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间很乱，书、衣服、唱片还有破破烂烂的旧报纸堆得到处都是。马克很快就收拾好了行李，毫不犹豫，能带的都带走，不能带走的都留下，结果留下了一大堆东西。
马克23岁，身材瘦小，顶着一头红发，脸上有很多雀斑。他的表情很不痛快，因为他刚刚拔了智齿，用舌头扫到时疼痛难忍。我们把唱片放入柳条箱，填上细刨花，然后把装书的箱子也整理好；我们知道分别即将来临，一切都会改变。
此时心中纵有千言万语，说出口的却只有寥寥几句。我们的心思应该很相近吧，毕竟我们的经历是那么的相似。我们的童年都很安稳，既不大富大贵，也不贫困拮据，我们都受过正规教育，也能真正去追寻我们的梦想。简而言之，我们就是典型的美国人，我们时常思考未来，缅怀过去，追悔人生。
“为什么我过去浪费了那么多时间？”马克说，“整天听着收音机，无所事事。你说这是为什么？”
听到马克的声音，休格抬起了头，马克养它六年了。马克吃饭的时候，休格就在桌前坐着，和他吃一样的食物，鸡蛋也好，胡萝卜也好，完全一样。有时马克会给它加加餐，马克故意只让它闻不给它吃的时候，休格会讨好地抬起前爪，像在作揖一样。
但马克现在没工夫理会休格。
“有句话说得好，”马克说，“美德只有在能带来好结果的时候才算得上美德，如果它成为了我们的弱点，或者被用来做坏事的话……”
马克拿起一件毛衣，丢进衣服堆里：“你懂我的意思。”
我确实懂，我们都是和平主义者。以前我们从没想过有一天会去参加战争。战争是罪恶的，虽然不曾经历过上一次世界大战，但我们也听说过或者读过相关的书；我们童年时崇拜的英雄不是军人，而是伟大的探险家。
比如伯德[52]，还有林德伯格[53]，我那时很崇拜他，还曾给他写过一封长信表示我的敬意。但那是在1927年，已经过去很多年了。
后来上了高中，我的高中和美国所有高中一样，没什么特别的。周四，我们有堂时事课，那个老师总是精神奕奕、满怀热情地告诉我们战争是多么的可怕。其实她不用那么费劲，我们生来就是和平爱好者。
让我记得最深的就是她讲课时的肢体动作还有古怪的癖好，讲到重点时，她会拿笔敲自己的头；愤怒时，她会摘下眼镜，用手指压眼球，嘴里还发出“啊啊啊”的声音。这时我们总会咯咯傻笑，她会重新戴好眼镜，生气地看着我们。
裁军会议，国际联盟，或者是希特勒领导下的德意志帝国的新政党，这些我们都不关心。大家都觉得不会打仗了，哪个国家希望再发动世界大战？就算要打仗，那也只会在欧洲，美国人才不会蹚这浑水。
“他们讲了实话，他们是对的。”马克说。我看了他一眼，他还在收拾他的书，有《战火风云》、《永别了，武器》、《战争之路》，还有《巨室》。我们十多岁时，战后创伤文学达到了顶峰，他们对我们影响巨大。马克把这些书按大小摞好。
“对于他们那个时代，他们的想法是对的。他们无法想象，世界上居然有比战争还要糟糕的东西，你知道吗？”
“我知道。”我说。
书已经打包好了，马克打算休息会儿。他走到药箱前，张开嘴，拿出碘酒给自己刚拔了牙的地方消毒。随后他坐在一个箱子上，用双拳撑着前额，满脸通红，大汗淋漓。
“嘿！”他突然说道，“你还记得1935年的5月1日吗？那么久的事了，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
休格抬起了头，马克没有理它，它只好深深叹了口气然后把头耷拉在爪子上。
“那时我还是个大一新生，加入了一个学生社团。我们在街上游行，手里举着反对战争、反对法西斯的牌子。那时候真的是黑白分明，战争是邪恶的，法西斯也是邪恶的，他们都一样。谁能料到，我们现在必须从这两者中选一个。”
“那年德国也有人游行。”我很快地记起来了，“但是他们没有举一样的横幅。”
“是的”马克说，“他们为了各种权利而游行。”
马克开始收拾他准备带走的衣服。“是西班牙。”他说，“是西班牙警醒了我们大部分人。”
“第一场角逐，我们输了。所以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不得不放下我们的诉求，最后好多人都放弃了。我们又没有挑起这个战争，为什么我们现在要去打战？我为什么要问你呢？不如我们一起隔岸观火，看看会发生什么。或许我们的对手根本还没意识到我们已经身陷战争之中了。”
他刚刚说的不无道理。去年，全世界都处于混乱之中。欧洲坍塌，广播里传来一个个战败的噩耗，那片文明的土地现在是一片废墟瓦砾。我们美国人还没缓过神来，我们愿意为民主而战，我们愿意以民主之名而战，但是我们不需要无用的战争。
我们没有想到，我们要对外用尽我们所有的武力才不会被彻底击败。我们已经士气低落，为了认清自己，为了重振传统，为了追求信仰之地，我们已经花了太多太多的时间。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我们的理想，不得不背弃一些东西；我们必须面对以前从未遇到过的道德危机。但最后，我们得出结论，而且正准备付诸行动。我们挺过来了。
民主是美国理想的命脉，是精神与道德的自由，这种自由让我们可以选择我们渴望的工作和生活方式，以期得到最多的财富，它是我们建立自我精神价值的权利。我们美国人民誓死捍卫民主，我们已经握紧拳头，不胜不休。
“谢天谢地，总算结束了。”马克说。
不知道他指的是行李收拾好了，还是美国犹豫不决的时代结束了。我们打包好了行李，房间里，布满灰尘的地上堆满了箱子和行李，看起来空空荡荡、冷冷清清。马克下楼买了些啤酒，我们关上门，爬到了楼顶。这个午后安静而温暖，湿衣服晾成一排，鸽子在晾衣杆上趾高气扬地踱步，我们都背靠烟囱坐着。
天有点热，所以开啤酒时泡沫喷出瓶口，溅到了马克手上。马克伸出手，休格把啤酒舔得干干净净。休格显然喜欢这个味道，因为它抬起爪子开始作揖，想要马克再给它点；马克把它拉到身边，摸着它耳后的毛。明天，休格就要送去特拉华，马克的兄弟家了。
很长时间，我们都没有说话。马克再次说话的时候，好像在刻意控制自己。
“他们说，我们很清楚我们是为了反对什么而战，但是我们不知道我们是为维护什么而战。他们想让我们中途停下来，好好想清楚。这好像在问一个快被掐死的人为什么要反抗，他当然不会说他挣扎是因为气管被卡住了无法呼吸。他也不会提醒自己空气里有氧气，有了氧气，人才能正常活动。他更不会安静地躺着，告诉自己能优雅地躺三分钟，然后为了呼吸，找出反抗那个压迫者的理由。一个处于这种危险境地的人只能反抗，为了解脱、为了呼吸、为了活命，他要拼尽全力反抗。他会奋力反抗，直到失去意识，直到能再次呼吸。”
天黑了，一架飞机在黑色的天空掠过，马克没有再说什么，也不需再说什么。明天，他就去部队了。
马克以及千千万万个像他一样的人，看到我们面临的斗争，没有欢呼雀跃，没有备感荣耀，他知道战争会给他们这一代人带来伤害和牺牲，但是不管有多少疑问彷徨，他还是会勇敢地去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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