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暴秦”之功与罪

    一、从交通网看帝国的疆域与繁盛

    交通是伴随人类的出现而产生的。早在夏、商、周时期，就有了以首都和各大小城邑为中心的全国交通网络。历春秋战国到秦代，交通由小而大，逐步发展、繁荣、发达起来，最终形成了全国性的交通网络，陆路、水路交通得到空前的发展，适应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封建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国家的需要。

    整齐划一的城市交通城市的交通道路，是一个城市的血管命脉，连接各建筑，其宽度也有定制。《周礼·考工记》说匠人营国时，都城“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九涂九轨。”方城四旁各3门计12门，城中的主要道路纵横各9条，每条路可容9辆车并行。它还规定“经涂九轨，环涂七轨，野涂九轨”，说明了城市道路、乡村道路的宽度，而宽度是以其可通行几辆车来计算的。

    秦几经迁都，雍城以前的几个城市只知其大体位置，对于城垣及其内部布局还不很明确，因此这里主要从雍城谈起。

    （1）雍都

    从秦德公元年（公元前677年）到献公二年（公元前383年），近300年的时间里，雍城一直是秦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所在地。

    城内有几处大型宫殿区、作坊区、商业集市和居民区。从发现的遗址看，它们都分布在城内主要大道隔成的空间里，而这种空间有些像后世的“坊里”。雍城遗址已探明东西向4条道路和南北向4条道路，路宽15米左右。每个封闭的“坊里”之中还有小的十字形街道，供居民出入使用。整个城内街道东西南北交错，整齐划一，平坦宽阔，有如棋盘一样整齐分布。街道两侧有陶质的地下水管道铺设，据汉代画像石、画像砖和一些文献记载，道路两旁还种植有各种树木，绿树成荫，生机盎然。

    （2）栎阳

    秦都栎阳城址位于今临潼区的东北武屯一带。经考古勘察发现，城内有东西向的道路3条，南北向的道路6条，道路宽一般在15—20米。这些大道也将城内分隔成整齐的坊里，道路就成了整个城市的框架，所有建筑被有序地排列开来。

    （3）秦都咸阳

    早期的秦都咸阳位于今咸阳市东的窑店镇一带。以后扩大城市规模，其范围据有的学者研究，西起今咸阳市东刘家沟，东至柏家嘴，北至高干渠，南跨渭河南岸，包括今西安市北郊至西郊三桥镇及其附近一带地区。在秦都咸阳城内，除过去有纵横交错的大街之外，更具有特色的是大量存在复道、阁道、甬道和辇道等几种特殊的交通道路建筑。甬道实际上是一种封闭式的通道。复道可能是最早的立交形式的道路，是一种采用木结构的梁架式建筑，上层有两面坡的屋顶覆盖，不怕风雨，可以上下行走，互不相扰。阁道也是有房屋覆盖的道路，它与复道的主要区别在于阁道每隔一定距离，就建造一座亭阁式的建筑。辇道，是一种比较小的宫廷中宫殿之间连接的道路，之所以称为辇道，是因为这个路上所行使的交通工具是古代的一种特殊车辆——辇车。

    总之，秦都城中的道路纵横宽广，布局整齐划一，构成了都城布局中的骨干框架，而宫廷之间的甬道、复道、阁道、辇道等则将都城装扮得有如园林，在威严之中透漏出一些自然、和谐之美。

    以都市为中心的全国交通干线随着都城的迁徙和疆域的不断扩大，秦国形成了以都市为中心的交通网络。

    （1）陇西通道

    西周及春秋早期，秦人被封于陇西，即今天水一带。后来，秦人穿越陇山，沿汧河流域向东南迁移。据《史记·秦本纪》记载，文公曾以700人东猎而至于汧渭之会。这就说明，当时的陇山通道比较宽大，可以通行车马。秦人经营的陇山通道，将陇西和关中两个文化区有机地联系在一起，密切了西部地区和关中地区的文化交往，并为后来秦汉政府抵御北部少数民族的侵扰乃至沟通长安和西域的文化、经济都做出了重大贡献。

    （2）黄河第一桥

    战国中晚期以后，随着秦国势力的增强，国土的扩大，兼并战争的节节胜利，新的交通干线不断在伸展和建造。在这一时期还出现了我国古代历史上最有名的黄河第一桥——“初作河桥”，此桥修于秦昭襄王五十年，据考证，这座桥的位置应在今山西省永济市蒲津关的蒲津桥遗址处。

    （3）驰道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为了方便对全国各地的控制，自始皇二十七年（前220年）起，在扩建咸阳都城的同时，由咸阳向全国各地修建了许多条交通道路，即所谓“驰道”。“驰道，天子道也”，本指专供皇帝驰行的道路。不过，据说只有驰道中央“三丈”宽的路面才是真正的天子行道，官吏依令也可行于3丈以外的旁道上。这些道路将六国时期的故都城市及主要城市与首都咸阳紧密联系起来，所以不管怎样讲，对于发展交通事业以至加强秦的统治都有着积极的意义。

    西汉贾山的《至言》记载：“（秦）为驰道于天下，东穷齐、燕，南极吴、楚，江湖之上，濒海之观毕至。道广五十步，三丈而树，厚筑其外，隐以金椎，树以青松，为驰道之丽至于此。”秦代以6尺为一步，“道广五十步”即宽300尺，约合今69.3米。路基用铁椎夯打坚实并使路面隆高呈龟背状，每隔3丈种青松一棵。筑成的驰道，坦荡宽阔，直达天际，但见青松栉比，绿荫相接，一派壮观景象。这是秦代劳动人民在道路修筑史上的不朽创造。

    从首都咸阳辐射而出的驰道主要有两大干线。一是出函谷关通往燕、齐，即今河北、山东一带的东方道，或称枳道。二是出今陕南通往古吴、楚，即今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武关道。其他如出今高陵通往陕北的上郡道，渡黄河通往山西的临晋道，出秦岭通往今四川的栈道等，也很重要。

    （4）直道

    直道是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在北部修筑的一条从首都咸阳通向长城沿线的国防大道。《史记·秦始皇本纪》载：秦始皇三十五年（前212年），“除道，道九原，抵云阳，堑山堙谷，直通之。”又《史记·蒙恬列传》曰：“始皇欲游天下，道九原，直抵甘泉，乃使蒙恬通道，自九原抵甘泉，堑山堙谷，千八百里。”司马迁跟随武帝出巡时路经秦直道，他说：“吾适北边，自直道归，行见蒙恬所为秦筑长城亭障，堑山堙谷，通直道，固轻百姓力矣！”从这些记载我们可以看出，直道的修建，旨意是秦始皇下的，而负责监修的则是镇守长城沿线的大将蒙恬，修筑人员除戍卒外，可能还有大量的刑徒和役夫。据考古专家和历史地理专家对秦直道的研究和考察，直道在修建时，为缩短行程，节省行军的时间，充分利用了各种有利地形，以尽可能取直，避免大的工程量。现已发现的秦直道遗迹最宽处50多米，转弯处最大半径近50—60米，一般为30—40米。路基坚实，夯打坚硬。部分路面坡度仅为7%，其精确程度相当高。

    秦始皇下令修的这条“直道”，南连首都咸阳，向北经秦望夷宫（在今陕西省泾阳县境内）、林光宫（即汉甘泉宫，位于今陕西省淳化县凉武帝村），由林光宫北经“甘泉山”北行至子午岭上，经旬邑县境，循子午岭主脉北行，直到定边县南，由此向东北进入鄂尔多斯草原，过乌审旗北，经东胜县西南，在今昭君坟附近渡黄河，到达包头市西南秦九原郡治所，全长1800里（约合今750公里左右）。因为是从首都咸阳通往北方九原郡的“直通”之道，故名。考古调查显示，子午岭上的“直道遗迹都是宽四米半”，在内蒙东胜县的直道遗迹，“路面残宽约22米，现高1米至1.5米”。如此宽阔的道路，使秦中央政府能以最快的速度把军队和物资运送至北方边境。

    秦驰道与直道的修建，使陕西成为当时中国的交通中心。以驰道、直道为干线，再加上水运，整个秦王朝的版图被连接为一个整体。这对于发展经济、促进各地的文化交流，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二、万民血泪浇出的万里长城

    战国时期，秦国修筑了两道长城，一条是防魏的东长城，一条是防胡的北长城。

    东长城筑于秦简公七年（公元前408年），南起今陕西华阴市东南小张村附近，向东北过渭河，沿洛河右岸向西北行，经大荔县的长城村、沙苑，再由南长城的村北过洛河，经商原，再渡洛河，经蒲城县，抵白水县北的黄龙山南麓。在现在华阴城东和蒲城县东南，尚有城址存在。

    北长城的修建则在秦昭襄王三十六年（公元前271年），据《史记·匈奴列传》记载，当时，秦国灭了义渠戎，从陇西经北地、上郡北部，修筑了一条长城，以拒胡人。这条秦的北长城西起甘肃省临洮（今岷县），沿河北上，经今渭源、陇西、通渭、静宁诸县，经宁夏回族自治区的隆德、固原，甘肃的庆阳、环县，陕西的吴旗、志丹、安塞、靖边、横山、榆林、神木等市县抵内蒙古自治区准格尔旗东北黄河岸上的十二连城。这条秦的北长城在志丹县北又向东伸出一条支线，经子长县北抵绥德，再折而向北，到达榆林以南的鱼河堡附近。经过调查，在今临洮尧店乡、八里铺乡，渭原县庆平乡、七圣乡，环县与吴旗县之间的山岭上仍可见到这段长城的遗迹。

    秦始皇统一全国后，为了加强北部边境的防务，于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乃使蒙恬将三十万众北逐戎狄，收河南，筑长城，因地形，用险制塞，起临洮至辽东，延袤万余里”。蒙恬负责修筑的“万里长城”除过新修的几段之外，大致沿用了战国时秦、赵、燕三国的旧长城，大致经过今甘肃省南部、中部、宁夏西部，内蒙古中部及东南部、河北省北部、辽宁省北部、东部及朝鲜北部。

    长城作为我国古代一项十分雄伟的防御建筑工程，从战国以来就有20多个诸侯国和封建王朝修筑过，而“万里长城”的名称，却是从秦朝开始的。

    秦长城是用夯土的办法筑成的。从现在临洮北边的秦长城遗址可以看出，其最下层的是生土，上面是一层压得非常坚实的黄土，城墙修筑在黄土上，夯土层用黄色粘土夹碎石夯成。这虽然是早期的夯筑办法，却创造了人类建筑史上的奇迹。

    “万里长城”的修筑，是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安定北部地区的主要措施之一，对防止匈奴的骚扰，保障北部12郡的开发，保护中原地区的社会安定和经济发展，都具有积极意义。

    但是，修筑长城带给普通百姓的却是沉重的灾难。据统计，当时大约有50万男劳力参加了修筑长城的庞大工程，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司空见惯，百姓因此而遭殃。所以关于长城的诗歌和传说，屡见不鲜，时有耳闻。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更为人们所熟知。

    三、所谓焚书与坑儒

    秦朝时期，在陕西大地上发生了两件文化史上的重大事件——焚书与坑儒。

    秦始皇三十四年（前213年），“始皇置酒咸阳宫，博士七十人前为寿”。博士仆射周青臣极力称颂秦始皇的“威德”，不料此时博士齐人淳于越站了出来，给正在高兴的秦始皇当头浇了一盆冷水。他批评秦不实行分封制，造成“无辅拂”，遇到事情难以相救的被动局面，强调“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并指责周青臣“面谀”而加重了陛下的过失，“非忠臣”。从这一席话不难看出，淳于越在这里又重弹了8年前丞相王绾等建议实行分封制的旧调。于是秦始皇下令，让大臣们讨论这件事。当时已升任丞相的李斯严厉批驳了淳于越关于“师古”的言论，指出“今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并把一切都归罪于读书，因此建议焚书：“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结果这项建议被秦始皇批准实行，从此开始了一场文化浩劫。是为“焚书”。

    次年，又发生了坑儒事件。原来秦始皇为求长生不老，听信方士之言，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去寻找所谓的“仙人”和“不死之药”。公元前219年，齐方士徐巿等上书，言海中蓬莱、方丈、瀛州三神山事，于是秦始皇便“遣徐巿发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仙人”，但徐巿等人一去杳无音讯。公元前215年，秦始皇又派燕方士卢生入海去找仙人羡门、高誓，派韩终、侯公、石生去求仙人不死之药。卢生归来后，先向秦始皇献伪造的鬼神图书，继而又建言让秦始皇“微行以避恶鬼”，行止隐秘不为人知，称说如此“真人”才能至，“不死之药殆可得也”。秦始皇听信了这一派胡言，果真照办起来，从此不再称“朕”，而自称“真人”，把咸阳及其四周的宫观以复道、甬道相连，“行所幸，有言其处者罪死”，也极少接近大臣。这时，卢生与侯生私下谋议，认为“始皇为人天性刚戾自用”，“专任狱吏”，博士七十人“备员弗用”，“乐以刑杀为威”，“不闻过而日骄”，贪权势过甚，故“未可为求仙药”，“乃亡去”。秦始皇为此大怒，说：“吾前收天下书不中用者尽去之，悉召文学方术士甚众，欲以兴太平，方士欲练以求奇药。今闻韩众去不报，徐巿等费以巨万计，终不得药，徒奸利相告日闻。卢生等吾尊赐之甚厚，今乃诽谤我，以重吾不德也。诸生在咸阳者，吾使人廉问，或为妖言以乱黔首。”于是使御史审问诸生，诸生则互相告密揭发，最后由秦始皇亲自圈定了460多人，活埋于咸阳。是为“坑儒”。

    关于坑儒，还有另一种说法。秦始皇下令焚书之后，恐怕天下人不服，于是招诸生700人拜为郎。秦始皇暗地里派人在骊山陵谷的温暖处种瓜，用温泉之水浇灌，等到瓜结出后，下诏让诸生讨论此瓜生长的原因。诸生议论纷纷，人言不同。秦始皇下令他们到种瓜现场查看，暗中却布置了弓箭手。当诸生到达现场，正在引经据典争论不休的时候，埋伏的军士乱箭齐发，接着又从上填之以土，把诸生深深埋在谷中。此谷相传在临潼温汤西南3里的地方，叫作马谷。谷的西岸有一大坑，传说即是坑杀诸生之处。

    焚书坑儒是秦朝统治者赤裸裸使用权力和暴力来强行统一思想统一文化的愚蠢之举，它不仅使中国文化遭到巨大的损失，许多重要的先秦典籍从此失传；更为甚者，正如郭沫若所说：“书籍被烧残，其实还在其次，春秋末叶以来，蓬蓬勃勃的自由思索的那种精神，事实上因此而遭受了一次致命的打击。”自然，我们还应看到，在焚书坑儒的背后，隐藏着的深刻原因在于秦文化与各种被征服文化之间的矛盾冲突。秦始皇的这一举措，纵然可以收到一时之效果，但却无法治本。唐朝诗人章碣所谓“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虽不免有绝对化的地方，但也确实道出了历史辩证法的某种法则。

    四、统一文字、货币、度量衡

    在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国家统治以后，为了巩固刚刚建立的封建王朝，秦始皇采取了一系列统一措施。

    统一文字在秦统一之前，文字的形体非常紊乱，同一个字，不仅各国写法不同，就是一国之内，也写法各异。这种“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的现象，不仅使统一的秦国政令不能很好传达，也给各地的文化交流造成了不小的障碍。如秦统一后，诏书至桂林，一般人都不认识。可见，统一文字，已经成为当务之急。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下令李斯等人对各国原来使用的文字进行了整理与统一工作，把秦小篆作为标准文字，通用于公文法令，规定凡“不与秦文合者”，一律停止使用。为了在全国推行这种统一书体，秦始皇还令李斯、赵高、胡毋敬分别用小篆书写了《仓颉篇》、《爰历篇》、《博学篇》，作为标准文字的范本，定为官方文字，颁行全国，这就是史书所说的“书同文”。遗憾的是，三篇示范文章均已失传，内容无从得知。

    秦始皇统一文字后，程邈又根据当时民间流行的字体，整理出更为简便的新书体——隶书，作为日用文字在全国范围推广。湖北云梦出土的秦简，证明秦朝的官方文书已经使用隶书。先秦古字经过这次整理后，字体结构得到简化和定形，这对于推行法令、传播文化都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功不可没。

    统一货币战国时期不仅各国自铸货币，而且在一个诸侯国内的各个地区也都自铸货币。其形状、大小、种类、轻重各不相同，计算单位也很不一致，特别是价值不等，换算困难。这种状况非常不利于经济的发展。

    为此，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便下令统一全国货币，其步骤是：先对秦的旧币进行整顿，然后以秦国原来流行的币——方孔圆钱为基础，面向全国推广。具体内容包括：第一，废除秦国原有的圆肩足布，把“重一两十二铢”、“重十二铢”、“两”、“重一两十四铢”、“重一两十三铢”等旧钱，改铸为“半两方孔”的有郭圜钱。第二，废除原来在六国通行的刀、布、蚁鼻钱及郢爰等，一律使用新规定的货币。第三，以黄金为上币，单位为镒；方孔有郭圜钱为下币，单位为半两，这就是所谓的“半两钱”。

    陕西咸阳及关中其他地方出土了许多半两钱，其厚薄、轻重大略相等，证明统一货币的法令已经付诸实施。统一货币克服了过去使用和换算上的困难，也便利了各地商品的交换和经济交流，有力地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圆钱这种形式，在我国一直沿用了2000多年，后来才被淘汰。

    统一度量衡战国时期，度量衡制度相当混乱。以量来说，秦以升、斗、桶（斛）为单位，采取十进位。齐以升、豆、区、釜、锺为单位，前三量是四进位，最后是十进位。秦统一后，把商鞅变法时制定的度量衡制度推行到全国，并专门颁发了统一度量衡的诏书，把它铭刻在官定的度量衡器上，发到全国，作为标准器具。现存咸阳出土的“大良造商鞅量”底面，补刻有秦始皇二十六年统一度量衡的诏书，把商鞅所造的标准量器加刻一道诏书颁行出来，作为统一的度量衡标准。同时，还继续执行度量衡定期检查制度，每年二月对全国度量衡器进行鉴定，以保证计量器具的准确和统一。

    具体说来，秦的度制单位有：寸、尺、丈、引。进位制为：10寸=1尺，10尺=1丈，10丈=1引。

    其量制单位有：龠、合、升、斗、桶（斛）。进位制为：2龠=1合，10合=1升，10升=1斗，10斗=1桶（斛）。

    其衡制单位有：铢、两、斤、钧、石。进位制为：24铢=1两，16两=1斤，30斤=1钧，4钧=1石。

    秦王朝统一度量衡的目的在于保证封建王朝的赋税收入，但对于消除各地割据势力的影响，以及促进经济发展、文化交流也起了重要作用。

    五、刘邦入关与“约法三章”及鸿门宴

    刘邦入关与秦王朝的灭亡公元前208年（秦二世2年）秋天，刘邦率领着一支农民起义军，从砀郡出发向着秦王朝巢穴——咸阳进发了。刘邦在途中注意招收陈胜、项羽的散卒，还联合了彭越领导的起义军，收编了贵族刚武侯的军队4000人，合并了原魏国官员指挥的军队，力量不断壮大。

    从公元前207年二月到三月，刘邦率领的起义军在西进中先后攻克了陈留、白马、南阳、宛城，一路势如破竹，长驱直入武关，插入秦王朝的心脏地带。起义军的胜利，使秦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加剧。赵高怕秦二世追究军事失败的罪责，派女婿咸阳令阎乐、弟弟郎中令赵成杀死二世，另立二世的侄子子婴，去帝号，称秦王，试图以此来延缓起义军前进的步伐。不久，子婴又杀赵高等人，在峣关（今陕西蓝田东南）设防。结果，刘邦采用张良的计策，布设疑兵，威胁秦军，又以重宝引诱守将投降，乘其不备大破秦军，攻克扼守咸阳的要塞——武关。接着，乘胜夜攻蓝田，秦军一败涂地。公元前207年十月，刘邦率领义军至霸上（今陕西西安市东南）。刚刚当了46天的秦王子婴只好以绳系颈，乘素车白马，捧着秦始皇传下来的玉玺符节，在咸阳的轵道旁向起义军投降，历史宣告了秦王朝的灭亡。

    “约法三章”刘邦进入咸阳后，见到富丽堂皇的原秦宫室，“欲止宫休舍”，经过樊哙、张良的劝谏，“乃封秦重宝财物府库，还军霸上”。不久，刘邦即“召诸县父老豪杰”，向他们宣布“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

    “约法三章”既是刘邦入关后的政治宣言，也是其施政纲领。它是针对“父老苦秦苛法久矣”的社会现实而提出的。秦法严苛，所谓“诽谤者族，耦语者弃市”，酷法使人简直无所措手足。如果不是“失期当斩”的秦法，陈胜、吴广岂能揭竿而起！所以刘邦“悉除去秦法”，而代之以“约法三章”，确实是真正抓住了当时社会迫切需要解决的要害问题，是一个进步的举措。史载，当这一纲领被“告谕”县乡之后，“秦人大喜，争持牛羊酒食献飨军士”，甚至“惟恐沛公不为秦王”。

    鸿门宴巨鹿之战后，项羽被各路反秦军公认为最高领袖，诸侯皆归属项羽。接着他接受了秦将章邯的投降，并坑杀了20万秦降卒，率领着40万大军浩浩荡荡来到函谷关。先入关中的刘邦早已派兵守关，项羽破关而入，至于戏西，驻军新丰鸿门（今属陕西临潼）。刘邦左司马曹无伤派人告诉项羽说：“沛公欲王关中，使子婴为相，珍宝尽有之。”项羽听罢大怒，决定第二天就出兵，进击刘邦。当时，刘邦只有10万人马，双方力量悬殊。项羽的谋士范增也乘机进言，说刘邦原在山东时，贪财好色，“今入关，财物无所取，妇女无所幸，此其志不在小”，应该“急击勿失”！霎那间，骊山上空乌云密布，正酝酿着一场大厮杀。

    项羽的叔父项伯是刘邦的谋士张良的好朋友。他担心一旦开战，难免玉石俱焚，所以连夜赶到刘邦军营中会见张良，告之以实情，约他“与俱去”。张良急忙将此消息告诉刘邦，刘邦听罢大惊，连连只说“如之奈何”，不知所措。后来还是用张良之策，与项伯相见，极力陈述自己入关后“籍吏民，封府库，而待将军”的实情，请求项伯在项羽面前“具言臣之不敢倍德也”，并亲奉卮酒为项伯祝寿，“约为婚姻”。刘邦一番表白，使项伯不仅答应，而且替刘邦出主意，让他第二天“早自来谢项王”。项伯当夜便赶回军营，把刘邦的话告诉给项羽，并为刘邦开脱说：“沛公不先破关中，公岂敢入乎？今人有大功而击之，不义也，不如因善遇之。”“妇人之仁”的项羽竟然“许诺”了这件事。于是骊山上空密布的战云开始悄然散去。

    第二天，刘邦带着“百余骑”来见项羽，向项羽道谢说：“臣与将军戮力而攻秦，将军战河北，臣战河南，然不自意能先入关破秦，得复见将军于此。今者有小人之言，令将军与臣有却。”项羽听了这话，心里美滋滋的，竟然脱口而讲：这都是你属下左司马曹无伤对我说的，不然，我“何以至此”！接着，项羽在军中设宴招待刘邦，这便是历史上有名的“鸿门宴”。

    宴会上，“项王、项伯东向坐，亚父南向坐。亚父者，范增也。沛公北向坐，张良西向侍。”范增多次给项羽使眼色，又举所佩玉玦向项羽示意再三，让他下决心把刘邦杀了，“项王默然不应”。范增无奈，便叫来项羽从弟项庄，让他借敬酒为名请求舞剑助兴，趁机在席间杀死刘邦。不料，项庄拔剑起舞后，项伯也连忙拔剑对舞，并用自己的身体掩护刘邦，使“庄不得击”。

    在此情况下，张良到营门外找见樊哙，告以宴会之状，说：“今者项庄拔剑舞，其意常在沛公也。”樊哙听罢深感情势紧迫，遂带着剑、盾闯进营门，来到宴会厅，掀开帏帐西向而立，圆睁两眼瞪着项羽，“头发上指，目眦尽裂”。项羽发现突然来了一位不速之客，立刻手按剑柄跪直身子警觉地问道：“客何为者？”张良回答说：“沛公之参乘樊哙者也。”项羽连称“壮士”，先赐“卮酒”，再赐“彘肩”，并问樊哙：“壮士，能复饮乎？”樊哙乘势回答说：“臣死且不避，卮酒安足辞！”接着他从秦施暴政引起天下反叛，楚怀王与诸将所立的“先破秦入咸阳者王之”的约定，讲到刘邦破秦入关，一丝一毫的财物不敢取用，封闭宫殿仓库，等待大王到来的事实，并对派兵把守函谷关作出解释——“备他盗出入与非常也”。最后他略带指责的口气说：“劳苦而功高如此，未有封侯之赏，而听细说，欲诛有功之人，此亡秦之续耳，窃为大王不取也。”这一席话竟使项羽无言以答，他只是尴尬地对樊哙说：“坐，坐！”

    不久，刘邦起身装做去厕所。他丢下车仗，“脱身独骑”，由樊哙、夏侯婴等人持剑盾步行保护，从骊山下取道芷阳，走捷路逃回自己的军营，而让张良留谢项王。

    张良估计刘邦抄近路已到军中，便入帐向项羽谢罪，说：“沛公不胜杯，不能辞。谨使臣奉白璧一双，再拜谢大王足下，玉斗一双，再拜奉大将军足下。”项羽问：“沛公安在？”张良说：“闻大王有意督过之，脱身独去，已至军矣。”项羽遂接受了白璧，把它放在座位上。范增接过玉斗，便把它扔到地上，“拔剑撞而破之”，说：“竖子不足以谋。夺项王天下者必沛公也，吾属今为之虏矣。”

    刘邦回到军中，立即杀掉了向项羽通风报信的曹无伤。

    鸿门宴是秦亡后反秦义军内部两大政治集团之间首次以特殊形式进行的较量。表面上看，项羽是胜利者，而实际却是失败者。从某种角度看，这是日后楚汉相争的一次预演。项羽虽然占有绝对优势，但却斗不过处于劣势的刘邦。可以说，楚汉相争的结局，在鸿门宴上已经显示得一清二楚了。这里，人的因素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六、项羽分王、火焚咸阳及三秦王的败灭

    咸阳之火鸿门宴后不几天，项羽率兵西屠咸阳。他先杀秦降王子婴，然后放了一把大火，“火三月不灭”，将经营了百余年的秦都咸阳的宫室化为灰烬。这一则说明了秦宫室面积之大，连续3个月的大火仍然没有烧完；二则也反映了这把大火破坏的严重。

    项羽的这把大火，既充满着原六国贵族对秦报复的仇恨，也包含着以农民为主的广大民众对秦暴政的痛恨。就其对于古代文化所造成的实际损失而言，远远超过了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因为秦之焚书，毕竟只烧了民间的书，大量的官府藏书并不在焚烧之列。刘邦入咸阳后，萧何曾收丞相御史图书，但所收仅为政府档案资料，不包括博士所藏的文化典籍，这部分书一直完整地保存在国家图书馆内。是项羽的一把大火，将它们统统付之一炬。

    由于大火烧在以咸阳为中心的关中地区，所以它对古代陕西的破坏更具有直接性。矗立在关中地区的大量的宏伟建筑群，基本上化为焦土，片瓦难存，古代陕西文明遭受了一场空前的大洗劫。

    分王十八火烧咸阳之后，项羽以能否紧跟自己为标准，一下子分封了18位诸侯王，然后取得大家承认自己为“霸王”。项羽所分封的18位诸侯王中，雍王章邯，都废邱（今陕西兴平），辖咸阳以西及甘肃东部；塞王司马欣，都栎阳（今陕西临潼武屯），辖关中东部及商洛；翟王董翳，都高奴（今陕西延安东北），辖陕北及甘肃宁夏东部。原来的秦地被一分为三，号称“三秦”。而按照原来楚怀王与诸将“先入定关中者王之”的约定，应该被立为关中王的刘邦却被项羽封到巴、蜀、汉中地区。

    三秦王败亡几个月后，汉王刘邦趁项羽无暇西顾之机，接受韩信“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的建议，一方面派樊哙公开重修褒斜栈道，以吸引三秦王的注意力，一方面派韩信悄悄统率精兵从今勉县林口子间道北上越过秦岭太白山到陈仓（今陕西宝鸡），突袭关中。章邯急率雍军迎战，但遭失败。汉军势如破竹，一举攻下咸阳，章邯只得退保废邱孤城。韩信用水灌城，章邯被迫自杀。刘邦又派兵分路进击塞王司马欣、翟王董翳。不到3个月时间，关中地区重又回到刘邦的手中。

    第二节 大汉雄风漫三秦

    一、汉都长安城的营建及规模

    历史上的任何一个王朝，把国都的选定，都看成是极其重要的大事。因为国都定在哪里，哪里就是王朝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刘邦在定都问题上颇费了一番周折。当时，他面临着几种选择：一是沿袭故秦的传统，定都关中；一是出于对周王室的崇敬，定都洛阳。洛阳并不是都城最理想的所在地，“其中小，不过数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敌，此非用武之国。”而关中地区“左殽函，右陇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固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诸侯安定，河、渭漕挽天下，西给京师；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输。此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权衡之后，刘邦决定建都关中。但是秦都咸阳早已遍地焦土，而另建新城客观条件又不允许。恰巧渭河南岸长安乡一座秦的兴乐宫，未被项羽的大火烧毁，这里就成为新都的基址。

    兴乐宫为秦始皇在关中的离宫之一，周回200余里，规模相当可观。内有始皇二十七年修筑的高40丈的鸿台，台上楼观屋宇高耸入云，还有大夏殿以及鱼池、酒池等。汉廷派少府阳城延将此宫加以修葺扩建，并更名为长乐宫，作为汉帝处理政务及常居之处，从而开始了汉长安城最早的营建工程。

    汉高帝六年（前201年），更名咸阳为长安，这样，就正式确定了国都的城名。次年年始，长乐宫建成，刘邦在此举行朝会，长安的首都功能实际上已开始发挥。不久，“丞相已下徙至长安”。

    长安城的早期营建除将兴乐宫改建为长乐宫外，另一项目是新建未央宫。工程仍由少府阳城延具体负责，但却由丞相萧何亲自主持监造。汉高帝七年（前200年）二月，未央宫粗具规模，“立东阙、北阙、前殿、武库、太仓”。刘邦视察时见这些建筑十分壮丽，甚怒，就批评萧何“治宫室过度”。萧何用“天子以四海为家，非令壮丽无以重威”作答，才使刘邦转怒为喜，“徙都长安”。从此，长安正式揭开了它作为西汉首都的历史。

    不过，从总体上看，当时长安的规模还很小，在长乐、未央两宫以外，基本上是一片旷野，甚至连城墙也没有。惠帝时期，长安城进入营建的第二阶段，主要是筑城墙，建西市。

    城墙始建于惠帝元年（前194年）春正月。3年后，又“发长安六百里内男女十四万六千人城长安”，工程进行了整整一个月。同年六月，又征发诸侯王列侯徒隶2万人筑城。五年（前190年）春正月，“复发长安六百里内男女十四万五千人城长安”，工程仍旧集中进行了一个月。到这年九月，整个筑城工程全部结束。“其进程大概是从城的西北方起，先筑西墙，再筑南墙，又筑东墙，最后筑北墙”。今考古实测，其周长为2.51万米，合汉代62里强，与文献记载的“六十三里”说基本相吻合。城平面略呈方形。南城墙因迁就长乐、未央两宫的已定位置，故有多处曲折。北城墙主要由于渭河河道的限制，也有许多曲折、偏斜。城墙全部用黄土夯筑而成，高在12米以上，下部宽为12米—16米。

    长安城内有9市。“六市在道西，三市在道东，凡四里为一市”；“当市楼有令署，以察商贾货财买卖贸易之事”。九市之名，今人考证略有歧异，所得市名计有东市、西市、南市、北市、柳市、直市、交门市、孝里市、交道亭市、高市、槐市、四市等，实际已超过九个，可能“九”是极言其多之意。这充分反映出当时长安的商业贸易已比较活跃。

    长安城营建的第三阶段是武帝时期（前140—前87年）。其主要工程有：在西面城外建建章宫，在长乐宫北面建明光宫，在未央宫北面建桂宫，增修北宫，扩建上林苑，开凿昆明池等等。

    建章宫建于太初元年二月。当时柏梁殿发生火灾，武帝听信粤巫之言，按粤俗“复起大屋以压之”，于是有此宫之修造。由于在西汉国力最强盛的时候兴建，故“营宇之制”及豪华程度均在未央宫之上，号称千门万户。其正门在南面，名“阊阖”，意即“天门”，因以玉为饰，又称“璧门”，凡三层。左凤阙，高25丈，上有金凤，故名，又名圆阙。右神明台，为武帝祭祀神仙之所，台上立铜柱，柱上有一巨大的铜仙人舒掌捧铜盘玉杯以承云表清露。宫南有玉堂，其内殿12门，阶陛皆用玉石做成；又铸5尺高的铜凤，饰黄金栖屋上，下有转枢，向风若翔。宫中还有许多殿堂，其中奇华殿专门陈列外国奇物及外国使节的贡品。宫北有太液池，即一大型人工湖。“太液者，言其津润所及广也”。池“中起三山，以象瀛州、蓬莱、方丈，刻金石为鱼龙、奇禽、异兽之属”。整个建章宫，“周回三十里”，有“飞阁”与未央宫相通。遗址在今西安市西郊三桥镇至西柏梁村和孟家寨一带。

    明光宫建于太初四年秋，“南与长乐宫相联属”。桂宫“周回十余里”，“有紫房复道通未央宫”。宫中明光殿，“皆金玉珠玑为帘箔，处处明月珠；金陛玉阶，尽夜光明”。因武帝置四宝物于桂宫，故“时人谓为四宝宫”。今西安北郊夹城堡东有一夯土台，当地居民叫凤坡，可能即桂宫明光殿遗址。北宫“周回十里”，在桂宫之东。“高帝时制度草创，孝武增修之，中有前殿，广五十步，珠帘玉户如桂宫”。从文献记载来看，这里与桂宫常作皇后废处、退居之所。

    上林苑系沿用秦的旧苑旧名。秦上林苑在渭南，范围较小。汉初，曾开放秦的苑囿园池，令民耕种。建元三年（前138年），武帝在秦苑的基础上进行扩建，使之成为北临渭河、南依秦岭、东起蓝田、西到周至的一个广袤数百里的古代皇家苑囿。这里既是由宫殿、园林与大自然巧妙结合的帝王享乐处所，也是规模浩大的植物园和野生动物园。文献记载，全苑划分为36个小区域的苑囿，共有12宫、25观以及苑门12道。

    昆明池是上林苑中最大的人工湖，“周回四十里”。元狩三年（前120年），武帝为准备同昆明国（今云南晋宁一带）作战训练水军，并解决漕渠水源和首都供水不足问题，在长安西南沣、潏二水之间开凿此池。“昆明国有滇池，方三百里，故作昆明池以象之，以习水战”。中置戈船数十艘，楼船百艘，操练水军。又作豫章大船，可载万人，上起宫室；还置龙首船，令宫女泛舟池中，池旁竖立两石人，左牵牛，右织女，以象天河；另还有长3丈的石鲸，传说“每至雷雨，常鸣吼，鬣尾皆动”。池中矗立着巍峨壮丽的豫章观（昆明观）。昆明池遗址在今长安区西斗门镇东南一带。

    二、汉武帝与茂陵

    中国古代帝王即位以后，几乎是马上便着手为自己建造最终的归宿之处——陵墓。汉武帝刘彻作为我国历史上一位雄才大略的帝王，在位长达54年，占了西汉王朝1/4的时间，而他的陵墓也建了整整53个年头。

    武帝陵称作茂陵，位于今陕西省兴平市南位镇策村，此地西汉为槐里县之茂乡，故名茂陵，是咸阳原上汉帝陵中最西的一座。因为武帝统治时期，西汉国力鼎盛，加之武帝本人好大喜功的个性特点，所以茂陵被建成为西汉帝陵中最大最雄伟的一座。每年王朝赋税的1/3，都被用来筑陵。

    茂陵的雄伟，首先表现在其封土的高大。《长安志》卷14引《关中记》称：“汉诸陵皆高十二丈，方百二十步，惟茂陵高十四丈，方百四十步。”保存至今的茂陵封土呈覆斗形，全用夯土打筑，底部东西边长229米，南北边长231米，顶部为40米见方的平顶，高46.5米，在西汉诸帝陵中为最高大。以高大的封土为中心筑有方形陵园，其东西长430米，南北宽414米，四面中央各辟一门，门外置双阙。经今实测，每对门阙间距12米—16米，每个阙址面宽38米，进深9米，残高3米。

    茂陵的雄伟出众，还反映在其合葬、陪葬墓的数量多、规模大、等级高等方面。茂陵西北525米处为李夫人墓，陵高24.5米，中腰内收，形成二层台，即重台，名叫“英陵”，或称“集仙台”、“习仙台”。李夫人祖籍中山（今河北定县），以能歌善舞而取得武帝宠爱，不幸年纪轻轻便离开了人间，武帝一直思念不已，破格令其“异穴合葬”于茂陵。在茂陵之东，有卫青、霍去病、霍光、金日磾、董仲舒、公孙弘、李延年等20余座陪葬墓。这些墓主，多为西汉着名的文臣武将。其中霍去病墓还堆放有大型石雕，如“马踏匈奴”、跃马、卧牛、伏虎、卧象、石蛙、石鱼等等，均由天然巨石雕成，手法夸张，线条简洁明快，造型生动逼真，是我国迄今发现最早最完整的大型陵墓石刻艺术珍品。考古工作者曾在被当地群众称作“羊头冢”的陪葬坑中出土镏金马及镏金、镏银竹节熏炉等230多种稀世珍宝，由此更可看出茂陵陪葬墓的宏大规模。

    除了高大的封土、众多的高级陪葬墓之外，茂陵的礼制建筑也极其恢弘。考古勘察表明，茂陵东南部有大片建筑遗址，着名的白鹤馆遗址即在其中。白鹤馆周围5里，是武帝用于“驰逐走马”的地方。此处现存夯台基址一处，东西53米，南北41米，高5米。遗址以东有一条南北向的沟渠，沟西曾出土巨型玉铺首、琉璃璧、画像砖和各种文字瓦当。青玉铺首，面饰浮雕，精致异常，应是大门上的装饰物。面径19.3厘米的12字瓦当，四周文字为“与民世世，天地相方”，中央为“永安中正”，当为寝殿遗物。依此推断寝殿建筑当在这一带。

    武帝之世，厚葬之风甚盛，故茂陵玄宫内殉葬品极为豪华。相传武帝身穿的金缕玉衣、玉箱、玉杖和他生前所读的杂经30余卷，盛入金箱，也一并埋入。由于茂陵营筑时间长，及武帝葬时，“其树皆已可拱”，陪葬品堆积得再也放不进去。西汉末，农民起义军打开了茂陵的羡门，成千上万的义军搬取陵内陪葬品，数十天后，“陵中物不能减半”，由此可见陵内从葬品之丰。

    为了保护帝陵，特在陵区设置县邑，并3次徙民。所徙居民为全国各地的豪杰、官吏和家产300万以上的家族。这样，就使茂陵邑聚集了当时天下一大批富翁，拥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并在政治上起着重要作用。由于茂陵邑的特殊地位，当时相当多的社会名流也迁居到此，如思想家董仲舒、文学家司马相如、史学家司马迁等等。学者认为，茂陵邑繁华景象甲天下，实际人口“至少在30万人以上”。

    三、富民强国的关中水利工程

    自西汉定都长安后，关中便成了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由于这里的农业生产直接关系着京城的粮食供应，因而统治者对关中的农田水利建设极为重视。另外，为了满足统治阶级奢侈生活的需要，维持汉帝国庞大的财政开支，还必须把关东地区大量物资漕运到关中，这也逼迫着统治者不能不设法完善关中的水利工程。武帝统治期间，国家富强，于是在关中大兴水利，修建了着名的关中六渠。

    关中六渠，指漕渠、龙首渠、六辅渠、白渠、灵轵渠与成国渠。元光六年（前129年），主管王朝财政的大司农郑当时向武帝建议，自长安到黄河修一条人工运河，以解决漕运问题。武帝十分赞赏这一计划，下令让齐人水工徐伯勘察设计，征发数万人开渠，“三岁而通”。这条与渭水平行的运河即漕渠。它经过今临潼、渭南、华县、华阴，在潼关附近入黄河，全长300余里。过去漕运溯渭水而上，渭河沙多，流量变化无常，河道蜿蜒曲折，由长安至黄河长900余里，航运需时6个月。改由漕渠运输后，路程只有原来的1/3，时间节省一半，3个月可达，且航道较直，航行方便。另外，漕渠还可供灌溉，民田受益面积在万顷以上。

    约在元朔、元狩之交（前123—前122年），严罴向武帝奏言，建议由北而南修一条引洛河水的灌渠以提高农业产量。武帝照准了这一建议，于是征发万人，自征县（今陕西澄城南）引洛河水开渠。渠道所经商颜山（今铁镰山）一带，土质疏松，渠岸容易崩塌，修渠的劳动群众因地制宜，发明了“井渠法”。这一开渠技术，类似现代的燧洞竖井施工法，在地面上打成许多井，在地下修建暗渠使井井相通，水流井下暗渠中。此法通过丝绸之路传到西域，被称为“坎儿井”技术。因开渠中获得“龙骨”（当为恐龙粪化石），故取名“龙首渠”。经过十多年的努力，渠基本建成，后虽未能发挥显着效益，但所创井渠法不失为水利史上的一项伟大创造。

    元鼎六年（前111年），主持畿辅行政的左内史儿宽奏请“穿凿六辅渠”，以灌溉郑国渠原来浇不上的“高之田”。即在秦郑国渠的基础上增修6条辅助渠道，使郑国渠的灌溉体系更加完善。

    太始二年（前95年），赵中大夫白公奏请修建引泾灌渠。其“首起谷口（今陕西泾阳西北），尾入栎阳（今陕西阎良火车站附近），注入渭水，流经今泾阳、高陵、三原、临潼诸县，全长200里，可灌溉田地4500余顷。此渠因白公首议建造，故名“白渠”。整个工程规模宏大，建成后与六辅渠、郑国渠构成了渭北地区完整的灌溉系统。后人们将这些渠合称作“郑白渠”，其对于关中地区农业发展起到了重大的促进作用。

    成国渠与灵轵渠，都是引渭工程。成国渠从今眉县杜家村开始，东北向流往上林苑蒙笼渠，全长200余里，灌溉今眉县、扶风、武功、兴平、咸阳一带上万顷农田。灵轵渠起于周至县轵原下，灌溉今周至、户县一带农田万顷左右。

    关中六渠的兴建，是古代陕西水利史上的壮举，大大促进了汉代关中农业经济的发展和航运事业的兴盛。

    四、张骞“凿空”与丝绸之路

    中西交流的历史起始甚早。《山海经》里“夸父追日”很可能反映了原始社会一次溯河、渭而上，朝西北方向的大规模交通活动。《穆天子传》中关于周穆王乘八骏之车，溯黄河，登昆仑，会见西王母的传说，则生动反映了古代人们进行中西交往的愿望。应该说，书中对西方风物的记述，表现出当时人们对于西部地区所具有的丰富知识。

    秦汉时期，所谓“西域”在“匈奴之西，乌孙之南，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东西六千余里，南北千余里，东则与汉相接，扼以玉门、阳关，西则限以葱岭。”广义的西域，包括了今新疆、中亚以及更远的地方，而狭义的西域仅指天山南北一带地方。

    西汉初年，西域共36国，绝大多数分布在天山以南的塔里木盆地南北边缘的绿洲上。具体而言，南道有楼兰（后称鄯善）、且末、于阗、莎车等国。北道有车师、焉耆、龟兹、姑墨、疏勒等国。最大的龟兹国有8万人，最小的依耐（今莎车西南）仅670人，一般为几千人到二、三万人。西域各族人民，多数过着农耕生活，少数以游牧为生。那时，活动在北方一带的匈奴族经常侵扰汉边境，成为严重的边患。为了有效地抵御匈奴的侵扰，汉武帝从一个匈奴降人口中得知西迁的大月氏有报复匈奴之意后，便立即决定招募使者前往，以实现其“断匈奴右臂”的战略构想。武帝的募召，得到了汉中城固（今陕西城固县）人张骞的积极响应。

    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张骞率堂邑父等100多人从长安出发，中途经过匈奴人控制的地区时，被匈奴扣留了。匈奴以女嫁张骞，想使之变节投降，张骞坚贞不屈，一直被扣10年。后来，他乘机逃脱，继续西行，越过葱岭，经大宛、康居到达大月氏（今阿富汗北部）。当地气候适宜，物产丰富，生活已获安定的大月氏人不愿东返与匈奴为敌。张骞未能达到联合之目的，只好东返，归途中又被匈奴扣留。公元前126年，张骞乘匈奴内乱，才和堂邑父返回长安。

    张骞此次出使历尽了千辛万苦，虽未达到预期之目的，但了解到了西域的地理、物产和西域各族人民的生活情况，也了解到西域各族很想和汉朝往来。他把这些情况向武帝详细地做了陈述，为制订打败匈奴的计划和发展东西方交往提供了生动具体的资料。武帝封张骞为“太中大夫”，封堂邑父为“奉使君”。而且，张骞的返回更加激发了武帝西进的热情，此后，他下令开始了一系列广求西域通道的活动。公元前121年，汉骠骑将军霍去病大败匈奴，收复河西，通往西域的道路终告畅通。公元前119年，汉武帝封张骞为中郎将，再次出使西域。张骞率领300多人的使团，每人备两匹马，带一万头牛羊，以及大量金、银、丝绸礼品，“价值千百万”。张骞顺利到达乌孙，受到国王昆莫的热情接待。由于乌孙国内部意见不一致，联络乌孙东返夹击匈奴的计划未能实现，但乌孙与汉的友好关系从此建立起来。张骞在乌孙，分别派遣副使去大宛、月氏、康居、大夏、安息等国，送礼通好。公元前115年，张骞同乌孙国王使者数十人回到长安，这是西域到达中国内地的第一批使者。公元前114年，张骞去世，他派往西域各国的副使，也先后由各国使臣陪同返回长安。汉与西域的友好关系，终于建立起来。

    司马迁把张骞的西域之行，称之为“凿空”。“凿空”一词，古人曾作解释说：“凿，开；空，通也。张骞开通西域道。”又解释说：“谓西域险厄，车无道路，今凿空而通之也。”现代着名史学家范文澜则解释为“探险”。这一解释远远超过了古人，是极其准确的。张骞“凿空”的行动，意义重大，由此而开拓的西域通道，以后发展为着名的“丝绸之路”，谱写了世界古代史上绚丽的一页。

    张骞通西域后，中国的丝织品从首都长安往西经河西走廊、新疆，运到安息（今伊朗），然后再转运到西亚、地中海沿岸各国和欧洲的大秦（罗马帝国），这条商路就是闻名世界的“丝绸之路”。东西方各国的使者、商人经常往来于这条大道上。汉使把西域的葡萄、苜蓿、核桃、胡萝卜等种子带回长安。西域各族人民也从汉朝得到丝织品和铁器，并向汉族人民学会了铸造铁器和凿井的技术。汉朝同西域的经济交流，丰富了西域和汉族人民的生活。在文化方面，汉朝的封建文化传到西域，对各国发生了重要影响。西域的乐曲、乐器、舞蹈、印度的佛教文化、希腊的绘画艺术，后来也由这条道路陆续传入中国，为中华民族艺术宝库增添了新的光彩。

    五、绿林、赤眉转战关中

    王莽统治时期，各地农民起义此起彼伏，连续不断，连首都长安附近也是“盗贼麻起”。为此，王莽专门“罢捕盗都尉官，令执法谒者追击长安中，建鸣鼓攻贼幡，而使者随其后”。这当然阻止不了风起云涌的农民起义。分散各地的农民起义队伍由小到大，绿林、赤眉二军从中脱颖而出，形成两大主力。绿林军始起于天凤四年（公元17年），以王匡、王凤为首，组织鄂西饥民聚集于绿林山（今湖北钟祥、京山、随县三县间的大洪山），公开反莽。一度因逃避瘟疫，分兵两路转移。一支是王匡、王凤率领的“新市兵”，入南阳郡。一支由王常、成丹率领入南郡，号“下江兵”。不久，陈牧、廖湛率“平林兵”前来投奔，于是鄂北豫南成为绿林军的活动范围。赤眉军则兴起于天凤五年（18年），以泰山为根据地，推樊崇为首领。由于全军上下均将眉毛涂为红色以为标识，所以被称作“赤眉军”。他们数度重创莽军，成为活跃在山东及其交界苏、皖、冀、豫诸省区的重要反莽力量。

    地皇三年（公元22年），包括刘玄、刘演、刘秀在内的南阳宗室力量加入绿林军。次年二月，刘玄被拥立为帝，建立更始政权，以复兴刘氏江山为号召。一时之间，“海内豪杰翕然响应”，长安为之大震。

    昆阳之战后，更始军兵分两路：一路由王匡率领向洛阳进发，攻下洛阳后与赤眉及河北诸路起义军取得联系，联合反莽；一路由申屠建率领取道武关（今陕西丹凤县东南），向关中挺进。

    在此稍前，几十万饥民蜂拥进入关中，在东方田野里吃光了庄稼的蝗虫，也铺天盖地由东向西一路飞往长安。未央宫的殿阁也爬满了蝗虫，以至于大臣无法上朝。几十万饥民入关，吃饭成了大问题。王莽异想天开，派遣大批谒者、大夫前往抚恤，教饥民用草木煮成酪浆充饥，但事实上这种酪浆根本无法食用。同时，王莽又设置养赡官，给长安等城市中的饥民发放少得可怜的粮食。监领粮食的大小官吏乘机中饱私囊，结果几十万饥民饿死了十之七八。京城里粮食价格飞涨，人心惶惶。王莽面对困境一筹莫展。他除了一面大肆搜刮，纵情享乐外，就只有祈求鬼神，崇尚迷信，妄图侥幸逃避厄运。

    申屠建率西路军进抵武关，早有淅县（今河南西峡）人邓晔、于匡率百余人起兵响应，迫使淅县县令投降，自称“辅汉”左右将军，打通了武关通往长安的道路，迎接更始军入关。于是长安“大姓”纷纷拥众自保，各路反莽军云集长安城下。王莽宛如瓮中之鳖，不知所措。有人告诉他《易》中有“先号咷而后笑”的经义，建议他用哭向上天求救。于是王莽竟真的亲自率领满朝文武大臣，赶奔南郊，向上天祷告。他捶胸顿足，号啕大哭，匍伏于地，捣蒜般地叩头哀告，并作策书千余言，历数自己的功绩，以求感动天帝。为了增加效果，他下令向陪哭的小民布施粥饭，哭声甚为悲痛并能诵读策文的人则可授予郎官。一时间南郊哭声惊天动地，结果居然有5000多人升为郎官，演出了一场亘古罕有的闹剧。

    为了保命，王莽一方面拜9人为将军，号称“九虎”，率军东出，以求一逞；一方面又把“九虎”的家属扣为人质，以防他们叛变。他平日聚敛无数，临战对士兵却每人仅赐4000钱。这支心怀不满、毫无斗志的军队一到华阴县回谿，即被邓晔击溃，九虎战死六虎，余部逃到渭口京师仓中，不再出战。走投无路的王莽只得把监狱中囚徒放出，发给武器，由新婚皇后之父史湛统领上阵。不料军队行至渭河桥，囚徒们便一哄而散。其中部分人还联合起来挖了王莽老婆、儿子、父亲、祖父的坟墓，烧毁了棺椁以及象征王莽德政的九庙、明堂和辟雍。十月初一，更始军攻入宣平门。王莽死党王邑、王林负隅顽抗，先后被击败。十月初三，穷途末路的王莽被商人杜吴刺死，校尉公宾割下了他的首级，他的尸身被愤怒的士兵斫为数段。至此，王莽和他创立的新朝一起覆亡了。

    更始二年（公元24年），申屠建等迎接更始帝刘玄迁都长安，长安市民热情迎接更始帝进京，希望他的到达能带来繁荣与安宁。谁知更始帝入京后，生活腐化，部下争权夺利，四处掳掠财物，奸淫妇女，令关中士民极度失望。

    更始二年冬天（公元24年），赤眉军分兵两路扑向关中。次年正月，会师于弘农（今河南灵宝东北），六月，进入郑县（今陕西华县）。樊崇接受建议，拥立了年仅15岁的放牛娃，也是刘氏宗亲的刘盆子为帝，与刘玄相抗衡。

    此时长安已陷入一片混乱之中。更始三年（公元25年），被更始帝派出据守河东的王匡、张卬被刘秀部将邓禹打败，狼狈逃回长安。见赤眉军已入关，军威雄壮，便商议：长安迟早要破，不如趁此时把长安劫掠一空，东归南阳；如不行，就重新做强盗。他们共同劝说刘玄依计去办，遭到刘玄严词拒绝。于是张卬等密谋，想乘立秋祭日时劫持更始帝，强迫他一起行动。不料密谋外泄，刘玄托病不出，并召张卬等入见，准备将他们一网打尽。张卬等也疑心有变，突出宫外，便率兵劫掠东、西市，并烧毁宫门而入，同刘玄的士兵大战于宫中。清晨，刘玄率妻子与部下百余名，投奔驻守在新丰的外戚赵萌军中。赵萌支持刘玄，击败王匡、张卬重入长安城。王匡一咬牙投降赤眉军，并引导赤眉军于九月攻破长安城，更始帝出逃高陵。十月，刘玄投降，被封长沙王，但不久就被人勒死。

    赤眉取代更始，不仅没有吸取教训，反而重蹈覆辙，继续大肆抢劫市民，焚烧民居。十分繁华的长安城，化为一片废墟，城中饿死者多达数十万人，甚至出现人吃人的惨剧。建武二年（公元26年）一月，因粮食耗尽，赤眉只得撤出长安，西进觅粮。绿林、赤眉在关中的混战到此结束。

    第三节 东汉时陕西的趋于衰微

    一、平陵窦氏家族

    在东汉关中外戚家族中，平陵窦氏是相当典型的，而且历史也较悠久。平陵是汉昭帝的陵墓，隶属于右扶风，在今咸阳市西北。窦氏家族的兴起开端于文帝窦皇后。吕后时，窦姬以良家子选入宫中，被赐给代王，受到宠幸，生子启。等到代王成为文帝，启因为年纪最长被立为太子，窦姬遂被立为皇后。窦姬的兄弟——哥哥长君和弟弟广国也随之一步登天，贵倾当时。文帝去世后，太子启即位，是为景帝，窦后为皇太后，“乃封广国为章武侯，长君先死，封其子彭祖为南陵侯。”七国之乱时，窦太后以昆弟子窦婴任大将军，叛乱平定后，以功封魏其侯。“窦氏侯者凡三人”。窦太后非常喜欢黄帝、老子之言，景帝和窦氏子弟都不得不读《老子》，“尊其术”，对汉初黄老政治有着重要的影响。窦婴在武帝统治时期曾官至丞相。

    进入东汉以后，以窦融为开端的平陵窦氏家族，步入其又一个鼎盛时期。窦融七世祖即章武侯广国，其高祖父“宣帝时以吏二千石自常山徙焉”。新莽时，窦融参与镇压农民起义，拜波水将军。后归降更始，任张掖属国都尉。更始败，他联合酒泉、金城、张掖、敦煌、武威五郡，割据河西，称“行河西五郡大将军事”。公元29年，归附光武帝刘秀，授凉州牧，率军从征隗嚣，以功封安丰侯。后历任凉州牧、大司空、行卫尉事，兼领将作大匠，与弟城门校尉窦友并典禁兵，备受宠遇。史称：“窦氏一公，两侯，三公主，四二千石，相与并时；自祖及孙，官府邸第相望京邑，奴婢以千数，于亲戚、功臣中莫与为比”。整个东汉一朝，虽然窦氏家族也有起落，但却世代簪缨，特别是出了两位皇后，两位贵人，使其家族更加显赫荣耀。

    东汉窦家出的第一位皇后是章德窦皇后，“大司空窦融之曾孙也，祖穆、父勋，坐事死”。建初二年（公元77年），与妹妹俱以选例入宫，次年就被立为皇后，其妹为贵人。窦后宠幸殊特，专固后宫，但是一直没有生育子嗣，嫉恨有子的宋贵人、梁贵人，遂加诬害。和帝即位，尊窦后为皇太后，临朝听政，“兄宪，弟笃、景，并显贵，擅威权”。永元四年（公元92年），和帝与宦官郑众合谋诛除窦氏，太后被迫归政，后忧惧而死。

    窦家的第二位皇后是桓帝窦皇后，名妙，“章德皇后从祖弟之孙女也”。延熹八年（165年）入宫，同年立为皇后，及桓帝卒，定策立灵帝，尊为皇太后。其父大将军窦武谋诛宦官，事败自杀，遂被迁于南宫云台。然灵帝以太后有援立之功，仍率群臣朝拜，后感疾而卒。

    除前述章德窦皇后之妹被立为贵人外，窦融的玄孙窦章的女儿也被立为顺帝贵人，而在诸窦中，以窦固、窦宪、窦武最为有名。窦固为窦融弟窦友的儿子，少以娶光武帝女涅阳公主为黄门侍郎，曾袭父爵为显亲侯，后因从兄窦穆有罪，废于家10多年。明帝永平十六年（公元73年），以奉车都尉率军出酒泉塞北击匈奴，至天山，大败呼衍王，追至蒲类海（今新疆巴里坤湖），于伊吾卢城置军屯田。次年冬，又率军深入西域，逐北匈奴，降服车师，遂使东汉复置西域都护及戊己校尉。章帝时，历任大鸿胪、光禄勋、卫尉等职。其久居大位，尊显用事，赏赐租禄，赀累巨亿，但“性谦俭，爱人好施，士以此称之”。

    窦宪，字伯度，因妹妹为皇后，他以外戚为郎，后任侍中、虎贲中郎将等职，宠贵无比，至倚势强夺明帝女沁水公主园田。年幼的和帝即位后，窦太后临朝听政，窦宪参与机密，操纵朝政，执掌大权。公元88年，窦宪遣客刺杀都乡侯刘畅，事发惧诛，自求击匈奴赎死。适逢南匈奴单于上书请兵北伐，和帝遂任宪为车骑将军，执金吾耿秉为副，调遣京城禁卫军以及黎阳、雍营及缘边12郡将士与羌兵联军出征。永元元年（公元89年），窦宪与南匈奴合军，分三路进击北匈奴，约定在涿牙山会师。窦宪指挥汉匈联军出塞3000里，大破北匈奴于稽落山（今蒙古国达兰扎达加德西北），一举击溃北匈奴主力。窦宪率大军乘胜追击，临私渠比海，至燕然山（今蒙古国杭爱山）刻石勒功。北匈奴81部20余万人先后归降。宪于班师途中被拜大将军，位在三公之上。公元91年，窦宪又出兵河西，遣将破北匈奴于金微山，再次重创北匈奴。北匈奴残部被迫西遁，越过中亚细亚。

    “宪既平匈奴，威名大盛”，亦“陵肆滋甚”。窦氏子弟，权倾京师，亲朋故吏都因此而飞黄腾达，官居高位，“刺史、守令多出其门”，窦氏的奴客也“侵凌小人，强夺财货，篡取罪人，妻略妇女。商贾闭塞，如避寇仇。”永元四年（公元92年），和帝依靠宦官中常侍郑众等，诛杀了窦氏集团，窦宪及其弟兄全被免职，逐出长安，遣送封邑，然后迫令其自杀。

    窦武，为窦融玄孙，以长女立为桓帝皇后而封侯，曾上疏奏请贬黜宦官，解除党禁。灵帝立，任大将军，执掌朝政，起用李膺、杜密等党人。建宁元年（公元168年），与太傅陈蕃谋诛宦官曹节、王甫等，反为所害。

    二、马革裹尸的将军马援

    马氏的先世是赵国名将赵奢，曾大败秦军于阏与，被赵惠文王赐号马服君。“马服者，言能驭马也”。后世子孙即以马为氏，汉武帝时其家“以吏二千石自邯郸徙”至茂陵。

    东汉茂陵马氏的开山人物是马援，字文渊。其曾祖父通，以功封侯，因兄马何罗谋反被诛，故“再世不显”。援的三位兄长况、余、员，并有才能，王莽时皆官至二千石。马援少有大志，曾为郡督邮，因纵重罪囚而亡命北地，从事田牧，役属宾客数百家。绿林、赤眉起义爆发后，任莽朝新成大尹。王莽败亡后，他避地凉州，依隗嚣。刘秀称帝后，往归刘秀，助光武平定隗嚣。建武十一年（公元35年）任陇西太守，缮甲兵，治城廓，劝耕牧，安定西羌，陇右清静。后征入为虎贲中郎将。尝建言如旧铸五铢钱，天下赖其便。善兵策，每有所言，未尝不用。十七年（公元41年）击斩妖人李广，复任伏波将军，次年平定交趾二征，封新息侯。曾以男儿当“死于边野”、“马革裹尸”自誓，出征匈奴、乌桓。复以62岁高龄南征武陵五溪蛮，病卒军中。因梁松等陷害，死后被追收新息侯印绶，“不敢以丧还旧茔”。后经马援妻子6次上书诉冤，方得昭雪。

    其实，马家的外戚历史，可以追溯到西汉后期。“援姑姊妹并为成帝婕妤，葬于延陵”。而马援的小女儿正是“因缘先姑，当充后宫”的。马援的小女儿，13岁时被选入太子刘庄宫，奉承阴皇后，备修礼仪，上下安之，遂见宠异。太子即位，是为明帝，女被立为贵人。其以己无子，奉诏抚养皇子刘烜，劳悴过于所生。永平三年（公元60年）立为皇后，从而使马家拥有元舅之资。史载马皇后“身长七尺二寸，方口，美发，能诵《易》，好读《春秋》、《楚辞》，尤善《周官》、《董仲舒书》”。每与帝言及政事，多有补益，如言楚王狱多滥，使明帝因有所宽宥。性谦恭节俭，不喜游娱。曾自撰《明帝起居注》。章帝立，尊为皇太后，尝以西汉败亡之祸为戒劝阻章帝封爵诸舅。由于她严格化导，所以诸马基本上皆遵法度，不像诸窦那样飞扬跋扈。其病重期间，“不信巫祝小医，数敕绝祷祀”。建初四年（公元79年）卒，谥明德。

    三、名将辈出的耿氏家族

    耿氏之先，“武帝时以吏二千石自巨鹿徙焉”。东汉耿氏兴自耿翕，为开国元勋，云台二十八将之一。翕父况曾任新莽朔调连率。莽败，翕劝父归刘秀，父子以军功并显，而翕兄弟6人亦皆垂青紫。翕兄舒之孙女为清河孝王刘庆妃。殇帝死后，邓太后与兄邓骘定策，迎立孝王之子刘佑为安帝。“安帝立，尊孝王，母为孝德皇后，以妃为甘园大贵人”，这样耿氏便有了元舅之重，成为国戚。诸耿中，名人辈出，如耿秉、耿夔、耿恭等，皆以军功名显一时。

    耿秉，字伯初，耿翕弟弟耿国之子。体格雄伟，腰带八围。博通书记，能说《司马兵法》，尤好将帅之略。以父任为郎，数次上言兵事，认为边患专在匈奴，必须以战去战。明帝末，累迁驸马都尉，与窦固等大败北匈奴，并攻破车师。章帝即位，历拜征西将军、度辽将军、执金吾。永元元年（公元89年）又与窦宪一起击破北匈奴，登燕然山，刻石勒功而还，封美阳侯。其性勇壮而简易，军行常自披甲在前，深受士卒爱戴。后拜光禄勋，卒官，谥桓侯。对于匈奴，他不只使用武力，更重威信。所以匈奴闻其死讯，举国号哭，或至割面流血。

    耿恭，字伯宗，耿翕弟弟耿广之子。少孤。慷慨多大略，有将帅才。明帝末，任戊己校尉，屯驻车师后王庭金蒲城。不久，遭北匈奴进攻，他以毒药箭击退之。后引兵据疏勒城，北匈奴复来进攻，并断绝城下涧水。他团结吏士，甚至饮用压榨出的马粪汁，终于打井成功，使匈奴退兵。及明帝去世，北匈奴趁机反扑，车师也背叛。在粮尽矢绝的情况下，煮铠弩，食其筋革，与部众坚守不屈。建初元年（公元76年），章帝派出援军，攻交河城，迫使车师投降，耿恭等得救，只剩26人。及回师玉门，仅余13人。时人称其节过苏武，遂拜骑都尉，迁长水校尉。后又征讨西羌，因忤于车骑将军马防而下狱，免官归本郡，卒于家。

    四、班超父子经营西域的功业

    与前汉张骞西域凿空一脉相承，东汉班超、班勇父子立功异域的事迹也很值得称赞。

    东汉明帝初年，北匈奴一再胁迫西域各国出兵，抢掠河西等地。永平十六年（公元73年），明帝派将军窦固、耿忠等率军出塞，入伊吾庐，进行屯田驻兵。74年，复置西域都护。当时，西域多数国家倾向汉朝，还有少数追从匈奴。窦固遂派班超出使西域。

    班超字仲升，扶风安陵（今咸阳东北）人，父彪、兄固皆为着名的史学家。家贫，佣书养母，后投笔从戎。公元73年，班超奉命率领36吏士到达鄯善，袭击匈奴使者，控制了鄯善国。接着，又西至于阗，使于阗王脱离了匈奴，归顺了东汉。接着，又进兵疏勒，驱逐了亲附匈奴的疏勒王，立亲汉的疏勒贵族为王。此后，班超又降服莎车王，西域南道各国的匈奴势力被驱逐。就在此时，西域北道却出现了新的态势。永平十八年（公元75年），汉明帝死，在北匈奴贵族的逼迫下，焉耆、龟兹联军攻击东汉在龟兹的都护府，车师也发兵援助匈奴。刚继位的章帝派兵击败车师，救出残存的吏士。建初三年（公元78年），班超团结于阗、疏勒、康居等国，与乌孙通好，重新稳定南道的局势。和帝永元元年（公元89年），窦宪击败北匈奴的军队后，班超在西域的活动更加顺利。永元三年（公元91年），东汉复置西域都护府，以班超为都护，驻在龟兹。和帝永元六年，焉耆等国也归顺了汉。班超又控制了西域北道。至此，西域50余国皆臣服于东汉，中断了80多年的中西交通重又恢复，而班超也因功受封为定远侯。班超的名字与张骞一样，永远为西域人民所记忆，是两座永不磨灭的纪念碑。永元十四年（公元102年），班超回到洛阳，拜射声校尉，病卒。

    在西域活动期间，班超曾派遣副使甘英出使大秦（罗马帝国），至条支西海（今波斯湾）而还。虽然甘英没有能够到达大秦，却熟悉了沿途的地理情况和风俗习惯，为以后的中西交通的发展和经济文化的交流，提供了有利条件。

    班勇，字且僚，少有父风。安帝初，任军司马，出敦煌迎西域都护及甲卒而还。元初中，廷议西域问题，他力主复置西域副校尉，为朝廷采纳。延光二年（公元123年），任西域长史。时匈奴多次扰略西域，他率兵士500人出屯柳中，复与龟兹合兵击走匈奴伊蠡王，开通了车师前王庭。四年，他调发汉兵6000骑及鄯善、疏勒、车师前部兵，大破车师后部，斩其王军就，并献首级京师。永建元年（公元126年），在全部平定车师六国的基础上，领导西域各族大破北匈奴呼衍王，进一步巩固了东汉在西域的统治。后坐法下狱，免，卒于家。着有《西域记》，《后汉书·西域传》即据此写成。

    五、弘农华阴杨氏及其家族墓

    弘农杨氏是东汉关中经学世家最典型的实例。所谓经学世家，是指既拥有大量土地而又精通儒学的大家族，其最突出的特征是学、官结合，只是在不同的家族，学与官的比例有所不同而已。弘农杨氏家族官重于学，是“四世三公”的大官僚型经学世家。

    东汉杨氏之兴，始自杨震。震字伯起，八世祖喜，高帝时因功封赤泉侯；高祖敞，昭帝朝官居丞相，封安平侯。可见杨氏先祖便是公侯一级的显赫家族。不过，杨震之父杨宝却是位不爱官只好学的隐居者。史载其“习《欧阳尚书》，哀、平之世，隐居教授；居摄二年，与两龚（龚胜、龚舍）、蒋栩俱征，老病不到，卒于家”。震少好学，曾受教于名儒太常桓郁，博览群籍，无不穷究，有“关西孔子杨伯起”之称。年50始仕州郡，初为太仆、太常，安帝永宁元年（120年）为司徒，延光二年（123年）为太尉。屡次劾奏帝乳母王圣及中常侍樊丰等弄权朝中，贪奢骄横；又触犯外戚耿宝、阎显。延光三年，为樊丰所诬，免归本郡。以居重位不能禁奸佞，愤而饮鸩自杀。为官清正公廉，不受私谒，着名的“四知”故事即发生在东莱太守任上。“当之郡，道经昌邑，故所举荆州茂才王密为昌邑令，谒见，至夜怀金十斤以遗震”，震见状发感慨说：“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谓：“暮夜无知者。”震反驳说：“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谓无知！”结果“密愧而出”。史载，震虽历居高位，但子孙却“常蔬食步行”，故旧长者劝震为后代置办产业，他坚决不肯，讲：“使后世称为清白吏子孙，以此遗之，不亦厚乎！”顺帝即位，樊丰等诛死，震门生虞放、陈翼诣阙追讼震事，朝廷咸称其忠，乃下诏以礼改葬于华阴潼亭。

    杨震之子杨秉，孙杨赐，曾孙杨彪，皆官至太尉，且都怀辅国济民之心，刚直峻烈，守正不阿，为东汉士人反对外戚宦官树立了光辉典范。尤其可贵的是，他们为官均能廉洁自律，从严要求。如杨秉的酒、色、财“三不惑”，同其父的“四知”一样，世代传为美谈。当然，杨氏尽管为官清正，有着铮铮风骨，但其毕竟是官僚集团的一员，属于统治阶级的上层，拥有巨大的财富，剥削劳动人民。1959年，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曾在潼关县吊桥镇对弘农杨氏家族墓群作了考古发掘。已发掘的7座墓，自东向西一字排开，各墓皆有宽阔的墓道，宏大坚固的墓室，带有砖砌斗拱和子母阙的门楼。墓中的随葬品虽多次被盗，但仍出土有陶器158件，铜器88件，另有铁器、石器及玉器、象牙笏、铜车马、高大的陶楼和大量的漆器。这生动反映了杨氏家族并非如文献所记载的那样“清贫”。

    第四节 璀璨耀目的文化明珠

    一、史学名家，首推班马

    《史记》的开创之功基本上按照秦朝模式建立起来的西汉帝国，经过汉初几十年的休养生息，到汉武帝时，统治相对稳定，经济实力空前增强，从而为文化事业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社会条件。当时的史官，受时代的激励，深感必须承继孔子修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的传统，改变自获麟以来数百年间诸侯相兼、史记放绝的局面，论载汉兴以后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义士的业绩，以不废天下之文。这当中，司马谈及其子司马迁是最具代表性的人物。

    司马谈生年不详，卒于公元前110年，学识渊博，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在其熏陶下，司马迁从小受到严格的教育，10岁能诵读《左传》、《国语》、《世本》等古书。长大后，更是广学百家，博览群籍。从公元前126年开始，司马迁开始游历大江南北，也就是走出书斋，进行实地考察。司马迁游历重点在南方，“二十而南游江、淮”。司马迁早年在西汉政府任郎中，虽说郎中位卑人轻，但司马迁本人才华横溢，所以很受赏识。他参与了武帝时期的一系列重大政治活动，如巡行郡县、祭祀五帝、东巡封禅、狩猎秦中、出使巴蜀等。公元前110年，司马谈病危，遗言司马迁一定要继任太史令，完成自己的未竟之志。公元前98年，《史记》的撰述工作进入高潮时期，突然飞来横祸，司马迁身受株连，被下狱受腐刑。这场惨祸对《史记》的创作来说是一个动力、新起点，激励司马迁“成一家之言”。

    司马氏父子在撰述《史记》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强烈的史家责任感，正是当时史学要求突破原来的模式，寻求大发展大前进的时代趋势的反映。这一时代的使命，最终以司马迁继承父命，撰成《史记》这部划时代的巨着而得以实现。

    唐刘知几的《史通》将“诸史之作”析为“六家”，然后统归“二体”，并讲：“载笔之体，于斯备矣”。所谓“二体”，即“编年体”与“纪传体”。而《史记》则是“二体”中“纪传体”的鼻祖，其开创之功，可归结为如下三方面：

    首先，《史记》开创了以人物为中心的记史法，或曰以人物传记为主干的史书形式。

    《史记》以前的各种史书，如《左传》、《国语》、《战国策》等，或编年，或记事，或记言，却没有以人物传记为主干来展现历史进程的。《史记》正好与此相反，全书骨干由12本纪、30世家、70列传构成。“本纪”是帝王的传记，以此作为全书的根本、纲纪，即以主宰天下的帝王为中心来编排一个时代的历史。12篇帝王传记前后连贯，首尾相衔，构成历史的主线。“世家”是诸侯王的传记。由于诸侯王分封在不同地区，所以这部分实际是以诸侯王为中心的地区史。“列传”是各类重要人物的传记。通过记载这些人物的活动，展示一个时代历史的细部。就规模和层次而言，本纪最大最高，世家和列传依次降低。这样一种以人物传记为中心的史书形式，被称作“纪传体”，是以前从来没有的。纪传体史书以本纪、世家、列传为主的结构，与当时形成的金字塔形社会政治结构完全一致，它适合于更有力地表现秦汉帝国大一统的雄姿和威容，能够大大凸显贤君明主、忠臣义士的地位，特别是突出帝王的作用，因此它较编年体等其他史书形式更能适应当时统治阶级的政治需要。而史学也就在满足了这一需要的前提下，大发展大前进了。

    其次，《史记》开创了通史这一史书体裁。

    《史记》以前的史着，如《左传》是以年代为次的编年史，《国策》、《国语》是以地域为限的国别史。此外，还有以文告档案形式保存下来的政治史，如《尚书》。然而却没有一部长时间跨度的通史。《史记》的问世，结束了这一局面。《史记》所述，上自传说中的黄帝，下到作者所处的汉武帝时代，时间长达3000年之久。书中改变了以往史着记一事一言或单线条记述的做法，而从时、空两个方向，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层面同时展开，众多人物和事件交错叙述，形成统一的有机整体。这样一部上下几千年，包罗各方面，而又融会贯通、脉络分明的通史的出现，是我国史学史上的一大创造。这里，固然不可否认当时出现如此一部通史巨着的时代必然性，但作者的创新勇气、聪明智慧和所付出的创造性劳动，也是不可忽视的。

    第三，《史记》开创了无所不包的“大历史”史书体例。

    所谓“大历史”，是指广义历史，即认为历史不仅仅只限于社会史，而且还包括自然史。在古代，固然没有“自然史”、“社会史”一类的概念，但却有从“大历史”角度去考察历史的史观，有按“大历史”规格撰写的史着。《史记》就是这样一种“大历史”史着的开创之作。其“大历史”的体例，则具体化为“书”这种形式。“书”是《史记》中很特殊的部分，实际上是一种专门史。《史记》中共有8书，其上自天文，下到地理，囊括“礼乐损益，律历改易，兵权山川鬼神，天人之际”，充分展现了一种无所不包的“大历史”格局。诚然，《史记》之前，有些史着如《左传》，也有某些自然史方面如天象、灾异等记录，但却是零碎的、分散的，范围和数量皆很有限，远不能同《史记》中的“书”这种已经上升为专门史的系统论述相提并论。《史记》开创的无所不包式的“大历史”史书体例，对中国史学影响十分深远。以后的历代正史，差不多都有“天文志”，特别是宋代郑樵所撰的《通志》的“二十略”，自天、地、人、礼、乐、书，到经济、政治、法律、艺文，乃至金石、灾祥、昆虫草木，几乎应有尽有。如此博大的气魄和规模，显然是《史记》“大历史”体例的继承和发扬。这无疑是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之一。

    以上只是从总体上论说《史记》的开创价值。实际上，《史记》的创造，《史记》的第一，还有很多。如《史记》第一次提出了中国式的史学理论体系，即“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史记》第一次从中国史的角度描述中原地区以外的历史，其视野第一次移向南越、东南亚，到达今新疆、中亚地区。《史记》第一次把历史活动的主体从政治家、军事家扩展到商人、医生、游侠、占卜者，甚至农民起义的领袖及刺客。《史记》第一次提出了黄帝是中华民族共同始祖的思想，成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源泉，几千年来不管有多少次内乱、分裂，有多少次外敌侵略，中华民族始终打不散，分不开，与此有绝大关系。《史记》第一次在史书中设“表”，以表格形式对重要历史人物、重大历史事件和特殊历史时期，作更为细致的描述。《史记》第一次在书中为作者本人立传，使史学家也成为被研究的对象，等等。当然，这些创造和第一，原则上来看，皆从属于上述的三大方面，是一些更为具体的细节问题。

    《汉书》的价值《汉书》的作者班固和《史记》的作者司马迁是我国历史上齐名的两位史学家，他们对我国封建史学体系的创立，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过去旧史家扬马抑班，或扬班抑马，都失之偏颇，不足为训，应该说各有短长。近年来报刊上发表的有关司马迁的文章比较多，相形之下，关于班固的文章却比较少，是否还有点扬马抑班的倾向，不敢妄加评说。但不论前人的长处和短处，我们都应该加以认真地研究，取其所长，避其所短，这样才能使我们的历史研究有所创新，有所提高，有所发展。

    （1）创立了断代为史的史学体例

    班固所着《汉书》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的断代史，全书由纪、表、志、传四个部分组成。

    这四个部分的形式和内容虽各有不同，但是综合起来看，却是一部完整的西汉历史。唐代史论家刘知几说：“如《汉书》者，究西都之首末，穷刘氏之废兴，包举一代，撰成一书，自尔迄今，无改斯道。”现在保存下来的纪传体的“二十五史”，除《史记》和《南史》、《北史》外，都是沿用《汉书》断代为史的体例。这种体例，虽然有割断历史的前后联系的缺陷，但如果把所有的断代史一代一代地连接起来看，也可以弥补这种缺陷。然而这种体例的优点却很多，它不仅便于及时地保存和整理史料，更重要的是其容纳量极大，即所谓“包举一代”，举凡一代的历史内容都可以包罗进去。解放后盛行的章节体，不论通史还是断代史，都着重于阐明历史发展的规律，这一点应加以肯定。但由于这种体例的限制，有许多内容写不进去，致使本来十分丰富而生动的历史，变成干巴巴的没有血肉的几根骨头。因此，我们必须要建立一种新的史学体系，像《汉书》这样能够包罗一切的纪传体断代史的体例，仍值得我们作为参考或借鉴。

    （2）开拓了许多新的史学研究领域

    司马迁的《史记》只写到汉武帝，武帝太初以后，缺而不录。班固的《汉书》不仅增补了武帝以后至平帝的一段历史，而且对武帝以前的历史也进行了一番加工整理和修改补充。仅就占有资料来看，《汉书》在不少方面都超过了《史记》。例如《汉书》中的《惠帝纪》及王陵、吴芮、蒯通、伍被、贾山、李陵、苏武等传，《刑法》、《五行》、《地理》、《艺文》四志，都是《史记》所无，而为班固新创立的篇目。《史记》不为张骞立专传，事迹附于《卫将军骠骑列传》之后，叙述简略，《汉书》特为张骞立专传，给予这位对中西交通有重大贡献的历史人物以应有的历史地位。《史记》的《大宛传》，《汉书》则扩充为《西域传》，详细叙述了西域几十个地区和邻国的历史，汉朝与匈奴在西域进行争夺战争的历史以及汉朝与西域经济文化交流的历史，这些不但是研究古代中国各兄弟民族历史最珍贵的资料，也是研究亚洲有关各国历史的最珍贵的资料。值得特别提出的是《汉书》在帝纪中增载了许多重要诏令，贾谊、晁错、董仲舒、路温舒、邹阳、枚乘、韩安国等传中，增加了有关政治、经济、军事的奏疏，如贾谊的《治安策》，晁错的《教太子疏》、《言兵事疏》、《募民徙塞下疏》和《贤良策》，董仲舒的《天人三策》，路温舒的《尚德缓刑疏》，贾山的《至言》，邹阳和枚乘各自写的《谏吴王书》以及韩安国和王恢关于征伐匈奴的争议等等，这些都是很有参考价值的历史文献。

    不过，《汉书》在中国史学上影响最大的还在于它的十志。梁人江淹认为“史之所难，无出于志。”一般说，志贵在博而约，比较难作。《汉书》十志取法《史记》八书，但规模宏大，记事丰富，对于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都有详细的记载。特别是对汉代史事的记载，更为详备，扩大了历史研究的领域。《食货志》为研究周代以来至王莽时期的经济制度和社会生产发展状况提供了丰富的史料。《沟洫志》系统地叙述了战国秦汉的水利建设，其中贾让的治河三策，是一篇重要的古代治河文献。《地理志》是我国第一部以疆域政区为主体的地理着作，它不仅限于西汉地理，而且上溯先秦；对各地区的经济文化、户口山川、风俗习惯以及地方海外交流，都作了详细的叙述，开创了后代正史地理志以及地方志、地理学史的先河。《礼乐》、《郊祀》、《刑法》三志记载了秦汉政治、军事、法律和有关的典章制度。《艺文志》论述了古代学术思想的源流派别和是非得失，不仅是目录学的开端，而且是一部极为珍贵的古代思想文化史资料。《律历》、《五行》以及后续的《天文志》虽然掺杂了一些封建迷信思想，但仍不失为研究古代自然科学的宝贵资料。《汉书》十志不但为后世的史志所取法，而且也为《通典》、《通考》、《通志》一类政书体史书创立了楷模。今天随着史学发展，仅有几部通史、断代史是很不够的，还要开展各种专门史的研究，例如经济史、水利史、地理学史、政治制度史、军事史、法制史、思想史、文化史、自然科学史等等。这些专史，从发展的观点来看，都和《汉书》十志有着历史渊源的关系，也可以从中汲取一些有益的东西，作为编写各种专门史的借鉴。

    （3）求实致用的史学思想

    在《贾谊传》中，班固根据贾谊的着述，从中“掇其切于世事者着于传”；《晁错传》“论其施行之语着于篇”；《董仲舒传》“掇其切当时，施朝廷者着于篇”；《严朱吾丘主父乐徐严终王贾传》“究观淮南、捐之、主父、严安之义，深切着明，故备论其语”。由此可见，班固选择史料的标准，是为了“切于世用”，并非单纯为作史而作史。正因如此，他对史料的真伪，也进行了大量的考辨工作。例如《东方朔传》，由于后世好事者，多“取奇言怪语附着之朔”，真伪难辨，乃根据刘向《别录》所载，详录朔的文辞和着作书目，并郑重指出：“凡刘向所录朔书具是矣。所传他事，皆非也。”《张汤传》说：“冯商称张汤之先与留侯同祖，而司马迁不言，故阙焉”。《朱云传》赞说：“世称朱云，多过其实。”《韦贤传》说：韦孟《讽谏》，乃“其子孙好事，述先人之志，而作是诗也”。《汉书》中《志》的部分考辨之处更多。如《律历志》删去刘歆等为歌颂王莽功德所奏的“伪辞”，“取其正义着于篇”。《艺文志·文子》九篇注云：“老子弟子，与孔子并时，而称周平王问，似依托也。”其他十分荒谬或伪迹明显的篇目，则斥之为“迂诞，依托”、“后世所加”等语。班固这种对待史料“求实”、“致用”的慎重严肃态度，和我们主张的求实致用自然有本质的不同，但是他能努力达到他所能达到的高度，还是对我们有所启发的。

    （4）《汉书》是继《史记》之后又一部历史与文学相结合的典范之作

    《汉书》列传中所载的人物，上自王侯将相、儒生、文人、谋士、说客，下至游侠、商贾以及农民起义领袖，包括了社会各个阶层，形形色色，众态纷呈。班固对于这些历史人物，都能利用他所掌握的丰富资料，经过选择提炼，抓住主题，运用文学艺术手法，作了深刻的描写。

    如《朱买臣传》写朱买臣在失意和得意时不同的精神面貌以及人们对他的不同待遇，就写得非常生动，可以说相当充分地揭露了封建社会中世态炎凉的丑恶现象。又如《陈万年传》中教子的一段描写，文字虽然不多，但都淋漓尽致地刻画了一个封建老官僚善于逢迎拍马、谄媚权贵、卑鄙无耻的丑态。最着名的还是《苏武传》，班固在这篇传记中大力表扬了苏武坚贞不屈的民族气节和高尚品德。通过许多具体生动情节的描写，突出了苏武视死如归、不怕威胁、不受利诱、艰苦卓绝的英雄形象。特别是李陵劝降一段，更表现了他公而忘私、国而忘家、坚持民族气节的高尚情操。

    明代黄省曾说：“孟坚之史，每传一人，则不特功德言语，了了无遗，描写如画，又且并其形态之状以铺张之。”通过一些具体情节的描写，使一些历史人物的个性、感情和动态都非常形象地展现出来，确实不失为一部优秀的文学传记。《汉书》对唐宋以后的文学也有很大影响，唐朝大文学家柳宗元就是精通《汉书》的，并对其做了很高评价。宋代黄庭坚也曾说过：“久不读汉书，便觉俗气逼人。照镜，则面目可憎；对人，亦语言无味也。”虽不免有些夸张，但说明它确已成为后代文学家学习的楷模，汉以后中国古典文学的发展，确实受了它的一些影响。像《汉书》这样既是历史巨着，又是脍炙人口的文学杰作，还不多见。

    二、关中发现的汉代古纸

    纸是我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从现有的文献及考古资料看，纸的发明，当在西汉。据《汉书·外戚传》，汉时将纸称作“赫蹄”。1933年，新疆罗布淖尔汉代烽燧遗址中曾发现一片麻纸残片，同时出土的还有汉黄龙元年（前49年）的木简，从而断定它属西汉故纸。可惜原物今已无存。1957年，西安东郊灞桥的不晚于汉武帝时期的汉墓中，出土了一些古纸残片。其长宽不足10厘米，但质地细薄均匀，制作技术相当成熟。化验分析表明，这种古纸已经具有早期麻纸的原始结构要素，是现存世界上最早的植物纤维纸——灞桥纸。由此可见，在西汉时代我国劳动人民就已从敝帛恶茧制絮纸的经验中，摸索到了用更为廉价易得的麻头等植物原料造纸的新途径。此后，西汉纸又多次被发现，如在甘肃天水放马滩的文景时期的墓群中出土的绘有地图的纸，在扶风中颜村窖藏中发现的约属于宣帝时期的纸及平帝时期的纸等。尽管西汉已经有纸，但当时纸的使用并不普遍，帛绢竹木简还是主要的书写材料。纸的开始普及，是东汉蔡伦进一步改进造纸术之后。当然，蔡伦纸的诞生地并不在陕西，可是蔡伦的封地却在陕西，而他的葬地也在陕西。因此，在造纸技术发展史上做出划时代贡献的蔡伦，与陕西还是有着不解之缘的。今陕西洋县龙亭铺蔡伦墓后的明月池，传为蔡伦造纸的洗纸池；洋县的纸坊乡，传为蔡伦造纸处。从这些遗迹分析，估计公元114年蔡伦被封为龙亭侯后，曾在洋县龙亭铺从事过较大规模的造纸活动。由此可见，古代陕西在造纸业历史上是有重要贡献的。

    三、农学专家赵过与泛胜之

    赵过与代田法汉武帝晚年，颇悔以往征伐之事，决心改弦更张，于是封丞相为富民侯，下诏称“方今之务，在于力农”。为此，特任命农业技术专家赵过为搜粟都尉，大力发展农业生产。

    赵过总结劳动人民的生产经验，新创造了一种耕作方法，叫作“代田法”。原来的耕作，是翻地之后就在田里漫撒种子，既不分行也不打垅，谓之“缦田法”。用此法连续耕作数年后，地力便被耗尽，必须休耕。一般情况下，好地需休耕1年，差一些的地则要休耕3年以上。很显然，这是一种十分落后的耕作法。代田法正是针对缦田法的弊病而创的。所谓“代田”，就是把每亩地分为六等分，三分开为深宽各1尺的畦叫“甽”，三分堆成高宽各1尺的坎叫“垄”；甽垄相间排列，田禾种于甽中，甽垄逐年置换。这种耕作法优越性很多：第一，把大片休耕变为局部休耕，有利于地尽其力；第二，随着甽中禾苗的生长，不断锄草并顺便培垄上的土于苗的根部，起保墒、抗旱、耐风的作用；第三，苗间行距宽，便于作物通风采光，茁壮生长。

    代田法最先由京师一带离宫驻守士卒利用“宫壖地”进行试验，结果“课得谷皆多其旁田亩一斛（即1石，约合今2斗）以上”，接着便在三辅公田上试行，并先后推广到河东（今山西西南部）、弘农（郡治在今河南灵宝北）以及居延（今内蒙古额济纳旗）和一些边郡。史称：“民皆便代田，用力少而得谷多”。

    与代田法相配合，赵过还创造了耧车和耦犁。耧车又名三脚耧，是一种三腿的播种机，同时可以播种3行。其设计合理，一次可把开沟、下种、覆盖的任务全部完成。直到今日，某些北方农村仍然使用。它具有省力、省人、生产效率高的特点。耦犁是一种使用“二牛三人”的耕耘田器，把深耕、翻土、培垄一次进行，能耕出代田法所要求的深、宽各1尺的犁沟。武帝命大司农专门召集工匠与有技术的奴隶，制作新农具；让关中各地派官吏及三老、力田和种田能手学习使用新农具和新的耕作技术。对于一些缺少畜力的地区，则推广“以人挽犁”，收到良好效果。

    《泛胜之书》西汉成帝时，任议郎之职的泛胜之对农业生产也有很大贡献。

    泛胜之写过一部很重要的农学着作，后世称为《泛胜之书》。书中总结了黄河流域，特别是关中地区的生产经验和耕作技术。主要内容包括耕作的基本原则、播种日期、种子的处理、不同作物的栽培技术等。还介绍了作物的复种、间种以及作物的混种等有关提高土地利用率的先进耕作技术。书中最大的贡献是总结出“区田法”。这是一种类似园艺式的耕作方法，即把土地划分成若干长方形的小区，区内按照不同农作物规定行距、株距和掘地的深度，强调加强中耕、施肥、灌溉等增产措施。采用区种法的土地，每亩收成高达二三十斛乃至百斛。只是这种精耕细作，技术要求太高，投入劳力过多，难以普遍推广，因此只在零星小块土地上或灾害年采用。

    《泛胜之书》早已散失，由于北魏贾思勰在《齐民要术》中有征引，才得以保留零星片段文字，经后人辑录的计3000多字。虽仅系残存的部分资料，也足以看出他在农业科学方面的杰出成就了。

    四、关中的经学大家

    茂陵杜林东汉时期关中最早的经学大家，当数茂陵杜氏。创始人杜林，字伯山，其父邺，在西汉成、哀年间为凉州刺史。林少好学沈深，博洽多闻，时称通儒。新莽败亡，他流落河西，隗嚣慕名欲任用之，被谢绝，遂受监视。后借其弟去世之机，持丧东归，嚣派刺客欲加害之，刺客反被其情义感动而逃亡。及至关中，光武即征拜侍御史，复引见，赐车马衣服；京师士大夫，无不推其博洽。历任大司徒司直、光禄勋、东海王傅、少府、大司空等职，对东汉郊祀礼仪及刑律制度均有所建言，为朝廷采纳。其治《古文尚书》，曾于西州得漆书《古文尚书》1卷，视为至宝，握持不离身，后授郑兴与卫宏，于是古文遂行。又长于文字学，曾撰《苍颉训纂》、《苍颉故》各1篇，已佚。清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辑有《苍颉训诂》1卷行世。

    通儒贾逵杜氏之后的经学世家，当推平陵贾氏。其代表性人物贾逵字景伯，为西汉着名政论家贾谊的九世孙。逵曾祖父光，官常山太守，“宣帝时以吏二千石自洛阳徙焉”。父徽，则是一名学者式的人物，“从刘歆受《左氏春秋》，兼习《国语》、《周官》，又受《古文尚书》于涂恽，学《毛诗》于谢曼卿，作《左氏条例》二十一篇。”逵少承家学，习古文经，兼通五家《毂梁》之说；好学深思，诸儒称之为“问事不休贾长头”。明帝时拜为郎，与班固并校秘书，应对左右。章帝建初元年（公元76年），奉诏讲学于白虎观及云台，并撰述欧阳、大小夏侯《尚书》与古文的同异，齐、鲁、韩《诗》与毛氏异同，作《周官解故》，受到皇帝好评。迁官至卫士令，并命以古文经教授诸生高才。其又通天文、历学，曾建议历法按黄道计算日月运动，阐发月球运动不等速理论。和帝时期，迁左中郎将，复为侍中，领骑都尉，兼掌秘书近署，甚见信用。所着经传义诂及论难百余万言，又作诗、颂等凡9篇，“学者宗之，后世称为通儒”。代表作《春秋左氏解诂》、《国语解诂》均佚，黄奭《汉学堂辑佚书》、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有辑本。

    长陵赵岐东汉关中的经学世家，长陵赵氏也是值得提及的。长陵为汉高帝陵。赵氏的代表性人物赵岐，字邠卿，初名嘉，祖为御史，故生于御史台，因字台卿。“岐少明经，有才艺，娶扶风马融兄女，融外戚豪家，岐常鄙之，不与融相见”。初任州郡，后辟司空掾，历任皮氏长、京兆尹功曹等职。曾贬议中常侍唐衡之兄唐玹。及玹为京兆尹，害怕其报复，遂出逃四方。唐衡兄弟死后，三府并辟，擢拜并州刺史。坐党事免，灵帝时复遭党锢十余年，献帝时任议郎、太仆、太常等职。一生精研经学，着《孟子章句》、《三辅决录》等。《孟子章句》今存，收入《十三经注疏》中。

    漆县李育扶风漆县的李氏，也是东汉关中经学世家不可忽视的一员。漆县即现在的陕西彬县。李氏代表人物李育字元春，少习《公羊春秋》，沈思专精，博览群书，闻名太学，深受同郡班固的器重。固把他推荐给骠骑将军东平王刘苍，由是京师贵戚争往与其交游。州郡慕名请召，辄辞病去。常避地教授，门徒数百人。他颇涉猎古文经学，曾读《左传》，虽欣赏其文采，但认为不得圣人深意，而多引图谶，不据理体，遂作《难左氏义》41事。建初元年（公元76年），经卫尉马廖举为方正，为议郎，复拜博士。四年，章帝召诸儒论《五经》于白虎观，他坚持今文经学立场，以《公羊》义与古文经派贾逵辩难，往反皆有理证，最为通儒。再迁尚书令。及马氏废，坐为所举免官。后又征拜侍中，卒官。

    马融值得注意的是，在东汉关中的经学世家中，还有同时身兼外戚豪门者。如茂陵马氏的马融一支，便是这种具有双重身份豪家的适例。融字季长，父严为马援兄余之子，官至将作大匠。融为人美辞貌，有俊才。初从名重关西的挚恂游学，恂奇融才，以女妻之。安帝永初四年（110年）拜校书郎，与刘珍等诣东观典校秘书。因上《广成颂》忤邓太后旨，10年不得升调，复又遭禁锢。太后卒，召为郎中，后历任议郎、武都、南郡太守。因为触犯了大将军梁冀，免官髡徙朔方。得赦还，遂不敢违忤势家。曾为梁冀起草文章弹劾李固，又作《西第颂》颂扬梁冀的功德，颇为正直人士所羞。着述极丰，世称通儒。遍注《周易》、《尚书》、《毛诗》、《淮南子》、《离骚》、《列女传》等书；所着赋、颂、碑、诔等共21篇。马融教授生徒，常有千数，当世名儒郑玄、卢植等皆出其门下。善鼓琴，好吹笛，达生任性，不拘儒者之节。“居宇器服，多存侈饰；常坐高堂，施绛纱帐，前授生徒，后列女乐；弟子以次相传，鲜有入其室者”。马融的所作所为对魏晋清谈家破弃礼教有一定的影响。着作今佚，黄奭《汉学堂丛书》、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录有辑本。所着赋、颂等，明人辑有《马季长集》。

    五、秦始皇陵与兵马俑奇迹

    秦始皇时期，在陕西大地上，修造了规模空前的骊山陵墓。在当时，这确实是一件害民极甚的事。但秦代劳动者所创造的这一秦文化瑰宝，在时过2000年之后，却把当年秦王朝的历史面貌再现出来，使世人得以一睹秦皇雄师的风采。

    规模宏大的始皇陵园秦始皇陵园即骊山陵园，位于今陕西临潼东5公里的骊山北麓。以秦始皇陵墓为中心，由城垣、寝殿与便殿、园寺吏舍、陪葬坑、陪葬墓等建筑群体构成。它们有机地组合排列在一个50多平方公里的区域内，并与周围的山、原、河等自然地理环境融为一体。陵园的设计思想，与阿房宫的设计思想完全一致，也体现了《吕氏春秋》所建构的宇宙图式的原则。

    秦始皇陵、秦始皇陵园，又称“丽山”或“丽山园”，其含义十分清楚。“丽山”指秦始皇陵冢；“丽山园”指秦始皇陵园，包括陵寝和礼制建筑集中的陵区、城垣及其内外烘托陵墓的有关设施。在秦代的时候，还设有“丽邑”，专管陵区，管辖范围比“丽山”和“丽山园”大。

    据史书记载，秦始皇从13岁即位后，就开始在骊山北麓为自己修墓。动用民力最多时达72万人，前后修了37年，直到他死时，陵园工程还没有完工。统一前的工程主要由相国吕不韦主持；统一后，秦王朝竭尽全国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从事更大规模的营建，由丞相李斯主其事。近百万的劳动大军云集在沿渭河一线的工地上，“发北山石椁，乃写蜀、荆地材皆至”，其场面之壮观，是不难想见的。

    秦始皇陵在秦时的地面建筑是十分宏大的，东自今代王东晏西侧的古鱼池水一带，西至姚池头、赵背户五里沟西边的古河道，南接骊山，北临鱼池、安沟一线，纵横各7500米，整个陵园面积约为56平方公里。

    陵墓上筑有高大的封土堆，高“五十余丈”，约合今115米。经过两千多年的风雨侵蚀和人为破坏，现实测高度为87米。墓内情况，史书记载称：“穿三泉，下铜而致椁，宫观百官奇器珍怪徙臧满之。令匠作机弩矢，有所穿近者辄射之。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机相灌输，上具天文，下具地理。以人鱼膏为烛，度不灭者久之。”秦始皇的陵墓挖得很深，穿过了3层地下水层，用铜液浇灌，并涂以丹漆，上面再放棺椁。底下宫殿中设有文武大臣的位次，并埋藏了大量的珍奇随葬品。宫门内设有弩机暗器，以防止有人盗掘。用水银作成江河大海，或以机械转动，使之流动不息。墓室顶部用珠玉作成日月星辰，下面有山川地理。用娃娃鱼的油做灯火，想着能长久不灭。今考古勘察表明，墓室地宫筑有宫墙，墙周有斜坡门道，地宫平面近似方形，面积为18万平方米，中心点深可能在23米到30米之间。

    陵园城垣有内、外之分，均为南北长、东西窄的竖长方形，两城组成一“回”字。内城周长3870米，占地78万多平方米，南、西、东面各1门，北边2门，均筑门阙，城垣转角处筑有角楼。外城周长6210米，占地203万多平方米，四面各有1门，均筑门阙。秦始皇陵位于内城南部。以秦陵封土堆为中心，四周分布着大量的历史文化遗存。目前在秦始皇陵区范围内已发现大型地面建筑遗址十多处，陪葬坑、陪葬墓等各类遗址600多座，出土重要文物5万多件。

    秦陵的防水设施也是很完善的，除了防洪堤以外，在建筑物四周的地面上有用石子瓦片铺成的散水，使房上的水滴到散水上。在城内用陶制的圆水道将城内的积水引出城外，并用五角水道再向北引出去。在建筑物院内还挖有渗井，吸收积水，是一套完整的防水工程，细密而又科学。管道全埋在地下，地面上看不到痕迹。

    根据“事死如事生”的思想，秦始皇陵附近筑有寝殿和便殿，这是供墓主灵魂日常起居饮食及休息闲宴的处所。在秦始皇陵封土以北的内城垣内，考古工作者发现多处建筑遗址，其中北距封土40米处的方形建筑遗址，人们一般认为即当时寝殿遗址，而由此再向北75米处的另一建筑遗址，则被认作便殿遗址。

    在陵园内外城西垣之间，考古发现有3组建筑遗址，据出土器物并参照汉代有关资料分析，人们一般认为这里便是园寺吏舍——主要应是掌握陵寝日常祭祀的食官的寺舍。

    按照古代的葬俗和葬仪制度，秦始皇陵建有大量的陪葬坑。现已发现的主要有：（1）铜车马坑；（2）马厩坑，共发现两处，一在陵东侧上焦村一带，西距陵园外城东墙300米，疑为象征宫廷厩苑的地下马厩，二在内、外城西垣之间的南半部分，为一平面曲尺形的大型马厩坑，内有密集排列的马骨和大型陶俑；（3）珍禽异兽坑，位于陵园内外城西垣之间的西门大道南侧，共31座，分作南北向的3行排列，疑为模拟地上园囿以供死者灵魂游猎之用；（4）兵马俑坑。

    秦始皇陵还有许多陪葬墓。经考古调查及发掘，可知这些墓主要分布在：内外城垣北部；内、外西城垣之间；外城垣的东侧。从已发掘的外城东上焦村陪葬墓来看，葬者可能是被杀之秦始皇诸公子及公主。其他陪葬墓的情况尚不清楚，有待于进一步的考古发掘。在秦始皇陵西南约1.5公里处，考古工作者还发现两处修陵人的墓地。这一发现，进一步证实了文献记载的秦王朝征调数十万刑徒修建陵墓的历史事实。

    另外，今天仍可见到的与秦始皇陵园相关的遗存还有：陵园南骊山脚下的防洪堤遗址，外城垣西侧北端的石料加工场遗址，陵园以北的鱼池遗址。最近两年中，在秦陵的东南角，还出土了百戏俑、石铠甲及秦代铜鼎。

    秦始皇陵园是保存至今的规模最大的古代帝王陵园。尽管它的创造过程中充满了暴虐与苦难，但它毕竟给陕西大地留下了一笔巨大的文化财富，是陕西历史的骄傲。1987年12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已将秦始皇陵列入“世界遗产”保护目录。

    兵马俑奇迹1974年3月29日，临潼县西杨村农民杨志发等在打井时发现秦俑，随后又发现了青铜弩机和整束的铜镞。当时县文化馆负责文物管理工作的赵康民负责了发现秦俑的修复工作。这个消息是被新华社记者蔺安稳报道的。当时任副总理的李先念亲笔批示国家文物局迅速采取措施，妥善保护文物。不久，陕西省组成了秦俑考古发掘队，进驻发掘工地，揭开了考古史上光辉灿烂的新篇章。

    秦兵马俑集中埋在3个大小不等的陪葬坑内。按照发现的时间顺序编为一、二、三号坑。

    （1）一号坑

    一号坑平面呈长方形，东西长230米，南北宽62米，距地表深4.5～6.5米。其东端为一南北向的长廊，排列着身着战袍面东而立的武士俑，每排68人，共计204人，组成方阵的前锋。坑的南北过道内分别站有一列面向外的武士俑，组成方阵的侧翼。坑的西端也是一个南北向的长廊，并排有武士俑，其中一列面西站立，组成方阵的后卫。坑的中间，排列有38路车、步相间面东的纵队，组成军阵的主体。武士俑有的身着战袍，有的身着铠甲。他们中间配备有战车，车后有驭手一件，车士两件。车后是随车的步兵。应该说明的是，在秦朝，步兵已逐步从车兵中分出，成为一个重要的独立兵种。这个大型军阵有精锐的前锋，强悍的主力，灵活的侧翼，队形严密整齐，战术上具有排山倒海的气势。

    （2）二号坑

    在一号坑东端北20米处，是二号坑，平面呈曲尺型，东西最长约124米，南北最宽约98米，深约5米。此坑分为4个小阵，坑的东部排列着弩兵方阵，其东西两侧，各列立射武士俑，南北两端各有3列立射武士俑，共计172件。立姿射俑是弩兵的一种，他们被布置在弩兵方阵的四周。弩兵方阵中部是面向东的4个纵队，每队两列，每列20尊，共计160件跪射俑。

    在此方阵后部的南侧，排列着8列车兵，每列8乘战车，共计64乘战车，组成了阵容庞大的车兵方阵。每乘车后，仅3件武士俑，没有步兵。车兵方阵以北，是另一种车兵组成的方阵，共3列，每列6乘战车，战车后除3名车士外，又跟8～36名车卒，另有少量的骑兵和步兵。挨着这个方阵的是由车兵与骑兵组成的矩形方阵，它们分别排列在3个过洞中，每个过洞前是两乘战车，后面是8队骑兵，每队4列，骑士作牵马状。

    前面的步兵方阵，被安排于全阵的左前方，形成古代军阵部署中的角。中间的众多车兵，可以立即组成大排面的防守或冲击队行，进行战斗。骑兵的后侧部位便于出击。二号坑军阵具有“摧坚取锐”的战术作用，具有机动灵活的战术特点。

    （3）三号坑

    二号坑以西120米，一号坑西端北侧25米处，是三号坑所在。此坑平面呈凹字型，东边有一条长11.2米、宽3.7米的斜坡门道。门后面是车马房，有战车1辆，战车上有4件陶俑，中间御手俑和军吏俑呈一前一后排列，其余两件车士俑位于左右两侧。车马两侧各有一东西向厢房，即南厢房和北厢房。

    南厢房由前廊、过厅、前室、后室4部分构成，为军事将领研究和制订作战方案的议事厅。正厅是军幕内进行祭祀、祈祷的场所。三号坑是秦俑3个坑的指挥部，即“军幕”。

    （4）秦俑坑的兵器

    秦始皇陵兵马俑坑中发现的秦代兵器，已远远不止5种，而是10多种。如果按照兵器的种类来分，有长兵器、短兵器、远射兵器及礼兵器。远射兵器有弓、弩、镞，礼兵器有殳、钺，长兵器有戈、矛、戟、铍，短兵器有剑、吴钩（弯刀）等。这些兵器都是青铜制作的实战兵器，近来还发现少量铁剑和铁铤铜镞。铁铤铜镞即箭头为铜的，箭头后面的一小段杆是铁的。剑就是人们常说的宝剑。戈是一种头部弯曲、双面有刃的兵器，适用于向里钩杀和向外格杀，杆长3米多。戟是头部弯曲、带柄的长兵器。秦俑坑中兵器以箭为最多，长70厘米左右。还有弩，弩机是青铜的，有望山（就是瞄准器）、悬刀（发射时的扳机）。殳是一种圆柱状、尖端为三棱形的礼兵器，既可击打，又可直刺。殳与钺实际上是礼兵器，都是权威的象征。

    秦俑一号坑中的兵器配备，大体上是前锋、左右翼和后卫以弓弩为主，前锋第一排的两头还配有弯刀，主体部队中，则戈、矛、剑、戟、弓都有。在二号坑，前端的步兵方阵中是弓箭手，中间是呈跪姿射箭的武士，四周是呈立姿射箭的武士。

    秦俑坑中出土的兵器种类多，数量大，秦俑三个坑，目前才发掘了约1/5，已出土兵器数万件。更重要的是，在迄今为止的秦代及秦代前后考古发现中，它是秦代军队兵器配置系列化方面最完整的。

    （5）形象生动的艺术雕塑

    秦俑雕塑的基本特点是大、多、精、美，而艺术手法则突出体现了写实原则。

    陶俑中大体有3种军人，即武将、军吏和士卒。武将的职位较高，权力较大，因此被塑造得深沉、果敢、坚毅、严峻和老谋深算。军吏们一般具有严肃、坚定、恭谨的形象。众多的士卒则表现出多种多样的神态，表情中流露出哀怨、凄苦、苦闷和不安的心态，也有些表现出干练坚决，勇敢向前的决心。

    （6）秦佣的发髻

    秦人对头发、须眉非常重视，斩人发髻和拔人须眉都要被判刑。从秦俑的发型可以看出秦人对头发的重视和考究，头发梳理得整整齐齐，发髻有圆髻和扁髻，各自有各种不同的形状，发辫也是各式各样，真实地反映了秦人的生活。

    六、褒斜栈道和摩崖石刻

    褒斜栈道西汉时期连接关中和汉中、巴蜀的道路主要有4条，即子午道、褒斜道、故道、阴平道。其中离关中最近和最受重视的是褒斜道，它南起褒城县的褒谷，北至眉县的斜谷，全长约250公里。

    褒斜栈道历史悠久，早在商周时代，当巴蜀人追随武王伐纣，周幽王出袭褒国时，就走这条道路。到战国时期，秦惠王为了出兵伐蜀，在峰峦叠嶂的山地凿石架木，修筑栈道，褒斜道就成为南北交通的要冲。

    楚汉相争之际，汉王刘邦就国，行至褒中，接受张良建议，烧绝栈道，示意不再返回关中，借以麻痹项羽，褒斜栈道暂时封闭。不久，韩信又有“明修栈道，暗渡陈仓”之举。到汉武帝时期，曾对褒斜道进行大规模的修筑，主要为了满足向京师输送粮食的需要。御史大夫张汤了解到褒水可通沔水（即汉江），斜水可通渭河，漕运从南阳上溯沔水入褒水，褒水与斜水间约百里陆路，用车转运，再由斜水通渭，就可把东方的粮食源源不断地运抵京师长安。于是，武帝任命张汤的儿子张印为汉中太守，发动几万人在褒斜道上疏浚开凿，但因水流湍急，无法行船，漕运的设想终于落空。不过，陆路交通却从此畅通无阻，出现了“栈道千里，无所不通”的局面。

    在褒斜道上，不少地段是悬崖峭壁，工匠在崖壁上凿孔，架设横木，上铺木板，钳钉加固，造成栈道。闻名遐迩的穿山隧道石门更是惊人的杰作。石门位于褒斜道的南端，距褒谷山仅7里，此间横亘着险峻陡峭的七盘山。为了打通这段路障，东汉明帝诏令汉中太守鄐君（失名）在公元63年到66年动员民力凿道。石门全长15.75米，平均高度3.6米，平均宽度4.15米，这是世界上最早的人工隧道。石门的建成，使人们不再攀缘于艰难曲折的迂回小道，大大方便了人和车马的往来。

    石门十三品石门不仅用于交通运输，而且在内壁及南北5公里的山崖上布满了由汉到宋着名官员和文人学士的墨迹石刻。这当中最负盛名的是所谓“汉魏十三品”，为历代考古家、书法家所推崇，誉满海内外。现将十三品中明确记为汉代或传说为汉代的作品依次介绍如下：

    （1）《石门碑》。高100厘米，宽47厘米，原竖在石门北口外。隶书“石门”二字浑朴沈雄，字径37厘米，无年月及书者姓名。《陕西通志》载，相传碑建于永平四年（公元61年）。

    （2）《鄐君开通褒斜道碑》。原刻在石门洞南山崖上，一般呼作“大开通”。高142厘米，宽288厘米。汉明帝永平九年（公元66年）刻。书16行，每行6至11字不等，字径11厘米，字体介于篆书和隶书之间，甚方正，但长短广狭不一。内容记述汉中太守鄐君率众开通褒斜道的情况。

    （3）《李君表》。汉顺帝永建元年（公元126年）刻，另一说为汉桓帝永寿元年（公元155年）刻。原在石门洞北口外西壁，高75厘米，宽44厘米，隶书7行，每行8至10字不等，内容是颂扬李寓修褒斜道的功绩。该碑千余年为泥沙所封闭，无人知晓，故不见着录，至清同治时方被发现。

    （4）《石门颂》。汉桓帝建和二年（公元148年）刻。原在石门洞内西壁，通高261厘米，宽205厘米，隶书21行，每行30字左右不等。上连一额，额题双行：“故司隶校尉犍为杨君颂”。该碑的书法最为书坛所推崇，其用笔放纵、洒脱劲挺，是汉隶的杰作，是研究我国书法艺术和古代交通史的瑰宝，驰名中外。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曾根据《石门颂》拓片影印出版字帖，供世人观赏学习。

    （5）《杨淮杨弼表纪》。汉灵帝熹平二年（公元173年）刻。原在石门洞内西壁《石门颂》左侧。高216厘米，上宽67厘米，下宽50厘米，隶书7行，每行26字左右不等。原来四川犍为人卞玉见到《石门颂》摩崖歌颂同乡杨涣开凿之功，有所感触，便把杨氏后人杨淮、杨弼兄弟二人官职、政绩追述刻石，以示杨氏功德泽及后裔之盛事，故名《杨淮杨弼表纪》。

    （6）《玉盆》摩崖。原在石门南褒河水中一巨石上。此石中凹似盆，色白如玉，故名“白玉盆”。右行横刻隶书“玉盆”2字，高63厘米，宽103厘米，无年月，无姓名，传为汉刻。该石刻因受水流冲击，字迹逐渐模糊。南宋庆元间，有人重刻竖书“玉盆”2大字于其侧，绍定初，曹济之等又在重刻石右上方竖刻“玉盆”2小字。

    （7）《石虎》摩崖。传为西汉时刻。原来在石门南，河东店北约半里处，山峰有石形如虎，峰下河边有摩崖石刻隶书“石虎”二字，字径30厘米，旁刻“郑子真书”4字。郑子真名朴，西汉成帝时人，家居褒谷口，隐居不仕，常于此处垂钓，因三却元舅大将军王凤礼聘而名动京师，人称“谷口先生”。

    七、陕北东汉画像石及杨家湾彩绘陶俑

    陕北画像石画像石是一种石刻装饰画，表现形式为阳刻块面、阴刻线、阳刻线等，主要用来装饰祠堂或墓室。画像石开始见于西汉晚期，东汉大盛。因为它是汉代绘画艺术的最主要形式，故被称为“汉画”。

    1953年以来，陕北绥德、米脂一带，先后出土了几百块东汉画像石，在陕西省历史博物馆就陈列着具有代表性的作品30多种，年代大约为一世纪左右。陕北东汉画像石，题材广泛，内容大致分为：（1）反映人民劳动生活的画像。如有“二牛抬杠”画像和一牛拉犁，一人扶犁，一人在后边播种的画像；也有拾粪的画像；还有“谷物图”、“收割图”和“放牧图”。图中谷颗茁壮，禾穗丰硕下垂，农夫手持镰刀收割。牧人扬鞭驱赶成群牛马羊，以及宰杀牛羊、烤羊肉串、吊水、烧火煮饭等，情景逼真，充分显示出陕北高原的农民和牧人劳动生活的场面和特点。（2）表现上层社会生活场景的画像。如统治阶级的出行、狩猎、宴饮和楼阁建筑的画图，还有观赏击剑、角力、跳丸、投壶、六博、舞乐百戏等的活动场景。（3）表现神话传说的画像。有西王母、伏羲、女娲、玉兔、日中金乌、后羿射日、羽人神仙等神话故事。还有的在墓门上刻画着表示四方之神的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等形象。

    这批东汉画像石，工艺纯熟，风格质朴，画面生动，堪称东汉艺术的瑰宝，充分体现了无名匠人的娴熟技巧和丰富的创造力。这些画像石又是不可多得的珍贵史料，对研究汉代的农牧劳动、衣冠制度、音乐舞蹈、车舆马具、建筑艺术、神话传说以及民间的习俗等均有重要价值。

    杨家湾彩绘陶俑在汉高祖长陵墓地陪葬区内的今咸阳杨家湾，即西汉大将周勃和周亚夫葬地，1965年曾出土骑兵俑583件、步兵俑2000余件，以及大量的箭镞、驽机与车马饰件等。兵俑的塑造，采用了直线与曲线并用的手法，刚柔相济，姿态规整。马俑在继承秦兵马俑写实风格的基础上，综合运用了概括、夸张、重点突出的艺术处理手法，在造型上骑马俑的形象极为准确而生动。马的造型，则突出头部的塑造，从竖起的耳朵到张开的嘴巴，各个精雕细刻的局部协调地统一在一个很有生气的马头中。大马俑是3000兵马俑中的主力军，在造型手法上多用方的和有棱角的硬折线，使其具有强烈的力度感。而小马俑则用圆弧线，使其生动活泼。马俑分别埋在东一坑、二坑和西一坑、二坑及三坑中，与步兵方队的关系是步兵在前，骑兵在后，前低后高，有千军万马滚滚而来的气势，再加上绚丽的彩绘，构成了极为壮观的军阵画面，使人对西汉建立的骑兵有了一个形象的认识。3000兵马俑的彩绘又弥补了造型上的不足，用色彩表现丰富的形象，形、色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相得益彰，从而充分表现了兵马俑的面貌和衣着，使其生动、真实，富有艺术感染力，成为我国古代形式美和形与色彩完美结合的艺术珍品。这一传统造型、彩绘工艺，至今仍被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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