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政治中心里的政坛风云

    一、杨坚“安坐攘帝位”

    杨氏家世隋王朝的第一代皇帝隋文帝杨坚，弘农华阴（今陕西华阴）人。杨氏是从汉朝以来的名门望族。在西魏时期，杨坚的父亲杨忠便和独孤信一起投靠了权臣宇文泰。宇文泰组织府兵，以武川镇军官为骨干，独孤信以军功成为府兵八柱国之一，杨忠亦以军功成为十二大将军之一，杨忠也就成为关陇贵族地主统治集团中重要人物之一。西魏恭帝初，赐杨忠鲜卑姓普六茹氏。此后，杨忠因为屡建功勋，而且帮助宇文觉建立了北周政权，所以，北周初，官爵升至柱国大将军，封随国公。

    杨坚是杨忠的长子，小名那罗延，译意是金刚力士，及长，“性严重，有威容，外质木而内明敏，有大略”。杨忠死后，杨坚凭借父亲的地位和自己的才能，袭爵随国公。杨坚娶独孤信第七女为妻，独孤信的大女儿是北周明帝宇文毓（宇文泰长子）的皇后，第四个女儿是八柱国之一李虎的儿子李昞的妻子，也就是后来唐高祖李渊的母亲。杨坚有个女儿，嫁给了北周皇帝宇文赟，因此，北周、隋、唐这三朝皇帝都是亲戚。宣政元年（578年），北周宣帝即位，立杨坚的长女杨丽华为皇后，以杨坚为上柱国、大司马，不久又迁升为大前疑，位望日隆。北周宣帝是一个荒淫无耻的暴君，在位不到两年，于大象二年（580年）病死，年仅8岁的儿子宇文阐继位。这种情况下，杨坚即以宣帝后父的身份，联络一些典掌机密的近臣进行夺取政权的活动，他自为大丞相，都督内外诸军事，迅速掌握了北周的军政大权。

    三总管之乱这时，反对杨坚集团的地方势力，以相州（河北临漳西南）总管尉迟迥为首，立即发动了武装对抗，郧州（湖北安陆）总管司马消难、益州（四川成都）总管王谦相继起兵响应。杨坚利用关中的府兵，派兵遣将，很快击灭了三方的反抗武装，杨坚的这一胜利，稳定了内部的统治秩序。接者，又以谋反的罪名，先后杀掉了北周宗室毕王宇文贤、赵王宇文招、越王宇文盛、陈王宇文纯、代王宇文达、腾王宇文卣，尽灭宇文氏之族，清除了鲜卑族中的反对势力，完全控制了全国政治局势，并使之稳定下来。

    杨坚代周大定元年（581年）二月，杨坚代周称帝，国号隋，改元开皇，建都长安（今西安市西北）。第二年，以长安旧城制度狭小，便在长安城东南20余里，建造大兴城，遂移都大兴城。清代赵翼在《廿二史札记》里认为杨坚之得天下太过于容易：“古来得天下之易，未有如隋文帝者。以妇翁之亲，值周宣帝早殂，结郑译等矫诏入辅政，遂安坐而攘帝位。”

    改革与统一杨坚建隋后，在政治、经济各方面都进行了改革。在政治方面，他废除了北周的六官制度，确立了三省六部制。三省就是尚书、门下、内史三省，三省的长官都是宰相。尚书省的事务繁多，故又下设吏、礼、兵、都官（刑）、度支（民）、工等六部，分管各项政务。根据这种制度，同时几个宰相执政，可以防止外戚或个别大臣专权篡位，以利于巩固最高统治者的地位。其次，还改州、郡、县三级制为州、县二级制，精简了机构，裁减了冗员。又修订了齐、周以来的法律，制定了《开皇律》，减少了一些严刑酷法，起了缓和社会矛盾的作用。在经济方面，继续推行均田制度，实行轻徭薄赋的政策，促进了经济的发展。

    和隋相比，南方的陈朝腐朽没落，皇帝陈叔宝骄奢淫逸，无所作为，政治腐败，社会矛盾尖锐。开皇八年（588年）十月，隋发兵50余万向陈发动进攻，次年正月，陈朝灭亡，全国实现了统一。

    二、杨广的夺嫡、弑父与即位

    晋王杨广隋炀帝杨广（569—618）是隋文帝杨坚的第二个儿子，开皇元年（581年）封为晋王，任并州（治所在今山西太原）总管，时年13。次年，置河北道行台尚书省于并州，杨广为行台尚书令。开皇六年（586年），杨广改任雍州（今陕西西安）牧、内史令，掌管出纳王命的内史省和京城地区的行政事务。过了两年，又被调往寿春（今安徽寿县）担任淮南道行台省尚书令，主管伐陈的战事。刚20岁的杨广，以行军元帅，在长史高颎、司马王昭的辅佐下，统领兵马50余万进攻江南。开皇九年（589年）春，攻下建康（今江苏南京），灭亡陈朝。灭掉陈后，杨广表现得很有气度：杀掉了陈后主陈叔宝的奸佞之臣，封存府库，不贪钱财，最后将陈叔宝及皇后等人押回京城。杨广得胜回朝，声望大增，并进位太尉，再次出任并州总管。后改为扬州总管，镇守江都（今江苏扬州），每年入朝一次。开皇二十年（600年）夏，西突厥达头可汗入侵，又以杨广为行军元帅，督率杨素、史万岁等分道抗击，西突厥大败，杨广胜利班师，此时他32岁，已经是出将入相，屡建奇功，“声名籍甚，冠于诸王”，因而也就不断滋长了他的政治野心，欲夺太子地位。

    夺嫡之谋杨广共兄弟五人，哥哥杨勇是长子，开皇元年立为太子。老二便是杨广，老三是杨俊，老四是杨秀，最后是杨谅。杨广因为自己的战功在哥哥之上，这使他渐渐有了取代哥哥的欲望。

    为了实现做太子、以后做皇帝的梦想，杨广费尽心机地把自己伪装起来。而太子杨勇却缺少杨广那样的心机，为人率意任情，无所矫饰。父亲杨坚喜欢节俭，他却奢侈浪费；母亲独孤皇后痛恨男子宠幸众多姬妾，他却张扬地寻欢作乐，不但如此，还冷落了母亲精心为他挑选的妻子元氏。这使得父母都对他有怨气，加上后来杨勇还过分地接受百官的朝贺，使杨坚更为不满。杨广看在眼里，特别懂得矫饰自己的言行，表面上装作只与萧妃相处，不近其他女色，供役使的婢仆老而且丑，乐器上布满灰尘，甚至连弦都没有，这就更能讨得父母欢心。每次入朝，车马侍从也很俭约。杨广出镇江都，每次入朝辞行，都痛哭流涕，依依不舍，父母看儿子如此孝心，也心痛流泪，不忍他远离膝下。在这样一个精明的对手面前，杨勇很快被孤立起来了，最后莫名其妙地背上了“谋反”的罪名，被盛怒的父皇废为平民，囚禁深宫。杨广则如愿以偿地于开皇二十年（600年）当上了皇太子。

    弑父即位仁寿四年（604年），隋文帝卧病仁寿宫（今陕西麟游西），杨广侍宫中，他写信问杨素如何处理后事，杨素的回信被错送给文帝，文帝看了自然非常生气。同时，杨广又无礼于文帝的宠姬宣华夫人，文帝大怒道：“畜生何足付大事！独孤诚误我！”立刻令兵部尚书柳述和黄门侍郎元岩起草诏书，欲召见杨勇托付后事。杨素立即告知杨广。杨广矫诏执柳述、元岩下狱，派亲信张衡杀害了隋文帝，又派人杀死了杨勇（后来，杨勇的8个儿子，都被杨广杀死）。这年七月，杨广登上帝位，改元大业。

    三、李渊父子乘虚定关中

    炀帝暴政隋炀帝即位后，穷奢极欲，纵情声色，他不满足于京师的物质享受，刚刚当上皇帝，就开始营建东都，由于工程大，工期紧，每月役丁200万人，劳累而死者十之四五，外送尸体的车子，相望于道。大业元年（605年），开修大运河，前后征发数百万人。大业三年（607年），又征发百余万人修筑长城。此外，从大业八年（612年）到大业十年（614年），隋炀帝三次对高丽进行战争，参加战争的人又是三四百万。这样，把大量的劳动力用于非生产方面，必然导致生产停滞，不能发展。劳动者走投无路，被迫造反。于是，大业七年（611年）爆发了王薄起义，由此揭开了全国农民起义的序幕。

    李渊起兵反隋李渊是西魏八柱国之一李虎之孙，李虎原是武川的军事贵族，因有功于西魏，死后被追封为唐国公，是关陇贵族集团的重要成员。李渊父李昞，袭爵唐国公，李昞死后，李渊又袭封唐国公。在隋朝，李渊先后作过州刺史、郡太守，大业十一年（615年），又为山西、河东抚慰大使，大业十三年（617年），为太原留守。太原是北御突厥的军事重镇，炀帝末年，农民起义遍及全国的时候，太原也就成为隋王朝在北方控制的除了西京和东都之外的重要据点了。于是，在隋炀帝巡游江都之后，李渊眼看隋政权即将崩溃，在长子李建成、次子李世民的辅助之下，积极策划起兵，以便从隋王朝严重危机的缝隙中找到自己发展的道路。他以镇压农民起义为借口，募集到兵士一万多人，遂在大业十三年（617年）五月，杀掉太原副留守王威、高君雅，在太原起兵。李渊决计向西进兵，夺取关中。为了暂时缓解北面的威胁，又对北方的突厥讲和，巩固自己的实力。

    克定关中大业十三年（617年）七月，李渊经过充分的准备，率兵3万，从太原向关中进发了。之所以选定关中地区，是因为这里土地肥沃，物产丰富，一切政治、军事行动，可以得到物质保证；其次，关中地区地势险要，进可以攻，退可以守，有利于争夺中原；加之长安是首都，政治上很有影响，取得长安也就是对隋朝的沉重打击。李渊沿途开仓赈饥，军纪严明，因而声势日增。李渊兵分两路，一路由李建成、刘文静等人率领，屯永丰仓，扼守潼关，监视河东（今山西永济）的隋军，另一路由李世民、刘弘基等人率领，西进高陵（今高陵），经泾阳（今泾阳）、武功（今武功）等地，迂回长安。李世民在向西进军的途中，先在泾阳镇压了胡人刘鹞子的起义军，接着，又会合了李神通和平阳公主所领导的队伍。李神通、平阳公主和李渊的女婿段纶都积极响应，先后加入了李世民所领导的队伍，使其很快扩大到13万人。李渊看到李世民的胜利，遂命李建成等率驻永丰仓的部队向长安进军。十月，李渊兵抵长安城下，会合诸军兵力共20余万人，十一月，攻克长安。

    李渊建唐李渊攻克长安之后，立炀帝孙代王杨侑为傀儡皇帝（隋恭帝），遥尊在江都的隋炀帝为太上皇，渊自为大丞相、唐王。隋义宁二年（618年）三月，炀帝在江都被杀，五月，李渊废黜了杨侑，自己做了皇帝，国号唐，是为唐高祖。建年号曰武德，定都长安。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唐王朝就这样建立了。

    四、玄武门之变

    随着唐初统一战争的节节胜利，唐朝统治集团内部争夺权力的矛盾逐渐加剧。太子李建成和秦王李世民为争夺最高统治权形成了两大集团。这两大集团明争暗斗，愈演愈烈，最终在武德九年（626年）六月四日宫门喋血，上演了“玄武门之变”。

    权位斗争唐高祖的皇后窦氏生有4子，除了第三子玄霸早夭外，长子建成立为皇太子，他为人宽厚有干才，在统一战争中有很大的功劳，加上长期留守京师长安，辅助高祖处理政务，稳定后方，支援前线，起过重要作用，有很强大的政治力量。次子世民，封秦王，才艺不凡，从小喜欢弓马骑射，又深谙兵书战策，长于谋略。在唐初的一系列战争中，秦王李世民战功卓着，使他的威望骤增。在李世民的周围，早就聚集了一批才能出众的文官武将。他在秦王府设立“文学馆”，以收罗四方贤能之人，着名的“十八学士”也因此而形成，还有蓄养在外的勇士800余人。封德彝曾经说过“秦王恃有大勋，不服居太子之下。”

    随着李世民声望和实力的与日俱增，与皇太子李建成之间便产生了皇位继承权的斗争。按照古代帝位继承“立长不立幼，立嫡不立庶”的传统，建成是当然的皇太子，未来的皇帝。但他更清楚在皇位继承问题上历来就存在着你死我活的斗争。李渊的四子齐王李元吉对皇位也有觊觎之心，他感到秦王的强大威胁，知道自己在竞争中的劣势地位，由于共同的目标，李建成和李元吉结成了暂时的同盟。

    在武德二年（619年），太子詹事李纲就规劝过李建成，“不宜听受邪言，妄生猜忌”。指的就是对李世民的猜忌，可见其矛盾由来已久。到李世民削平关东以后，矛盾就更深了。刘黑闼再度起兵时，太子中允王珪、洗马魏徵提醒建成说：“秦王勋业克隆，威震四海，人心所向，殿下何以自安？”因而建议他去讨伐刘黑闼，以建功立业，“因结山东英雄”。李建成听从这一建议，成功讨伐了刘黑闼的军队，树立了自己的威望。为了加强军事势力，他还私募骁勇2000余人，屯守东宫左右长林门，号称“长林兵”。又拉拢后宫嫔妃，特别是高祖宠妃张婕妤和尹德妃，使之吹捧自己，诋毁李世民。

    在儿子们争夺太子权位的问题上，李渊感到棘手，他也发现了儿子们之间的明争暗斗，但他一直没能妥善地解决这个问题，以致发生了一场流血政变。

    喋血宫门武德九年（626年），突厥入侵，李渊令李元吉领兵抗敌。李建成和李元吉密谋在为元吉送行的宴会上乘机杀掉秦王李世民。风声走漏，李世民与长孙无忌、高士廉、尉迟敬德、侯君集等紧急商量，以捷足先登的政变，除去东宫集团。在收买了李建成和李元吉派去防守皇宫北门——玄武门的守将后，六月四日，李世民率领长孙无忌和尉迟敬德等伏兵玄武门，杀死了李建成和李元吉。东宫将士组织反击，和秦王的部队在玄武门外发生激烈战斗，最后失败。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玄武门之变”。

    秦王集团政变成功，萧瑀、陈叔达进言：“建成、元吉本不预义谋，又无功于天下，疾秦王功高望重，共为奸谋。今秦王已讨而诛之，秦王功盖宇宙，率土归心，陛下若处以元良，委之国事，无复事矣！”面对不由自主的局势，唐高祖李渊只好表示同意，并下达“诸军并受秦王处分”的手令。过了6天，高祖便立李世民为皇太子，并且下诏：“自今军国庶事，无大小悉委太子处决，然后闻奏。”八月，正式传位于太子，以太上皇徙居大安宫，不再预闻国事。

    从此，中国历史进入一个新的繁荣时期——贞观之治（627-649）。这一时期，由于唐太宗的励精图治，政治清明，社会安定，经济发展，文化繁荣，国势极为强盛，历来为史家所称颂。

    五、武则天与乾陵

    武则天，这是一个颇有历史魅力的名字。她是唐朝开国功勋武士彟的次女，唐太宗李世民的才人，唐高宗李治的皇后。她在协助高宗处理军国大事，佐持朝政30年后，亲登帝位，自称圣神皇帝，废唐祚于一旦，改国号为周，成为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唯一女皇。

    则天身世武则天，本名不详，称帝后改为武曌，并州文水（今山西文水县）人。她诞生于唐高祖武德七年（624年）正月，卒于中宗神龙元年（705年）十一月。生母是武士彟的续妻，陇右大士族、隋朝宰相、遂宁公杨达之女。武则天自幼聪慧，父亲深感她是可造之才，遂教她读书识字。史载，则天十三、四岁时，已是博览群书，博闻强记，诗词歌赋也都奠定了一定基础，而且长于书法，字态卓荦不群。

    从才人到皇后贞观十一年（637年），14岁的则天以长相俊美，入选宫中，受封“才人”。贞观二十三年（649年），太宗去世，则天被送至长安感业寺削发为尼。唐高宗李治即位后，因早先与则天有过一段暧昧关系，遂召武则天入宫，晋封为“昭仪”。永徽六年（655年），极受高宗宠幸的武则天，力促高宗立己为后。然而，当高宗把废皇后王氏，立武则天为皇后的打算向褚遂良、长孙无忌等元老重臣说明后，立即遭到强烈的反对。他们认为武氏出身卑微，不宜为后。但是，高宗的主张也得到武则天的同谋许敬宗以及李义府、徐世积等一些朝中要员的支持。在他们的帮助下，高宗终于在这年的十月断然颁诏，废皇后王氏，正式册立武则天为皇后。自此，皇家内宫大权，全部落入武氏之手。

    掌管朝政武则天登上皇后宝座后，机智精明，“通文史，多权谋”的长处，得到充分的发挥。她利用皇后的身份，积极参与朝政，史载“高宗自显庆后，多苦风疾，百司奏事，时时令后决之”。从永徽六年（655年）到显庆四年（659年）的5年时间里，她设法清除政敌，贬尚书右仆射褚遂良，使其郁闷而死；黜同中书门下长孙无忌，逼其自缢；罢免朝中褚遂良、长孙无忌的支持者，巩固和扩大了自己的影响和权力，扫除了她参政道路上的障碍。

    显庆五年（660年），高宗李治因患风眩，目不能视，遂下诏委托武后协理政事。自此，则天从参政步入执政，“天下大权，悉归中宫，黜陟生杀，决于其口，天子拱手而已”，人虽在幕后，却操控着朝廷实权。后来，高宗一度图谋收回大权，并密令中书侍郎上官仪草诏废后。不料“谋泄不果”，武后则先下手为强，将上官仪处死。高宗之举，功亏一篑，反使武后更为警觉。

    由于则天武后处理政务有章有法，不似高宗久诿不决，甚为群臣敬服。高宗虽厌其独行独断，许多国家大事又不能不倚重她。这样，就使武后逐渐从幕后走向前台，竟与高宗同临紫宸殿，一起接受群臣朝拜。上元元年（674年），高宗号天皇，皇后号天后，天下人谓之“二圣”。自此，高宗形同虚设，唐朝权柄，尽在武后则天掌握之中。

    从上元元年（674年），则天以“天后”之尊开始执政，至天授元年（690年）正式称帝的16年中，武氏为当皇帝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首先，在王位的继承上，高宗想禅位于长子李弘。不料，李弘却于上元二年（675年）四月病死于洛州合璧宫。紧接着，高宗立次子李贤为太子。李贤被高宗委以监国之任，处理政务颇为精干，武后则罗织罪名，逼迫高宗废李贤为庶人，立三子李显为太子。弘道元年（683年），高宗卒，中宗李显继位，武后则以皇太后名义临朝称制。中宗即位不足两月，即被武则天废掉，改封庐陵王，另立四子李旦为帝，是为睿宗。李显、李旦都是平庸无能之辈，在皇帝位上也是傀儡，处处受制于武后。

    其次，是修改《氏族志》为《姓氏录》，从传统上和舆论上打击和削弱一贯反对自己的士族官僚集团，扶植和依靠庶族地主阶级。这样，使士族官僚不再有入仕做官的优越条件，也不能因出身豪贵而为所欲为。而对庶族出身的官员，也不再因门第贫贱而受辱于人。修成的《姓氏录》再也看不到士族贵族的特权，原来连《氏族志》都不能列入的武氏，在《姓氏录》中，却定为第一等。

    再次，是变更官名，改东都洛阳为神都，为自己登位称帝，建立新秩序，迈出重要的一步。武后的这些新政措施，很快遭到皇族李氏和许多士族官僚的反对。柳州司马、唐初元勋徐世积之后徐敬业，招十数万兵马率先于扬州发难，名着一时的《讨武曌檄》，遍撒域中。宗室琅琊王李冲在博州、越王李贞在豫州也相继举兵反武。武后对此坚决镇压，这些叛乱很快平息，徐敬业、李冲、李贞等主要发难者，或死于战场，或被捕杀，无一幸免。

    武周改制天授元年（690年），武则天改唐为“周”，自号“圣神皇帝”。这年，她已是67岁高龄。

    如果说，武则天在称帝前30余年参政执政的政治生涯中，已显示出惊人的政治谋略和手段，那么，在称帝之后的10余年中，则更充分地显示了她在用人、处事、治国等各个方面杰出的政治才能和政治家的气魄。

    武则天称帝后，更重视人才的选拔和使用。她认为“九域之广，岂一人之强化，必伫才能，共成羽翼”。凡能“安邦国”、“定边疆”的人才，她不计门第，不拘资格，一律量才使用。为了广揽人才，她发展和完善了隋以来的科举制度，放手招贤，允许自举为官、试官，并设立员外官。此外，她还首创了殿试和武举制度，为更多更广地发现人才、搜罗人才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比如，中唐名将郭子仪，就是“自武举异等出”。这样，在她施政的年代里，始终有一批能臣干将为其效命，有力地维护着武周的政权。

    对于农业生产，武则天也非常重视。她说：“建国之本，必在务农”，“务农则田垦，田垦则粟多，粟多则人富”。她规定，能使“田畴垦辟，家有余粮”的地方官升任；“为政苛滥，户口流移”的“轻者贬官，甚至非时解替”。这样，农业和手工业都得到较大的发展，人口不断增加。据当时统计，永徽时全国户数为380万户，到武则天临终的神龙元年（705年），渐增为615万户，几乎增长一倍。仅此一点，即可看出这一时期的农业经济发展情况。

    在抗击外来入侵，保护边境安宁，改善相邻各国的关系方面，武则天施政时期也做了很多努力。对吐蕃贵族的入侵和骚扰，武则天给予坚决的抵御和反击。长寿二年（692年）她派大将王孝杰击败吐蕃，收复安西四镇，复置安西都护府于龟兹。之后，又在庭州设置北庭都护府，巩固西北边防，打通了一度中断的通向中亚地区的“丝绸之路”。在她执政期间，坚持边军屯田的政策。天授年间（690—692年），娄师德检校丰州都督“屯田积谷数百万，兵以饶给”。大足元年（701年），郭元振任凉州都督，坚持屯田5年，“军粮可支数十年”。这种大范围的长期屯田，对边区开发、减轻人民转输之劳，以及巩固边防都有着积极的作用。

    当然，在武则天掌权近半个世纪的时期内，也有很多过失。她重用酷吏，奖励告密，使不少污吏横行一时。他们刑讯逼供，滥杀无辜，诬陷于人，使不少文臣武将蒙受不白之冤。虽然对武周政权的巩固起过一些作用，但也搞得统治集团内部矛盾激化，人人自危，必然影响国家的治理和生产的发展。她放手选官，使官僚集团急剧增大，官僚机构膨胀，必然要加重人民的负担。她晚年好大喜功，生活奢靡，耗费大量财资和劳力，这都不同程度影响和延缓了生产力的发展。不过，这些错误和过失，毕竟是武则天政治生涯中的支流。她作为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能够排除万难，在长达半个世纪的年代里，形成强有力的中央集权，社会安定，经济发展，上承“贞观之治”，下启“开元盛世”，革除时弊，发展生产，完善科举，破除门阀观念，不拘一格任用贤才，顺应历史潮流，大刀阔斧进行改革，其过错与这些功绩显然难以同日而语。她的历史功过，恰如乾陵所立的“无字碑”一样，只能由历史去作出评论和判断。

    乾陵武则天去世后，与唐高宗合葬在乾陵。在名分上，她只是以皇后的身份，与丈夫唐高宗合葬，但由于她在历史上的影响远远超过了唐高宗，后世已将乾陵视为她的陵墓，反而把唐高宗淡化了。乾陵气势雄伟，是陕西唐十八陵中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一座，陵园位于陕西乾县城北6公里的梁山上，距古都西安76公里，距西安咸阳国际机场40公里。1961年公布为全国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0年被国家旅游局公布为AAAA级旅游景区。

    乾陵是唐代皇陵葬制的典范，按照“依山为陵”的葬制，寝宫修建于海拔1047.9米的梁山主峰之中。整个陵园仿唐长安城格局营造，规模宏大，建筑雄伟富丽，堪称“历代诸皇陵之冠”。据《唐会要》记载，乾陵陵园“周八十里”，占地15万余亩。陵园原有城垣两重，内城置4门，东曰青龙门，南曰朱雀门，西曰白虎门，北曰玄武门，总面积约230万平方米。城内有献殿、偏房、回廊、阙楼、狄仁杰等六十朝臣像祠堂、下宫等辉煌建筑378间。陵园内现存有精美绝伦的大型石刻124件，从南乳峰之间沿司马道主轴线往北，依次对称排列，计有华表1对、翼马1对，高浮雕鸵鸟1对，仗马及驭手5对，戴冠着袍拄剑的中郎将石像10对，石碑2通，蕃臣像61尊，内城4门外各置石狮2尊，北门外另有石马6匹，号称“六龙”。这百余件大型石刻，堪称“盛唐石刻艺术的露天展览馆”。据文献记载和考古资料证实，乾陵是迄今为止唯一未被盗掘的唐代帝王陵墓。

    六、唐玄宗、杨贵妃与“马嵬驿之变”

    唐玄宗与杨贵妃唐玄宗（685—762），名隆基，唐朝第七代皇帝，唐睿宗李旦第三子，因谥号为“至道大圣大明孝皇帝”，故又称“唐明皇”。

    李隆基幼时聪明伶俐，很得祖母武则天的喜爱，先被封为楚王，后又被封为临淄王。神龙元年（705年），张柬之等人发动政变，迫使武则天将皇位传于唐中宗。唐中宗即位之后，立韦氏为皇后。韦后野心勃勃，她想和武则天一样当上女皇。中宗为愚暗之主，政权渐渐掌握在韦后之手。可韦后并没有多少才能，她和女儿安乐公主以及武则天的侄儿武三思等人相互勾结、狼狈为奸，朝政腐败不堪。

    中宗景龙二年（708年），李隆基出任潞州（今山西长治）别驾，他积极网罗人才，发展私人力量，为以后发动政变打下了基础。不久，罢潞州别驾，返回京城，他更是厚结禁军首领，暗地里结交各种有识之士，培养亲信党羽，等待发动政变的时机。

    景龙四年（710年），韦后毒死中宗后，立时年16岁的李重茂为帝，自己则临朝称制，掌握实权。李隆基乘此机会，发动政变，处死韦后、安乐公主及其党羽，迫使李重茂退位，拥立父亲李旦复位，李隆基因功立为皇太子。

    唐睿宗李旦得以复位，妹妹太平公主也出了不少力。由于她善弄权术，议政处事能力甚至超过睿宗，故而逐渐掌握朝政。李隆基当太子时已25岁，且精明强干，很有作为，这让太平公主感到一种强烈的威胁。为了更好地巩固自己的权势，太平公主阴谋废除太子李隆基，另找一位软弱无能、易于控制的人取而代之。她在李隆基身边安插了不少耳目，要他们暗中监视李隆基的行动，随时向她汇报。李隆基面对这种攻势，当然不会坐以待毙。在太平公主与太子矛盾急剧激化的时候，睿宗既不愿得罪其胞妹，也不愿抛弃太子，于是，他用金蝉脱壳之计，于先天元年（712年）传位于太子。八月，李隆基继位，是为玄宗。

    李隆基即位之后，太平公主的势力有增无减，她为了壮大自己的势力，结党营私，擅权用事，甚至准备发动政变，废掉玄宗。面对如此危急的情况，玄宗先发制人。先天二年（713年），玄宗指挥将士先后处死太平公主的党羽，赐公主自杀，并没收了太平公主的家产，肃清了她的残余势力，巩固了自己的地位。至此，29岁的唐玄宗开始亲政，历史进入了政权稳定、经济繁荣的开元盛世阶段。

    开元年间（713—741年），玄宗励精图治，颇有作为。当时，唐朝政治清明，国力强盛，经济繁荣，社会稳定，百姓安居乐业。史载：“左右藏库，财物山积，不可胜数，四方丰稔，百姓殷富，管户一千余万，米一斗三四文，丁壮之人，不识兵器。路不拾遗，行者不赍粮。”杜甫也在《忆昔》诗里赞颂道：“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百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

    可是，玄宗在取得成就之后，骄侈心代替了求治心。从开元后期开始，唐玄宗由明转昏，渐渐不能采纳大臣的谏诤，生活上奢靡日增，肆意挥霍，而且整日崇道好仙，“自恃承平，以为天下无复可忧。”天宝四年（745），唐玄宗纳杨玉环为贵妃之后，更是专以声色自娱。

    杨贵妃（719—756），小名玉环，祖籍弘农华阴，后迁居蒲州永乐（今山西永济）。杨玉环能歌善舞，姿色出众，熟谙音律，原为寿王李瑁的王妃，后倍受唐玄宗的宠爱，封为贵妃。据说她特别爱吃岭南所产新鲜荔枝，玄宗便下令用驿马运送岭南荔枝到长安。为了满足杨贵妃的奢欲，当时供贵妃院役使的织绣工达700人，雕刻熔造工又数百人。不仅对贵妃如此，杨氏家庭的人个个飞黄腾达，唐玄宗对贵妃的姐妹兄弟及其他贵宠之家赏赐无度，这样便耗费了国家大量财物。在昏君和奸相的长期统治下，国家政治黑暗、经济萧条，唐王朝面临着深刻的危机。

    安史之乱天宝十四年（755年），身兼平卢（治营州，今辽宁锦州市西北）、范阳（治幽州，今北京）、河东（治太原府，今山西太原）三镇节度使的安禄山，在经过多年的准备后，率军于范阳发动叛乱。他们以奉密旨讨伐奸相杨国忠为名，挥师南下，很快攻下潼关，占领唐朝首都长安。唐玄宗仓皇出逃，至马嵬驿（今陕西兴平市马嵬坡），随行将士哗变，杀杨国忠，迫使玄宗缢死杨贵妃，这就是历史上的马嵬驿之变。唐玄宗最后逃到成都避难，太子李亨逃到朔方（治灵州，今宁夏灵武西南）即帝位，是为肃宗。

    唐肃宗至德二年（757年），唐军相继收复长安与洛阳之后，唐玄宗从成都回到长安。上元元年（760年），在唐肃宗的支持下，李辅国率兵幽禁太上皇唐玄宗于西内甘露殿。宝应元年（762年）四月初五，78岁的唐玄宗在愧疚与郁闷中溘然长逝，葬于金粟山，名为泰陵。

    唐玄宗是唐代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他统治时期曾锐意改革，使唐朝进入了政治稳定、经济繁荣、文化发展的鼎盛时期。后期骄惰怠政，奢侈淫靡，酿成了天宝之祸，从明主沦为昏君。正是：“靡不有初，鲜克有终。”留给后人以深刻的反思。

    七、平叛名将郭子仪

    郭子仪（697-781），华州郑县（今陕西华县）人，出身一个中层官吏家庭。开元四年（716年），始以武举高等补为左卫长上，他统兵有方，作战有功，不时升迁，天宝八年（749年），为横塞军使，天宝十三年（754年），为天德军（今内蒙乌拉特前旗北）使，兼九原（今内蒙乌拉特前旗西）太守与朔方节度使右兵马使。

    力战叛军郭子仪在军事上大显身手是在安史之乱爆发以后。天宝十四年（755年）安禄山叛乱初起，郭子仪即调任朔方节度使（驻灵武，在今宁夏灵武西），并奉命率军东讨叛军。正当叛军逼近潼关，威胁京师的时候，郭子仪初战获捷，静边军（今山西右玉）一战，消灭叛军7000人，继又攻下云中（今山西大同）、马邑（今山西朔州市东），打通了东陉（今山西代县东），为继续东进开辟了道路。

    至德元年（756年）正月，由郭子仪推荐的新任河东节度使李光弼东出井陉（今河北井陉西北），攻下常山（今河北正定）。叛军史思明部妄图夺回常山。双方相持40余日，李光弼向郭子仪告急。郭子仪于四月兵至常山，与李光弼合兵一处，共十余万人，九门（今河北正定东）一战，大败叛军。这时，郭子仪曾经建议，北取范阳，直捣叛军巢穴以减轻潼关的压力，但没有得到玄宗的许可。

    克复两京七月，肃宗在灵武即位，由于他势单力薄，岌岌可危，遂调郭子仪部到灵武，并以郭子仪为兵部尚书兼宰相。郭子仪认为河东（今山西永济）的战略地位非常重要，东下可进东京，西上可取长安。于是，他派人秘密潜入河东，准备内应唐军。至德二年（757年）二月，郭子仪率军进攻冯翊（今陕西大荔），逼近仅一河之隔的河东。河东城内有人乘机内应唐军，杀叛军近千人。叛军守将崔乾佑弃城逃走，郭子仪乘胜追击，斩敌4000人，俘虏5000人，顺利攻下河东。由于唐军连战告捷，肃宗也由灵武到了凤翔（今陕西凤翔）。四月，即命郭子仪为天下兵马副元帅（元帅为皇子李俶），继续征讨叛军。九月，郭子仪率唐军15万，逼近长安，与叛军10万人相持于长安西南香积寺北沣水之东。经过激战，叛军全线崩溃，唐军收复长安。郭子仪乘胜东进，追叛军至潼关，杀敌5000人，占领华阴（今陕西华阴）、弘农（今河南灵宝）。这时，安禄山已死，其子安庆绪放弃洛阳，北渡黄河，走保邺（今河南安阳北），唐军收复洛阳。肃宗回到长安，召郭子仪还京。肃宗派人隆重迎接郭子仪于京城以东的灞上，见了郭子仪。感激涕零地说：“虽吾之家国，实由卿再造。”

    功高失权郭子仪对唐朝有再造之功，由此获得了殊荣，但也因此功高震主，使唐肃宗对他有了提防之心。乾元元年（758年）九月，肃宗调动各路大军进攻镇守邺城的安庆绪。参加作战的九节度使中，郭子仪、李光弼战功最多，威望最高，肃宗出于对他们的防范，不设主帅，只命宦官鱼朝恩为观军容宣慰处置使，总揽全局。郭子仪等唐军围邺城，并引漳水灌城，安庆绪不仅遭水灾之苦，而且城中极其缺粮，甚至老鼠也成了贵重食物，一鼠可卖4000钱。这正是破城良机，但因兵众无主，无人统一指挥，以致坐失良机。史思明为援邺而截劫唐军的粮草，又以声东击西的战术不断袭击唐军。乾元二年（759年）三月，唐各路联军再次与史思明叛军展开大战。正当激战之际，大风忽起，吹沙拔木，天昏地暗，咫尺不辨敌我，混战中双方均遭重大损失。郭子仪退向河阳（今河南孟县），保卫东京。这次战役的失利，鱼朝恩有责无旁贷之过，但他为了推卸责任，竟诬陷郭子仪作战不力。肃宗遂召郭子仪还京，并免其军职，还以李光弼为天下兵马副元帅，取代郭子仪的职务。

    其时，党项等羌人却在京西不断制造事端，威胁长安。肃宗为了借重其威名，遂命郭子仪为邠宁、鄜坊两道节度使，却不让赴任，仍留在京师，不过“假其威名以震之”。直到九月，才命郭子仪出镇邠州（今陕西彬县）。党项素闻郭子仪威名，听说郭子仪已赴镇，遂撤兵而去。宝应元年（762年）二月，绛州（今山西新绛）驻军粮饷不继，军心不稳。绛州守将王元振借口士卒思郭子仪而发动兵变，杀了朔方等诸道行营都统李国贞。肃宗遂封郭子仪为汾阳王，并以其为朔方、河中、北庭、潞泽节度行营兼平兴、定国等军副元帅，镇守绛州。郭子仪并不因王元振拥护自己而有所姑息，反而斥责王元振杀害主帅会给叛军提供可乘之机，遂杀王元振与其同谋者40人。由此稳定了军心，同时也解决了粮饷问题。

    不久，代宗即位，郭子仪再次遭到猜忌，被解除兵权，调回长安。

    正当唐政府边兵内调，把主要力量用于平定安史之乱的时候，西方的吐蕃、党项就乘机向东发展势力，凤翔（今陕西凤翔）以西、邠州（今陕西彬县）以北的地方，已失去控制。郭子仪看到这种危机的存在，曾建议不可忽视这方面的问题，但都没引起代宗的重视。

    广德元年（763年）七月，吐蕃大举进攻，边将频频告急，大宦官程元振皆扣压不报。吐蕃顺利东下，很快到达泾州（今甘肃泾川），泾州刺史高晖投降，并引吐蕃深入内地，一直过了邠州（今陕西彬县），进至奉天（今陕西乾县）、武功（今陕西武功西），京师震动。代宗这才知道吐蕃已进至京畿，急命雍王李适为关内元帅，郭子仪为副元帅，出镇凤翔（今陕西凤翔）。郭子仪久居京师，手下部曲离散，至此召募，仅有20余骑。行至咸阳，面对20余万敌军，实在无法应对。他派人向皇帝请兵，却遭程元振拒绝。

    吐蕃逼近长安，代宗仓促出奔陕州，郭子仪循秦岭而东，沿途收容唐军散兵，驻军在商州（今陕西商州）。郭子仪派左羽林将军长孙全绪率200骑出蓝田，观察敌情。长孙全绪白天击鼓张旗，虚张声势；夜间多处燃火，使吐蕃不解其意。同时，还有数百人于夜间在长安城中击鼓呐喊，还发出郭子仪将率大军到来的消息使吐蕃惶恐不安。在这四面楚歌声中，吐蕃感到无力控制长安，只得撤兵西去。十二月，代宗回到长安，郭子仪等到浐水以东迎接。代宗羞愧地对郭子仪说：“朕用卿不早，故及于此。”遂赐以铁券，并画郭子仪像于凌烟阁。

    平定仆固怀恩平定仆固怀恩，又是郭子仪的一大功绩。

    安史之乱结束后，仆固怀恩率朔方兵驻屯汾州（今山西汾阳）。河东节度使辛云京怀疑仆固怀恩与回纥有勾结，遂向代宗密奏仆固怀恩欲反。仆固怀恩受到猜疑，有诏书也不敢进京。当代宗征求除去仆固怀恩之策时，有人建议：仆固怀恩所统之兵皆郭子仪旧部，如果派郭子仪去统领这支军队，仆固怀恩就一筹莫展了。代宗遂命郭子仪为关内河东副元帅、河中节度使。仆固怀恩感到危在旦夕，遂举兵反唐。他进攻太原失败，带300人逃往灵州（今宁夏灵武）。郭子仪到了汾州，仆固怀恩所部，皆鼓舞涕泣，喜其来而悲其晚。仆固怀恩到了灵州，勾结回纥、吐蕃，大举内进。郭子仪奉命出镇奉天（今陕西乾县），在乾陵之南大败仆固怀恩。永泰元年（765年）九月，仆固怀恩再次勾结回纥、吐蕃内进。仆固怀恩中途暴病而死，郭子仪用分化手段，拉拢回纥，共击吐蕃，迫使吐蕃退兵。

    建中二年（781年）六月，郭子仪去世，终年85岁。德宗听到噩耗，为之震悼，废朝5日，并特下诏书，颂扬了郭子仪在平定内乱、安定社稷及保卫国家、“柱石四朝”的丰功伟绩，赠官太师，陪葬建陵。

    郭子仪历经玄、肃、代、德四朝，身居要职，“天下以其身为安危者殆二十年”。他为人宽厚大度，对国家赤胆忠心，不计较个人恩怨，虽屡遭幸臣诋毁、失去兵柄而毫不介意。《太平广记》中评价他：“权倾天下而朝不忌，功盖一代而主不疑，侈穷人欲而君子不之罪。”

    八、南衙北司之争与甘露之变

    南衙北司之争南衙是指宫禁以南的宰相等官署，北司是指宫禁中宦官所在的内侍省。南衙北司之争，是指唐代中后期，外朝官僚集团和内廷宦官集团争夺政权的斗争，也称内外朝之争。

    唐代宦官得势是从唐玄宗时开始的。玄宗开元、天宝年间，内廷宦官激增至3000人，官至五品以上的即达三成。像玄宗宠侍高力士更是显赫一时、贵盛无比，连当朝太子都称其为二兄，更不用说其他的王公大臣了。自太子以降，诸王公主称他为阿翁，驸马之流称他为阿爷。不过高力士虽然显贵，但是权势还不是很大，朝政始终还是掌控在皇帝和宰相的手中。

    自天宝后，宦官专政成为唐后期历史上一个十分突出的特点。安史之乱中，李辅国策划了一次不露痕迹的政变，拥立肃宗即位后，唐肃宗李亨因强藩作乱险亡其国而疑忌将帅，遂任用自己宠信的宦官李辅国统帅禁军，开始了宦官掌权的先例。至唐代宗时，宦官的势力进一步膨胀，充任内枢密使，掌管机密，承诏宣旨。至此，宦官开始逐渐地控制了军队和朝政，而皇帝却逐渐地控制不了宦官，甚至反被宦官所控制。《旧唐书》云：“自贞元之后，威权曰炽，兰锜将臣，率皆子畜；藩镇戎师，必以贿成；万机之与夺任情，九重之废立由己。”

    宦官势力的膨胀，侵害了旧有官僚集团的利益，宦官控制朝廷，不仅威胁皇帝，而且因利所趋，无事不争，这便和朝臣发生冲突。于是稍有作为的皇帝，就想利用宰相压制宦官；宦官也不甘示弱，总是伺机反扑。二者形同水火，南衙北司的对立就是这样形成的。

    早在顺宗时，王叔文、王伾、韦执宜等人进行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夺取宦官的军权，但由于大宦官俱文珍等竭力反击，致使王叔文等很快失败。

    唐文宗时期，右神策军护军中尉、大宦官王守澄大权独揽，横行朝廷。文宗不甘心充当傀儡，一面提拔与王守澄有隙的右领军将军仇士良为左神策军护军中尉，以分散宦官势力；一面重用李训和凤翔节度使郑注等人，以消灭宦官集团。

    甘露之变唐太和九年（835年）九月二十六日，文宗根据李训、郑注的建议，任命王守澄为左、右神策军观军容使，表面上提高其职位，实为削夺其兵权。十月初九，文宗用毒酒将王守澄赐死，并将其党羽诛杀殆尽。消灭王守澄势力后，李训又拟定了彻底消灭宦官的计划。十一月二十一日，唐文宗上朝紫宸殿，百官鱼贯而入，分班序立。左金吾卫大将军韩约匆忙入奏，称左金吾厅后院石榴树上有甘露降临，李训和刑部侍郎舒元舆等率百官拜贺，并请文宗亲去观看，文宗乘辇出紫宸门，升含元殿，命仇士良率宦官先去探视。仇士良等进入金吾厅后，见韩约神情紧张，又发现院中帐幕后有全副武装的军士，遂慌忙迎文宗还宫。李训急呼韩约所部左金吾兵上殿，杀宦官10余人，其余宦官在与金吾军奋战中随文宗入宫。仇士良等立即调动禁军500人进行报复，对中书、门下官员大肆屠杀，死伤近千人，以致“横尸流血，狼藉涂地，诸司印及图籍、帷幕、器皿俱尽。”仇士良又出动神策军数千人，在京城进行大搜捕。宰相李训、舒元舆、王涯等，不管是否参与了此事，均遭逮捕被杀。“甘露之变”，以宦官的胜利宣告结束。此后，仇士良等宦官更加专横跋扈，政治也更加腐败了。

    九、黄巢大齐政权在长安

    黄巢起义僖宗广明元年（880年），在关中历史上发生了一桩惊天动地的重大事件，就是以黄巢为领袖的唐末农民起义大军以摧枯拉朽之势、雷霆万钧之力，突破潼关天险，长驱关中，直捣长安。

    黄巢（？－884），曹州冤句（今山东曹县西北）人。稍通书记，屡举进士不第，以贩私盐为业。家富于财，善击剑骑射。唐懿宗咸通（860－873年）末至僖宗乾符（874－879年）初，连岁凶荒，黄河以南尤其严重，农民起义纷纷爆发。乾符二年（875年）初，黄巢聚众响应王仙芝起义，后仙芝战死，黄巢被推戴为领袖，号“冲天大将军”，建元王霸。鉴于中原地区官军实力强大，黄巢避实就虚，引兵南下，挺进江西、浙江、福建等地，于乾符六年（879年）九月攻克广州，众至百万，自号义军百万都统。在广州稍事休整之后，即于十月取道桂林北伐。至广明元年（880年）七月，自采石（今安徽当涂北）飞渡长江，乘胜长驱，于九月率众渡过淮河。义军军纪整肃，“整众而行，不剽财货”，沿途群众纷纷参加义军，众达百万。黄巢自称“率土大将军”，随即又改称“天补大将军”。十一月占领东都洛阳。入洛阳城后，义军“劳问而已，闾里晏然”。黄巢在东都并未久留，随即转旗西指，于年底突破潼关（今陕西潼关东北）天险，最后攻下了京师长安。唐僖宗和大宦官田令孜南逃成都。义军入城之日，向贫民散发财物，并由大将军尚让向群众宣布：“黄王起兵，本为百姓，非如李氏不爱汝曹。汝曹但安居无恐！”

    建立大齐政权黄巢入长安后最重要的活动是建立了以大齐为国号的农民政权。广明元年（880年）十二月十三日，黄巢在含元殿正式即皇帝位，宣布国号为大齐，改元金统，颁布大赦令。大齐政权在长安推行了一系列政策和措施，对于维护和巩固新生的农民政权，起到了一定的保证作用。

    首先，农民军曾采取过某些“均平”措施。如义军入京“甫数日，因大掠，缚箠居人索财，号‘淘物’。富家皆跣足而驱”。他们还在长安近畿没收地主土地，并且散施财物给穷人。这些策略，都是农民领袖的平均思想的实践。其次，对唐朝官僚采取分化瓦解和争取的政策。原唐朝官员，四品以下酌情留用，三品以上全部罢官。但是对于旧官僚，只要表示归降，则既往不咎且给官做。大齐政权还曾礼遇众多儒生，但对与大齐政权为敌者，则推行坚决镇压的政策。黄巢在长安执行严惩皇族、公卿的政策，唐宗室留长安者几无遗类，义军查获降官张直方夹壁中隐藏的高官显贵百余人后，全部处死。

    起义失败但是，革命政权建立后，黄巢没有乘胜追击，也没有消灭关中附近的禁军，而是陶醉在胜利之中，这就使逃到四川的唐僖宗站稳了脚，并集结了残余势力，联络各地军阀武装，向农民军反扑过来。在起义高潮中一些暂时投降的节度使，也乘机起兵。农民军没有根据地，很快陷入唐军包围之中。在关键时刻大齐大将朱温叛变投唐，严重削弱了义军力量。唐朝统治者又勾结沙陀族和党项族的贵族武装力量向农民军进攻。由于寡不敌众，不得不撤出长安，经河南进入山东。中和四年（884年）六月，黄巢在莱芜以北狼虎谷与唐将时溥决战，农民军多数阵亡，黄巢自杀。历时9年多的农民战争至此结束。不久后，唐王朝即告灭亡，历史进入五代十国时期。

    第二节 统一气象下的经济生活

    一、大运河泽被天下

    隋朝开皇四年（584年），为解决长安漕运问题，隋文帝杨坚“命宇文恺率水工凿渠，引渭水，自大兴城东至潼关，三百余里，名曰广通渠。”广通渠的开凿，在经济上巩固了大兴城在全国的地位。

    隋炀帝时，又修建了举世闻名的大运河。这条运河以洛阳为中心，共分四段。

    通济渠。大业元年（605年），隋炀帝征发河南、淮北诸郡民前后百余万，开通济渠。早在战国初期，魏国就开凿了鸿沟（引河水循汴水，折南循沙水入颍）。通济渠是在鸿沟和下游的汴河两水基础上，加以疏浚的。通济渠自洛阳西苑引谷水、洛水入黄河，再自板渚（为板城渚口的简称，在今河南荥阳汜水镇东北黄河侧）引黄河入汴河，经今河南开封东南入淮河。

    邗沟。隋炀帝于大业元年（605年），征发“淮南民十余万”开通邗沟。早在春秋时期，吴王夫差下令开通长江和淮河之间的运河。因这条河流经吴国邗城（今江苏扬州）城，所以称为邗沟。隋朝大运河的邗沟，就是在春秋时期吴国邗沟的基础上疏浚的，它从山阳（今江苏淮安）到江都入长江。全渠广40步，运河两岸筑有御道，栽种柳树，沿途多置离宫别馆，在扬州建有江都宫。

    永济渠。大业四年（608年），隋炀帝征发河北诸郡壮丁百余万，开永济渠。且“丁男不够，始役妇人”。永济渠引沁水南至黄河，又连接卫河，北通涿郡（今北京西南郊）。这条南北运河全长2000余里，河面宽阔，通龙舟。

    江南河。大业六年（610年），开江南河。从京口（今江苏镇江）到余杭，入于钱塘江。全长800余里，广十余丈，通龙舟。

    隋朝大运河是世界上伟大工程之一。它以洛阳为中心，北通涿郡，南达余杭，总长2700多公里，水面宽50多米，窄的地方也有三四十米，是世界上最长的运河，而且河道的水深和宽度及通航能力也是最大的。它把中国东部的钱塘江、长江、淮河、黄河、海河五大水系联系起来，形成了一个四通八达的水运网，成为中国历史上南北运输的大动脉。运河开通以后，“商旅往返，船乘不绝”。唐朝文学家皮日休说，运河“北通涿郡之渔商，南运江都之转输，其为利也博哉！”他还在《汴河怀古》一诗里赞颂这条大运河说：“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运河的开通，还促进了运河两岸城市的发展，江都、余杭、涿郡等城市很快繁荣起来。它不仅对隋朝的政治、经济、军事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且对隋以后的各个封建王朝都有深远影响。同时，它也与长城一样，突出地表现了中国人民的聪明才智和创造精神。

    二、东西二京的商业兴盛

    长安和洛阳是唐朝的政治中心，同时也是经济大都会，在一定时期内都显得非常繁荣。据说长安的东市，“货财二百二十行，四面立邸，四方珍奇，皆所积聚”。隋时的洛阳丰都市，也就是所谓的东市，“其内一百二十行，三千余肆，四壁有四百余店，货贿山积”。隋时大同市也很繁荣，“邸一百四十一区，资货六十六行。”这都是当时一般都会所少有的。

    长安和洛阳能够如此繁荣昌盛，户口众多应该是一个重要条件，都城本来就是人口最易荟萃的地方，再加上有意地徙民实郡，当然也就更为繁多。隋炀帝初建东都之时，就徙来天下富商大贾数万家。武则天改东都洛阳为神都时，又徙关外雍、同、秦等七州户数十万以实洛阳。这必然会促使当地商业的发展。

    长安的东市和西市都在朱雀门前的东西横街上，这是长安城中主要的交通道路，有助于东市和西市的繁荣发展。洛阳的三市，两市在洛河之南，却都近于洛河，通远市在洛河之北，漕渠运输也很便利。

    唐时，由长安“东至汴、宋，西至岐州，夹路列店肆待客”，“南诣荆襄，北至太原、范阳，西至蜀川、凉府，皆有店肆，以供商旅”。洛阳和长安东西相望，一线相连，能到达长安的地方，同样也可以到达洛阳。

    商旅能够到达的地方，货物也就随之而来，全国的货物也就多能聚集长安和洛阳。仅绢一种，就有全国120余州（约占全国州总数的44%）所产的丝织品，都能运到长安和洛阳。由各地运到长安这样多的丝绸，除了供应城内的需求外，还向城外供应。近人每艳称丝绸之路，大量丝绸由长安运往西域，显示长安丝织业的兴盛。

    长安和洛阳诸市皆有一定规模。长安东西两市，各居二坊之地，方600步，面各二门，四面各广百步。洛阳的市，隋时就各不相同。大同市周四里，开四门；丰都市东西南北居二坊之地，唐时南市，仅留其一半，只有一坊之地。无论长安，还是洛阳，市内商业都是很繁荣的。甚至在坊内也出现一些商业活动。如辅兴坊“车马往来，实为繁会”。崇仁坊“昼夜喧呼，灯为不绝，京中诸坊，莫之与比”。

    都市中商业发达，手工业也应有相当的地位。前文中已经提到唐长安两市、洛阳三市都有许多行，不过，有关手工业的行并不多。长安东市有铁行，西市有秤行。长安西市还有秋辔行，就是生产秋辔和车辆的行业。另外还有酿酒、制毡等。

    三、唐首都长安城

    唐王朝的首都长安，是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都市之一。唐西京长安城，开始修建于隋文帝开皇二年（582年），经过唐代的不断修建扩充，规模十分宏伟。长安城南面是终南山，北面是渭水，东面有浐水流过，西面有沣水流过，长安城总面积，据实测为84平方公里。东西宽18里115步（实测9.7公里），南北宽15里175步（实测8.6公里），周围67里（实测36.7公里）。城墙高1丈8尺，约合今6米左右，宽厚度不等，约在9～12米左右。城外为壕沟，长安城南面3个城门，正中曰明德门，东启夏门，西安化门；东面正中曰春明门，北通化门，南延兴门；西面正中曰金光门，南延平门，北开远门；北面4个城门，西头第一门曰光化门，第二门曰景耀门，第三门曰芳林门，东头沿着皇城根、太极宫城根北出曰兴安门。其余都是宫门了。长安城的城门仅春明门只有一个门洞，而南面正中的明德门，由于处于中轴线上，根据实测，有5个各宽6.5米的门洞，门基长达52.5米，宽达16.5米，城门上建有门楼，想得见当时这座城门的雄伟。

    长安城北部中央是皇城和宫城。皇城在宫城之南，平面成规整的长方形，周围9.2公里，面积约5.2平方公里，北面无墙，以横街相隔，皇城内有东西向街5条和南北向街7条，其间分布着社稷坛、太庙和中央高级官署。南面正中的朱雀门，与明德门遥遥相对，朱雀大街即以朱雀门得名。因为它的北端起于宫城南面正门承天门，故亦称天街。

    皇城之北为宫城，平面亦成规整的长方形，周围8.6公里。太极宫位于宫城的中央，是皇帝起居、听政和朝见群臣的主要宫廷。太极宫南面也是宫城的正门曰承天门，门外的东西横街宽300步，是正旦、冬至和大赦时举行典礼的地方，接见外国使臣和国内各少数民族代表人物的仪式，也在这里举行。太极宫的正殿为太极殿，为每月朔望举行朝仪的地方。宫城的东部为太子的东宫，宫城的西部为居住宫女的掖庭宫，掖庭宫的南部则为内侍省。宫城北面设3门，玄武门和安礼门是宫城的北门，至德门是东宫的北门。自大明宫建成之后，太极宫又称为“西内”。

    大明宫在长安城外东北隅龙首原上，始建于唐太宗贞观八年（634年），至高宗龙朔二年（662年）大加修葺，此后各朝皇帝常居大明宫，故又称“东内”。大明宫面积约3.2平方公里，共有11个城门。大明宫的正殿曰含元殿，“含元殿陛上高于平地四十余丈”，由此可以俯瞰长安城。含元殿之北为宣政殿和紫宸殿，宣政殿是常朝之所，紫宸殿为内朝的正殿，群臣入紫宸殿朝见，称为“入阁”。紫宸殿西面有延英殿，是皇帝召见宰相讨论军国大事的地方。在延英殿西北，有麟德殿，是皇帝举行盛大宴会和接见外国使节及少数民族代表人物的地方。紫宸殿后有蓬莱殿和太液池。

    兴庆宫在长安城的东部兴庆坊，是唐玄宗为临淄王时的旧居，玄宗即位后改为兴庆宫。并经扩建，也称“南内”。玄宗时常在此宴乐，安史之乱后，玄宗自蜀回京，还曾在兴庆宫居住一段时间。

    芙蓉园，在长安城外的东南隅，经勘察，四周筑有围墙，周围约7公里。“青林重复，绿水弥漫”，为“帝城胜景”。园中水面因为弯曲而称曲江池，周围近4公里。曲江池和芙蓉园都是内苑，供皇室游乐。芙蓉园西北的慈恩寺和寺南的杏园，是当时人们的游赏胜地。

    在长安城的东面城墙外，有一道与城墙平行的复墙，亦称复道，这是唐玄宗开元十四年（726年）筑成的“夹城”，一般宽约50米。皇帝由大明宫向南去兴庆宫，更往南至芙蓉园，都是从复道潜行，免去禁跸一套繁文缛节，百姓也方便。

    长安城内共有南北向大街11条，东西向大街14条，其中南北向的中间一条大街，南出明德门，北穿朱雀门直到承天门，这就是有名的朱雀门大街，宽达150米，成为一条中轴线，它把长安城分为东西对称的两部分。朱雀大街以东属京兆万年县，以西属于京兆长安县。贯穿于城门之间的3条南北向大街和3条东西向大街是主干大街，时称“六街”。各条大街都成直线，长而宽广。各大街的两侧，都有整齐的水沟，宽3米，深2米多。在纵横交错的25条大街间，排列着整齐如棋盘的坊市，每个坊都有围墙和坊门。在永宁坊的遗址发掘中，还发现有十字交叉的小巷，将全坊划分为16区。各坊之间的南北距离，均在40米左右，唐长安城的华丽瑰伟的建筑和宽敞平坦的道路，充分表现了中华民族的雄伟气魄，因此这种都市建筑的规划，也被邻邦营建都城时所仿效。

    长安城内居民30余万户，一户以5口计算，达一百五六十万人，加上宫内宫娥和宦官，上番的宿卫士兵，候选的官吏，外国使节，流寓的外国学生等等，大概有一百七八十万人。

    四、杨炎与“两税法”

    杨炎（721—781），字公南，凤翔天兴（今陕西凤翔）人。他擅长文学，文章词藻华美，初任河西节度掌书记，后历任司勋员外郎、礼部郎中及中书舍人。他与常衮共同掌管起草诏书，由于二人起草的诏书文字优美，当时称为“常、杨”。大历十四年（779年）德宗继位，任用杨炎为银青光禄大夫、门下侍郎、同平章事。他上任不久，就在经济方面做了重大的改革。

    唐初，征收赋税实行租庸调制，所谓“有田则有租，有身则有庸，有户则有调”。这是以“人丁为本”的赋税制度。唐高宗、武则天以后，土地兼并日益发展，农民逐步失去自己的土地，按丁征收的租庸调制成为农民沉重的负担。大量农民破产逃亡，成为地主的佃户。安史之乱以后，政府无法对户籍进行有效的控制，租庸调制难以维持，“天下之人苦而无告”。至德年间（756—758年），由于战祸，到处向人民征收赋税，官吏巧立名目，随意增加剥削。“民富者，率为官、为僧以免课役，而贫者丁多，无所伏匿，故上户优级而下户劳。”加上征收赋税的官吏借机对百姓进行侵夺，百姓无旬无月不在纳税，因不堪忍受而逃亡为浮户，留在本地的百姓百无四五。

    为了革除税收的弊病，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并解决对藩镇的军事费用，建中元年（780年），杨炎向德宗建议，实行“两税法”。具体办法是：“凡百役之费，一钱之敛，先度其数而赋于人，量出以制入。户无主客，以见居为簿；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不居处而行商者，所在税三十分之一，度所取与居者均，使无侥幸。居人之税，秋夏两征之，俗有不便者正之。其租庸杂徭悉省，而丁额不变，申报出入如旧式。其田亩之税，率以大历十四年垦田之数为准而均征之。夏税无过六月，秋税无过十一月。逾岁之后，有户增而税减轻，及人散而失均者，进退长吏，而以尚书度支总统焉。”德宗采纳了杨炎的建议。

    两税法的推行，在当时确有其一定的优越性，并取得了成效。它把租庸调和一切杂徭统归于两税，简化了税收手续。《旧唐书·杨炎传》称：实行两税法，“人不土断而地着，赋不加敛而增入，版籍不造而得其虚实，贪吏不诫而奸无所取，自是，轻重之权，始归于朝廷。”两税法结束了以前税收的混乱状态，暂时抑制了一些官吏在收税中渔利的行为。国家对百姓赋税征收的标准由税丁转向税产，这是中国赋役制度发展过程中划时代的变革。“唯以资产为宗，不以丁身为本，资产少者其税少，资产多者则其税多”，多少增加了富户的负担，相对减轻了贫户的负担，改变了贫富负担不均的现象。“户无主客，以见居为簿”，不仅有利于户籍的整理，社会生产的安定，而且极大地扩大了纳税面（皇亲国戚、官僚地主、浮户、客户、商贾都得纳税），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官僚豪强势力，大大增加了政府的财政收入。户税纳钱及对商人之三十税一，在某种意义上也有利于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

    同时，两税法也使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增加了一倍以上。在推行两税法之前每年收入总额为1200万贯，而盐利占一半，实行两税法的第一年（780年），“赋入一千三百五万六千七十贯，盐利不在此限”。两税法是中国税制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改革，对后世有深远的影响。

    第三节 万邦来朝之交往片断

    在隋朝对外关系发展的基础上，唐朝的对外关系获得了进一步发展。与唐来往的国家更多，使节往来更频繁，因此，中外经济和文化的交流也更发达起来。不少国外的东西传入国内，丰富了中国人民的生活，而我国的产品、技术和文化，也大量传到各国去，对各国经济文化的发展发生了很大影响。

    一、玄奘西游与慈恩寺及法相宗

    玄奘西游玄奘（602-664），俗姓陈，名袆，洛州缑氏（今河南偃师南）人，是一位着名的佛学家、旅行家和翻译家。玄奘不但在中国历史上负有盛名，而且他的事迹早已越过了中国的边界，在中亚、印度、日本乃至全世界广为流传。

    玄奘出生于儒学世家，从小便接受儒家文化的熏陶。13岁出家为僧，为了增长见识，开始游历全国，遍访名师，博读经论。因为他精通佛学中的《经藏》、《律藏》和《论藏》，所以人们尊称他为“三藏法师”。但他觉得各种佛教理论各有其说，“尝谓翻译者多有讹谬，故就西域，广求异本以参验之”。

    唐太宗贞观元年（627年）秋八月，玄奘从长安出发西行，出玉门（今甘肃玉门关），长途跋涉，他翻过终年积雪的凌山（今穆索岭），到亲叶（即碎叶），渡过乌浒水（阿姆河），登临铁门关（今阿富汗境内的巴达克山），通过吐火罗，进入天竺西北部。631年，抵达摩揭陀国，并入天竺佛教最高学府那烂陀寺受学。后来，又游学天竺各地，着述立论，宣讲大乘，获得较大的声誉。

    慈恩寺与法相宗贞观十九年（645年），玄奘历经千难万险回国，随身携带回657部梵文佛经及他多年搜集的佛像，受到唐太宗的盛情迎接。玄奘进住长安大慈恩寺，在此翻译经典长达19年。寺内大雁塔是玄奘法师为珍藏佛教经典而于唐永徽三年（652年）修建的。塔高64.5米，共7层。玄奘及其高徒窥基在大慈恩寺创立了佛教法相唯识宗，又称慈恩宗。大慈恩寺乃法相唯识宗——慈恩宗的祖庭。他的日本弟子道昭返国后开创了日本的法相宗，流传至今。朝鲜弟子圆测回国后传教，形成了朝鲜的法相宗。

    玄奘精通梵、汉文，专心致志地献身译经，19年共译经75部，1335卷，不仅系统地翻译介绍了反映5世纪时印度佛教全貌的基本着作，而且在晚年译出了佛教经籍中最大的一部经《大般若经》600卷。由于玄奘有较高的汉文化素养，又精通梵文，所以他的译文流畅优美，而且忠于原意。

    除了佛学着作，玄奘还根据自己的经历，由他口述，弟子辩机记录，用一年多时间写成了《大唐西域记》。这部书将他所游历的100多个国家加以分类记叙，一一陈述了各国的历史沿革、地理区划、民族源流、物产气候、文化政治等，内容广泛，至今仍是研究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以及整个中亚细亚古代历史地理的宝贵资料。19世纪以来，《大唐西域记》已先后被译成法、英、日、德等国文字。现代考古学者，依据该书进行对古代印度和中亚历史文化遗址的发掘和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玄奘的文化影响，已远远超过了他西行取经的主观目的和直接效果，在中国以及东方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他不仅是国际公认的杰出的翻译家和佛学理论家，而且是中古时代一位伟大的旅行家，19年中行走了5万里，游历了110个国家，这在世界历史上也十分罕见。他的游记早已被公认为不朽的世界名着。

    二、遣唐使、留学生与中日交往

    唐朝时期，中国和日本的友好往来和文化交流达到空前繁荣的时期。这时日本社会正处在奴隶制瓦解、封建制确立和巩固的阶段，统治者对唐朝的昌盛极为推崇，因此向唐朝派遣的使者、留学生和学问僧数量很多。

    遣唐使日本为了向中国学习而不断派出大批人员到中国来，这些人就称作“遣唐使”。其中正式使节包括大使、副使、判官、录事，这四级官员，都是从通晓经史、擅长文墨或熟悉唐地社会政治情况的人中挑选任用的。有时还有大使之上的持节使、押使，都是日本天皇任命的国家大臣。使团中还有到中国学习的留学生、僧人、工匠等。

    贞观四年（630年），日本派出了由留学生和学问僧组成的第一次“遣唐使”。到乾宁元年（894年）止，日本派出遣唐使共19次。唐初，日本派出的遣唐使团一般不超过200人，从8世纪初起，人数大增，如717年、733年和838年派出的三次遣唐使，人数均在550人以上。

    1970年在西安发现的日本银币，很可能就是遣唐使带来的。日本奈良东大寺内正仓院所存放的唐代乐器、屏风、铜镜、大刀等珍贵文物，就有一部分是遣唐使带回去的。

    中日交往随使团前来的留学生，大多被分配到长安国子监学习，以后又可以在中国政府机构工作。来学习的日本僧人，也都被派往名山大寺拜师求教，他们成了中国文化的热心传播者。遣唐使船队回日本时，唐朝政府也经常任命中国使节陪同前往，进行回访。遣唐使团不仅带回大量的中国文物、书籍和五金百货，也使中国的文学、宗教、典章制度等在日本广为传播。

    为了吸收中国的文化成果，日本选派了不少留学生来唐学习，他们被分配到唐朝最高学府国子监学习各种专门知识。如阿倍仲麻吕（汉名晁衡），长期留居中国，擅长诗文。在唐历任光禄大夫、秘书监等职。他与着名诗人李白、王维等人有着深厚的友情，常作诗相酬赠。日本留学生回国以后，对中国文化的传播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中国僧人也不断东渡，最着名的即鉴真和尚。他应日本天皇之邀，历经6次艰难历险，最终双目失明，终于在天宝十三年（754年），带着弟子到达日本，鉴真和尚在日本生活了10年，最后死于日本。鉴真也把丰富的中国文化，如宗教、建筑、雕刻、医药等传到了日本，受到日本人民的欢迎和尊敬。鉴真曾经居住过的奈良唐招提寺里，直到现在，还供奉着鉴真大师在世时就做成的他的塑像。日本政府立法尊奉它为“国宝”。

    阿倍仲麻吕（晁衡）和鉴真，是8世纪时日本人民如饥似渴学习唐朝文化的缩影和中日人民友好往来的友谊象征。

    中国文化大量输入日本，对日本的社会发展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在政治方面，日本进行了大化改新，仿照唐制确立了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学校教育方面，日本于大化改新之后，在首都成立了太学，地方设置国学，学习汉文经书，研习汉文史籍。在文字和书道方面，学问僧空海根据汉字草书的偏旁，创造了“平假名”，留学生吉备真备根据汉字楷书的偏旁，创造了“片假名”，且一直沿用到今天。同时日本也很重视中国的书法。在文学方面，日本人喜爱唐诗，重视格律。在宗教信仰方面，日本有很多学问僧直接来中国求法取经。在城市建设和建筑方面，709年，日本仿照唐首都长安城的布局，建设奈良城。另在音乐、舞蹈、绘画、工艺等方面，中国对日本也产生了重大影响。

    在唐代，中日两国的经济联系也很密切，商品贸易频繁，且日本使节和留学生、僧侣、商人返国时，往往携带大量青铜铸币，中国的铜钱，在日本广泛流通。

    三、唐和新罗的友好关系

    唐初朝鲜半岛上的高丽、百济和新罗与中国都有往来。675年新罗统一朝鲜后，直到唐末，始终和唐朝保持着友好关系。新罗王不断派遣使臣带着珍贵礼物来到长安，唐朝也经常给新罗以名贵答赠，例如开元年间，曾经一次赠给新罗精美丝织品300段（唐制，凡赐杂10段，通常包括丝布2匹，绸2匹，绫2匹，缦4匹）。新罗派了大批留学生来长安学习，在唐朝的外国留学生中，新罗人最多。837年旅唐的新罗学生多达216人，840年学成归国的新罗学生一次就有105人。自长庆（821-824年）至唐末，新罗留学生参加唐朝科举考试考取“宾贡”的共58人。如崔致远12岁来到唐朝，18岁中进士，29岁返新罗。他用汉文写的《桂苑笔耕集》20卷，保存了不少当时中国的史料，至今还是我们研究唐朝历史的宝贵资料。它被着录于《新唐书·艺文志》，说明在当时它已受到重视。新罗留学生回国时带回许多我国的文化典籍，在吸收传播唐文化上起了很大作用。

    新罗来唐的僧人也很多，有法号可考者有130多人。贞观时来华的慈藏，回国时带回藏经一部，新罗王任命他为大国统。慈藏除了宏扬佛法，还把唐的服饰、礼仪介绍到新罗。新罗僧人入唐后一些人西行求法取经，也有终老中国者。

    唐朝同朝鲜的贸易往来很繁盛，新罗商人来唐贸易的很多，北起登州、莱州（今山东掖县），南到楚州（今江苏淮安）、扬州，都有他们的足迹。楚州有新罗馆，莱州等地有新罗坊，是新罗人集中侨居的地方。新罗商人给唐朝带来牛、马、麻布、纸、折扇、人参等，从唐朝贩回丝绸、茶叶、瓷器、药材、书籍等。

    新罗与唐的民间往来也很多。唐朝后期，在今山东、江苏沿海有许多新罗侨民，他们居住的地方叫新罗坊。他们从事各种营生，并按照新罗的习俗，讲经礼忏，进行宗教活动。

    唐朝的政治制度如官制、均田制、科举制对新罗发生了重要影响。中国的历法、医书和文学艺术也传入新罗。韩国庆州石窟庵是新罗景德王十年（751年）在宰相金大城主持下建造的，石佛和菩萨像精美细致，与唐的造像风格非常相近。

    四、“住唐”的“番客”

    唐代封建经济快速发展，促进了社会的空前开放，而唐朝与当时西亚以伊斯兰教为国教的大食（阿拉伯）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频繁往来，由此产生了着名的“丝绸之路”和“香料之路”。据《旧唐书·西域传》等文献记载，唐高宗永徽二年（651年），大食国第三任哈里发首次遣使来华，两国正式交往。从此，一批批的阿拉伯、波斯等地的商人、宗教学者络绎不绝，由于以经商为主，当时被称为“番商”、“番客”，唐政府还兴办“番学”，教其子弟学中国文化。后来，他们中不少人定居下来，就被称为“住唐”。其后代被称为“土生番客”，当时的政府还专门拨出居留地“番坊”，以方便他们居住。“番客”不仅指阿拉伯、波斯等地商人，而且泛指来唐居住的周边各少数民族及外来商人。

    唐朝实行开明的民族政策，凡是到长安的各族首领，都受到尊重和优待。例如颉利可汗被俘之后，唐太宗授予他右卫大将军，赐以田宅，住在长安。周边各族到长安朝贡也很频繁，且每次朝贡必然携带很多特产作为礼品，这也加强了双方的经济文化交流。

    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唐朝与各少数民族及海外国家的往来增多。当时的长安，五方杂处，有皮裘、胡帽、辫发、脚穿乌皮六合靴的突厥人；有戴耳环、披肩布的五天竺人；有小袖袍、小口袴、皮帽边上绣着花纹镶上丝网的中亚胡人；还有新罗、日本留学生，以及真腊人、波斯人、大食人、拂菻人等等。唐人对他们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充分给予尊重。入居长安的域外人，有的作客，有的从政做官，有的是商人，买卖丝绸、珠宝，举放高利贷，有的开小食铺和酒店，卖自己烘烤的胡饼，也有不少胡姬当垆卖酒。因此，长安是各族友好交往的中心，也是当时亚洲各国的交流中心。

    五、文成公主入藏

    唐代是我国多民族国家进一步发展的重要时期。当时，突厥、西域各族及薛延陀、回纥、吐蕃、南诏、靺鞨等，先后在沿边各地建立了地方民族政权。他们开发了边疆，推动了祖国历史的发展。唐朝与这些少数民族的地方政权有着密切的关系。文成公主入藏就是唐与吐蕃友好往来的最好例子。

    吐蕃是今天藏族的祖先，居住在青藏高原一带，他们善于制造精良的铠甲和锋利的兵刃，其王称赞普。唐太宗时期，西藏年轻的领袖松赞干布把藏族各部落统一为吐蕃王朝。他顺应藏族广大人民的愿望，希望得到强大的唐朝中央政权的支持，以巩固吐蕃的地位，发展经济文化。于是便多次派使臣携带聘礼，到长安求婚。贞观十五年（641年），唐太宗同意将文成公主嫁给吐蕃赞普松赞干布。松赞干布亲自到柏海（今青海札陵湖）迎接公主。

    文成公主入藏的时候，带去了很多东西，其中有蔬菜种子、药物以及精致的手工艺品和一些有关生产技术的书籍。唐高宗又给吐蕃送去了桑苗和蚕种，并派遣了许多擅长于养蚕、酿酒、造水磨、制陶瓷器、造纸、制墨的内地工匠到吐蕃去传播工艺。中原先进技术传入吐蕃，对吐蕃此后经济、文化的发展，起了巨大的促进作用。唐蕃和亲增进了汉藏两族的手足情谊，使吐蕃人对于中原的先进文化有了更多的了解，为以后中原和吐蕃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的加强提供了良好的条件。松赞干布开始挑选一批贵族子弟到唐首都长安国子学来学习，并聘请有学问的唐人去吐蕃掌管文书，他还特地参照唐地的宫殿城堡式样，在逻些城为文成公主建造一所综合蕃唐式样的宫殿。风俗服饰方面，吐蕃人开始废止了过去用赭红色涂抹脸部的习惯，而且参用内地运来的纨素来裁制衣服了。文成公主还鼓励和帮助大臣吞米桑布札创造了藏文。后来，她又把许多汉族书籍译成了藏文，促进了汉藏的文化交流。文成公主在吐蕃生活了近40年，一直备受礼遇并深得吐蕃人民爱戴。永隆元年（680年）文成公主病故，藏族人民怀念文成公主，在拉萨大昭寺内有她与松赞干布的塑像，每年有两个节日纪念她，可见其深为汉藏两族人民所爱戴。

    第四节 群星闪耀的文坛艺苑

    一、隋唐佛教宗派与关中寺院

    佛教自西汉末年传入中国以来，逐渐在中国发展起来，许多佛经、佛教哲理大量传入。唐代佛经的翻译在数量和质量上都超过了前代。在翻译、宣讲佛经的过程中，由于僧人们所依据的经典不同，宗教理论体系各异，逐渐形成了许多佛教宗派。在这些派别中，影响较大的有天台宗、禅宗、法相宗、华严宗、净土宗、三论宗、密宗、律宗等，除了天台宗和禅宗以外，其余6个宗派都是在长安创立的。

    法相宗玄奘（600—664）西行到印度取经，对印度佛教有深入的研究，回国后，他照搬印度佛学的深奥哲理，创立“八识”，以论述“万法唯识”、“心外无法”为宗旨，故又称“唯识宗”。“识”是指精神本体，而宇宙万有即由“识幻化而成。”因其教义过于繁琐，后渐衰微。玄奘从印度取经回来后，先住在长安弘福寺，后移往晋昌坊东部的大慈恩寺，在此翻译佛经并创立了法相宗，所以，慈恩寺成为法相宗的圣地，法相宗故又称“慈恩宗”。为了贮藏佛经，在寺内修建大雁塔。玄奘的遗骨葬于长安城南樊川少陵原畔，后因塔建寺，高宗题塔额“兴教”，寺因名兴教寺。寺内塔院有三座舍利塔，中间的五层塔为玄奘塔，左右两侧小塔是弟子圆测塔和窥基塔。藏经楼藏有经书近万卷。日僧道昭来华，从玄奘受教，并携经论回国传教，为日本法相宗初传。

    华严宗以法藏（643—712）为代表，以崇奉《华严经》而得名。主张“尘是心缘，心为尘因”。京兆万年人杜顺是华严宗的始祖。华严寺建在长安城南少陵原上，是华严宗的发源地。寺内有杜顺禅师塔、四祖清凉国师塔。杜顺塔下原有大中元年（852年）刻的《杜顺和尚行记碑》，现存于西安碑林。日本、新罗学者曾在此学习华严宗，将华严宗传到本国。

    净土宗善导为其创始人。主张专心念佛即可得救，就可去往西方极乐世界（净土）。由于它的教义浅俗易懂，修行方法简便易行，中唐以后广为流传。长安城南神禾原上的香积寺是净土宗的发源地。寺内有神龙二年（706年）修建的善导塔，原有13级，现存11级。日本僧人曾在此学习，回国传播。后由日本僧人依据善导经书，创立日本的净土宗。

    三论宗始祖为后秦鸠摩罗什，以《中论》、《十二门论》、《百论》为主要经典，因而得名。实际上创立者为隋吉藏，初唐时极盛，流行关中，以后渐微。625年，由高僧慧灌传入日本。

    密宗创始人为印度僧人善无畏、金刚智、不空，僧一行是首传弟子。他们都曾于长安靖善坊的大兴善寺翻译佛经，传授密宗。大兴善寺尽一坊之地，规模宏大，是密宗的起源地。密宗源于印度大乘佛教的密教，主要经典为《大日经》、《金刚顶经》，重祈祷。祈祷的方式为三密，即身密，用手指结式表示各种意义；语密，口诵真言；意密，在祈祷过程中加入个人意愿。阐扬身、口、意三密相应和即身成佛。

    律宗以研习和传持戒律为主而得名。又因以《四分律》为依据，亦称“四分律宗”。创始人道宣（596—667）因常年在终南山沣峪的丰德寺、净业寺研究、弘扬律宗，所以律宗又称“南山宗”或者“南山律宗”。道宣撰写了《四分律含注戒本疏》、《广弘明集》、《续高僧传》等多种着作。天宝时扬州律宗大师鉴真东渡日本传授律宗，创立日本律宗，并在奈良建立唐招提寺。

    还有长安三大佛教译场之一的大荐福寺，保留至今，唐高僧义净从印度取经回来在此寺主持译经。荐福寺位于长安城开化坊南半部，寺内建有15级佛塔，即小雁塔。1487年，地震毁两层，今存13层。

    唐长安城中寺院林立，据北宋宋敏求《长安志》所载，唐末长安111坊共有寺院112所，其中仅有少半的坊未有建寺，而布政坊就建有5所。唐时长安佛教兴盛之况由此可见。

    二、佞佛之风与法门寺

    崇佛佞佛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唐代诸帝普遍崇佛，甚至佞佛。唐高祖未做皇帝前就笃信佛教，称帝后建寺还愿，设斋行道。唐太宗于贞观三年（629年）下诏，在当年各战阵之处修建寺庙，以超度阵亡者，同时还为太武皇帝造龙田寺，为穆太后造弘福寺。贞观十九年（645年）玄奘西行求法归来，唐太宗以盛大场面欢迎他，使得全城为之轰动。以后又为玄奘组织了大规模的译场，支持译经事业。唐太宗以后的高宗、中宗、睿宗诸帝都提倡并利用佛教，武则天时达到高潮。由于个人对佛教具有特殊兴趣，以及出于政治上的考虑，武则天将佛教排位高于道教，自加尊号为“金轮圣神皇帝”，颁布《大云经》，令各州建大云寺，并亲自主持《华严经》80卷本的翻译。禅宗渐兴后，武则天请禅宗南派领袖慧能进京不成，遂把慧能的得法袈裟弄到京都，供养于宫中道场之中，足见其对佛教推崇备至。女皇如此佞佛，以致武周之世，“公私田宅，多为僧有”。玄宗时虽对佛教采取严厉的限制政策，但也仅限于组织上，在思想上他还是本着三教合一的调和思想。宪宗狂热崇佛，元和十四年（819年）至法门寺迎佛骨便是突出的事例。宪宗以后，穆宗、敬宗、文宗、宣宗、懿宗、僖宗、昭宗皆崇佛兴法，无不热衷于佛。所以，到武宗灭佛时，全国有寺官赐匾额4600余所、招提（私造者）、兰若（最小的寺院）4万余所，可见唐代政府对佛教的包容与支持。而法门寺也正是唐代皇帝崇佛佞佛的历史见证。

    法门寺法门寺位于陕西省扶风县北10公里的法门镇，东距西安120公里，西去宝鸡96公里。1987年4月，法门寺地宫被发掘，出土了佛指舍利及一大批唐朝稀世珍宝，其中有121件璀璨夺目的金银器，17件玲珑玉润的琉璃器，16件已失传的“秘色瓷”器，还有700多件锦、绫、罗、纱、绢、绮等各类纺织品。这批文物种类之繁、数量之多、质量之优、制作之精、等级之高、保存之完好，在国内外都是罕见的。这一考古发现立刻在国内外引起巨大轰动，专家们指出：法门寺的佛指舍利和文物出土是陕西继秦兵马俑坑之后的又一重大发现。

    据专家考证，法门寺始建于约公元499年前后，现寺内尚存的北魏千佛残碑就是立塔建寺后不久树立的，当时称“阿育王寺”。隋朝时，改天下佛寺为道场，阿育王寺改为“成宝寺”。唐朝是法门寺的全盛时期，它以皇家寺院的显赫地位，以7次开塔迎请佛骨的盛大活动，对唐朝佛教、政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武德二年（619年），秦王李世民在这里度僧80名入住法门寺，宝昌寺僧人惠业为法门寺第一任住持。唐朝贞观年间，把阿育王塔改建为4级木塔。唐代宗大历三年（786年），改称“护国真身宝塔”。自贞观年间起，唐朝政府花费大量人力财力对法门寺进行扩建、重修工作，寺内殿堂楼阁越来越多，宝塔越来越宏丽，区域也越来越广，最后形成了有24个院落的宏大寺院，寺内僧尼发展到5000多人，是“三辅”之地规模最大的寺院。

    相传法门寺30年一开，开则岁丰人安。贞观五年（631年），唐太宗第一次开示佛骨。佛指舍利的重现，掀起了一股崇佛热潮。显庆四年（659年），宫廷主持佛事活动的僧人智悰、弘静向高宗建议再示法门寺佛骨，高宗敕准前往开示，并赐钱5000、绢50匹以充供养，后又赐绢3000匹作为造佛像、修宝塔的资金。当年高宗将舍利迎请到皇宫里供奉，武则天舍物布绢1000匹，“为舍利造金棺银椁，数有九重，雕缕穷奇”。直到龙朔二年（662年）才送回法门寺塔中，这次迎佛骨是时间最长、规模最大、供奉最多的一次。宪宗元和十四年（819年）春正月，“中使迎佛骨至京师，上留禁中三日，乃历送诸寺。王公士民瞻奉舍施，惟恐弗及，有谒产充施者，有然香臂顶供养者。”佛骨所到之处，人们“焚顶烧指，百十为群，解衣散钱，自朝至暮，转相仿效，唯恐后时”。唐代最后一次，也是规模最大的一次迎奉佛骨活动发生在懿宗时期。咸通十四年春，“上遣敕使诣法门寺迎佛骨，群臣谏者甚众，至有言宪宗迎佛骨寻晏驾者。上曰：‘朕生得见之，死亦无恨。’广造浮图、宝帐、香轝、幡花、幢、盖以迎之，皆饰以金玉、锦绣、珠翠。自京城至寺三百里间，道路车马，昼夜不绝。夏，四月，壬寅，佛骨至京师，导以禁军、兵仗、公私音乐，沸天烛地，绵亘数十里。仪卫之盛，过于郊祀，元和之时不及远矣。富室夹道为彩楼及无遮会，竞为侈靡。”懿宗亲自出迎，向佛骨顶礼膜拜，将佛骨“迎入内道场，即设金花帐、温清床，龙麟之席，凤毛之褥，玉髓之香，荐琼膏之乳”，以作供养，“宰相以下竞施金帛，不可胜纪”。同年，懿宗晏驾，年底，僖宗诏令将佛骨送还法门寺。次年正月，关闭了塔下地宫石门。从此，佛指舍利再没有闻世，所藏供奉器物也成了千古之谜。

    直到1987年，人们在重建法门寺真身宝塔时，发现了淹没地下千余年的唐代地宫，封闭1000多年的神秘地宫之门被打开，里边金碧辉煌，千年古物熠熠放光。经测量，地宫长21.21米，面积31.84平方米，是国内迄今发现的佛塔地宫中最大的一个。从地宫发掘了4枚佛指骨舍利（一枚为“灵骨”，其他三枚为“影骨”），这是世界上目前经过考古科学发掘，有文献和碑文证实的释迦牟尼真身舍利，是当今佛教界的最高圣物。随之出土的还有懿宗、僖宗供奉的大量金银器、琉璃器、瓷器、丝织品、珠宝玉器、漆木器等2000多件及部分武后绣裙等物。还有《大唐咸通启送歧阳真身志文碑》和《监送真身使随负供养道具及恩赐金银器衣物帐碑》，这两通碑不仅是研究法门寺历史，而且是研究唐朝佛教的重要资料。

    法器中最珍贵的是3枝锡杖，即单轮十二环迎真身金银花锡杖、双轮六环铜锡杖和双轮十二环金银锡杖。另外，法门寺还存有具有十分重要史料价值的碑刻11块，珍藏佛经600多卷，许多都是极其珍贵的佛经版本。除与佛教有关的文物之外，地宫里还珍藏有大量的生活用品。另外，地宫中还有25000多枚唐朝货币，其中有13枚玳瑁币，是世界上至今发现的最为珍贵的古代货币品类。

    三、基督教来华与《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

    隋唐时期，由于中外经济文化交流发达，许多西方的宗教相应传入中国，景教、摩尼教、祆教和伊斯兰教都在这一时期先后传入中国，在南北朝宗教兴盛的基础上更加广泛地传播。这些教派大都是先传到长安，再由长安传播到国内各地。

    景教是基督教的一个支派，创始人为叙利亚人聂斯脱里。公元428年，聂斯脱里由安都主教升任为东罗马首都君士坦丁大总管，他主张耶稣基督之神性与其人性非一体，谓耶稣之母玛利亚只产耶稣之体，不产耶稣之神，故不当称之为圣母，因此在公元431年被斥为异端，为东罗马皇帝放逐出国，并焚毁其着作。但是该派在波斯地区却受到极大地欢迎，并向亚洲中部许多地区传播。至6世纪末期，已流行于康居、突厥等地。中国的景教，就是从波斯传入的。

    唐太宗贞观九年（635年），该派的叙利亚主教阿罗本来到长安，唐太宗命他留在长安翻译景教的经典。贞观十二年（638年），下诏于西京义宁坊“建寺一所，度僧二十一人”。唐高宗时，又下令于诸州置寺，并赐阿罗本以“镇国大法王”的称号。因为景教是从波斯传到中国的，所以中国人开始称他的寺院为波斯寺。到了唐玄宗天宝四载（745年），时波斯已灭，而景教本出自东罗马，唐人称东罗马为大秦，故又称波斯寺曰大秦寺。大秦寺不仅建立在长安城内，在长安附近也有建立，周至的大秦寺就是其中之一。德宗建中二年（781年），于大秦寺立《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此碑于明末天启年间出土，上面记载：“大秦国有上德曰阿罗本，占青云而载真经，望风律以驰艰险，贞观九祀，至于长安。”碑石至今在西安市碑林保存，是研究中土流传景教的重要资料。

    四、杜佑的《通典》与令狐德棻“八部正史”

    杜佑《通典》长安的史学家，最有成就的要数杜佑了。杜佑（735—812），京兆万年（今西安）人，唐着名政治家、理财家和史学家。出身关中望族，以荫入仕，历任中外要职，唐德宗时，官至宰相，因编纂《通典》一书而闻名后世。杜佑做官长达60余年，通晓唐代政治、经济、军事等典章制度。当时唐朝的政治处在由盛而衰的转折时期，杜佑企图通过研究典章制度的沿革，吸取历史经验教训，解决政治危机，巩固唐王朝的统治。唐开元末年，刘秩仿《周礼》六官，采经史百家之言，撰成《政典》一书。杜佑得其书，以为“条目未尽”，于是在此书基础上，增益资料，扩充条目，历36年，重新编次整理而撰成《通典》，于贞元十七年（801年）进呈。这是我国第一部记述典章制度的专史。全书共200卷，主要记述天宝以前历代经济、政治、礼法、兵刑等典章制度及地志和民族志，分为食货、选举、职官、礼、乐、兵、刑、州郡、边防9门，各门下又分若干子目。该书博征史料，上下贯通，每事以类相从，上起先秦，下迄天宝，都详其本末，天宝以后史事则择要而记，并征引了很多前代和当时人的重要议论。《通典》一书为研究中国历代典章制度提供了比较系统完整的资料，也为后代分门别类记载各朝的典章制度开创了先例。

    令狐德棻“八部正史”隋唐以前的史书多数私人着述，隋文帝时，下令禁止私人撰修国史。唐朝更重视史书的编纂工作，唐太宗设置史馆，由史馆征集史料，修撰前代和本朝的历史。并由宰相兼领史馆，从此成为定制。

    唐代众多史学家中，对国史修撰贡献最大的当属令狐德棻。《旧唐书》云：“武德以来，创修撰之源，自德棻始也。”

    令狐德棻（583—666），宜州华原（今陕西耀县）人，出身于名门望族。令狐德棻才华出众，博涉文史，早年就有文名。高祖入关，引直记室，后迁起居舍人、礼部侍郎、国子监祭酒、太常卿、弘文馆、崇贤馆学士等职。曾主编《周书》。唐初，令狐德棻认识到梁、陈、齐、周、隋五代，均无完整史书，且周隋文集散失严重，奏请重修梁、陈、北齐、北周及隋朝正史，被采纳。国家凡有修撰，无不参预。二十四史中，唐代所修的《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隋书》、《晋书》、《南史》、《北史》共8部正史，或饱含着令狐德棻的大量劳动，或受到具体指导，总之，令狐德棻均为此做出过贡献。一个人能为二十四史的三分之一做出贡献，令人叹为观止。龙朔二年（662年），令狐德棻80岁高龄，加金紫光禄大夫，又四年，卒于家。

    令狐德棻的史学贡献除了修前代史，他还参加了本朝国史和实录的撰写。据《旧唐书·长孙无忌传》载，“显庆元年，无忌与史官、国子祭酒令狐德棻缀集武德、贞观二朝史为八十卷，表上之”。

    五、人才辈出的书画名家

    唐代在书法、绘画方面有很高的成就。书法艺术名家辈出，其中最着名的长安书法家是颜真卿和柳公权。

    颜真卿（709－785），字清臣，京兆万年人，祖籍琅琊临沂（今山东临沂）。开元间中进士，安史之乱，抗贼有功，入京历任吏部尚书、太子太师，封鲁郡开国公，故又世称颜鲁公。德宗时，李希烈叛乱，他以社稷为重，亲赴敌营，晓以大义，终为李希烈缢杀，终年77岁。德宗诏文曰：“器质天资，公忠杰出，出入四朝，坚贞一志。”在书法史上，他是继二王之后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书法家。其书师承二王，又参以褚遂良笔法，形成雄劲挺拔、端庄大度的风格，世称“颜体”。史称颜真卿“善正、草书，笔力遒婉，世宝传之”。唐韦续《续书品》称：“颜真卿书，锋绝剑摧，惊飞逸势。”苏轼说“颜鲁公书，雄秀独出，一变古法，如杜子美诗，格力天纵，奄有汉、魏、晋、宋以来风流，后之作者，殆难措手。”盛唐时期，以颜真卿为代表的雄强、浑厚的书法风格流行起来，表现出唐代书法有旺盛的创造力，使这一时期书法艺术呈现出宏伟博大的新气象。颜真卿传世碑刻《颜勤礼碑》、《多宝塔碑》、《藏怀恪碑》、《郭家庙碑》、《颜氏家庙碑》、《争座位稿》均存于西安碑林。

    柳公权（778－865），京兆华原（耀县）人。以进士及第，因书法知名，穆宗召为左拾遗。“公权初学王书，体势劲媚，自成一家”，继习颜真卿，形成气势峻朗、刚健劲挺的风格。黄庭坚说柳公权的《谢紫丝趿鞋帖》“笔势往来，如用铁丝纠缠，诚得古人用笔意。”《宣和书谱》云：“公权之学，出于颜真卿，加以盘结遒劲，为时所重。”由于柳公权注重骨法，所以世称“颜筋柳骨”。传世碑刻《玄秘塔碑》、《冯缩神通碑》、《回龙观钟楼铭》，皆存西安碑林。柳公权官至工部尚书，太子少师，赠太子太师，卒年88。

    隋唐京师长安画家济济，绘画繁荣。

    阎立本（？－673），京兆万年人，历仕高祖、太宗、高宗三朝，官至工部尚书。其父阎毗，其兄阎立德均长于书画、工艺和建筑工程。阎立本承其家学，尤长于绘画。擅道释、人物、肖像、山水、鞍马等，其肖像画多描绘唐初建功立业的功臣形象，如描绘房玄龄、杜如晦等18位文人谋士肖像的《秦府十八学士图》，又在凌烟阁壁上画长孙无忌、魏徵等24位功臣像等。杜甫《丹青引》中有“良将头上进贤冠，猛将腰间大羽箭，褒公、鄂公毛发动，英姿飒爽来酣战”的诗句形容其所画之生动传神。阎立本的绘画，线条刚劲有力，色彩古雅沉着，人物神态刻画细致。有《步辇图》、《历代帝王图》、《职贡图》、《萧翼赚兰亭图》、《醉道图》和《昭陵列像图》等传世。

    其兄阎立德曾受命营造唐高祖山陵，督造翠微、玉华两宫，营建昭陵，主持修筑唐长安城外郭和城楼等。对工艺、绘画造诣颇深，曾主持设计帝后所用衮冕服饰。绘画以人物、树石、禽兽见长，与弟阎立本同为着名画家。

    吴道子，擅长绘画宗教体裁的变相人物，因画名远扬而被玄宗召入宫中。在长安、洛阳的寺观中，画了300余间。长安荐福寺的《维摩诘本行变》就是其中的名作。他的画雄放遒劲，线条富有立体感，后人称为“画圣”。

    王维不仅是大诗人，还兼通书画，喜水墨山水画，苏东坡称赞他画中有诗，传世作品有《辋川图》、《宝溪图》等。

    张萱、周昉均是长安人，擅长仕女画，张萱的《虢国夫人游春图》、《捣练图》，周昉的《簪花仕女图》、《纨扇仕女图》都很有名，他们注重人物神情的描绘。

    韩干，蓝田人，画马名家，作品有《牧马图》、《调马图》、《战马图》、《八骏图》等。

    韩滉，京兆长安人，德宗时的宰相，擅长画牛，代表作《五牛图》。

    张符，长安人，仿韩滉，善画牛，作品有《渡牛图》、《水牛》、《牧牛图》等。

    边鸾，京兆长安人，善画花鸟。

    韦鉴、韦銮兄弟，京兆杜陵人，韦鉴善画马，韦銮善画花鸟山水，大慈恩寺塔院有其壁画。

    此外，陕西的画家还有许琨、于邵、董萼、韦无忝、卢棱伽、姜皎、樊淑、杨仙乔、杨坦、吕峣等。

    六、陕西诗人与唐诗之盛

    在中国文学史上，唐诗光彩夺目，诗人辈出，作品丰富。清人所编《全唐诗》，收录了2300多位诗人共48900多首诗。可以说，唐代是中国文学史上诗歌的黄金时代。唐诗所以繁盛，除了社会经济繁荣，国力强盛，为唐诗的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的基本原因之外，还有许多方面的因素。唐朝通过科举取士，使中下层地主阶级涌现出大量的诗人。同时，科举以诗赋取士，于是诗赋一门，便成为当时封建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的必修科目，刺激了文人对诗歌的创作。诗人们继承和发展了先秦文学诗经、楚辞、汉魏乐府民歌的优良传统，突破了六朝以来的只重形式，不重内容的浮靡之风，将南朝的绮丽文风与北朝的质朴风格相融合，经过不断的探索，使唐诗题材广泛，体裁完备，流派众多，内容丰富。唐代诗人众多，最杰出的当推李白、杜甫、白居易以及王昌龄、王维、杜牧等。这里只介绍他们与京师、关中有关的内容。

    李白（701－762），字太白，绵州彰明（今四川江油市）人。是中国历史上的影响最大的浪漫主义诗人。天宝元年（742年），玄宗召他进京任供奉翰林，后被权贵排挤出京。诗人的伟大政治抱负难以施展，但他的诗歌在反映现实方面有所发展，《古风》中许多反映黑暗现实的诗篇就是在长安生活后期写的。《行路难》和《月下独酌》述说了作者怀才不遇的痛苦，但他仍旧执着地追求着治国济世的理想。天宝初年李白在长安写的《蜀道难》是其代表作之一。全诗淋漓尽致地刻画了古老的蜀道奇丽惊险，动人心魄。李白的诗大多充满积极向上的浪漫主义激情，想象丰富，热情奔放，气势磅礴，语气夸张、明快、生动，具有强烈的艺术魅力，开拓了唐诗的新境界。

    杜甫（712－770），字子美，河南巩县人，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曾住长安南郊少陵原，自称“少陵野老”，后人称他为“杜少陵”。天宝五年（746年），杜甫来到长安，次年应诏考试不第。后两次献赋，虽得到玄宗赏识，但未有任职。在长安困居了10年，直到44岁才当上一名小官，政治上不得志，生活又十分困窘，但在长安这个政治斗争的中心，使诗人看到唐朝已是危机四伏。他写了《同诸公登慈恩寺塔》、《兵车行》、《丽人行》、《贫交行》、《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等着名诗篇。安史之乱时，诗人目睹了战争给社会带来的灾难，体察到广大人民所遭受的苦难，写出了《悲陈陶》、《对雪》、《春望》、《衷江头》、《北征》、《羌村》、《曲江二首》、“三吏”、“三别”等大量作品，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政治形势和社会现实，表达了人民的情绪和愿望，反映了唐王朝由盛到衰的巨大变化，充满了浓郁了时代气息。因此，后人称杜甫的诗为“诗史”。他的诗，内容深刻，叙事严谨，朴实深沉，意境深邃，在中国文学史上影响重大。

    白居易（772—846），字乐天，自号香山居士，华州下邽（今陕西渭南）人，是继李白、杜甫之后的又一位杰出的现实主义诗人。他生活在安史之乱后唐朝统治的衰败时期，10多岁时就因战乱而离家四处飘泊。贞元十六年（800年），以进士擢第，补校书郎。元和元年（806年）以制举对策列乙等，调盩厔（今陕西周至）尉，为集贤校理。寻召为翰林学士，迁左拾遗，转左赞善大夫。元和十年（815年），因得罪权贵，贬为江州司马。元和十三年，移忠州刺史。后被召为主客郎中，知制诰。文宗太和元年（827年），召为秘书监，迁为刑部侍郎，后任太子宾客。开成元年（836年），起为同州刺史，后改太子少傅。会昌二年（842年），以刑部尚书致仕，会昌六年病卒，年75。

    杜甫而后，白居易是我国古代一位杰出的现实主义诗人。他所生活的70多年里，正是安史之乱后各种矛盾冲突急剧发展的时期，也正是唐朝走向衰微的时期。诗人目睹了地方官吏的横征暴敛，深刻地了解人民的疾苦。错综复杂的社会现实，在白居易诗中得到了比较全面的反映。今存白居易诗近3000首，数量之多在唐代诗人中首屈一指。他的成就，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政治讽喻诗；一是长篇叙事诗。前者把当时社会病态的症结所在，几乎全部呈露在他的笔底。其代表作有《秦中吟》10首和《新乐府》50首，讽喻诗题材广泛，锋芒尖锐，如《卖炭翁》的“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观刈麦》的“力尽不知热，但惜夏日长。”这种矛盾的心情表现了劳动人民生活的悲惨处境；《买花》的“一丛深色花，十户中人赋”，《村居苦寒》的“北风利如剑，布絮不敝衣”，尖锐地指出了达官贵人的奢侈生活是建立在劳动人民悲苦的基础之上的；《杜陵叟》的“剥我身上衣，夺我口中粟。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钩爪锯牙食人肉？”更是尖锐而愤怒的批判。后者以《长恨歌》、《琵琶行》为代表，有着曲折离奇、自具首尾的细致的情节描写，和完整而鲜明的人物形象的塑造。在语言和音调上又显得特别流畅匀称，优美和谐。这是一种新型的诗，当时号称“千字律诗”，流传极广，正如宣宗李忱所说：“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着有《白氏长庆集》71卷。

    白居易对中国文学史重要贡献还在于他文学上积极倡导新乐府运动，主张“文章合为时而着，歌诗合为事而作”。主张文学要反映时代问题，反映与国家和人民有关的重大事件。《与元九书》是白居易诗论的纲领，建立了我国现实主义的诗歌理论。

    边塞诗人王昌龄（698－757），字少伯，京兆长安人，出身寒微，开元进士。在长安做校书郎时，是他文学创作的重要时期。王昌龄擅长七言绝句，他的边塞诗虽然数量不多，但篇篇都是佳作。因此，他也是边塞诗派的代表作家之一。

    王昌龄的边塞诗比较全面地、真实地反映了当时边塞生活，他绘制了一幅幅当时战争生活的丰富画面，如“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从军行》之四）又如“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出塞》之一）气势雄宏，格调高昂。

    山水、田园诗人王维（701－761），字摩诘，太原祁（山西祁县）人，开元进士。开元二十三年（735年），在长安任左拾遗，晚年隐居蓝田辋川。他的代表作《奉和圣制从蓬莱向兴庆阁道中留春雨中看望之作应制》一诗描绘了诗人站在大明宫通往曲江的阁道中，向西北眺望整个长安城的景色。《和贾至舍人早朝大明宫之作》描写了大明宫早朝时庄严华贵的气氛和大唐帝国的威仪。《终南山》、《过香积寺》、《积雨辋川庄作》等山水诗，描绘了长安附近的田园风光。五绝组诗《辋川集》有诗20首，是王维后期山水诗的代表作。

    杜佑之孙杜牧（803－852），字牧之，京兆万年人。26岁中进士。他的《阿房宫赋》、《过华清宫》以及《山行》，都是脍炙人口的佳作。

    在群星灿烂、名家如林的唐代诗坛上，还有不少的诗人是陕西人，其中留有文集或在《全唐诗》中存有其诗的较为着名的是杨烔（《盈川集》）、苏颋（《苏颋硕集》）、裴迪、窦淑向（存诗9首）、严武（存诗6首）、韦应物（《韦苏州集》）、薛涛（《薛涛诗》）、张孜（存诗1首）、韦庄（《浣花集》）、韩偓（《韩内翰别集》）、鱼玄机（《鱼玄机诗》）、秦韬玉（《秦韬玉诗集》）、李洞（存诗3首）等。

    七、药王孙思邈与李淳风

    孙思邈，京兆华原（今陕西耀县）人，唐代着名道士，医药学家。他生于公元581年，历周、隋，至唐高宗永淳末年（682年），活了100多岁。自幼聪颖好学，日诵千言。但从小多病，“幼遭风冷，屡造医门，汤药之资，罄尽家产”。但攻读经史及研习医药之志始终不改，自谓“青衿之岁，高尚药典；白首之年，未尝释卷。”及长，通老、庄及百家之说，兼好佛典。“颇觉有悟，是以亲邻中外有疾厄者，多所济益”。孙思邈因病学医，淡薄名利，隋文帝、唐太宗、唐高宗在位期间，曾多次邀请他入朝做官，都被他婉言谢绝。

    孙思邈终身不仕，隐于山林。曾先后到过陕西的太白山、终南山，山西的太行山，河南的嵩山以及四川的峨嵋山等地。他擅长阴阳、推步，妙解数术。亲自采制药物，为人治病。他搜集民间验方、秘方，总结临床经验及前代医学理论，为医学和药物学做出重要贡献。后世尊其为“药王”。他汲取《黄帝内经》关于脏腑的学说，在《千金要方》中第一次完整地提出了以脏腑寒热虚实为中心的杂病分类辩治法；在整理和研究张仲景《伤寒论》后，将伤寒归为12论，提出伤寒禁忌15条，颇为后世伤寒学家所重视。他搜集了东汉至唐以前许多医论、医方以及用药、针灸等经验，兼及服饵、食疗、导引、按摩等养生方法，着《千金要方》30卷，分232门，已接近现代临床医学的分类方法。全书合方、论5300首，集方广泛，内容丰富，是我国唐代医学发展中具有代表性的巨着，对后世医学特别是方剂学的发展，有着明显的影响和贡献；并对日本、朝鲜医学之发展也有积极的作用。着《千金翼方》30卷，属其晚年作品，系对《千金要方》的全面补充。全书分189门，合方、论、法2900余首，记载药物800多种，尤以治疗伤寒、中风、杂病和疮痈最见疗效。

    他坚持辩证施治的方法，认为人若善摄生，当可免于病。只要“良医导之以药石，救之以针剂”，“体形有可愈之疾，天地有可消之灾”。

    他重视医德，不分“贵贱贫富，长幼妍蚩，怨亲善友，华夷愚智”，皆一视同仁。提出“人命至重，有贵千金，一方济之，德逾于此。”

    他极为重视妇幼保健，着《妇人方》3卷，《少小婴孺方》2卷，置于《千金要方》之首。

    孙思邈将道教内修理论和医学、卫生学相结合，把养生学也作为医疗内容。认为人到暮年，体态特征和生理、病理都有变化。欲求长寿，须注意饮食起居等养生之道。

    史载其着作计30余种，唯多亡佚。现存之《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各30卷，系我国着名医学着作。其他如《摄养论》《太清丹经要诀》《枕中方》等数种，尚有部分佚文可见。

    李淳风（602—670），唐代杰出的天文学家、数学家，岐州雍县（今陕西凤翔）人。曾任太史局太史令等职。他用铜制成黄道浑仪，在古浑仪的六合仪和四游仪之间，增加一重具有黄道环、赤道环和白道环的三辰仪，可以直接观测月亮的运行。并着有《法象志》7篇，评论前代浑仪的得失。唐高宗时，因原用傅仁均的《戊寅历》误差较大，李淳风乃以刘焯的《皇极历》为依据，编成新历，史称《麟德历》，颁行于当时。《麟德历》是一部着名的历法，有不少创新，在中国历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该历采用“定朔”安排历谱，即取消了每月29日和30日时间排列的“平朔”，而采用太阳和月亮的位置真正相合的时刻来定朔日的“定朔”。首次废除古历中“章”、“蔀”、“纪”、“元”的计算，以1340为各天文数据的统一分母，立法巧捷，大大简化了计算步骤，为后世历家所遵用。《麟德历》废除闰周；完全由观测和统计来求得回归年和朔望月长度；在日食计算中提出蚀差的校正项（其实质就是视黄白交点离真黄白交点的距离）。《麟德历》的缺点是未考虑岁差。李淳风还着有《乙巳占》一书，总结前人天文成果，记录某些天象和气象，对少数天象做出比较符合实际的推测。李淳风还是世界上第一个给风定级的科学家。他在世界最早的气象学专着《乙巳占》中，把风分为8级。1000年后，英国学者才在《乙巳占》的基础上，把风力划分为零到12级。李淳风还精于算学，参加审定并注解算学的教本《五曹》、《孙子》等十部算经。

    李淳风参加了《五代史志》的编写，《五代史志》后编入《隋书》，作为《隋书》的一部分。他撰着其中《律历》、《天文》和《五行》3志，共8卷。这3志保存了许多珍贵的科技成果，是研究天文历算有价值的参考资料，如在《律历》中记载了祖冲之计算圆周率和约率。

    此外，他还撰有《典章文物志》、《文思博要》、《秘阁录》等书，并参加编写《本草经集注》，为《齐民要术》作注。

    八、巧思过人的宇文恺

    宇文恺（555—612），字安乐，朔方夏州（今陕西榆林）人，后迁居长安，隋代建筑家。祖上是鲜卑人，西魏以来汉化。宇文恺出身于武将世家，父兄皆以弓马显名，他独好学，尤善建筑。隋代着名工程，他多参预。

    开皇二年（582年），隋文帝下诏营建新都大兴城（今陕西西安），宇文恺任营新都副监，时高颎虽为大监，不过总领大纲，而规模计划皆出自宇文恺。开皇三年，新都建成。大兴城气象雄伟，规模宏大。全城分宫城、皇城和外廓城三部分，宫殿、衙署、住宅、商业各有不同的区域。还运用了里坊制的设计原则，城里街道宽直，整齐划一，城里水源丰富。但是刚刚建成的大兴城仓廪尚虚，需要大量转运关东米粟，渭水多沙，不便漕运。四年，隋文帝下诏兴建漕渠，令宇文恺率领水工凿渠，引渭水通黄河，自大兴城东至潼关，名叫广通渠。全程300多里，既大大改善了当时的漕运，又灌溉了两岸农田，因此被人称为“富民渠”。这一工程是隋朝开凿大运河的先声，它为以后大运河各段的开凿积累了经验。其后，他受到其兄被杀事件的牵连，一度罢官居家。开皇十三年，隋文帝因在岐州（今陕西凤翔）建仁寿宫，任命宇文恺为检校将作大匠，后拜为仁寿宫监、将作少监。在杨素的主持下，仁寿宫建造得非常华丽，成为隋文帝经常临幸的别宫。

    隋炀帝杨广即位后﹐要营建洛阳﹐又以宇文恺为营东都副监﹐后迁将作大匠。他规划设计的东都，原则上和大兴城一致，只是在形式上不完全对称。洛阳城分宫城、皇城和外廓城。整个城市气势宏伟，宫殿比大兴城更加富丽堂皇。宇文恺因此被升为工部尚书。他还曾经建造大帐，帐下可以容纳数千人。又造“观风行殿”，殿上可以容纳侍卫数百人，行殿下装轮轴，可以迅速拆卸和拼合。他曾建议按古制建筑明堂，“下为方堂，堂有五室，上为圆观，观有四门”，并曾用木料制作了模型。虽然没有兴建﹐却表现了他的巧思和学识的渊博。大业八年（612年），宇文恺卒。

    宇文恺设计和督造的工程中，以两都的营建及广通渠的开凿最有影响。长安（大兴城）及洛阳的建筑规模使后代学者为之倾倒，并为后代王朝所仿效，为邻近国家所学习。他对我国古代建筑技术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堪称一代建筑大师。另外，宇文恺曾着有《东都图记》20卷、《释疑》1卷和《明堂图议》2卷。但是除《明堂图议》的部分内容保存在《隋书》中而流传到现在外，其余的后来都失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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