么？”
“拿我爸的照片。”
“干什么？”
“有人想看看。”
他这样说也不能算撒谎。
妈妈突然来了火气，坚决制止住他：
“不行！”
“不给照片我也走。”
“干什么去？”
“去找我爸。”
已经晚了，杨华堵住了门口。
任他怎样喊叫推搡也无法摆脱两个大人的拉扯。
此后许多天他不搭理母亲。母亲到学校看他，要接他回家过星期天，他都摇头，连一句话也不愿意说。
鲁静怡明白儿子长大了，要找到父亲的心情可比她所能理解的更为急迫和坚定。这心情让她不安。
大华贸易公司的一个职员给她领来一个据说心眼儿非常好的土耳其人。这个土耳其人在英国亚细亚石油公司供职，不久将公差南美，顺便把朋友的两个孩子带到美国去。如果她放心，土耳其人也可以把鲁杨送到美国缅因州老麦德的家乡。他们谈妥了价钱。可等那个土耳其人来领人的时候，鲁杨偏偏跟同学们外出了。土耳其人等不及就带着另外两个孩子先走了。后来得知那两个孩子都被卖到了巴西。其中一个在六十年代还衣锦还乡过一次。
五
鲁杨命该如此。
全国解放了，他再也没有寻找父亲的机会了。很快中美关系变恶，朝鲜战争爆发，他和母亲几乎放弃了寻找父亲的念头。
别人却不会放过他。他愈长大愈像老麦德——一个标准的白种人。外国样儿说中国话，谁见到他都会有一大堆疑问，别人的怀疑就是他的麻烦。
“你是混血儿？”
“你爸爸和你妈妈要是亲哥俩或亲姐俩你就不可能有说出‘混血儿’这个词的智力。可见你也是混血儿！”
他可以逞一时的口舌之快。但“混血儿”三个字仍然成了他无法改变的带侮辱性的名字。
有了倒霉的差事：“叫那个混血儿去！”
有好的活动：“不许混血儿参加！”
唱“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的时候对着他唱。呼喊“抗美援朝”的口号的时候对着他喊。
街道代表找鲁静怡谈话，叫她谈对抗美援朝的看法。无论如何大家也不理解一个正派的中国姑娘怎么会先嫁给美国人，再嫁给一个地主兼资本家。是南蛮子押宝式的奇想怪行，还是别有深意？她把跟艾特姆斯·麦德结婚的过程说了一遍又一遍。第十遍跟第九遍有一句话对不上或把某个细节说得前后次序不一样，街道代表和街道积极分子便追问个没完没了。兴趣高涨，总想有重大的收获，既满足自己的好奇心，又挖出个大特务。
“你想当中国的吉普女郎，还是拿了美国人的钱？”
“那个美国佬把儿子留在中国是不是为将来颠覆红色政权做内应？”
谈话、广播、游行、演戏、唱歌，抗美援朝运动铺天盖地，时时处处在逼压着她们。她们嘴上不承认自己是美帝国主义的家属，但一看到群众敌视的目光，听到群众呼喊反美的口号就多心，就心惊肉跳。时间一长，心理上真的把自己当成了美帝国主义的帮凶。
鲁杨年轻，精神上的承受能力强。
鲁静怡随着一个又一个政治运动，真的被改造成了另外一个人。从骨子里痛恨美帝国主义，痛恨前夫艾特姆斯·麦德，甚至不能听别人谈起这几个字。一听到有人提起麦德，就紧张，就厌恶，手脚发冷，全身抽搐。当然更不许鲁杨提一句寻找父亲的话。
她昔日的风韵丝毫无存，脸色病恹恹的，不再会真诚地爽朗地笑。脸上却经常挂着小心讨好的破碎的笑容。那细微的几乎听不到的笑声永远停留在那遥远的虚无中。
鲁杨十七岁高中毕业后进工厂当了工人。好厂大厂他进不去，好的工作也轮不上他。在机械铸造厂当了一名又脏又累的铸工。
这个选择是明智的。他懂得并开始正视自己命运的真实。
但他要在社会上确立自己正当的法律处境的愿望，更强烈更坚实了，只是不再说出来，不再跟别人打嘴架。他学哲学，学法律，学中国共产党党史和中国革命史，学国际法。越学胆子越小，越学越谨慎。明白了只能通过正规途径用正当手续寻找父亲。他逐渐地武装起自己，具备了寻找父亲的资格和知识能力。
父亲既然是世界烟草公司的那么大的头头，又在中国工作多年，一定会有据可查。而且要自己干，要根据国家政治开放的进程逐步解决。
不托任何人偷偷地向国外带消息。
有人要带他偷渡出去，他不加考虑就一口回绝。
有人劝他去北京上访，他认为那既愚蠢又可笑。
……
每个人都有权利知道自己是谁，有在地球上生存的权利，寻找自己的父亲是天经地义的，但必须做得机敏缜密。生活教会了他许多东西，他正在慢慢聚合已经支离破碎的尊严。因此他的灵魂谢绝一般人的探访，这反而使他显得稳重而神秘。他的顽韧，他的明朗的智慧，在那个年代的青年人身上是不多见的。因而使他出众，吸引了许多女孩子的注意。
她像一团火，见了你恨不得立刻扑上来，那才叫一见钟情。她具备对自己喜欢的人一见钟情的一切优势：惊世骇俗的娇美，公主式的支配一切享受一切的性格，还拥有大量与之相匹配的钱物。
这个世界仿佛是专为她准备的。她生来就有权享用这个世界。
“鲁杨，你真漂亮，还挺庄重。让人觉得厚实，有内容。周围那些小伙子，恨不得天天跟着我转，我一个也不喜欢。”
她眼里有一汪泼辣辣的热泉，流动着清澈的激情和天真。晶莹欲滴的小嘴唇几乎要凑到你的鼻子底下来。
从一开始你就感觉出了两个人之间的差异：她什么都有，你什么都没有，包括生身父亲。
“我得告诉你，我的父亲是美国人……”
“是吗？怪不得你长得这么有味儿。我第一眼就看出你很像《牛虻》里的亚瑟。”
你又一次沾了这个人见人爱的亚瑟的光。不知这是你的骄傲，还是你的悲哀？
当她听说你的父亲是美国人，丝毫不觉得有什么复杂和严重的东西，也没有丝毫的不安，只觉得好玩儿。这是个在蜜罐里长大的女孩子，不知人间为何物。
“你要知道，我不光是有一个美国人的父亲，而且在我很小的时候他就离开了我们，找了他二十年都没有结果。人生最大的不幸就是不知道自己是谁。生活中的一切都不属于我，可以说我没有自己的生活，没有人真正需要我，我只是一粒在社会上飘浮的尘埃。”
“你的词儿真多，文学修养够棒的！”
一嘴学生腔。你跟她谈正事，很沉重的大事，她却只注意你的遣词造句，嘻嘻哈哈。
“你知道我是谁吗？”
“你不是叫曹昕吗？”
“曹锟是我的爷爷。”
“啊——你是大总统的孙女？难怪呢……”
“难怪什么？”
“难怪你这么与众不同。”
“你真会说。我的家在国外有许多亲戚朋友，可以帮助打听你父亲的下落。”
她的声音充溢着一种热情，一种希望，好像世界上没有她办不成的事。
那时谈恋爱不怕累，陪她遛马路一走就是几个小时。有时早晨下了夜班一直跟着她逛到中午。一个机械铸造厂的苦大力，跟冷铁热钢玩儿了一夜的命，粗帆布的工作服被汗水湿透再叫炉火烤干，烤干了再被汗水浸湿。下了班整个人都变形了，如同一具熬尽了油水的人干儿，又困又累。见了她就像马又挨了一鞭子，立刻打起了精神。
她喜欢推着一辆漂亮的英国凤头自行车，因为你没有自行车，她只能推着，分手以后可以骑上车回家。那个年代一辆凤头自行车比现在一辆超豪华汽车更珍贵更能体现人的优越身份。她在车把上拴一个鲜艳的红气球，活泼好玩儿如一个大孩子。雪白的短袖衬衣，海蓝色的尼龙裙子——当时尼龙很少见，是昂贵的时髦货。几乎使大街上所有看见她的人都向她行注目礼。她身上仿佛有无数个钩子伸出去，把人们的脸都拉向她。她却习以为常，能够做到旁若无人。
你则不能。你只有一个穷光蛋的耐心和坚韧。不想丢弃骄傲，否则只有陷于绝望。同时跟她在一起你又无法掩饰那种深刻的自卑，这自卑刹那间就能消磨你的自尊。你需要她，却又不敢碰她。如果你当时有勇气得到她，生米煮成熟饭，她的家庭完全有能力把你送出国，也可以帮助你找到父亲，至少能打听到他的下落。你的生活也许早就是另一种样子了。
但是你没有。你血管里父亲的血早被生活中的阴影过滤尽了，你唯一拥有的力量是明智而不是勇气。愈是自卑愈要学会自尊，而且只能靠自己尊重自己活着。因此她常常是主动的，你反而处处被动，只会空谈一些浮泛的毫无价值的人生和爱情的大道理。那些道理用来唬住女孩子进行初级阶段的交往还可以，面对真实的爱情却一筹莫展，毫无作为。
她考上了北京的中央戏剧学院。也要把你带离天津。
“你甩掉家庭包袱吧，我也不要家庭，一块去北京。你愿意上学也行，想工作也行。我有办法，也有钱，一切不用你犯愁。”
她是豁出去了。
你却犹豫：
“我得挣钱养家，母亲这多半辈子不容易……”
“你一个月挣多少钱，我给出！”
她是女丈夫。
你不过是怯懦的小男人。但你自己也不知道害怕什么。是她的美让你信不过？她的性格，她对生活的态度使你老处于守势，处于劣势，你自惭形秽对未来没有信心？
她走了，失望而又伤心。只埋怨你脑子太死。她心里仍然眷恋着你——你对此倒是深信不疑。
“文化大革命”初期她来看你，被郁清聪骂得哭着跑了。
你这个老婆不动脑筋就能大骂。但骂得正常，骂得尖刻而狠毒。没有一个正常的人能经得住她的骂。
你辜负了多少女人？包括自己的老婆。只在爱情的田园里捡了一片枯败的落叶。
你有多少机会都错过了，却被郁清聪把你给抓住了……
六
每年春末夏初进入招生考试的关键阶段，天津艺术学院的大院子里便成了全市知识青年的艺术沙龙。学生、工人、演员、教师及各色文艺爱好者都聚集在这里，参加考试的人临阵磨枪，不参加考试的人为考生出谋划策。相互交流文艺信息，每个人都可以高谈阔论，充分表现自己。敢说敢唱乐于表现自己的人过瘾，听的看的人也过瘾，大家都能享受到一种在家里和在单位里都无法得到的快乐。鲁杨和曹昕就是在这里认识的。郁清聪则是一九六一年这个艺术沙龙里的新明星。人样子不算很漂亮，但气派大方，谈吐更是不同凡俗，热情活跃，对每一个考生都给以认真的辅导。
艺术沙龙的人很快就都知道了她的来历：大导演焦菊隐的学生，在北京艺术学院导演系上了三年，因为学院解散才回到天津。难怪她的水平和风度都不一般，大家都更高看她一眼。
“打住！着急，发怒，甚至表现人物发疯，都不能忘记节奏感。没有节奏就是豆腐一碗，一碗豆腐。把握节奏就是要会停顿，停顿是现实生活中不可少的最真实的节奏。在舞台上则是‘此时无声胜有声’，是最深沉有力的东西。它既能表现刚刚经历过的一种内心纷扰的完结，又表现一种正要降临的情绪的爆发，抑或是一种内心的期待。同时，好演员又借助停顿来表现内心活动最激昂、澎湃、热烈、紧张的一刹那，是丰富的内心活动中最复杂、最紧张的状态所必然产生的现象。停顿不是沉默，不是空白，不是死了的心情，是最响亮的无声的台词，是往菜里放盐。”
她讲得非常精彩，没有人不服气。
她是考生的总导演，边说边做。她发现鲁杨沉静持重，风情独具，便叫他帮助她一块辅导学生。当她淋漓尽致地在众多的考生和观众面前表现自己的导演才能的时候，别人是很难插上嘴的。鲁杨成了她的活道具，或者是一个颇能体会她这个导演的意图的演员。
“停！太过火了。你既然喜欢哈姆雷特，就不会忘记莎士比亚通过哈姆雷特的嘴告诫演员不能越过自然的常道，任何过分的表演都和演戏的原意相反。自有戏剧以来它的目的始终是反映自然，显示善恶的本来面目，给它的时代看一看它自己演变发展的模型。应该这样……第一句是什么词儿？”
鲁杨提醒了她：
“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
“好，接下去。”
“默然忍受命运的暴虐的毒箭，或是挺身反抗人世的无涯的苦难，哪一种更高贵？死了，睡着了，什么都完了……”
“不错，像鲁杨这样就行，把华丽深奥的莎士比亚表演得真实动人。鲁杨，想不到你能张口就背出哈姆雷特的大段道白！最精彩的是下半段，还能一气呵成吗？”
鲁杨当然不愿意舍弃这样一个显露自己才能的机会：
“谁愿意忍受人世的鞭挞和讥嘲、压迫者的凌辱、傲慢者的冷眼、被轻蔑的爱情的惨痛、法律的迁延、官吏的横暴和费尽辛勤所换来的小人的鄙视？要是他只要用一柄小小的刀子，就可以清算他自己的一生，谁愿意负着这样的重担，在烦劳的生命的压迫下呻吟流汗？倘不是因为惧怕不可知的死结，惧怕那从来不曾有一个旅人回来过的神秘王国，是它迷惑了我们的意志，使我们宁愿忍受目前的折磨，不敢向我们所不知道的痛苦飞去？这样，重重的顾虑使我们全变成了懦夫，决心的赤热的光彩，被审慎的思维盖上了一层灰色，伟大的事业在这一种考虑之下，也会逆流而退，失去了行动的意义。”
他动了真情，把自己也感动了。
周围的青年男女使劲儿为他鼓掌。喜欢滔滔不绝的导演倒半天没吭声，眼睛里激情四溢，闪着亮光。当别人问到她的意见时，她才开口：
“他理解了莎士比亚，理解了哈姆雷特。读懂了生活，才能读懂艺术。”
那天的傍晚下起了小雨，鲁杨没有带伞。郁清聪支起自己的伞，先送他回家。
他每跟一个姑娘刚接触，总是处于被保护、被支配的地位。他无意又无奈。
两人在一把伞底下，不是朋友也是朋友了。两人的距离一下子近了，生疏感消失了。
她问：
“你喜欢艺术又有一定的表演才能，为什么不考大学或想办法进剧团当演员？”
“上大学家里的经济状况不允许，我必须挣钱养家。也曾动过当演员的念头，如果演外国戏，我有得天独厚的条件。但考过两次，都是到最后一关政治审查的时候给刷下来了。”
“为什么？”
“我的生身父亲是美国人，继父是地主兼资本家。”
“哦……”
“我还喜欢文学，发表过几篇文章和七八首短诗。但是最近我写的最好的一首诗被退稿了，前天的‘晚报’上头版头条的通讯是用我的四句诗开头，却不提我的名字。现在发表作品也要对作者进行政治审查，我在文学上也不可能再有发展了。因此，今后只能专心搞收藏。我也很喜欢收藏。”
“是吗？我父亲也算是个古董收藏家。你有时间可以到我们家去看看。”
“那太好了。”
“你的兴趣很广泛，为什么不在自己的本职工作上争取有所作为，当个工程师？”
“我的工作只需要力气，不需要脑子。”
他可以忍受现状，但并不满足现状。有着太多的幻想和希望，总想找到一种关于自己的生命的新含义。在郁清聪面前他感到没有必要装假以维护可怜的自尊，可以倾诉自己的忧郁和理想。她的知识、她的旷达、她在众人面前表现出来的指挥调度能力，让他感到能够信赖。
他们聊得很痛快。她一直送他到胡同口。她认识了他的家，他想瞒也瞒不住了。她经常去找他。只要她站在胡同口一喊，他马上就出来迎住她。两个人见了面不需要任何寒暄和准备就可一下子进入文学艺术。谈欧美文学，谈对世界名画的分析，谈贝多芬。可以自由自在地沉迷在自己喜欢的艺术乐园里。他们都认为这就叫有共同语言，能够相互容纳对方。
七
鲁杨没有勇气让郁清聪进自己的家，见自己的母亲和继父。郁清聪却迫不及待地领鲁杨到家里见自己的父亲。
郁清聪有个令人羡慕的父亲。老先生清雅可亲，头顶青亮，四周长了一圈茂密的灰发，自然而又潇洒地向后弯曲。面色滋润，眼含笑意，一看就是个有知识有经验的人。既洞彻人世又不失宽厚。丝毫不因鲁杨是个工人而对他有所怠慢。相反倒主动多说话，多提问，打消鲁杨的拘束。
“听说你也喜欢收藏？”
“刚开始……”
他看看老先生收藏的满屋子的他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古玩，不好意思承认自己也在搞收藏。
“你是碰到什么收藏什么，还是有自己的偏爱？有重点地收藏？”
“我主要的想收藏古今中外的烟具。”
“哦？”
见老先生颇感意外，他只得多解释几句：
“我父亲是世界烟草公司的董事兼中国分公司经理，这就注定我也跟烟结下了不解之缘。”
他是以收藏表达对父亲的怀念和崇敬？抑或是表达对命运对现实的反抗？
老先生神情变得庄重起来：
“你是麦德先生的儿子？”
“你认识我父亲？”
“岂止认识，我们后来还成了朋友。”
老先生讲了一段往事——
日本投降后把强占的世界烟草公司又交给了英国人。公司董事会定了一条政策，对在战争中受难的本公司职员给以经济赔偿。天津卷烟厂以前是为世界烟草公司生产香烟，日本占领工厂以后很多工人被裁减。没有被裁减的其实是被强制劳动，人身受迫害，收入降低。工人们也要求世界烟草公司给予一定的经济赔偿。因为日本人赔偿了世界烟草公司在战争中的损失，这赔偿中有属于工人的那一部分损失。起初世界烟草公司不答应，跟工人发生了纠纷。
天津卷烟厂工会请出了郁行健，替工人跟世界烟草公司打官司。因为他精通英语，在美孚石油公司当工程师，有跟洋人打交道的经验。交涉的结果郁行健赢了，世界烟草公司派艾特姆斯·麦德到天津来处理善后，给工人赔钱。
“当时我还开着一个宝塔商行，买卖古玩。你父亲常来我的商行看货、聊天。不打不成交，我们成了朋友。他托我替他打听夫人和儿子的下落，他听说你们跑到北方来了，也有人说就在天津。天津这么大，我又没见过你们母子，真如大海捞针，使你们父子失之交臂。也还算有缘，十几年后我终于找到了你，或者说是我女儿碰上了你。可你父亲又不知身在何方？这真是一部书。”
鲁杨跟郁行健的关系一下子亲近了许多。找不到父亲，找到了父亲的朋友，也是一种很大的欣慰。
老先生很有钱，随便卖一件古玩就够吃几个月的。由于解放前的几次颇为轰动的爱国行为，市政府对他特别关照，财产几乎没有受到太大的损失。除了最小的女儿郁清聪之外，其他儿女都已大学毕业，有了自己的家庭和事业。他想得开，有气度，对小女儿的事也不愿多管，大事由她自己做主。
鲁杨和郁清聪确实在谈恋爱。别人这么认为，他们两个也无法否认。一对青年男女经常见面，见了面还有许多话说，不是谈恋爱又是干什么呢？
但他们确实弄不清什么是恋爱，什么是激情？一切都平平静静地进行着。像那个时代的许多青年男女一样，不冷不热，规规矩矩地千篇一律地发展着两个人的关系。一点点置办的结婚用品和鲁杨的收藏品都存放在郁清聪的家里。
郁清聪分析戏剧中的爱情头头是道。面对真实的男人，她和普通姑娘毫无区别，没有什么特别的才华。还不如在挑选工作的时候更挑剔和更有个性。天津市评剧团请她去当导演，她不干：
“我是学话剧导演的，也只有话剧，导演才是中心，才是灵魂。戏曲用不着导演，谁是名角谁就是戏的中心。”
言下之意还有点瞧不上评剧团。
有个中学愿意招她为老师。
“我是搞艺术的，不能成天去吃粉笔末儿。”
她只好待在家里，成天耽迷于自己的艺术魔宫里。
一个家庭姑娘倒正好和鲁杨这个工人相般配。
八
鲁杨在工厂里有两怕：一怕填表，二怕组织找他谈心。
而中国人需要填的表格又特别多。上夜大，参加各种社会活动，领工作证、游泳证、粮本、煤本、油票、肉票，有运动，有好事，有坏事，有变化，有调动，有事没事都得填表。“家庭出身”、“社会关系”、“直系亲属”等栏目最让他头疼。
组织谈心就更像剥他一层皮：
“是中国养育了你，你还老想去找你父亲。这就是忘恩负义，是不道德，是对中国的侮辱，是洋奴思想！”
给他扣上什么帽子都正合适。
他不知道该拿自己怎么办。脑袋抬起来说你趾高气扬要反攻倒算，脑袋埋下去说你鬼鬼祟祟在打坏主意，脑袋不高不低说你装傻充愣摆肉头阵。怎么着都没有好。脑袋没处放，眼睛不知该往哪儿看。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郁行健首先被抄家，收藏了一辈子的古玩和鲁杨的新收藏品以及他零零散散积攒起来的结婚用品全被抄走了。
看来他们是无法结婚了，几年的积蓄化为乌有怎么安家呢？郁家的五间房被革命群众占据了三间最好的最大的，给他们剩下两间小屋，八个空荡荡的墙角，郁老先生郁闷成疾。郁清聪觉得对不住鲁杨。
鲁杨的邻居包括他的继父都幸灾乐祸：
“看这个穷小子还怎么娶媳妇？”
“他想得倒美，一个外国杂种谁愿意跟他！”
邻居们说什么都可以理解，杨华为什么也恨他不死呢？鲁杨猜测是出于妒忌，生气。他跟大老婆生了五个儿女，个个吃喝玩乐，没有一个像样儿的。鲁杨不仅长得一表人才，要武能老老实实挣钱养家，要文能在报纸上写诗作文，在邻居们眼里也算是个秀才，小有名气。
鲁杨和郁清聪商量，两个人应该马上就结婚。两个孤单的人凑在一起也许就不孤单了。两个苦命人一办喜事也许就不苦了。更重要的是鲁杨可以得到一种心理上的满足，证明他当初跟郁清聪谈恋爱不是看中了郁家的钱，此时结婚正说明他是大丈夫，可以养活正处于困难中的郁清聪。证明这个世界上毕竟还有人需要他，要依靠他。他需要这种尊重。这让他增强自信，支撑自己的生活。
他们置办了简单的生活用具，简简单单地就把喜事办了。没有享受过温柔和爱情。只是有一点新鲜，有一点兴奋，还有一种别扭，一种不适应。精神高度紧张，不懂得也没有享受闲情。等到他懂得渴望温柔时，又没有温柔了，人事全非了。
结婚十二天，他被工厂保卫科抓起来了，关在一间废仓库里，不许回家，也不许家属探望。
原因是他的继父检举他有叛逃的思想。他的母亲也承认他想去寻找美国老子的心一直不死。查他三代，新生的革命政权认为如果他不是美国特务，那中国就没有特务了。
刚抓起来的那几天，没黑没白，一天不知要审讯他多少次。一会儿威吓，一会儿攻心。但没有提出新问题，还是老一套。先讲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压迫，再讲伟大的白求恩，人家是外国人抛弃了家庭来帮助中国。再看看你，自己本是中国人，母亲也是中国人，你们的一切都在中国，却偏要去认个美国人做老子，又吃亏，又丢人，又反动！
“我不找父亲你们又能对我怎么样？我学习得再好，技术再过硬，能力再强，也没有人器重我，没有我的用武之地。我也结婚了，将来还会有孩子，我决不能让我的孩子跟我一样不知道自己是谁，在社会上没有正当的法律地位。我寻找自己的父亲是正大光明的，合理合法的。”
“别以为你父亲是正派人，那样一个美国人不可能对中国姑娘产生真正的感情。不然为什么他回国的时候不带你们一块走？这么多年只是你找他，而他不找你？”
“你们怎么知道他没有找过我？”
“这么说你们联系过？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要老实交代！”
“中美断交，我们怎么联系？”
他很不适应被关押的生活，时空错乱，世界远离他而去，加上杨华和母亲的背叛，一种沉重的怒气在他的内心跃动。他尽力控制着，不让怒气控制了自己，冲破最薄弱的地方释放出来。对方在盼着他失态，看他的笑话，抓他的把柄，找出他的弱点。他不可暴露自己的伤口。
用坚韧对付艰难。他逐渐学会不再让自己的脸和嘴泄露内在的感情。反正自己不是特务，撒手闭眼，看他们怎么办吧。
他想到了新婚妻子郁清聪。幸好她很聪明，性格坚强好胜。他并不太为她担心。
恰恰相反，表面很要强的人心里往往有最弱的地方。家庭是属于女人的，一个刚刚建立起来的属于自己的小家庭，突然就到了末日。她蒙了，全部灾难完全由她一个人承担，周围全是阴影，看不到希望，没有任何一种力量能帮助她抵御漫长的痛苦和焦虑。她独自品味空虚的味道，深沉的阴郁在心里堆积起来，常常在床上一坐就是一天，不吃不喝不动弹。夜里不敢合眼，陷于痛苦的激动中。倘闭上眼便感到灵魂在身体之外徘徊。她清清楚楚地看到在黑暗中有一种莫名其妙的东西，逐渐膨胀起来，发着蓝绿色的光，不停地晃动，不停地膨胀，好像要塞满所有的空间，一点点地挤压着她的灵魂。她的灵魂想回回不来，想动动不了。那个东西不像动物，不是妖魔鬼怪。稀奇古怪，但确有生命。她只有大叫一声，睁开眼，那个东西才会消失。
睁开眼她的心里又生出一个巨大的空虚。再也没有什么东西能填补这种空虚。使她的存在变成一种痛苦，一种荒诞。她的心灵正在物化为喧嚣，生命也在不知不觉地发生变化。
当半年后鲁杨被放出来了，郁清聪整个人瘦得小了一圈儿。他吃了一惊，对着她默默无语。
她无语默默。
一九七〇年清理阶级队伍，外国语学院清查出一个里通外国、收听敌台广播的大案件。鲁杨的内兄郁清泉被牵连进去。顺蔓摸瓜自然会怀疑到他，于是又被公安局抓进收审站关押了一年。在这次打击中岳父郁行健病逝了。
他放出来之后在工厂被监督劳动，继续接受审查。他除去学会了吸烟，从表面看本人并无太大的变化。郁清聪在家里的变化却比他大，同样也学会了吸烟，而且一吸就要连续好几根，盯着自己喷出的烟雾愣神儿。性情变得有点阴郁乖戾。
一九七六年“四人帮”倒台，他的案子还不算了结，要继续接受审查。但没有人理他，不知谁在审，谁在查。
一九七九年三月，中美正式建交，仍与他无关。他还是被监督的对象。长级调工资没有他的份儿，奖金福利没有他的份儿。
就在这时关时放被审查监督的十几年中，郁清聪为他生了三个儿子。为了孩子们不再受欺侮，也为了给自己壮胆，他给三个儿子分别起了一个勇猛强大的名字。老大叫老虎，老二叫狮子，老三叫大象。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工厂保卫科的干部找到他，给他的问题画了句号：
“你的问题你也有认识了，你的问题就是总想找你爸爸。你在这儿过的不是挺好吗？别找了，这事就算完了。这些年你也得到锻炼了，‘四人帮’也粉碎好几年了，行啦。”
“这就算完啦？我是怎么认识的？为什么我自己不知道？”
“不完你还想怎么样？”
保卫科的干部又瞪起了眼珠子。本来嘛，完不完又不取决于他。
九
第二天，他就给美国驻华大使馆写信，正式实施经过长时间的考虑和准备好的寻父方案。
既然艾特姆斯·麦德几乎毁了他的生活和他的心，他就更要找到他。
他活了四十多年，一个灾难接着一个灾难。唯一的运气就是没有被痛苦的命运击倒。现在可以自己选择行动了。找到父亲的狂热愿望吞噬了一切，只要不顾一切地追求这一个目标，他有可能仍是幸运的。他已经再也没有什么东西害怕丢失，也没有什么顾虑，将来也不会后悔，更不该再听任命运的愚弄了！
后半生只有这一大挣扎：让这个世界承认自己！
过了一个多月，美国驻华大使馆给鲁杨回了一封信，问他想通过什么途径寻找艾特姆斯·麦德？这个人在美国的什么部门供职？军界、政界、商界……
麦德为英国人做事，算哪一界？
鲁杨明白必须找到一个组织来帮助自己，这种寻父的活动才是合法的。公对公，国家对国家。——这就是美国驻华大使馆所说的“途径”。
中国政府？公安局？外交部？他根本进不去，进去了也只能在信访接待室被当做上访者打发走。
他进北京找到了中国红十字会，又是运气好，接待他的是国际联络部的童达权，早年毕业于燕京大学法律系，经验丰富且富有同情心。听完他的故事立刻就告诉他可以立案，尽力帮助他查找父亲以及弄清与此有关的各种事宜。当即以中国红十字会的名义直接给世界烟草公司伦敦总部写了一封信。
一个多月之后世界烟草公司回信，反问为什么要查寻艾特姆斯·麦德。
童达权又写信简要地讲了鲁杨的故事。
世界烟草公司回信的大意是：
“艾特姆斯·麦德先生过去曾在我公司任职，已经很长时间没有联系了。他不属于拿抚恤金的雇员。对他的近况我们一无所知。”
鲁杨感到恼怒，感到沮丧。外国人更狡猾更无赖。他只想寻找父亲并未提钱的事，英国人却先想到他是为了要抚恤金，因此拿这套官话堵他。他征求了童达权的同意，直接给世界烟草公司的董事长写信。不知道董事长的姓名，就在信封上写：“世界烟草公司董事长收”。
隔了两个月，董事长哈克·洛克非特还真的回信了：
“经过查询，你的父亲于一九七三年病逝于美国缅因州。遗体捐献做医学解剖，因此没有墓地。你询问有否家属，无从查找。”
找来找去，找来一个噩耗。鲁杨忽然悲从中来，眼眶发热，泪水盈盈。他也没想到父子相隔着一个地球，近半个世纪不通音讯，他居然对父亲还怀着这么深厚的感情。毕竟是生身之父！杨华死的时候，他想看在母亲的分儿上装出一点难过的样子都办不到。
他也许是哭自己。心里五味杂陈。天下熙熙皆为生来。独他不知所来，不知所去。父亲是隧道尽头的光亮在诱惑着他，现在这光亮熄灭了，他该怎么办？他真想万欲尽释地痛痛快快地大哭一场。哭过之后又能怎么办？他只能偷偷地掉几滴泪就行了。
还得活下去。他还有三个可爱的儿子，他是父亲不是祖宗，找到了他们的爷爷，还要得到官方的确认。不能让孩子再重复自己的悲剧。
经历的苦难太多反倒成就了他坚韧的自我意向。很快便稳住了自己的情绪，既然已经抓住了命运那坚硬宽厚的躯壳，岂能再轻易松手让它跑掉？
他复印了世界烟草公司董事长给他的信，连同自己新写的信一并寄给了美国驻华大使馆，要求知道因父亲死亡引发的各种问题。他作为艾特姆斯·麦德的儿子有权过问和处理这些问题。
隔了一年，他几乎不抱希望了却突然接到美国大使馆寄来的B2项表格。这种表格是赴美探亲的签证申请。中国公民要出国应该先有护照，他没有护照就可以申请出国签证，说明美国政府初步认定他是艾特姆斯·麦德的儿子，没有把他当中国人对待，认为他可以赴美。
鲁杨填好表格向公安局提出出境申请，公安局却没遇到过这种事：
“你父亲已经死了，到美国去找谁呢？没有亲属，就是说无亲可探。而且又无担保人，不符合出境条例。”
他只有求助于公证处。而且他很快成为天津市公证处受理的一桩最大的公证案。
一〇
先到派出所查户口册子。户口册上都是最新内容，没有历史内容。老户口册在地震的时候被水泡了。
无法证明鲁杨是从青岛或别的什么地方来的。
到他所在的工厂去查，他两次被关押，前后审查他十三年，却没有一段文字能说明他的身世。
到档案馆查阅外国人在华的档案材料。
到青岛查找有关艾特姆斯·麦德的材料。
到上海、云南、广州等所有艾特姆斯·麦德去过和世界烟草公司活动过的地方，查找有关材料。
时间一个月一个月地过去了。老麦德仍然藏在旧纸堆里。
人是世界上最多最容易辨认的动物。有时你要想确认某个这种两条腿的家伙，又是何等困难！简直像痴人说梦。
老麦德还清楚地留在人们的记忆里，他有儿子，有孙子。要想证实他确确实实是个曾经存在过的人，不仅需要向外国人取证，获得他们的确认，还要在国内收集大量证明材料。用死的证明活的。用物体证明生命。
光靠公证处的人不行。作为工作他们不论多么积极热情也不可能像鲁杨那样急迫，那样认真，那样不顾一切。有些关键的人物都是从旧社会过来的，历次政治运动中的重点对象，早已是惊弓之鸟，老奸巨猾，对拿着公函的人心里戒备森严，闭眼摇头，一问三不知。
鲁杨只得自己出马。他三下青岛两下上海，有时自己在工厂请不下假来，就叫郁清聪代替他去调查。他发现女人出面容易激起别人的同情，比他更容易有收获。重要的线索就夫妻同行。他们在所有艾特姆斯·麦德住过的地方一户一户地打听，一个人一个人地询问完全是撞大运。撞上一个，引出另一个，另一个又推荐出一个……滚雪球，愈来线索愈多，终于把能证明他身世的关键人物都找到了。为了让对方说出有价值的实情，他们哀告，请求，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实在不行也动恶的，摆出同归于尽的架势，神鬼怕恶。
他们七拐八绕终于在上海找到了曾经给艾特姆斯·麦德当过助手的黄承良。当年他很得老麦德重用，后来提拔到烟叶部负责销售。日本投降后老麦德给了他一笔钱，托他寻找鲁静怡母子。他拿了老麦德的钱却没有为人家办事。何况老麦德还有恩于他。他面对鲁杨和郁清聪感到内疚，承认鲁杨的确是艾特姆斯·麦德的儿子：
“看你的皮肤，眼睛的颜色，动作神态，跟五十岁时的艾特姆斯·麦德先生极其相似。你父母结婚的时候我负责操办宴席，你小的时候我还抱过你，你大概不记得了……”
他说得挺好，叫他写成材料他不干：
“我在‘文化大革命’中没有交代这件事，现在如果说出这件事，再有运动岂不等于隐瞒了一个问题！”
鲁杨磨破了嘴皮子也不行。公证处去人也不行。郁清聪急了：
“您落实政策了，住的这么好，活的这么舒服。我们还处于战争状态，只有我们一家人承受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苦难。我们也是人，也要过人的生活，也需要落实政策，我们生也在于您一句话，死也在于您一句话。您如果执意不肯为我们出证明，我回去死不如省掉路费在这儿死。反正我在‘文革’中精神也受过刺激，难过正常人的日子，不如从现在起就在您家门口绝食。我不怕难看，见一个人就把您曾经对我们说过的话以及您和我公公的关系说一遍。您不让我活，我也不让您活得自在，我变成鬼也要埋怨您！”
她目光狞厉，充溢着深刻的责问。但仍然在努力控制自己，起初语调还算平和，只是越说越快，含义如暴风骤雨般尖锐凶狠。
她说得到就做得到，头也不回地走出黄承良的家，在他家的大门外面一屁股坐下了。
黄承良赶紧叫家人把她扶进来，一个劲儿地向鲁杨夫妇说着对不起之类的客气话。很容易地为他们写了证明材料并签字画押。——他干这个活儿是行家。
所有鲁杨自己找过的人，公证处的人要重新找过，验证真伪，防止证人翻车。鲁杨拿到的证明材料，公证处要重新认定，才有法律价值。
奋斗了五年，到一九八五年二月，终于搞齐了能证明艾特姆斯·麦德和鲁杨是父子关系的全部具有法律价值的材料。公安局发给鲁杨一本护照，同意他赴美。
一一
他平生从未接触过高级政府部门，连局一级的机关都没有进去过。第一次走进美国大使馆真有点摸不着门和路。
右边的窗口为持有中国护照的人办理签证手续。左边的窗口是美国公民办事处。鲁杨拿着中国护照，填的是美国人才应该填的表格，右边把他支到左边，左边又把他支到右边。支来支去惊动了负责签证的领事。
他只得简明扼要地再重复一遍自己的故事。
从始至终，领事的脸上没有表情。既不冷漠也不亲近，不肯定也不否定，一张文雅的空白。静静地极有教养地听完他的叙述，才发问：
“你既然认为你父亲是美国人，你也应该算是美国人，为什么持有中国护照？”
“我没有护照怎么进得了大使馆？”
“这不足以说明问题，我们要看证件。你有没有美国的证件能证明你父亲和你的母亲以及你的法律关系？如果没有，你即使有一百个中国证件也不行。只有美国证件才能证明美国公民的身份，而不是其他国家的证件。”
“我应该拿什么证件才可以呢？”
“我不能做出解释。”
美国人太损了。你的证件他说不行。什么样的证件才行他又不说。鲁杨开始饥不择食地学习美国法律：《继承法》、《美国历史概论》、《民法通则》。向一切真懂的半懂的装懂的人打听、求教。
在中国取得全部证件用了五年多的时间。获得美国方面的证件又得需要多长时间呢？
这很像由他一个人在打一场世界大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才打了六年，中国漫长的抗日战争也只是八年，他证实自己的身份用了近半个世纪，仍未奏效。
任何一个地区发生了扣留人质的事件，都会引起全世界的关注。他当了快五十年的人质，没人理他，更不会有人想主动救援他。
日本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美国和中国是同盟国。天津市敲锣打鼓送走了四百个日本人留下的孤儿回日本，包括日本兵和中国姑娘留下的孩子。对一个美国人留下的孩子却百般阻碍，中国不给方便，美国更是如此。
电视里放映过一个节目，一个人拿出一件海魂衫就证明其父是日本人。海魂衫有什么法律价值？为什么事情轮到他，就这么难！
中国人宁愿同情被法西斯践踏的欧洲，却不愿痛恨日本侵华所造成的危害。对日本人就是恨不起来。跟美国佬是格格不入。
难道自己开始用美国人或者说是美国人的儿子的眼光在看待这些问题了？
许多亲戚朋友都确切地知道他是老麦德的儿子，因此愿意支持他的寻找父亲的行动，借钱给他。这些年来，凡是他和郁清聪认识的人，都找人家借过钱了，一百二百不嫌多，一块两块不嫌少，有借无还，十几年下来想帮助他的人都坚持不住了。特别是遭到美国大使馆的拒绝以后，再也没有人相信他能找到自己的父亲。
连红十字会和公证处曾经给过他很大帮助的这方面的专家也绝望了。
他真的要被自己的信念所毁灭吗？
如果他就此认输，后半生还有什么意思？
是欲望和决心创造了生命世界，并继续推动着这个世界。他内心有一种神经质的钢铁般的东西又在闪闪发光了，他就是凭这种近乎神经质般的勇气和直感，在关键的时刻做出决断。他给美国缅因州州长写了一封情意恳切的长信，请在外语学院当教授的内兄译成英文，用航空挂号寄走。信封上贴满了邮票，他买的都是纪念邮票，希望能让州长高兴。反正是瞎碰呗。他已经碰出了经验。求中国红十字会的再次帮助，索要老麦德的死亡证件等等。
他懂得只有愿望是消极的，失败者也可以有愿望。靠意志才是积极的，成功靠的是意志，是行动。想得过多就会变成一种负担，心里压力太大就会只见乌云，不见彩虹，影响行动。
他没有丢失生命中那种使他强硬的活力。也许是造化赐予的禀赋。
郁清聪可真正碰到了麻烦。
她变成了地道的烟鬼，可以一整天只抽烟不吃饭。命运不公，使她的灵魂，她的人格，她的智慧和风度都萎缩了。她的灵魂经常生活在自己臆造的肮脏的王国里，这个王国里没有干净的好人。用想象代替真实，代替判断。人间属于物质，她更适宜属于神质的虚无世界。
对她来说，生活就像城里到处跑的垃圾车，走着肮脏，到了目的地更肮脏。所以死亡不但不可怕，相反倒是一件很轻松的小事。因为这件事只有自己承担，不需牵累他人。田中角荣说过，人死不值得大惊小怪，每天睡觉就是死。她越来越阴郁，她的阴郁也越来越散发出一种沉重的包围感。
任何时候她都不许丈夫碰她的身子。
鲁杨理解，他自己也很少有那种自然动物的情绪了。早就变得不男不女了。
现实的每一块空间都滞留着厌恶。这厌恶又紧紧地抓住了郁清聪。她已经找不到一个可以借钱给她的人了。有时一连好几天她口袋里一分钱都没有。
于是就发生了这部小说开场的那一幕……
一二
郁清聪走到大街上，虽是清晨，空气却并不清新。似雾非雾，似灰非灰，似气非气。心里一片混沌，外面一片混沌。似阴非阴，似晴非晴。她习惯性地深吸一口气，感到辣嗓子。刚进秋天就有人生煤炉子啦？其实这烟气是一年四季都有的。早点铺里炸果子、煮豆浆，机关、学校、工厂的锅炉无时无刻不在烧煤，不在排放烟尘。边道上居然站满了晨练的人，路数五花八门，动作千奇百怪，每个人都认为自己练的那一套对健康长寿有用。他们就不想想，大口地吸进这肮脏有毒的空气，对身体何益之有！她又点上一支烟，这香烟的烟雾说不定比大街上的烟雾更好些。香烟可以过滤烟尘，至少也可以以毒攻毒。
有几个小伙子正从一位邻居的屋里往外搬东西，马路边上已经堆了一大片破烂儿。搬家没有好东西，中国人的物件讲究实用，放在屋里看上去还像个家——家有三六九等，一挪到光天化日之下全是破烂儿。破家也值万贯。如果她要搬家，光是鲁杨·麦德收藏的那几百件烟具就够折腾的。她不可能搬家，这是她们家的私产房。连楼下别人现在住的那三间也是她的，自己不如父辈，没有守住先人留下的产业。非是自己不肖……不是自己不肖又是什么？无能也是不肖。明明自己有房，一家五口却只能挤在两间高低不平的小屋里，一如这狭隘拥挤的人世间。
搬家是喜事，早晨出门看见别人搬家如同抬头见喜，是吉利事，不该妒忌生气。
“鲁婶，买早点去？”
这还用问吗？早晨拿着盆奔早点铺，不买早点又能干什么？她问的则是应该问必须问的：
“你们要往哪儿搬？”
“尖山小区。是他爸的单位给买的房子，有双气儿（煤气、暖气），三室一厅，光是厅就有十二平米多……”
邻居大妈抑制不住满心的喜悦和痛快，问一答十，恨不得天下的人都向她提出这个问题，让天下的人都知道她们就要搬到好房子里去了。
“不论多好的房子，盖好以后第一个搬进去的你知道是什么吗？房子快倒了第一个搬走的你知道是谁吗？”
“谁？”
“老鼠！”
“你……”邻居气得脸白了，却又无法答对。
帮忙搬家的小伙子们愈琢磨这话愈有意思，三琢磨两琢磨都笑了起来：
“对，说得太对了，就是那么回事！”
郁清聪对别人的反感和称赞全无反应，眼睛空虚，脸如荒漠的村落。她迈步不一定在走，看着不一定看见，说着话自己不一定听得见。她的世界仿佛有自己的秘密编码，别人无法破译。
“神经病，大早晨碰见她真不顺气。”
邻居在她身后恨恨地诅咒。
“疯话不疯，她一点也不神经。是你叫她鲁婶她不高兴。”
邻居的男主人反而心细。
“那怎么叫她？”
“她是知识分子，应该叫她郁老师。她就会跟你讲许多文艺界的新鲜事。”
“谁有闲工夫听她磨牙？”
你们也配听我讲话？——她听到了，抑或她不听也知道别人在她身后会议论什么。你们怎么配议论疯子，敢于追求疯狂的自由或自由的疯狂都是一种天才。而天才是教不出来的，也是学不来的，要么你有，要么你没有。曹雪芹、海明威、梵高、贝多芬，哪个不是疯疯癫癫？没有疯疯癫癫怎么能在一个世俗的社会里成就自己的伟大业绩。当今这个世界之所以枯燥乏味，就因为缺少一些疯狂的天才，没有巨人文化。
她走着，看着，说着。主要是跟自己对话。路过卖豆浆的铺子也没有进去。成天就是豆浆果子，果子豆浆。豆浆稀得如自来水，根本没有豆浆味儿。卖果子的窗口排着长龙。天津人离不开果子，炸果子要用矾，矾又是炼铝的原料，果子吃得多了等于慢性铝中毒，人会变傻。天津人宁愿傻也要吃！她想换换口味，买一盆羊杂碎汤，让全家人都兴奋一下。不就是一个穷吗？穷不穷不在乎这几碗羊杂碎汤，喝也穷，不喝也穷。莫如穷得大方，穷得自在，穷得有口福。
卖羊杂碎汤的小摊儿前也有人排队。摊儿前的两条长板凳上都坐满了人，还有人端着碗蹲在道边上，吸溜吸溜喝得有滋有味儿。有人干脆把烧饼泡在羊杂碎汤里，站着狼吞虎咽，周围弥漫着热气和羊肉的香味。
郁清聪被吊起了胃口，也想马上蹲在道边先喝上一大碗。在附近她也算是个名人，连小孩子都认识她。大人们见了她或者出于怕惹是非躲得远远的，或者出于好奇愿意跟她打招呼，套她说话，从她嘴里听到一些在一般人那里听不到的东西。
“郁老师，您也爱吃羊杂碎？”
摊主也表示欢迎：
“郁老师是我的老主顾。”
其实她一个月也来不了两回。
“您要忙就到前边来先买。”
人们对她的尊重和恭维使她高兴起来：
“到这儿来都是为了吃，忙不忙都要有个先来后到，不能抢嘴吃。”
“郁老师学问大，说出的话味道就是不一样。”
“老鲁的美国护照拿到手了吗？一成为美国公民立刻就抖起来了。郁老师，我到你们家给看大门，跑跑腿儿怎么样？往后这买羊杂碎汤的事就交给我……”
郁清聪突然发出尖厉的笑声，笑声里藏着阴冷的恶意。
机灵的老板赶紧打圆场：
“郁老师，您见的多经的广，博古通今，您说说，我这羊杂碎汤味道怎么样？”
“对，叫郁老师评评，这儿的羊汤是不是全市第一？”
郁清聪可以突然大笑，也可以突然大骂。笑过之后骂过之后还可以突然露出一种无所不知无所不懂的神色，讲古论今，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一样。认识她的人，怕她笑，怕她骂，希望能碰到她的第三种状态。
她问老板：
“你贵姓？”
“您连我姓什么都忘了？真是贵人多忘事。我免贵姓王。”
“这就对了，从前王家的羊肉粥绝对是天津卫的头一份儿，没人能比得过。掌柜的叫王六，他靠的是为人忠厚，选料考究，精工细做。他都是选羊的胸骨、羊脖儿、羊蝎子，剁成一寸左右的小块儿，洗净后放进锅里煮炖，加的作料是葱、姜、蒜、八角等。一开锅先把表面的沫子撇去，再投入小麦。小麦都是挑选优质的，去皮儿，捡出里面的草棍、麦皮等一切杂物，先用清水淘洗干净。麦子进锅后先用急火，后用慢火，晚上把火焖好，第二天天不亮起锅。来人买粥的时候，把羊骨小麦粥盛到碗里，点上几滴香油，一进口骨酥，麦嫩，粥稠，味道无比鲜美，满嘴喷香。王六还在熬粥的大锅旁边炖了一小锅大块羊肉，谁愿多花几个钱还可以在碗里加一小勺炖羊肉，味道就更没有比了。喝羊肉粥就芝麻烧饼、豆皮、果篦儿，那才叫早点。一天不再吃饭，营养也够用的。”
“郁老师，您说得我都流哈喇子了。”
“真绝了，您讲得这么热闹就好像当初您跟王六一块熬过粥一样。”
“郁老师，咱们联合开个羊肉粥馆吧……”
郁清聪忽然间又变了脸：
“嘿，我这不成了替你们王家做广告吗？本奶奶不干！”
恶形恶状，一触即发。
众人大眼瞪小眼，谁也不再说话。
该轮到她买汤了，排了半天队，又讲了一大篇关于羊肉粥的故事，却只买三碗。
五口人为什么只买三碗？王老板给她的盆里盛了至少有五碗的。顺便问她：
“要烧饼吗？”
“不要，家里有馒头。”
讲了半天羊肉粥应该泡芝麻烧饼，她还是回家去泡剩馒头。不管她真疯假疯，过日子还挺会算计。——这意思谁也没敢说出来。
得等她走远了再说。她是这一带大人孩子永远谈不完的话题。
一三
一九八九年二月，美国驻华大使馆总领事约鲁杨面试，问完了所有该问的问题之后，表达了大使馆的态度：
“按照美国法律，你不能成为美国公民。很长时间没有回到美国就丧失了美国国籍。七岁、二十三岁、三十七岁几个阶段都不在美国也等于丧失了美国国籍。但是有一种情况可以例外，就是你这种情况——战争遗留问题。我认为你应该是美国公民。但我们没有批准权。我们正式向国务院报告，等待六十天，给你答复。”
他终于听到了负责任的明确严肃的谈话，这谈话具有权威意义。使他五十年的努力不再是渺远的期望和金色的梦幻。他可以切实地企盼，充满信心地等待。
他在总领事面前却表现得冷静自重，很有分寸地说了感谢的话，也表达出一种自信——成为美国公民是他的权利，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他突然不自觉地表现出美国人的思维方式和教养。这只是他自己这样想，他对自己满意。他毕竟是中国式的半个美国人。
虽迭遭颠踬，几十年来没有赞扬和鼓励，他居然没有丧失自信，没有丧失承受打击和欢乐的人格力量。
见过总领事之后的第五十七天，鲁杨接到大使馆的公函：
“祝贺你成为美国公民。”
他立刻进京领到了自己的美国护照，恢复了自己原来的名字：
“鲁杨·麦德”。
碰上任何一个他所认识的人，总要寻找话题掏出美国护照让对方看。没有人的时候他自己也要经常地摸一摸，看一看那本护照。护照是真的，也没有丢失。即使丢了还可以补发。他这个美国公民的身份也是铁定了的……不知为什么他老是一遍又一遍地验证这一切。看到摸到心里才踏实。
中国十几家报纸发表了他成为美国公民的消息。一夜之间他成了新闻人物，告别了寂然无闻的日子，他家的门从早到晚关不上了。已经疏远了他的亲戚朋友重又围上来，许多他认识的或不认识的人也围上来。几个好事的年轻朋友成立了“鲁杨·麦德办公室”。他没有反对。为什么要反对？他一个人的确应酬不过来，头绪太多，事情太多。不断有研究生、大学生主动找来要当他的秘书。
所有这些围着他转、愿意为他做事的人，都不提钱的事，好像都愿意白为他出力。但大家心照不宣，都相信自己不会白干。他有钱，现在没有将来也会有，而且是大钱。眼下最重要的是能跟上他，摽住他。
各种迫切的无穷的欲望如电流般突然击中了他。成天被人簇拥着，周围全是好奇的、妒忌的、献媚套近乎的眼光。他由最下等，一跃变为最上等，扬眉吐气，饱尝当美国人的美妙。连内心深处的一道道伤口也敷上了一层厚厚的热膏药。
正因为他长时间地被社会所抛弃，恰恰成了这个社会的镜子。他简直是个奇迹，没有萎缩自我以屈服生存环境，现在许多生活得很好的体面人却人格萎缩地来攀附他。特别是那些想钓金龟的女郎，有知识，性格开放，以惊人的坦率接近他，纠缠他。虽然他知道这些人是逢场作戏，无非是想把他这个金龟钓到手。他还是很愉快。他很清楚自己，将来能不能成为金龟还很难说，反正眼下不是。她们想利用他，他为什么不可以享受她们呢？哪怕只是用眼睛，用心来享受一下这些花枝招展的女人也好。
那瓷实且富于弹性的身段，高跟鞋踏出的嘟嘟的令人心跳的女性音乐，矫情的媚笑，野媚的温柔，她们争相用柔情，用粉红色的烟雾包围他。女人的魅力像溪水，环绕着他，慢慢地滋润着他。他感到自己又是一个人了，生机勃勃，在一种不太牢靠的光晕中迷狂。可以做出微醺的迷醉。但他没有一次是真醉，不敢失了法度。郁清聪很快就使他清醒了……
在门庭若市、喜气洋洋的欢乐日子里，郁清聪的精神突然崩溃了。任何女人，包括她的朋友，鲁杨的朋友的妻子，一踏进她的家门她就会猛然爆炸，骂个昏天黑地。她骂起人来，文雅的话，尖刻的话，粗话，脏话，甚至大五荤的话一块儿往外端，全无遮拦，如滔天洪水滚滚而下。刹那间便把对方淹死，冲跑。如果有的人被骂傻了，一时无地自容，手足无措，没有立刻抱头鼠窜，她还会拉上人家去派出所。
她赶跑了所有的女人并不等于想独霸丈夫的爱。她仍然不许鲁杨碰她。他们只是保留着一种名分，一种习惯，一种惰性，一种合法的但不和谐的关系。
她经常向鲁杨告孩子的状。当鲁杨管教孩子的时候，她又跟鲁杨大吵大闹，一直到把鲁杨的祖宗三代骂个痛快淋漓才肯休息。把以前别人对鲁杨的所有咒骂加在一块儿也没有她骂得狠毒。她心里有个恶毒的主宰，仿佛是在接受魔鬼的控制。
鲁杨忍无可忍，只有拳脚相加。
她就会哭喊着到派出所去告状。
她为了帮助丈夫成为美国人，付出了惨重的代价。现在却极端仇视美国和一切外国人，不能容忍任何人在她面前提起鲁杨是美国人的事。鲁杨第一次动手打她，就因为她要撕碎鲁杨的美国护照。打过第一次之后，她一犯病，他就想动手……
他却制不服她。
她倒是把他给制服了！“问世间情为何物？便是一物克一物。”
鲁杨请来精神病专家给她诊治。她大谈艺术。叙述当年投考北京艺术学院的时候自己怎样出类拔萃，考了七天，古今中外大凡人类文化艺术方面的重要知识都考到了。可谓筛了又筛，选了又选。二百个人里挑一个，全国才招收二十三个。她能大段背诵莎士比亚的台词，大讲莫奈、梵高，喜欢布莱希特。甚至讲解深奥的《易经》，分析天下大势。能把专家都给讲傻了。她自信有见微知著的能力。
当她浸入知识和艺术的回想与表达的时候，眼睛里光芒闪烁，整个人都显得充满生气，非常正常。所有的人都看不出她有什么病。
她的正常不是装的。有的时候疯狂也不是装的。
就像中国许多数不清古老而神秘的谜一样，郁清聪也是一个谜。没有人能理解她。因此她孤独，她愤怒，她显得苍老而忧伤……
一四
工厂厂长把鲁杨·麦德找去谈话：
“老鲁，恭喜你成了美国人。从明天起就不要来上班了，算你自动离职。”
“为什么？”
“你是美国人了，我们这个小厂又不是合资企业，没法要你。”
“我没有提出离职，是你们想开除我，或者说是强迫我离职。我想知道你们真正的理由是什么？”
“你是美国人，这不明摆着吗？”
“我如果不同意呢？”
“这是上边的规定，我们也没有办法。”
“上边是谁？”
“局里。”
“既然你们知道我是美国人，你们这样做可是牵涉到两国关系。美国大使馆要跟你们上边交涉怎么办？”
“你们美国不是时兴炒鱿鱼吗？”
“问题是我没有犯错误，你们没有理由炒我鱿鱼。我当了三十多年的中国工人，你们要叫我退职就应该按规定办，发给我退职金，不能用一句话‘你明天别来了’，就把我打发走了！”
“咳，你还在乎那点钱吗？”
他很在乎，一家五口就靠这份工资维持生计，但不能说出来。
厂长的口吻像个无赖，再跟他理论下去也没有用。这变故是意料不到的。他口袋里的美国护照并不能生出钱来，美国人也需要吃饭，更不是个个都是大富翁。问题是人们认为他已经一步登天了，今后光有好事不会有犯愁的事了。
社会上已经在盛传老麦德给他留下了一大笔遗产，他实际上已经是个亿万富翁了。政府派人来看他，希望他投资。一些区、县、局的领导来找他，愿意跟他合作搞点项目，其实也是看中了他的钱袋。——假如说他真有这么个大钱袋的话。
他莫测高深，对这些领导人的要求不答应也不拒绝。
这些头头脑脑肯屈尊来拜他，其实是来拜美国，拜外汇。他的困难他们看得清清楚楚：拥挤简陋的住房，卫生间里还留着“文化大革命”中打砸抢的痕迹，墙上斑痕累累，地上坑坑洼洼，马桶只剩下一个窟窿眼儿。院子里积水没脚，来人只能踩着一溜砖头才能登上楼梯……却没有一个人想到要为他落实政策，为他解决点实际困难。一听说他成了美国人就纷纷登门要钱。
这倒给他一个启发，如果善于经营自己、推销自己，美国护照说不定真能招来财富。
可以暂时不去美国。香港则非去不可，跟世界烟草公司的这一仗早晚得打，晚打不如早打。打赢了这一仗，他岂止是亿万富翁！
去香港也需要钱，以美国人的身份再借钱就容易了。谁都想把钱借给一个未来的亿万富翁。在他困难的时候雪里送炭，他是不会忘记的，将来不会有亏吃……
一五
车厢里温暖而清洁，舒适安静。一种上流的氛围，教养有素，彬彬有礼。
胜过国内所谓的软席车厢。
这里是国外吗？
他应该习惯于把中国叫做“大陆”。
大陆火车上的肮脏、混乱、拥挤、粗鄙，全留在深圳以北了。这是天堂列车，驶向天堂的列车。他有一种轻捷的飞升感。
当然，这只是一瞬间的事情。
售货小姐有变戏法儿似的手段、身段和笑容，每隔几分钟便推着一辆载满不同货物的小车在车厢里穿过。应有尽有，不应有的也有。
果然是在向物质发达的世界进发。人们注重享受也有能力享受这充裕的物质世界。
他什么也不买，什么也不吃，只想吸烟。但车厢内不准吸烟。他又不想离开自己的座位，寒酸地站到两个车厢的连接处，缩肩弓背，像个没有意志的吸毒者。不，几十年来在恶劣环境的压制下，他找到了一种不花一分钱的兴味无穷的高级营养品，可做正餐，可做小吃，这便是自尊。
他只需要闻，需要感受，能用眼睛吞吃一切想吃的东西就足够了。
对面坐着两个姑娘，一看就是自由世界的宠物。这个世界上的一切好吃好看好用的东西仿佛都应该属于她们。买这买那，不肯放过一辆售货车。不停地吃各种零食，不停地轻声叽咕，不停地娇笑。尽管忙得很，但不会忘记经常打开小镜子，整理一下头发，描眉涂红。其中一个冶媚妖艳，沁人肌骨。他不能不看，又不敢傻看。
两个姑娘从不抬起眼皮扫他一下。
她们肯定看过他一眼，才能永远不再看他。否则怎么知道他不值得看第二眼呢？是谁说过，女人的生活就是装腔作势的艺术。
她们把我当成了什么人？不错，我的穿戴有点拘谨，像个地道的大陆人。我这张美国人的脸呢？我优越的气质呢？我就真的这么引不起香港人的兴趣？
他还从来没有被女人忽视过。
我得到的女人的“重视”又是什么呢？谈过恋爱不知恋爱是什么滋味，结了婚不知何为女人的爱和女人的温柔。
他心里骤然发现一种巨大的不满足。他的骄傲，他的家庭，倏忽间漏进黑洞消失了。
他看到了自己生活里的重大缺憾。他渴望重新活过，渴望爱和温柔。——他得到的不幸和冷酷太多了。也许他正好有幸运获得了这种机会，前五十年是中国人，五十一岁时变成了美国人，可以一切从头开始。
这不是已经开始了吗？
他试着用一个有钱人的眼光看待这个用钱构成的世界。他不敢相信自己具备这种眼光。
这就是香港？
就是跟他所熟悉的社会主义大陆截然不同的另一个世界？
乘客们都站起身，拿着自己的东西向外走。
他的脸也只好离开车窗。没有看到天堂，也没有看到地狱。没有惊呆他的奇景，也没有足以把他吓死的怪物。
香港也是人间。天在上，地在下。建筑物有高有矮，有新有旧。街道有宽有窄，有好有坏。他说不上是有些失望哪，还是松了一口气，缓解了内心的紧张。
颇似依恋不舍地离开座位，悄悄伸直自己的脊梁。提起那个简单而又轻巧的尼龙包，随着大流走下火车。
几个小时前他困难地通过了拦水大坝似的中国海关。想不到香港的海关是都江堰的分水工程，简捷便当。精明藏威的检查员在归还护照的时候居然还对他谦恭一笑，说了一句英语。
他听不懂。但能猜得出那不过是一句例行公事的客气话。欢迎您到香港来。请吧，先生。
为什么独对他这般客气？
美国护照真管用。当然还有他这张脸——在中国人眼里当个美国人最倒霉的时候，他被视为美国特务、黄白杂种。现在美国人吃香了，这个发达世界又把他看成是倒霉的中国人。
他尽量像个美国人那样点点头代替答话，随着人流走出车站。第一眼看到的是广场上站着一个装备威严的警察。好！这里很正规。突然心里有了莫名的安全感，意外地对警察生出一种恍惚的亲近。
他不着急，要定定神，适应一下环境。就要迈开作为一个美国人征服命运的第一步，他要征服的也许是一个强大的世界，而且是他从小就向往就妒羡的世界。
这里会接纳他吗？
他本应该是属于这个世界的。可这个世界曾经冷酷地抛弃了他。作为一个自然人他已经年过半百，作为这个世界的合法公民才只有七个多月。他能适应香港吗？
他生在中国活在中国，五十年来就从来不曾真正地适应中国。中国也不适应他。如果这里也不能令他舒适和自由，那可真完了！他一辈子没有找着一块属于自己的地方。
何况他是来征服这个地方的。无异于一个人要跟一个世界较量一番。也许只有把这场纯粹属于他个人的世界大战打赢了，他才真正有资格成为这个世界的一员，身上的美国护照才有实际意义。否则，他不过是个更不幸地持有美国人的身份证，实际上仍然是中国最底层的没有职业的穷光蛋。
这里是自由的世界，他手里也握有通向自由的通行证。只要有钱就可以从这里飞到他一心向往的美国和地球上的任何一个角落。
但他没有自由的轻松感。
奇怪的是也没有恐惧，甚至不那么激动，不那么紧张，不憷头也不敢大意。
向哪个方向走？最简单最具体的问题：住在哪里？
他突然羡慕起大陆上那些公费出差和成群结队旅游的人。上车有人送，下车有人接，遇事有人商量，吃住不用愁，花钱不心疼。他就从来没有一次享受过这种公费外出的快乐。一个小小铸造厂的三班倒的基层工人会有什么公派外出的机会呢？何况他还是个出身不明来历不清受到重点怀疑特别监督的等外工人！任何好事都不会轮上他，倒霉的事他想躲也躲不开。抬脚动步都得自己掏腰包——这在中国是极少有的。
他想买个打火机，急需点上一支烟。又不能不盘算，身上装着的这借来的一万元港币能支持多久，他是来办大事的，很可能要打一场大官司。打起官司来谁知会拖多久？个人每天的用费最好不要超过一百五十港币。不知一百五十港币在香港能买点什么玩意儿？
这里是全世界公认的花花世界。他却既没有娱乐的要求，也没有购物的欲望。
先住下来再说吧。旅馆里肯定会备有火柴。
一六
“鲁杨·麦德，缅因州人……”经多见广的顺达旅馆的服务员也喜欢研究他。服务员是凭着职业的敏感发现这个美国人身上有一种不对劲的东西，这种东西跟美国跟香港不协调。“先生，您从哪里来？”
“中国。”
“路过此地，还是来香港办事？”
“来香港办事。”
“打算在敝店住多少天？”
“现在还说不准，如果我觉得合适至少要先住半个月。”
“您在哪里供职？”
“怎么，你是单单出于对我的好奇，还是在你这儿住店都要盘查得这么仔细？”
服务员笑了。南瓜似的大脑袋，沟沟坎坎，整体很不平整，但皮肤光滑冒油，头发稀疏，向后梳得很板正。这样一副尊容笑起来居然很甜，很亲近。
“我叫孙其昌，是这儿的老板。一九五三年从大陆出来的，家在大连。我看您是第一次到香港来，也不像是一般的美国人。如果需要帮助我尽力为您效劳。”
“谢谢，请带我去看看房间。”
这是一家很不起眼的小旅馆，但安静整洁，房间里有电话，更重要的是房价便宜，对他正合适。
“麦德先生，您还满意吗？”
“很好。”
孙其昌是干什么的，凡到他这儿来住店的人虽不敢说他一眼就能看到骨子里去，对其来龙去脉那是一准儿能猜个八九不离十。唯独对这个鲁杨·麦德的底细一时还看不透：他到底是个高超的骗子呢，还是一个不走运的沦落在中国的美国穷光蛋？
孙老板先收了他一周的房钱。带着异乎寻常的热情介绍香港的胜景妙处，黑道白道。一个初来香港的人怎样才能吃得痛快、玩儿得痛快、干得痛快。在绘声绘色的讲解中套近了两个人的感情，观察麦德对什么感兴趣，他初来乍到一定也会主动地打听什么。
很快，孙老板便摸着了麦德的大概脉络，这个老江湖突然变得严肃了。他收起了职业性的热情和微笑反而显得真诚了。
“麦德先生，您先休息一会儿。今天晚上我和我的太太请您吃饭，给您接风洗尘。”
旅馆老板主动请房客吃饭，这个举动非比寻常，至少对我是如此。这说明我在见怪不怪的香港也一样能引起人们的关注和同情，也许还会引起一场轰动，那就更好办了。没有理由自惭形秽，不必憷场，有在中国生活的经验等于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所大学里的所有系科都毕了业，相信到地球的任何一个地方都能应付。
孙老板意外地给了他自信。他拨通了世界烟草公司香港总部的电话，他想跟总经理通话，却被一个柔美的声音挡住了：
“我是总经理的秘书，能对您做些什么？”
“让我直接和总经理说话。”
“不可以，请问您是谁？有什么事情先跟我讲。”
听筒里渗出一种柔和而坚定的冷漠。
跟她费话没有用，不跟她费话更没有用。
“我是鲁杨·麦德，专程来香港跟贵公司交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对受害职员的赔偿问题。我希望在明天能见到总经理或者董事会成员。”
“我请示之后怎样通知您？”
“过半小时我再打电话来。”
他不想让世界烟草公司知道他的住处，不能不多加防备。
半小时后他又拨通了电话，还是那位秘书小姐：
“麦德先生，我们准备派出以总监为首的调查小组跟您会面。我们的律师外出办事还没回来，要等几天才行。”
“我认为没有必要，如果一接触就请律师，那就是说一开始就是法律接触，我也应该请律师参加。”
“您的意见呢？”
“明天下午两点半，我到你们总部去。”
“您稍等，”秘书又去请示了一番才正式答复他，“就按您的意见办。您住在哪里？我们要派车去接您吗？”
“不必了，谢谢！”
初到香港，印象还不错。对自己也没有什么不满意，到位就接火，不能让他们拖！拖延下去自己无论如何也耗不过庞大的实力雄厚的世界烟草公司。不被他们拖死，而是死死地咬住他们。明天就上阵了，先摸摸他们的底再说。反正我已经没有什么再怕丢失的了……
一七
香叶大道果然弥漫着淡淡的香气。
世界烟草公司坐落在此，可谓占尽了风水。
麦德表现出将自己的出路全部押在这唯一行动上的果敢，准时踏进了烟草王国堂皇的大楼。闻到的仍然是香叶树散发出的幽香，决无烟草气味。
进到大楼的深处，自然的香气终于被豪华的办公楼的味道所取代。全世界的现代化办公大楼全是一个味道。
穿过一个黄绿色的大厅，如同穿过烟草的历史。让人震惊并产生玄想的雕塑，文物般古老的器械，绘画和奇异动物的标本，优雅和艺术成了炫耀财富的装饰品。
他被引进一间会客室。
又等了一会儿，才从另一个门里走出三个人来，两男一女。
麦德有点不高兴，故意看看表。
总监、公关部经理、总经理第一秘书。他们各自做了自我介绍。最大的也不过四十岁，他是什么总监？是总公司的总监，还是香港子公司的总监？都是黄种人，却长得细皮白肉，滋润而漂亮。个个服饰考究，有一种自然的冷漠和居高临下的客气。相比之下，他这个白人倒显得又黑又瘦，头发灰白，一个名副其实的战争受难者。
公关部经理首先开始了例行公事的寒暄。麦德先生住在什么地方啦，条件好不好啦，等等。
麦德只说了声“谢谢”。不作具体回答。因为他不想实告，也不想说谎。公关就是演戏，即便在实质上不是如此，在实践中也是这样的。他眼下缺少陪着别人演戏的闲情逸致。
总监开始用流利的英语讲话，脸上挂着做作的庄重和微笑。这叫下马威，给麦德一个难堪。
麦德打断了他：
“对不起，请用中国普通话讲。我从小生活在中国，对这段历史你们不是了解得很清楚吗？”
我不会说英语，没有受到良好的教育，我很穷，很寒酸，不是我的耻辱，全都应该由你们负责。如此认识问题他心里才有底气。把窗纸捅破，大家都自然了。
“可以告诉麦德先生，这件事情很大，总经理很关心，先派我们接触一下。我普通话讲不好，也听不太好，是不是可以录音？”
“我一个人，你们三个人，还用得着录音吗？如果你们非要录音也没有关系。不过，我不认为这是正式接触。”
他们想耍什么花招？凡事都讲个对等，自己没带录音机来也不能让他们录音。
“好吧，大家就都不要录音了。”总监神情一转，摆出了办事员接待来访者的派头，“我在报纸上看到了关于您的消息，您能不能再叙述一下？”
“消息发出来了？昨天深夜突然闯进我房间进行采访的记者还真有两下子，说话算数。这也证实了我的新闻价值。看来世界烟草公司也很注意舆论界对我的态度。但这个小子毫无解决问题的诚意，装傻充愣，难道要我给三个娃娃从头讲故事？”
谈判就是用最快的速度判断对方谈的是真，是假，善意，恶意。多往坏处想，多做准备。把他们想得太好则容易吃亏上当。
麦德在任何情况下都能集中自己的注意力：
“有关我的全部法律证据都报给了你们。是通过你们世界烟草公司上海办事处和广州办事处转递的，我这里有这两个办事处接到材料给我写的证据。他们讲早就报到香港总部来了。”
总监：“我没有见到一页关于您的材料。”
也许是不敢往上报，给上司送坏消息是要被炒鱿鱼的。
“由于你们下面的工作懈怠，给你们造成这种尴尬，我表示理解。我熟读世界烟草公司在华工作汇编四大册，从来没有出过这样的漏洞。”
公关部经理为了替上司解围，抢话发难：
“您父亲的确是在世界烟草公司工作过吗？”
“您要看工作证吗？你们的工作证不是发给本人吗？本人已于一九七三年在美国病故。您不知道吗？”麦德拿出护照，“您知道我是谁吗？”
公关部经理：“我知道您是美国公民。”
“您知道取得美国公民资格要经过什么审核手续吗？”
公关部经理：“对不起，这个问题完了。”
总监：“麦德先生，您能再陈述一下您的要求吗？”
“第一，一九四六年，世界烟草公司董事会做出决议，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受难的本公司职员家属发放慰藉金，英国籍职员每人三万英镑，美国籍职员每人两万多美元。我要求得到属于我们母子的慰藉金。第二，一九四一年日本人占领了设在青岛的世界烟草公司办事处，我和母亲逃出性命，公寓和全部财产被日本人侵占。战后日本人将这笔财产归还了世界烟草公司。我想知道贵公司是怎样接收的，数目是多少，必须如数归还给我们。第三，一九八二年，世界烟草公司伦敦总部知道了我们母子还活着，这么长时间你们拖延不解决问题，作为美国公民我有权要求精神赔偿。”
总监：“关于一九四六年董事会的决议我相信是有的。我是三十几岁的人，怎么可能知道过去的事呢？能不能把文件给我们看看？”
麦德笑了，是一种开心的放松的笑。眼前这小子很嫩，未必是什么总监。
“你们知道我今天的身份吗？我是战争受难人，你们应该千方百计为我解决困难，而不是找我要这要那。我是不是得一边充当历史教员一边跟你们谈判？不管你们多大年纪，我只知道你们是世界烟草公司的代表。”
麦德逞口舌之快。
对方虽年轻但修养极好，不火不愠，白净清雅的团脸上仍旧挂着敷衍的微笑。似乎不管麦德怎么说，怎么闹，有理也罢，无理也罢，主动权和优势始终在他们一边。在谈判桌上图嘴皮子痛快是愚蠢的。世界上最大的烟草王国难道会在乎某个私人的讹诈吗？更不要说是一个形同乞丐的战争孤儿的强词夺理。
总监的强大还表现在他能随意岔开话题，掌握着谈判的节奏：
“麦德先生准备在香港逗留多长时间？”
“我很方便，在港逗留多久都不成问题。这要看你们处理问题的速度而定。”
“董事会、总经理都十分重视这件事。我们要报告总经理，还要报告伦敦公司总部，我相信会找到解决的办法。”
“愿意报告谁是你们的事情。我知道这件事就是香港子公司的事，世界烟草公司驻华办事处归香港子公司领导。从一九〇三年到一九五二年的账目、文件都在上海，为什么要到伦敦去找文件？你们有权按自己的方式办，但为此造成延误，你们香港子公司可要负责。我什么时候能得到你们的答复？”
“我们大约需要两三天完成关于这件事情的报告。您是否等待？”
“我当然等待，这是我来港的主要目的。我有很多事情要做，要熟悉香港社会，香港也要熟悉我。香港社会对我的支持，也是对你们公司的支持，办好这件事能提高你们的信誉。我想这件事情解决是肯定的。今天我到这里来只想知道是否有磋商的可能。”
麦德在私下里反复操练，工夫没有白下。论口才论知识他的确略胜一筹。
但麦德离开了世界烟草公司香港总部的大楼之后，总觉得有点不对劲儿。
什么地方不对劲儿呢？
自己说得多，他们说得少。表面上看在道义上在话茬子上自己占了上风。堂堂的世界烟草公司为什么会派出这么三个狗屁不懂的年轻人来打头阵？看得出，他们根本没有认真做准备，只是一味地搪塞，绕弯子老问我什么时候离开香港。
我一离开他们就没事了。他们断定我没有钱能在香港老待下去。对了，他们没有想到我居然会到香港来，为私事敢跟一个大公司打官司。他们也知道，按惯例中国公安局是不会放这种人出境的。
我来了，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于是他们就派出一些生瓜蛋子，想三言两语把我打发走。他们骨子里带着对我的蔑视，没有一丝诚意，以为是一个穷中国人来找他们讹钱。
一下午说了那么多话，对我来说还是零点零。
我不能再自欺欺人，做最坏的准备，不行就进入法律程序——告他娘的！
一八
喂，麦德，你对自己还满意吧？这是香港的第三十七家报纸登你的照片报道你的故事。你一下子成了名人。连出租汽车的司机都认识你。据说在台湾机场的出口处挂着你的巨幅照片，达到了伟人的规格或者是广告的规格。神秘奢华的香港向我开了门。前五十年光输了，输的太多就不输了，这回也许该我赢了。实际上我已经没有什么可丧失的了。人活一世只要能辉煌一下子就是幸运。中国有多少人终身都没有开花——我只能跟中国人比，我不了解美国。因祸得福，我算轰轰烈烈地开花了。倘若不结果便是谎花。拿不到赔偿金，热闹一阵还是穷光蛋一个。有多少钱就有多少做人的尊严，就有多少做人的自由。
老家伙，你还能拿得住，这很不错。报纸上的照片没有一张是带笑容的。其实你笑起来很有魅力，只是牙齿不够美观，又黄又锈，颇不清洁，被烟酒腐蚀得太厉害了。所以在外人面前你很少张嘴大笑，尽量不暴露自己的缺陷。这实在是成全了你，让全世界看到了一个深刻、冷静、沉稳的战争受难人。没有一个人会对自己的照片不欣赏不喜欢，特别是自己的照片登上了报纸。严峻、落寞，不加修饰的优雅，很容易获得别人的同情和好感，更讨女性的喜欢——他对此深信不疑。不然不会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就结识了一大批朋友，不仅有新闻界的人，还有在商界和金融界颇具实力的人物。很多人请他吃饭。一家报社还想请他去做副刊编辑，约他写稿，这就是说他如果想在香港找职业谋生是不会太困难的。有人还暗示可以帮他搞募捐。有人要带他去桑拿浴、夜总会等娱乐场所开开心。他只接受吃饭的邀请，因为他每天必须吃饭，不吃别人的饭也得自己花钱买饭。至于其他好意暂时一概谢绝。他很清醒，一定要保持受难人良好的简朴的形象。又怎知世界烟草公司不是时时刻刻地用各种手段在算计你！
包括对周太太那火辣辣的情意，他不吃舍不得，想吃又怕烫着。她甩开丈夫独自把他接到一个非常幽静的小饭店。粉红色的氛围，包厢式的双人雅座，能把人带入一种享受境界的似有若无的音乐，还有从美丽丰腴的周太太身上散发出来的那种撩人的气息，都使他感到偷偷摸摸的刺激和魅力。沉寂太久的心湖被搅动了，又担心是自己的心太脏。要掩饰男人的脏心烂肺，要想表现得落拓、大方，举止反而愈加拘谨，神情愈加僵硬，语言愈加迟钝。周太太，让你这么破费真不好意思。俗浅、虚假，遮掩自己的穷酸，难道怕人家让你付账？这种场合一个男人应该表现得像个有教养的绅士，哪有让女人付钱的。香港的绅士很多。正因为她对那些过于成熟的傲慢的现代男人感到厌烦了，才对他这个笨拙的土里土气的现代野人感兴趣。她是善于修理男人的那种女人。用手拍着他的手背，发出一种开朗而优越的轻笑。别一口一个周太太，干什么老把周拉进来。我叫崔亮珠，你就叫我亮珠好了。他必须借着酒意才敢叫得出口。手上的戒指耀眼生光，颈项上的珠链光彩流丽，耳垂上的金坠儿，胸襟上的翠花，他很想摸摸这些珠光宝气的首饰。这才是女人。女人必须佩戴珍奇的首饰，才能构成完美的诱惑力，足以压迫男人，让男人气短心跳，感到自己粗陋渺小。
他被崔亮珠驾驭着又讲起了自己的故事。不幸也可以过五关斩六将，失败也可以是英雄。而且比成功的英雄更令女人垂怜。一个男人向一个女人倾诉自己的身世是加深两人关系的最快的途径。他陷入自己的历史，就有了打扮和炫示自己的机会，整个人也渐渐变得自然和流畅起来。他性格中优秀的部分被凸现出来。一个接一个无法想象的事件，无法逆料的结果，使她惊诧，使她满足，使她更亲昵。很显然她喜欢他身上那种神秘的耐力，喜欢他坚韧而阴鸷的气质，喜欢他奇特的经历，全世界决不会再找出第二个这样的人物。她只顾给他斟酒，让他吃菜，自己的脸上却现出一种饥饿，眼里的火焰在烧灼着他。使他觉得自己有力量，真真切切地感受到生命的意义，产生了对生活的勇气。她眼睑下的阴影流露出会意和渴望。他也心智痒痒，突然而来的冲动，急切地渴望接触，化解自己的全部痛苦、忧虑和愤怒。但他的感觉和现实之间有块空地，老也不能合拢。他的灵魂仍然像一团惰性物质，似乎丧失了敢于滑入深渊的勇气。她感到了来自他身内的压力，这压力正在折磨他。她说，我给你再安排一个住处，只有我们两个人知道，你应该放松，你应该享受香港。她眉目传情，有绵绵不尽的意味。他却不敢贸然接受。你放心，我先生不知道。我自己有钱，我们俩可以合作，到其他国家去搞公司做生意……她说得愈多，他就愈清醒。愈清醒，胆子就愈小。
他伸出手臂，身边什么也没有，只有厚重的黑暗在挤压着他。周围很静，想不到香港也有这么安静的时候。他临睡前喜欢想女人，想高兴的事，想自己曾经有过的胜利。就是为了睡得快，睡得踏实，驱逐心里的黑暗给他带来的恐怖和幻觉。一闭上眼，他就不再是他，就控制不了自己的意识。
解救的办法就是睁开眼，打开灯，点上一支烟。房间里什么东西也没有，睡意也没了。由兴奋突然跌入阴郁的胡思乱想，空虚感代替了轻松感。他仍然只有一个人，一个孤立无援的被世界所抛弃的人。他抱着希望而来，在夜深人静的时候独自听着自己希望的呻吟，宁静地享受自己的绝望。这绝望感是他不可思议的禀赋，有时能给他以清虚和透彻，躲在里边清醒地品味自己。他常常绝望又惧怕绝望，忧郁又掩饰忧郁，想快乐却更加感伤。那么多人采访他，对他感兴趣，只是出于好奇，把他当成了最倒霉的怪物。他需要利用这些人，不敢得罪他们，心里又对所有的人都怀疑，不敢轻易信任。重重疑虑如满头雾水。他常常需要自我振奋，自我激励，才有耐性有激情一遍又一遍地重复自己的故事。这是非常困难的。香港人被发达的物质文明娇惯坏了，不知中国式的灾难和不幸为何物。现代社会最容易培养历史的健忘症，跟他们讲话很费劲，先要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讲起。历史的风尘一次次在他的心里聚拢、扩散，有时把自己掩埋起来，有时又把他裸露出来。自己的故事太陈旧了，讲来讲去自己也变成了一粒灰尘。按理说懂得历史才懂得世界。香港人不关心历史却赢得了世界。
连自己也烦了，对自己所讲的感到索然无味。自己莫非在扮演一个可笑的讲故事的角色？世界烟草公司一拖再拖，一会儿说总公司的总裁要从伦敦来港，一会儿又说总部开了几次会，还在查找资料。既不给他一个明确的答复，又拒绝再跟他接触，等于把他晾了起来。
一种沁骨入髓的焦灼，使他躺不住也坐不住。没有人能帮助他。他必须一个人预测变化，应付一切。
1990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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