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时期，陕西与中原地区一样，处于不停的战乱当中，无甚建树。北宋建立以后，正式设立了陕西路，这是“陕西”作为一级行政区名称的开始。但是，当时的陕西在长时期里又处在宋和西夏交战的前沿地带，很多方面的活动都要围绕并服务于战争，经济文化的建设自然受到很大影响。
一、“三镇连衡”与郭威西征
“三镇连衡”是五代时期发生在陕西的一件大事。它指的是后汉末年关中地区的长安守将赵思绾、河中节度使李守贞和凤翔节度使王景崇三镇联兵叛乱，号称“三镇连衡”。后来，后汉命枢密使郭威率兵西征，终于平定了这次大规模的叛乱。
赵思绾是魏府（今河北大名西）人，原为后唐魏城镇将赵在礼部下。赵在礼死后，又归赵赞。后汉建立后，赵思绾随京兆尹赵赞转镇长安。乾佑元年（948年），朝廷征赵思绾等赴京，赵思绾恐回京后被加害，遂于三月乘机攻占长安，首先据城作乱，并派人给河中节度使李守贞送去龙袍，联络其一起造反。
李守贞祖籍河阳（今河南孟县南），一贯反复无常。小时落魄，后应募从军，隶后唐河阳镇将石敬瑭旗下，并随其起兵灭唐建晋，因功历任义成军、泰宁军和天平军节度使等职。后来，他在北上抗击契丹时投降，并随契丹主耶律德光攻克开封，灭掉后晋。辽兵北撤后，后晋河东节度使刘知远乘机占领开封，建立后汉，李守贞又投归刘知远，被任命为河中节度使。刘知远死后，其侄刘承佑继位，李守贞以为新君初立，未孚人望，遂野心勃勃，欲取而代之。这时，恰好赵思绾派人来联络，他于是在河中（今山西永济县蒲州镇）起兵响应，并占据潼关，很快便控制了关中东部，声势颇大。不久，凤翔节度使王景崇也起来响应。
王景崇是邢州（今河北邢台）人，投身行伍，并于后晋时拜将。后来随刘知远起兵建立后汉，深受宠信，因功任凤翔节度使。刘知远死后，隐帝刘承佑欲撤换他，王景崇于是也参加了叛乱，与赵思绾共推李守贞为盟主，称秦王，又派人去联系吴、蜀和契丹，以为应援。这样，叛乱遂蔓延到三镇。
朝廷得到三镇叛乱的消息后，立即调兵遣将，企图平灭叛乱，但一直没有达到目的。于是就任命枢密使郭威为统帅，率兵西征。
郭威是邢州人，18岁即从军，勇猛善战，通晓兵法。汉高祖刘知远十分器重他，临死时指定他为顾命大臣，辅佐新君刘承佑。郭威受命平叛后，亲临前线，身先士卒，奖惩分明，深得众心。面对三镇叛军，郭威采取各个击破的战术，亲自率军攻打叛首李守贞防守坚固的河中城，另派部将郭从义、赵晖分别去攻打长安和凤翔镇。同时，又以轻骑绕出敌后，在大散关击退了乘机进犯的蜀军，切断了三镇叛军的外援，并将三镇分割包围。这样，叛军败局已定。
在东线，郭威调发民夫于河中城下挖深堑，筑高垒，并筑长城连接营垒，围困河中，逼李守贞出城作战，待敌出城后，乘机予以杀伤，消耗敌人的有生力量。这种战术十分奏效，后来便推广到长安和凤翔前线。
由于长期围困，三镇粮食不继，长安和河中城都出现了人吃人的现象。赵思绾在长安，动辄杀人数百，犒劳将士，且宣称：“食胆至千，则勇无敌矣！”因其失去人心，无法支撑，于半年后被迫献城投降。不久，他降而复叛，长安市民群起而攻之，他遂葬身于瓦砾之下，落得个可耻的下场。长安原有10万余人，经赵思绾之乱，仅余万人左右。汉军收复了长安，三镇连衡被撕开了一个口子。接着，郭威大举进攻河中，先拔外城，继破内城，叛首李守贞在绝望之下，自焚而死，叛军巢穴河中平定。
乾佑二年（949年）年底，汉军攻克凤翔，王景崇也自焚而死。至此，三镇之乱被彻底平定。事后，郭威因平叛有功，声震天下，以枢密使兼侍中，又兼天雄军（今河北大名）节度使，节制河北诸州军事，逐渐控制了朝政，为他后来夺取后汉政权、建立后周奠定了基础。
二、麟州杨氏及杨家将的故事
有关杨家将的故事，千余年来在我国广为流传，妇孺皆知。那么，历史上到底有没有杨家将？其真相究竟如何？
五代至宋时期的麟州，即今天陕西省的神木县。麟州杨氏世为名将，声震天下。杨家将的第一代杨业，祖籍并州太原。其父杨信为后汉的麟州刺史，遂定居麟州，杨业即生于此。杨业成年后，又与府州（今陕西府谷）折氏结亲。后来，杨业成为北汉大将，英勇善战，人称“杨无敌”，官至建雄军节度使。太平兴国四年（979年），宋太宗亲征北汉，包围太原。杨业看到宋朝的统一是大势所趋，即劝北汉主刘继元投降北宋，受到宋太宗的称赞和器重，被任命为代州刺史兼三交兵马都部署，负责防御辽国骑兵的进犯。他曾在雁门关等处大败辽军，立下军功。后来，契丹人一见他的旗号就望风披靡。杨业不但勇敢善战，而且治军有方，能与士卒同甘共苦。在雁北寒冷的冬天，人们都穿着皮衣毡袍，而杨业却只穿夹袄，连炉火也不生，在露天处理军务。手下的侍者几乎要冻僵了，而杨业却若无其事。
雍熙三年（986年），宋太宗以辽圣宗新立、“主少国疑”，派兵分三路大举攻辽，杨业为西路军统帅、云应路行营都部署潘美的副手。战役开始后，杨业接连攻下云（今山西大同）、应（今山西应县）等四州，取得很大进展。但由于东路军大败，辽军集中兵力猛攻西路宋军。在敌强己弱的情况下，杨业认为不能硬拼，建议遵朝廷之命掩护四州民户内撤。但监军王侁责其“逗挠不战”，只好愤然出战。杨业自知不敌辽军，临行前要求潘美在陈家谷口接应。然而当杨业败退到陈家谷口（今山西朔州市南）时，潘美早已不在那里。结果，杨业陷入辽军重围，虽经拼死冲杀，仍不得脱险。于是，杨业对残存的部下说：“你们都有父母妻儿，没必要陪我一块送死，还是逃命去吧，还可以把这里的情况报告朝廷！”部下都哭着不肯离去，全部战死。最后，杨业力竭被俘。他坚贞不屈，誓不降辽，绝食三日，壮烈殉国。其子杨延玉也同时战死。
杨业有子7人，除杨延玉战死外，以杨延昭最为着名。延昭本名延朗，其父战死后改名延昭。他出身将门，从小喜玩军阵，有其父之风，杨业每次出征都带着他。雍熙三年杨业征辽时，延昭为先锋官，身负重伤，仍力战不已。从太宗到真宗朝，延昭历任莫州刺史、宁边军部署、保州防御使等职，抵抗辽军，前后在边30余年，胆识过人，契丹兵都很害怕他，称为“杨六郎”。宋真宗咸平二年（999年）冬，辽军南犯，包围了杨延昭驻守的遂城。遂城城池很小，大家都非常害怕，担心守不住。杨延昭发现当时天气很冷，就心生一计。一天夜里，他派人在城墙上都浇上水，因为天气寒冷，天亮后水都结了冰，辽军无法爬上城墙，只好退兵了。之后，又在羊山大败辽军。景德元年（1004年），辽圣宗和萧太后亲自领兵南下，杨延昭支持宰相寇准坚决抵抗的主张。后来，还建议趁辽军长驱直入从背后邀击，必能获胜，且乘机可夺取幽、易等州，可惜没有被接受。澶渊之盟订立后，杨延昭又戍边9年，直到在任上去世，结束了其忠心耿耿、保家卫国的一生。其灵柩回运时，河朔一代的老百姓都望柩而哭，感念他的保全之德。
杨家将的第三代最有名的为杨文广。杨文广是杨延昭的儿子，先后跟随名将范仲淹、韩琦在陕西抗击西夏，又曾随狄青到广西平定侬智高之乱。在仁宗、英宗朝，他南征北战，屡立战功。后来，又被调往抗辽前线。在他镇守河北的日子里，契丹不敢轻易南下。杨文广与父、祖一样忠心报国，立志收复失地，曾向朝廷进献“取幽燕策”及阵图，但未被采纳。最后死于任上，为巩固北宋的边防献出了毕生的精力。
杨家将几代忠烈，劳苦功高，永远受到人们的敬仰和怀念。
三、寇准与澶渊之盟
寇准是北宋时期的陕西名臣，其一生宦海沉浮，政绩颇多，而最为天下人所知的就是在真宗时力主抗辽并取得大捷，最终通过订立澶渊之盟，使宋辽双方的关系逐渐稳定下来。
寇准（961—1023），字平仲，北宋华州下邽（今陕西渭南）人。出身于官僚家庭，性情豪放。19岁时就考中进士，在殿试前，有人劝他说：“太宗喜欢用老成的人，年轻人往往被罢斥，到时候你应该多报上几岁。”寇准却回答说：“我正求上进，怎么能说谎？”坚决不同意。结果出乎大家意料，太宗竟很赞赏他的耿直，授予他大理评事、归州巴东及大名府成安知县的官职。
他从知县、州判、三司度支推官很快升至枢密院直学士，以直言敢谏闻名，丝毫不顾及别人甚至皇帝的面子。有一次他在奏对时，惹得太宗“龙颜大怒”，拍案而起，而他却毫无惧色，拉住太宗的衣袖非要请他坐下，直到把事情说完才罢休。事后，太宗感慨地说：“我得到寇准，就好像唐太宗得到魏征一样啊！”还有一次，天下大旱，太宗召见近臣询问时政得失，别人都敷衍说是天意，谁也不敢讲真话，只有寇准认为是由于刑罚不平所致。太宗登时勃然大怒，拂袖而去，后来气消了才重新回到朝堂，听寇准讲完了朝廷大臣贪赃枉法的事实，认为他说的对，并处罚了有关官员。不久，寇准被提拔为参知政事。太宗晚年，终于对寇准有点不耐烦了，在一次和寇准发生争执后，把他贬到外地去作知州。
太宗死后，真宗继位，又把寇准召回来，并任命他作宰相。景德元年（1004年），辽圣宗和萧太后亲自率领大军南下，一路势如破竹，很快攻到黄河北岸的澶州（今河南濮阳）。澶州是北宋地跨黄河南北的军事重镇，一旦澶州失守，辽军就可以越过黄河，包围宋朝的都城开封，形势十分危急。当时，朝廷的很多大臣都主张迁都以避其锋，参知政事王钦若是江南人，要求真宗迁都金陵（今江苏南京）；而签书枢密院事陈尧叟是四川人，主张真宗迁都成都。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宰相寇准力主抵抗，并且要求真宗御驾亲征，认为只有这样才能鼓舞宋军的士气。在寇准的一再坚持下，真宗终于同意了。当真宗进至澶州南城时，又犹豫不决。寇准慷慨陈辞：今日只能进尺，而不能退寸，一旦后退，军心就会瓦解，辽军必然长驱直入，宗庙社稷难保。在寇准和殿前都指挥使高琼的劝说下，真宗勉强渡过了黄河。前线的宋军一见皇帝的黄伞盖，士气大振，杀声震天，“声闻数十里，气势百倍”，终于打退了辽军的进攻。本来，当时宋军在军事上已经占据了优势，彻底打败辽军，进而收复燕云诸州是有可能的，寇准也是这样打算的。可惜，真宗从一开始就没有这样的雄心壮志，一心想着尽快议和，早日结束战争。最后，宋朝派出了以曹利用为首的和议团去和辽国谈判。临走前，寇准严词警告曹利用，虽然皇帝已经许下了百万之数，但将来若超过了30万，就要杀他的头。后来，曹利用经过艰苦的谈判，最终按照寇准的条件，与辽方订立了澶渊之盟。其主要内容有：宋辽维持旧疆，仍以白沟河为界，约为兄弟之国；北宋每年输辽白银10万两，绢20万匹，称为岁币。盟约签订后，双方退兵。
澶渊之盟的订立，使宋辽双方摆脱了战争状态，此后双方一直保持着和平相处的关系。这有利于北宋沿边地区生产的发展和生活的安定，“生育蕃息，牛羊被野，戴白之人，不识干戈”；对契丹族经济文化的发展，对民族之间的融合也是有好处的。宋朝虽然付出了较大的代价，但换来了长期的和平，这对它是比较有利的。过去，对澶渊之盟的评价一直较低，甚至有人认为它是一个屈辱的和约，主要是因为所谓“华夷之辨”的陈腐观念在作怪。实际上，澶渊之盟是一个经过平等协商的条约，总体上应该肯定。在这件事情上，寇准是立下大功的，而真宗一开始对他也是很敬重的。
然而，寇准的功绩和地位却引起了受其斥责的王钦若的嫉恨。他为了排挤寇准，竟别有用心地将澶渊之盟比作为《春秋》所耻的“城下之盟”，并诬陷寇准劝真宗亲征是不顾皇帝安危，企图将其作为搏取功名的“孤注”，以激怒真宗。真宗受了蒙蔽，慢慢地疏远了寇准。不久，罢免了他的宰相职务，出朝任职。
天禧三年（1019年），真宗中风，刘后开始干预政事。寇准向真宗建议让皇太子监国。不料事情败露，被刘后连贬几级，降为道州司马。后来，再被贬为雷州司户参军，并死在任上，结束了其历尽坎坷的一生。在归葬途中，沿路州县之民哭迎于道，并为之立庙祭祀，以表达对这位忠臣良相的感激和怀念之情。寇准死后11年，宋仁宗终于为其平反昭雪，恢复了他的职务，并追赠中书令、莱国公，故后人又称其为“寇莱公”，仁宗还亲笔为其墓碑题写了篆额“旌忠”，以作表彰。
寇准墓，位于今渭南市官底乡左家村附近，保存完好，墓前立有一通碑石，上书“宋寇莱公墓”。它已被列为陕西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供后人凭吊。寇准还有《寇忠愍公诗集》传世。
四、从李继迁反宋到永乐之战
西北党项李氏熟悉陕北的人都知道，在米脂、横山两县间有一个地方叫李继迁寨，是明末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的故乡。那么，这个地方为什么会叫李继迁寨？李继迁到底是何许人也？
原来，李继迁寨是古代党项族着名首领李继迁的出生地。李继迁为党项族的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是夏政权的奠基者。
党项族是羌族的一支，很早就生活在青海高原一带，以游牧为生。它分为很多部落，其中以拓跋部最为强大。唐代中期，吐蕃崛起，党项族被迫迁徙到今陕、甘北部，在这里发展很快。唐末，拓跋部首领拓跋思恭率部镇压黄巢起义，因功被唐僖宗赐姓李，封夏国公，并授定难军节度使，辖夏（今陕西横山）、银（今陕西米脂西北）、绥（今陕西绥德西北）、宥（今陕西定边县境）、静（今宁夏灵武县境）5州之地。
李继迁反宋北宋初年，拓跋部首领李彝兴归附宋朝，被加封为太尉。宋太宗太平兴国七年（982年），李继捧主动献土内附，北宋朝廷要求其亲属内迁，遂引起了李继迁的反抗。
李继迁是李继捧的族弟。其高祖拓跋思忠在随兄拓跋思恭讨黄巢时战死，赠宥州刺史。后其曾祖、祖、父先后仕于唐、后晋、后周。宋太祖建隆四年（963年），李继迁生于银州无定河（即李继迁寨）。长大后被任命为定难军管内都知蕃落使。太平兴国七年，当督促内迁的宋使来到银州后，李继迁就借机率领部众逃往北方大漠中，举起了反宋的旗号。
李继迁起兵反宋后，一开始受了多次挫折。最惨的一次，被宋都巡检使曹光实率领的宋军攻破老巢，连母亲和妻子也作了俘虏。但是，李继迁并不气馁，终于采用诈降的手段，里应外合，全部消灭了曹光实统率的宋军，并乘机占领银州，取得了重大的胜利。然而，面对强大的宋朝，李继迁的力量仍显得非常弱小。为了和宋朝对抗，他决定联合辽国。他归附辽国后，被封为定难军节度使，后来又娶了辽义成公主，被册封为夏国王。宋朝也针锋相对，授其兄李继捧定难军节度使，命他重回故地，与李继迁相抗。李继迁又重施故伎，利用诈降的策略打败了李继捧，占据了银、绥二州。在这种情况下，宋朝被迫妥协，封其为银州观察使，并赐名赵保吉，首次承认了其势力的存在。
由于宋朝企图以禁止边境贸易的手段逼李继迁屈服，两年后双方再次发生战争。宋真宗即位后，又一次向李继迁让步，授其夏州刺史、定难军节度使的职务，将夏、银、绥、宥、静五州党项故地全部交给他管辖。这标志着李继迁的反宋斗争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但他并不满足，继续向外扩张。1002年，攻占了宋朝在宁夏平原的重镇灵州（今宁夏灵武县西南），并于次年改为西平府，将其统治中心移到这里。至此，西夏政权的基础奠定了，故其死后被追尊为太祖。
同年，李继迁攻打受宋朝支持的吐蕃酋长潘罗支，潘罗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先诈降再伺机发动突然袭击，李继迁大败，身负重伤。1003年正月，李继迁在西平府死去，遗嘱归附宋朝。
元昊称帝与宋夏交战李继迁死后，子李德明继立，进表归附宋朝，宋真宗授其行夏州刺史、定难军节度使的职务，封西平王。德明在位期间，基本上和宋朝保持着稳定的藩属关系，没有发生大的战争。
宋仁宗天圣九年（1031年），德明子李元昊继立。元昊具有雄才大略，精通佛学及番汉语，且具创新精神。宋仁宗宝元元年（1038年）十月，他自立为帝，国号大夏，都兴庆府（今宁夏银川东南），与辽、宋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
元昊称帝后，宋朝大为震惊，立即下诏削夺其官爵，停止互市，并在陕西沿边地区遍贴榜文，招募能生擒元昊或斩首献者，即授为定难军节度使。于是，双方关系正式破裂，开始进入了长期的战争时期。其中，影响较大的战役主要有以下几次：
第一次是三川口之役。康定元年（1040年）初，元昊率兵进攻宋朝在陕北地区的军事重镇延州，宋朝急调刘平、石元孙二将来增援。结果，宋军在三川口遭遇埋伏，全军覆灭，刘平和石元孙也作了俘虏。这是西夏建立后对宋军进行的第一次大规模的歼灭战。
第二次是好水川战役。康定二年（1041年），西夏军队进攻渭州（今甘肃平凉），宋将任福率军出击，在好水川又一次陷入全军覆灭的命运，任福等数将均战死。由于宋军接连打败仗，引起了夏军的极大轻视，后来他们一听说要和宋军作战，就互相庆贺，甚至作诗讥讽说：“夏竦（时任陕西都部署兼经略安抚使，宋军陕西前线最高指挥官）何曾耸？韩琦（时任陕西都转运使）未足奇。满川龙虎辈，犹自说兵机。”
第三次是定川砦之战。庆历二年（1042年），夏兵再次大举入宋，双方战于定川砦，宋军大败，大将葛怀敏战死。夏军一直进至渭州，将其焚掠一空，然后从容退去。
宋夏战争开始后，宋军连吃败仗，西夏虽然取得了一系列胜利，但国力消耗也很大，民怨沸腾，夏境内流行“十不如之谣”。于是，双方经过谈判，于庆历四年（1044年）订立和议。规定：元昊取消帝号，由宋册封为夏国主；北宋每年赐西夏银7万两，绢15万匹，茶3万斤；重开沿边榷场贸易。这样，宋夏双方又一次取得妥协。
五路攻夏和永乐之败治平元年（1064年），宋仁宗死，英宗继位。双方因为朝贺礼仪发生纠纷，西夏又一次对北宋用兵。此后十余年间，宋朝逐渐占据了优势，特别是在神宗时取得了熙河大捷，打败了亲西夏的吐蕃势力，“断西夏右臂”，从东、南两方面对西夏形成了包围之势。然而，宋神宗被胜利冲昏了头脑，欲乘西夏内乱一举灭夏，彻底解决西夏问题，遂于元丰四年（1081年）兵分五路伐夏，发动了宋朝对西夏最大的一次全面攻势，结果又以失败告终。在这种情况下，宋神宗只好再次采用筑城固守的战术，次年派钦差大臣徐禧筑成了永乐城（在今米脂县境）。永乐城战略地位虽十分重要，但却有一个致命的缺陷，即缺水。不久，夏军来攻，永乐城终因无水而被攻破，徐禧与监军宦官李舜举、陕西转运使李稷以及将官高永能等数百人均战死，士兵和随军民夫20万人损失殆尽。
永乐之战是宋朝与西夏战争史上最大的失败，宋神宗听到这个消息，“临朝痛悼”，受到极大刺激，此后闭口不谈用兵开疆之事了。而西夏亦消耗颇大，陷入困境。于是经过一番周折，双方终于又恢复了和议，直到北宋灭亡。
五、韩琦、范仲淹陕北御夏
在宋夏战争时期，虽然宋朝不断打败仗，但在陕西前线还是涌现出一些智勇兼备、治军有方的英杰。其中，韩琦、范仲淹就是最有代表性的人物，他们可歌可泣的事迹永远彪炳史册。
韩琦（1008-1075），字稚圭，北宋相州安阳（今河南安阳市）人，出身于一个官僚家庭。小时候即非常聪明，后来以第二名的优异成绩中了进士。入朝为官后，不求急进，以直言敢谏着称。元昊反宋自立时，韩琦正好从四川归来，便向朝廷详细陈述了他的应敌之策，仁宗非常高兴，即任命他为陕西安抚使，负责陕西前线的战事。这是韩琦第一次来陕御夏。此前，宋军在三川口大败，将官刘平等被俘。传说刘平投降西夏，朝廷准备惩处他的家属，然而韩琦觉察消息不确实，就向朝廷上书为刘平鸣冤，终于还他一个清白。
后来，韩琦被任命为陕西经略安抚副使、招讨副使，协助夏竦抗击西夏。夏军犯边，韩琦为宋朝筹划了攻、守二策。他认为以前宋军之所以老打败仗，主要是因为各守一路，兵力分散，若合诸路兵为一路，集中兵力长驱直入，一定可以取得胜利。不久，元昊支持不住，派人来求和，欲麻痹宋军，乘机发动进攻。韩琦识破了其诡计，认为“没有约定而请和，一定是诈和之计”，要求宋军严阵以待，使元昊没有得逞。好水川之战前，韩琦再三叮嘱主将任福持重进兵，据险设伏，不要轻举妄动，违令者，虽胜亦斩。但任福违背了他的将令，结果导致宋军全军覆灭。战后，主帅夏竦从任福腰带间得到韩琦的檄文，认为战败责任不在韩琦。但他还是很内疚，主动上奏要求承担责任。朝廷遂将他官降一级。
不久，韩琦又被任命为陕西四路经略安抚使、招讨使，镇守泾州，全面负责陕西地区的御夏事务。元昊称臣后，韩琦回朝，升为枢密副使。
元昊纳款后，以契丹要挟宋朝，不断勒索财物。于是，朝廷又派韩琦宣抚陕西。这是韩琦第二次来到陕西御夏。他仔细地考察了陕西沿边地区的防务，因地制宜，修筑了鄜延一带的城防设施。同时下令，西夏必须先归还所侵占的宋朝地盘，才能批准和议，迫使元昊屈服。
神宗时，宋朝边将种谔擅自攻取绥州，引起夏人反抗，陕西沿边局势再度紧张。在这种情况下，韩琦改判永兴军，再次经略陕西。于是，他第三次来陕主持御夏事宜。他认为这次的事变完全是因为边将贪功冒进才毁坏了和约，失信于夏人，因此主张从大局出发，将绥州归还给西夏，恢复和好关系。但当他得知西夏借机杀害了宋朝的知保安军杨定后，立即改变了态度，反对放弃绥州，认为那样等于向西夏示弱，会助长西夏侵宋的野心。可见，韩琦作为一个久历战阵的老成战略家，善于审时度势，把握全局。
韩琦长期主持陕西御夏事务，对夏人的情况了如指掌，所以回朝后经常作为政府的西夏问题顾问，深受倚重。如有一次，夏主李谅祚派兵袭掠宋大顺城，韩琦即向朝廷建议停止给西夏的岁赐和榷场贸易，派使者严责李谅祚违约。当时，枢密使文彦博等很多大臣都不同意，担心酿成象元昊时那样大举入侵的局面。韩琦镇定地说：“谅祚不过是一个狂童，并没有元昊那样的智略，而我朝的防务要比当时强固得多，只要派人去，谅祚一定会屈服。”后来谅祚果然上表谢罪，正如他说的那样。由于韩琦久镇陕西，劳苦功高，故与范仲淹合称“韩范”，名重一时。
范仲淹是中国古代历史上大名鼎鼎的人物，后人熟悉他，主要是通过他那“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千古名句。其实，范仲淹不仅文才出众，更重要的是他社会责任感强，政绩突出，特别是他曾长期主持陕西地区的御夏事宜，为保卫北宋王朝的边防安全和陕西地区人民的生命财产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范仲淹（989—1052），字希文，出身名门，是唐代宰相范履冰的后人。祖籍邠州（今陕西彬县），后来迁居江南苏州吴县。他两岁时，父亲就去世了。母亲为了生存，被迫带着他改嫁朱姓。范仲淹年龄稍长，知道了这一切，深受刺激。于是告别母亲，到外地去求学，发誓一定要学出个名堂，要有出息，为祖上争气。他学习非常刻苦，不知疲倦。冬天，瞌睡了就捧一把凉水冰冰脸，再继续看书。饿了，肚子吃不饱，就以稀饭充饥。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他终于中了进士，做了官，把母亲接到任所，并向皇帝请求恢复了原姓。
范仲淹是宋代中期崛起的新型士人的杰出代表。北宋到仁宗时，由于几十年间天下承平，一般的士大夫因循守旧的习气愈来愈浓厚，他们恪守“祖宗家法”，反对任何变革。在这种大环境下，范仲淹振臂高呼，力倡名节，以天下为己任，不计个人安危得失，表现出高度的政治自觉，对于矫正当时的官场风气起了巨大的作用。如他敢于指责当朝宰相吕夷简习于因循，任人不公，结果被诬为朋党，从吏部员外郎、权知开封府被贬到外地去任知饶州。
祖籍陕西的范仲淹命里似乎注定要和这片土地结下不解之缘。1038年，元昊反宋，自立为帝，宋夏战争爆发。于是，范仲淹先是被调任知永兴军，接着改任陕西都转运使，很快又升为陕西经略安抚、招讨副使，作主帅夏竦的助手。这是范仲淹第一次来陕御夏，朝廷寄予其扫清疆场、定国安民的厚望。范仲淹来到陕西后，看到当时陕北地区的很多寨堡都失陷敌手，形势十分紧张，就主动要求巡视边防。于是，朝廷命他兼知延州。当时，朝廷对陕北地区边兵部署的规定是，将兵力分散到每个将领旗下，总管领兵10000人，钤辖5000人，都监3000人。遇到敌人来犯，级别低者必须先迎敌，然后依此类推。这种僵化的体制显然不能适应战局的瞬息万变，因此以前虽然官兵们在战场上也浴血奋战，但战果并不理想，最后往往还是挫败。范仲淹断然改变了这种做法，实施了一套新的边防体制。他从边兵中挑选了精壮18000人，分配给6员将领统率。这些将领平时负责所辖军队的管理与训练，战时则根据敌情的轻重，轮番出击。这种做法革除了过去的弊端，做到了以逸待劳，激发了将士们抗敌御国的积极性，有效地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巩固了边防，以致夏人也称其“胸中自有雄兵百万”，不敢轻易进犯延州。范仲淹勇于任事、老成务实的精神在这件事情里得到了充分体现。后来，王安石变法中所实行的“将兵法”，其实就借鉴了范仲淹的做法。
同时，针对当时城堡多坏的情况，范仲淹接受了种世衡的建议，在夏人来往的要冲之地修筑了青涧城，有效地遏制了夏军的进犯。他还命令军队大兴营田，自己生产部分粮草，减轻陕西财政的压力。为了减轻关中人民长途转运粮草的负担，他还向朝廷建议于鄜城设立康定军，规定关中一带的老百姓只要把粮草运到这里囤积起来就可以了。每到春夏之际，命令边兵南下就食，效果良好。
如何从根本上解决宋夏之间的问题，这也是范仲淹一直在认真思考的问题。他认为宋夏之间的问题，不可能在短期内用战争的方式解决，只有在巩固边防的基础上，加强双方上层之间的来往和正常的经济文化交流，才有可能维持长久的和好。因此，对于普通的党项民众，他没有所谓“华夷之辨”的陈腐迂阔观念，不是一味地加以排斥，而是鼓励党项人和汉人之间的民间边境互市贸易，以解决普通党项人的切身生活问题，联络双方之间的感情。对于那些因受党项贵族威胁利诱而与宋朝疏远或参与反宋的其他羌人各部，范仲淹注意笼络、约束，使他们消除疑虑，摆脱元昊而归附宋朝。因此，他赢得了包括党项在内的羌人各部的衷心拥戴，被称为“龙图老子”，邠、庆一带的羌汉人民甚至为他画像立生祠。他死后，有羌人酋长数百人，“哭之如父，斋三日而去”。他还想方设法与党项族首领元昊直接联系，恩威并用，劝其与宋朝和好。元昊请和后，范仲淹因功被召回朝廷任枢密副使。不久，又被提拔为参知政事，主持庆历新政。而在陕的这一段经历对他新政思想的形成有很大影响。
庆历新政遇挫后，关于范仲淹私结朋党的指责愈来愈厉害。此时，恰好陕北一带边境局势不稳，于是为了避嫌，范仲淹与枢密副使富弼主动要求出朝巡边。1044年，朝廷任命范仲淹为河东、陕西宣抚使，再次经略陕西。当时，麟州因遭到大批敌人猛烈攻击，城垣受到严重破坏，很多人主张放弃麟州，但范仲淹坚决反对。他认为麟州是支撑陕北北部宋军防线的重要据点，一旦放弃，就会影响整个战局，甚至危及河东地区。因此，他下令修复了城池，并招揽流民还乡，免除其赋税，终于使这一地区的局势转危为安。然而，范仲淹的出朝并没有为他带来平静的生活，攻击他的人仍然不放过他。于是，他就被改任陕西四路宣抚使、知邠州，回到他的祖居地任职。此后不久，范仲淹即离开陕西，先后在一些地区任地方官，直到去世。
在北宋时期巡行陕西的重臣中，范仲淹可以说是措置得法、成效也最为显着的一个。他对安定西边、保障沿边地区人民的生产和生活做出了重大贡献，所以，理所当然地受到陕西人民的世代景仰。至今在延安宝塔山下的崖壁上仍然完好地保存有他的手迹“嘉岭山”，还有“范公井”等遗迹。此外，范仲淹的那首脍炙人口、流传千古的《渔家傲》：
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
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
即作于知延州时。
六、理财家范祥的盐政改革
食盐是生活必需品，需求量非常大，故盐业的利润相当丰厚。在中国古代，历代政府都把盐业的收入作为财政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其控制很严。但各朝盐业经营得法的并不多。相对而言，宋代范祥所主持的盐政改革算是比较成功的，对陕西乃至整个北宋王朝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范祥是宋代杰出的理财家。他字晋公，邠州三水（今陕西旬邑）人。进士及第后，先后在陕西一些地区任地方官，颇有政绩，官终制置解盐使。他生活在多事之秋，非常留意边防。在通判镇戎军时，曾率众击退元昊的进攻。后来权领秦州事，多次向朝廷建议修筑古渭寨，均无答复。范祥认为古渭寨地处险要，事关陕西抗夏斗争全局，必须尽快兴修。所以，在没有得到朝廷允许的情况下，擅自建成。结果，受到处分，被削夺一官，知唐州。范祥死了多年以后，在神宗朝，北宋政府终于取得了熙河之役的胜利，开辟了大片疆土，而古渭寨在其中就发挥了非常大的作用，被升为通远军。这时，朝廷才折服了他的先见之明，因功追赠秘书。
范祥在一生中，数次担任与财政有关的职务，如提举陕西银铜坑冶铸钱、权转运副使等。特别是长期掌理盐政，曾提举陕西缘边青白盐，两次出任制置解盐使，故他对盐务非常熟悉，对宋代盐法的弊端也相当了解。当时，政府在陕西地区经营盐业主要有两种政策，行用不常。一种叫禁榷法（或官鬻法），即由政府垄断从食盐的生产到运输、销售的全过程，不允许商人插手。政府希望借此增加大量收入，弥补边防经费的不足。但这种做法很快露出了一些弊病，如征役扰民，官方经营不善，耗费巨资而所得有限。另一种叫入中法（或通商法）。即实行食盐运销许可证制度，国家只控制食盐的生产环节，允许商人在一定的条件下自由运销。具体做法是，政府规定商人向边地送交一些军用物资，就可以获得相应数量的领取食盐的凭证——盐引。然后，商人再到特定的地点去领盐，转卖到指定的地区。这种政策比禁榷法相对灵活，且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满足边防对物资的需要。但实行时间一长，各种问题也随之产生。主要是一些不法商人勾结有关官员，欺骗政府，高估入中物资的价值，以期获得更多的盐引。结果，导致盐引泛滥，食盐的供应量大增，价格暴跌，使国家和盐商都受到很大损失，无利可图。
在这种情况下，时任提举陕西银铜坑冶铸钱的范祥向朝廷建议改革盐法。他的方案是：废除禁榷法，对入中法进行调整，即停止由商人运送物资到边地的做法，改为输钱，然后根据输钱距离及盐场的远近换取相应的盐引，自由转卖食盐。而边地物资的需要则通过购买来满足。这样，就可以做到公私两便。至于令边地官府头疼的西夏青、白盐走私问题，范祥也设想了应对的办法。就是招募商人将解盐入中到边境，由当地政府接收专卖，平抑盐价，对抗低价走私盐。而商人则可以获得丰厚的盐引到解池领盐，再转卖各地。范祥的建议得到了枢密副使韩琦和知制诰田况的大力支持。庆历四年（1044年），朝廷命他与陕西都转运使程戡一起商议实行。然而，程戡不同意他的意见，此事没有结果。
到了庆历八年（1048年），范祥又一次提出他的主张。于是，朝廷任命他为提点陕西刑狱兼制置解盐使。这样，范祥才有了专门的权力来推行他的新法。新法实行了几年以后，成效非常显着，不法奸商的行为得到了有力的遏制，老百姓安居乐业，特别是政府的盐利收入大幅度增长，较好地保证了边防的需要。
但是，任何改革都不会是一帆风顺的。不久，有人就指责新法。朝廷即派三司户部副使包拯到陕西去调查，结果证明新法的效果相当不错，范祥因功被提拔为权陕西转运使。
范祥因擅自兴役而离任后，继任者又恢复了入中实物的办法，造成新的混乱和骚扰。在这种情况下，三司使张方平和包拯建议重新起用范祥。于是范祥被二次任命为制置解盐使。范祥再次上任后，果断地停止了入中粮草的做法，恢复了新法。为了解决入中商人携带盐引或食盐到京城开封转卖有时因价格波动遭受损失的问题，范祥建议政府在开封设立一个由都盐院主管的专门机构，预备20万缗专项资金。当市面上的盐价过低时，由政府按照一定的价格来收购商人手中的盐引和食盐，每张盐引6缗，每席盐10缗。这样，就有效地保证了入中商人的利益，同时也平抑了盐价。这次重掌盐政不久，范祥就死在任上。
范祥虽然死了，但他推行的新盐法却一直沿用下来。“后人不敢易，稍加损益，人辄不便”。可见其影响之大。
七、洛阳种家将威震西北
在宋代陕西，除了声名远播的杨家将、折家将之外，还有原籍洛阳的种家将几代在陕西前线抗击西夏，功勋卓着，威震西北。
种家将的第一代叫种世衡，字仲平，洛阳人。他是宋初终南大隐士种放的侄子。小时候就崇尚气节，不蓄资产，唯好图书。因为种放的关系荫补为将作监主簿。
后来，种世衡先后在陕西担任过一些地方官，以直言敢为着称。如在担任凤州通判时，敢于拒绝当朝章献太后姻亲、州将王蒙正的请托，虽被陷害遭流放也在所不惜。后被平反，辗转任至签书鄜州判官事。
当时，宋朝在陕北一带防御空虚。种世衡就向朝廷建议在延州东北200里外的冲要之地旧宽州修筑新城，这样，既可以屏蔽陕北前线的战略中心延州，又可以就近获得河东的粮草供应，当宋军取攻势时，这里还可以作为攻取银、夏诸州的前进基地，一举数得。后来，朝廷接受了他的建议，并命令他主持筑城。种世衡接受任务后，亲自勘察城址，率兵修筑。西夏闻讯后，多次派兵来骚扰，都被他击退，终于在很短的时间内建成了一座坚固的城池。后来，朝廷赐名“青涧”城，这就是今天清涧县城的前身。此后，青涧城就成为宋朝支撑陕北战局的重要据点。在这次筑城战中，已经表现出种世衡卓越的战略眼光和出色的军事指挥才能。青涧城筑好后，种世衡就被任命为知青涧城事，负责该地的防守事宜。他在城外开辟大片营田，并鼓励商人往来贩运，使青涧城迅速富足起来。种世衡还大力招抚各蕃部，倾心结纳，使他们心悦诚服地接受宋朝的领导。经过一番努力，青涧一带的防务得到很大加强。
作为一员统兵的将领，种世衡非常重视军队的训练和士民军事素质的提高。他在知环州时，经常亲自检查吏民射箭的技术。碰到有过失的人，如果他射术合格，就可以免除责罚。有人请、辞事情，也以射术的高低为依据来取舍。在他的提倡下，环州的吏民踊跃练习射箭之术，士马精强，使西夏不敢随便窥伺环州。
武将出身的种世衡不是简单地逞匹夫之勇，而是智勇双全，谋略出众。他在青涧城的时候，曾成功地施用反间计，使夏主元昊杀掉他手下最得力的两员大将野利刚浪、野利遇乞兄弟，西夏的力量受到很大削弱。迫使元昊不得不重新与宋朝和好。
后来，种世衡因功被提升为环庆路兵马钤辖。曾受范仲淹之命与蒋偕一起修筑细腰城。当时，他已经重病在身，但接受命令后，还是毫不犹豫地率部前往，夜以继日地赶修城池。终于在细腰城竣工之日，倒在他半生为之奋斗的边防前线，实现了他作为一代名将的悲壮而圆满的结局。
种世衡半生戎马，劳苦功高。他不但用兵如神，而且善抚士卒，爱兵如子。士兵如果受伤，他必定派自己的儿子一员亲自端药服侍。因为能与士卒同甘共苦，大家都乐于为他所用。所以，他才能指挥自如，屡战屡胜。他死了以后，不少羌族酋长日夜临门吊唁，青涧和环州的百姓也画像祭奠，可见其得人心之程度。
种世衡有子数人。其中种古、种谔、种诊后来皆为名将，关中人号称“三种”。幼子种谊也勇敢善战，功勋卓着。
在种家将的第二代中，以种谔和种谊的名气最大。
种谔，字子正，以父功入仕。曾在其父筑成的青涧城担任知城。他最大的功劳在于招降绥州夏军并筑城守卫，使宋朝的边防线向前大大地推进了一步，也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西夏的实力。
当时，他先设计逼降了西夏绥州守将，后来因为无诏出师被召还。在回军途中，突然被4万夏军包围。种谔临危不惧，从容指挥，很快将夏军击退，消灭了不少敌人。还乘胜进军，筑起了绥州城。后来，宋朝在绥州改置绥德军，即今天绥德县的前身。
种谔在担任鄜延路总管时，发生了夏主李秉常被其母囚禁的事件。种谔就向朝廷建议，趁着西夏内乱的机会，派大军长驱直入，一定可以取得大胜。朝廷接受了他的建议，任命他为鄜延路经略安抚副使，全权负责这次西征。这次出征虽因种种原因没有取得预期的战果，但种谔在无定河畔却设伏打败了西夏的8万大军，显露出他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
一次失利并没有使种谔气馁。他又向朝廷建议采用筑城战的方法，先从横山一带的银州开始，步步进逼，逐渐向西夏腹地推进。他认为横山地势开阔，民风剽悍，且有农牧盐铁之利，是夏人赖以生存的重要基地。而且该地形势险要，利于防守。如果宋军能占领横山，不但可以开辟大片疆土，而且能给夏人造成很大困难。但是，钦差大臣徐禧和沈括却反对他的意见，决定修永乐城，种谔因此被调往延州。后来，永乐城被围时，种谔没有及时发救兵支援，但皇帝没有怪罪他。种谔最终死在知延州任上。
种谊，字寿翁，是种世衡的幼子。他勇敢善战，多次打败敌军，建立军功。
哲宗元佑初年，种谊知岷州。这时，吐蕃酋长联合属羌要进犯宋朝，企图恢复失去的地盘。种谊得到情报后，奉朝廷之命讨伐，抵达洮州。当时，大雾弥漫，对面看不清人，官兵都很担心。但种谊却认为，这种天气正好可以掩护宋军，使敌人摸不清虚实。于是，他亲自擂鼓助威，指挥部队进攻。等到大雾散去的时候，宋军前锋已经攻入城内，活捉了吐蕃酋长，种谊因功迁为知鄜州。
不久，夏人进攻延州，种谊率众将援救。夏军听说种谊来到，赶快撤军。延州老百姓都说：“得谊，胜精兵20万。”种谊55岁时去世，官终保州团练使。
种家将的第三代有种朴、种师道、种师中。其中，以种师道、种师中兄弟功业最着。
种师道，字彝叔，是种世衡的孙子。他年轻时跟随着名关学家张载学习。后来以荫补得官。种师道为官正直无私，不避权贵。他敢于得罪当朝宰相蔡京和大宦官童贯，虽屡遭贬黜亦在所不惜。
种师道长期在陕西一带任职，熟悉边情，深受徽宗信任。他在担任泾原都钤辖知怀德军时，西夏派人来划分边界，使者一定要得到所有夏人故地才罢手。种师道正色道：“要说故地，就应当以汉、唐时为准。那样，西夏不是更吃亏了吗？”一句话噎得夏使无言以对。还有一次，他奉命去平毁西夏修筑的佛口城。到了以后，发现没有水源。种师道仔细观察了周围的地势，指着一个地方说下边一定有水。人们顺着他指的地方挖下去，果然发现了水。
作为一员战将，种师道长于用兵，指挥有方。他在知渭州时，一次率兵筑城。工程刚开始，西夏大军就来进攻。面对来势汹汹的夏军，种师道不慌不忙。他预先派出一支队伍潜至敌后，断其退路。另一支部队绕到敌人侧翼，号称援军，突然发起进攻。然后，三面合击。夏军摸不清虚实，很快败退，损失惨重。最终，种师道胜利地完成了筑城的任务。
种师道不仅善于用兵，而且治军严明。有一次他率军攻城，由于城防坚固，一直攻不下来，官兵都有些气馁。这时，有一员小校擅自躺在床上休息。种师道发现后，立即下令将他处死，把尸体挂在营门外示众。在这种情况下，大家都受到很大震动，万众一心，只用了8天时间就提前攻破了敌城。种师道因功被升为侍卫亲军马军副都指挥使，应道军承宣使。
除了扬威西北外，种师道后来还曾劝阻童贯利用所谓的“海上之盟”与金国联合伐辽，表现了他的远见卓识，可惜未被朝廷接受。金兵南下时，种师道奉命只率少量部队顽强抵抗，保卫京城。最终积劳成疾，死于汴京陷落前夕。
种师中，字端孺，是种师道之弟。也曾长期在宋夏交界的陕西任职。金兵南下时，他奉命率秦凤兵入援，后来壮烈地战死在抗金前线。
这样，历时三代、威震天下的种家将终于走完了他们英勇悲壮的历程。
第二节 南宋金元时期的陕西
南宋建立后，陕西成为宋金长期反复争夺的焦点地区，直到宋高宗绍兴十一年（1141年）双方订立绍兴和议后，陕西的局势才逐渐缓和下来。此后，陕西被一分为二，秦岭以南的陕南地区仍然属于南宋统治，而秦岭以北的陕北和关中地区则划给金国。元朝重新统一天下后，设立了陕西行省，成为现在陕西省的前身。金元时期，陕西各方面的建设才略有进步。
一、抗金中兴的陕西名将
北宋时期，陕西由于长期处于宋夏战争前沿，所以民风剽悍，精兵猛将多出于此。在南宋初年的所谓“中兴四将”中，除了岳飞是今河南人外，其余三位都是陕西人。当然，张俊出生地“凤翔府成纪县”在北宋虽属于陕西路，但按今天的行政区划却属甘肃。所以，按照本书的体例，我们只介绍韩世忠和刘光世二人。
韩世忠，字良臣，宋代延安人。年少时即勇力过人，后来应募乡兵，也以勇敢着称。
宋徽宗崇宁四年（1105年），韩世忠随军御夏。在一次战斗中，他发现敌军一将勇冠三军，经询问俘虏，得知该将竟是西夏监军驸马。韩世忠精神大振，跃马直前，登时将其斩于马下。勇将阵亡，敌军大为恐慌，很快溃退。韩世忠因功亦得以升迁为下级军官。后来，他还随宋军征讨方腊，多次获胜，并跟踪追击，深入无人之境，俘虏了方腊，时人称为“万人敌”。北宋末年，韩世忠积极投身于抗金斗争，并于高宗有劝进之功，深受高宗倚重。
南宋初年，韩世忠劝高宗移都长安，据上游，然后以西北重兵下两河，以图恢复，高宗没有接受。御营建立后，韩世忠即被任命为左军统制。后来又因平定苗刘之乱有功，加授武胜军节度使，终于成为能独当一面的高级将领。
1129年冬，金将兀术率大军南下，将趋江淮。韩世忠坚决反对朝廷放弃江、淮的主张，要求坚守，遂被任命为淮西制置使，以8000兵力防守镇江。韩世忠认为金兵渡江后，必然会因粮尽撤军，到那个时候，只要他以精兵扼住渡口，截断其归路，肯定会歼灭敌军。不久，兀术果然率兵退至长江，韩世忠挥军猛攻。战斗最激烈的时候，韩世忠夫人梁红玉亲自擂战鼓助阵。众将士万众一心，终于将金兵击退。兀术无计可施，几次派人来求情，愿归还所有在江南的掳获并献名马借道，韩世忠严词正告“还我两宫，复我疆土，则可以相全”，兀术无言以对。山东金兵南下救援，也被韩家军阻断在江北，敌军南北不能相顾，宋金双方军队在黄天荡相持40余日，兀术终不得脱。其间，兀术亲自带人登上金山寺观察宋军虚实，差点被韩世忠预先埋伏的兵士活捉。要不是后来金兵在奸细的指引下，连夜凿渠通江逃生，兀术及其所统率的10万大军就全军覆灭了。这次战役，使韩世忠声威大振，被视为一代中兴名将。
1134年，金军与伪齐军联合南侵，韩世忠率大军渡江抵御。为了表示自己的抗敌决心，他立木栅自断退路。当时，朝廷派往金营的使者路过他的驻地，他知道宋使到金营后，金将一定会询问宋军的情况。所以为了麻痹金军，他提前将宋军隐蔽起来，然后故意告诉使者将奉命南撤。金将听到这个消息大喜，倾全力而进，结果中了宋军埋伏，损失惨重，韩世忠率军一直追击至淮河。时人称此役为中兴武功第一。
后来，韩世忠任京东淮东路宣抚处置使，驻守楚州（今江苏淮安）。他在此地整修城池，并与夫人梁氏亲自参与营建。他招抚流亡，开垦土地，鼓励通商，使当地的经济迅速恢复发展起来。他还善于激励士气，兵士有怯战者，他就送其一套妇女的服装，并令其在酒宴上穿着跳舞，因此其部下人人奋勇。
金人废刘豫，天下惶惶。韩世忠请高宗乘机全力北伐，以图恢复旧疆，坚决反对秦桧的和议之策，但又未被接受。后来金人毁约南侵，又被韩世忠等击退。韩世忠驻守楚州10余年，只有3万兵力，但金人慑于他的威名，不敢来犯。
由于韩世忠激烈反对和议，遭到秦桧嫉恨。于是，秦桧就用明升暗降的手段，假意升他为枢密使，实际上剥夺了他的兵权。眼看壮志难酬，韩世忠非常失望，不久就辞去了枢密使的职务，闭门谢客，不再过问兵事，10年后郁郁而终。
韩世忠一生忠义过人，曾告诫家人：“吾名世忠，汝曹毋讳‘忠’字，讳而不言，是忘忠也。”他为人正直，不畏权贵。秦桧当权，很多人趋炎附势，然而韩世忠遇见他，仅施一揖而已，未尝交谈。岳飞下狱后，满朝文武无人敢有异议，唯有韩世忠为其抱不平，责问秦桧“莫须有”三字何以服天下。真乃一代名将、宋室柱石也！
刘光世，字平叔，保安军（今陕西志丹）人，出身武将世家，其父是宋大将刘延庆。他曾随父征方腊，因功授鄜延路兵马钤辖。后来又参加了宋金联合灭辽之役，因为失期，导致该路宋军失败，受到责罚。
北宋末年，金兵南下，西夏乘机内犯陕北一带，刘光世率军打败了夏军，稳定了陕北地区的形势，使得宋朝解除了后顾之忧，可以专心对付金人。
汴京被围时，刘光世率所部勤王，在非常混乱的情况下，他设法稳住了队伍。接着，他乘机带兵到济州谒见康王，受到赏识。后来，他多次讨贼平叛，逐渐升迁至大将，与韩、岳、张等齐名。
刘光世虽出身将门，其实并非真正的将才。1129年，金兵南下攻打高宗驻跸的扬州，妄图灭亡南宋。刘光世奉命抗敌，其军队不战而溃。不久，他又率军驻扎江州，负责扼守长江天险，保护在江西的皇太后一行。他到了驻地，每天都沉溺在酒宴当中，金军已经渡江3日，他还毫不知情。等到金兵逼近江州，他才慌忙逃走。别人建议他调整部署，趁金军撤退时包围全歼，他也不敢采纳。后来，朝廷为了加强京师北面的防卫，任命他为浙西安抚大使，知镇江府，他竟提出安抚使负责一路的安危，不宜专守镇江一地，要求朝廷另外派人驻守镇江，而他则“从便置司”，实际上就是择地避敌。高宗没有接受他的意见。
刘光世虽畏敌不前，但颇能伺机立功。楚州被围时，他率军救援，高宗5次亲为笔札催促他出战，他仍徘徊不前，致使楚州陷落。但后来他看出驻扎当地的金将完颜昌部下兵士多有归宋之意，认为可以利用，就命人铸造了一批标有“招纳信宝”的金、银、铜钱，交给被俘获的金兵，放他们回金营广为散发，作为来归的凭证。于是，归附的金兵络绎不绝，完颜昌只好撤兵。
1136年，伪齐军南下，督师张浚命刘光世守庐州。刘光世认为庐州不可守，又率军南撤，后来在张浚的严令下，才回师击败了敌军。战后，朝臣纷纷上书弹劾刘光世，他只好请求交出兵权。高宗此时正在疑忌功臣，接到刘光世的辞职书十分高兴，马上就批准了。为了表彰他，还特意给其升职，并赐上好的府第一座。几年以后，刘光世就去世了。
刘光世一生虽声名显赫，亦有军功，但他持身不严，治军无法，连其弟对其也不以为然。时人以为在中兴四将中他要逊于韩、岳。
除了韩世忠和刘光世以外，南宋初年陕西籍的抗金名将还有李显忠。
二、高宗朝宋金陕西诸战
南宋建立后，一直被金人视为眼中钉，必欲除之而后快。金国多次调动大军南下攻宋，想乘南宋立足未稳之机，一举将其灭亡。而南宋为了自己的生存，也不惜血本，和金军对抗。因此，在高宗一朝，宋金双方进行了长期的大规模的残酷战争。由于陕西重要的战略地位，不少战役是在这里发生的，其中以富平之战、和尚原之战最为着名。
1130年夏，宋臣张浚为了牵制金军的攻势，减轻金军对东南一带的压力，自己请求经营关陕。于是，朝廷任命他为川陕宣抚处置使。张浚根据形势，决定在陕西发动一次大规模的对金攻势。同年9月，他在关中地区集结了步、骑兵20万人，向北推进。金军也大举南下，其中包括完颜宗弼（即兀术）率领的精锐部队。双方相遇于富平地区，遂展开了一场大战。战役开始后，宋军先占据了上风，包围了完颜宗弼指挥的右翼金军。但在这时，宋将赵哲的部队因主将擅离职守而在金兵的攻击下溃散，导致宋军全线溃败。张浚率军一直撤退到兴州（今陕西略阳），才稳住阵脚，整个关中和陕北地区全部落入金人之手。南宋对金的第一次大规模的主动出击失败了。
富平之战后，宋将吴玠领兵退到秦岭脚下的大散关一带。张浚料到金军在占领了关中以后，必然会南下四川，而大散关东的和尚原“最为要冲，自原以南，则入川路散；失此原，是无蜀也”，命令吴玠死守。吴玠遂在这里整修武备，加强防卫，以逸待劳，准备迎敌。1131年10月，完颜宗弼率劲兵猛攻和尚原，吴玠和吴璘兄弟拼死抵抗。他们用劲弩杀伤大批敌军，连完颜宗弼也中箭受伤，因怕被宋军认出，吓得扔掉头盔、剃去须髯仓惶逃命，金军大败。
和尚原之战是宋金战争以来宋军取得的一次重大胜利，它极大地鼓舞了南宋军民的抗敌士气，沉重地打击了金军的嚣张气焰，金军“自入中原，其败衄未尝如此也”。更重要的是，它保卫了陕南和四川地区，稳定了西线的形势，虽然后来宋金双方在这里互有攻守进退，但战线基本上一直维持在大散关附近。到了1141年，宋金订立“绍兴和议”，正式将双方西部疆域的分界线确定在大散关一带。由此可见，和尚原之战在宋金战争的西线是一次具有决定意义的战役，后来大诗人陆游在其诗中曾有“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的句子，将此役和东线的黄天荡之捷相提并论，十分推重。
大散关，位于今宝鸡市西南约20公里的秦岭之中，和尚原则在关东不远处。元代时曾在和尚原旁修有“吴公祠”，以纪念吴氏兄弟的抗敌业绩。
三、史斌在陕起义
提起《水浒传》中大闹华山的九纹龙史进，可谓大名鼎鼎。过去大家都以为他只是个传说中的人物，然而根据当代史学家的考证，史进确有原型，他就是《宋史》里边多次提及的农民起义领袖——史斌。
史斌原为梁山泊义军首领宋江的部将，后来随宋江一起接受朝廷招安。
1127年，金军大举进攻陕西，关中人民扶老携幼，准备通过陕南逃往四川避难。然而，宋知兴州向子宠害怕金人乘机入犯，紧闭关门，不让人们通过。老百姓进退两难，很多人都饿死了。史斌看到这种情况，十分气愤，遂于这年7月率领难民在汉中一带起义，很快攻下兴州。史斌在这里称帝，建立了农民政权。后来，他攻兴元府（今陕西汉中）不克，南下攻利州（今四川广元），准备转战四川，又阻于剑门关，只好回师关中。
起义军攻入关中后，先后从金军手中收复了华州和长安，一时声威大振。但他与关中地区自发而起的反金义军在反宋问题上产生了分歧。1128年4月，当地的义军首领张宗谔诱使史斌解散其队伍。这时，逃到陕南的宋军也乘机复还关中。宋将曲端派遣部将吴玠对史斌发动突然袭击，史斌猝不及防，大败而走，在长安附近的鸣犊镇被俘获，押解到长安后遇害。
四、“四川虓将”张珏
南宋末年，蒙古兴起，与南宋联合灭掉了金朝。然而，南宋又落得和上次宋金联合灭辽后同样的下场。蒙古灭金以后，立即出动大军南下攻宋，于是南宋军民又展开了轰轰烈烈的抗蒙斗争。在这场斗争中，涌现出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南宋内地最后一位抗元将领张珏就是其中突出的代表。
张珏，字君玉，陇西凤州（今陕西凤县）人。18岁在钓鱼山从军，就隶属于抗蒙名将王坚旗下。他作战十分勇敢，多次立功，累升至中军都统制，号称“四川虓将”。
1259年，蒙古大军围攻合州，张珏和王坚一起领导了着名的钓鱼城保卫战。蒙古军攻打了9个月之久也不能攻克，损失惨重，就连大汗蒙哥也中炮而亡。这是蒙古兴起后在全世界范围内遭遇到的唯一一次大败。
王坚被调往朝廷后不久，张珏担任了合州守将。他练兵储粮，赏罚分明，深得将士之心。为了配合钓鱼城的斗争，他不断派兵下山去骚扰、攻击各地元军。
后来，张珏升任四川制置副使、知重庆府，实际上负责整个四川地区的抗元事务。当时，元朝的大军已经包围了临安，朝廷危在旦夕。张珏派兵去勤王，因路断而无法抵达。临安陷落后，南宋朝廷实际上已不复存在，元军多次招降张珏，但他不为所动，继续坚持抗元。此时，川东地区的中心城市重庆已陷入元军重围，形势非常危急。为此，他先后派兵收复泸州、涪州，消灭大量元军，同时也解除了重庆之围。接着，张珏进入重庆，被军民推举为四川制置使，领导抗元大业。其间，被俘的宋帝赵显下诏命各地降元，张珏拒不奉诏。当他听说二王在广东一带立足的消息后非常高兴，马上派人去联络，但最终没有结果。张珏在孤立无援、几乎与世隔绝的艰难情况下，苦苦支撑。
为了彻底控制四川地区，元朝派重兵又一次进围重庆，张珏领导军民拼死抵抗，逐渐弹尽粮绝。元军几次劝降，张珏不从。不久其部将赵安开城门降元，使元军得以进入城内，但张珏仍坚持巷战。后来逐渐不支，服毒自尽未遂，乘船突围，最后被元军俘获，解往元都。当走到安西路（今陕西西安）时，张珏用弓弦自经而死，一代名将就这样壮烈殉国。
五、“太平宰相”与户县贺氏
元朝建立后，实行严格的民族歧视与压迫政策，蒙古、色目、汉、南各等人在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地位和待遇完全不平等。在政治方面，中央和地方重要官职都由蒙古人和部分色目人担任，汉人和南人只能担任一些无关紧要的副职及下僚，特别是朝廷的中枢机构——中书省，其名义上的长官中书令只能由皇太子兼任，而实际长官左右丞相一般情况下也必须由蒙古贵族充任，汉人和南人极少有机会进入中书省。然而到了元朝末年，中书省却出了一个有权势的汉人宰相，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兵荒马乱年月上台的他，却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叫太平，人称“太平宰相”。
太平，字允中，奉元路鄠县（今陕西户县）人。原姓贺，名惟一，后受赐蒙古姓，改名太平。其先世本为河东隰州人，后迁居鄠县，曾祖贺贲始归附元世祖忽必烈，立有军功。祖贺仁杰亦深受世祖信任，曾长期担任上都留守、虎贲亲军都指挥使，死后由其子贺胜继任。可见，户县贺氏在元朝是相当有地位的。贺惟一长大后，先是承袭了其父的职务，后来先后担任工部尚书、同知枢密院事、御史中丞、中书参知政事等要职，深受皇帝信任。
太平是一个很有抱负和能力的人。他在任职期间，敢于得罪权贵，革除弊政。他还建议纂修辽、宋、金史，并充任总裁官，终于修成了三史。
元顺帝至正六年（1346年），朝廷欲任命太平为御史大夫，太平坚决推辞。因为按照惯例，御史台的长官非国姓不任。顺帝宠信太平，特意赐姓，并改其名为太平，还是以其为御史大夫。至正七年，迁为中书平章政事。年底，在原宰相的极力推荐下，太平终于被任命为中书左丞相（二丞相之一。按照元朝的制度，中书省设左、右丞相，以右为尊，左丞相次之），登上了权力的巅峰。
太平担任了宰相后，还是颇有作为的，特别是留意人才。但是在蒙古重臣脱脱的攻击下，他不久就被罢职。于是他索性回到奉元（今陕西西安），闭门谢客，以书史自娱。
红巾起义爆发后，为了迅速平息祸乱，朝廷重新起用太平，于至正十七年（1375年）5月又恢复了其中书左丞相的职务。太平受命后，竭尽全力镇压起义。当时天下已经大乱，红巾军势力很盛，在刘福通的主持下，正兵分三路北伐，其东路毛贵率领的军队长驱直入，已经打到大都附近。在这种情况下，很多朝臣都建议迁都以避其锋，但太平坚决反对，他认为现在正是关键时刻，迁都必然动摇国本，影响士气。他从容调动军队，终于打败了红巾军，使元朝暂时度过了危机。
然而，能干的太平下场却很凄惨。顺帝末年，二皇后奇氏与皇太子阴谋逼其禅位，派人联络握有重权的太平，太平没有理会。奇氏亲自召见太平，他还是推脱。于是，他们指使人诬劾太平的亲信中书左丞成遵与参政赵中，致二人死亡，太平被迫辞去相位。后来皇太子还不解恨，又令人劾其“故违上命”，他因此被流放吐蕃，走到东胜时，朝廷又派使者逼其自杀。至此，声名赫赫的户县贺氏终于寿终正寝，而自毁长城的元朝也在不久后灭亡了。
六、红巾北伐军在陕西
元末红巾大起义爆发后，发展很快。不久，起义军就占领汴梁，建立了大宋农民政权。为了推翻元朝的腐朽统治，刘福通派出三路大军北伐。由于陕西是关河形胜之地，北伐军的西路就指向这里，于是，北伐军就与当地的元军和地主武装发生了激烈的战争，演出了一幕幕可歌可泣的活剧。
1356年9月，西路北伐军的前锋在李武、崔德的率领下长驱西进，攻打关中的门户潼关，两天后就攻占潼关，杀死元军统帅述律杰。第二天，元军大举反扑，又夺回了关城。但是红巾军并不气馁，十几天后打败元军，又一次占领潼关，给元军造成很大伤亡。不久，元朝名将察罕帖木儿率军来援，红巾军在受到很大损失后被迫撤往关外。这次潼关之战，在20天内关城四易其手，其战斗激烈之程度可以想见。
1357年2月，李武、崔德在休整了一段时间以后，再次率北伐军进攻陕西。这次，他们吸取了上回的教训，绕过元军重兵防守的潼关，而改攻陕西东南的门户武关，然后兵出秦岭，直抵灞上，严重威胁元朝在西北地区的军事重镇长安。接着，又分兵攻打关中东部的同州和华州。元朝统治者大为恐慌，急命元军进讨。结果红巾军在元军的东西夹击下不能支撑，只好放弃关中，退往秦岭山区，等待时机，以图再起。
1357年秋，刘福通派白不信、大刀敖、李喜喜等率军增援西征军。他们沿汉江攻入陕南。9月，与李武、崔德会师。10月，攻占兴元府。之后，红巾军兵分两路，一路出大散关，再次进入关中；一路西进，攻入今甘肃、宁夏境内。不久，进军关中的一路包围了关中西部的重镇凤翔。这时，元朝统治者看到单靠官军已不能将红巾军迅速扑灭，就号召地主武装起来和红巾军作战，这些地主武装逐渐成为红巾军的劲敌。攻入关中的西路红巾军由于没有根据地，人员、粮草得不到及时的补充，实力不断削弱，处境越来越困难。
1357年底，围攻凤翔的红巾军白不信部战败，被迫退回陕南。西进的李喜喜部在巩昌（今甘肃陇西）遭到元军和李思齐、张良弼等地主军阀的疯狂围攻，也只好撤往陕南。元军不给红巾军喘息之机，跟踪而至，红巾军被迫放弃汉江谷地，分两路退入大巴山区。1361年，李武、崔德经不起元军的威逼利诱归降元朝，后被李思齐收编。白不信率部退往四川，一部溃散，一部后来归附了明玉珍。这样，西征陕西的红巾军在经历了英勇的奋战后最终失败。
七、王保保与陕西诸将的“经年百战”
红巾军西征失败后，由于没有了共同的敌人，陕西各路地主武装与军阀头目王保保之间为了争权夺利，展开了一场历时数年的混战，就连朝廷也无法控制。实际上，从西路红巾军失败直到元朝灭亡，陕西皆处于群龙无首的半割据状态。
王保保是元末大军阀头子察罕帖木儿的外甥，后来被其收为义子，蒙古名为扩廓帖木儿。察罕帖木儿在河南沈丘起兵时，他即跟随左右，逐渐成为察罕帖木儿手下能征善战的重要将领。红巾军入陕后，他随察罕帖木儿到陕西镇压，取得了胜利。察罕帖木儿死后，他继统其众，朝廷又命其总天下兵，大权在握，而察罕帖木儿原来的部将李思齐、张良弼等不服，于是在他们之间爆发了冲突。
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势，王保保派兵去攻打张良弼，李思齐则援助张军，双方在泾、渭交会的鹿台一带打得难解难分。王保保本来是奉命南下去讨伐朱元璋的，这时也把王命放在一边，一心专注于陕西的战事。
朝廷看到这种情况，非常担心，下令王保保分兵，李思齐、张良弼等各成一军，不再听命于王保保，但他抗命不遵。朝廷遂削夺其官爵，命李思齐、张良弼等率军讨伐，双方又在中原一带大打出手。不久，明军进入河南，李思齐、张良弼等西归关中，王保保乘机打败其他队伍，控制了中原的局势。
王保保与陕西诸将的战争“相持经年，数百战未能决”，给陕西及山西、河南一带的人民带来了极大的灾难，同时也严重削弱了元朝的实力，造成了元朝统治的混乱。中原大战后，朝廷又恢复了王保保的职务，命其带兵抵抗明军，同时下令李思齐、张良弼亦出陕西迎敌。面对强大的明军，李思齐、张良弼闭关不出，王保保也畏缩不前，中原局势遂无法收拾。
第三节 文化领域的新建树
宋元时期，陕西一方面失去了全国政治经济中心的地位，另一方面又长期处于战争状态，文化领域的建设受到很大影响。然而，这一时期陕西在科技文化方面仍有一些值得称道的新成就。
一、张载与关学
谈到陕西在宋元时期的文化建树，最突出的莫过于张载创立的关学，它对宋代理学的形成，对后世陕西的学术及民众心理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张载（1020－1078），字子厚，陕西路长安人，后随父迁居于凤翔府郿县（今陕西眉县）横渠镇，世称横渠先生，是二程的表叔。他年轻时即有大志。当时，北宋和西夏在陕北一带对峙，经常发生战争，边境很不安宁，张载遂热衷于研习兵法，并欲组织一班人去收复洮西失地。他为此事专门上书抗夏名将范仲淹，但范仲淹却告诫他应该修习儒学，争取对国家做出更大的贡献。于是，他就开始专心探讨学术，终于开创了一个影响很大的学派——“关学”，成为宋代理学的代表人物之一。张载曾中进士，在地方和朝廷做过一些没有实权的小官。因与当政的王安石意见不合，后来就辞官还乡，致力于着述。1078年，他死于从京师返乡的途中。他着有《正蒙》、《西铭》等，今汇入《张载集》流行。
张载认为“太虚即气”。“太虚不能无气，气不能不聚而为万物，万物不能不散而为太虚”。而“万物皆有理”，“理不在人，皆在物”。
其次，他提出“一物两体”的观点。“物无孤立之理”，“两不立，则一不可见；一不可见，则两之用息。”“凡圜转之物，动必有机。既谓之机，则动非自外也。”他还把运动分为“变”和“化”两个阶段，“变言其着”，“化言其渐”。
再次，张载的认识论属二元论。他一方面肯定人的认识来源于客观事物，“感亦须待有物，有物则有感，无物则何所感？”“人谓己有知，由耳目有受也。人之有受，由内外之合也。”“人本无心，因物为心”。但他又把认识分为“见闻之知”和“德性之知”两类，“见闻之知，乃物交物而知，非德性所知。德性所知，不萌于见闻。”他认为“闻见不足以尽物”。而“德性之知”只有圣人（或大人）才能具备。“大其心，则能体天下之物。”
此外，他把人性起源、善恶归属作了严格区分。宋以前，儒家对人性的论述多停留在道德修养层次，并没有上升到本体论的高度。张载把人性分为“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天地之性是善的，就是仁、义、礼、智、信，是人的形体未形成之前就已存在的。气质之性有善有恶，是人的形体形成之后才产生的。人的智愚、贤不肖等差别，是由先天所受气之偏正、美恶决定的。人通过学“礼”，可以“变化气质”。张载稍后的二程和朱熹大力宣传并发挥了张载之说。朱熹认为，这种区别意义重大。他以为，孟子讲性善，只讲了天命之性，却不知气质之性，因此解释不通恶从何来；荀子讲性恶，只讲了气质之性，却不知天命之性，因此解释不通善又从何而来。故两重人性之说“极有功于圣门，有补于后学”，“故张程之说立，则诸子之说泯矣。”
最后，张载在《西铭》中还提出“民胞物与”的口号。（《西铭》：“民吾同胞，物吾与也”。）把天地万物包括所有的人都说成同类兄弟的关系，强调互相关爱，他的这些思想使儒家的仁学更加具体化，因而受到道学家的普遍赞扬。
由于时代和阶级局限，张载思想中有许多矛盾，如一方面批评灵魂不死，另一方面又说“道德性命”是不死之物。他把乐天安命当作“孝”的最高境界，提出“能使无欲，则民不为盗”。尽管他在自然观和认识论方面同程朱理学、陆氏心学有异，但在维护封建道德方面却不谋而合，故仍然称其为理学家。
张载的关学自从创立后，代代不绝，直至清朝。
张载墓位于今眉县横渠镇大振村迷糊岭下。墓前有碑楼一座，碑文略述张载事迹。后人为了纪念他，还在横渠镇修建了一座张子祠，祠前立有碑石，上书“张子故里”，清代还在这里设立了着名的横渠书院。
二、王重阳与全真教
提起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道教，就不得不提到全真派，因为自金元以后，它是道教影响最大的一个宗派。后世有人甚至认为没有全真派就没有道教，把它和道教完全等同起来。而要谈到全真教，又不得不提及一个人，他就是宋金时期的陕西人王重阳。
王重阳本名王喆，原名中孚，字允卿，出家后改名喆，号重阳子。他于1112年出生于陕西路咸阳大魏村一个豪门大姓之家。生于乱世的王喆，从小精于武术技击，曾中金朝的武举，做官后却很不得志。47岁的时候王重阳辞去官职，隐居终南山修习道术。为了潜心修道，他曾在隐居地附近掘了一座墓穴住在里面，号称“活死人墓”。经过几年苦修以后，他终于得道，自称在户县甘河镇遇见吕洞宾，吕氏授他修炼秘诀，遂创立了全真教。当然不可否认，北宋统治者提倡道教的政策对新的道教宗派的产生也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此后，王重阳便到处传教，扩大全真教的影响。
全真教的主要经典为《道德清虚经》，来自于佛家的《般若心经》和儒家的《孝经》，主张道、儒、佛三教合一，通过“正心诚意，少私寡欲”的修行，最后达到一种宠辱不惊的超脱境地。王重阳还大力反对天师道的金石符箓之法，要求道士必须出家，使旧道教原有的巫术色彩和纵欲倾向大大减弱。经过王重阳改造以后的道教教义对金朝的统治有好处，自然得到朝廷的大力支持。但是，王重阳一开始的传教活动并不顺利，汉人中的抵触情绪很大，信奉全真教的人不多。他传教七、八年，才收了3个徒弟。为了打开局面，王重阳于1167年到山东传教。在山东宁海（今山东牟平）昆嵛山，他收了7个汉人弟子，即马丹阳（马钰）、谭处端、刘处玄、丘处机、王处一、郝大通和孙不二，这就是着名的“全真七子”，又称“玄门七真人”，他们分别创立遇仙、南无、随山、龙门、嵛山、华山、清净七派，使全真教的传播逐渐遍及天下。马钰、孙不二夫妇为王重阳修建了全真庵（“全真”二字来源于王重阳，他认为“识心见性即为全真”），全真教因而得名，王重阳后被尊为全真教主。此后，经过其弟子们的努力，全真教终于成为北方道教的最大宗派。
1169年，王重阳带着丘处机等弟子到开封传道，次年去世。他在开封的旧居后来由其弟子建立重阳观（现名延庆观），成为全真教的圣地之一。
王重阳死后，弟子们将其归葬陕西，其墓在今户县城正西10公里的祖庵镇北。其弟子王处一、丘处机先后在此建立灵虚观和重阳宫，后来改称重阳万寿宫，全真教徒尊之为“祖庭”、“祖庵”，成为北方道教的中心，祖庵镇即得名于此。这里遗留碑石众多，其中一部分被集中于一室保存，号称“祖庵碑林”，具有很高的史料和艺术价值。
王重阳死后半个世纪，他的弟子丘处机于1220年在西域蒙古军营中拜见成吉思汗，成吉思汗尊称其为“神仙”，赐爵“大宗师”，号“长春真人”，掌管天下道教。由于受到统治者的重视，全真教在元朝发展到极盛时期，而王重阳的地位也越来越高。元世祖时，追封其为“重阳全真开化真君”。元武宗时，又追封其为“重阳全真开化辅极帝君”。
王重阳着作颇多，主要有《重阳全真集》、《重阳教化集》、《立教十五论》等。
三、韩建缩建后的长安城
今天，外地人来到西安，都会为古城墙的高大巍峨而折服，手抚着那一块块斑驳残缺的墙砖，其思绪往往会飘向上千年以前强盛繁华的盛唐时期。其实，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西安城墙，并非唐代所修，而是明初的建筑，故陕西民谣有“汉冢唐塔朱打圈”的说法，就是说在西安尚能见到汉朝的皇陵、唐代的佛塔以及明朝的城墙。当然，我们也不能说如今的西安城墙和唐代没有任何关系，因为明初的西安城就是在唐末韩建缩建后的长安城基础上扩建而成的。
唐代是中国历史上最强盛的朝代之一，其都城长安也曾是世界上最大最繁华的城市。长安城的前身是隋代的大兴城，可能是世界上最早的经过严格规划而修筑的大城市。经过唐代的增建，长安城布局合理，功能完备，是我国古代城市建筑的杰作。
然而，唐末黄巢起义时，义军和唐朝官军曾在长安大战，使长安城受到了很大的破坏。后来，专权的大军阀朱全忠为了避开凤翔节度使李茂贞的威胁，胁迫唐昭宗迁都洛阳。临行时，拆毁大批宫殿、衙署和民居，将木料沿渭河漂流而下直至洛阳，用于修筑洛阳宫阙。这场大浩劫使积累数百年、物华天宝的长安城遭到毁灭性的破坏。此后，长安即失去了延续两千年的都城地位，开始衰落。
昭宗东迁后，在长安设立了佑国军，由韩建担任节度使。904年，韩建为了便于防守，干脆将人烟稀少的外廓城和宫城放弃，只保留了皇城，并重修城垣，称为“新城”，这便是所谓“韩建缩城”。韩建在改建新城时，南面保留了唐皇城东西两侧的安上门和含光门，东面保留了景风门，西面保留了顺义门，北面新开了玄武门，一共有5座城门，唐皇城的其余城门全部封闭。在新城的5座城门中，东面的景风门和西面的顺义门相对，而南面的两座城门却不和北面的玄武门相对。每座城门都建有三重门楼。
缩建以后的长安城规模大为缩小，面积只相当于原长安外廓城的1/16，就连咸宁和长安两县的衙署也分别被隔在了东、西城门之外。为了便于防守，又分别建了两座小城作为县治。后来，宋、金、元三代的长安城一直维持着韩建缩建以后的规模。元初，曾在新城东北数里处，建造了一座富丽堂皇的安西王府。到了元代后期，长安城南城墙西侧的含光门也被封死，这样长安城东南西北都各剩一座城门了。除了封闭含光门外，元代还重新修葺了城墙，并把城墙的四角都改建成向外突出的圆形墩台，这可能是受了蒙古包形制的影响。这次改修后的城垣一直沿用到明初。
宋元时期，长安城的规模虽然大大缩小，但繁华程度却远远超过以前，因为坊、市的界限被打破，可以沿街破墙开店，而营业的时间也可以延长到晚上。这一时期，长安城的总体面貌虽然没有大的突破，但城内新修了不少寺观祠庙。韩建改建新城时，就曾把一些寺观从城外移到城内。元代时，城内又有了城隍庙、西岳庙等，还有供奉水工郑国的“秦郑国祠”和纪念长安城总规划师宇文恺的“安平公祠”。可以说，宋元时期的长安城虽没有唐代的严整大气，但却增添了不少活泼生动的平民气息。
四、宋元时期的长安志书
唐代以后，长安不再是全国的政治经济中心，其地位一落千丈。这种状况给当时的人们以很大的震撼，促使他们纷纷致力于长安志书的编写。因此，在宋元时期，有关长安志书的编纂掀起了一个高潮。
当时编写的有关长安的主要志书有：
《长安志》，20卷，北宋宋敏求撰。宋敏求是北宋中期人，出身书香门第，家中藏书甚多。成年后为官清正，且博学多才，尤长于唐代文献和长安故实的研究。《长安志》内容大体可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简要回顾了北宋以前长安及周围地区历代的行政区划和建置沿革，还介绍了长安地区的地理位置、属县及户口、物产、风俗等概况；第二部分汇集了古代文献中有关长安地区名称的来历及演变、历代建都情况、地方机构设置及长官政绩等记载；第三部分记述了西周至唐的宫室建筑；第四部分记载了唐代皇城的中央官署以及外廓城内各坊的设置；第五部分则记载了长安周围25个县的情况。《长安志》是现存最早的系统记载唐代长安历史的着作。该书博采群籍，考订精详，并有部分记载不见于其他书籍，史料价值非常高。
《雍录》，南宋程大昌撰。程大昌，字泰之，徽州休宁人。年少时即文采出众，后来相继在朝廷和地方任职，正直敢言。其着作颇多，《雍录》是其一。该书在体例上突破了《两京新记》和《长安志》那样分街坊记述的传统，改为分专题叙述。程大昌精于历代地理的研究，故对有关长安的地理沿革都做了详细的考辨，订正了《三辅黄图》、《唐六典》、《长安志》等书的不少错误，价值很高。此外，书中还绘有一些有关长安的地图，颇便翻览。
《类编长安志》，元骆天骧着。骆天骧是长安世家子弟，曾任京兆府儒学教授。该书是把宋敏求《长安志》的分类改编而成，同时增添了一些宋、元史实。由于作者学识不及宋敏求，故该书问题较多，价值不如原《长安志》。其中，作者所增部分宋、元史实不见于其他文献，较有意义。另外，卷10所增元代长安碑刻存佚情况，对研究唐代碑刻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长安志图》，3卷，元李好文撰。李好文，字惟中，大名东明人，进士出身。曾先后任职于地方和朝廷，亦有政绩。本书是在南宋吕大防《长安图记》的基础上增订而成。其中，第一卷记长安；第二卷记长安附近各县；第三卷记关中历代水利。本书篇幅不大，但内容可靠，亦有价值。
五、蓝田诸吕的学术成就
两宋时期，陕西文教不振，人才寥落。相对而言，在学术上较有成就者，除了张载以外，就要数他的弟子——蓝田诸吕了。
蓝田诸吕，指北宋时关中着名的学者蓝田人吕大忠、吕大防、吕大钧、吕大临兄弟。吕氏先世本为汲郡人。其祖吕通曾任太常博士，死后葬在京兆蓝田，其家遂定居于此。父吕蕡，任过刑部比部司郎中，可见吕氏兄弟出身官僚世家。由于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长大后兄弟6人，有5人先后科举高中，号称“五子登科”。后来，兄弟数人相继在朝为官，皆以憨直持重着称，特别是吕大防（1027－1097），历任永寿令、知制诰、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相当于宰相）等职，是哲宗朝有名的大臣。他做官不计私利，关注民生，甚有官声。如他在任永寿县令时，克服重重困难，硬是找到了水源，并把水引进城里，为永寿百姓解决了一大难题。为了纪念他的功德，百姓号其泉为“吕公泉”。
蓝田诸吕不但为官清正，而且注意学术，颇有成就，尤其精通《礼》学。
吕氏兄弟中的兄长吕大忠对中国古代文化事业的贡献主要是倡议修建了着名的西安碑林。原来，自从韩建缩城后，古长安大量珍贵的碑石，包括着名的《石台孝经》、《开成石经》等都被弃置于“新城”之外，听任风雨剥蚀。北宋元佑二年（1087年），在时任陕西转运副使吕大忠的建议下，政府在京兆府学之北新建碑廊，将两部石经及其他重要碑石集中移置于此，妥善保存，这就是今西安碑林的来历，它为我国书法及碑铭之学的发展提供了大量宝贵的资料。吕大忠着有《奏议》、《前汉论》等。
吕大临（约1042－1090）是着名的“程门四先生”之一，且精于金石学，着有《考古图》10卷和《考古图释文》1卷，是现存最早的着录考释青铜器的专着。其中，《考古图》收录了当时朝廷秘阁、太常、内藏等和民间所藏的青铜器224件，还有玉器、石器多件。书中先摹画器物图像，定以器名；然后记述器物的大小尺寸、装饰花纹、重量容积，再以短文叙述其出土时间、地点、流传经过及收藏情况。《考古图释文》则对《考古图》所收录的96件有铭青铜器的文字做了考释。这两部书奠定了中国古代金石学的基础。此外，吕大临还着有《吕氏易章句》、《大易图象易传》、《孟子讲义》、《西铭集解》等。
吕大钧是张载的高足，继承和发展了张载的思想，对关学的发展和壮大做出了很大贡献。他不但到处宣讲关学，而且身体力行，订有《吕氏乡约》、《乡仪》，对人伦日用的行为准则和礼节仪式都作了详细的规范，是关学有关礼教的一部重要文献，深受朱熹赞赏。此外，他还着有《四书注》。
吕大防主要是个政治家，亦着有《吕氏家祭礼》、《周易古经》等。
六、金代书画家杨邦基、党怀英
绍兴和议后，金和南宋以淮水至大散关一线为界形成南北对峙局面，陕西的大部分包括关中和陕北都属于金国统治区。在金统治的几十年时间里，总的来说，陕西文化事业并不发达，值得一提的就是书画家杨邦基、党怀英了。
杨邦基字德懋，华阴人。其童年十分不幸，父杨绹曾任宋易州州佐，金军南下时被杀，当时只有十余岁的杨邦基藏在寺庙里才得以幸免。杨邦基长大后，十分好学。中进士后历任交城令、秘书监兼左谏议大夫、山东东路转运使等职，颇有胆识。
杨邦基文采出众，特别擅长书画，所画山水人物极为精妙，为时人所称道。
党怀英（1134-1211），字世杰，冯翊（今陕西大荔）人，出身世家，据说是宋太尉党进十一世孙。其父党纯睦，曾任泰安军录事参军，死后因为贫穷不能归葬，全家遂定居该地。党怀英中进士后，历任汝阴县令、国史院编修官、翰林学士承旨等职。
党怀英以文笔见长，其所作诗文大多已散佚，保存下来的少部分超凡脱俗，多含有老庄消极遁世的思想。他工于书画，尤其擅长篆籀，当时人称天下第一，成为文人学士效法的榜样。后来，曾充任《辽史》刊修官，搜集了大量辽代民间碑铭墓志和名人文集，为《辽史》的撰成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党怀英只编纂了《辽史》的主体部分，并未完成全书。他致仕后，由直学士陈大任续成。后来元代脱脱所修《辽史》就是在此书的基础上增补而成。
七、杨恭懿与《授时历》
提起《授时历》，人们通常都会把它和我国古代着名的天文学家郭守敬联系在一起，这当然不错。然而，《授时历》的编订还和元代的一位陕西学者杨恭懿有很大关系。
杨恭懿（1225－1294），字元甫，奉元（今陕西西安）人。他生于战乱年间，但从不放松学习。一开始，他热衷于理学，尤其赞赏朱熹的《四书集注》。后来，他认为要经邦济世，必须“从事实学”，遂醉心于天文历算的研究。他遍考汉以来数十种历书，俯察仰观，取得了不少收获，名气渐大。元世祖至元十六年（1279年），他被召入太史院，与郭守敬、王恂、许衡等改订历法。他制作了新的测量仪器，精心观测，终于协助郭守敬制定出了有名的《授时历》。新历奏上后，杨恭懿因功被授予集贤学士，兼太史院事。后来，他又着成《合朔议》以阐明其原理。
《授时历》是我国古代一部杰出的历法，它确定一回归年长度为365.2425天，与地球绕太阳实际公转周期只差26秒，和现行公历（即格里高利历）一致，但比它的颁布要早得多。它充分显示了中国人民杰出的聪明才智，而在这里面，杨恭懿功不可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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