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鲁与汉中五斗米道政权
张氏家世背景东汉末年的农民大起义，带有明显的宗教色彩。史称：“熹平中，妖贼大起，三辅有骆曜。光和中，东方有张角，汉中有张修。骆曜教民缅匿法，角为太平道，修为五斗米道。”骆曜缅匿法因史失其载，详情已不得而知，张角兄弟以太平道组织的黄巾大起义为众所熟知，但川陕地区的五斗米道政权则更具有自己的特色。
道教形成于汉代，既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又有着复杂的思想渊源，可谓“道家之术，杂而多端”：先秦以来的神仙思想，道家学说，传统的鬼神祭祀，谶纬，占卜、禁咒等巫术，都是它的源头之一。原始道教中影响深远的五斗米道，一般认为创自于张陵。《三国志》谓：“张鲁，字公祺，沛国丰人也。祖父陵，客蜀，学道鹄鸣山中，造作道书，以惑百姓。从受道者出五斗米，故世号‘米贼’。陵死，子衡行其道，衡死，鲁复行之。”据此，张陵、张衡、张鲁祖孙三代俱创教、传教于四川地区，但其原籍却是江苏人（丰为今江苏丰县）。正史所载三张生平较为简略，而道教文献和笔记野史中关于他们却有不少记载。根据《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卷18、葛洪《神仙记》、《酉阳杂俎》、《癸巳存稿》卷13引《女仙传》、《云笈七签》卷28、《舆地纪胜》卷146引《元丰九域志》、《三洞群仙录》引《仙传拾遗》等记述，张陵（34—156）为西汉开国功臣留侯张良的八世孙。张良生平世人知之甚详，照司马迁的记载，张良（？—前186）字子房，其先本为韩国公族，相传系城父（今安徽亳州市东南）人，其祖父开地、父亲平相韩五世。秦始皇统一全国灭韩后，张良“弟死不葬，悉以家财求客刺秦王，为韩报仇”。后与力士用大铁椎狙击秦始皇于博浪沙中，行刺失败遭官府追索，不得已而变更姓名，逃亡至下邳（今江苏睢宁县北）。以后机缘巧合，从黄石公学《太公兵法》。秦末，张良在留（今江苏沛县东南）见刘邦，从此成为刘邦重要谋士。西汉开国后，张良多病，晚年表示“愿弃人间事，欲从赤松子游”，并“学辟谷，道引轻身”。按《汉天师世家》的说法，张良生张辟疆与张不疑，不疑生张典与张高……陵祖父为张纲，曾任南安太守，《华阳国志》称之为楗为太守，得仙道而升度，民间立祠纪念。张纲生桐柏真人大顺，桐柏真人生张陵。传说张陵于光武帝建武十年（34年）三月十五日生于吴地天目山，7岁读《道德经》就能达其旨，此后入太学，“于天文地理河洛图纬之书皆极其妙，通习坟典，所览无遗”，并在天目山讲学，从其学者达千余人。以后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科，明帝永平二年（59年）拜巴郡江州（今重庆市）令。久之，退隐北邙山，朝廷征为博士而不起。晚而学长生之道，得黄帝九鼎丹法。和帝永元四年（92年），与妻孙氏自河洛入蜀。顺帝时，张陵与弟子修道鹄鸣山（今四川大邑县西，即青城山东南岗），永和六年（141年）作道书24篇，自称“太清玄元”，“太上以汉安二年下二十四治应天二十四气，合二十八宿付天师张道陵奉行布化，以芝草图经历神仙为事，任采延年药饵金液丹”。并以符水咒法为人疗病，创立“天师道”。张陵以丰沛之人却能入川立教，因正史记载简略，自不免启人疑窦；而道教文献则多事铺张敷衍，其世系、行状等恐未可尽信。张陵着作传于今者，仅有敦煌卷子《老子想尔注》，内称老子为“太上老君”，文辞又多与《太平经》合，这也易引起后人妄加猜议。又世传张陵着有《峨眉山灵异记》，当系伪托之作。
张陵事迹史载本来就少，其子张衡于史书更是一笔带过。唯史载张鲁继行父祖之道，“益州刘焉以鲁为督义司马，与别部司马张修将兵击汉中太守苏固。鲁遂袭修杀之，夺其众。焉死子璋代立，以鲁不顺，尽杀鲁母家室。”以后裴松之为《三国志》作注，谓张修应该就是张衡，竟引得后世史家莫衷一是，或然或否，已难以深究。
张鲁雄据巴汉三十年据《三国志》本传及《后汉书》的所载，刘焉控制川蜀时，就已利用过五斗米道，而张鲁的母亲原系巴郡妖巫，故“张鲁母始以鬼道，又有少容，常往来焉家”。张鲁利用其家世代“天师”的特殊身份，杀张修而夺其众，已成尾大不掉之势。刘璋袭领父位后，愤而“杀鲁母及弟”；并多次派庞羲等人率军攻打张鲁，巴西一带之张鲁部众多被击破，刘璋遂命庞羲为巴西太守，专门“领兵御鲁”。
张鲁于汉末崛起，利用五斗米道起兵反汉，其初始与北方之张角以太平道发动黄巾大起义，容或有相似之处，视其为农民起义亦大体不差。但自占据汉中后，张鲁即建立了政教合一政权，逐渐转化为一股地方割据势力。史称其在汉中，沿用张修之法，人有病者，“加施净室，使病人处其中思过。又使人为奸令祭酒。祭酒主以老子五千文，使都习，号为奸令为鬼吏，主为病者请祷。请祷之法，书病人姓名，说服罪之意。作三通，其一上之天，着山上；其一埋之地；其一沉之水，谓之三官手书。使病者家出米五斗，以为常，故号五斗米师也。”张鲁不仅袭张修之法，且有增饰，如“依月令，春夏禁杀，又禁酒”。而更为重要者，张鲁“以鬼道教民，自号师君。其来学道者，初皆名鬼卒，受本道已信，号祭酒。各领部众，多者为治头大祭酒。皆教以诚信，不欺诈，有病自首其过，大都与黄巾相似。诸祭酒皆作义舍，如今之亭传，又置义米肉，悬于义舍，行路者量腹取足，若过多，鬼道辄病之。犯法者，三原，然后乃行刑。不置长吏，皆以祭酒为治，民夷便乐之。雄据巴汉垂三十年。”若以张鲁败降的建安二十年（215年）逆推，则张鲁据有汉中当在灵帝中平二年（185年）稍后，可见其起兵正与黄巾相前后。
东汉桓灵以后，天下大乱，农民起义与原始道教生成彼此交错，其间政治腐败、吏治混乱、饥疫流行、民人迁徙、佛教初兴等诸多因素都起了刺激、诱发的作用。下层小民于乱世之中无所依托，铤而走险欲以“黄天”代替“苍天”是一条出路，象张鲁那样割据一方“乱中求序”也是一条出路。张鲁在汉中的所作所为，确实反映了农民心目中原始的“均平”、“太平”思想，也确实富有社会意义，因而“民夷便乐之”，“小人昏愚，竞共事之”。至于“流移寄在其地者，不敢不奉也”，则反衬出混乱年月宗教这种有组织性团体的威慑力量。张鲁以“天师”身份雄据汉中，他既是政治首脑、偏霸之主，又是宗教领袖、精神权威，在其治下的巴汉地区，社会秩序得以恢复是事实，但也不宜作过多拔高。如后世或谓之“原始共产主义”，或谓之封建思想统治下的“沙漠中的绿洲”，则恐有溢美之嫌。
张鲁败降与五斗米道北传张鲁控制汉中与巴郡后，因境内秩序稳定，吸引了大量外地流民来归，仅关中民众经子午谷投奔汉中者即达数万家。东汉朝廷“力不能征，遂就宠鲁为镇民中郎将，领汉宁太守，通贡献而已”。曹操自赤壁战败后，留曹仁守江陵，命于禁驻襄阳，自己领残兵北还，着手扫荡北方各股残余势力。建安十六年（211年），曹操统军进入关中，迅速击败马超、韩遂，进占凉州。这样，张鲁政权的北境面临强敌窥伺，随时有覆灭的危险。
建安二十年（215年），曹操终于腾出手来，调集10万大军远征汉中。曹军由陈仓（今陕西宝鸡市附近）出散关，以名将张合率5000精兵为先锋，一路锐不可挡，直逼阳平关。消息传来，原本就缺乏坚守信念的张鲁立刻打算投降，其弟张卫执意不肯，自领数万人死守阳平关。结果，曹军长驱直入，一战即破关斩卫，张鲁遂逃奔巴中南山。处困绝之境，张鲁部下建议“悉烧宝货仓库，鲁曰：‘本欲归命国家，而意未达。今之走，避锋锐，非有恶意，宝货仓库，国家之有。’遂封藏而去。”曹操抵南郑后，闻听此事，大为赞赏，且张鲁本来就有归降之意，乃派人劝慰张鲁出降。张鲁携全家出山降曹，曹操拜其为镇南将军，封阆中侯，邑万户；张鲁的五个儿子及部下阎圃等皆封列侯，曹操还为自己的儿子彭祖（即后来的燕王曹宇）娶张鲁女为妻，双方结成儿女亲家。
投降后的张鲁被曹操“待以客礼”，极尽恩宠之事，次年死后，即葬于邺城（今河北临漳县）。张鲁以一降将而受曹操礼遇，不仅仅缘于其偏霸之主的身份，也不仅仅缘于其有“归命国家”之善举，而主要缘于其教主的特殊身份及其潜在的巨大号召力，使曹操不能不着意大加笼络。随着张鲁的归降入京，其部属、教民也大量北迁，散布于河、洛之地，五斗米道遂在中原地区流传开来。
二、诸葛亮北伐中原
《隆中对》中的北伐战略构想汉末丧乱，群雄竞起，辗转流徙或乍起乍仆者不可胜数。刘备以汉景帝子中山靖王刘胜后裔和当朝皇叔的特殊身份，早年得商人苏双、张世平等资助，得以聚徒兴兵，平黄巾后逐渐自成一系。然而，数年间，刘备因将寡兵弱而先后依附过公孙瓒、陶谦、曹操、袁绍、刘表等人。
投依荆州牧刘表时，刘备深知乱世争雄中人才的重要性，在新野一带即笼络人心、招贤聚才，一时“甚得众心”，“荆州豪杰归先主者日益多”，以至于刘表也“疑其心，阴御之”。此间，经名士徐庶、司马徽等人的推荐，刘备遂三顾草庐，诚邀号称“卧龙”、“伏龙”的诸葛亮出山，辅佐自己诛残讨贼、兴复汉室。诸葛亮（181—234），字孔明，琅邪（今山东临沂市北）人，在中国已属妇孺皆知的历史传奇人物，并因文学艺术的加工夸张而被视为智慧的化身。诸葛亮在回答刘备提出的如何兴复汉室、争衡天下问题时，留下了一段琅琅上口的着名答词，即《隆中对》或《草庐对》。通过对各股势力的分析，诸葛亮准确地预估了天下三分的趋势，建议刘备夺取荆、益，“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一旦将来“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以出秦川……诚如是，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据此可知，诸葛亮为刘备规划的近期目标是取荆、益，于鼎足三分中获其一；至于北伐中原，则属较为遥远的模糊构想，仅粗略设想了两路出师，一攻中原、一出关中的基本战略框架。
所谓六出祁山赤壁战后，天下三分之势已成。曹操北还，略定关中，进取汉中，复集中力量整顿内部。至建安廿五年（220年），操死而子丕继魏王位，遂废汉献帝自立，曹魏政权成立。刘备于赤壁战后，得到荆州之武陵、长沙、桂阳、零陵、江夏诸郡；又以诈术夺取了刘璋的益州（214年），复击斩夏侯渊，从曹军手中抢夺了汉中（219年）。正当刘备大肆扩张势力之际，从江陵北伐的关羽一军却后路被抄，孙吴派吕蒙袭夺江陵，关羽败走麦城（今湖北当阳东南）且遭擒斩。曹丕称帝的次年，刘备也于成都登基，建蜀汉政权。公元222年，刘备以替关羽报仇为名，起兵大举攻吴，却被陆逊火烧连营，大败而归。败归白帝城后，次年，刘备即在羞愤交加中死去，临终托孤于丞相诸葛亮，令其辅助后主刘禅。
刘禅即位后，诸葛亮以丞相兼领益州牧，“政事无巨细，咸决于亮”。按照自己的一贯主张，诸葛亮首先恢复了和孙吴的联盟关系。其次则全力治蜀，于行政、法令、用人、经济、文教诸方面都取得了巨大成就。再次，建兴三年（225年），诸葛亮统军分三路南征南中地区反叛的西南夷，即所谓“五月渡泸，深入不毛”。他以攻心战术，收服孟获，留下了“七纵七擒”的佳话。最后，内部既安，诸葛亮遂自建兴五年至十二年（227—234年）多次出兵北伐曹魏，直至鞠躬尽瘁、赍志而殄于军中。
关于诸葛亮北伐的次数，自古就有六出祁山之说，近代史家则有4次、5次、6次、7次诸说。此处仅据史籍所载，依6次旧说略述其作战梗概：
（1）首出祁山。建兴五年（227年），诸葛亮屯兵汉中，发布《为后帝伐魏诏》，并向后主呈着名的《前出师表》。次年春，诸葛亮率兵数万北攻祁山（今甘肃礼县东北祁山堡）。此次出兵的背景，缘于魏将孟达欲举兵叛魏投蜀，但因事机不密，被司马懿迅速扑灭。诸葛亮鉴于敌方内应已不复存在，遂不取魏延出褒中、循秦岭东下由子午谷攻长安的冒险计策，而令蜀军直进陇西，欲从坦道平取陇右。为此，他遣镇东将军赵云、扬武将军邓芝率少量疑兵据箕谷（今陕西勉县东北），自己挥军趋祁山。蜀军前锋迅速进占街亭（今甘肃庄浪东），天水、南安、安定三郡皆叛归蜀汉，关中响震，魏国朝野为之惊惧。其后，因马谡违背节制，被张合击败，街亭失守，诸葛亮遂拔西县千余家撤回汉中。
（2）围攻陈仓。蜀军一出祁山败归后，魏将曹真便估计，诸葛亮“后出必从陈仓，乃使将军郝昭、王生守陈仓，治其城”。建兴六年（228年）夏，魏与吴战而大败。诸葛亮闻“魏兵东下，关中虚弱”，乘机于当年十二月率军出散关，以数万大军围攻陈仓。守陈仓魏军虽仅有千余人，但已提前作好了准备。诸葛亮先劝降守军，未成，乃起云梯、冲车临城，又做井栏（以木石搭架，高百尺，状若井栏）下射城中，复以土丸填堑攀城，再掘地道穿城，均未能成功。蜀军昼夜急攻，长达20余日，却不能克。曹魏速派张合救援，但张氏临行前已预料：“比臣到，亮已走矣”。事实确如此，诸葛亮见顿兵坚城之下，又兼粮草已尽，即果断停止进攻，待魏援兵抵达时，早已撤离。魏将王双挥军追击，被诸葛亮设计击斩。
（3）取武都、阴平。建兴七年（229年）春，诸葛亮派部将陈式进取武都（今甘肃西和东南）、阴平（今甘肃文县西北）二郡，意在诱敌增援。待魏将郭淮带兵前来截击时，诸葛亮自己领大军急插敌后，直逼建威（今甘肃西和县），对敌形成前后夹击之势，迫使郭淮迅速退走。蜀军不战屈人之兵，遂取得了此二郡。
（4）屯军御敌。建兴八年（230年）七月，曹魏调集大军分兵三路共攻汉中：司马懿由西城（今陕西安康市西北）西进，张合自子午谷南下，曹真从斜谷（今陕西眉县西南）南进。诸葛亮统大军赴城固一带防守，又以李严之子李丰代父职为江州都督，急调李严率兵两万增援汉中。适逢大雨连绵，道路不通，双方只好各自退军。
（5）再出祁山。建兴九年（231年）二月，诸葛亮出军再围祁山，始以木牛运粮。蜀军先朝东北攻上邽（今甘肃天水市），以奇袭方式击败郭淮、费曜；旋又西进卤城（今甘肃天水与甘谷之间），亦无大获。时至六月，蜀军粮尽，诸葛亮被迫退军，魏将张合率军尾追至木门（今甘肃西县东南），被诸葛亮设伏射杀。
（6）末次出师。经上次蜀军围攻祁山后，司马懿属下谋士杜袭及督军薛悌等人，“皆言明年麦熟，亮必为寇，陇右无谷，宜及冬豫运”。但司马懿却判断：“纵其后出，不复攻城，当求野战，必在陇东，不在西也”。由于此前数战，诸葛亮均因粮草不继而难有作为，故自撤军后，即整军、劝农、积谷，又制作木牛、流马，为再次北伐作准备。建兴十二年（234年）二月，诸葛亮率兵10万出斜谷，进据武功的五丈原，与司马懿对峙于渭水之滨。次番出兵，与前几次略有不同：一是以前蜀军每次仅动用数万人，这次却“悉大众”而出，似乎志在必得；二是用兵方略不象以前那样急进急退、寻巧取胜，却直出褒斜谷，不避蜀道之难，敢于冒险；三是与敌以主力相持，意在决战，诸葛亮“以前者数出，皆以运粮不继，使己志不伸，乃分兵屯田为久驻之基，耕者杂于渭滨居民之间”。魏蜀两军对峙百余日，诸葛亮数番挑战，司马懿坚守不出。延至八月，因长期“食少事烦”，积劳成疾，诸葛亮不幸病死军中，蜀军只得退回。
几点评析自诸葛亮去世后，关于其晚年多次用兵伐魏之成败得失，历来人言言殊，迄今难有定论。首先，《三国演义》等文学作品所描写的或俗语所说的“六出祁山”，本属小说家言，自不足论。若考诸史册，真正意义上的诸葛亮北伐显然不足6次，起码前述第四次（230年）纯属防御行为，且双方有出军而无交战；而蜀军实际出祁山者也仅有建兴六年、九年这两次。所谓“六出祁山”，就其出兵次数和作战区域言，俱属名不副实。
其次，诸葛亮明知魏、蜀国力异常悬殊，为何还要连年用兵呢？换言之，北伐的战略目的究竟何在？历来史家对此多有论说，其大要则不出兴复汉室、以攻为守、蚕食雍凉三说。建安廿二年（217年），法正劝刘备规取汉中时曾说：夺取汉中后，可“广农积谷，观衅伺隙，上可以倾覆寇敌，尊奖王室，中可以蚕食雍、凉，广拓境土，下可以固守要害，为持久之计。”今之研究者，亦有人据此谓法正的上中下三策就是北伐的战略目的。但此说似乎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即法正所言，乃就取得汉中的好处立论，诸葛亮却是越境弄兵，两者有质的不同。传统所谓“兴复汉室”云云，本来就是刘备君臣长期挂在嘴上的说辞。刘备以汉室之胄自居，却又兵微将寡，一生与曹操角逐，自不是对手，与孙权较量，也无优势。当年以惊弓之鸟羁旅寄寓于刘表翼下，孔明劝其取荆州，他自称“不忍”，后人赞其重“信义”，实则“不忍”仅系“不敢”的遁词。细读史者，多能感知刘备的善于做作、虚诈与收买人心，以至赵翼也称其用人能“以性情相契”。然观刘备的作为，反复无常、朝秦暮楚之事屡见不鲜，当时已有“备数反复难养”之评，所谓“信义”、“性情相契”等，俱表象耳。天下三分尤其三国各自建立政权后，汉室之衰颓早已无可挽回，稍有才智者无不洞若观火，雄略如刘备、聪睿若诸葛亮者流，又岂能不知！此时若仍然幻想以北伐来倾覆曹魏，重建刘汉一统天下，如非书生议政、纸上谈兵，就只能是虚张声势、以进为退。不过，蜀汉政权以绍述、兴复汉室为立国的政治资本，“兴复汉室”这杆舆论宣传的大旗自然不能不扛到底。但若真以为诸葛亮北伐的真正动机在此，则未免有点小视了诸葛亮的才略。
其实，自刘备死后，蜀汉与东吴重修旧好，以两弱联合抗一强，与魏形成犄角之势，鼎立的三足谁也无法一口吞灭对方，这已是当时有识之士的共识。若单就魏蜀两国而言，史载刘备称帝时（221年），蜀国人口为户20万，口90万，至刘禅降魏时（263年），所呈送的士民簿“领户二十八万，男女口九十四万，带甲将士十万二千，吏四万人”。即蜀汉政权42年间，人口变化并不大，基本在近百万人左右。曹魏晚年户口数为66万余户，口443万多。以口数计，魏为蜀之近5倍。蜀汉亡国时军队仅有10万多，曹魏兵力当在50万人以上，亦相差悬殊。就控制版图言，魏奄有北方十二州之地，蜀汉仅据一州略多。总之，蜀汉无论版图、军力，还是人力、财力，均无法与曹魏相抗衡，故人谓“孔明起巴蜀之地，蹈一州之土，方之大国，其战士人民，盖有九分之一也”。任凭“人谋”多么重要，任凭诸葛亮才略如何超群，若欲以此实力去“兴复汉室，还于旧都”，不啻为白日梦语。此外，自刘备入川之后，蜀汉已成保据之业，而难图境外发展，古人对此多有评述。如崔浩批评陈寿赞誉诸葛亮过当，认为刘备之于诸葛亮，始有鱼水之喻，终有白帝托孤之词，备与诸葛却“不能与曹氏争天下，委弃荆州，退入巴蜀，诱夺刘璋，伪连孙氏，守穷崎岖之地，僭号边夷之间，此策之下者，可与赵他（佗）为偶。”苏洵则说：“古人取天下者，常先图所守。诸葛孔明弃荆州守西蜀，吾知其无能为也。”王夫之径称，孔明据益州，“蜀汉之保有宗社者数十年在此，而卒不能与曹氏争中原者亦在此”。确实，川蜀一盆地耳，北有蜀道、剑阁之险，左有峡江重障之阻，右为边鄙荒渺之区，坐守有余而进取颇难。纵观中国历史，从无起于、据有川蜀而能平定天下者，此前之公孙述，此后之成汉李氏、王建、孟知祥辈，即是其例。再者，当年隆中对策孔明设想的北伐，系天下有变则两路出师。诸葛亮晚年天下既无变，曹魏更趋稳定，且蜀已丧失荆州，“跨有荆、益”已成泡影，以益州之众出秦川则可，“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全无可能，这样的单腿北伐又如何能成霸业、兴汉室？
因此，诸葛亮北伐的战略目的与实际效果都显示了以攻为守的思想。《华阳国志》谓之“以弱为强，犹可自保”，即“小国之虑，在于时立功以自存”。传世的《后出师表》讲得明白：“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故知臣伐贼，才弱敌强也。然不伐贼，王业亦亡，惟坐待亡，孰与伐之？……自臣到汉中，中间期年耳，然丧赵云、阳群、马玉、阎芝、丁立、白寿、刘合、邓铜等及曲长屯将七十余人，突将无前，……此皆数十年之内所纠合四方之精锐，非一州之所有，若复数年，则损三分之二也，当何以图敌？”诚如后人所云：“夫公固全局于胸中，知魏之不可旦夕亡，而后主之不可一隅以光复也。其出师以北伐，攻也，特以为守焉耳。”因为“不如此，欲求三分，不可得也”。总之，以当时魏蜀国力、形势度之，以攻为守者或有可守，坐守待攻者守亦不能。
最后，陈寿在《诸葛亮传》中虽寄托了无限崇敬之情，仅于传末评曰：“然亮才，于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干，优于将略”。“可谓识治之良才，管、萧之亚匹矣。然连年动众，未能成功，盖应变将略，非其所长欤”！但却由此引起后世史家无穷非议，有识之如刘知几竟也在《史通》中入之于“曲笔”，至今仍有史家不值陈寿之词。其实，与诸葛亮并世及稍晚之人，大家啧啧称道孔明者，主要集中于其“善治国”、“明于治”、“政修民理”等方面，誉之为“当世伊、吕”、“管、萧亚匹”，称为“匡佐之才”、“天下奇才”、“英才”、“贤相”等；后世之人则更为推崇其“忠顺勤劳”、“忘身忧国”、“一心在国”的忠贞品性和臣子风范，至于军事方面则颂其“耕战有伍”，但其战略战术方面究竟有何特异之处，似乎并不突出。虽然诸葛亮自己十分强调奇谋的作用，一再主张“用兵之道，先定其谋，然后乃施其事”。又云：“故军以奇计为谋，以绝智为主”。虽然当时人也赞誉诸葛亮提兵数万，竟使得对手司马懿“据天下十倍之地，仗兼并之众，据牢城，拥精锐，无擒敌之意，务自保全而已”。可如果仔细检讨诸葛亮的数次出兵，首战失在用非其人，当年刘备曾称“马谡言过其实，不可大用，君其察之！”但诸葛亮却“犹谓不然”，且“深加器异”，竟不以旧将魏延、吴懿等为先锋，致街亭失陷而全军溃退。二次北伐，蜀军未出，即已被司马懿等料敌机先，战略上已失却主动，后强攻陈仓20余日，诸葛亮用尽百般手段，却对陈仓城无可奈何。取武都、阴平之役，亦不过小有斩获而已。再出祁山，因魏将司马懿与张合意见分歧，诸葛亮曾大败魏兵，却仅仅“获甲首三千”，伏杀张合已算是最大的战绩。末次出兵，魏将司马懿曾言：“亮若出武功，依山而东，诚为可忧；若西上五丈原，诸将无事矣。”结果，诸葛亮果屯于五丈原，后以无功而卒于军中。确实，正如陈寿所言，诸葛亮之所以“连年动众，未能有克”，主要缘于“所与对敌，或值人杰，加众寡不侔，攻守异体”。因此，就总体而言，诸葛亮的北伐可谓胜少败多，或局部战术有小胜而全局战略归于失败。当然，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明知不可为而强为之的精神，确实值得后人分外敬重，然其长于治国而短于将略，却也是不必讳言的事实。
三、弘农三杨与八王之乱
杨氏柄政西晋政权于太康元年（280年）平吴后，天下重归一统。伐吴时晋武帝曾下诏声称，灭吴旨在“戢兵静役，与人休息”，但揆诸实情，“戢兵”的目标算是暂时达到了，“与人休息”却成了空话。从曹魏晚年积聚起来的种种内外弊端，随着“外惧”的消失便立刻暴露了出来。首先是西晋从一开国，即错误地借鉴了曹魏禁锢诸王导致江山易手的虚假历史教训，“思改覆车”，大封宗室，且以宗王都督重镇军事，尤其豫、冀、雍凉、青徐四个地区自始至终掌握在司马氏手中。这些出镇宗王大权在身，手握重兵，“或出拥旄节，莅岳牧之荣；入践台阶，居端揆之重”，渐成尾大不掉之势，不仅不能做“磐石之宗”以“镇国卫上”，反而成了威胁皇权的急先锋。
其次，晋室君臣多系世族出身，既乏雄才大略，又无经国远图，为政则猥琐多弊，处世则苟安易足。当时臣工对此多有议论，且颇多忧虑之词，如刘毅曾当面讥刺晋武帝可方之东汉桓、灵那样的昏君。何曾亦私下与人言，武帝君臣临朝“未尝闻经国远图，唯说平生常事”，因而预感到“及身而已，后嗣其殆乎”？
最后，西晋统治者生活上迅速腐化，个个贪婪无厌，以奢侈淫逸为能事。又喜尔虞我诈、争权夺利，论士风则寡廉鲜耻，言政风则萎靡因循。晋武帝为采民女充实后宫，多次下令禁断民间婚姻，灭吴后全盘接纳孙皓宫女5000余人，后宫佳丽竟逾万人。上行而下效，大小臣僚无不优游逸乐，以豪华相尚。何曾日食万钱，其子何劭则日食两万钱；石崇与王恺的斗富，已为世人所俱知。至于王戎之卖李钻核，“积实聚钱，不知纪极。每自执牙筹，昼夜计算，恒若不足”。王衍家里之聚敛“阿堵物”，和峤之有“钱癖”，都活脱脱显露出一副副财奴的嘴脸。当时的贵族官僚、商贾士子莫不视钱如命，为了钱，可以丧尽廉耻；为了钱，可以杀人越货。故鲁褒作《钱神论》，尖刻嘲讽“洛中朱贵”对“孔方兄”的痴醉神迷，也为我们留下了西晋世风的真实写照。
正是在这样贪鄙龌龊的氛围中，西晋的一统江山变得昙花一现，迅速在内斗中走向了崩溃。太熙元年（290年）四月，晋武帝死，太子司马衷即位，是为惠帝。按武帝的临终安排，由重臣杨骏辅政。杨骏（？—291），字文长，弘农华阴人，先祖在汉朝历任高官，号称四世三公。其人早年曾任高陆令，骁骑、镇军二府司马。早在司马昭掌权时，杨骏的侄女杨艳（其父为杨文宗）因“聪慧，善书，姿质美丽，闲于女工”，而被纳为世子司马炎（即后来的晋武帝）妃，武帝即位后，即册为皇后（元皇后）。杨艳因母亲赵氏早卒，幼时由舅母抚养，稍长又依于后母段氏之家，故颇知世情冷热，为人亦大度。武帝时“甚被宠遇”，生有三子三女，即毗陵悼王司马轨、晋惠帝司马衷、秦献王司马柬及平阳、新丰、阳平公主。而杨骏的女儿杨芷，字季兰，也在咸宁二年（276年）继其堂姐之后被武帝立为皇后（悼皇后）。杨芷虽然也姿色出众且“有妇德”，也“椒房甚有宠”，可惜子嗣不旺，仅生一子，又“早薨，遂无子”。杨家有两女均为武帝皇后，自然倍受恩宠。杨骏遂“以后父超居重任”，由镇军将军升为车骑将军，封临晋侯。史称晋武“帝自太康以后，天下无事，不复留心万机，惟耽酒色，始宠后党。”杨骏与其弟杨珧、杨济把持要职，势倾天下，时人有“三杨”之号。
杨骏的为人，当时就有人称其“小器，不可以任社稷之重”。武帝末年，杨骏已是权势熏灼，专权好利。武帝病危时，原来的开国佐命功臣凋谢已尽，一时竟无合适的顾命大臣人选，举朝不免为之惶惑不安，计无所出。据说，杨骏趁机“尽斥群公”，自己亲侍左右，然后“改易公卿，树其心腹”。武帝偶有察觉，曾面斥杨骏，并诏命中书省以汝南王亮与杨骏“夹辅王室”。杨骏“恐失权宠”，竟然到中书省查看诏书，顺手牵羊将诏书藏匿了起来，中书监华廙大为恐慌，亲身前往索要，杨骏就是不给。转眼间，武帝已到弥留之际，悼皇后奏请由其父杨骏辅政，武帝点头认可。随后所拟之遗诏，除颂赞虚词外，在杨骏原官衔侍中、车骑将军、行太子太保、领前将军基础上，又擢补为太尉、太子太傅、假节都督中外诸军事、侍中、录尚书，领前将军如故，即以杨骏“正位上台，拟迹阿衡”。惠帝即位后，杨骏为确保其权位，以外甥段广、张邵担任近侍之职，又“多树亲党，皆领禁兵，于是公室怨望，天下愤然矣”。这样，杨骏在声势煊赫的表象下，已将自己置于争权而毁身灭家的火山口上。
两后党争权虽说杨骏的弄权已经引起西晋宗室的普遍不满，然而首先出头发难的却是一位女子，她就是晋惠帝的皇后贾南风。贾南风（256一300），平阳襄陵（今山西襄汾东北）人，系西晋重臣贾充之女。河东襄陵贾氏，自汉代以来“世为着姓”。自贾习以下，贾逵、贾充父子仕魏均居显官。贾充（217一282），字公闾，早年袭父爵阳里亭侯，由尚书郎累迁至汲郡典农中郎将、大将军府长史。甘露二年（257年），镇东大将军诸葛诞起兵反对专权的司马昭，次年春即被灭。在此事变中，贾充因功进爵宣阳乡侯，迁廷尉，后转中护军。景元元年（260年），魏帝曹髦鉴于司马昭专权，自己“威权日去，不胜其忿”，在说出了“司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的名言后，亲率宫中僮仆、卫士数百人去攻打司马昭。贾充即率兵在南阙抵挡魏帝，且鼓动太子舍人成济挥戈刺杀曹髦。元帝曹奂即位，贾充进封安阳乡侯，统城外诸军，加散骑常侍。由于贾充长期追随司马氏家族，而魏晋嬗代之际“军国多事”，故朝廷机密贾充“皆与筹之”。西晋开国后，他以司马氏“腹心”、“元勋”之身，封临沂侯，“深见宠异，禄赐常优于群官”。在惠帝身为太子时，武帝为儿子选妃，本意欲娶大臣卫瓘的女儿。而贾充与其妻子郭槐发动自己的亲戚、故旧，竞相游说、贿赂元皇后杨艳。元皇后被打动后，即主张娶贾充之女为太子妃。当时，晋武帝曾讲过，卫家女有五可娶而贾家女有五不可娶，即“卫家种贤而多子，美而长白；贾家种妒而少子，丑而短黑”。但元皇后铁了心要娶贾充女为儿媳，一方面自己在武帝面前“固请”，盛称贾氏“有淑德”；一方面暗地里鼓动大臣荀顗、荀勖进言贾充女之贤。最终，武帝只好决定娶贾充之女，可开始选聘的本是贾南风的妹妹贾午，但贾午比太子小一岁，年仅12岁，身材矮小得“未胜衣”。于是便改娶了比太子大两岁的贾南风，泰始八年（272年）二月辛卯，正式册拜为太子妃。
史载贾南风为人“妒忌多权诈，太子畏而惑之，嫔御罕有进幸者”。又“性酷虐，尝手杀数人，或以戟掷孕妾，子随刃堕地”。太康九年（288年），武帝得知儿媳如此暴虐，勃然大怒，准备废之，朝臣中赵粲、荀勖等人都为贾妃求情说好话。而最为可笑的是，“三杨”之一的杨珧面谏说：“陛下忘贾公闾耶”？悼皇后杨芷也对武帝云：“贾公闾有勋社稷，犹当数世宥之。贾妃是其亲女，正复妒忌之间，不足以一眚掩其大德。”由于众人的救助，贾氏女得以保全其位。然而，造化弄人，谁能想到，杨家两位皇后一个坚娶、一个力保的贾南风，两三年后即成了反噬施恩者的元凶。
晋惠帝刚登基，即尊悼皇后为皇太后，立贾南风为皇后，杨骏以太傅辅政。当年八月，惠帝册立了太子，又以卫将军杨济为太子太保，与中书监何劭、吏部尚书王戎并为太子的师、傅、保。其时，晋惠帝刚过而立，正当年富力强之时，倘若真能励精图治，未始不可做个守成之君。只可惜，武帝为他的臣民竟选了个着名的痴呆儿作主子。早在惠帝当太子时，“朝廷咸知不堪政事”，武帝心有疑惑，曾出题试他，惠帝“不能对”，贾妃请人代答，才算遮掩了过去。当了皇帝后，一次在华林园听到虾蟆叫，惠帝竟问左右的人：“此鸣者为官乎？私乎”？弄得身边的人哭笑不得，只好敷衍他说：居官地叫者为官，在私地叫则为私。等到天下荒乱，百姓饿死时，他却傻乎乎地说：没有粮吃，“何不食肉糜”！其蒙蔽痴顽如斯，怎能治理天下？这也就难怪他初居大位，就已是“政出群下，纲纪大坏，货赂公行，势位之家以贵陵物，忠贤路绝，谗邪得志，更相荐举，天下谓之互市焉。”而他的妻子贾南风却权势欲极强，且手段狠辣，遂形成以悍妇挟愚夫的阴阳倒置局面，岂有不坏乱政事之理！
杨骏借辅政之机大树私党，然其女虽尊为皇太后，毕竟当朝天子非己所出，政治上的发言权已微乎其微，故杨骏于宫中能借助的力量十分有限。贾南风则乘机伸手揽权，以族兄贾模为侍中，从舅郭彰为右卫将军，贾后母亲广成君所收的养孙贾谧亦“干预国事，权侔人主”，再加上死党赵粲、董猛、张华等群小，遂结成了一个野心勃勃的阴谋集团。这样，惠帝上台未久，朝中就形成了以皇太后和皇后各为后台的两大政治集团，双方明争暗斗愈演愈烈。
贾后之乱永平元年（291年）二月，贾南风密召镇南将军楚王玮、镇东将军淮南王允进京，由楚王与东安公繇分掌朝政。贾后充分利用了西晋宗室对杨骏的不满情绪，经短暂的密谋后，即于三月辛卯假诏称杨骏“为乱”，由楚王玮率禁军围攻杨骏府第，三杨兄弟及其党羽张劭、段广、杨邈、刘预、李斌、符俊、文淑、武茂等俱被诛灭，且“皆夷三族”。至于皇太后杨芷，过去虽曾力保贾南风，却也屡次当面诫厉贾氏，贾南风“不知后之助己，因以致恨，谓后构之于帝，忿怨弥深”。在诛除杨骏时，因内外隔塞，皇太后曾书帛以箭射往宫城外，称：“救太傅者有赏”！杨骏既死，贾南风即宣言“太后同逆”而废之，让后军将军荀悝把皇太后送往金墉城（洛阳城西北角的小城）永宁宫幽囚，次年太后即饿死于此。
铲除杨骏一党后，贾后尚不敢贸然执政，她先以威望颇高的汝南王亮为太宰，与名臣卫瓘共同辅政。楚王玮诛杨骏有功，又手握禁军，好立威刑，亮与瓘惧其难制，乃谋遣宗王归其封国，夺玮兵权。贾后即唆使楚王玮发动政变，杀此二人。事后，贾后又设计以楚王玮“矫诏擅杀”，处死楚王。至此，朝廷大权尽落贾后手中。贾后以毒辣伎俩在政坛翻云覆雨，发动政变如同儿戏，加之后党专横跋扈、骄纵不法，自然引起朝野普遍不满，当时洛阳流行的童谣谓：“南风烈烈吹黄沙，遥望鲁国郁嵯峨，前至三月灭汝家”。延至元康九年（299年）底，贾后因太子非己所生，竟废之为庶人，将太子及其三个儿子幽禁于金墉城，并杀了太子生母谢氏。次年三月，贾后矫诏杀了太子（后谥为愍怀太子）。四月，原属“贾后之党”的赵王伦在谋士孙秀策划下，乘机联合梁王彤举兵，一举废杀贾后及其党羽张华、裴頠、贾谧等数十人。
西晋自贾、杨两党争权开始引发的八王之乱，延续达十余年，兵民死伤累累，经济破坏惨烈，直接促成了晋政权的早日崩溃。所谓“帝京寡弱，狡寇凭陵，遂令神器劫迁，宗社颠覆。数十万众，并垂饵于豺狼；三十六王，咸陨身于锋刃。祸难之极，振古未闻。”正由于有这样的恶果，唐人修《晋书》时将八王合为一传，并概谓“虽由时主，然而煽其风、速其祸者，咎在八王”。自然，八王之乱的发生有着异常深刻而复杂的社会原因，至今史学界仍众说纷纭，未有定论。但有一点却是确切无疑的，即弘农三杨的专权及引发的贾后争权，显然是西晋“政乱朝危”的开端，也是八王之乱的导火线。
四、晋愍帝残喘于长安
京师失陷八王之乱混战至永兴三年（306年），以东海王越击杀成都王、河间王及毒死惠帝、拥立怀帝司马炽即位而告终结。正当司马氏宗室诸王骨肉相残打得热火朝天之际，各地流民则纷纷起义。眼看着晋室内外交困、焦头烂额，其亡已翘足可待，早已内迁的鲜卑、匈奴、羯、氐、羌各族上层人物亦陆续起兵反晋。
永兴元年（304年），匈奴左部帅刘渊起兵于左国城（今山西离石境内），有众5万，他先称大单于，继称汉王。刘渊与晋军交战屡获胜利，势力迅速壮大，四部鲜卑陆逐延、氐酋大单于征、号称“飞豹”的王弥、羯族的石勒都投奔于他，遂成各族上下共同反晋的局面。永嘉二年（308年），刘渊正式称帝，定国号为汉，迁都至平阳（今山西临汾），同时命其第四子刘聪与王弥率军进攻洛阳。当京师危急的时候，执掌西晋大权的东海王司马越竟借口讨伐石勒，于永嘉四年（310年）率大批朝臣及甲士4万人东驻于项（今河南项城南旧项城）。名将劲卒皆随东海王而去，洛阳守备寡弱，兼遇饥谨，人心涣散，这无异于拱手将京都送人。恰在同年，刘渊病死，刘聪杀其兄刘和自立为帝，继续攻击洛阳。次年，刘聪派石勒击败太尉王衍统帅的晋军10余万人，西晋宗室48王被俘；另派刘曜、王弥领兵围攻洛阳，不久洛阳失陷，晋怀帝被俘，百官士卒死亡3万余人。
司马邺流徙长安司马邺（300—317），字彦旗，晋武帝孙吴孝王晏之子，早年出继后伯父秦献王柬，袭爵秦王。308年，拜为散骑常侍、抚军将军。当洛阳倾覆时，司马邺逃出京城，避难于荥阳、密县一带，途中与舅父司空荀藩、司隶校尉荀组相遇，遂打算南逃到许、颍较安全地带。此时，行豫州刺史天水人阎鼎因母丧而屯于许昌，“乃于密县间鸠聚西州流人数千，欲还乡里”。荀藩、荀组兄弟曾与中领军华恒、河南尹华荟在密县建立行台，司徒左长史刘畴也在当地做坞主，中书郎李昕、太傅参军驺捷、刘蔚、镇军长史周顗、司马李述等人都来相聚，大家商议之后认为，既然阎鼎“少有大志，因西土人思归，欲立功乡里”，其人有才华，且手握重兵，便与抚军长史王毗、司马傅逊等决定劝荀氏兄弟依托阎鼎翼戴秦王。这时河阳令傅畅也给阎鼎写信，劝其“奉秦王过洛阳，谒拜山陵，径据长安，绥合夷晋，兴起义众，克复宗庙，雪社稷之耻。”但由于洛阳地区兵荒马乱，秦王一干人自然不敢由此西行，遂决定向西南行，绕道宛（今河南南阳市），从陕南武关去长安。
途中，刘畴等人曾企图叛逃，被阎鼎追杀。阎鼎由此而挟持秦王乘坐牛车，一路跋涉前行。路上多次遭遇山贼，边战边走，扈从士兵散亡殆尽。到达蓝田时，阎鼎立刻派人通知了雍州刺史贾匹，贾匹派州兵迎卫，这才顺利抵达长安。永嘉六年（312年）九月，阎鼎、贾匹等群臣拥立秦王，建宗庙社稷，以贾匹为征西大将军、秦州刺史，南阳王保为大司马。由于晋怀帝虽然被俘送至平阳，但毕竟还在人世，故司马邺这时只能号称皇太子。
建兴元年（313年）正旦，刘聪在平阳大会群臣，宴席上，令晋怀帝着青衣行酒，被俘的西晋旧臣见状悲愤交加，号哭不已。刘聪心中大恶，随后即杀掉怀帝及晋臣10余人。晋怀帝的死讯于当年四月才传到长安，司马邺即举哀成礼，随之即皇帝位，是为愍帝。
愍帝败亡晋愍帝即位时年仅13岁，于军国大政茫然无所知，内外事务全凭一班旧臣处理。刘聪在倾覆洛阳后心犹未足，常年派刘曜等率兵骚扰、围攻长安，关中四周烽火频燃，总是处在危疑颠沛的困境中。更要命的是，“长安城中，户不盈百，墙宇颓毁，蒿棘成林。朝廷无车马章服，唯桑版署号而已。众唯一旅，公私有车四乘，器械多缺，运馈不继。”以这样的根基，想振作以雪耻也难于登天。
建兴四年（316年），长安被长期围困，斗米值黄金2两，居民饿死大半。拖到十月，晋愍帝见城内粮尽，实在无法支撑，便开城出降，被刘曜送至平阳。次年，愍帝也未逃脱怀帝那样的命运，同样在执盏洗爵、青衣行酒后被杀，西晋亦由此宣告灭亡。
五、桓温兵败白鹿原
桓氏家世与桓温其人谯郡龙亢（今安徽怀远）桓氏，继琅邪王氏、颍川庾氏之后，与陈郡谢氏均在东晋政治舞台上声势煊赫，气焰逼人。桓家先祖史籍所载者，可远追至东汉名儒桓荣。自桓荣以下五世显赫，汉魏之际家势渐衰。西晋永嘉乱后，“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桓温的父亲桓彝也于乱世中南下渡江，在江左结交侨居的中朝元康名士，元帝、明帝两朝方在政治上显露头角。东晋初年，琅邪王氏势大，王导柄政于内，王敦跋扈于外，时有“王与马，共天下”之谓。后王敦作乱，晋明帝伐之，桓彝以散骑常侍“引参密谋”，又招聚流民帅助朝廷制敦。晋成帝咸和二年（327年）底，苏峻与祖约联合作乱，次年春打入京城。苏峻部将韩晃领兵攻宣城，桓彝以宣城太守率州兵屯于泾县御之，旋兵败遇难。
桓温（312一373），字元子，生未满周岁，温峤见之称为“英物”，其父即为取名温。史称其人“姿貌甚伟，面有七星”，以“豪爽”、“雄武”为人所称。其父为韩晃所害，而泾县令“江播预焉”。温时年15，“枕戈泣血，志在复仇”。到18岁时，江播已死，江播的3个儿子于居丧期间一直置兵刃自卫，仍被桓温全部杀掉，“时人称焉”。及长，温尚南康长公主，拜驸马都尉，袭爵万宁男，除琅邪太守，累迁徐州刺史。桓温少时与沛国刘恢友善，刘恢曾称其乃孙权、司马懿之流亚。又与庾翼私交甚笃，庾翼曾荐之于明帝曰：“桓温少有雄略，愿陛下勿以常人遇之，常婿蓄之。宜委以方召之任，托其弘济艰难之勋”。桓彝、桓温父子时，因家道不显，江东士流如谢奕、王述都曾讥称其为“老兵”。而桓温也确实无名士谈玄放诞之资，然而若着黄皮裤褶、上马舞槊几回，则不免意气自雄。故桓氏父子于东晋前期，与坐谈挥麈的士流风姿颇多不同，乘时而立事功倒是他们的主要追求。史谓桓温曾对亲僚言：“既不能流芳后世，不足复遗臭万载邪”！其性情于此可见一斑。
从建言北伐到领兵出征东晋立国江南后，南北对峙局面一直未有大的改观。然东晋享祚百年间，北伐之举却不绝如缕。祖逖的北伐早已名垂青史，其中流击楫之慷慨，忍辱负劳之精神，常令后人为之神往。嗣后庾亮、庾翼的北伐，志虽大却无成。永和元年（345年）七月，庾翼病死，桓温继任安西将军、假节都督荆司雍益梁宁六州诸军事、荆州刺史、领护南蛮校尉，握长江上游之兵权。次年，桓温率军西伐成汉，一举灭之。平蜀后，桓温的威名日盛，朝廷虽大加褒赏，进其位征西大将军、开府，封临贺郡公，但实则既惧之且忌之。
此前庾亮北伐时，朝廷曾议论纷纭，桓温则力赞北伐。349年，后赵皇帝石虎死，桓温即上疏，请朝廷议水陆之宜，意在北征。疏上而久不报，朝廷却先以褚裒、继以殷浩统兵北伐。桓温知朝廷有意仗褚、殷以抗己，大为忿恨，“虽有君臣之迹，亦相羁縻而已，八州士众资调，殆不为国家用”。结果，殷浩“经涉数年，屡战屡败，器械都尽”。桓温趁机上奏，以罪废殷浩为庶人，“自此，内外大权，一归温矣”。
殷浩既废，桓温再倡北伐，朝廷自然无法阻拦。永和十年（354年）二月，桓温率步骑4万自江陵北征，发江陵水军由襄阳入均口（今湖北均县西），遣别将自淅川趋武关以攻关中。同时命令梁州刺史司马勋出子午道，为偏师以策应之。
首次北伐的成与败桓温大军初入关中，在攻上洛（今陕西商州市）一役中，旗开得胜，俘虏了前秦荆州刺史郭敬。再攻青泥，击破秦军。此时，坐镇长安的苻健急忙派其弟苻雄与两个儿子苻苌、苻生及侄子苻菁率兵5万，赶至尧柳城愁思堆阻截晋军。四月，双方在此展开一场生死大战，苻苌亲自冲锋，为流矢所中，后竟因此而死；苻生则单马入阵，斩杀桓温部将应诞、刘泓，晋军死伤数千人。但桓温挥军力战不退，最终击散了前秦军队。蓝田这场大战，扫清了桓温进军道路上的主要障碍。苻雄战败后，已无力抵挡桓温的主力部队，只得避实就虚，转而指挥余部奔袭司马勋部，司马勋遂败退至女娲堡，后奔还汉中。
此后，桓温长驱直入，进军至灞上。苻健仅以6000老弱疲卒龟缩长安小城内，挖深沟、筑高垒以自固。桓温大军所到之处，“三辅郡县多降于温”，而“居人皆安堵复业，持牛酒迎温于路者十八九。耆老感泣曰：‘不图今日复见官军！’”这时，隐居华阴山的北海人王猛，曾披褐来见桓温，“扪虱而谈当世之务，旁若无人。温异之，问曰：吾奉天子之命，将锐卒十万，为百姓除残贼，而三秦豪杰未有至者，何也？猛曰：公不远数千里，浮入敌境，今长安咫尺，而不度霸水，百姓未知公心，所以不至。”北伐出师之初，桓温原来计划入关中后，时当小麦成熟，可以“取以为军资”。不料，前秦军从蓝田败退后，苻健令各地芟苗清野，桓温军粮无措，士众大饥，已在关中难以持久。
六月，苻雄汇集前秦各部大军，以7000铁骑为前锋，与桓温大战于白鹿原。晋军桓冲部战败，死伤万余人。延至九月，桓温鉴于战既不利，粮又匮乏，只好徙关中百姓3000余户而归。撤退至潼关时，又被苻苌击败，踉跄退回江陵。
桓温此次北征，可谓先胜后败，令人扼腕。尤其是驻军灞上时，长安近在咫尺，桓温却不渡灞水攻城，此举曾引起当时与后世人的诸多猜议。或谓桓温北伐动机原本不纯，他之所以积极出兵，旨在乘时立功以增望实，目的全在于立威定霸于江东，而并非真想收复中原。或谓温此举系持重坐观，以待敌之内部生变，图不战而取关中。或谓桓温亦有世族成见，故不值王猛所言，甚至难辨真伪，疑之为苻健的诱攻之计。凡此众说，均在疑似之间，且俱属猜测、推论之词。历史真相究竟如何，因史料欠缺，后人已无法理清。
但不管怎样，桓温北伐肯定有其内部弱点，似可断言。即就仅以军事言，桓温提4万大军北征，兵力实在算不上雄厚。蓝田、白鹿原之战，士卒已有相当损耗，兵临长安城下时，后人徒知责其不立即攻城，却很少考虑城能否攻下的问题。世人俱知苻健守长安者仅6000羸兵，却往往忽略了“退营城南”的苻苌等部，且外围还有前秦“精锐三万为游军”。因此，桓温即使马上攻长安，以他那点兵力，以长安数朝帝都之城高池深，恐结局很难预料。另外，桓温数千里伐人之国，军队后勤供应却无法解决，在一定程度上就已决定了其失败的结局。综观桓温的三次北伐，兵力单薄与粮草不济，一直是其两大致命弱点，若再加上临阵指挥的某些失误，自难免于败归。唐人修《晋书》时，将桓温与王敦同卷并列于“叛逆传”，新旧史家评论其北伐得失，自然不免据其后来专擅朝政、妄自废立而逆推此前，虽说不无道理，却终归难以服人。桓温本系集大功大勋与大奸大慝于一身的复杂人物，“政由桓氏，祭则寡人”那一套当然不值得提倡，但北伐以规复中原，毕竟总比高门名士们新亭泪流、作楚囚相对要强许多。
第二节 十六国时代的陕西割据政权
一、前赵刘曜“镇抚”关中
匈奴刘氏“千里驹”刘曜（？—329），字永明，匈奴左部帅、汉帝刘渊的族子。刘曜少孤而养于刘渊，“幼而聪慧有奇度”，8岁时，刘渊称其“此吾家千里驹也”。史载刘曜形质异于常人，“身长九尺三寸，垂手过膝，生而眉白，目有赤光，须髯不过百余根，而皆长五尺”。其人“性拓落高亮，与众不群。读书志于广览，不精思章句，善属文，工草、隶。雄武过人，铁厚一寸，射而洞之，于时号为‘神射’。尤好书，略皆暗诵，常轻侮吴、邓，而自比乐毅、萧、曹。”弱冠即游于洛阳，坐事当诛，遂逃亡于朝鲜，后遇大赦而归。知自己长相奇异，恐不容于当世，乃隐居于管涔山中，“以琴书为事”。
西晋末年，刘渊等起兵反晋，刘曜无役不从。尤其在纵横梁、陈、汝、颍大地，扫荡晋军，攻陷洛阳、长安诸战中，刘曜屡立战功。永嘉四年（310年）刘渊病死，太子刘和即位，旋为其弟刘聪所杀。刘聪为政暴虐不仁，又荒淫不理政事，至318年死，子刘粲继立。刘粲初立，即妄杀宗室、大臣，引发了靳准之乱。靳准利用所掌大权发动变乱，杀刘粲，凡刘氏男女，无少长，皆斩于东市；又发掘刘渊、刘聪坟墓以泄愤，同时遣使称藩于东晋。
匈奴汉国建立后，刘曜历任要职。刘聪时，他率兵镇守长安，为西方屏障。靳准作乱时，他任相国、都督中外诸军事，仍留镇长安，不仅手握重兵，且收纳了大批躲逃刘粲滥杀的朝廷大臣，形成了一个极具实力的军政集团。靳准之乱，为刘曜提供了一个改变自己人生命运的大好机会。
乘乱建赵靳准作乱的消息传到长安后，刘曜即领大军东出平乱，行至赤壁（时属河东郡皮氏县，今山西河津市西北赤石川），恰遇从平阳逃出的大臣呼延晏、朱纪、范隆等人。在众文武的拥戴下，刘曜于此即皇帝位，改元光初，以朱纪为司徒，呼延晏为司空，范隆以下皆官复原职。同时派征北刘雅、镇北刘策进驻汾阴（今山西万荣县西南），与前来攻靳准的石勒相呼应。
石勒于刘渊、刘聪时被任命为督山东征讨诸军事，后屡加官爵，长年活动于黄河中下游地区：歼东海王越部晋军主力，下洛阳，并杀王弥，可谓功勋赫赫。后采其汉人谋主张宾计策，弃江南而不攻，转而“北归据邺”城，全力经营河北，以此横行天下。闻靳准乱，石勒自然出兵攻靳准。刘曜称帝时，封石勒为大司马、大将军、赵公。在刘曜、石勒两军夹击下，靳准被部下所杀，众推靳明为主，送所获晋之传国六玺于刘曜，欲降于刘曜。石勒闻而怒攻平阳，靳明屡败，率平阳士女15000人归降刘曜。刘曜尽杀靳明及所有靳氏男女，率军队、降附人口返回关中。石勒攻占了平阳，也接纳了羌、羯降者10余万落，但传国六玺与皇位却毕竟为刘曜所得。从此，两人间的矛盾迅速激化。
东晋大兴二年（319年），刘曜迁都长安，修光世殿与紫光殿，立妻羊氏为皇后、子刘熙为皇太子；又大封宗室诸王，改国号为赵，史称前赵。
镇抚十载，蜷曲关中从迁都长安到战败被杀，刘曜在关中当皇帝恰好10年，旧史总评为：“曜则天资骁勇，运偶时艰。用兵则王翦之伦，好杀亦董卓之亚。而承基丑类，或有可称……而师之所处，荆棘生焉。自绝强藩，祸成劲敌，天之所厌，人事以之。”
所谓有可称者，一是政事上、军事上，刘曜有时还能听取臣下建议，采纳谏言，虽然这样的事例并不很多。二是征战之暇，也比较留心吏治，如曾亲临太学以考试选官，颇为士人称道。三是重视教育，兴儒学而倡汉化。他在长乐宫建立太学，在未央宫设小学，招收1500人，诵习儒学。
所谓好杀、师行而荆棘生者，主要指这10年烽火连天，一直征战不息，致民生凋敝而关陇残破不堪。汉魏以来，关中陇右地区聚集了大量氐、羌族人。大兴三年（320年），刘曜刚刚镇压了扶风郡（治今陕西扶风县西）、新平郡（治今陕西彬县）民众的武装反抗，其部下长水校尉尹车又结交巴氐酋豪徐库彭等谋反，刘曜怒杀尹车、徐库彭及氐族上层50余人，激起关中巴氐的全族大反抗，他们推巴氐归善王句渠知为首，“四山羌氐巴羯，应之者三十余万，关中大乱，城门昼闭”。因反抗者遍及关内，刘曜被迫采用光禄大夫游子远的“安抚”之策，并任用游子远为车骑大将军、都督雍秦征讨诸军事，平定了这次反抗事件。事后，为便于控制并充实京师，刘曜将巴氐等族20余万口强制迁徙到长安周围。随后，刘曜亲自统兵攻打陇右巴氐杨难敌，杨难敌战败退保仇池（今甘肃成县西北），而杨韬率属下万余户投降，刘曜亦将其迁至长安。
巴氐初平，东晋太宁元年（323年），陈安起兵反叛，自称秦州刺史。刘曜再次亲征陇西，陈安败死。陇上民歌唱到：“陇上壮士有陈安，躯干虽小腹中宽，爱养将士同心肝……七尺大刀奋如湍，丈八蛇矛左右盘，十荡十决无当前”。听到如此赞颂叛敌的唱词，刘曜亦不以为忤，竟令乐府习唱，倒多少流露出了一些政治上的大度。此时，金城（今甘肃兰州市）以西，俱属前凉版图，刘曜遂趁势西征前凉。前凉政权奠基于安定乌氏（今甘肃平凉市西北）人张轨，其子张寔、张茂相继立。张氏父子趁晋末中原大乱之机，于凉州广纳中原避乱士人，又立学校、课农桑、拔贤才，保境安民，故当时民谣称：“秦川中，血流腕，唯有凉州倚柱观”。既说明了关中的连年战乱，也反映出河西走廊社会秩序的安定。刘曜西征时，“从陇长驱至西河，戎卒二十八万五千，临河列营，百余里中，钟鼓之声，沸河动地，自古军旅之盛，未有斯比”。但张茂深知刘曜大军并不能持久，也知刘曜并非真欲吞灭凉州，而不过是趁灭陈安之势耀武扬威，虚声恫吓而已。于是，他明智地遣使向刘曜称藩，并献上牛羊珍宝；刘曜则借势封张茂为凉王，随即班师东归。
西境征抚完毕，刘曜便将目光转向了东方。石勒自平靳准之乱与刘曜闹翻后，于319年就自称赵王，随后控制了豫、鲁大地，势力更盛。325年，石勒遣将石他自晋北袭击上郡（治今陕西韩城市南），俘北羌3000余落，掠马牛羊百万余头。刘曜闻之大怒，派中山王刘岳先行追击，自己率大军为后继。刘岳追上石他，临阵斩之，尽夺所虏。随后，刘曜与刘岳围攻洛阳，与石勒部将石生、石虎连番大战。结果，刘岳被围于石梁（今河南洛阳市东洛河北岸），内外断绝，后被俘虏。刘曜驻军于洛阳近郊的金谷，却夜中无故惊营，士卒奔溃；退屯渑池，再次惊溃。刘曜无奈之下素服大哭，败回长安，竟愤而发病。328年，石勒再派石虎领兵4万西攻刘曜，河东应之者50余县。刘曜悉起精锐，水陆并进，与石虎大战于高侯（今山西闻喜境内），阵斩石虎部将石瞻，“枕尸二百余里，收其资仗亿计”。获胜后，刘曜既未乘势进攻石勒的根据地襄国（今河北邢台市），也不以重兵扼守战略要地成皋关（今河南荥阳西北），却出下策进围金墉城，且在关键时刻贪于饮博，不恤士卒，遂埋下了败亡的祸根。
是年十二月，石勒集中步骑87000人，卷甲潜行，由巩县直趋洛阳。刘曜闻石勒亲来，撤金墉之围，于洛阳西边南北列阵十余里。石勒派石虎引步兵3万，石堪、石聪率精骑8000，而自统中军主力，分路出城夹击刘曜。此战，刘曜大败，全军被斩首5万余级。刘曜自己因战前饮酒过多，昏醉退却时马陷石渠，坠落于冰上，身被十余疮，为石堪所俘，不久被杀。
刘曜战败被杀的次年，其子刘熙、刘胤等弃长安而逃往上邽（今甘肃天水市）。不久，被尾追而来的石虎攻破，刘氏兄弟及公卿将相被杀者3000余人，前赵即告灭亡。
刘曜曾以勇而善战着称，政治方面也略有可称道者，且汉化程度甚深。然生活上仍是匈奴的老一套，贪酒好色，妻其后母，而民族畛域则尤为突出。难怪后世史家要讥其仅学得汉人文化的皮毛，于精髓实质却未得要领，更谈不上灵活运用。其在位10年，整天忙于东征西讨，却仅能蜷曲关中一隅之地，统一黄河中下游都做不到，更勿论统一全国，正可谓以战兴，亦以战亡。
二、王猛辅佐苻坚治秦
寒士王猛王猛（325—375），字景略，北海剧（今山东寿光市东南）人，家于魏郡（治今河南安阳市）。少时贫贱，曾以卖畚为业；但贫而好学，“博学好兵书，谨重严毅，气度雄远”。后四处云游，寻访明主，遂隐于关中华阴山，“怀佐世之志，希龙颜之主”。桓温入关中时，他与之面谈，令温大为惊异。桓温退回南方前，曾邀王猛同去，被他婉拒。前秦苻生在位时，性情刚愎而滥肆杀戮，朝野颇多怨言。此时，苻雄之子苻坚“将有大志”，闻知王猛之名，即遣其心腹吕婆楼邀猛相见。两人“一见便若平生，语及废兴大事，异符同契，若玄德之遇孔明也”。
辅佐苻坚化洽六州东晋升平元年（357年），苻坚与其兄苻法等发动政变，入宫杀掉苻生，由苻坚即位，称大秦天王，改元永兴。
苻坚既夺得帝位，即重用王猛、薛讃、权翼、吕婆楼等人，大力兴革内政，督课农桑，弘扬文教，全力治理关中地区。苻坚即位之初，王猛担任中书侍郎，参掌机要。这时，始平县（今陕西兴平市东南）一带居住的大多是“枋头西归之人，豪右纵横，劫盗充斥”，于是苻坚转任王猛为始平县令。王猛下车伊始，即“明法峻刑，澄察善恶，禁勒强豪，鞭杀一吏”。当地豪强上书告发王猛，有司劾奏，以槛车征下廷尉诏狱，苻坚亲审而当面责问王猛：“为政之体，德化为先。莅任未几，而杀戮无数，何其酷也”？王猛则回答说：“臣闻宰宁国以礼，治乱邦以法。陛下不以臣不才，任臣以剧邑，谨为明君剪除凶猾，始杀一奸，余尚万数。若以臣不能穷残尽暴，肃清轨法者，敢不甘心鼎镬，以谢孤负，酷政之刑，臣实未敢受之”。苻坚听罢，叹谓群臣曰：“王景略固是夷吾、子产之俦也”。于是，赦王猛不问，并在一年内升其职为尚书左丞、咸阳内史、京兆尹，除吏部尚书、太子詹事，再迁尚书左仆射、辅国将军，司隶校尉、加骑都尉。此年王猛仅36岁，竟岁中五迁，遂权倾内外。朝廷里的宗戚旧臣都嫉妒王猛的得宠，尚书仇腾、丞相长史席宝以谗言诋毁，引起苻坚大怒，降黜仇腾为甘松护军，席宝以白衣领长史，“尔后上下咸服，莫有敢言”。特进樊世，既是氐族大豪，又是苻秦的开国元勋，他却负气倨傲，当众侮辱王猛，并扬言要斩王猛之头悬于城门，苻坚怒而杀之。特进强德，乃苻健的妻弟，“昏酒豪横，为百姓之害，（王）猛捕而杀之，陈尸于市”。贵戚强豪被王猛一连杀了20多个，从此“百姓震肃，豪右屏气，路不拾遗，风化大行”。苻坚感叹道：“吾今始知天下之有法也”。
除摧抑豪强外，王猛还辅助苻坚广建学校，置博士传授儒经，“公卿以下子孙，并遣受业。其有学为通儒，才堪干事，清修廉直，孝悌力田者，皆旌表之。于是人思劝勉，号称多士。”苻坚、王猛以关中水旱不时，乃调发王侯以下及豪望富室仆隶3万人，仿郑国渠、白渠故事，凿山起堤开渠，引泾水灌溉卤咸之地，“百姓赖其利”。又提倡农技改良，曾以区种法教民。史载“王猛整齐风俗，政理称举，学校渐兴。灭前燕后，关陇清晏，百姓丰乐，自长安至于诸州，皆夹路树槐柳，二十里一亭，四十里一驿，旅行者取给于途，工商贸贩于道。王猛化洽六州，人移风变，百姓歌之曰：长安大街，夹树杨槐，下走朱轮，上有鸾栖，英彦云集，诲我萌黎。”
谋主谢世而大业东流在王猛的辅佐下，不仅苻坚的治绩为十六国政权中最好者之一，而且前秦国力也迅速强盛起来。370年，王猛以司徒、录尚书事身份，统帅6万大军东征，一举攻灭前燕，俘其主送于长安，追击前燕残余时，前秦军一度打到了辽东。此役，王猛“军禁严明，师无私犯。猛之未至邺也，劫盗公行，及猛之至，远近帖然，燕人安之”。王猛以功任使持节都督关东六州诸军事、车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冀州牧，留镇邺城；苻坚并进封其为清河郡侯，赏赐美妾5人、上妓12人、中妓38人，马100匹、车10乘。此后，苻坚攻仇池，降服巴氐。373年，令杨安攻蜀，克益州。376年，攻灭前凉，凉王张天锡降。同年，遣大将苻洛率10万大军攻代，俘代王拓跋什翼犍。至此，前秦基本统一了北方。
在统一北方的前一年，王猛不幸病死，临终遗言：“晋虽僻陋吴越，乃正朔相承。亲仁善邻，国之宝也。臣没之后，愿不以晋为图。鲜卑、羌虏，我之仇也，终为人患，宜渐除之，以便社稷。”旧史评述王猛为：“军国内外，万机之务，事无巨细，莫不归之。猛宰政公平，流放尸素，拔幽滞，显贤才。外修兵革，内崇儒学，劝课农桑，教以廉耻。无罪而不刑，无才而不任，庶绩咸熙，百揆时序，于是兵强国富，垂及升平，猛之力也。”正因为王猛一生呕心为苻坚谋划，恪勤恪守，故受到了苻坚的格外垂青与信任。王猛在世时，苻坚就多次将其比作是卧龙、姜尚，而且常常告诫太子苻宏、长乐公苻丕等子弟：“汝事王公，如事我也”。王猛病重时，苻坚多次到南北郊宗庙社稷亲自祈祷神灵，分派侍臣赴各处祷河岳诸祀，又大赦境内殊死以下，以祈求王猛康安。猛卒，苻坚亲临恸哭，并对太子宏痛言：“天不欲使吾平一六合邪！何夺吾王景略之速也！”然而，谁能料到，8年后，苻坚竟将王猛遗言抛至脑后，不顾群臣切谏，一意孤行地大举进攻东晋。结果，淝水一战，事势全非。不仅全军溃败，羌、羯、鲜卑俱叛，而且身死国灭，统一大业亦垂成而告功亏一篑。
三、后秦姚兴与关中佛教
羌人姚氏据关陕淝水战败后，前秦政权即告土崩瓦解，北方重新陷入分裂状态。此时代替前秦控制关陇者，乃羌人姚氏的后秦政权。
后秦的实际开创者姚弋仲（280—352），是南安赤亭（今甘肃陇县境内）羌族人。西晋永嘉之乱时，他率部众数万人东迁至榆眉（今陕西千阳县），自称护西羌校尉、雍州刺史、扶眉公。后又被迁居于清河（今河北清河县），任职于后赵政权，“屡献谠言，无所回避”，石虎甚为器重，“朝之大议，靡不参决”。及石氏败灭，姚弋仲曾一度降于东晋，被封为使持节六夷大都督督江淮诸军事、车骑大将军、大单于、高陵郡公。352年，姚弋仲死，由其第五子姚襄继统部众。357年，姚襄与前秦争夺关中，被苻坚等击败于三原，姚襄被杀，由其弟姚苌率部降于前秦。
姚弋仲有子42人，姚苌为第24子，为人善变、多权略，自少年从军，累建军功。降秦后，苻坚颇器重他，曾封之为杨武将军，历任太守、刺史等官。淝水战前，苻坚封他为龙骧将军、督益梁州诸军事，且寄予厚望地勉励说：“昔朕以龙骧建业，未尝轻以授人，卿其勉之！”等苻坚败回长安后，姚苌却叛走渭北，联合关陇各族豪贵进陷长安，并穷追苻坚至五将山（今陕西岐山县境内），俘而杀之。
东晋太元九年（384年），姚苌已自称大将军、大单于、万年秦王，改元白雀，分封百官。386年入长安后，即正式称帝，建元建初，国号大秦，史称后秦。姚苌时，因一直忙于与苻坚族孙苻登作战，内政治理只能勉为维持。至393年，姚苌病死，其长子姚兴继立。次年，姚兴击杀苻登，登太子苻崇西逃至湟中（今青海西宁市），为西秦主乞伏乾归所杀，前秦残余方才消除净尽。
姚兴的理政与崇佛姚兴（366—416），字子略，为姚苌长子，394—416年在位。前秦时，姚兴曾任太子舍人，及其父叛走渭北，他“自长安冒难奔苌，苌立为皇太子。苌出征讨，常留统后事，及镇长安，甚有威惠”。姚苌死时，他秘不发丧，先以叔父姚绪镇守安定（治今甘肃泾川县北），以另一叔父姚硕德镇阴密（今甘肃灵台县西北），以弟姚崇守长安，各方布置妥当并击退苻登后，才发丧行服，于槐里（今陕西兴平市西）即位，大赦境内。
姚兴在位的22年间，是后秦最强盛的时期，姚兴本人也算是十六国政权君主中较有才能者之一。军事上，姚兴扫灭了苻登，降服西秦乞伏乾归，攻后凉吕隆，迁吕隆至长安，西平的秃发利鹿孤、张掖的沮渠蒙逊、敦煌李玄盛都遣使归降，陇右河西尽归后秦势力范围。又出兵占河东、取洛阳，逼蜀中谯纵称藩，一时声威大震。政治上，姚兴能“留心政事，包容广纳，一言之善，咸见礼异。京兆杜瑾、冯翊吉默、始平周宝等上陈时事，皆擢处美官”。也还重视人才，曾“令郡国各岁贡清行、孝廉一人”，常命百僚荐举殊才异行之士，以备采择。于吏治也甚着意，重视奖善惩恶，如弘始（399—416）时，始平太守周班、槐里县令李彤以黩货而诛；司隶校尉郭抚、扶风太守强超、长安令鱼佩、槐里令彭明、仓部郎王年等人，则因“清勤贞白”而受到诏书褒美，郭抚还增封邑100户，强超被赐爵关内侯，鱼佩等皆进位一级。同时，姚兴对军政、刑律也有若干措施。史载其“立律学于长安，召郡县散吏以授之，其通明者还之郡县，论决刑狱。若州郡县所不能决者，谳之廷尉。兴常临谘议堂听决疑狱，于时号无冤滞”。他曾下令：“刑政有不便于时者，皆除之”。兵部郎边熙立刻上奏，认为军令过于烦苛，姚兴采纳其言，“乃依孙吴誓众之法，以损益之”。
相比之下，姚兴在文化方面的建树或许还要更突出一些。还在当皇太子时，他就与太子中舍人梁喜、太子洗马范勖等“讲论经籍，不以兵难废业，时人咸化之”。即位后，姜龛、淳于歧、郭高等一批经明行修的耆儒硕德都在长安聚徒讲学，各有门徒数百人，而诸生自外地来求学者络绎不绝，数达成千上万。姚兴在听政之暇，常引姜龛等于东堂讲论道艺，错综名理。苻坚末年，凉州名儒胡辩东徙洛阳讲学，属下有弟子千余人。这时，关中青年学子竞相出关赴之请业，于是姚兴专门敕令关尉：“诸生谘访道艺，修己厉身。往来出入，勿拘常限”。有此特许，自然“学者咸劝，儒风盛焉”。
姚兴不仅重视儒学，对佛教更大力提倡，这既是出于维护其统治的需要，也与他本人“性俭约，车马无金玉之饰”，又“谦恭孝友”、“敦尚清素”的个性不无关系。前秦苻坚时，鸠摩罗什已名满天下，“四远宗仰”。苻坚曾令大将吕光统兵7万伐龟兹，迎请罗什。吕光平西域后，携罗什东返至凉州，得知苻坚败死，即乘机建立后凉政权。至姚兴击破吕隆，方护迎客居凉州17年的鸠摩罗什东至长安。罗什在后秦大受礼遇，生活安定，为弘扬佛学作出了巨大贡献。其时，姚兴常至“逍遥园，引诸沙门于澄玄堂，听鸠摩罗什演说佛经。罗什通辩夏言，寻览旧经，多有乖谬，不与胡本相应”。姚兴便与罗什、僧略、僧迁、道树、僧肇、道坦、昙顺、道恒、道流、法钦等800余人，译出经、论数十部，“凡三百余卷”。翻译时，罗什持胡本，姚兴执旧译经，两相考校，“其新文异旧者，皆会于理义……今之新经，皆罗什所译”。
姚兴如此尊崇佛教，既信佛又参与译经，自然在后秦境内引起连锁反应。借皇帝的示范作用，上行而下效：在上者，公卿权贵、富商大贾，“莫不钦附”，沙门自远道至者达5000余人，“起浮图于永贵里，立波若台于中宫，沙门坐禅者恒有千数”。在下者，则民间群起仿效，“州郡化之，事佛者十室而九矣”。佛教在关中地区，遂进入了迅猛发展的新阶段。
四、赫连勃勃与大夏政权
勃勃建夏夏政权的建立者赫连勃勃（？—425），字屈孑，系匈奴右贤王去卑的子孙，刘渊的同族人。其曾祖刘虎，刘聪称帝时以宗室身份封为楼烦公、安北将军、监鲜卑诸军事、丁零中郎将。祖父刘豹子（刘务桓），后赵石虎封之为平北将军、左贤王、丁零单于。父刘卫辰，先投靠鲜卑拓跋部，做了鲜卑首领什翼犍的女婿；后转而归附苻坚，被封为西单于，督率河西诸部，屯于代来城（今内蒙古东胜市西、杭锦旗东）。苻坚从淮南败归后，前秦大乱，刘卫辰“遂有朔方之地，控弦之士三万八千”，被姚苌封为大将军、河西王、大单于。391年，北魏拓跋珪率军攻破代来城，俘杀刘卫辰及其子弟宗党5000余人，“取其珍宝畜产名马三十余万匹，牛羊四百余万头”。
赫连勃勃是刘卫辰的第三子，其父兄被杀后，他辗转亡命投奔于后秦高平公没弈于。旧史称其“身长八尺五寸，腰带十围。性辩慧，美风仪”，没弈于遂妻之以女。以后姚兴也“见而奇之，深加礼敬，拜骁骑将军，加奉车都尉。常参军国大议，宠遇愈于勋旧”。姚兴的弟弟姚邕多次劝谏姚兴，认为赫连勃勃“奉上慢，御众残，贪暴无亲，轻为去就”，可谓天性不仁，难以亲近，若恩宠过甚，恐终为边害。姚兴却说：“勃勃有济世之才，吾方收其艺用，与之共平天下，有何不可？”竟封之为安远将军、阳川侯，让他帮助没弈于镇守高平（今宁夏固原市），并以三城（今陕西延安市）、朔方（治今内蒙乌特拉前旗）杂夷及其父刘卫辰残部3万人归他指挥。不久，姚兴又以勃勃为持节、安北将军、五原公，配以三交五部鲜卑及杂虏二万余落，使之镇守朔方。
晋义熙二年（406年），勃勃假装游猎高平川，率部袭杀了岳父没弈于且兼并其部众。次年，他自称天王、大单于，建元龙升，大赦境内，署置百官。他自认为匈奴是夏后氏苗裔，故取国号为大夏。又认为匈奴随母姓而姓刘，甚不合礼制，帝王乃“继天为子，是为徽赫，实与天连，今改姓曰赫连氏，庶协皇天之意”。此即赫连氏的由来，但实际上仅皇室正统才姓赫连，支庶皆以铁伐（意谓“刚锐如铁，皆堪伐人”，即《魏书》上之铁弗）为氏。
勃勃称王建号后，即连年攻扰后秦北境。其属下多进言称：“陛下将欲经营宇内，南取长安，宜先固根本，使人心有所凭系，然后大业可成。高平险固，山川沃饶，可以都也”。而勃勃则胸有成竹地回答说：“卿徒知其一，未知其二。吾大业草创，众旅未多，姚兴亦一时之雄，关中未可图也。且其诸镇用命，我若专固一城，彼必并力于我，众非其敌，亡可立待。吾以云骑风驰，出其不意，救前则击其后，救后则击其前，使彼疲于奔命，我则游食自若，不及十年，岭北、河东，尽我有也。待姚兴死后，徐取长安。姚泓，凡弱小儿，擒之方略，已在吾计中矣。”用这种以骑兵抄掠为主的游击骚扰战术，勃勃竟令姚兴穷于应付而苦不堪言，也就蚕食攻占了后秦大片国土。
统万城及其遗址经过几年的角逐，三城、高平以北的后秦驻军，大多被驱逐南缩，勃勃则陆续在各地设置守宰，其控制区域也渐趋稳定。随着形势的变化，勃勃自然要改变游徙不定的旧习惯。413年，勃勃以叱干阿利领将作大匠，征发夷夏10万人营建都城。出于防范北魏争夺河西的军事需要，他将都城选址于朔方水北、黑水之南。勃勃自称“朕方统一天下，君临万邦”，故命名曰统万。统万城之四门，“东曰招魏，南曰朝宋，西曰服凉，北曰平朔”，这样的命名，充分反映了勃勃一统万邦的雄心。主持筑城的叱干阿利，“性尤工巧，然残忍刻薄，乃蒸土筑城，锥入一寸，即杀作者，而并筑之”，故其城墙坚固异常。
东晋义熙十二年（416年），后秦姚兴死，子姚泓立。不久，东晋权臣刘裕北伐。晋军自淮水、淝水分路北进，迅速攻占洛阳。时后秦上层发生内讧，刘裕军队得以顺利抢占了潼关，于次年攻破长安，姚泓出降后，被送至建康杀掉，后秦灭亡。克长安后，刘裕留其子刘义真守长安，自己带大军匆匆南返去夺东晋帝位。乘关中无主之际，勃勃率军分三路南下：一路东屯潼关，扼守要塞；一路南断商洛，防御东晋；自己亲率主力，直扑长安。很快，刘义真被逼撤离长安，其部队被勃勃一路追击歼灭，刘义真单骑逃至洛阳。418年，勃勃进占长安，即称皇帝于灞上。接着，他在长安置南台，以统万城为北京，留太子赫连璝守长安，自己仍返回统万城。
425年，赫连勃勃死，其第三子赫连昌继立。次年，北魏攻占长安。427年，北魏太武帝又攻破统万城，在此置统万镇。赫连昌先逃到安定，继奔秦州（今甘肃天水市），仍被追击的魏军擒获。勃勃第五子赫连定继称皇帝于平凉，并于431年灭西秦，因受北魏军威逼，该年率众渡河，拟袭击沮渠蒙逊而夺其地以自存，却在半渡时为吐谷浑击败，赫连定被俘，大夏灭亡，匈奴族在历史舞台上的最后一幕宣告结束。
统万城旧址位于陕西靖边县红墩界镇最北边的下城子（白城子），处于陕西与内蒙古交界处的无定河东北岸，南距靖边县城55公里，东距榆林市约120公里，北距内蒙乌审旗90公里，今天已完全遮掩在一望无垠的沙漠里。北魏先在此置统万镇，孝文帝太和（477—499）以后直至唐代，为夏州治所，唐末曾为定难军节度使治所。唐代时，党项羌之平夏部落长年活动于此，其首领自拓跋思恭以下，名义上多臣属或依附于中原政权，实际却保持半独立地位。北宋太宗时，迁其首领李继捧及宗亲入京，李继迁却起兵反宋，是为西夏政权之发端。宋太宗以“夏州深在沙漠，本奸雄窃据之地”，遂于淳化五年（994年）下诏毁其城。1038年元昊称帝后，仍以其地为夏州。1227年蒙古灭西夏后，城废，所在地不明。
当年勃勃筑城时，那里还是水草丰美的广阔草原。随着岁月的流逝和沙漠的侵蚀，到清道光廿五年（1845年）榆林知府徐松命怀远县（今陕西横山县）知县何丙勋确查统万城址时，该地西南沙丘绵延，东北已成浩瀚沙漠。何丙勋勘查时，当地尚“有土城，周围三重，俱用土筑”，头、二道城但余瓦砾，却仍留有城墙、鼓楼基址、高五六丈的白土墩若干、高十余丈可登眺的钟楼、宫殿基址等。今天仍能看出内城和二道城的痕迹，内城基本完整，略呈长方形，城垣高达10米，四周有俗称的转角楼，最高可达30米，城内钟、鼓楼夯土建筑遗迹历历可观。外城仅留有500余米的残垣，南面与西南面保存稍完好。清代学者顾祖禹曾描绘夏州城，“高十仞，基厚三十步，广十步，宫墙高五仞，其坚可以砺刀斧”。何丙勋也报告说，几十个与城连接的土墩台“坚硬如石”。由城墙构筑的高大坚实及绕城墩台数量之多、之高、之坚，我们就不难想象，当年统万城的防御体系该是多么严密、完整！
第三节 南北对峙局面下的陕西
一、卢水胡盖吴起义
起义背景自前秦瓦解后的半个多世纪时间里，关东、关陇、河西走廊出现了12个相互混战的地方割据政权，中国北方顿呈四分五裂状态。拓跋鲜卑复国后迅速崛起，至439年灭北凉基本统一北方。由此而迄隋的统一，基本维持着南北抗衡的对峙局面。
鲜卑拓跋氏本属政治、经济和文化都比较落后的民族，虽然以军事征服手段入主中原并迅速封建化，但其统治和剥削的残酷暴虐短期内很难改变，这就必然要激起各族人民的反抗。关陇地区西通西域，南接梁、益，地势险要，历来为北方统一政权之右臂，但北魏之重心在代北与关东，对关陇的控制相对比较薄弱。而当地官吏大多不遵王法，政刑酷虐；高门士族势力盘根错节，经济剥削贪求无厌，如咸阳王元禧有“奴婢千数”，“田业盐铁遍于远近，臣吏僮隶，相继经营”，故阶级矛盾十分尖锐。
汉魏以来，西北方少数民族逐步向关中迁移，氐、羌、匈奴诸种长期与汉人交错居处，西晋时江统作《徙戎论》曾估计：“关中之人百余万口，率其多少，戎狄居半”。永嘉乱后，匈奴前赵、氐族苻秦、羌人姚秦、大夏赫连氏都曾在此建立政权，更使大量少数族涌入关中。魏晋以来，关中就已成为全国民族矛盾最突出的地区之一。北魏太武帝拓跋焘曾承认：“秦川险绝，奉化日近，吏民未被恩德，故顷年以来，颇多叛动。”长安镇大将、都督秦雍二州诸军事陆俟也说：“长安一都，险绝之土，民多刚强，类乃非一。清平之时，仍多叛动。”盖吴起义前，民间广泛传言：“灭魏者吴”；起事后“杂虏皆响从”，“诸种胡争应之”，“华戎响附”。这些事实足以证明，北魏征服关陇后，对该地区一味采取的民族高压政策，早已在各族人民心中埋下了仇恨的种子。
从起兵到称王建号北魏太武帝太平真君六年（445年）九月，卢水胡人盖吴在杏城（今陕西黄陵县西南）的天台发动起义。“卢”字意即“黑”，卢水即今甘肃黑河，匈奴内迁而居于卢水的一支遂有卢水胡之称，故盖吴与北凉沮渠氏为同一部族。盖吴起义时年仅28岁，但因民间广泛流传着“灭魏者吴”的说法，所以具有很强的号召力，各族民众争相响应，转瞬间便“有众十余万”。
义军初起，北魏长安镇副将拓跋纥就率兵前去镇压，反而被起义军打败，自己也送了命。北魏朝廷急调高平镇敕勒族骑兵驰援长安，又命将军叔孙拔统摄并、秦、雍三州兵屯驻渭北，阻止起义军南下。十一月，盖吴派其部将西域胡人白广平率一支部队向西进攻，新平、安定等地的氐、屠各等族酋帅纷起响应，攻杀了北魏的汧城（今陕西陇县南）守将。盖吴本人则亲率主力南下，先向东进攻李闰堡（今陕西大荔县东北），直打到临晋（今陕西大荔县）以东，然后再回师西攻长安。恰在此时，迁居于河东汾阴（今山西万荣县西）的蜀族首领薜永宗，也聚众3000余人，抢夺官马数千匹，起义于汾水旁。他在率军攻打闻喜时，就派人与盖吴联系，并接受盖吴任命为秦州刺史，随后击败了魏将周观的军队，并派部分军队挺进关中东部。而关中西部散关、陈仓一带的氐人，与汉人耿青、孙温等合作，杀陈仓魏将以响应盖吴。在起义军的猛烈攻击下，北魏军节节败退，整个关中都骚动起来，盖吴遂自称天台王，设置百官，建立起政权机构，同时上表给宋文帝刘义隆，请求支援。
挫而复起445年年底，眼见起义军势力日益发展壮大，魏帝拓跋焘一面调兵遣将，一面决定亲征关陇。在军事部署上，北魏派西平公寇提率骑兵万余，专门攻打白广平；由章直等指挥3万精锐骑兵，前往对付盖吴；另以两万骑兵围攻薛永宗。
太平真君七年（446年）正月，拓跋焘赶到东雍州（今山西临汾市），指挥大军进围薛永宗营垒。薛永宗率部出而应战，被魏军击败，永宗携全家及大部分将士投汾水就义。河东既平，拓跋焘立即率数万精骑西入关中。魏军由渭南向长安推进，一路大肆烧杀，关中百姓苦不堪言。
此前盖吴曾上表刘宋文帝，陈述其起兵原因、作战形势，请求文帝“给一旅之众，北临河陕，赐臣威仪，兼给戎械。进可以厌扞凶寇，覆其巢窟；退可以宣国威武，镇御旧京”。此时魏主亲临关中，盖吴再次上表称：“臣仰恩天时，以义伐暴，辄东西结连，南北树党，五州同盟，迭相要契，仰凭威灵，千里云集。冀廓除榛莽，以待王师”，而“虏主二月四日，倾资倒库，与臣连营，接刃交锋，无日不战，获贼过半，伏尸蔽野。伏愿特遣偏师，赐垂拯接，若天威既震，足使奸虏溃亡，遗民小大，咸蒙生造。”史载宋文帝也曾想北伐，却只是封盖吴为使持节都督关陇诸州事、安西将军、雍州刺史、北地郡公，送官印121纽，让盖吴随宜假授。另则敕雍梁二州发兵屯于界上，以相接援。显然，文帝欲规复中原却又不愿付出代价，这种投机心理使其只能虚张声势，对盖吴的求援自然口惠而实不至了。鉴于魏军势大，盖吴乃主动北撤，让主力散入北地山谷中。魏军仅在西路击败白广平而无大获，遂展开残酷报复，滥杀支持义军的各族民众。在关中惨行诛戮了一番后，拓跋焘令尚书乙拔率军追击盖吴，在杏城击败了起义军，盖吴逃走，起义受挫。
不过，盖吴从杏城逃出后并未气馁，仅仅用了3个月时间，就又聚集起了人马。五月，他“复聚杏城，自号秦地王，假署山民，众旅复振”。
起义失败盖吴再起，北魏朝廷大为震惊，立即派永昌王仁、高凉王那，督率北道各军前往镇压。六月，北魏又从冀、定、相三州抽调两万精兵，驰援关中，屯驻于长安南山诸谷，以阻截起义军向南方游动。在布置军事进攻的同时，北魏朝廷还施展了一系列收买分化、策反离间的阴谋手段。八月，魏军大举进攻，起义军主力被击败。此时，被收买的屠各部反叛，盖吴率军平叛，不幸中流矢阵亡。起义军余部由其弟吾生指挥，退入山区后坚持了一段时间，最终还是被镇压了下去。
盖吴起义是北魏前期规模最大的一场各族人民大起义，虽然持续的时间不是很长，最终也遭到了失败，但却沉重打击了北魏的残暴统治，扫荡了关陇豪门的政治经济势力。从北魏建国到盖吴起兵前，短短50年间，北魏境内就发生过大小不等的起义、反抗事件近40次，盖吴起义与其他各次起义共同汇聚成了一股强烈的冲击波，推动着北魏政府不得不在太和年间大规模进行汉化与封建化改革，以涤除十分严重的奴隶制残余成分。参加盖吴起义的群众除汉人外，还有大批卢水胡、氐、羌、稽胡、河东蜀人、蛮人等，显示出浓郁的各族大联合色彩，这无疑也加强了各族人民的融合。
二、宇文泰与西魏政权
攫据关陇宇文泰（507—556），字黑獭，代郡武川镇（今内蒙古武川县西南）人。旧史谓宇文氏为炎帝后裔，今人或认为出自南部匈奴远支，其语言、族属自与鲜卑有别。然长期以来，宇文氏与鲜卑混居，“鲜卑慕之，奉以为主，遂总十二部落，世为大人”，即自号宇文氏，寓意为“天君”。后鲜卑慕容部崛起，早已鲜卑化的宇文氏被吞并，其子孙多仕于前燕、后燕政权。及拓跋鲜卑起而统一北方，宇文氏降魏，迁居于武川，世代为兵户或府户，与拓跋鲜卑混然无别。
北魏正光四年（523年），六镇大起义爆发，宇文泰之父宇文肱就参加了破六韩拔陵起义军。后追随同出自武川的贺拔胜等人，袭杀拔陵属下大将卫可孤，降于北魏，被安置在定州（治今河北定州市）一带。孝昌元年（525年），拔陵部众“鲜于修礼叛于定州，杜洛周反于幽州”，年方18岁的宇文泰随父加入鲜于修礼起义军。后鲜于修礼被叛徒元洪业刺杀，修礼部将葛荣杀元洪业，继统修礼部众，宇文肱父子亦转入葛荣部下。武泰元年（528年）九月，葛荣败死，部下降者多迁至并、肆一带，宇文泰随例迁入晋阳（今山西太原市西南）。
在镇压北魏末年各地起义的过程中，北秀容（今山西朔州市北）人、契胡酋长尔朱荣的势力迅速崛起。他击败过鲜于修礼、杜洛周，直接镇压了葛荣、邢杲、万俟丑奴起义，以功封车骑将军、仪同三司、大都督。528年，他带兵闯进洛阳，杀灵太后与3岁小皇帝元钊，并杀王公卿士2000人于河阴，另立元子攸为帝（孝庄帝）。“河阴之变”后，孝庄帝封尔朱荣为都督中外诸军事、大将军兼尚书令、太原王，北魏大权尽落入尔朱氏集团手中。宇文泰到晋阳后，转而投靠尔朱荣，以功渐受重用。530年，尔朱荣派属下尔朱天光、贺拔岳、侯莫陈悦等领兵镇压关陇起义，宇文泰即随贺拔岳入关。万俟丑奴失败后，贺拔岳于532年任关西大行台，掌关陇军政大权；宇文泰即为行台左丞，领府司马，掌行台军政事宜。两年后，侯莫陈悦勾结关东权臣高欢，杀死贺拔岳。宇文泰趁机消灭侯莫陈悦，继任大都督、关西大行台，统领贺拔岳部。534年七月，不堪高欢逼凌的孝武帝元修西逃关中，投依宇文泰；高欢则另立元善见为帝（孝静帝），改元天平，迁都于邺，是为东魏。十二月，宇文泰鸩杀元修，立孝文帝孙元宝矩为帝（文帝），次年改元大统，都于长安，此即西魏。
宇文泰主持“革易时政”从开府长安到恭帝三年（556年）十月去世，宇文泰人生的最后22年，恰与西魏政权相始终。当然，谁都知道，西魏文、恭、废三帝无一不是宇文氏的掌中傀儡。而祭则元魏、政归宇文的局面，也使宇文泰能够排除一切干扰，充分利用手中的独断大权，大刀阔斧地进行军、政、经济、文教改革。
元宝矩时，宇文泰为都督中外诸军事、录尚书事，进封柱国大将军，再进为太师、大冢宰，史称其“方欲革易时政，务弘强国富民之道”。而他所重用的改革谋主，就是汉人苏绰。苏绰（498—546），字令绰，出身于京兆武功郡的名门望族。其父曾任武功郡守；从兄苏亮官至侍中，以文章秀美着称，人誉为“秦中才学可抗山东者”之第一人；其弟苏椿以乡望所归，曾“领乡兵……加大都督”。苏绰幼即聪颖好学，博览群书，尤长于算学。宇文泰为关西大行台时，经从兄推荐，苏绰被任为行台郎中。后苏绰为宇文泰陈述申、韩要旨和帝王之术，泰大为叹赏，誉之“奇士”，擢为行台左丞，参决机要。宇文泰既欲富国强兵，便要大力推行汉化措施，苏绰适逢其时，故“得尽其智能，赞成其事”。首先，苏绰制定了文案程式和计帐（租赋预算）、户籍制度；其次则帮助宇文泰裁减冗官，设置屯田；接着以长篇奏章详尽阐述其改革思路和具体措施，提出六条原则奏请施行，即“治心身、敦教化、尽地利、擢贤良、恤狱讼、均赋役”。宇文泰全部接受，并据此颁布《六条诏书》，而且规定：“其牧守令长，非通六条及计帐者，不得居官”。最后，苏绰晚年奉宇文泰之命，依《周礼》而改订官制，尚未完成，却积劳成疾而死。后卢辩继之，终成其事。
此外，宇文泰还袭用北魏均田制和赋役制，且田令、赋役令及相关法律规定更为严密、合理。在用人、选官方面，贯彻了苏绰的“不限资荫，唯在得人”的原则，“惩魏齐之失，罢门资之制，其所察举，颇加精慎”。甚至于对西晋以来“竞为浮华”的文风，宇文泰也曾尝试予以纠正，他曾借魏帝祭庙、群臣毕至之机，“命绰为《大诰》，奏行之”，并规定“自是之后，文章皆依此体”。改变绮艳虚浮的文风，自然很有必要，只可惜宇文泰、苏绰一味模仿《尚书》，显然走错了路子。
宇文泰改革中最具特色的东西，大概要算是创建府兵制度了。府兵制的建置年代，史载不一，但八柱国、十二军、二十四开府乃其基本架构。八柱国显然保留有鲜卑八部落分置八军的痕迹，而“以诸将功高者为三十六国后，次功者为九十九姓后，所统军人，亦改从其姓”的规定，更是部落兵制残余的表现。除宇文泰“位总百揆”、广陵王欣“从容禁闼”外，实领府兵者六柱国，则又合于汉人天子六军之制，此乃兵制汉化的反映。府兵制成立后，其重要变化：一是广募关陇豪右，使之率乡兵义从进入府兵系统；二是渐趋兵农合一，兵制与田制、赋役制度相互结合。通过府兵制的不断汉化及与其他政治、经济制度的结合，遂出现了历史上着名的关陇军事贵族集团。所谓关陇集团，其成员大致为：入关的鲜卑六镇（尤其是武川镇）军人；拓跋鲜卑贵族；关陇地区其他胡人上层；关陇本地（含从关东流入者）的汉人强宗望族。其中，武川镇军人居于绝对优势，汉人着姓也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这两者的相互勾结、彼此渗透，既有前者的急速汉化亦有后者的略染胡风，由此而崛起了一个充满勃勃生机却又风貌迥异的新兴政治集团。北周以后的走向统一，甚至大唐盛世的形成，在某种意义上都是拜其所赐。
三、东西魏沙苑之战
东西魏对峙北魏分裂后，东魏和西魏都属于王朝短命（东魏16年，西魏22年）而皇帝沦为摆设的过渡性政权。两个政权虽分处关东、关陇，但权臣专制如出一辙，总欲吞灭对方的心思亦大体接近。甚至两个权臣的早年经历，也有惊人相似之处。宇文泰生平前文已述，而高欢（496—547）虽是渤海蓨（今河北景县南）人，但自其祖父以来世居怀朔镇（今内蒙古包头市东北），他本人娶鲜卑女为妻，姊嫁鲜卑人，自呼其名贺六浑，显属早已鲜卑化的汉人。边镇起义时，也是辗转于破六韩拔陵、杜洛周、葛荣等军中，同样是变节投奔尔朱荣后发迹。北方既已分裂为东西两块，宇文泰总想着“强国富民”、混一区宇，而高欢据说早年就“有澄清天下之志”，两者发生冲突以至大打出手，也就在所难免了。
东西魏之间的较量，小战数量过多，可置而勿论。影响较大的重要战役，约有三次：天平四年（537年）的沙苑之战，元象元年（538年）的洛阳之战，武定元年（543年）的洛阳芒山之战。
沙苑之战概况537年，高欢自以国力占绝对优势，决定大举进攻关中，颇有一举吞灭宇文氏的架势。战前，东魏朝臣中曾有不同意见，如杜弼就认为“天下浊乱”、“文武在位，罕有廉洁”，因而建议高欢“先除内贼，却讨外寇”，却无法撼动高欢的决心。此次出征，高欢将大军分为三路：北路由自己亲率主力自晋阳南下，在蒲津（今山西永济市西之黄河津渡）造浮桥3道，伪作强渡黄河姿态，以吸引西魏的注意力；中路由猛将窦泰指挥，欲强夺潼关；南路以高昂为帅，迂回攻击上洛（今陕西商州市），企图叩武关而入。
面对敌军三路围攻关中之势，宇文泰则统军由长安东出广阳（今陕西大荔县境）。史载宇文泰当时兵不满万人，显然是不实之词，但西魏军人数处于劣势则是无疑的。战前，宇文泰与诸将议，认定窦泰一路为敌军主攻，虽兵精将勇，然屡胜而有轻我之心。遂决定以少量兵力监视黄河渡口，宇文泰则亲率6000精骑绕道潜行，急赴潼关。此时窦泰已攻占了潼关小关，完全放松了戒备，被突然而至的宇文泰骑兵击溃，窦泰兵败自杀，部众万余人全部被俘。中路败讯传出，已攻陷上洛的高昂吓得弃城而逃，高欢北路军亦撤桥而退。
首战告捷，西魏立即转守为攻。宇文泰一方面派大将军于谨领兵追击，直取华阴，另一方面在长安以西征调军队，汇集府兵十二军诸将誓师东征。西魏大军迅速出关，攻占恒农（今河南三门峡市西南），陈兵耀威于洛阳以西达50余日。这时，东魏在黄河以南仅有高昂的3万士兵，自然无法抵御，高欢乃急率10万人马从晋阳南下，再趋蒲坂，意欲渡河切断宇文泰归路，西魏军被迫退回关内。高欢过河后，进围华州（治今陕西大荔县北），又南渡洛水，抢占了渭北的许原。
眼见高欢气势汹汹步步进逼，西魏诸将多主张退兵以诱敌深入，再寻机歼敌。但宇文泰却敏锐地发现了高欢骄兵轻进、临战无策等弱点，遂坚持正面迎战。他令全军辎重西移，将士只携三日军粮，迅速渡过渭水，进入渭北沙苑。沙苑又名沙阜、沙海、沙窝，在今陕西大荔县南洛、渭二水之间，东西长80余里，南北宽约30里，地多沙草、丛棘，宜畜牧、瓜果。高欢大军自60里外的许原南进，双方遂大战于沙苑。事先，宇文泰在沙苑以东的河曲，埋伏了李弼、赵贵两支主力军，自己领少数人马出而迎战。正当高欢军队争相围攻宇文泰时，突然杀声动天，两支伏兵以铁骑陷阵，从左右两翼滚滚而来，迅速将高欢大军分割、围歼。是役，高欢将士阵亡6000，被俘7万有余，遗弃的铠仗器械山积，高欢在残兵护卫下仓皇而逃，连夜渡河东归。
战后，宇文泰在战俘中精选两万甲士编入本部，余则全部放归。他又令全军将士每人在沙苑植树一棵，以示纪念且兼旌表武功。此战波澜起伏、惊心动魄，西魏的胜利也显示了宇文泰的军事指挥才能。但后来洛阳一带的两次大战，西魏军队都遭到了失败，尤其543年芒山一战，西魏士兵被俘斩6万余人，损失督将以下军官400余人，因此而有“广募关陇豪右，以增军旅”之举，这则是外战影响及于内政的例子之一。而东西魏之间的交战，使关中东部至洛阳以西大片地域的社会经济和文化都遭到了严重破坏，形成“野无青草，人马疲瘦”的荒凉景象，这却是应该予以谴责的。
四、周武帝毁废佛道二教
释门大盛及其弊端从汉末董卓之乱（189年）迄隋文帝统一全国（589年）的400年间，中国历史进入了动荡分裂与割据混战错综交织的新时期。而此前传入中国的佛教，却在战乱岁月里得到了迅猛的发展。究其原因，一则因天下战乱，民众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现实世界巨大的痛苦与灾难得不到合理的解释，便转而求诸宗教和鬼神，希冀在求神拜佛中获得解脱。二则统治阶级尤其北方少数族统治者的大力提倡，使佛教的传播获得了世俗政权的强有力支持。佛教所宣扬的生死轮回、因果报应、忍受苦难而寄希望于来生等说教，自然有利于维护现政权的统治，而释门高僧大德也乐于点化人主、寻求庇护以广开山门。如康僧会以神异得舍利摄伏孙权，以“报应近验”开讽孙皓；佛图澄以道术感化石勒；梁武帝萧衍之舍身佛寺，都是典型例子。道安所谓“不依国主，则法教难立”；东晋何充所说的“五戒之禁，实助王化”；北朝法果则称：“能鸿道者，人主也，我非拜天子，乃是礼佛耳”。诸如皇帝即如来、“拜天子即礼佛”一类的言辞，都透露了宗教与王化互相借用的秘密。三则中西交通畅通，印度、西域僧人大量东来，中土僧人、学者则络绎西行求法（如朱士行、法显、智严、宝云、法勇、智猛等），使佛经得以大量翻译，佛学着述激增，华人信佛者渐多，佛教势力必然日益增大。
千余部、3400多卷佛经的翻译，十六国以来许多着名石窟寺的凿建，成千上万的寺宇和多达数百万的僧尼，都充分反映了佛门的兴旺繁盛。然而，佛教昌盛带来的危害也至为明显，萧梁时荀济曾上书列举佛教的十大罪状为：1、营缮广厦，僭拟皇居；2、兴建大室，装饰胡像，僭比明堂宗祀；3、广译妖言，劝行流布，轹帝王诏敕；4、交纳泉布，卖天堂五福之虚果，夺大君之德赏；5、豫征收赎，免地狱六极之谬殃，夺人主之刑罚；6、自称三宝，假托四依，坐傲君王；7、多建寺像，广度僧尼；8、三长六纪，四大法集，别行正朔，密行征发；9、变俗移风，借征租税；10、法席聚会，邪谋变通。勿论南方还是北方，凡主张排抑佛教者，也都象荀济那样，不外乎从政治、经济、伦理文化等三方面的危害性立论。
南北排佛之差异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一方面在不断儒化、中国化，一方面又与儒学、道教形成了异常微妙的关系：三者既互相渗透、吸收、融汇，又彼此攻击、排斥。与此同时，统治者对佛教则往往采取既尊崇、扶植、利用，又加以管理、控制的政策。加之国家分裂，宗教文化形成地域性特色，如南方重义理，以玄思拔俗为高，北方崇禅定，以静修禅悟为尚。这些因素叠加作用，遂造成南北统治者对佛教采取了不同的对策。
自后赵石勒首次诏允汉人出家以来，对佛教的斥责之声就一直没有停息过。然六朝政权偏安江左，版域、户口有限，史载各朝佛寺数字从未超过3000，僧尼未逾10万。且因两晋谈玄风盛，佛学借玄学畅行。故南方排佛争义理者多，佛与儒、道交争，中心乃神灭与否及夷夏关系两大问题。如道士王浮编《老子化胡经》，以证道在释先，佛门便有《清净法行经》予以回击，制造所谓“三圣东行”说（即佛弟子摩诃迦叶、儒童菩萨、光净菩萨化现为老子、孔子、颜回）。庾冰、桓玄以“王教不得不一，二之则乱”为由，力主沙门应尽敬王者，慧远则答以《沙门不敬王者论》。似此沙门拜俗之争、袒服之争、踞食之争等，多停留于言辞交锋的程度，虽然也有吴主孙皓欲“燔塔庙”、刘宋沙汰僧尼等想法或举动，毕竟禁佛不是很激烈。
相比而言，十六国和北朝政权多为少数族所建立，而佛本外来之教，天然地易得到统治者的信奉，且北方多借佛教作汉化之手段，故佛教声势、影响力更大。北魏孝文帝时，天下佛寺计6478所，僧尼72000人；魏末佛寺13727所，僧尼200万；东魏北齐寺庙达30000余所，僧尼近300万；西魏北周也寺庙过万，僧尼百万。这些数字可能有所夸大，但佛教过盛则确切无疑。提倡佛教固然有利于维护封建统治，但若超越了一定的限度，就必然要损害世俗地主的政治经济利益。虽然在僧官制度方面，北朝的沙门统比南朝的僧正要更严密完善，管理效果也更为明显，但如果常规管理仍不能禁遏佛教泛滥的话，统治者就必然会采取非常规的行政暴力手段。与南方的理论之争不同，北朝排佛最突出的现象便是毁佛运动。中国历史上着名的“三武一宗”灭佛事件，有两次（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北周武帝宇文邕）发生于北朝，确实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和复杂的社会背景。
武帝毁佛西魏恭帝三年（556年）十月，宇文泰死，第三子宇文觉继续掌权，年底受封为周公，即自立称帝，是为北周闵帝。次年九月，专断国政的宇文泰之侄宇文护毒死闵帝，改立宇文泰长子宇文毓为帝（明帝）。两年后，宇文护又杀明帝，立宇文泰第四子宇文邕为帝，此即武帝。周武帝即位后的10余年间，一直由宇文护专权。至天和七年（572年），武帝杀掉宇文护，方得以亲政，继续改革内政，灭佛即最重要措施之一。
早在天和二年（567年），卫元嵩就曾上疏武帝，要求限制佛教，道士张宾也进言附和。569年，周武帝召集名僧、名儒、道士及文武百官2000余人，在宫内大德殿“量述三教”优劣，争辩的结果，“以儒教为先，佛教为后，道教最上”。接着，武帝又命司隶大夫甄鸾“详度佛道二教，定其深浅，辨其真伪”。次年，甄鸾上《笑道论》36条，讥斥道教经书的剽窃和虚诞。名僧道安也作《二教论》12篇，倡“君为教主”说，希图保全佛法。572年，武帝临幸长安玄都观，亲自主持公卿与道士的辩论。经过数年共7次的酝酿、争论，建德三年（574年）五月，武帝正式下令废毁佛道二教：“经像悉毁，罢沙门道士，并令还民”，寺观资财分赏群臣，塔庙田产赐予王公，僧祗户、佛图户制度立即停废。
建德六年（577年），北周灭北齐，又宣布废断原北齐境内佛教，“关陇佛法，诛除略尽，既克齐境，还准毁之。尔时魏齐东川，佛法崇盛，见成寺庙，出四十千，并赐王公，充为第宅。五众释门，减三百万，皆复军民，还归编户。融括佛像，焚烧经教，三宝福财，簿录入官，登即赏赐，分散荡尽。”
武帝毁佛时亦连带废道，似乎不大好解释。因为此前武帝还“志存道学，躬受符箓”，且认为道教“出于无名之前，超于天地之表”，故定为“最上”，怎么会一转眼也拿道教开刀呢？释道宣解释说，武帝原本是要“受法黄老，欲留道法，摈灭佛宗”，无奈众口一词、众情难违，才只好“二教俱除”。事实上，武帝本属重道轻佛之人，他之“猜忌佛门”亦不无思想文化方面的关系，所谓禁断二教，实际上矛头主要还是对准佛门，故道教所受冲击要小一些。当然，世俗政权毁废二教的动机，主要还是要维护政治权威，与寺院地主争夺劳动人手、租赋财产，文化信仰方面的冲突倒在其次。准此，毁佛与废道并举，亦属顺理成章。
至于毁废二教的效果，应作客观衡量。当时僧人昙积认为，武帝意欲“求兵于僧众之间，取地于塔庙之下”，武帝则自称：“自废已来，民役稍息，租调年增，兵师日盛，东平齐国，西之[伐]妖戎，国安民乐，岂非有益！”可见，毁废二教确有实效，然亦不宜估计过高。禁断二教后不久，武帝即允准成立通道观，置员120人，俱选道教门人有名当世者担任，已为道教开了后门。578年武帝死，宣帝初立，还俗僧任道林力请恢复佛教，宣帝立刻允准，这样，刚经摧抑的佛教又迅速恢复且兴盛起来。
第四节 乱世中的陕西文化
一、“天下名巧”马钧
马钧是三国时代杰出的机械制造家，可惜陈寿的《三国志》没有为他作传，致使其经历异常模糊。以后裴松之为陈书作注，于《杜夔传》注中引用了傅玄的长序，方使马钧的事迹得以流传下来，这也是目前有关马钧生平的最主要的资料。
马钧，字德衡，曹魏扶风郡（治今陕西兴平市东南）人，生卒年代不详。傅玄称其“少而游豫，不自知其为巧也”。曾作过博士、给事中等小官。马钧幼时口吃，不善言谈，却喜思考。其家境亦差，直到为博士后仍然“居贫，乃思绫机之变”，这也是他从事机械制造的开端。中国的丝织业起源甚早，先秦已有平纹织机和提花机具，约在战国时便已产生了足踏织机。西汉昭帝时，巨鹿（今河北平乡县西南）人陈宝光的妻子创制了用120条经线、120个蹑的新提花机，曾织出了精美的散花绫。此后，织工将其改进为“五十综者五十蹑，六十综者六十蹑”，已是简化了不少。但马钧仍嫌其复杂笨重，“丧功费日，乃皆易以十二蹑”，从而更为简化了织机结构，方便了操作，使生产效率提高了四、五倍。
马钧的另一突出成就，是成功复制了指南车。指南车或名司南，乃一木人立车上，手臂恒指南方，以作为古帝王出行的先导。马钧当给事中时，一次偶然与散骑常侍高堂隆、骁骑将军秦朗就指南车发生了争论。因指南车仅见于古籍记载，制作技术已经失传，高、秦二人便认为“古无指南车，记言之虚也”。马钧认为：“古有之，未之思耳，夫何远之有”！这两人即嘲笑说：“先生名钧字德衡，钧者器之模，而衡者所以定物之轻重；轻重无准而莫不模哉！”马钧则曰：“虚争空言，不如试之易效也”。于是高、秦二人上奏魏明帝，明帝下诏令马钧复制指南车。不久，马钧就真的复制出了指南车，“从是天下服其巧矣”。
我国古代的汲水和灌溉工具，东汉以前，主要使用桔槔与辘轳，但因不能连续不断地取水，故效率都很低。东汉灵帝时，宦官掖庭令毕岚曾奉命“铸天禄、虾蟆吐水于（洛阳）平门外桥东，转水入宫。又作翻车、渴乌，施于桥西，用洒南北郊路。”马钧任职于京城时，“城内有地，可以为园，患无水以灌之，乃作翻车，令童儿转之，而灌水自覆，更入更出，其巧百倍于常”。马钧所造翻车的具体构造情况，史无明文，以后元代王祯《农书》中方有详细记载和绘图。这种脚踏人力转动（后有牛转、风转、水转等）的翻车，经历代不断改进，曾在中国农业灌溉方面长期发挥过重要作用。
指南车制好后，曾有人给魏明帝进献叫“百戏”的木偶玩具，但木偶人“能设而不能动”。明帝询问马钧：“可动否？”“其巧可益否？”马钧都作了肯定的回答，“遂受诏作之”。他精心设计，“以大木雕构，使其形若轮，平地施之，潜以水发焉。设为女乐舞象，至令木人击鼓吹箫；作山岳，使木人跳丸掷剑，缘絚倒立，出入自在；百官行署，舂磨斗鸡，变巧白端。”可以想象，这该需要多么复杂的齿轮、连杆等传动方面的知识和制作技巧。
在兵器改进方面，马钧曾有重要设想：一是诸葛亮所作的连弩，虽能连续发射数十支箭，可马钧认为尚“未尽善”，声称自己改进后可增加5倍。二是计划改进用于攻城的发石车，拟作一大木轮，“以机鼓轮”高速旋转，轮上用绳索绑上几十块大石头，旋转时用刀断绳，使石块连续飞出击打敌城。马钧的好友傅玄将这些构想告诉了安乡侯曹羲，曹羲又转告其兄长——柄政的武安侯曹爽。可惜，曹爽既不重视亦不愿尝试，竟致马钧欲作的“国之精器、军之要用”胎死腹中。
在当时，马钧被人赞为“巧思绝世”、“天下之名巧”、“不世之巧”，却不能一展其才，难怪傅玄要概叹：“马先生之巧，虽古公输般、墨翟、王尔，近汉世张平子，不能过也。公输般、墨翟皆见用于时，乃有益于世。平子虽为侍中，马先生虽给事省中，俱不典工官，巧无益于世。用人不当其才，闻贤不试以事，良可恨也！”
二、无所不有的“杜武库”
杜预（222—284），字元凯，京兆杜陵（今陕西西安市东南）人，西晋着名将领、学者。
汉唐之际，杜陵杜氏位高望着，枝叶繁盛，向为关内右姓。然杜氏本出南阳，西汉武帝时杜周徙家至茂陵，其子杜延年在汉宣帝时官至御史大夫，又迁于杜陵，“子孙世居焉”。杜预的祖父杜畿，仕曹魏官至尚书仆射，封丰乐亭侯。魏文帝时奉诏制造楼船，在黄河孟津渡（今河南孟津县东北、孟州市西南）试船时，遇风涛淹没。父杜恕（？—252），官至幽州刺史，加建威将军，使持节，护乌丸校尉，于嘉平元年（249年）坐事免为庶人。
杜预少时“博学多通，明于兴废之道。常言：德不可以企及，立功、立言，可庶几也”。虽才气过人，但受其父与司马氏家族矛盾的影响，“久不得调”。及至司马昭专权，杜预娶司马昭妹高陆公主为妻，从此才在仕途上一帆风顺起来。历任尚书郎、镇西将军府长史、秦州刺史领东羌校尉、河南尹、度支尚书、大将军、司隶校尉等职，参与过灭蜀、抵御陇右羌虏、平匈奴刘猛之乱等军事行动，以善于料敌、长于谋略而着名。咸宁四年（278年）后，任镇南大将军、都督荆州诸军事，镇守襄阳，屡次上表请求攻吴。太康元年（280年），统兵克江陵，又招降南方州郡。以参赞平吴机谋且身历戎行，“有大功名于晋室”，封当阳县侯。
杜预不仅以军功、谋略显赫一时，为政亦甚有佳绩。他曾与名臣贾充、郑冲、荀觊、荀勖、羊祜等为西晋制定律令，泰始四年（268年）新律成，杜预又为之作注解。随后上书朝廷，提出“六年黜陟之法”，要求改进官员考课制度。后力排众议，建议修建孟津黄河大桥，颇得晋武帝称赞。而任职地方时，多能体察民情，为政尚简约、励质直，亦重视兴水利、治蝗涝，吏民亲切地称之为“杜父”。史称其“损益万机，不可胜数，朝野称美，号曰‘杜武库’，言其无所不有也”。
军政事功之外，作为经学家的杜预，在学术方面亦建树甚丰。史谓“预身不跨马，射不穿札，而每任大事，辄居将率之列。结交接物，恭而有礼，问无所隐，诲人不倦，敏于事而慎于言。既立功之后，从容无事，乃耽思经籍。”当时，王济善于相马，亦爱马；和峤喜欢聚敛钱财。杜预常说：王济有“马癖”，和峤有“钱癖”。晋武帝听到后便问：“卿有何癖？”杜预答称：“臣有《左传》癖”。可见其晚年治学，主要集精力于《春秋左氏传》。
杜预的主要着作有：1、《春秋左氏经传集解》。杜预熟读群经，自认为《公羊传》、《谷梁传》都是“诡辨之言”；又认为前人注《左传》，大多“未究丘明意，而横以二传乱之”，故“错综微言”，写成此书。他归纳了孔子作《春秋》的五种笔法，即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惩恶而劝善，并据此以解《左传》。这也是流传至今众多《左传》注解中时间最早的一种，后收入《十三经注疏》中。2、《春秋释例》，15卷。大旨以为，“经之条贯必出于传，传之义例归总诸凡”，遂参考诸家经义，阐释《左传》的凡例。原书已佚，今本系从《永乐大典》中辑出，收入《古经解汇函》。3、《春秋长历》、《盟会图》、总集《善文》49卷。此几种惜乎已经散佚。
杜预所撰诸书，虽有家学渊源，但主要为其精研所得，故能“备成一家之学”。书成，当时论者谓其文义质直，“世人未之重”；秘书监挚虞却赞叹说：“左丘明本为《春秋》作传，而《左传》遂自孤行。《释例》本为传设，而所发明何但《左传》，故亦孤行。”东晋南朝时期，江东儒者所尚，《易》则王弼，《尚书》则孔安国，《左传》则杜元凯；北朝齐地学者，也多学杜氏《左传》注解。后世习惯上常将杜解与左氏文合刊，以至今人读《左传》者，亦必参之杜氏《集解》。这些事实，都足以说明杜预在经学史上所占有的重要地位。
三、北地傅氏及傅玄与《傅子》
才俊迭出的北地傅氏自西汉后期以来，在关陇诸大姓中，傅氏一门可谓绵延流长，俊彦迭出。傅氏崛起，始自西汉昭帝时的傅介子（？—前65），他以单身刺杀楼兰王而名垂于史，且因功封义阳侯。但傅介子本系北地（治今甘肃庆阳市西南）人，其后代何时迁居关中，已难以确知。
后汉魏晋时期，入居关中北地泥阳（今陕西铜川市耀州区东南）的傅氏后人，史书记载较多者为傅嘏与傅玄这两支。傅嘏的祖父傅睿，官至代郡太守。傅嘏父亲傅充，曾任黄门侍郎；另有伯父傅巽，魏文帝黄初（220—226）中为侍中尚书。傅嘏（209—255），字兰石，“弱冠知名”，历任司空掾、尚书郎、黄门侍郎、河南尹、尚书等职，封阳乡侯。其人多谋善辩，思虑精微，史称为“有识名士”、“当世高流”。与玄学名家何曾及重臣陈泰、荀觊、钟毓私交甚深，与司马师、司马昭兄弟的关系也非同寻常，与曹爽、何晏不洽。晚年党于司马氏，为后人所诟病。在当时清谈家中，他精于名法之学，较趋向于事功，与当时坐谈玄虚的主流风尚略有不同。当时辩才（材质）性（本性）异同者，有同、异、离、合四说。何晏、李丰、王广、夏侯玄等异离派认为：人的才能、德行未必一致，以嘲讽傅嘏等依附司马氏者是“才高”而“识劣”。傅嘏、钟会等合同派则强调：“性”无本体，“才”之外部表现即是“性”，“能盛功名者，识也。天下孰有本（德行）不足而末（才能）有余者邪？”即有事功者必具有德行，以此反讥夏侯玄、何晏等人乃“无实才”的“败德”之人。由此可见，傅嘏不仅重事功，其衡鉴人物也以“实才”为主。
傅嘏少子傅只，字子庄，“性至孝，早知名，以才识明练称”。起家为太子舍人，晋怀帝时累官至司空，封武乡亭侯，也名重一时。傅只之子傅宣，字世弘，官至御史中丞。傅宣弟傅畅，字世道，任职秘书丞，后没于胡虏中。曾着有《晋诸公赞》及《晋公卿礼秩故事》两书，前者屡次为裴松之注《三国志》时所引用。
傅玄的祖父傅燮，字南容，东汉时举为孝廉，任护军司马，曾与皇甫嵩一起领兵镇压黄巾起义。后任安定都尉，西羌民众起义时，出为汉阳太守，死难于太守任上。傅玄父傅干，字彦林，官至扶风太守。傅玄子傅咸（239—294），字长虞，“刚简有大节，风格峻整，识性明悟，嫉恶如仇，推贤乐善”。晋武帝时，袭父爵，拜太子洗马，累迁至尚书右丞，出为冀州刺史，迁司徒左长史、尚书左丞。曾累次上疏，主张裁并官府，唯农是务，痛斥当时奢侈之风。惠帝时，先转太子中庶子，迁御史中丞，死后追赠司隶校尉。傅咸不仅能诗，亦“好属文，论虽绮丽不足，而言成规鉴”，名士庾纯常赞叹说：“长虞之文，近乎诗人之作矣”。其诗文原有集，今已失传，明人辑有《傅中丞集》。
傅咸生有三子：敷、睎、纂。傅敷，“清净有道，素解属文”。永嘉乱时，避地会稽（治今浙江绍兴市），曾为镇东从事中郎。傅睎亦有才思，为上虞令，卒于司徒西曹属。
傅玄其人傅玄（217—278），字休奕，“少孤贫，博学善属文，解钟律，性刚劲亮直，不能容人之短”。早年以州举秀才，除郎中，后以“时誉”选入着作，与缪施等撰集《魏书》。历任安东将军府参军、温县（今属河南省）令、弘农（治今河南灵宝市北）太守、散骑常侍等职，积官至司隶校尉，封鹑觚子。傅玄学问渊博，又勤于着述，为文峭直而于诗擅长乐府，曾“撰论经国九流及三史故事，评断得失，各为区例，名为《傅子》，为内、外、中篇，凡有六部四录，合百四十首，数十万言”。另有《傅玄集》百余卷行于世。当时司空王沉曾写信称赞其着作：“省足下所着书，言富理济，经纶政体，存重儒教，足以塞杨、墨之流，遁齐孙、孟于往代。每开卷未尝不叹息也，不见贾生，自以过之，乃今不及，信矣！”唯其着作今俱已佚散，明人辑有《傅鹑觚集》，另有清人方浚师集校本，较为完备。
《傅子》和傅玄思想作为西晋着名的哲学家和文学家，傅玄有着丰富的哲学和政治、经济思想，集中反映在其《傅子》一书中。只可惜《傅子》散佚过甚，我们只能据后人征引的片断及辑本略予概述。
哲学方面：傅玄继承汉代以来的“气”说，认为自然界由气组成，按照气的自然之理而运动，从而把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发展都看作是纯粹的自然过程。认识论方面，他曾较细统地批驳了有神论的各种观念。人性论方面，可能受战国时告子思想的影响，他也用水来比喻人性：“人之性如水焉，置之圆则圆，置之方则方，澄之则渟而清，动之则流而浊”。这样，他就强调和肯定了人性是后天形成的，故“人有好善尚德之性，而又含荣而重利”。
政治思想方面：
1、针对当时玄风大盛，“聃、周当路，与尼父争途”的现象，傅玄竭力主张“尊儒尚学”，力图重新确立儒学的统治地位。他认为，“夫儒学者，王教之首也”，君王自应“以礼教兴天下”。
2、强调为政须礼、法结合，因时而有所侧重。他曾解释说：“立善防恶谓之礼，禁非立是谓之法”，因而“礼义者，先王之藩卫也。秦废礼义，是去其藩卫也”。但是倡礼义也不能废法，且乱世时法甚至比礼的作用还大，“治世之民从善者多，上立德而下服其化，故先礼而后刑也。乱世之民从善者少，上不能以德化之，故先刑而后礼也。”
3、治天下应以公而去私。他认为，“唯公然后可正天下”。所谓立公，就是须先有“公心”，次有“公道”，再有“公制”，故为“政在去私。私不去则公道亡，公道亡则礼教无所立，礼教无所立则刑赏不用情，刑赏不用情而下从之者，未之有也”。当然，傅玄所讲的“公”，自然是以地主阶级观点为标准的，只能是一种地主阶级的公私观。
4、在义利观上，傅玄从其人性理论出发，主张“利出于礼让”。他批评商鞅、韩非、孙武、吴起等只“知人性之贪得乐进，而不知兼济其善”，结果徒“使天下唯力而恃，唯争是务”。同时，他也不赞成象孟子那样讳言利，而主张为天下兴利。认为“仁人在位常为天下所归者，无他也，善为天下兴利而已矣”。而“利出于礼让”的观点，就是要让“礼让”转化为现实的物质利益，这样就能充分发挥人的“好善尚德之性”。
5、政治措施方面，傅玄主张，一应澄清吏治。具体做法是“冗散无事”之官“不督使学，则当使耕”，以免其“坐食百姓”，国家也可“收其租税”，还可使官员自己“家得其实”，而“天下之谷可以无乏”，可谓一举数得。至于称职之官，则应重其爵禄，否则，如果“弃家门委身于公朝，荣不足于庇宗人，禄不足以济家室，骨肉怨于内，交党离于外，仁孝之道亏，名誉之利损，能守志而不移者，鲜矣”。二则须使百姓足食。他认为，“民富则安乡重家，敬上而从教，贫则危乡轻家，相聚而犯上”，故只有做到“天下足食，则仁义之教可不令而行也”。三则要精简机构，裁汰官吏。即“为政之要，计人而置官”，不可使之过滥。
经济思想方面：
1、“贵农贱商”。他认为，明君应该“急商而缓农，贵本而贱末”，这与战国以来传统的重农抑商思想并无二致。不过傅玄也承认，商贾“伸盈虚而权天下之利，通有无而壹四海之财”，故虽然“其人可甚贱”，但“其业不可废”。
2、“分业定人”论。傅玄认为，自先秦以来形成的士、农、工、商四种职业，既是先王所有意划定，则各有其自己的职业道德，“言非典义，学士不以经心；事非田桑，农夫不以乱业；器非时用，工人不以措手；物非世资，商贾不以适市。士思其训，农思其务，工思其用，贾思其常，是以上用足而下不匮。”因此，明主治天下，应“分其业而壹其事”，即统计天下四种职业的确切人数，按照适当的比例予以调整、分配，以使士足以副在官之吏、农三年足有一年之储、工足其器用、商足以通货。
3、赋役征发的三原则。他主张，政府要“量民力以役赋”，“计民丰约而平均之，使力足以供事，财足以周用”。他总结上古赋役征发的经验，认为“至平”、“积俭”、“有常”三点，应该作为制定赋役政策必须遵循的三个基本原则。
总之，傅玄的思想虽有朴素唯物论和无神论的痕迹，但其主流仍不出两汉以来儒家唯心主义的基本教条。而在当时社会环境下，极力倡导礼、法、名教，必然使其思想观点染上了强烈的针砭现实及积极经世的色彩。而其经济思想中的部分认识，确有其独创性；某些政治主张固然稍显迂腐甚至纯属空想，却也不乏合理的成份，这些都值得后人进一步作深入的研究和总结。
四、苏蕙和织锦回文诗
所谓回文诗，属杂体诗的一种，通常指可以倒读的诗篇。有些制作巧妙者，可以反复回旋，从中连读得出更多的诗篇。相传回文诗始于西晋的傅咸和温峤等人，但却未见流传下来。今天传世最早的，就是女诗人苏蕙的《璇玑图诗》。
有关苏蕙的故事，在关中民间流传甚广，唐宋以后的戏曲、小说也多有铺陈演义，这些自然不足为据。唐修《晋书》，入苏蕙于《列女传》，却仅写了寥寥66个字。史称苏蕙字若兰，前秦时始平（今陕西兴平市东南）人，系陈留（今河南开封市东南）县令苏道质第三女，嫁与秦州刺史窦滔为妻。苏蕙资质秀丽，且“善属文”。苻坚在位时，窦滔因过被徙流沙（泛指西北沙漠地区，或狭指今新疆白龙堆沙漠一带），苏蕙因思夫，遂“织锦为回文旋图诗以赠滔”。据唐代人描述，该诗用五色丝线织成，纵横各29行，共841个字，组成一方阵。纵横回环，进退交叉，均成诗篇，“宛转循环以读之，词甚凄惋”。
初唐修《晋书》时，已称此诗“文多不录”，到武则天时却在社会上广泛流传。武则天曾作《璇玑图序》予以介绍，说它“五色相宣，纵横八寸，题诗二百余首，计八百余言，纵横反复，皆成章句”，赞叹苏蕙“才情之妙，超古迈今”。让841个字纵横回环皆能通读，已属不易，而要皆能成句成诗，更是难之又难，苏蕙的才情、巧思确实令人叹服。然而，作诗讲究意境、韵味。纵横29行，字与字间要搭配恰当且能顺畅回读，难免会有生硬、牵强之处。武则天从中得诗200余首，已是绞尽脑汁。而后人继续寻绎，据传有得诗多达7000余首者，又不知是怎样东拼西凑出来的。诗若作到这个程度，恐怕早已失却了诗的本性，而只能视为一种纯粹的文字游戏。
五、鸠摩罗什与草堂寺
声震西域鸠摩罗什（344—413），祖籍天竺（今印度），“世为国相”。其父鸠摩罗炎“聪懿有大节”，抛去相位出家为僧，东度葱岭（今帕米尔高原），被龟兹（今新疆库车县）国王迎请为国师。后娶龟兹国王妹，生鸠摩罗什。
鸠摩罗什7岁时随母亲一同出家，“罗什从师受经，日诵千偈，偈有三十二字，凡三万二千言，义亦自通”。12岁时，其母携之到沙勒国求法，师从高僧须利耶跋陀兄弟，博览群经，潜心于大乘佛教，尤精《中论》、《百论》、《十二门论》等经典，甚至对“阴阳星算莫不必尽，妙达吉凶，言若符契”。因其学识精深，又为人直率大度，故“诸学者皆共师焉”。20岁时，罗什被龟兹王迎请回国，“广说诸经，四远学徒莫之能抗”，一时“道震西域，名被东国”。不久，罗什母亲拟去天竺，行前与儿子告别，希望罗什能将佛法传诸东土，罗什答称：“必使大化流传，虽苦而无恨！”
东赴长安此时，内地汉族高僧道安避世乱南下，居襄阳讲学15年。东晋孝武帝太元四年（379年），前秦军队攻占襄阳，将道安及其弟子慧远带回长安。苻坚常谘询政事于道安，故对道安师徒颇为礼遇。道安素闻罗什大名，遂致函尊之为大师，罗什复函亦尊道安为东方圣人，道安即力劝苻坚迎罗什来关中传法。前秦建元十九年（383年），苻坚在倾全国之兵伐东晋的同时，又派骁骑将军吕光率兵7万，西伐龟兹，并专门告诫吕光：“若获罗什，即驰驿送之”。
吕光一战即破龟兹，获罗什，威震西域。后在东归途中，闻苻坚被姚苌攻杀，乃在凉州（今甘肃武威市）自立，建立后凉政权，罗什遂羁留凉州达17年之久。
后秦至姚兴时，国力盛且兴儒、佛，姚兴亦对罗什仰慕已久，当401年姚硕德攻后凉时，姚兴即令其将罗什送至长安。
弘法关中鸠摩罗什到长安后，姚兴“待以国师之礼，仍使入西明阁及逍遥园译出众经”。罗什在关中居住12年（401—413），主要的宗教活动：一是译经。据传与他一起译经的名僧多达800余人，前后译出数十部数百卷，包括了《大品般若经》、《妙法莲华经》等大乘经典，《坐禅三昧经》等禅学经典，《十诵律》等律典，《中论》、《百论》、《十二门论》、《大智度论》、《成实论》等论典，也有马鸣、龙树等人的传记，涵盖了经、律、论三藏内容，几乎包括了以后各学派、宗派的主要经典依据。罗什通晓梵、汉语言文字，又佛学造诣高深，不仅纠正了旧译本中的不少错谬，而且一改此前质胜于文、过于古朴的直译风格，采用更接近汉语习惯的意译方法，使中土诵习者更易理解接受，因其译本“辞义通明，至今沙门，共所祖习”。当时，长安逍遥园成为官方大规模的译经场所，连姚兴本人也参与其事。可以说，罗什是唐代玄奘以前译经成就最大者，因而后人将他与玄奘、不空、真谛并称为中国佛教史上的四大翻译家。
二是着述传法。译经之外，鸠摩罗什自己还着有《实相论》2卷，并注《维摩诘经》、《金刚般若经》等。在他的影响下，其弟子僧肇（384—414）亦写下了《不真空论》、《物不迁论》、《般若无知论》等着名论文，后集编为《肇论》。罗什身居长安，却也关注着关东、江淮佛学界，如他与庐山大德慧远就常有书信往来，既互致问候亦切磋佛理。他在关中普传佛法，广收弟子，姚兴奉之若神，动辄率文武大臣、大德、沙门听其讲经。相传罗什讲经于草堂寺，门下弟子达3000余人，世称道融、道睿、僧肇、道生、昙影、慧观、道恒、慧严为“什门八俊”或“什门八宿”，其中前4人尤受推崇，被誉为“关内四圣”。
三是引大乘中观而成“关河所传”。自东汉支娄迦谶译出《般若道行品经》始，般若学遂在中国流行并兴盛起来。尤其东晋时佛学与玄学合流，玄学的观点分歧契入佛学，般若学便有了“六家七宗”之分野。所谓“六家”，指本无、即色、识含、幻化、心无、缘会；“本无宗”中后又分支出“本无异宗”，即成“七宗”。若按其观点（主要为对“空”的理解）划分，应以“本无”、“即色”、“心无”三宗影响最大。正当诸宗火热争论之际，鸠摩罗什及其弟子僧肇等，大规模译介了印度大乘佛教中观学派的经论，并据此分析比较诸家学说，取长补短，从而把“佛玄”推进到了一个新阶段——般若学趋衰而涅磐学渐盛并取而代之。鸠摩罗什及其弟子译传的中观理论与某些般若思想（如《大乘义章》），也就被称为“关河所传”而迅速扩散开来，并对隋唐时期三论宗、天台宗、华严宗、禅宗等宗派的形成，产生过重大的影响。
草堂古寺草堂寺地处秦岭山脉圭峰的北麓，位于西安西南35公里的户县秦镇草堂营村。郑樵《通志》及地方史志多谓此处即姚秦逍遥园旧址，相传鸠摩罗什在此译经、讲法，结草苫屋，故名草堂。唐代时名僧宗密曾居于此寺，改名为栖禅寺。唐以后屡遭兵火，宋初重修而改称清凉建福院。但金元以后，草堂、栖禅二寺名，一直沿用至今。清同治（1862—1874）年间，寺内殿宇遭兵火焚烧殆尽，现存屋舍殿亭，均系近代以来建筑。草堂寺现存“八宝玉石塔”、“二柏一眼井”等景观，名列“关中八景”之一的“草堂烟雾”，自清代以来广为人知，加之寺东不远有着名的高冠瀑布，故此处已成为陕西重要旅游景点之一。
考诸正史记载，鸠摩罗什至长安后，曾译经于西明阁、逍遥园，讲说佛经于澄玄堂、草堂寺，但这些园堂阁寺的确切地理位置，史无记载，似难以确知。故亦有研究者认为，罗什所住的逍遥园，应在汉长安城东，今天的草堂寺原为唐代兴福寺别院的遗址。虽然这些问题一时尚难以考证清楚，但毕竟正史记载，姚兴曾与朝臣、大德、沙门千余人，肃容观听罗什讲经于草堂寺，我们姑且仍认定罗什与草堂寺有着密切的关系。后秦弘始十五年（413年），鸠摩罗什入寂，史称“姚兴于逍遥园，依外国法以火焚尸，薪灭形碎，惟舌不烂”。传谓姚兴为之建塔埋骨，即现存于寺内的“鸠摩罗什舍利塔”，又因该塔八面12层全用玉石雕刻镶并，玉石颜色有玉白、砖青、墨黑、淡红、浅蓝、乳黄、赭紫、灰色等8种，故又名“八宝玉石塔”。鸠摩罗什已被后世公认为三论宗的奠基鼻祖，草堂寺自然成了该宗的祖庭。
由于鸠摩罗什在翻译佛典、引介中观理论、普传佛法等方面有着突出的成就，也由于他对佛教的中国化及中国自己佛教宗派的产生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这使他在中国佛教发展史上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其献身释门、毕生弘法的事功和精神，曾令后世僧俗两界不少人为之赞叹不已。草堂寺内碑廊西壁上，现仍嵌有唐玄宗七言颂诗碑石，兹录之以作结。诗曰：
秦朝朗现圣人晨，远表吾师德至灵。
十万流沙来振锡，三千弟子共译经。
文含金玉知无朽，舌似兰荪尚有馨。
堪叹逍遥园里事，空余明月草青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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