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冬天我非常忙碌，无暇观察窗外事物。这是我第一次来纽约读大学，我觉得我应该每天早起打零工。我常常想十八岁的女孩最难找工作，因为看起来太不老成了。当然，如果我四十岁了，也许也会这么觉得。总之，那几个月是我有生以来最难熬的日子，早上打工（或找工作），下午上课，晚上阅读，除了要适应初来乍到的新鲜感和陌生感，我还感到了一种古怪的饥渴，渴望食物还有其他许许多多东西。我也没空在学校里交朋友，那阵子我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孤单。
深夜，我常坐在窗边读书，老家的一个朋友偶尔会寄三四美元给我，让我帮他去这边的二手书店买些图书馆里没有的书，包括《纯理性的批判》、《第三工具》，还有一些马克思、斯特雷奇[32]和乔治·桑[33]的著作，看完书他会写下各种感想。他的父亲是个无业游民，所以目前他必须在家里帮忙维持生计。他能找到文职工作，但他却选择了在修车店工作，因为修车的薪水更高，而且躺在车下检修时他也有机会想事情、做计划。把书寄出之前，我都会先读一读，我们觉得书中大部分内容比较简单，可是总有那么一句两句让我变得豁然开朗。
读到那些难句子，我总会焦躁难耐，久久地看着窗外发呆。回想那时，我独自一人站在窗前，而那男子就在对街的屋里沉睡，不知为何我竟对他一无所知，也毫不关心。夜里小巷总是漆黑一片，在一楼房顶积雪的映衬下，仿佛一口寂静无声的枯井。
渐渐地，春天来了。我无法理解我对事物的变化为何如此麻木，竟未曾察觉空气变得暖和，阳光变得强烈，照亮了整条巷子和周围的家家户户。沾染了污渍的薄雪逐渐消融，正午的天空也变得清亮、蔚蓝。我发现我可以脱下棉袄换上毛衣，发现屋外的声响在我读书时清晰得有些恼人，发现每天明亮的晨光都会投射在对街的墙上。直到有天早晨，我发现楼里的暖气断了，走到窗口往外看，这才发现周围全变了模样。想来也是奇怪，那是我第一次清楚地看到那个红发男子。
他同我一样站在窗前，手扶着窗沿向外眺望。清晨的阳光照在他脸上，我惊讶地发现他离我如此之近，我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他。他的头发从前额往后梳着，在阳光下闪闪发亮，像一块粗糙的红海绵。他嘴角很平，蓝色睡衣下的肩膀宽阔壮实，略微下垂的眼睑竟让他看起来既聪明又从容。我看到他走进屋里，把几盆盆栽搬到窗沿上晒太阳。我们离得非常近，我能看到他干净而粗糙的手爱抚着那些植物，再小心翼翼地抚摸着植物的根和土壤。（我们相隔不远，可以看清他干净而有些生硬的手在笨拙地鼓捣着盆栽的根和土。）他嘴里反反复复哼着三个音符，听起来不像个曲子，更像是在说他挺幸福快乐。这个男子有着某种特质，让我觉得可以盯着他看一早上。片刻过后，他又抬起头看看天空，深吸一口气，回到了屋内。
随着天气变暖，更多变化也随之而来。巷道里所有住户都拉开窗帘，给小屋透透气，把床往窗边挪挪。你若时常看到别人的饮食起居，即使你不知道对方姓甚名谁，也会觉得自己非常了解他们，除了那个红发男子，我也时不时注意到了其他住户。
住在我家右斜对面的是个大提琴手，她家楼上住了一对年轻夫妇。我时常待在窗边，无意间几乎看遍了他们生活的点点滴滴。我知道那对夫妇就快生小孩了，虽然妻子身体状况不是很好，但他们过得很美满。那个大提琴手生活中的起起落落也都被我看在眼里。
晚上不读书时，我便会给老家那个朋友写信，或者用打字机记录一些脑海里浮现出的东西，打字机是我来纽约时他送给我的（他知道我做学校的功课需要用打字机）。我记下的东西都很琐碎，不过是我脑海中一闪而过的一些念头，比如我试卷上做了“x”标记的内容，也可能是一些句子，比如“法西斯和战争是不可能长存的，因为它们会带来死亡，而死亡正是世界上唯一的罪孽”，“经济课上坐我旁边的那个男生整个冬天都只能在毛衣下面垫报纸来保暖，因为他没有大衣，这无疑是不公的”，或者是“我所知的事物中有什么可以让我当成信仰呢”。当我坐在窗前写这些东西时，常常可以看到对街的男子，仿佛我所想的一切都与他相关，就好像他能解答我所有的困惑。他是那么冷静而笃定，当小巷里出了什么事，我总情不自禁地想到他，感觉他可以摆平一切。
大提琴手的琴声惹恼了所有住户，尤其是她家楼上的小孕妇。她最近很焦虑，显然是过得不顺心，臃肿的躯体上架着一张干瘦的小脸，纤细的双手就像一对麻雀爪子，扎上马尾就是小孩子模样。当琴声特别吵时，她会从窗口伸出头，恼怒地看着大提琴手的房间，想给她一顿臭骂，让她消停一会儿。她的丈夫和她一样年轻，看得出他们很幸福。他们把床放在窗口，经常像土耳其人一样面对面坐在床上，有说有笑。有次他们坐在床上吃橘子，剥下的橘皮就随手扔出窗外，一阵风把几片橘子皮吹进了大提琴手家里，她便对着楼上怒吼，警告他们不要再乱扔垃圾。女孩的丈夫却哈哈大笑，故意要让大提琴手听到，那女孩把吃了一半的橘子放下，一口也不吃了。
事发当晚，红发男子也在窗口。他听到大提琴手的咆哮，便盯着她和那对夫妇看了很久。他像平日那样坐在窗边的椅子上，穿着睡衣悠闲地无所事事（他下班回家后便很少出门了）。他和颜悦色的脸庞让我觉得他似乎想去调解邻里间的紧张氛围，但他只是看着，甚至都没有站起来，当然那只是我的感觉。通常听到别人对骂，我都会焦躁不安，所以那晚我神经紧绷，十分疲惫，于是便放下了手中那本马克思的著作，静静地看着这个男人，想象着关于他的一切。
在我印象中，大提琴手是五月一号搬进来的，因为我记得冬天里没听到过她的琴声。午后的阳光照进她的房间，可以看到墙上用大头针钉着一些照片。她经常外出，有个男人偶尔会来家里看她。晚些时候，她会坐在窗边，正对着巷道拉琴，双腿分开，把琴夹在中间，为了不撑坏裙子她会把裙摆提高，露出大腿。琴音干涩而慵懒，而她的神情如痴如醉，脸上却带着一丝丝胆怯。她家窗台上总是晾着丝袜（因为看得太清楚，我知道她有时怕把丝袜洗坏了，为了省事就只冲冲脚那里），早晨偶尔可以看到百叶窗的拉绳上系着一个小挂件。
我总觉得对街那个男子不仅很了解这个大提琴手，也对巷道里其他住户了如指掌，仿佛一切都在他意料之内，看事物比大多数人都透彻。可能是他下垂的眼皮给我留下了这种印象，不过我也无法确定到底是为何，我只知道看着他，想着他就让我很舒服。晚上他会带着一个外卖纸袋回家，小心翼翼地从里面取出食物，过些时候，他便换上睡衣，在房间里锻炼身体，练完之后通常会静坐在椅子上，什么都不做，直到半夜。他做家务是一把好手，窗台上从不杂乱，每天早晨都会悉心照料他的那些植物，洁白的面庞在阳光的照耀下显得格外健康。他干活十分细致，总是拿着一个洗耳器一样的橡胶球给植物浇水，但我一直猜不到他白天干什么工作。
大约五月底时，小巷里的生活又发生了改变。那个孕妇的丈夫不再有规律地出去工作，看他们的神情便知道他肯定失业了。他白天在家里待的时间比以前更久了，常拿窗台上放了许久的夸脱瓶给老婆倒牛奶喝，督促她全部喝完，不然就要变质了。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所有人都睡着了，他还在喋喋不休地说着，一声“你给我听着”便把所有的住户都吵醒了，他似乎也有所察觉，便压低音量，自顾自地说教一通，而她老婆几乎都是一言不发。她的脸日渐消瘦，有时她会在床上呆坐几个小时，小嘴微张，仿佛一个睡梦中的小孩。
虽然学期结束了，但我还得留在城里，因为我手上还有一份每天干五小时的兼职，而且我想上学校的暑期班。我现在不用上课，而且只在离家很近的地方活动，与我打交道的人比之前更少了。我看到那个年轻的丈夫拿回家的牛奶从一夸脱变为一品脱，最后变成每天半品脱，这让我陷入沉思。
这种眼看别人挨饿的感受是难以名状的，我们两家之间只隔了几码，我没法不想起他们。一开始我还觉得眼见不一定为实，我们住的又不是东城区的廉租房，西八十街区条件尚可，属于城市平均水平。当然，这条巷子很窄，每个房间也仅够放一张床、一个梳妆台和一张桌子，和住贫民区感觉差不多。但从街上看，这几栋房子还算不错，每栋楼入口处的大厅都铺了似大理石的地砖，还安装了电梯，否则我们少则要爬六层楼，多则爬八层、十层。单说外观的话，这栋楼算得上富丽堂皇，要说里面有人挨饿，那是绝不可能的。我还是认为，只凭我看到他们喝的牛奶只有原来的四分之一，只凭我看到丈夫不再吃东西（他每天晚饭时间都会外出给妻子买回一块三明治），还不能说他们正在挨饿。妻子整天静坐，只盯着别人家放着水果的窗台看，肯定是因为她快要分娩了，行为有些反常；丈夫在房屋里上蹿下跳，有时对妻子破口大骂，声音听起来就仿佛脖子被掐住一样，也只不过是这男人丑陋的一面罢了。
如此与自己辩驳过后，我都会看向对街那个红发男子。很难解释我为什么如此相信他，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期待他做些什么，但是那种信赖，感觉从未改变过。我回家以后都不看书了，经常坐下盯着他，一看就是几个小时。有时我们会四目相对，然后其中一人便会把目光移开。巷道里的住户们每天都看着彼此睡觉、穿衣、如何度过下班后的几个小时，但从未有过交流。大家相隔很近，近得可以把食物扔进别人家里，近得只要用一挺机枪就可以让所有人归西，但大家还是装作不认识。
不久后，那对年轻夫妇的窗台上便没有牛奶了，丈夫也整天待在家里，长出了棕色的眼袋，嘴唇消瘦得像一条平滑的直线。每天晚上都会听到他躺在床上和妻子说话，开场白都是那句响亮的“你给我听着”。全胡同里只有大提琴手没有表现出异样，似乎根本没留意到紧张的空气。
提琴手住在那对夫妇楼下，可能从未见过他们。这段时间她练琴的频率减少了，更多时候都在外面。之前提到的那位男性朋友几乎每晚都会留宿，那男人如一只小猫一样短小精干，油光的圆脸上长着一双大如杏子的眼睛。有时整条巷子都回荡着他们的争吵声，吵上一会儿那男人通常会扬长而去。有天晚上，她带回了一个百老汇大街上卖的那种人形气球，大气球做身子，上面一个圆圆的小气球做头，画着一张露齿而笑的嘴，身子是绿莹莹的，两条用皱纸做成的腿是粉色的，黑色大脚是用薄纸板做的。气球被她拴在了百叶窗的拉绳上，在黑暗中摇摇晃晃地飘荡着，两条纸糊的腿在微风中摆动。到六月底时，我觉得再也无法在这里住下去了，要不是因为对街的红发男子，我可能早已搬走，可是如果那样，我就看不到那天晚上最后爆发的一切。我那时已经无法学习，无法专注于任何事。
我记得很清楚，那天晚上特别闷热，大提琴手和年轻夫妇家里都灯火通明，对街的男子穿着睡衣，坐在窗边对着巷子发呆，他椅子旁放了一个酒瓶，时不时会拿起来喝一口。他光着脚搭在窗沿上，歪七扭八的脚趾映入我的眼帘。等到他喝得差不多时，便开始自言自语，我听不清他具体说了什么，只听他念得抑扬顿挫。不过我感觉他可能在说巷子里的这些人，因为他每咽下一口酒，都会把巷子里的所有窗户扫视一遍。这种感觉很是奇怪，就好像如果我能听懂他说什么，我们就能把巷子里所有的事都解决好。但无论我再怎么认真去听，我还是一句都听不懂，只能看着他突出的喉结和平静的面容，就算是喝醉了也掩盖不住他深藏不露的智慧。之后他就不再说话了，虽然到头来我还是不知道他说了什么，但我感觉只要他声音再大一点点，我就能听懂。
一周后发生的一件事，为巷子里的故事画上了句号。夜里两点左右，我被一阵奇怪的声音吵醒，巷子里黑洞洞的，所有的灯都没有开。那声响似乎是从巷子里传来的，听得我浑身战栗。声音不大（我睡得不是太熟，否则这声音吵不醒我），却像是一种动物发出的声音，音调高亢，气喘吁吁，介于呻吟和尖叫之间。我觉得我以前在哪里听过这种声音，但是时间太久，记不起来了。
我走到窗边，发现这声音好像来自大提琴手的家里，那晚一点灯光都没有，又暖又黑，连一点点月光都没有。我站在窗边，竭力不去想象到底发生了什么。这时，从那对夫妇家中传来的一阵咆哮打断了我的思绪，那叫声让我永世难忘。那是那年轻的丈夫发出的咆哮，断断续续，像被人掐住脖子一般。
“闭嘴！楼下的臭婊子，给老子闭嘴！我受不了了……”
听到这句，我自然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他话说了一半，巷子就陷入一阵死寂，不像平时夜里，要有一声“嘘”才会安静。不一会儿，有几家的灯开了，但是接下来什么都没有发生。我站在窗边，浑身难受，身体止不住地颤抖。我看向了红发男子的房间，几分钟后，他也打开了灯，睡眼惺忪地走到窗边，凝视着这条巷子。“想想办法，快想想办法！”我在心里这么呼唤着。他拿起了烟枪，在窗边的椅子上坐下后便关上了灯。黑夜里，闷热的空气中弥漫着他的烟味，即使后来所有人又都睡去后也久久没有消散。
那天晚上后，这条巷道便成了今天的模样。那对年轻夫妇搬走了，他们的房间一直没人搬入。我和红发男子很少会待在屋里。那个瘦小的男人再没去找过大提琴手，她练习得更加努力，用琴弓疯狂地锯着琴弦。每天一大早，她都会取下窗台上晾着的内衣和丝袜，转过身背对着窗子开始穿衣。挂在拉绳上的气球小人还在慢慢旋转着，笑盈盈，发出刺眼的绿光。
然而，就在昨天，红发男子也彻底搬离了这条巷子。时值夏末，正是搬迁旺季。我看着他收起了所有东西，尽量不去想以后再无法相见这一事实。我试着转移自己的注意力，想到新的学期就要来临，得给自己列一个必读书单。看着他，我才发现他是如此陌生，他好像比之前一段时间心情舒畅很多，边收拾东西边哼着小曲，摸摸窗台上的盆栽，随后又把它们搬回屋里。在走之前，他来到了窗边，最后看一次这条巷子，耀眼的阳光照在他脸上，他依然面无表情，只是眼皮下垂得就快要闭上了，阳光洒在他明亮的红发上，仿佛给他套上了一个光环。
今晚他在我的脑海中挥之不去，本想给我老家那个修车的朋友写封信倾诉一下关于这个男子的事，但又打消了这个念头。主要是因为要向别人讲清楚这种感情实属不易，就算是这个朋友也不例外。一谈到红发男子，关于他的太多细节我都无从知晓——他叫什么名字，做什么工作，甚至是哪国人我都不知道。这段时间以来他什么都没做，我也不知道自己在期待他做些什么，至于在帮助那对年轻夫妇的事上，我觉得他和我一样无能为力。当我回想起那些在窗口观望他的日子，我从不记得他做过什么不寻常的事，所以若要描述他，除了一头红发实在是没什么好说的了。说到底，他可能就和芸芸众生一样，不过我还是一直觉得他有某种特质，能够扭转局势、捋清问题，只是这听起来有些荒唐罢了。但事情就是这样。在某种程度上说，我的直觉一定是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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