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深痛巨，仍顽强不屈的中华民族，昂然跨入20世纪。
1900年，是20世纪的第一年。于19世纪末开始酝酿的义和团运动蓬勃汹涌地发展起来，其声势之大，社会阶层之广泛，反帝斗争之坚决，是此前反帝斗争所不能比拟的：其刀矛剑戟对洋枪洋炮的悲壮战斗，也是惊天地泣鬼神的。但在其可贵的英勇反帝的精神深处，也蕴藏着愚昧落后、盲目排外、排斥近代文明的致命弱点。所以，在凶恶的八国联军的联合进攻和卑鄙的清政府出卖面前，声势浩大的义和团节节败退，迅速溃散。帝国主义列强则长驱直入，中华民族惨遭浩劫。
在八国联军的猖狂进攻下，京城北京失陷。先是盲目对外宣战，招抚义和团，接着又力主议和，反手屠杀义和团的慈禧太后，裹胁光绪帝仓惶离京，颠沛流离数月，终于逃至西安。而凶残的八国联军四处攻掠，夺要隘，攻要地，焚城镇，屠吏民。沙皇俄国乘机兵侵东北，东北全境尽陷俄手。
1900年是20世纪第一年，是中国人民同帝国主义进行轰轰烈烈斗争的一年，也是中华民族创深痛巨的一年。
义和团运动
义和团运动是1899年至1901年间，在中国北方以农民为主体的中国人民自发的反帝爱国运动。
义和团首先兴起于山东。民谚有云：“义和团，起山东，不到三月遍地红。孩童个个拿起刀，保国逞英雄。”
义和团源于大刀会、红拳、梅花拳、义和拳、神拳等民间武术团体，并与白莲教系统某些秘密结社相结合。各团体最初以“保卫身家，防御盗贼”为号召，聚众设坛，练拳习武。
甲午战后，随着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的深入，教会势力的横行，原来的各民间武术团体逐渐走上反帝斗争的道路，焚毁教堂，处死洋人，打击教会势力。而沦为德国势力范围的山东省是帝国主义瓜分中国最激烈的场所，外国教会势力极为猖狂，全省各地教堂林立，传教士专横跋扈，民、教冲突异常严重。加之连年水旱，广大乡民流离失所，饥寒交迫，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十分尖锐，人民群众反抗烈火愈燃愈烈，山东终于成为义和团反帝风暴的策源地。但在斗争初期，各地拳会没有统一领导和组织，源多流杂，处于分散、自发状态。随着反洋教斗争的不断发展，山东及直、鲁交界地区逐渐形成了几个中心和几支力量较强的队伍：一是曹县、单县、菏泽、定陶、郓城等地的大刀会，它是民间秘密结社与八卦教分支相结合的组织，系曹县烧饼刘庄刘士端创立，早在光绪二十二年即掀起反洋教斗争，成为义和团运动的先驱，后被山东地方政府镇压。二是以东昌府冠县梨园屯为中心，旁及临清、武城、邱县及直隶威县、曲周、南宫等地赵三多、阎书勤领导的梅花拳。1898年10月，赵三多、阎书勤率众在冠县蒋家庄（今属河北威县）马场起义，竖起“助清灭洋”大旗，将梅花拳改称义和拳，首揭义和团反帝斗争的序幕。三是以东昌府茌平为中心，旁及高唐、恩县、博平、平原、禹城等地的神拳，后改称义和神拳或义和拳，首领是朱红灯和心诚和尚。1899年10月，朱红灯率众千余人在平原县森罗殿地方粉碎清军围剿后，不断壮大，逐渐成为山东地区重要的反帝力量。义和团在山东兴起期间，李秉衡、张汝梅、毓贤相继担任山东巡抚，他们在处理教案时，对洋教势力的专横颇有不满，对乡民反洋教斗争颇有同情，主张“持平办理”，反对一味镇压，采取剿抚兼施、先抚后剿、以弹压劝导为主的政策。1898年6月，张汝梅曾上奏清廷，建议将各地拳民列诸乡团之内，听其自卫身家，守望相助，并在奏折中第一次将拳会改称“义和团”，目的在于控制和利用义和团，客观上也使义和团在山东取得了合法地位，有利于义和团运动的发展。这一政策以后也为毓贤所继承。大抵从1899年下半年起，各地拳会纷纷改称义和团，竖起义和团旗帜。10月，清廷公文中正式将各种拳会组织统称为义和团。“义和”，乃“取朋友以义合之义”。
义和团基本成员是贫苦农民、手工业者及水手、脚夫、无业游民等下层民众；基层组织称坛、坛口或坛场（厂），首领称大师兄、二师兄等。若干坛口组成一个团（又称总坛），首领称老师、团首。各团之间互不统属，没有统一组织，有事临时相商，则以传帖方式，统一行动，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各坛均供奉神仙牌位，举行烧香、焚表、念咒等仪式，宣传降神附体、刀枪不入等宗教迷信，充分体现了农民小生产者自发、分散的特点和封建愚昧的落后性。
义和团的口号是“扶清灭洋”、“助清灭洋”等，这些口号是当时帝国主义同中华民族的矛盾上升为中国社会最主要的矛盾的产物，是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反对封建主义压迫的朴素情感的反映。“灭洋”显示出义和团对帝国主义及洋教势力的切齿痛恨，是中国人民要求民族自立的精神体现；“扶清”则表明义和团对清政府抱有幻想，对帝国主义与清王朝互相勾结的反动本质认识不清，以致后来为清廷所利用，走入歧途。
义和团在山东迅猛发展引起西方列强和教会势力的恐慌，德、美等国逼迫清廷罢免了毓贤，于1900年初，任命袁世凯署理山东巡抚。袁一上任即发布《查禁义和拳匪告示》，严厉镇压和防范各地人民反帝斗争，山东义和团运动转入低潮。
1898年前后，义和团运动逐渐波及直隶的大名府、冀州、深州、景州等地。1900年初，义和团在山东受挫，转移到直隶，并迅速发展壮大，逐渐形成以天津、北京、保定三角地带为中心的战斗基地。同年4月，义和团在北京设立坛口，利用揭帖、谶语、预言碑等形式广泛揭露帝国主义侵略罪行，吸引群众参加反帝斗争。同时，保定府和天津城内的义和团组织也逐渐增多：在静海，有以张德成为首的“义和神团天下第一坛”和以曹福田为首的“署理静海一带义和神拳”；在新城，出现了王成德、宋福恒两支义和团队伍。这些都是直隶地区举足轻重的反帝力量，后多进入天津，在抗击八国联军中起到了重要作用。5月，北京西南直隶滦水县高洛村及附近义和团民进攻村中教会武装，在石亭镇大败前来围剿的清军，一举进驻涿州城，向北京挺进。
在直、鲁义和团影响下，反帝怒潮遍及全国，东北、河南、山西、内蒙古、陕甘及江南一带人民群众反帝斗争也蓬勃兴起。
义和团运动在全国普遍高涨更加引起帝国主义列强的恐慌。他们一面威逼清廷派兵镇压，一面开始酝酿对华直接武装干涉。1900年4月，英、美、德、法四国联合照会清廷，限两个月内将义和团一律扫平，否则将派兵来华“代为剿平”。6月，英、美、德、法、俄、意、日、奥八国以保护公使及在华洋人为名，派兵400多人进抵北京，大批侵略军也相继开往中国，积极进行战争准备。此时清廷在对待义和团问题上逐渐形成主剿与主抚两派，在对待八国联军态度上也逐渐形成主和与主战两派。主剿派以荣禄、奕勖、许应揆、徐用仪、袁昶等人为代表，主张镇压义和团以换取列强撤兵，极力反对与八国联军宣战。这一主张得到了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等地方实力派的支持。主抚派以载漪、载澜、刚毅、徐桐、赵舒翘等人为代表，主张招抚义和团以抗拒八国联军，目的是利用义和团阻止英、美等国扶持光绪帝，进而实现废立阴谋，确保傅傍早日继位。掌握清廷实权的慈禧太后感情上倾向主抚派，却又惧怕与列强开战，因而在剿与抚、战与和的问题上一时举棋不定。她一面派聂士成率清军赶往芦保铁路及天津附近围剿义和团，以消弭列强发动侵华战争的借口；一面派刚毅等赶赴良乡、涿州等地探查义和团虚实，妄图加以利用。结果聂士成率领的清军遭到义和团有力抵抗，事实上已无力阻挡反帝运动的迅猛发展；刚毅通过观察看到义和团的强大，力劝慈禧因势利导，进行招抚。慈禧几经犹豫后，终于承认了义和团的合法地位，默许其进入北京。于是5月上、中旬，大批直隶义和团涌入京、津两地。至下旬，天津已有坛口300多个，团民约4万人；北京有坛口1000多个，团民10万多人。义和团涌入京、津后，开始焚烧和捣毁教堂，惩处传教士及不法教徒。外国侵略者惊恐万状，在北京使馆区和天津租界构筑工事，蓄意屠杀义和团民，同时增派大批联军进犯北京。6月10日，英国中将西摩尔统帅英、德、俄、美等八国联军2000多人从天津租界分批向北京进犯，挑起八国联军之役。京、津各地义和团立即拆毁铁路，破坏电讯交通，配合清军在廊坊车站与侵略军激战，迫使其退回天津租界。从6月16日起，慈禧几次秘密召开御前会议，讨论与列强和战问题，主战主和两派争吵激烈。载漪为促使慈禧宣战，伪造了一个列强要求她归政的照会。慈禧见后大怒，遂下决心不顾一切与列强反目。6月17日，八国联军攻占大沽炮台，打通了海上至天津租界的运输线。20日，德国公使克林德在北京被清军击毙。当日下午，清廷决定与各国开战，命清军与义和团一起包围、攻打各国使馆及西什库教堂。各国使臣、侵略军、传教士及教民凭借坚固工事，负隅顽抗。次日，清廷正式向列强宣战，嘉奖义和团为义民，令英年、载澜、刚毅办理义和团事务。北京义和团开始被封建顽固派利用，走上歧途，成为他们报复洋人的工具。至22日，奥地利、荷兰、比利时、意大利等国使馆先后被焚。清廷与列强宣战，客观上促进了义和团运动的发展，反帝烈火在全国迅速蔓延，江南地区会党组织和广大民众也开始投入反帝斗争。
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极端仇视义和团，不顾清廷宣战谕旨，指使上海道余联源在7月3日与上海各国领事团草签《东南保护约款》和《保护上海城厢内外章程》，与列强携手维持“地方秩序”。镇压义和团，并先后怂恿10多个省区加入“东南互保”行列，严重阻碍了江南义和团运动的发展。
清廷宣战后不久，慈禧发觉归政照会查无实据，转而与列强暗中勾结，伺机乞和，一面赞同、认可刘、张等人的“东南互保”举动，一面密令对北京使馆区明攻暗保，与各国使臣互通声气，并将大批义和团调离出京，采取分化、瓦解、屠杀等手段，使北京义和团力量大为削弱。
侵华战争开始后，帝国主义各国为在华索取更多特权，竞相派大军来华，侵华联军人数激增，至7月初在大沽登陆的侵略军已达1.4万人。西摩尔联军受挫后，八国联军调集兵力，企图先夺取天津，再进犯北京。为保卫天津城，曹福田、张德成及天津周围各地义和团于6月下旬纷纷入津，配合清军在紫竹林租界和老龙头火车站等地接连向敌人发起猛攻，取得一定战果。7月9日，联军开始反扑，兵临天津城下，清军将领聂士成壮烈牺牲。此时驻守天津的帮办北洋军务大臣宋庆不积极策划天津城的守卫，反而秉承慈禧旨意，在伙同马玉昆部清军大肆屠杀义和团2000多人后，弃城溃逃，严重削弱了天津防守力量。7月14日天津沦陷，八国联军疯狂屠杀无辜市民，实行残酷殖民统治。
在参加八国联军侵华攻占天津北京的同时，沙皇俄国还单独出兵东北，侵占东三省。7月16日至18日，俄军在海兰泡和江东六十四屯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残害中国居民7000余人，然后出兵11.6万人，分四路进攻营口、哈尔滨、海拉尔、宁古塔等地，至10月上旬，侵占了东北全境主要城市和交通线。
8月4日，八国联军2万余人从天津进犯北京。由于义和团遭到侵略军和清政府的疯狂屠杀，实力大损；津、京沿线10多万清军又缺乏有力的统一指挥，毫无斗志，望风即溃，致使八国联军轻易攻占北仓、杨村、通县等地，直逼北京。
8月7日，慈禧任命李鸿章为全权议和大臣，令其火速来京向列强乞和，企图以出卖主权阻止联军进京。8月13日夜，联军向北京发起进攻。15日晨，慈禧携光绪、傅傍等仓皇出逃，是日深夜北京沦陷。八国联军在京城烧杀淫掠，无恶不作。无数百姓惨遭屠戮，百年古都横遭浩劫。8月27日，慈禧在经太原逃往西安途中授予奕勖全权，令其回京与李鸿章向列强乞和。帝国主义各国本着各自利益，对清廷乞和举动采取了不同态度。沙俄为迫使清廷承认它霸占东北三省的合法性，支持亲俄的慈禧太后继续执政，极力说服各国接受清廷议和要求。英、德等国则幻想扶持光绪帝，拒绝与清廷开议。此时八国联军总司令、德国元帅瓦德西率大军来华，置清廷议和要求于不顾，继续对直隶全境发动武装进攻，扩大侵华战争。12月24日，经过讨价还价，各国最终协调一致，对慈禧为首的清朝政权采取“保全主义”，同意议和，并拟定《议和大纲》12条。
1901年9月7日，英、美、德、俄等11个帝国主义国家强迫清政府签订了屈辱的《辛丑条约》。八国联军之役终以清政府失败而告终，义和团运动也被中外反动势力联合绞杀。但中国人民并未就此屈服。1902年初，各地义和团余部为反对《辛丑条约》和清政府的屠杀，举起“扫清灭洋”大旗，继续坚持反帝反封建斗争，其中规模最大的直、鲁交界地区景廷宾起义，坚持4个月之久。
义和团运动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的矛盾空前尖锐的形势下，以农民为主体的广大人民群众，采取旧式农民战争形式掀起的自发的反帝爱国运动。由于农民阶级自身的局限和严重弱点，无法完成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艰巨历史使命。但义和团英勇抗击了八国联军，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狂妄野心。
己亥建储
1900年1月24日（清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慈禧太后为废黜光绪帝位，另立傅携为皇储“大阿哥”的事件。因该年为旧历己亥年，故史称“己亥建储”。
1889年（光绪十五年），慈禧太后表面上“归政”光绪帝，实际上仍然操纵着清朝军政大权。光绪帝不甘于长期处于元权地位，亟想摆脱慈禧太后的控制，故清廷内部一直存在帝、后两党争夺统治实权的斗争。戊戌变法时期，光绪帝深感民族危机严重，同时受到康、梁变法维新主张的激励，更加渴望掌握统治实权，有所作为，以雪国耻。因此，这一时期的帝、后党争，更与维新、守旧的斗争交织在一起。戊戌政变后，光绪帝不但是一个傀儡，还惨遭慈禧太后的长期囚禁。尽管如此，慈禧太后仍不满足，总想废掉光绪帝位，或借助光绪帝“病重”的谎言，将光绪谋害，但由于外国公使和部分疆臣的反对，始终未能如愿。
慈禧太后镇压戊戌变法后，康有为、梁启超出逃海外。在海外，康有为、梁启超大肆鼓吹“惟我皇上圣明，乃能救中国”。1899年7月20日（光绪二十五年六月十三日），康有为等在加拿大成立“保救大清光绪皇帝会”（简称保皇会），狂热宣扬光绪“圣德”，抨击慈禧侵夺帝权、抗拒变法等罪行，号召国人起而迫慈禧归政，拥光绪帝复辟。在康、梁等人鼓动下，南洋、欧美华侨纷纷响应，各地人保皇会者达百余万人。海外保皇势力又与国内维新派互通声气，里应外合，形成一股促太后“还政”的强大舆论，对慈禧太后的统治构成很大威胁。
在这种形势下，慈禧不但恼恨康有为、梁启超等保皇党人，下令缉拿康、梁，同时“益恨德宗（即光绪帝），思废”。后党顽固派骨干荣禄、载漪、刚毅等人，曾助慈禧发动戊戌政变，因此对光绪帝存有很大戒心。光绪帝虽被幽禁，而帝位犹存。荣禄等以为“太后既老，皇上方壮”，一旦慈禧先死，光绪帝复政，则他们难免杀身大祸，因此耿耿于怀，必欲去光绪帝位而后快。
1899年12月31日（光绪二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荣禄向慈禧太后献密计：选择宗室近支子为大阿哥（即皇储），以便日后取代光绪。慈禧采纳。后党惧怕帝国主义干涉，便派李鸿章探听各国公使的态度。各国公使一致表示“不赞成”。但是，慈禧仍坚持己见，于1900年1月24日（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召集王公大臣至仪鸾殿，宣读了以光绪帝名义发布的诏书，内称光绪孱弱多病，久无后嗣，上负祖宗社稷，下误黎民百姓，故决定立嘉庆皇帝曾孙、端王载漪之子傅傍为皇储“大阿哥”，继承穆宗毅皇帝（同治）为子，派崇绮为师傅授读。并派徐桐、常川照料，定于次年正月初一（1900年1月31日）举行建储典礼。“己亥建储”之后，慈禧为取得各国列强对其废立一事的支持，亲自宴请各国驻京公使夫人，各国公使仍持反对态度。载漪也派人放风，希望各国公使入宫祝贺，但遭到各国公使的冷落和拒绝。
建储消息公布后，社会上群起反对，各界人士纷纷斥责清廷此举“名为立嗣，实则废立”。就在清廷宣布立大阿哥的第三天，即1月26日，上海绅商经元善（电报局总办）、叶瀚、马裕藻、章炳麟、唐才常、丁惠康、蔡元培、黄炎培等1200余人合词电奏，强烈反对，并指出“各国有调兵干预之说”，“务请圣上力疾临御，勿存退位之思”。湖北官绅50多人赴京“拼命力争”。南洋及美洲华侨中也有人电达总理衙门谏阻此事。
清廷命李鸿章探询外国公使意见，英国公使答称：
此事虽系中国内政，邻国无干涉权，但以后“遇有交涉事，我英认定光绪二字，他非所知”。英驻上海领事甚至公开宣称：如光绪帝被废，于一月内英可调印度兵30万来华。日、美、法等各国公使也纷纷表示“干预”，并拒绝为大阿哥致贺。
荣禄电询部分疆臣意见，两江总督刘坤一复称：“君臣之分已定，中外之口宜防。”其他疆臣大吏也多持反对意见。
国内外的反对声浪，给慈禧后党顽固派造成巨大压力。所以，虽然立了大阿哥，却迟迟不敢进而废掉光绪帝。
1900年夏，义和团运动高涨，八国联军发动侵华战争。盼子成龙心切的载漪极恨列强阻止废立之事，遂捏造列强发兵是为“勒令太后归政”的谎言，激慈禧对洋人开战，以借混乱之机，速行废立。
八国联军攻占天津后，继续向北京进军，直逼北京城下。慈禧携光绪和大阿哥等仓惶西逃。逃难期间，慈禧和光绪昼愁夜忧，一时一刻都不得安宁。而大阿哥却少年不知愁滋味，又是玩鸟又是听戏，大臣见了，个个摇头。
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按照列强旨意，载漪被定为“祸首”，遭到革爵、革职、遣戍新疆的处分。在《辛丑条约》议签过程中，外国列强一再探询光绪皇帝废立之事，明确表示不许废掉光绪皇帝，反复以各种形式要求取消傅傍大阿哥的名号。各疆臣大吏也一再吁请废大阿哥，以释中外之疑。
在外国列强威逼和国内各界一致反对的双重压力下，1901年11月30日（光绪二十六年十月二十日），慈禧在从西安回北京途中，在开封宣布撤去傅傍“大阿哥”名号，立即出官。历时22个月的“己亥建储”风波终于结束。
此事件虽系清廷内部以夺取权力为目的的宫廷斗争，但它曾影响慈禧太后对义和团的态度，从而在近代史上成为一个具有一定政治意义的事件。
《中国日报》创刊
20世纪初，随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的进一步发展，孙中山逐渐认识到舆论宣传的重要性，认为要进行革命，就必须“首创宣传机关”，以便唤起民众，加速革命的进程。
1899年秋，孙中山命陈少白回香港，创办《中国日报》，“以鼓吹革命”。1900年1月25日，《中国日报》
正式创刊，社址设在香港士丹利街27号，这是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创办的第一份报纸，号称“中国革命提倡者之元祖”。孙中山亲自领导了这份报纸的筹备工作，并取“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之义，为报纸确定了“中国日报”的名称。
《中国日报》的主持人为陈少白。陈少白，号夔石，广东新会人。早年同孙中山一起在香港西医书院求学，成为志同道合的朋友。孙中山、陈少白、尤烈、杨鹤龄等4人因为倡言革命，言语无忌，而被亲友称之为“四大寇”。1895年，陈少白追随孙中山组织兴中会。1900年1月到1906年8月，陈少白一直担任《中国日报》的社长兼总编辑。
《中国日报》同时出版日刊和旬刊两种，旬刊每月3期，1901年3月出至37期后停刊。《中国日报》首期发表了该报发刊词——《中国报序》，规定了办报宗旨：“欲使中国维新之机勃然以兴”，“将使中国之人明外交之道”、“识内治之理”、“知农工商矿之利弊”，“举凡中国旧染污俗又将一洗而新之”。
《中国日报》在揭露清政府的腐朽统治，鼓吹“反满革命”方面作出了重大贡献。1900年，该报发表了章太炎《拒满蒙人会状》和《解辫发说》两篇具有强烈反满色彩的革命文字，在报纸的编者按语中还公开指责清政府为“野蛮政府”。1902年，《中国日报》发表了章太炎为“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撰写的《宣言书》，其激烈的排满革命宣传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这部分宣传文字推动了民族民主革命的进一步发展。
另一方面，《中国日报》详细报道了列强对中国的种种侵略活动以及越来越严重的民族危机，号召中国人民“闻鸡起舞”、“奋发有为”，同列强进行坚决的斗争，启发了人们的爱国主义觉悟。
1905年10月，孙中山在香港成立了同盟会香港分会，《中国日报》转为同盟会香港分会的机关报。1906年9月，《中国日报》改组，陈少白辞去社长职务，冯自由以同盟会香港分会会长身份兼《中国日报》社长。冯自由，字建华，广东南海人。1895年，冯自由14岁时即在横滨加入兴中会，1905年同盟会成立，他是首批成员之一。冯自由加入兴中会后，主要从事于办报活动，先后担任过多种革命报刊的编辑、主笔和记者的工作。
在主持《中国日报》工作中，冯自由最先配合《民报》进行三民主义思想的宣传，并配合《民报》同保皇主义思想进行了论战。在香港，《中国日报》同主张保皇的报刊《商报》、《岭南报》进行了激烈的论战，揭露了保皇党人保皇的罪恶目的，扩大了革命思想的影响。辛亥革命后，《中国日报》社址迁往广州，成为国民党的宣传机关。1913年8月，《中国日报》被军阀龙济光查封。
《中国日报》作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创办的最早报刊，它伴随革命的发展而发展，同时又在革命思想宣传方面起了重要作用，教育和培养了一代革命民主主义者，为革命事业的成功作出了巨大贡献。
涞水之战
直隶涞水县属于易州，位于北京、保定之间，在北京城西南，芦保铁路西侧。这一地区长期以来就是洋教侵略势力的巢穴，传教士及恶霸教民欺压乡里，无恶不作，民、教矛盾十分尖锐，屡次发生反洋教斗争。
涞水地区第一次较大规模的民教冲突发生在1899年2月。那年年底，涞水县高洛村（位于涞水县东，为涞水、定兴两县交界处）乡民举行除夕迎神赛会，高洛村教堂教民依恃教会权势，借机寻衅，撕毁神像，闯入村民阎老福等家中行凶。事后，洋教士反诬告群众毁坏教堂，乘机敲诈勒索，不但要求“索赔万金修教堂”，还要求被害群众“跪门筵酒陪礼”。法国驻京大主教樊国梁（Pierre Marie Alphonse Favier）出面要挟，地方官吏不敢得罪洋人，不问是非，每日发函牍数次，严催涞水县令速速结案。最后，涞水县令秉承洋教士旨意，强令受害人“赔银二百五十两，设席二十余筵”，并威逼受害人亲赴安家庄教堂“叩头赔礼”。地方官吏如此袒教抑民，激起当地村民的极大义愤，民教矛盾更趋激化。
1900年4月，在义和团运动蓬勃发展的高潮中，高洛村群众请来师傅设坛授拳，并在阎老福等人领导下，建立义和团组织，“意在借习拳以压教，图雪其耻”。盘踞在高洛村教堂里的教士也不断添置枪炮，扩大反动武装，准备屠杀义和团，并连连要挟清政府派兵前来镇压当地义和团。高洛村义和团和乡民怒火万丈，决意与教会决一死战。
从5月初开始，高洛村义和团就积极准备战斗，并飞帖邀请涞水、定兴、新城、涿州、易县等地义和团前来助战。5月11日晚，各地义和团或十数人一起，或二三十人一起，络绎不绝，纷纷汇集高洛村。
5月12日晨，高洛村已聚集义和团民千余人。午后，义和团开始围攻高洛村教堂。义和团民冲入教堂，向四处投掷火把，一举把教堂焚毁。随后，义和团又烧毁部分教徒的住宅。涞水县令祝芾闻讯急忙赶来，劝导弹压，被乡民打跑。义和团在涞水初战得胜，揭开了涞水大捷的序幕。
附近州县义和团继续向涞水集结，涞水义和团声势更盛。5月13日，祝芾急忙致电直隶总督裕禄，请求速速派兵镇压。裕禄接电，立即派遣道员张莲芬、直隶练军分统杨福同各率马队120余人，前来涞水镇压义和团。
5月14日，官军闯入高洛村，逮捕了义和团首领蔡培、杨大柱及义和团民40余人。15、16两日，官军又连续逮捕了义和团民李勤等20余人。面对清军的野蛮镇压，高洛村义和团毫不畏惧，整军经武，准备反击清军。
5月17日春，张莲芬、杨福同会同祝芾率大队清兵驰往高洛村，准备对义和团民进行更大规模的逮捕、屠杀。高洛村义和团全部投入战斗，外村义和团数百前来助战。义和团把队伍分成两路，一路埋伏在邻村史各庄南的路旁沟内，一路埋伏在高洛村西北路旁，准备伏击敌人。不久，两路先后与敌人接火。两路官军均以排枪猛轰，义和团伤亡很大，被迫撤离战场。
这次战斗失利后，为了能够争取有利形势，高洛村义和团主动撤离高洛村，向涞水城北30里，与涿州、房山二县接壤的石亭镇转移。石亭镇义和团首领伊老善早在高洛村义和团英勇抗击官军镇压时，就飞帖邀请附近州县义和团速来汇集，准备与官军大战一场。新城、容城、涿州、易州和房山等地义和团应帖而往，迅速汇集石亭镇。到5月下旬，聚集石亭镇的各地义和团已达万余人，高洛村义和团转移到石亭镇，使此地义和团声势更壮。
5月21日，杨福同率军前来镇压，义和团奋起抗击。但初战不利，被捕二人。经各地义和团首领聚议，决定再次实行伏击战。于是，义和团部署两三千人，在石亭镇附近的两狼沟设下埋伏圈，准备诱敌深入，进行伏击。
第二天，杨福同率清兵马队30人、步兵40人再次到石亭镇挑衅。义和团列队挑战，与官军交锋不久，就且战且退，把清军诱引到两狼沟伏击圈内，事先埋伏好的义和团众突然从四面跃起，持械猛扑，将清军紧紧包围。杨福同见势大惊，急忙下令开枪扫射，纵骑突围。但清兵马队在山沟内无法驰骋，义和团冒死冲锋，冲进清军队伍中，双方展开贴身肉搏战。清军人少势孤，被义和团打得人仰马翻，溃不成军。杨福同被刺得“体无完肤”，最后伤重坠马，被一团民纵身上前，持枪刺中咽喉，当场毙命。其随从二人，也被一并击毙。此役，义和团以优势兵力，采取伏击战术，以己之长，攻敌之短，一举歼灭清军杨福同部马、步兵70余人，给野蛮镇压义和团的清军以极大威慑。
涞水大捷后，义和团又将进军目标指向涿州城。涿州位于北京城西南140里，距涞水县约35里，是畿南咽喉要地，也是京城通往保定及南方的必经之地。1900年初，涿州就有义和团活动，荣起、慈二庆等人在城内设坛，建立了义和团组织。5月，涿州附近义和团得知高洛村和石亭镇团众起事消息后大受鼓舞，纷纷响应。5月25日，涿州、房山等地义和团数千人在密熹和尚率领下“亮队操演”，积极准备向涿州城大规模进军。27日，各地义和团万余人齐集涿州城下，声称“涿州兵备空虚，洋兵将来，愿为代守”，一举占据该城，在城门竖起了“兴清灭洋”的旗帜，把守城门，缉拿清军，控制了整个城池。
此后，附近义和团民相继涌来，总数达两三万人，成为畿南地区反帝运动的重要力量，并为义和团进入北京创造了有利条件。
义和团在天津
义和团传人天津约在1899年春，那时义和团尚称义和拳。先是靠近运河的天津西北的部分村庄从山东和冀中陆续来了一些拳师，设场授拳。当时天津人纷传“天下要变了”。到1899年秋天，授拳练拳者日多，人问其为何授拳练拳，皆日杀洋人灭洋教，还点燃着洋装的稻草人，以示火烧洋鬼子。
1899年底，袁世凯对山东义和团实行严厉镇压政策，山东义和团为避袁世凯之锋，陆续向直隶、天津流动。到1900年初，天津义和团势力逐渐兴盛。城外许多地方都建立了义和团坛口，其中较著名的有：王荫荣在西郊张家窝建立的“坎”字团总坛，刘呈祥在西郊高家庄设立的“乾”字团总坛，韩以礼在西郊大南河村建立的“乾”字团总坛，杨老师在杨柳青附近于庄子建立的“坎”字团坛口，滕德生在于庄子建立的“离”字团总坛，以及王老师、潘老师在北仓到丁字沽一带设立的13个坛口等。
到1900年2月，义和团已流入天津县城，每日有人在南门外宽阔地方授拳练拳，教拳者都是外地口音。不久，山东及直隶义和团流入天津者一日多于一日，且不断在设坛设厂，散发揭帖，天津民众从者甚众。到1900年3月，义和团已蔓延直隶，拳厂坛口，遍地皆是，且不断焚教堂，杀教士教民。随着直隶义和团的兴盛，天津义和团也飞速发展起来。3月下旬，天津久旱无雨，瘟疫流行，人心浮动。义和团趁机声称旱灾起因于洋人，扫平洋人自然下雨消灾。人多信之。与此同时，山东、直隶义和团不断向天津流动，一日或数股或数十股，络绎不绝。天津民众习拳练武也渐多。团民黄裹腿，红包头，粗布兜肚，到处设坛聚众，拍胸顿脚，高呼“神灵保佑”、“刀枪不入”。天津民众热血沸腾，上至老，下至幼，争购刀矛剑戟，争练拳脚刀枪。到1900年4、5月间，天津义和团势力盛极。连年轻妇女也多有练习红灯照者，兄长管不了，父母不能禁。刀枪剑戟，顿时告尽，冶铁匠夫日夜赶制，仍然供不应求。当时天津“处处设坛，家家铸刃。呼呼之气，丁丁之声，日夜相续”。义和团民沿街行走吆喝，此呼彼应。县令贴出告示，禁止冶铁铸刃，禁止设坛铺团。义和团和一般民众聚集县衙，喧嚷震天，舞刀挥刃。县令无奈，只得弛禁。于是，街巷冶铸之炉一个连着一个，不可胜计。此时天津，官不论大小，民不分男妇，大概信义和团者十之七八，不信者十之二三。天津义和团如此之盛，人人兴奋万分，彼此“喜相告曰：扫平洋人，在此一举，今而后，海内肃清，升平有日矣”。
天津义和团势力极盛，且大造“灭洋”舆论，言“先练义和团，后练红灯照，杀了洋鬼子，再灭天主教”。号召焚毁教堂，杀逐教士教民，捣毁洋货店等，但总是纷纷嚷嚷，舞刀弄枪，并无多少杀教士焚毁教堂的具体行动。但这浩大的声势也吓得天津洋人日夜胆战心惊，租界戒严，教堂乞援，纷纷构筑工事，准备负隅顽抗。
5月底6月初，各国水兵纷纷入援天津和北京使馆，且不断向义和团挑衅。6月4日，各国公使再次电告本国政府，要求派兵来华。6月9日，各国公使再次致电天津各国提督，要求派兵入京。当日，各国提督召开联席会议，决定入援北京公使馆。
6月10日，英国中将西摩尔率英、德、俄、法、美、日、意、奥等八国联军2000多人白天津向北京进军。与此同时，天津大沽口外各国联军也蠢蠢欲动，准备攻占天津。天津和直隶附近义和团为保天津，有的拆铁路毁车站，阻挡西摩尔联军进军北京；有的人援天津，准备与各国联军作战。
6月8日，安次县义和团首领杨寿臣率领几百名团民进入天津城，在三义庙建立总坛。随后，附近县乡义和团纷纷入津。静海等地“乾”字团数千人在首领曹福田率领下，于天津吕祖堂设立总坛；王成德率领文安、霸县、雄县等地数百名“乾”字团众在天津大佛寺建立总坛；张德成率众7000多人在天津小宜门设立总坛。
在这些外地进入天津的义和团中，以曹福田和张德成率领的两支最为强大。曹福田，直隶静海（今属天津市）人，游勇出身，光绪二十六年在静海、盐山、庆云一带设坛建团，被推为团首。他以太平天国首领杨秀清自居，曾表示：“吾将洋人杀尽，即杀赃官、贪吏。”张德成，直隶新城人，自幼在白沟镇操船为业，1900年在家乡组织义和团，先后建立了北坛、中坛、南坛3个大坛口，后又到杨柳青等地设立坛口10余处，统称“义和神团天下第一坛”，统辖团众达2万余人。曹福田、张德成等外地义和团进入天津后，逐渐成为反洋教斗争和抵抗帝国主义侵略的主要力量。
在北方各地的义和团队伍中，天津的红灯照是比较集中的妇女义和团组织。红灯照最著名的首领是林黑儿。林黑儿是船户李有的儿媳。她自幼随父流浪江湖，演出杂技，习练拳棒。后李有因触犯洋人被捕入狱，林黑儿遂毅然投身义和团，从杨柳青进入天津，招集青年妇女结成红灯照，自称“黄莲圣母”，远近闻名。
由于各地义和团蜂拥入津，天津义和团势力猛增。至6月下旬，天津城乡义和团计有坛口300多个，团民约4万人。
与其他地区相比，天津义和团组织较为严密，战斗力强。但在6月之前，天津义和团很少有毁教堂杀教民的举动。6月10日，西摩尔联军进军北京，中国与各帝国主义国家已走向战争的边缘。直至此时，天津义和团才开始了焚毁教堂杀教士教民的行动。6月14日，杨寿臣带领义和团接连焚烧了天津租界外的全部教堂8处；塘沽、汉沽的广大乡民也竞相焚毁农村教堂。6月15日，天津义和团大举出动，天津教堂全毁。6月16日，天津大沽口外各国海军提督联合致电守卫大沽口的天津总兵罗荣光，无理要求罗于明日2时前交出大沽炮台。同日，天津义和团一举砸毁天津府、县衙门、监狱、天津海关道衙门和电报局，并强迫直隶总督裕禄打开武器库，将枪支弹药搬运一空。
6月17日，各国联军攻占大沽炮台。自此，天津各支义和团和清军联合开始了围攻紫竹林租界、老龙头火车站和保卫天津城的战斗。6月21日，清廷下谕招抚并嘉奖义和团，天津义和团势力更加壮大，成为抗击八国联军侵略的重要力量。
7月13日晨3时，八国联军一万多人，分两路总攻天津城。经激烈战斗，义和团和清军损失惨重，八国联军也付出很大代价，到14日下午，天津城沦陷，义和团被打散。部分义和团转移到外地继续战斗。
义和团在北京
1899年12月6日清廷撤毓贤山东巡抚职，令袁世凯署山东巡抚。袁世凯到任后，对义和团实行严厉的镇压政策，同时扩充军队，编练乡团，清查保甲，分化瓦解义和团。在袁世凯的严剿下，山东义和团伤亡较重。为避袁世凯之锋，山东义和团逐渐向直隶地区流动。
到1900年3月间，山东义和团已大部流入直隶地区。在山东义和团的推动下，直隶地区，特别是天津地区的民众也纷起设坛练拳。这样，义和团活动的中心逐渐转入直隶，渐至天津。在天津义和团迅速发展的同时，北京也于4月间出现了义和团。汹涌澎湃的义和团运动开始向封建统治的都城发展。
早在1895年，就有山东义和团、金钟罩、红灯照入京教习拳脚，但都不是义和团装束。1897年，北京城南曾发现义和拳埋下的碑文。1899年，京城内以青少年为主练习神拳的活动开始流行，并逐渐扩展到广大市民、清军士兵甚至王公贵族。1900年春，习拳练武在京城已相当普遍，景山后墙外空地是当时群众练武最集中最活跃的地方。有些外地拳师在“授艺”的同时，悄悄地传播反洋灭教思想。活动在邻近州县的义和团，有时也便装“潜来京师，凡遇教堂，则遍粘招贴，谓三月杪，当与教堂为难”。但直至此时，北京仍没有义和团装束之人。
1900年4月，在东单牌楼西裱褙胡同于谦祠堂内出现了义和团第一个坛口。同时，在北京西郊温泉山煤洞中掘出一个义和团预先埋好的《刘伯温预言碑》。4月29日，义和团又以玉皇大帝当场现身说法的方式，发布“万众一心精练义和拳术，协力同心共灭洋鬼子”的反教揭帖。在4月，义和团还在北京西郊宛平县马兰村发布坎字团的“晓谕”揭帖，自称要“扶清灭洋，替天行道”。
4月底5月初，北京邻近州县义和团公开地成群结队大批入京，北京城内居民入团设坛者也逐渐增多。他们“聚众为之”，“千百成群，择地操演”，大肆“铺团”（设立新的坛口）。义和团大多宣扬“助清灭洋，专与洋人教堂为难”。5月13日，义和团发出到北京南郊集合讯号，千百团民络绎而去。5月23日，宣武门南下洼义和团执“扶清灭洋”大旗设坛“铺团”，民众入团者甚众。5月27日，义和团毁近畿长辛店铁路。28日又毁丰台铁路。同日，宣武门外义和团“供立神牌，演习符咒”。清军中不少爱国士兵也积极参加，董福祥部甘军练拳者500多人，虎神营、神机营士兵练拳的更多。
到5月底6月初，北京义和团已遍及城内外，城内义和团尚未大动干戈，只是以张贴揭帖等方式揭露帝国主义及洋教势力“毁谤神圣，上欺中华君臣，下压中华黎民”的恶行，号召市民精练义和拳术，“同心协力，共灭洋鬼子”。而城外义和团却如直隶和天津地区义和团那样，毁铁路，拔电杆，直接进行破坏性的反帝斗争。照此发展下去，时日不多，北京也将如天津那样处处设坛，家家铸刃。
对义和团是利用之以抚，还是剿灭之以安，清廷仍在犹豫不决。5月1日，清廷诏令荣禄和袁世凯筹议是否可派员改造义和团以成团练。袁世凯奏称拳会实难改练乡团。但清廷仍诏令察看情形，分别办理。5月9日，鉴于京师义和团越来越众，清廷担心义和团聚众闹事酿成事端，令步军统领衙门设法严禁。但事已至此，义和团已禁不胜禁。所以，到5月17日，清廷口气又有松动，言滋事惑乱民心者是假借拳会之名的京城内外奸民，不可一概而论。5月18日，为堵塞各国公使之口，总理衙门照会英美公使，言朝廷决心力平拳乱。但到5月23日，清廷又令裕禄拿办实在滋事的义和团，不许任意株连，殃及无辜，显然并不主张严厉镇压义和团。此后24日、25日、29日、30日，清廷先后四次下令拿办义和团，但都反复强调各处情形不同，迁就适可养奸，操切亦恐激变，要求谨慎办理。而实际上清廷并未就限制义和团有什么具体的措施。5月30日，赵舒翘、何乃莹上书奏请招抚义和团。在5月，只有张之洞于31日致电总理衙门和荣禄，要求速剿义和团，保护铁路。对义和团，主剿的声音已经很微弱了。
进入6月，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日益高涨，清廷内部反复争论如何对待义和团问题。6月5日、6日，慈禧分别委派赵舒翘、何乃莹及刚毅前往良乡、涿州一带“开导”、“劝散”义和团，借以探查其虚实。通过观察，刚毅等人看到了义和团的强大威力，认为京师门户“拳民鏖集”，已蔓延到诛不胜诛、剿不胜剿的地步，建议清政府改剿为抚。在几经犹豫之后，慈禧终于不顾清廷内部“主剿派”的强烈反对，决心对义和团因势利导，进行招抚，以为清廷所用。6月8日，刚毅抵涿州，奉旨招抚义和团。这样，义和团终于得到清政府的承认，取得了合法地位。
从6月上旬开始，在慈禧太后招抚和默许下，直隶各地义和团不分昼夜，日以千计地涌入北京城。原来内城多一街一坛，现很快一街三四坛或五六坛。上至王公卿相，下至贩夫走卒以至娼优隶卒，几乎无人不团，无地不团。时人估算当时北京城中已有半数人为义和团民。6月9日，董福祥部甘军入城，宣称已令义和团做先锋，剿灭洋人，甘军做后应。此时，清廷已默许义和团仇杀教民。6月12日，义和团以“外城姚家井一带教民已先期避入使馆，不得肆其荼毒”为名，“将该处所有教民房屋，尽付之一炬，其彰仪门外西入跑马厅，也一并焚烧”。此为北京义和团焚烧教堂之始。
随后，北京义和团焚烧、捣毁城内及京郊各处教堂、洋楼，外国人开办的医院、商行及教徒住宅等亦被冲击。如崇文门内路东奉真教堂，沟栏胡同两教堂，宣武门大街耶稣堂、天主堂，东堂子胡同施医院，米市西路天主堂所开铺户，四牌楼六条胡同赫德家、日本旧馆，西交民巷教民房屋、海关办公洋房，前门大栅栏老德记西药房等，均被捣毁并付之一炬。“灭尽洋人教民”的反帝激情弥漫全城。至6月下旬，北京城内只剩下了法国天主教在北京最大的教堂——西什库教堂。
义和团在焚毁北京教堂和教民房屋的同时，还对教士、教民予以严惩，以至屠杀。6月13日晚，义和团将崇文门内所有教堂尽皆焚毁，杀教民及其家属二三百人。许多流氓地痞趁机抢劫。不久，董福祥部甘军也群起焚毁教堂和教民房屋，抢其财物。
义和团运动期间，在京各国侵略者不断向义和团挑衅。从6月10日起，由英国中将西摩尔率领的八国联军开始由天津向北京进军。在大沽口外的八国联军也开始蠢蠢欲动，准备攻占天津。这样，中国人民和帝国主义侵略者已经处于实际上的战争状态。
6月17日，八国联军攻占大沽炮台，天津义和团和清军开始围攻紫竹林租界和老龙头火车站。20日，北京义和团也和清军联合，开始围攻东交民巷公使馆和西什库教堂。
6月21日，清廷发布对外宣战诏书，同时另下一谕，招抚并嘉奖义和团。嘉奖义和团的谕旨说道：义和团以血肉之躯，与枪炮相搏，不用国家一兵，不糜国家一饷，执干戈以卫社稷，此皆社稷之福。现先行传旨嘉奖，事定之后，再行加恩。同时谕令官兵与义和团联合，共同抗敌，并令各省督抚“招集义民成团，借御外侮”。22日，清廷发放义和团粮米两万石，随后又发放银10万两给义和团，鼓励义和团保家卫国。
清廷招抚并嘉奖义和团、义和团成为合法团体后，北京义和团也和天津等地义和团一样，与清军联合打击帝国主义，加紧攻打东交民巷公使馆和西什库教堂。成为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主要力量。
8月上旬，八国联军由天津向北京进攻，部分北京义和团参加了抗击八国联军侵占北京城的战斗。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后，义和团遭到八国联军的野蛮屠杀。不久，清廷为了讨好帝国主义，也对义和团实行屠杀政策。在中外反动势力联合剿杀下，轰轰烈烈的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失败。
廊坊大捷
1900年4、5月间，义和团在京、津地区蓬勃发展，引起列强的极大恐慌。英、法、德、美、俄、日、意、奥等国使馆，在反复要求清政府速速剿灭义和团的同时，纷纷以保护使馆为名，拍电给本国政府，要求调兵来华，镇压义和团运动。随后，列强不断向中国增兵，天津大沽口外一时外国兵舰云集，各国列强耀武扬威。
1900年5月21日，列强驻华11国公使联合要求清政府严禁义和团。清政府虽然发布了“禁拳章程”和“告示”，但又表示对义和团“以晓谕为主，毋轻用兵”。
5月28日，各国列强决定调兵由津入京保护使馆。次日，各国列强开始由大沽向天津派遣海军陆战队。30日，英美法俄四国公使转告总理衙门，各国决定调兵保护使馆，法国驻津总领事杜士兰要求裕禄备车放行。31日黎明，总理衙门致函英美法俄四国公使，允许各国调兵保护使馆，同时电告裕禄：洋兵护馆，准由火车运送，但人数不得过多，致碍邦交。随后，清政府撤走布置在北京车站准备阻击各国军队入京的清军。当晚7时，列强使馆卫队35人，通过京津铁路到达北京。6月1日，50名德军也由天津出发经廊坊抵达北京。6月2日，30名奥军又由天津乘火车经廊坊抵达北京。
各地义和团看到天津洋兵不断乘火车入京，纷纷出动，拆毁京津沿线铁路，阻止侵略军。6月4日，义和团百余人袭击黄村，焚烧安定车站，拆毁杨村铁桥。6月5日，义和团再次出动，袭击焚烧廊坊车站。6月6日，义和团又在落垡砍电线杆，焚烧站房，遭到清军聂士成部的镇压。6月7日、8日，义和团继续在廊坊、落垡地区拆毁铁路，以阻止侵略军进京。同时，各地义和团毁教堂、杀教民的反洋教斗争愈演愈烈。
6月9日，清政府下诏招抚义和团，同时调清军劲旅董福祥部甘军进驻北京天坛，以备不测。同日，北京公使团的英国公使窦纳乐3次打电报给在天津渤海湾的英国海军司令西摩尔，催促他急速率兵进北京，以保护北京公使馆。于是，聚集天津的各国侵略军决定乘火车进京。他们狂妄地认为，只要一小队士兵配备几门大炮，就可以打到北京。
6月10日清晨，由英、法、美、俄、日、德、意、奥组成的西摩尔联军在塘沽登陆，乘火车到达天津。在天津铁路部门拒绝调车的情况下，英、德两国军队首先冲进车库，强行夺取火车机头，以自己的员工驾驶。约上午9时半，第一列满载英、美、奥、意500多名联军的专列火车，轰隆隆地驶出天津，向北京开去。大约上午11时，第二列满载各国侵略军600多人的专列火车，也轰隆隆驶出天津，追随第一辆向北京进军。下午，第三批侵略军也乘火车离津，轰隆隆驶向北京。接着又开出两列支援和补给的火车。这数批侵略军合计2000多人，统帅是英国海军中将西摩尔，副统帅是美国海军上校麦卡加拉。侵略者们估计京津铁路会遭到一定程度的破坏，随车携带了器材，准备边走边修，于傍晚时分开进北京。
上午，廊坊地区义和团闻知西摩尔联军乘火车由天津向北京进军后，立即出动飞骑，往附近各县传递揭帖，并通知铁路沿线的义和团迅速拆毁铁路，破坏电讯，阻止西摩尔联军入京。那些离京津铁路较近的义和团，纷纷出动，开始了阻截西摩尔联军的战斗。
当日中午时分，西摩尔联军行至杨村车站，驻守在这里的清军聂士成部未表示出对侵略军的敌意，侵略军放心大胆地继续前进。但一过杨村车站，就发现铁路已被义和团全部毁坏，无法继续前进，只得下车边修边行，行进速度顿时迟滞下来。当日，义和团还砍断了京津铁路沿线的电线杆，使京津间的电讯联络完全中断。侵略军既不能继续前进，也无法同天津联络，当晚进入北京的计划成为泡影。
6月11日，西摩尔联军的专列驶近京津间的东安县境。当列车开到距离落垡车站约一公里处的大铁桥附近时，又发现铁路被毁，匆匆忙忙下车抢修铁路。这时，埋伏在路南树丛中的东安、霸州、永清、武清等地的义和团约2000多人，在东安县著名首领倪赞清等人率领下，呐喊着冲向西摩尔联军。侵略军的速射炮和机枪立即开火，炮弹在密集的人群中爆炸。义和团伤亡很大，但个个奋勇争先，冲在前面的义和团民与侵略军展开了近距离战斗。
这场战斗持续了约半个时辰，由于侵略军火力凶猛，再加上援军陆续赶来参战，义和团无法继续作战，只得主动撤离。这一仗义和团牺牲60多人，荣营村义和团大师兄王山、岳各庄团总刘项及其子刘成喜、西马圈村大师兄张廷杰、夏营村大师姐郭凤花等，均壮烈牺牲。
当日下午，西摩尔联军进占了落垡，并在车站废墟上修筑了炮台。当日晚，西摩尔率联军一部到达廊坊，且在此修筑了炮台。这样，西摩尔联军在廊坊地区有了廊坊和落垡两个军事据点。
6月13日，清廷发布上谕：命聂士成部全数调回天津附近铁路地区驻扎，以便“实力禁阻”洋兵入京。同日，义和团对西摩尔联军发动第二次进攻，再次遭受巨大伤亡。
6月14日上午9时，义和团攻打被西摩尔联军占据的廊坊车站，伤亡惨重，但5名脱离联军队伍的意大利侵略军也被义和团杀死。当日下午，义和团向西摩尔联军驻守的落垡车站发起进攻。双方战至傍晚，驻扎廊坊的西摩尔联军派兵携带大炮来援。在侵略军的猛烈轰击下，100多名义和团阵亡，被迫撤出战斗。此次战斗，义和团打伤2名英国水兵。
西摩尔联军被困在廊坊、落垡地区已历时5天，粮食眼看就要吃光。他派出一列火车，企图折返天津搬运给养。不料回天津的铁路也早被义和团拆毁，西摩尔联军后路断绝，只好抢粮度日。
从6月10日起，在北京地区义和团的飞笺传帖下，外州县各村镇义和团，不分昼夜，源源不断入援北京，阻击西摩尔联军进京的义和团队伍日益壮大。与此同时，廊坊车站周围村庄的群众不断将“得胜饼”、“得胜汤”送到各地义和团队伍。在战斗中负伤的义和团员，也得到群众和红灯照姐妹们的妥善安置和照顾。
6月15日，西摩尔联军集中主力在廊坊附近抢修铁路。数千名义和团则包围了落垡车站，与盘踞落垡的侵略军展开了激烈的战斗。就在这一天，聚集天津的各国侵略军强占了塘沽，抢占了军粮城、老龙头火车站等地，开始进攻大沽口炮台。清军聂士成部抵津御敌。中国与八国联军的战争事实上已经爆发。
6月16日，清政府劝阻西摩尔联军不要再向北京进军，否则即派董福祥部甘军前往拦阻，如不服，则决战。同时，清廷命令驻天津清军，“此后各国如有续到之兵，应力为阻止，朝廷不再遥制”。第二日，清廷又命令各省督抚迅速拣派队伍，驰赴京师，听候调用。
在不断遭到义和团围攻和给养断绝的情况下，西摩尔联军决定退回杨村，改由运河乘船北上进京。但次日，即6月17日，八国联军攻占了大沽口，京津地区的清军开始投入同八国联军的战争。西摩尔联军所面对的不光是装备大刀长矛原始武器的义和团，还有经过正规训练的清军正规军。
6月18日，清军劲旅董福祥部甘军一部步兵、骑兵共2000多人开抵廊坊，该部由姚旺统领。与此同时，在廊坊地区的各地义和团，也准备同西摩尔联军大战一场。于是，义和团和姚旺统领的董福祥部甘军联合，于上午11时左右，向驻守廊坊但准备撤回杨村的西摩尔联军发起猛烈进攻。董福祥部甘军施放枪炮猛烈射击，吸引住西摩尔联军的主力，骑兵则从右翼包抄，向敌人猛攻。义和团乘势一次又一次地猛冲，有的甚至冲上站台，同敌人展开肉搏战。战斗进行了两三个小时，西摩尔联军支持不住，仓惶逃上火车。义和团和董福祥部甘军追击，敌人开车逃跑。此次战斗，打死打伤西摩尔联军300多人。义和团和董部甘军也遭受重大伤亡。其中义和团死亡500多人，甘军死亡200多人。统领姚旺身负重伤，抬下战场。
战斗结束，董福祥闻讯从北京赶至廊坊，见到一片片阵亡将士的尸体，眼泪禁不住滚滚而下。他悲痛地说：没有估计打这次大仗，一是来人少了，二是没有调炮兵来，如果来了炮兵，使敌人在铁道坡上伏不住，我们也不会有这么大的伤亡。最后，把牺牲官兵的遗体，用大车运到炊庄村，埋葬在该村8亩大的墓地里。群众称为“阵亡清军墓”。
西摩尔联军狼狈地从廊坊逃走，义和团连续作战追击敌人，大队拳民从廊坊一直追到杨村。当晚，义和团和甘军又在杨村车站偷袭敌营，打死打伤敌人近40人。在中国军民联合打击下，西摩尔感到“进京之路，水陆俱穷”，于是决定放弃进犯北京的计划，沿运河向天津后撤。
6月20日清晨，西摩尔联军开始了返回天津的总撤退。他们抢来4只大型民船和2只小木船，用以运送伤员。为了轻装而逃，除随身携带的枪械弹药，其余辎重一律抛弃。沿着运河两岸，美、法、意军队在前开路，英、俄、日、德、奥在后面守护伤兵，急匆匆顺北运河南下。在回撤路上，联军又屡遭义和团袭击，白天不敢行动，只好夜间窜逃。
6月22日，西摩尔联军退回天津，抢占天津西沽武库，遭义和团和清军围攻。西摩尔联军无处安营扎寨，派人向租界求援。26日，天津租界内2000多侵略军前来搭救，西摩尔联军这才狼狈逃回租界。
廊坊一战，从6月10日开始，到6月20日结束，西摩尔联军62人被击毙，320人受伤，伤亡人数约占联军总人数的1／5。不可一世的西摩尔联军，原拟当日抵达北京，不料想在半个月的时间里，都未能如愿。义和团和清军联合抗击西摩尔联军的胜利，狠狠打击了侵略者的嚣张气焰，为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斗争的历史，谱写了光辉的一页。
清廷四次御前会议
时至1900年6月，义和团和甘军在北京焚烧教堂，公使馆荷枪实弹，如临大敌，联军已从天津进军北京。
如此，清廷更加紧张起来。对义和团是剿是抚，对列强是战是和，清廷已没有多少时间考虑了。因此，从6月起，清廷先后四次召开御前会议，商讨和战问题。
1900年6月16日午刻，慈禧太后传旨在仪鸾殿召开御前会议。众臣惶惶恐恐而入，百余人黑压压跪满大殿。光绪声色俱厉，痛责众臣无能，没有弹压乱民，以致酿成今日大祸。翰林院侍读学士刘永享膝行而前，奏云董福祥可驱逐乱民。端王载漪戟指大呼道：“好！此即失人心第一法！”太常寺袁昶复言：拳民实乱民，万不可恃，就令其有邪术，自古至今，断无仗此成事者。慈禧太后拂然不悦，曰：“法术不足恃，岂人心也不足恃乎？中国积弱已极，所仗者人心耳，人心尽失，何以立国？”袁昶哑然。慈禧又言：今京城扰乱，洋人已调兵欲进京，尔等有何见识，从速奏来。群臣纷纷上策，或言招抚义和团，或言从速止洋兵，或言调兵保公使。慈禧喝止，令那桐、许景澄出京劝阻洋兵，同时晓谕义和团，令义和团解散离京。那桐、许景澄排众而出。侍读学士刘亨嘉和朱祖谋再次力陈，言：“拳匪当剿，但诛数人，大事可定。”朱祖谋言：太后若信乱民敌西洋，不知依靠何人办此大事。慈禧太后说：我恃董福祥。朱祖谋对曰：董福祥第一不足恃。太后厉声喝道：汝言董福祥不足恃，汝保人来！翰林院侍讲学士恽毓鼎言：山东巡抚袁世凯忠勇有胆识，可调其入京镇压拳乱。光禄卿曾广信言：两广总督刘坤一亦可。恽毓鼎又言：风闻有銮驾西幸之说，根本之地，一举足，天下摇动矣。太后力辩无此事。众臣起，惶惶然退出殿外。
17日未刻，慈禧传急诏于申刻召开御前会议。此为第二次御前会议。众臣至，光绪首先大发脾气，痛责总理事务衙门大臣、尚书徐用仪，为何听由拳匪作乱。徐用仪细声细气地解释了一通，光绪十分不耐烦，拍案痛斥道：你如此搪塞，就想了事吗？突然，慈禧太后手持一纸，厉声宣谕，道：顷得洋人照会四条：一、指明一地，令中国皇帝居住；二、代收各省钱粮；三、代掌天下兵权；今日衅开自彼，国亡在即，若竟拱手让之，我死无面目见列祖列宗，同样是亡，一战而亡，不犹逾乎？慈禧手中洋人照会，原有四条，第四条乃是令太后归政，为太后之大忌，故慈禧太后不宣，但已怒极。群臣被这突如其来的“照会”弄得不知所措，但谁也不敢当面诘问太后。群臣见太后怒气冲冲地宣读照会，个个吓得顿首，道：“臣等愿效死力！”载漪、溥良等乘机大肆鼓吹与洋人一战。慈禧太后又言：今日之事，众臣皆闻，我为江山社稷，不得已而宣战，如战后江山社稷仍不能保，众臣当知我苦心，毋言太后送祖宗三百年天下。群臣再次叩首，言：臣等同心报国！慈禧太后于是令户部尚书立山和徐用仪、联元前往公使馆，向各国公使“晓以利害”，如欲与我大清开战，可下旗归国。立山坚辞不肯前往。慈禧太后怒不可遏，厉声痛斥道：“汝敢往，固当往，不敢往，亦当往！”三臣战战兢兢而出。慈禧随即又令荣禄以武卫军备战守。群臣又惶惶然而退，人人不寒而栗。
后纷纷传言，所谓洋人照会四条乃载漪伪造，意在激怒慈禧，同列国宣战。
18日，在仪鸾殿召开第三次御前会议。会上，载漪力请攻灭公使馆，慈禧太后允许。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联元则力言不可攻公使馆，说：“如与各国开战，恐将来洋兵杀入京城，必至鸡犬不留。”载漪斥之为汉奸，论罪当诛。慈禧太后大怒，当即就要处死联元，群臣力劝，联元才免于一死。协办大学士王文韶硬着头皮劝道：中国财绌力单，与列国开战，恐难操胜算，如一战而败，如何善后，请太后三思。慈禧太后拍案大骂说：这话我早听够了，用不着你啰嗦，你是为洋人当说客吗？此次会议仍是大吵了一顿，君臣又是不欢而散。
到这时，专横跋扈的慈禧太后已经听不进任何不同意见。群臣诺诺，再无异言。
19日未刻，在仪鸾殿召开第四次御前会议。此时，八国联军已经攻占天津大沽口炮台，慈禧太后决意招抚义和团并对外宣战。载漪、刚毅、徐桐、启秀等顽固派大臣极力赞成。宣战一事终于在慈禧太后的勒逼下确定下来。慈禧太后令吏部侍郎许景澄等往告各国公使，限24小时内下旗离京。光绪皇帝不愿向列强开衅，拉住许景澄的手，不让他离开，边泣边言，请太后“更妥商量”。慈禧太后怒斥道：“皇帝放手，毋误事！”许景澄也是主和之人，见此事已不可挽回，拉着光绪的衣袖痛哭。慈禧怒道：“许景澄无礼！”联元再次劝谏道：“法兰西为传教国，即战，只能仇法，断无结怨十一国之理。果若是，国危矣！”边谏边泣，额头上汗珠如豆。慈禧不理，诸臣皆退。
此四次御前会议，全是慈禧太后一人控制局面，大臣毫无发表不同意见的自由。慈禧太后老而昏愦，不顾国力衰竭，兵无斗志，在暴躁情绪支配下，一意主战，终于以老大腐朽不堪一击的清朝帝国，不自量力地决定与各国为敌。20日，德国公使克林德在北京崇文门外大街被载漪虎神营士兵杀死。载漪、董福祥等知战祸已起，索性于当日围攻各国公使馆，准备拘捕公使作人质。此时衅端已开，别说慈禧本就主战，就是想要罢手，也已不能。21日，清廷颁布宣战诏书，正式对列强宣战。
克林德事件
克林德（Ketteler，K·ABamVon），德国外交官，1881年来华，曾任广州、北京等地领事馆，1899年为驻华公使。1900年5、6月间，京、津义和团运动高涨，美、英、德、法、俄、意、日、奥八国以保护使馆为名，派联军先遣队进抵北京，在使馆区积极备战，多次向义和团挑衅。克林德也率领德国军队，不断屠杀中国人民。
6月13日，克林德率士兵在美国使馆前拦击两名过路义和团民，并将其中一人捕进使馆，把这名义和团民的衣服和武器（刀）送与总理衙门，进行恫吓。消息传开，附近群众立即赶往美国使馆前营救，遭到美军自动机关枪的扫射。6月14日下午，克林德又率一队德军出外寻衅，在内城看到有义和团练拳习武，“即毫不迟疑，发令开枪”，打死团民约20人。
6月19日，清政府准备与列强开战，照会各国公使：八国联军强令中国交出大沽口炮台，“显系各国有意失和，首先开衅。现在京城拳会纷起，人情浮动”，为保护使臣及其眷属安全，请各公使于24小时内由清军护送前往天津，“以免疏虞”。照会日期仔细注明为“6月19日4时”，以表明起程的时间在何时截止。当日下午5时，各国公使接到照会，聚集西班牙公使馆计议，决定交还大沽口炮台，各国公使撤离北京，但清廷限期太短，难以收拾行李，故又决定第二日11国公使齐赴总理衙门会商，商谈公使离京具体事宜。各国公使复函总理衙门，请求展期赴津，要求清政府于次日上午9时答复。
6月20日晨，各国公使联名致函总理衙门，请让外兵来京，以便护卫公使离京，但迟至9时未见总理衙门复文。克林德等人致电总理衙门，要求来总理衙门“面议”。总理衙门以义和团塞满街市为由进行阻止。克林德不愿被中国政府讥其惧怕义和团，自告奋勇，愿单独赴总理衙门交涉此事。各国公使竭力劝阻，克林德坚决不听，带一名翻译，各乘一轿，气势汹汹地出公使馆。直奔总理衙门而来，准备向清廷提出抗议。
当克林德途经东单牌楼时，载漪统领的清军神机营霆字枪队章京恩海正率队在此巡逻。恩海看到洋人乘轿而来，即站在北面高处，取枪对准轿子。克林德发现后，即在轿中首先开枪，未中。恩海开枪还击，克林德当场毙命。翻译受伤，逃至教堂躲避起来。是为克林德事件。
克林德事件发生，各国公使认为中国军队完全不能担负护送责任，决定固守待援。事后，各国侵略军纷纷以此为借口，对中国进行威胁。清政府已决定对列强宣战，遂令清军和义和团围攻使馆区。克林德作为德国公使，多次屠杀和绑架中国居民，已违反了他的外交使命。此次事件，他又首先开枪杀人，恩海自卫还击，其毙命完全是咎由自取。克林德毙命之后，盘踞在东交民巷的八国联军纷纷出来寻衅。第二天，清廷下诏宣战，义和团和清军猛烈围攻东交民巷公使馆。
1900年8月，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清政府战败，被迫与各国列强订立屈辱的《辛丑条约》。在与各国列强商谈《辛丑条约》过程中，德国始终不依不饶，清廷屡屡表示道歉。1900年11月5日，在讨论议和大纲时，德国公使提出在议和大纲中加上清廷需派一个由亲王领衔的特别使团赴德国首都柏林道歉，并在克林德被害处建立纪念牌坊一座。各国公使同意。12月24日，各国公使将议和大纲12条正式提交清廷，其中明确提出清廷需钦派亲王专使德国，代表中国皇帝向德国道歉，并在克林德被害处建立牌坊，与克林德品位相配，牌坊上用拉丁、德、汉三种文字叙述克林德被害一事及中国皇帝惋惜之意。
1901年6月18日，德国驻华公使再次照会清廷，催促尽快动工修建克林德牌坊。同月25日，克林德牌坊工程动工。清廷官吏督促工人，开工凿石，转运料件，忙个不停。
与此同时，德国公使还不断催促清廷速派亲王大臣率特别使团赴德国道歉。1900年6月9日，清廷颁布谕旨，派醇亲王载沣为头等专使大臣，代表中国政府就克林德被杀一事亲赴德国谢罪致歉。1901年8月25日，载沣启程赴德。9月4日，到达德国的载沣一行前往已故德国皇后墓送花圈，随后到德皇行宫，向德皇呈递道歉国书，致颂辞，对克林德遇害表示道歉。
克林德牌坊工程经1年零7个月的施工，到1902年1月28日完工。醇亲王载沣奉命参加落成典礼，亲自祭祀克林德。
克林德牌坊位于北京崇文门大街西总布胡同西口，东西甚宽，几乎塞满街衢，大理石柱座，四柱三楼，上有拉丁、德、汉三种文字，叙述光绪帝惋惜克林德遇难之诏书，诏书汉文文字300余。
1918年，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败，中国因加入协约国一方而成为战胜国。北京民众在一片欢呼声中拆毁了克林德牌坊。1919年被拆毁的克林德牌坊又被修复，并移至中山公园，改成“公理战胜”牌坊。1953年，亚洲及太平洋地区和平大会在北京召开，会议决定将“公理战胜”牌坊改名为“保卫和平”牌坊。“保卫和平”四字为郭沫若所书。
东南互保
1899年底1900年初，当山东义和团向京津流动时，两江总督刘坤一和湖广总督张之洞就致电上奏，请剿灭义和团，以免酿祸。1900年4、5月间，京津义和团势力大涨，东南督抚更加频频上奏，请朝廷对义和团痛加围剿，毋再迟疑，以免祸患。6月20日，清廷已决定对外宣战，刘坤一、张之洞和苏抚鹿传霖、皖抚王之春、赣抚松寿、鄂抚于荫麟、湘抚俞联三、长江巡阅水师大臣李秉衡等，分电总理衙门和荣禄，请代奏朝廷，剿团弭衅，以免祸乱中华。两广总督李鸿章、督办铁路大臣盛宣怀、上海道余联元等，也纷纷上书，奏请剿灭义和团，毋开衅列国，以免大局不可收拾。
1900年6月上旬，义和团运动进入高涨阶段，东南各省也不断发生反帝教案，长江中下游会党更跃跃欲试，活动频繁。对此，英帝国主义坐立不安，它一直把长江流域视为自己的势力范围，害怕义和团运动波及江南，影响其既得利益，处心积虑地防止和镇压，并想趁机一举实现独霸长江流域的野心。6月14日，英国驻上海领事霍必澜电告本国政府：中国北方的局势是恶化的，长江流域随时都有可能发生类似中国北方的排外狂潮，为防患于未然，建议英国政府立即与湖广总督和两江总督取得谅解，给予他们有效的帮助，以维持长江流域的和平。6月16日，英国政府复电，授权霍必澜与刘坤一和张之洞策划共同维持长江流域的和平问题。同时，英国政府命令“仙女”、“红雀”、“无畏”三艘军舰分别驶入南京、汉口和吴淞。19日，英国政府安排派遣军舰到每个条约口岸，以维持各条约口岸的和平。同一天，霍必澜向清廷两江总督刘坤一和湖广总督张之洞表示，愿意用武力帮助“维持地方秩序”。刘坤一喜出望外，立即表示将不惜一切与英国同心协力，共同维护长江一带的和平。张之洞也对英国的这项建议表示“愉快的感谢”，并保证和刘坤一不惜代价采取有力措施，与英国同心协力，维持和平。
随后，刘、张二人立即会同督办芦汉铁路大臣盛宣怀与沪、宁、汉的英国领事频频接触，商讨“互相保护”的具体事宜。江南各地买办官僚和士绅，如张謇、沈瑜庆、沈曾植、陈三立等，也因各自利益集中在长江流域而聚集在刘、张、盛周围，东奔西跑，出谋划策。但是，在对待英国是否有必要出兵江南的问题上，刘、张态度不尽相同。刘坤一盼望英国军舰早日到来，而张之洞害怕各国群起效尤，不愿接受英国军事保护。6月22日，刘、张经过协商，一致向英国表示：他们有足够的力量维持长江流域的和平，暂不需要英国军舰出兵帮助。霍必澜看到独霸长江地区的阴谋落空，遂放出空气，谎称欧洲各国准备进攻吴淞，对刘坤一施加压力，提出中、英共守吴淞炮台的要求。
英国独霸长江地区的阴谋，引起美、俄、法等国强烈不满。美国传教士福开森（FergusonJ.C.）当即向盛宣怀表示：各国并无进占吴淞之意。俄国抢先一步，以运茶船载兵150人侵入汉口。其他列强见状，都纷纷声明要派军舰进入长江流域。法国外交部长明确地说：“如果英军在上海登陆，法军也将登陆。”英国生怕激化与列强的矛盾，决定暂缓派舰出兵，暂时放弃独霸长江流域的打算。
鉴于上述情况，刘坤一、张之洞转而主张实行以英国为主的各国列强共同维护长江流域安定局面的“互保”政策。于是，刘、张二人提出将与各国上海领事团，而不是单独与英国谈判在长江流域实行“互保”问题。张之洞还请求美国总统与各国磋商，保护东南大局，并致电英、美、日三国公使，请他们转告本国政府：目前长江沿海一带，各督抚力任保护之则，毋庸顾虑。上海各国领事团也与刘、张等人遥相呼应，声称各国调兵进京，仅仅是为了镇压义和团，无意出兵长江内地。这样一来，由英国预谋单独侵吞长江流域的“互保”阴谋，一变而为以英、美为主的各列强与东南督抚共同进行的“互保”了。
正当“东南互保”紧锣密鼓地进行之时，慈禧太后关于向欧洲各国宣战、“招抚”义和团的决定，于6月21日由荣禄密传给李鸿章。盛宣怀获悉后，害怕影响“互保”密谈，立即建议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等人严饬各地电报局不准张扬。6月24日，盛宣怀又飞电刘坤一、张之洞，建议抢在正式奉旨前，与各国领事订立“互保”条约。李鸿章则称宣战上谕是“矫旨”，概不奉行，支持两江、湖广的分裂活动。张謇、沈瑜庆、沈曾植等人也极力游说。刘坤一、张之洞遂下决心采纳盛宣怀的建议，电令上海道余联元与各国领事紧急会商。
6月26日，余联元和苏、皖、赣、鄂、湘各省巡抚代表与领事团举行会议，盛宣怀以两江、湖广地区“公请”帮办的身份出席。会议进行中，美国领事古纳提问道：
“今日定约，倘贵国大皇帝又有旨来杀洋人，遵旨否？”余联元谎称“今日定约，系奏明办理”。双方经过谈判，于当天议定了《东南保护约款》9条和《保护上海城厢内外章程》10条。前者的主要内容是：长江及苏、杭等地的各国商民、教士产业由各地督抚切实保护；各口岸的外国兵舰照常停泊；上海制造局火药库的军火只限于“剿匪”和保护中外商民之用。后者的主要内容是：上海租界由各国巡防保护；上海道则添募巡捕，在城乡内外昼夜巡逻，严拿“土匪”“流氓”等等。
在会上，东南督抚提出：除正在进行战争的北方以外，其他地方要宣布中立。领事团表示：在华北以外的地区，只要中国官员负起和平的责任，就不必担心我们这一方面的任何攻击。
“东南互保”约款订立后的第三天，即6月28日，东南督抚才公布清廷的宣战谕旨。宣战谕旨与东南保护约款大相径庭，盛宣怀惟恐互保破裂，立即致电刘坤一和张之洞，请二人坚定原议。刘、张等人也致电各国领事，表示“无论北事如何，仍按原案办理，断不更易”。
为贯彻“互保”方针和扩大“互保”地区，刘坤一、张之洞又极力鼓动和串联其他各省参加。很快，李鸿章对此表示全力支持，山东巡抚袁世凯亦表示赞成。7月14日，闽浙总督许应揆按照东南互保精神，与俄、英、美、日等国签订《福建互保协定》。浙江、四川、陕西、河南等地督抚也表示赞同。这样，“互保”范围就由两江、湖广扩展到全国10多个省份。
东南互保本来是刘坤一、张之洞等地方官吏违背清廷宣战谕旨，以保护东南地区为名，公开对抗清政府的分裂行径。但慈禧太后反而称赞这是老成谋国之道，在批阅了“互保”奏折后说：这与朝廷“意见正复相同”。“互保”有功人员均获得加封晋爵的奖赏。可见，刘、张等人策划东南互保，与慈禧太后的宣战在实质上是完全一致的，即都要镇压义和团、消灭义和团，维护其封建统治，仅是在策略上略有差异而已，因此最终两者都走上了崇洋媚外、屈膝为奴的卖国道路。
《东南保护约款》和《保护上海城厢内外章程》只是草约性质。刘坤一、张之洞原以为很快就能完成签约手续，于7月3日照会各国领事签字，结果遭到各国拒绝。这是因为，此时八国联军在北方侵略进展顺利，列强也不愿用此条约限制他们在长江流域的活动。但刘、张二人仍把“互保”条款看作正式签订的文件推广执行，在江南一带张贴“互保”告示，禁止一切反帝活动，严拿义和团民，充当帝国主义的忠实鹰犬。
东南互保的形成，严重阻碍了东南地区人民群众的反帝爱国斗争，给华北地区的义和团运动带来了极为严重的困难。东南督抚的分裂行径，还为以后北洋军阀和国民党统治时期列强与军阀官僚彼此勾结进行割据，开创了恶劣的先例。
紫竹林之战
紫竹林原为天津城东南、海河西岸一个小村庄。1860年（咸丰十年）《北京条约》签订后，天津被辟为通商口岸，法国先在紫竹林强划租界，随即英、美等国争先效尤，在法国租界旁边也各强占紫竹林部分地区划为租界。到19世纪90年代末，俄、德、日又在海河两岸划定租界，此后这一地区泛称紫竹林租界。它是帝国主义列强在天津的巢穴，也是八国联军进京和侵华的军事据点。
1900年，义和团运动兴起。5月底至6月初，各帝国主义国家向中国增兵，大多在天津上岸，进入紫竹林租界。各国公使不断调兵入京，也多是经转紫竹林。先是5月底各国联军400多人从天津紫竹林租界出发进入北京。6月9日，北京公使团又令天津各国侵略军大批入京，以保护公使馆，镇压北京义和团。6月10日，英国中将西摩尔率领英、德、俄、美等八国联军2000多人也从紫竹林租界出发，乘火车进军北京，被各地义和团阻击在廊坊地区。对于天津紫竹林租界这个帝国主义侵略军的基地，天津人民和天津义和团早已恨之入骨。
天津义和团势力很大，数量多，战斗力强，但在6月中旬以前，只是声势汹涌，并无具体的杀洋人毁教堂行为。但天津的帝国主义侵略军却屡屡向天津义和团挑衅。6月12日，盘踞在紫竹林租界内的侵略军无故枪杀天津市民数人，激起天津军民极大愤怒，天津义和团遂张贴揭帖，声言将攻打租界。
在各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军不断进入天津，不断入援北京，且不断向天津人民挑衅的情况下，6月14日，天津义和团开始愤怒地焚毁教堂捕杀教民。
6月15日，天津义和团大举出动，到处焚毁天津教堂。当晚，当义和团焚烧临近紫竹林租界的马家口教堂时，紫竹林租界派出侵略军数十人前往镇压，鸣枪放炮，企图解救被围教堂的教士和教民。义和团群起而攻，人人喊杀，声如鼎沸。当夜，大批义和团手持火把、大刀、长矛冲向紫竹林租界。租界内的各国侵略军一齐用步枪机枪射击，义和团伤亡惨重。
6月17日凌晨，八国联军向大沽口发起总攻，清大沽口守军拼死抵抗。经过6个小时的激战，八国联军在付出死伤130多人代价后，攻占了大沽口。大沽口失陷，整个天津城告危。各地义和团纷纷入津增援。当日下午，天津军民包围紫竹林租界，开始了攻打紫竹林租界的英勇战斗。当日，八国联军攻占大沽炮台后，数千敌军乘火车开往紫竹林，遭到义和团和清军的奋力拦击，天津和大沽口的交通断绝。这样，天津义和团和清军对外阻击八国联军进津，对内围攻紫竹林租界，开始了艰苦的天津保卫战。
就在6月16日下午，紫竹林租界内一股侵略军进攻天津武备学堂。学堂内数十名学生与敌人展开激战，隐蔽在学堂房屋中向敌人猛烈射击，最后全部壮烈牺牲。
最初，围攻紫竹林租界的主力是义和团，其中包括号称“天下第一团”的张德成部和以林黑儿为主的“红灯照”，以及大名鼎鼎的曹福田、杨寿臣、王成德、韩以礼、庞围等部。清军虽然也从一开始就参加了战斗，但不是精锐部队。清军的战斗主要是从水师营炮台和天津南门城墙上用大炮向紫竹林租界轰击。
6月21日，清廷下诏向各国宣战，并令各省招集义民组成义和团，以抵御八国联军。与此同时，各地清军也与八国联军展开战斗。
6月22日，600多侵略军进犯海河东岸、距租界近10公里的东机器局（俗称东局子），清军奋勇还击，击退了敌人。6月23日，八国联军又纠集2800多人从三面包围机器局。清军和义和团临危不惧，利用地雷和排枪射杀敌人百余人，不久因局中火药库中弹起火，联军乘势闯入，清军被迫撤出，并将火药库引爆，未给敌人留下一枪一弹。
6月29日，清军悍将马玉昆率精锐武卫左军七营抵达天津，不久直隶提督聂士成也率武卫前军近万人自芦台赶来，共同参加保卫天津的战斗。聂军“所带军械均系极佳毛瑟枪，并有极好炮队”，是清军中战斗力很强的劲旅。
清军大军抵津后，直隶总督裕禄邀请义和团首领张德成、曹福田与聂士成、马玉昆等，共同商讨战斗部署，制定保卫天津、攻打紫竹林租界的“三面进取之计”。根据作战计划，马玉昆和曹福田分率所部攻打租界北面老龙头火车站，扼制了紫竹林租界的西北要路。聂士成率武卫前军从租界南边发动进攻，并先后占据跑马场、八里台一带，一直打到租界边缘小营门附近，给租界敌军造成了极大威胁。张德成为首的“天下第一团”是攻打紫竹林租界的主力。他们从天津城东南马家口一带发起进攻。
八国联军在租界各道口都建有工事，埋有地雷。7月3日，张德成率义和团与敌力战5小时未能取胜。为冲破敌人地雷封锁，张德成大摆“火牛阵”，在几十头牛的尾巴上捆上油絮，点燃后向租界猛赶，惊恐的火牛狂奔乱跑，将敌人埋设的地雷扫除净尽，义和团民随后猛冲，摧毁租界建筑物多处。
7月6日，张德成又在马家口附近设下埋伏，将企图偷袭的敌军打得措手不及，并乘胜追击，再次焚烧了租界内的洋楼。同日，聂士成移营天津海光寺，与马玉昆部合攻紫竹林。
7月9日，天津南门保卫战吃紧。聂士成挥军往援，与敌激战。聂士成一马当先，在八里台督军，力战殉国。余部归马玉昆节制，继续保卫天津。
7月10日，北洋军务帮办宋庆抵达天津，督促猛攻紫竹林。马玉昆督军猛烈进攻，得力部下总兵李大川等壮烈殉国。7月12日、13日，八国联军加紧进攻天津，义和团和清军拼死抵抗，并猛攻紫竹林租界。
7月14日，八国联军攻破天津城，迅速向紫竹林租界推进，解救了处在困境中的紫竹林租界的敌人，义和团和清军被迫后退。
天津军民攻打紫竹林的战斗从6月中旬开始，一直持续到天津沦陷，前后历时1个月。紫竹林之战沉重打击了侵略军的嚣张气焰，对保卫津、京地区起到了重要作用。
老龙头火车站争夺战
老龙头火车站（今天津火车站）位于天津紫竹林租界以北，海河右岸，隔海河与紫竹林租界相对。它不仅是帝国主义沿津、塘铁路运兵到津、京的交通枢纽，还是紫竹林租界的北面门户。
1900年6月15日晚，大沽口外各国海军将领召开秘密会议，决定攻占大沽口炮台。此消息传到紫竹林租界，各国领事和部分军队连夜备战，准备配合八国联军。攻占老龙头火车站以接应八国联军的到来，就是备战措施之一。当日，刚刚从旅顺调来天津的沙俄军队1700多人攻占了老龙头火车站，控制了这一军事要地。
天津保卫战开始后，老龙头火车站成为敌我双方激烈争夺的战场。6月17日，占据车站的一队俄国士兵400多人出外挑衅，行至陈家沟时被义和团和守护铁路的清军击退。第二天，俄军再次出动，从车站开到娘娘庙附近，架炮轰击义和团。义和团首领曹福田当即率团民一两千人，联合清军练军向敌人发动猛烈攻击，俄军不支，向车站溃逃而去。曹福田率领义和团乘胜追击，将车站包围并展开猛攻。在攻击老龙头火车站战斗中，各路义和团为先锋，清淮军练军和武卫前军紧跟其后，俄军被打得狼狈不堪，高挂白旗，以示停战。曹福田识破敌人的缓兵阴谋，坚决不允，表示“非一律扫平不可”。双方激战十多个小时。沙俄侵略军在中国军民的猛烈打击下，死伤500多名，老龙头火车站也几次险些失守，被迫到租界求援。
此后，曹福田一直在车站附近指挥战斗。他率领的义和团红旗招展，旗正中大书一“曹”字，旗旁写有“扶清灭洋”的口号，甚是威武。当时直隶总督裕禄也不得不与曹福田商讨战事，“并与以大令一支，使掌生杀大权，并可调用各军队”。
6月19日，曹福田又率义和团将车站附近的铁轨纵火焚烧，水师营清军也向老龙头开炮轰击，杀伤敌人数名。
6月27日，张德成率领义和团4000多人赶来参加围攻老龙头火车站的战斗。曹福田斗志昂扬，向租界内敌军下一战书：此刻义和团神兵齐集，本当扫平疆界，只因人烟稠密，恐怕百姓受累，“尔等自恃兵强，如不畏刀剑，东有旷野，堪作战场，定准战期，雌雄立见，何必缩头隐颈，为苟全之计乎？殊不知破巢之下，可无完卵，神兵到处，一概不留”。这封战书词锋犀利，充满了对帝国主义的藐视。第二天，曹、张联合张贴告示传单，宣布次日在火车站与侵略军决战。
6月29日，曹福田、张德成率领义和团如期再度向老龙头发起攻击。马玉昆7营清兵也赶来参战，与义和团合力围攻车站，并借此遏制紫竹林租界的西北要路。练军在三岔河口和黑炮台等处用大炮向车站的敌人猛轰。这一日，战斗异常激烈。但守卫车站的沙俄侵略军炮火很猛，义和团虽然勇猛冲锋，几次占领车站，几次又被敌人打退。此次战斗，义和团伤亡很大，没能攻占车站。
7月1日至3日，曹福田、马玉昆各率义和团和清军连续进攻火车站。他们由陈家沟、贾家坡、十字桥、娘娘庙等处分路进军，与敌人展开剧烈鏖战。7月2日傍晚，义和团和清军联合猛攻，击毙侵略军百余人。车站的侵略军力不能支，仓惶逃往紫竹林租界，义和团和清军攻占了车站。侵略军为了保住这个交通要道，组织强大的兵力进行反扑，逼得曹福田不得不率众退出车站。此后10余日，义和团和清军不断向老龙头火车站发动进攻，打死打伤敌人多人，但未能再次攻占车站。
7月13日，八国联军向天津发起总攻，一股以俄军为主力的联军5000多人，从火车站出发，沿海河进攻天津城东北角、三叉河口及黑炮台一带，切断了曹福田部义和团与城内的联系。在车站俄军两面夹击下，曹福田部义和团被迫分散，撤出阵地。马玉昆也率部出逃。次日，天津沦陷。
老龙头争夺战历时一个月，义和团和清军英勇奋战，狠狠打击了八国联军的嚣张气焰，为保卫京、津地区作出了重要贡献。
攻打西什库教堂
西什库天主教堂又称北堂，是法国天主教在北京最大的教堂，也是天主教会在直隶北部的总堂，其围墙又高又厚，易守难攻。该堂大主教樊国梁为法人，住堂30余年。在京、津地区义和团运动高涨的情况下，北京及京郊教士、教民3000多人，辗转避进此堂。京畿义和团运动如火如荼，焚烧教堂和教民房屋，捕杀教士教民，西什库教堂内的教士教民们人人胆战心惊。
为对抗义和团运动，樊国梁将八国联军先遣队中30名法军和10名意军调往教堂驻扎，并把教堂内数十名传教士和3000多名避难教徒组织起来，分发武器，组成反动武装，作为保护教堂的主要力量。当时的西什库教堂，成为帝国主义在北京城内的重要侵略堡垒之一。
到1900年6月上旬，北京城内教堂已焚毁殆尽，义和团遂向西什库教堂集中，准备焚毁直隶地区这个最大的教堂。这时，极端仇视洋人的军机大臣刚毅和端王载漪等乘机怂恿，鼓动义和团围攻西什库教堂。
6月15日，聚集在西什库周围的义和团开始向西什库教堂发起进攻，焚烧了教堂门面旁舍。樊国梁指挥侵略军和教民凭借坚固建筑和大量洋枪洋炮负隅顽抗，打死团民40多人。
6月21日，清政府颁布宣战上谕，并招抚嘉奖义和团。此后，义和团与清军互相配合，共同猛攻西什库教堂。端王载漪、军机大臣刚毅、庄王载勋等，利用义和团乘机对阻止他们废黜光绪帝、另立载漪之子溥傍阴谋的洋人进行报复。载漪、刚毅和载澜等人先后来到西什库督率清军和手持简陋武器的义和团对教堂发起冲锋。教堂内洋人和教徒凭借牢固的建筑和洋枪洋炮，拚死抵抗。义和团手执大刀长矛，以血肉之躯，冲锋不已，伤亡巨大。义和团虽然勇敢，但每次冲锋均以伤亡惨重而退。
为攻破教堂坚固的防御工事，义和团在战斗中自制了许多土火器。比如一种土火箭，全长5尺多，点燃引线后，能“力大穿屋”。还有一种火药罐，将火药置于沙吊子中，点燃后提绳一抛，“如流星然，落地即燃”。7月11日，义和团又挖掘地道，用地雷炸毁教堂内仁慈堂东侧房屋，炸死一名教士，炸伤教徒多人。
部分清军也参加了围攻西什库教堂的战斗。就在西什库受到义和团及清军猛攻时，慈禧太后惊觉列强的“归政”照会是有人伪造的，遂转而向列强乞和投降，于6月25日第一次下令停攻公使馆，对西什库教堂的进攻也迟缓下来。此后，在清廷的操纵下，义和团和清军围攻公使馆和西什库教堂，时断时停。清政府为给自己留下一条乞和投降的后路，对公使馆和西什库教堂采取了“明攻暗保”的策略。
7月31日，清政府下诏：如西什库教堂有教士教民窜出，不可加害，倘彼死守，万勿用枪炮轰击。
但是，义和团并未放弃攻占教堂的决心。就在7月31日这一天和8月4日，为瓦解敌人，争取被蒙蔽的教徒，义和团分别向教堂内投射劝降书，号召教民出教投诚，献出侵略者首级。清政府为进一步控制和瓦解义和团，又以“前敌打仗为由”，将义和团纷纷调离出京，使攻打使馆和西什库教堂的义和团力量大为削弱。
8月上旬，八国联军由天津迅速向北京推进。沿路清军和义和团一路败退，北京的清军和义和团连日猛攻东交民巷公使馆和西什库教堂，准备擒获各国公使和教士作人质。但两处侵略者顽强抵抗，清军和义和团久攻不下。
8月13日，八国联军开始进攻北京。14日，联军攻进北京外城，清军和义和团同八国联军展开激烈的巷战。15日，慈禧太后携光绪帝出北京德胜门西奔。
8月16日，八国联军中的日、法两国侵略军赶到西什库救援。留守此处的清军及义和团与敌人展开英勇搏斗，激战3小时，800多人壮烈牺牲。上午10时许，侵略军与教堂神父及士兵会合，“互庆余生”。
从6月15日到8月16日，义和团及清军围攻西什库教堂长达两个月，击毙侵略者15人、教民400余人，给侵略军及反动教会势力以沉重打击。
攻打东交民巷公使馆
清末，各国公使馆均设在东交民巷。东交民巷位于紫禁城东南侧，南面毗邻城墙，北面毗邻长安街，东面是哈德门（今崇文门），西面是正阳门（今前门）。海关、邮局、银行和外国俱乐部，都设在里面。在公使馆的建筑中，还夹杂着中国的一些民房和小铺。使馆区的最东端是意大利使馆，接着依次是奥地利、法国、日本和西班牙各使馆。西端是德国使馆和汇丰银行。俄国、美国和英国使馆则位于御河的一侧。
1900年6月，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在北京迅猛发展，在京的各国公使和八国联军先遣队对义和团恨之入骨，昼夜抢修工事，准备固守。他们强令使馆区内的2000多名中国教徒为他们服务，帮助抢劫粮食，构筑工事，筑坝挖壕。各国公使和传教士，以及海关、银行和邮局的职员，也都武装起来。各国联军还盗取了北京火车站的火车皮，把它翻过来放倒，形成天然工事。各国联军对使馆区实行分段把守，“持枪站立，其势汹汹”。
与此同时，公使馆的各国联军不断外出，向北京军民挑衅。他们横行大街小巷，有时上城放枪，有时四处巡街，有时杀人抢粮。6月13日，先是美国公使馆开枪扫射附近的义和团，接着在深夜联军在天主教南堂附近沿街追杀义和团民，仅在南堂就包围杀害了二三十名义和团民。14日，比利时公使姚士登在东单牌楼一带开枪杀害义和团民数十人。15日，驻扎在宣武门的联军骑兵无故杀害义和团民数十人。同一天，美军在东单二条胡同帅府花园向正在一个大庙集会的义和团开枪扫射，当场杀害义和团民45人。
1900年6月10日，西摩尔率八国联军2000多人由天津乘火车向北京进军。英、俄、法、德等帝国主义的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已在事实上开始。清政府连续几天召开御前会议，筹议和战问题。会上，主和、主战两派争持不下。顽固派代表载漪为利用义和团，对阻止他们实现废黜光绪帝、另立其子溥傍阴谋的洋人进行报复，于6月16日伪造了一份列强“归政照会”，诡称英国将派兵胁迫慈禧太后归政于光绪帝。慈禧闻讯大怒，于6月20日决定对各国宣战，并下令围攻使馆。
当天下午4时，载漪和董福祥即组织清军并有部分义和团配合，围攻东交民巷外国使馆区。此次战役，军机大臣、武卫军统帅荣禄为总指挥。荣禄将武卫中军列阵于使馆区东、南面，董福祥部甘军列阵于西、北面，昼夜猛攻。驻守在公使馆的400多名侵略军、各国外交使臣和教民，依恃使馆区内坚固建筑和临时构筑的防御工事，凭借洋枪洋炮，负隅顽抗。清军和义和团奋勇冲锋，枪炮声连绵不绝，喊杀声震动云天。第二日下午，董福祥率领甘军首先攻破奥地利使馆。当夜，清军又焚烧了荷兰使馆、中国通商银行和海关大部分房屋。次日，使馆区内枪声不绝，“烧交民巷，灭洋人”等口号声昼夜不断。6月23日，比利时、意大利等国使馆也被焚烧。各国侵略军和使臣纷纷退守英、俄、美、法、德等更为坚固的使馆内，推选英国公使窦纳乐为最高指挥官，调动使馆武装，凭借洋枪洋炮，继续顽抗。海关总税务司赫德则火速派人前往天津租界求援。就在清军和义和团猛烈围攻使馆，“洋人几不能守”的关键时刻，慈禧得知“归政照会”并无实据，又怕义和团势力太大而无法控制，遂从主战转为求和，于6月25日下令停攻使馆，并令荣禄前往公使馆商议和谈。
6月25日当天，义和团和清军奉令停攻使馆。荣禄虽是主和派，但刚刚指挥了对公使馆的大规模围攻，不敢赴使馆求和，只是在下午四时派数名士兵保护两名官员去悬挂白旗，旁立木牌，上书“奉旨停战，保护使馆”，并准备派人赴公使馆送去求和的公函。朝廷态度急剧转变，激起广大官兵的不满。当荣禄的使者立完木牌，正要去使馆送信时，甘军士兵突然开枪打死了使者。当日半夜，载漪和董福祥指挥清军对公使馆进行了排枪射击。此后，清廷对东交民巷公使馆采取“明攻暗保”的政策。身为主和派的荣禄密嘱清军诸将不可力攻，以为求和留下余地。慈禧和荣禄害怕公开向列强议和会激起全国人民反对，授意武卫中军施放空枪空炮，虚张声势，又处处节制甘军，不使力攻。所以，此后清军围攻公使馆，虽然听起来炮声隆隆，但只是虚张声势而已。
从6月25日到6月28日，为清廷第一次停攻使馆。
6月26日，因围攻使馆有功，也是为了安定对朝廷停攻使馆愤愤不平的情绪，清廷奖赏董福祥部甘军和义和团。
从6月29日起，义和团和清军再攻东交民巷公使馆。
7月1日，董福祥督军猛攻使馆，无大进展。清军和义和团攻击公使馆，虽然攻势不大，但荣禄仍然甚为担心，于7月7日再次恳求慈禧太后下令停攻使馆。慈禧尚未答复，7月8日，董福祥及义和团又对使馆发起猛攻，击毙奥军官（Thomann）一名。7月12日，身处南方的李鸿章和张之洞等致电奕勖、荣禄等，请停攻使馆，保护各国公使安全。同日，太常寺卿袁昶也上奏，请速保护公使馆，以维持大局。
庆亲王奕勖和军机大臣荣禄立即行动，与各国公使谋和。7月14日，奕勖和荣禄再次致书英国公使窦纳乐，要求各国公使移居总理衙门。然后护送出京。各国公使认为，固守待援，远比远赴天津安全，于是窦纳乐在次日复电拒绝。16日，庆亲王奕勖等又致书窦纳乐，商议停战一事。17日，清廷又致书法德美三国，请求调解。这期间，荣禄等不断派人与使馆秘密接触，希望各国公使出面斡旋，同意议和。7月17日，清廷第二次下令停攻使馆。此次停攻，一直延伸到7月28日。次日，总理衙门派人到公使馆，表示一定要保证各国公使的安全。7月19日，庆亲王奕勖等又致书各国公使，仍请暂时避居天津，总理衙门将派宋庆和孙万林两军护送，否则，若有不测，总理衙门不能负责。各国公使拒绝。7月20日，总理衙门以面粉、蔬菜、冰和瓜果之类的生活必需品赠使馆，以求缓和。7月25日，奕勖仍请各国公使赴天津避难。26日，奕勖再以瓜果食物等赠使馆。
7月29日，董福祥部和义和团再攻使馆。奕勖大惊，赶紧上奏停攻使馆，同时向使馆声明以后不敢再有围攻之事，并再催各国公使赴津避难。
8月3日，清廷第三次下令停攻使馆。
然而，八国联军完全拒绝议和。从8月4日起，约1万8千人的八国联军自天津向北京节节推进。4日，联军打败裕禄、宋庆、马玉昆等军，占领北仓；6日，攻占杨村，裕禄自杀；7日，攻占蔡村，败李秉衡；9日，攻占河西务，李秉衡再败退；11日，攻占张家湾，李秉衡自杀；12日攻占通州；13日，八国联军逼近北京，当日俄军攻占北京东便门。北京转瞬即破。
8月5日，当清军和义和团得知八国联军已由天津向北京攻击前进之后，立即起而围攻公使馆，目的是拘捕各国使臣，作为人质。8月13日，八国联军在城外包围攻击北京，企图尽快占领北京，解救被困在公使馆的各国公使。而清军董福祥部和义和团则对公使馆作最后的猛攻，仍然希望在联军攻破北京内城前拘捕各国公使，以挟持八国联军。盘踞在公使馆的联军部队和各国公使，在这最后的时刻作困兽之斗，拼死力顽抗。
8月14日，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挺进公使馆，打散清军和义和团，解了公使馆之围。
清军和义和团围攻东交民巷公使馆的战斗，从6月20日开始至8月14日结束，历时56天，击毙联军43人，击伤联军及使馆人员152人，但自己的伤亡更大。慈禧太后的出卖，是公使馆久攻不下的根本原因。这个战斗，虽然对帝国主义的嚣张气焰有一定程度的打击，却违反了驻在国保护外交使节的国际交往准则和惯例。这是清朝封建顽固派有意将义和团反帝斗争引向盲目排外的歧路的结果。
海兰泡惨案
海兰泡（哈喇泡）原名盂家屯，是中国黑龙江省瑷珲县一个村庄，位于黑龙江和精奇里江汇合处，黑河镇对岸。1858年（咸丰八年），沙俄强迫中国签订不平等的中俄《瑷珲条约》，将其强占，改名为布拉戈维申斯克（意为“报喜城”）。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成为俄国阿穆尔州的唯一城市，是该州的首府所在地。
海兰泡居民约有4万人，其中中国侨民1万多人，多是出卖劳动力的苦工和小商贩。1900年，沙俄准备入侵中国东北三省。从6月23日（五月二十六日）起，在阿穆尔军区实行军事动员。卑鄙的阿穆尔军政当局煽动俄国居民殴打、驱逐海兰泡的中国侨民，抢劫他们的财产。许多中国侨民不堪虐待，纷纷逃回瑷珲。
7月14日（六月十八日），俄国军舰“米哈依尔”号和“色楞格”号从海兰泡沿江下驶，支援陆上偷袭瑷珲的部队。15日，两船和陆路部队顺江而下，行至三道沟附近河面时，被我瑷珲守军阻截。俄军首先发难，向清军阵地轰击。清军忍无可忍，奋起自卫还击，打死打伤俄军7人，俄军两只舰船也被击坏，狼狈逃回海兰泡。陆路俄军也被迫返回。当夜，清军奉命炮轰海兰泡。双方对轰，各有伤亡。
沙俄进犯瑷珲受阻，恼羞成怒，遂以此为借口，对海兰泡的中国居民进行有计划的大规模血腥屠杀。
7月15日下午，俄军突然宣布封锁黑龙江面，禁止华人渡江回归瑷珲，在海兰泡全城进行疯狂搜捕，无一例外地抓捕海兰泡城内和附近村庄所有的中国人。华人住宅、财产和商店，顿时被洗劫一空。16日，野蛮的俄军强行把数千名中国人，不分老幼关进了警察署。警察署容纳不下，就于当晚统统押到精奇里江边一个锯木场的大院子里。
7月17日，在阿穆尔军政当局的亲自指挥下，俄军以送华人过江为名，将人群驱往黑龙江江岸。一路上，俄军像驱逐牲畜一样枪砸鞭打，许多因又饿又冻而昏倒和掉队的老人、小孩、妇女，被俄军砍死或枪杀。到了江边，不见一条船只。突然，俄军士兵手持刀斧，东劈西砍，将华人赶进浪大流急的滔滔江水中。被赶下水的溺死，不敢下水的和敢于反抗的，遭到俄军无情的射击和砍杀。只见岸上断尸碎骨，哭号一片；江中溺亡无数，骸骨漂溢，蔽满江面。甚至对于侥幸游至对岸的，俄军仍然瞄准射击，一一击毙。这样灭绝人性的大屠杀一共进行4次，持续5天，六七千无辜华人惨遭杀害，尽沉于江，泅水渡江幸免者仅约百人。
7月22日，沙俄当局宣布，海兰泡的中国人已被“肃清”。海兰泡惨案是沙俄侵略者对手无寸铁的华人进行的惨绝人寰的野蛮屠杀，是沙俄殖民者对中国人民欠下的一笔血债。俄军的残暴行径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无比愤怒，同时也遭到全世界公正舆论的一致谴责。
江东六十四屯惨案
江东六十四屯位于黑龙江左岸，为精奇里江江口以南至孙吴县霍尔莫勒津屯对岸的一片土地，南北长约200里，东西宽约90余里，历史上曾建有64个中国居民村屯，故名。1858年（咸丰八年），中俄签订《瑷珲条约》，黑龙江以北60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被沙俄霸占。但条约明文规定了江东六十四屯中国居民在原地的永久居住权和中国政府对这些居民的永久管理权。虽然沙俄早已垂涎这片沃土，但一直未能如愿侵吞。到1900年，常住江东六十四屯的中国居民约有2万多人。
1900年6月，沙俄准备进犯中国东北三省，在阿穆尔军区实行军事动员。7月17日，沙俄当局在搜捕屠杀海兰泡中国居民的同时，还派出一支军队渡过精奇里江，扑向江东六十四屯。俄军所到之处举火焚烧，恣行屠戮。阿穆尔州军事长官格里布斯基还亲自率领骑兵侵入江东六十四屯，先烧了补丁屯，凿沉了补丁屯的渡船，把来不及渡江的二十八屯中国居民赶进一个大屋中，放火焚烧。死里逃生的同胞纷纷逃往黑龙江边，竞相抢渡，企图回归瑷珲。俄军骑兵随后赶来，向人群射击，鲜血染红了黑龙江水。驻守瑷珲的清军副都统凤翔见此情形，急派统领王良臣率清军300人深夜渡江，截击俄军援兵。次日清晨，清军诸将士奋不顾身，大呼直前，将俄军击退，为逃难华人赢得了宝贵的渡江时间。与此同时，瑷珲水师营调用30多艘商船和战舰，飞船如梭，昼夜摆渡，将屯民5000多人在俄军大队袭来之前，救过江岸。同一天，另一支俄军渡过精奇里江，大肆屠杀，仅在博尔多屯一处就枪杀了上千中国居民，各屯的房屋均被焚毁一空。对于未及过江的中国居民，俄军不分老幼，以刀砍斧劈枪刺的野蛮手段，统统赶入江中。从7月16日到21日，六天之内，江东六十四屯各屯落，全被俄军抢劫和焚毁，居民被驱入江中溺死者7000余人，浮尸蔽江，数日不散。8月4日，沙俄政府悍然宣布江东六十四屯已归俄国当局管辖。从此，沙俄长期霸占着我国的领土——江东六十四屯。
江东六十四屯惨案是沙俄侵略军对手无寸铁的中国人民进行的血腥屠杀，也是沙俄殖民者继海兰泡惨案后对中国人民欠下的又一笔血债。
江东六十四屯惨案之后，沙俄开始疯狂侵略中国东北三省。
八国联军攻占天津
1900年6月17日八国联军攻占大沽口炮台后，八国联军以俄、日为主，源源不断登陆。同时，大沽口炮台的八国联军不断派出援军，冲破清军和义和团的封锁，增援紫竹林租界。到6月底，紫竹林租界联军已有1万多人，致使防御力量大增，数万清军和义和团奋战半月，也未攻下。到6月底，在大沽登陆的八国联军总数已达1.4万人，装备有50多门野炮，30多挺机枪。6月29日，原由领事团决定的战守事宜，已移交联军决定，领事团不再过问。联军遂决定尽快攻占天津城，然后进军北京。6月30日，沙俄关东军司令官阿列克谢耶夫从旅顺赶到天津，指挥八国联军进攻天津的军事行动。
7月9日，紫竹林租界内的联军分路进攻天津城。一路以日军为主力，从租界冲向天津南郊纪家庄，企图包抄那里的义和团及清军，打开八国联军从南路攻打天津城的通道。义和团在韩以礼率领下顽强坚守，击毙日军中队长一名，但终因寡不敌众而失利。侵略军攻占纪家庄后，见人就杀，见房就烧，上千名义和团和老百姓死于敌人的屠刀之下，整个村庄毁于帝国主义强盗之手。直到第二年春天，纪家庄仍白骨盈野，惨不忍睹。
在进攻纪家庄的同时，另一路八国联军6000人从租界扑向小营门、马场道，向聂士成部武卫前军发起进攻。清军不敌，沿马场道撤至八里台一带。联军狂追不舍，这时，占领纪家庄的日军又从背后冲来。清军腹背受敌，局势危急。但广大官兵仍奋勇抵抗，与敌苦战两个多小时。直隶提督聂士成在枪林弹雨中身先士卒，身上负伤多处，“腹破肠出，犹挥军向前”，最后头部、胸部相继中弹，英勇牺牲。聂士成牺牲后，清军败溃，阵亡350多人，几乎全军覆没。
同一天，侵略军还占领了天津城南海光寺西机器局。此地距天津城南门仅一二里之遥，失守之后，八国联军兵临天津城下，局势万分危急。
在大敌压境的紧要关头，帮办北洋大臣宋庆却秉承慈禧太后旨意，伙同马玉昆部清军在天津城内大杀义和团，为清政府乞和投降做准备。当天晚间，义和团与清军合力围攻紫竹林租界，清兵责令义和团充当先锋。义和团冒着猛烈炮火向敌人进攻，清军却在背后突然向义和团开枪射击。直至天明，义和团当场牺牲2000多人。
7月12日，八国联军会商进攻天津计划，决定由阿列克谢耶夫担任围攻天津的联军总指挥。7月13日凌晨，在阿列克谢耶夫指挥下，八国联军分两路总攻天津城。一路以俄军为主力的5000多联军，进犯天津城东北角三叉河口及黑炮台一带；一路由英、日、美、法等国军队组成的5000多人联军，从海光寺向天津城南门发起进攻。清军“闻之”，却“皆以击拳匪为忙”，在城内大肆屠杀义和团，仅半天时间，城内义和团坛场全遭破坏。而后，宋庆、马玉昆率军临阵脱逃，仓皇退往北仓、杨村。天津城内留守兵力只有少数义和团、清朝练军、水师营和打雁猎户，总共不足一万人，防守力量大为削弱。
坚守天津城南门的是义和团和清军何永盛部练军。此处城墙由于年久失修，多处坍塌，无法坚守。义和团和练军决河水淹灌，南门外顿时变成一片汪洋。联军抵达南门，踩着齐腰深的河水向前攻击。义和团民和何永盛练军及附近的打雁猎户，利用城外壕沟、坟丘及房屋作掩护，顽强灵活地阻击敌人。猎户凭借准确枪法在船上和芦苇丛中向敌人射击。5000多侵略军被四处射来的子弹打得晕头转向，进退两难，美军上校里斯库姆被当场击毙。战斗一直持续到第二天凌晨，敌人的数次进攻都被击退。无耻汉奸郑殿芳向侵略军报告了城内守备情况，一队日军扮作义和团民，在郑殿芳的引导下，赚开城门，用炸药炸开最不坚固的那段城墙，攻入城中。敌人攻进南门，义和团、清军与敌人展开激烈的巷战，张德成、杨寿臣等义和团首领身负重伤，练军守备宋春华英勇牺牲。下午，义和团及清军渐不能支，被迫撤出天津。南门保卫战，中国军民共击毙敌军750多人，其中击毙美军上校、日本少佐各一名，是中国人民抗击八国联军战斗中歼敌最多的一仗。
坚守天津城东北角的是义和团和清军水师营。攻打此地的联军沿路不断遭到义和团和清军的阻击，联军且战且进，直到14日凌晨，仍未攻到水师营附近。早已来到水师营附近，等待援军总攻的日军听说天津南门已被攻破，不待援军到来，即出击水师营的黑炮台，遭到义和团和清军的顽强抗击。不久，俄、德、法军数千人开到，联军合力猛攻。义和团及清军水师营顽强阻击，一连打退敌人的数次进攻。给敌人以很大杀伤，其中俄军就伤亡150多人。下午南门失守后，攻进南门的联军从背后向义和团和水师营袭击。守军和义和团腹背受敌，伤亡惨重，义和团被打散，清军也被迫撤出战斗。至此，天津城失陷。
八国联军攻占天津后，进行了野蛮的屠杀。当时天津城中大乱，逃难的人群纷纷涌向北门。侵略军在市中心鼓楼上架起大炮，对准稠密的人群“连放排炮，每一排必倒数十人；又连放开花炮，其弹于人丛中冲出城门外，死者益众”。以致“自城内鼓楼迄北门外水阁，积尸数里，高数尺”；天津西门也是“死尸山积”，海河内死尸漂溢，“阻塞河流”。积存在河堤上的血迹“从上到下，宽尺许，厚将及寸”。整个天津城内，死尸遍地，臭气熏天，饿犬争食。惨不忍睹。
在城乡，八国联军以搜捕义和团为名，肆意屠杀乡民。凡稍有可疑者，立即就地枪毙，甚至河东一对正在结婚拜天地的新婚夫妇，也因身着红衣，被侵略军疑为红灯照和义和团，“用枪一并轰毙”。
八国联军还一连数日纵火焚烧房屋，整个城市一片火海。河东“化为平地”，西郊烧成“废墟”。所有官署，除督署和海关道署外，全被焚毁。大多数商业区被付之一炬。天津城内，房屋无存。天津城外，到处碎砖破瓦，狼藉满地。成千上万的天津人民家破人亡，流离失所。
八国联军还大肆抢劫。在长芦盐务处，日军抢走白银200多万两；俄军将造币厂几百万两存银一劫而空；美军抢来的白银可堆成一座高、宽各30英尺的银山。各国士兵更是带枪结伙，游街串巷，挨家挨户进行搜刮。金银、珠宝、古玩、钟表等财物被洗劫一空。
八国联军在灭绝人性的烧杀淫掠的同时，还对天津分区占领，实行残酷的殖民统治。7月30日，帝国主义各国在天津设立“暂行管理津郡城厢内外地方事务都统衙门”（简称都统衙门），下设巡捕、卫生、财务、粮食及中国私人财产管理等部门，开始对天津、静海、宁河一带进行殖民统治。帝国主义各国为扩大在天津的侵略势力，还拼命争夺地盘，扩大租界。俄国将老龙头车站附近大片土地划为“租界”，面积多达5917亩，并声称这是俄国部队通过战争行动而取得的财产，是“征服者的权利”。同年12月30日，沙俄逼迫清政府签订《天津俄租界条约》。将霸占的“租界”合法化。英、法、日等国纷纷仿效，将租界外沿领土划归界内。意大利、比利时和奥地利也各自独占一块地方，竖起界碑，作为自己的统治地盘。1901年9月7日《辛丑条约》签订后，帝国主义各国本应从天津迅速撤兵，但它们一再推托，迟迟不把天津地区交还中国政府。直至1902年8月15日，各国才以不许中国军队在天津四周20里内驻扎等为条件，撤销都统衙门，向直隶总督袁世凯举行移交天津地区的仪式，勉强从天津撤出驻军。
天津都统衙门
天津都统衙门，全称是“暂行管理津郡城厢内外地方事务都统衙门”，又称“天津临时政府”。是八国联军攻陷天津后建立的殖民统治机构。
早在联军攻占天津之前，各国的指挥官就在酝酿武力统治天津的问题。1900年7月16日，即联军攻占天津的第二天，沙俄海军中将阿利克谢耶夫便借口讨论恢复天津秩序，召集各国指挥官会议，建议设一临时政府来管理天津，委派一名具有行政权的总督主持临时政府的工作，总督之下根据出兵的国家数目设立只拥有发言权的8人委员会。由于沙俄乘机独掌天津大权的意图明显，遭到多国指挥官的反对。7月18日，阿利克谢耶夫又召集第二次联军指挥官会议，提出由三国委派三名具有同等权力的成员，组成“临时政府”，这一折衷方案获得与会国的一致同意，并通过了由俄、日、英三国提出的沃加克上将、青木宣纯中佐和鲍维尔中校三人担任委员的提议。7月30日，天津都统衙门在原直隶总督衙门旧址成立。俄、日、英三国各推出的一名军官组成三人委员会，三人均称“都统”。至11月，又增加法、美、德军官各1名，扩大为六人委员会，次年4月15日，增加意大利军官1名，变成七人委员会，5月10日，美国代表退出，又变成六人委员会。分设总文案（即秘书处）、汉文案、巡捕处、发审司、库务司、工程局、卫生局、河巡捕等八个部门，均委外国军官和“中国通”掌管，另有一支由900名侵略军组成的“巡捕队”。起初，都统衙门的管辖范围为“天津城内及城外直到土围子一带的地方”，到1901年2月13日，其管辖范围扩展到天津四郊，设塘沽区、军粮城区、天津城区、天津南区和天津北区5个区进行管理，除天津城区外，每区委派1名军官担任区长官，在服从委员会领导的前提下，区长官有独立处理区内事务的行政权、用人权、治安权、司法权、征税权及开发权。由于统治区的扩大，天津都统衙门改名“天津地区临时政府”。天津都统衙门享有立法、行政、司法全权，对天津城乡居民实行残酷的军事殖民统治，是帝国主义联合侵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都统衙门的主要职能是镇压与防范人民反抗，它以重建秩序、保障安全为由，对义和团及天津官民进行血腥镇压和威胁恫吓，其巡捕队对城区分段清剿，两年多时间经审判而被杀害的中国人有66人，而巡捕队在各地区就地处决者更不计其数。
都统衙门的殖民统治还表现在拆毁城墙及破坏军事设施和防御工事上。它把天津城墙全部拆除，削平了天津、北塘、山海关、大沽、芦台、新河等20多处兵营和炮台，清政府在北直隶经营多年的防御工事被荡除。都统衙门的殖民统治还表现在无偿霸占天津官民财产、横征暴敛方面。它将天津地方政府的财物及许多官绅之家、富商大贾因逃避战乱而遗弃的家财全部没收。而后，广设税卡，大收捐税，共收捐税275万余两，支出257万余两，支出款项除相当部分用于发放各国委员及雇员的工资外，还用大量财力修建游乐厅、跑马场和妓院等，也有一部分用于疏河、修桥、修路等，但这不是为造福天津人民，而是为扩大军事侵略和榨取天津人民血汗服务的。
《辛丑条约》签订后，清政府与有关各国交涉交还天津。直到1902年5月间，公使团才允许交还天津，与各国商洽接收事宜。8月15日，直隶总督袁世凯接收天津，都统衙门撤销。
袁世凯在奏折中详述其接收天津的经过：“查天津交还一案，应由臣率同在津文武地方官前往接收，当经檄饬津海关道唐绍仪会同长芦盐运使杨宗濂、天津道张莲芬、天津镇总兵吴长纯等，督同天津府县暨随带文武各员，先期赴津，于七月初五日与各国驻津都统及各执事司员接洽晤面，各都统等均接见甚欢，任听华官在天津地方部署一切，并准各委员至该都统署考查各司员所办之事。查天津自各国联军占据以后，创设都统衙门，治理地面，其自天津全县以逮宁河县镇、塘沽北塘、沿海各地，均归管辖，该都统署内划分八股办事，一总文案、一汉文、一巡捕、一河巡捕、一发审、一库务、一工程局、一卫生局。其外复有划分四段，一城北段、一城南段、一军粮城段、一塘沽段。每段每股均各派员分司其事，此各国在津治理地方之大略情形也。现既议定接收，所有各股各段，均经臣预先遴员前往接替，并将臣前在保定募练之巡警队两千人，预调来津按段接办。其各国原设之华捕一千余人，亦暂行酌留，免其流落滋事。复在附近津城二十里内，按东西南北及四隅，分设保甲局八处，每局派文武员弁各一人，酌带马步巡丁，稽查匪类。其二十里外，则分拨营队扼要屯扎，海口及附近铁路各处，酌派水陆巡警队，分布弹压。以上各项，均饬由唐绍仪等先期筹商布置就绪，议明于十二月一律任事。”
袁世凯乘火车由北京到天津后，直赴都统衙门，将所有地段及官场各产一一接收，并由各都统当面呈交会议日录、财务簿、银款票据、各案犯卷宗、各工程卷宗、各合同底卷、袁与各都统签字画押，随即将都统衙门裁撤，各联军巡捕队开拔离津。至此，帝国主义列强在天津的殖民统治宣告结束。
庚子死节五大臣
1900年7月29日和8月11日，清廷先后诛杀许景澄、袁昶、徐用仪、立山、联元等五大臣。义和团初起，许景澄和袁昶等就主张力行镇压。许景澄，浙江嘉兴人，同治进士，1880年为出使日本大臣，1884年任驻法、德、意、荷、奥五国公使，1885年兼任驻比利时公使，1890年任驻俄、德、奥、荷公使。1898年9月，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兼工部左侍郎。袁昶，浙江桐庐人，光绪进士，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曾参加中法《天津条约》的谈判，1898年向朝廷上书，提出理财、练兵、开矿、洋务以及改官制、兴学校等建议，引起光绪帝的注意。同年9月调直隶，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1899年任太常寺卿。
1900年5、6月间义和团运动在京津地区轰轰烈烈展开，许景澄和袁昶与一众力主招抚义和团的朝臣不断辩难，坚决主张镇压，以免祸起萧墙，终至不可收拾。1900年6月18日，许景澄和袁昶二人上奏反对利用义和团向列国开衅，言：拳匪乃白莲教余孽，在北京杀人放火，请责成裕禄速剿，以免酿成大祸。7月8日，二人又上奏：祸乱日亟，局势垂危，请保护使馆，责令甘军退出城外，令荣禄限期驱逐义和团。7月23日，在八国联军围攻天津，沙俄大举侵略东北，义和团和清军艰苦抵御列强，形势极为危急的时候，许、袁预料中国断无侥幸战胜列国之理，遂冒死第三次上书，请诛毓贤、裕禄、董福祥、刚毅、那桐等误国误民信崇义和团邪术大臣，以取信各国，挽救时局。上书言：拳匪初起，容易荡平，毓贤、裕禄养痈遗患，以致今日如此形势。拳匪实乃心腹大患，无知大员竟视为义民，为各国所仇笑。拳匪所谓扶清灭洋，是灭在中国之洋？抑或灭五大洲之洋？此实是横挑边衅，以天下为儿戏。裕禄谎报大沽全胜，董福祥纵容部众乱杀洋人，徐桐素来糊涂不识利害，刚毅与拳匪勾结冥顽之极，启秀谬执己见坚持开衅，赵舒翘居心叵测工于奉迎乱为拳匪张目，此数人皆为误国误民信崇拳匪邪术之可杀大臣。近日天津失陷，洋兵节节进逼，诚恐旬日之间，直扑京城，恃拳匪阻洋兵进城难矣。当今之计，间不容发，非痛剿拳匪，无辞以止洋兵；不诛袒护拳匪大臣，不足以剿拳匪。其他袒护拳匪大臣，不论亲疏，亦当治以重罪，以使误国误民信崇乱民邪术者戒之。此疏一上，载漪、刚毅等大怒，言必杀二人以泄愤，遂向慈禧太后进言，说：许景澄、袁昶二人为光绪亲臣，常对太后不敬，请捕之杀之。慈禧联想到近一月来凡议朝政，许、袁二人总是大言炎炎，动辄顶撞，再经载漪、刚毅等添油加醋地诬陷，顿时大怒，下令杀此二人，以封众臣之口。7月28日，许、袁二人被捕。29日，上谕二人罪状，言：屡次被人参奏，声名恶劣，平日办理洋务，各存私心，每遇召见，任意妄奏，莠言乱政，且语多离间，实属大不敬。当日，即押往菜市口处斩。沿途义和团见斩二人，无不拍掌大笑。行至刑场，监斩官徐桐子徐承煜欲侮辱二人，二人严辞痛斥，从容就刑。二人死后，载漪、刚毅等余怒未息，二人家眷不敢收尸。第二日，兵部尚书徐用仪凄然下泪，派人用棺木收敛。
8月11日，载漪等诬主和者兵部尚书徐用仪办理洋务遗祸、户部尚书立山私通洋人、内阁学士联元犯有离间罪，矫命处斩三人。徐用仪，浙江海盐人，咸丰举人。义和团运动兴起后，在历次朝议中，主张“民团不可深恃，外衅不可深启”，力主和议，多次冒犯慈禧太后。立山、联元二人被杀也是如此原因。
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后，逃亡西安的慈禧太后令李鸿章等与各国议和。各国公使首先提出治载漪、刚毅、董福祥等人死罪，并要求开复徐用仪等五大臣原职，以示昭雪。
1901年2月，各国公使以照会形式正式压迫清政府，要求开复徐用仪、许景澄、袁昶、联元、立山五大臣原职。在各国公使的不断压迫下，清廷无奈，只得于2月13日下旨，恢复徐用仪等五大臣原职，满足了各国公使的要求。因此，此五大臣始被称为“庚子死节五大臣”。
八国联军攻占北京
1900年7月14日，八国联军攻占天津后，积极准备进攻北京。
八国联军攻占天津后，在选任联军统帅和何时进军北京问题上发生分歧。7月27日、8月1日和3日，联军三次召开会议，协调关系，计议进军北京问题。8月3日，联军决定次日进军北京。因各国均欲遣将做联军统帅，无一国相让，故决定各国统兵将领于每晚或必要时集会一次，集体商定进军和协作问题。
1900年8月4日午后3时，八国联军2万多人从天津出发，沿运河两岸向北京推进。这2万余人中，日军8000多人，俄军4800多人，英军3000多人，美军2000多人，法军800多人，意大利奥地利共100多人。
德军主力8000多人正在赶赴中国途中，此次进军北京只有200多人。联军分两路向北京推进，英、日、美军担任左翼，沿运河西岸北进；俄、法等国军队担任右翼，沿运河东岸北进。
此时，京、津地区义和团由于清政府的分化和清军的围剿，已散失殆尽。但各地勤王军也已抵京津一线，达3万人之众，驻北京地区武卫军、甘军及虎神营等约3万人，从天津溃退下来的宋庆、马玉昆部有1万多人，再加上直隶练军，总数在10万人左右。虽有10万人之众，但能战者不多，只有武卫军、甘军虎神营、马玉昆部及少数精锐练军共约四五万人勉强能战，其余均是乌合之众，且军出多门，朝令夕改，再加上慈禧太后被八国联军吓破了胆，一再电催李鸿章北上，与列强谈判，企图通过乞和投降换取联军停止进攻北京，未选派得力将领进行周密布防，致使八国联军向北京推进势如破竹，清军和义和团节节抵抗，节节败退。8月5日，河西左翼日、英、美联军抵达北仓。守军马玉昆部和聂士成残部与当地义和团民在运河两岸挖掘战壕，放河水阻遏敌军，打退敌数次进攻。后联军猛攻由聂士成残部把守的韩家墅，随即从侧翼夹攻，清军不支，北仓失守。北仓之战，联军伤亡颇重，其中日军伤亡400多人。河东右翼俄法联军因清军挖掘运河水阻挡，未能前进。北仓失陷，清军退至杨村，裕禄、宋庆、马玉昆合兵一处。6日，联军进攻杨村，宋庆、马玉昆督军应战，双方大炮猛轰。不久，清军不支败退。宋庆、马玉昆部北逃通州，裕禄“见事不可为，口呼智穷力竭，辜负皇恩”，自杀身亡。8月7日，坚决主张抗击八国联军、力阻议和投降的帮办武卫军事务大臣李秉衡抵达河西务。9日，李秉衡率张春发、万本华、夏辛酉等部勤王军与敌交战。但这些清军战斗力极差，联军扑至，稍作抵抗，见联军势猛，一溃而散，逃回本省。李秉衡无奈，只得于10日率残部退往通州张家湾。
8月11日，八国联军跟追扑至张家湾。此时，各省勤王军已散，能战的武卫军已退至北京防守。李秉衡见大势已去，遂上奏朝廷言：“就连日目击情形，军队数万充塞道路，闻敌辄溃，实未一战。所过村镇则焚掠一空，以致臣采买无物，人马饥困。臣自少至老屡经兵火，实所未见。”书完奏稿，自杀殉国。李秉衡曾试图严明军纪，但联军进攻不止，无一刻喘息。
8月12日，敌军扑至通州，宋庆部一触即溃，退回北京。联军马不停蹄，跟追而来，于13日直逼北京城下。
8月13日，八国联军进抵北京城外，北京城内一片混乱。义和团和部分甘军猛攻东交民巷公使馆，企图拿获各国公使作人质，胁迫各国退兵。各国公使知救兵将至，拼死抵抗。慈禧太后企图利用停火协议保住北京的打算已经落空，准备逃离出京。王公大臣、文武官员、甚至各部院当差人员更是惊慌失措，争相携带家眷财物出京外逃。清政府统治机构完全瘫痪，整个北京混乱不堪。但载漪的神机营和虎神营、董福祥的甘军、荣禄的武卫军以及其他残兵，共4万多人，仍分头防御，坚持守卫京城。
八国联军抵达北京城外的当天，即8月13日，议定15日总攻北京。然而，俄军于当日深夜即首先向北京东便门发起进攻。防守东便门的甘军和义和团顽强抵抗，给俄军以很大杀伤。战至14日凌晨2点，守军抵敌不住，东便门陷落。紧接着，俄军猛攻建国门，甘军隐蔽在城墙上向敌人猛烈射击，俄军死伤甚多。从午夜2点激战到天明10点，俄军伤亡惨重，却未前进一步。俄军统帅华西里耶夫斯基亲自上阵，督军猛攻，甘军火力猛烈，一枪击中华西里耶夫斯基右胸，将其射成重伤。直至下午2时，俄军在付出重大伤亡后，才攻入建国门内，但仍不断遭到甘军的冷枪射击。
当13日俄军首先进攻后，各国联军也拔队攻城。
日军进攻朝阳门和东直门，并动用18门野炮和36门山炮猛烈轰击，甘军顽强阻击，死拼不退。日军组织敢死队，反复冲锋，多次逼近城墙，均被甘军击退。双方战至次日黄昏，甘军无法再战，被迫撤出，日军占领朝阳门。与此同时，英军进攻广渠门，守卫此地的武卫军和八旗军一轰而散，英军兵不血刃，首先攻入京城，并于14日下午挺进到东交民巷，解救了正受围困的各国公使。随后，法、美等国军队也相继攻入城内。甘军、部分清军及义和团和八国联军展开巷战。
8月15日凌晨，慈禧得知八国联军已攻入内城，惊恐万状，急忙携光绪、傅傍等人，在载沣、刚毅和近千名兵勇的护送下，出西直门逃离北京，先到太原，后转至西安。就在慈禧出逃的当天，京城内义和团及清军仍与敌人进行着激烈巷战，拼死守卫皇宫。
8月15日夜，清军的抵抗基本结束，八国联军全面占领北京。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后，实行野蛮的屠城。联军日夜包围义和团各坛口，遇团民即杀。仅庄王府一处，就屠杀1700多义和团民。法国士兵曾将一群平民逼进一条死胡同，开枪扫射达15分钟之久，直至一人不剩。联军士兵肆意闯入民宅，乱砍乱杀，蹂躏妇女，乃至京城百家之中“所全不过十室”。许多妇女受辱后含恨自尽，自尽的女尸无人解下，“经时即久，项断身落，而头尚悬其上”。原在北京的传教士，这时穿上军装，为联军指点道路，搜索昔日袒护义和团的官家民户，以便联军剿杀。经过联军报复性屠杀，北京“成了真正的坟场”，很多地方尸骨堆集如山，无数家庭“虚无一人，而遗尸未散，蛆出户外”。八国联军恨义和团入骨，北京城中凡曾设坛之处，无论府邸、寺庙、民宅，一概举火焚之。经过联军大肆纵火，北京的官邸、府院、寺庙、民宅、城垣、宫苑，都遭到大规模焚烧和破坏，有些甚而瓦砾无存。翰林院被火焚毁，清廷许多部门档案文稿被集中在长安门内付之一炬，黑烟纸灰蔽空迷目，多册《永乐大典》及许多珍贵图书皆被烈火吞没。从地安门以西至西安门以北，“其房屋焚毁无数”，地安门以东到东安门以北，房屋仅存十之二三；前门至东四牌楼以南，更是破壁残垣，满目荒凉。昔日饰满金漆房舍的北京城失去了“数百年来巍奂之美观”，到处“是一片罗列着萧条残物的荒野”。八国联军侵入北京后，“曾特许军人公开抢劫三日”。于是，侵略者无物不抢，无物不夺。从金银器皿到珠宝古玩，无不成为他们劫掠的对象。在联军的无情劫掠下，宫中财物损失过半，贵重之物无一遗存。三海（北海、中海、南海）、颐和园均遭浩劫，财产损失难以估计。京城内神坛、寺庙、官署及王公府第亦不能幸免。日军仅从户部就劫走白银290多万两，法军从礼王府抢走白银200多万两，北京天文台10件古代天文仪器被德、法两国瓜分。据不完全统计，官府各库银款损失约计6000万两左右。联军士兵还以搜查义和团为名，携带洋枪，三五成群地闯入民宅，挨家挨户进行搜刮和抢劫。各国外交官、传教士及侨民也趁火打劫，大肆剽掠。
经过如此浩劫，中国“自元明以来之积蓄，上自典章文物，下至国宝奇珍，扫地遂尽”，所失“数万万不止”。
八国联军除了烧杀抢掠之外，还纷纷划定区域，实行分区占领。北京外城被德、美、英三国占据，内城则由日、德、俄、美、英、法、意等国瓜分。“各国所管之界，均用各国旗帜以分别。”随后，八国联军成立“北京管理委员会”，对北京实行军事殖民统治。
自立军起义
义和团运动兴起后，慈禧太后专权，排斥光绪，拟借义和团报复勒逼自己归政光绪之各国列强。以唐才常为首的国内部分保皇党人认为勤王时机已到，加紧组织勤王武装，拟相机行事。
唐才常，字佛尘，湖南浏阳人。出身于封建士大夫家庭，1898年戊戌维新期间，在湖南参加变法运动，广泛宣传资产阶级民权思想及君主立宪制度，与谭嗣同齐名，时称“浏阳双杰”。他曾应谭嗣同之邀赴京，准备参与新政，行至汉口，慈禧已发动政变，囚光绪帝，杀谭嗣同等六君子。他悲愤至极，决心“树大节，倡大难，行大改革”，推翻以慈禧为首的顽固派政权，拥立光绪帝复辟，恢复变法新政。为此赶赴上海，后辗转至香港、新加坡和日本，在日本与康有为、孙中山取得联系。当时康有为正大力提倡保皇，鼓动起兵勤王。孙中山也密谋发动反清武装起义。保皇党和革命派都把唐才常看作在国内组织武装起义的倚重人物。康有为给他3万元活动经费，并表示愿以募集到的30万元继续支持。
唐才常为广泛联络保皇党人，以便组织勤王，于1900年2月在上海英租界成立了正气会，3月更名自立会，主旨是救亡图存，抵抗外侮，保国忠君，武装起事。义和团运动轰轰烈烈发展起来后，唐才常决定乘机起兵勤王。
由于唐才常与保皇派和革命派都保持密切联系，受到双方的影响，思想上经常呈现自相矛盾的状态：既有反满倾向，却又主张保皇；既对义和团运动持否定态度，又认为机不可失，试图利用义和团造成的动荡局面发动武装起义。唐才常依靠的武装力量是长江中下游地区的会党组织和新军中下级军官及士兵。为便于联络各地会党和新军官兵，唐才常采取了秘密结社中传统的建山堂、发票布的办法。自立会会员称“会友”，每人发“富有票”一张，上书救国保民的政治宗旨，作为会员凭证。自立会建立富有山堂，设有正龙头、副龙头、内八堂、外八堂等名目，体系庞大。许多省份会党头目均名列其中，唐才常也被列为副龙头。
在筹建勤王军队过程中，唐才常一方面接受康、梁等人的指导，另一方面又遥奉孙中山为“极峰”，在两派中左右逢源，“各方咸为之用”。经过上述努力，唐才常领导的武装力量发展十分迅猛。到1900年6、7月问，人数已达10万多人，遍布鄂、皖、赣、湘各省的会党组织及新军中。
7月26日，唐才常以保国保种为号召，邀集容闳、严复、章太炎、文廷式等社会名流与正气会员在上海张园召开会议，号称“国会”，后改为“中国议会”。容闳被推为议长，严复为副议长，唐才常任总干事，总会设在上海。国会宣布三项宗旨：（1）保全中国自立之权，创造新自立国；（2）不认满清政府有统治中国之权；（3）请光绪皇帝复辟。唐才常召开国会，旨在借重社会名流的声望以资号召，并使武装勤王取得合法地位。但会上争吵激烈，在依靠哪一派政治力量保全中国的策略问题上分歧很大。有人主张迎光绪南下，有人主张排满不迎。就迎光绪南下问题，有人主张借重张之洞、李鸿章等地方督抚；有人主张依恃日本和英、美等列强。只有在反对慈禧太后和义和团这一点上，众人的意见是一致的。那些社会名流旨在发扬清议，依靠张之洞等地方实力派保护中国东南，没有与清廷决裂的勇气和决心；唐才常等人则十分痛恨后党顽固派，坚决主张勤王起事。由于几派意见始终无法统一，唐才常等人毅然决定在正气会内恢复自立会名目，并于8月2日以“总会理事员”名义宣布篆刻关防，组成自立军，任命自立军统带，并挟国会以自重，作为起事以后立国建制的雏形和统率自立军的最高机构。国会名义上是自立军的领导机关，但实际上自立军领导权仍掌握在唐才常手中。
就在唐才常等人在上海活动之际，发动自立军起事的骨干林圭、傅慈祥等人也在武汉加紧武装起事的准备，并于汉口英租界李慎德堂设立自立军机关总部，将各地自立军勤王武装分为中、前、后、左、右各军及总会亲军、先锋营，共7军，兵力约2万人。中军为自立军本部，设在武汉，由林圭、傅慈祥统领；前军在安徽大通，由秦力山、吴禄贞指挥；后军在安徽安庆，由田邦睿负责；左军在湖南常德，陈犹龙统之；右军在湖北新堤（洪湖县城关），由沈荩统率；总会亲军和先锋营在武汉，由唐才常亲自指挥，唐并负责节制诸军。
起义原定于8月9日在汉口发动，拟以汉口为中心，湘、鄂、皖各地五路兵马同时响应，但因康、梁等人允诺的汇款迟迟未到，自立军粮饷无着，起义日期只得后延，待款而动。
然而，因长江沿岸戒严，安徽大通自立军前军未能接到起义延期的通知。秦力山、吴禄贞等人于8月9日准时起义，一举轰毁大通盐局，击毁盐局轮船、厘卡炮船多艘，夺得炮船8只，占领了大通县城。两江总督刘坤一、安徽巡抚王之春急调湖北、安徽两省清军全力进剿，另派3艘兵轮驶人大通江面进行堵截。经三天战斗，义军伤亡惨重，秦力山、吴禄贞只好率众退往九华山，随后解散义军。大通起义就此失败。
8月9日当天，唐才常从上海溯江西上，抵汉口指挥起义，但因炮械延误，起义时间一拖再拖。这时大通起义失利的消息传来，湖北清军又蠢蠢欲动。唐才常、林圭等人默察形势，决定破釜沉舟，于8月28日在汉口起义，湘、鄂各地同时并举，计划汉口自立军先夺取汉阳兵工厂，解决武器装备后一举占领武汉三镇，然后挥师西安，救回光绪帝（此时由于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光绪随慈禧逃往西安）。
湖广总督张之洞对自立军的活动早有了解。义和团兴起后，英国一面极力拉拢张之洞结成“东南互保”，一面策动康有为指使自立军拥立张之洞在长江流域宣布独立，建立“东南自立之国”。唐才常、林圭等奉康有为旨意，也曾劝说张之洞宣布独立，脱离清政府。在清廷、英国和自立军三者之间，张之洞反复权衡，态度暧昧。但到自立军起事前，慈禧与光绪已从北京安全逃往西安，清政府得以苟延残喘，于是张之洞决计剿灭自立军，并将这一决定通告英国驻汉口领事傅磊斯。
英国此前也暗中支持唐才常，有意把自立军作为可资利用的肢解中国的途径之一。但此刻八国联军正与清政府洽谈媾和条件，对慈禧采取“保全主义”；同时英国也惧怕自立军起义动摇它在长江流域的统治秩序，故转变态度，支持张之洞扑灭自立军。
8月21日晚，张之洞下令清军包围唐才常、林圭
在前花楼街宝顺里4号的住所和设在汉口英租界内李慎德堂的自立军总部，并于次日清晨逮捕了唐才常、林圭等30多人，查获自立军大批军械、印章、书札及“富有票”等。次日清晨，唐才常、林圭、傅慈祥等20余人在武昌紫阳湖畔被残酷杀害。
退往九华山的秦力山、吴禄贞得知唐才常等人被害后，立即解散部队，分别潜伏。新堤自立军右军一部及湖北蒲圻、麻城、沙市、巴东和湖南常德、岳州等地的自立军及会党组织也曾举行起义或开展零星、分散的斗争，但在张之洞严厉镇压下也相继失败。
唐才常领导的自立军是资产阶级革命派、保皇党及各地会党等诸多社会力量组成的联盟武装，其成立伊始，政治纲领就自相矛盾，宗旨模糊，兼之对英帝国主义和洋务派官僚张之洞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因而起义未给清政府造成沉重打击即迅速失败。但自立军起义是戊戌变法后在长江流域掀起的有10多万人参加的武装斗争，锋芒直指掌握清朝实权的后党顽固派，在当时具有进步意义。这次起义还吸引了革命派参加，导致了保皇派的分化和革命派的发展，为推动两湖地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创造了条件。
沙俄侵占东三省
沙俄早有吞我东北野心，时刻窥伺时机。1900年初，华北地区义和团运动高涨，东北地区义和团也不断拆铁路焚教堂杀教士。东北教会势力主要是沙俄的东正教，义和团运动的兴起，打击了俄国在东北的侵略势力。俄国乃决定借机出兵，吞并东北。
沙俄财政大臣维特声称：在中国东北，只要有10万至15万军队，就能把中国打得粉碎。
6月17日，八国联军攻占大沽口炮台。23日，俄国宣布与东北接壤的阿穆尔军区和西伯利亚军区的部队进入战争状态，开始紧张的战争部署。到7月初，已动员部队11.6万多人，组成4个军团，做好了进攻中国东北和华北的准备。沙俄的军事计划是：以旅顺口为基地的西伯利亚第一军团，负责夺取大沽、天津和营口，进逼北京和盛京（沈阳）；以伯力为基地的西伯利亚第二军团，作战方向是哈尔滨，占领哈尔滨后，迂回包围盛京；由阿穆尔军区部队右翼组成的西伯利亚第三军团以斯列田斯克为基地，从呼伦贝尔城（海拉尔）和海兰泡两个方向直趋齐齐哈尔，攻占齐齐哈尔后，也迂回进攻盛京；阿穆尔军区部队左翼组成登陆军团，以海参崴为基地，作战方向是宁古塔、吉林，最后目标同样是盛京。
在上述四路军队中，旅顺口、海兰泡和伯力三路为主力。
为便于军事指挥，沙俄政府将北直隶和南满战场（旅顺口至盛京）交给关东地区部队和太平洋海军司令官阿列克谢耶夫中将指挥，将北满战场（吉林、黑龙江两省）交给阿穆尔军区司令格罗杰科夫指挥。陆军大臣库罗巴特金负责全面战事，直接向沙皇负责。
7月8日，俄军借口保护俄在东北的中东铁路，向黑龙江将军寿山提出将俄军数千名取道瑷珲、齐齐哈尔运往哈尔滨。寿山严词拒绝，言：中东铁路，中国给予保护，俄军如果来犯，中国坚决回击。9日，俄国发出侵略东北的动员令，沙皇亲自担任侵华俄军总司令。
7月14日，俄军15万分路向我东北入侵。15日，俄国一部抵达瑷珲，首先向守城清军启衅，守军起而抗击，俄军不敌退至海兰泡。从16日到21日，俄军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海兰泡和江东六十四屯大惨案，在两地分别残酷屠杀我和平居民六七千人，揭开武装进犯中国东北的序幕。
7月18日，负责从伯力一线进攻哈尔滨的俄军开始出动。27日，俄军攻占三姓（黑龙江伊兰）后，继续向哈尔滨进犯。8月3日，俄军进攻呼兰，于当晚进抵哈尔滨松花江码头。4日，哈尔滨陷落。
7月25日，负责从旅顺金州一线向盛京推进的俄军开始进攻熊岳地区，守军不战而退。8月1日，俄军又攻占盖州，重镇营口告急。营口道台临镇脱逃。4日，俄军进攻营口，清军稍一接仗，便溃散奔逃。俄军未经战斗，即占营口。
8月2日，负责由海兰泡方向向齐齐哈尔推进的俄军攻占了黑龙江对面的重镇黑河屯。3日，俄军在付出重大代价后攻占了黑河和瑷珲之间的卡伦山。4日，俄军抵达瑷珲城郊，随后进行水路三面围攻，守军英勇抗击，激战终日，因敌强我弱，城陷。
短短的半个月时间，俄军大举推进，黑龙江三大要地——瑷珲、营口、哈尔滨，于8月4日同时陷落，整个黑龙江省只余齐齐哈尔一城。
俄军于8月4日攻占瑷珲后，随即向齐齐哈尔方向推进。清军将领凤翔率军节节抗击，不断给俄军以沉重打击。10日，在兴安岭伏击战中，凤翔英勇阵亡。14日，清将恒玉接替凤翔职务，继续抗击俄军。17日，经激战，俄军在付出重大代价后，攻占墨尔根城（今嫩江县城）。19日，坚决主张抗击俄军的黑龙江将军寿山，接到清政府的议和令，当即令黑龙江营务处总办程德全与俄军议和。俄军拒绝，继续向齐齐哈尔进攻。此时的齐齐哈尔，难民云集城内外，一片混乱。24日，俄军渡过谟纳尔河，逼近齐齐哈尔。27日，俄军猛攻齐齐哈尔。寿山见大势已去，对部署言：“不能战，也不能守，亦并不与俄人见面。”遂令部署以枪击其头，自杀殉国。8月28日，俄军攻入齐齐哈尔。至此，黑龙江全省陷落。从海参崴一线向吉林城推进的俄军，兵分两路：一路出双城子进攻牡丹江，一路由新基辅斯克出发进攻珲春。7月25日，双城子俄军攻占牡丹江车站。7月1日，新基辅斯克俄军攻占珲春。随后，攻占珲春之俄军移兵牡丹江，集中兵力进攻吉林重镇宁古塔。8月27日，俄军大举猛攻久攻不下的宁古塔清军重要阵地艾河村。次日，艾河村陷落，宁古塔守将双龄弃城而去。29日，俄军不战而得宁古塔。
吉林将军长顺早就主张议和。8月25日，长顺派人赴哈尔滨与俄军议和，约定俄军到吉林省城吉林城时，清军以白旗相见。俄军占宁古塔后，直趋吉林城，沿途清军奉长顺之令，不开一枪，皆举白旗。9月23日，俄军先头部队经长途奔波，疲惫不堪地进入吉林城，长顺投降。至此，吉林全省陷落。8月4日营口陷落后，俄军随即逼近海城。8日，俄军收缩兵力，集中攻击海城。10日，俄军分三路围攻海城。守军和义和团英勇抵抗，终因武器落后和各军不相统属，作战混乱，虽给俄军一定杀伤，但没能阻止俄军的猛攻。12日，海城陷落，俄军“大杀十日”，和平居民惨遭屠戮。这时，八国联军正向北京推进，沙俄遂抽调兵力到京津，暂时放松了对盛京一线的进攻。9月初，俄军陆续从京津战线撤出，转至海城。9月21日，海城和营口已集中俄军2万人。
9月23日，俄军由海城向盛京推进。24日，俄军抵牛庄，经激战，占领牛庄。26日，占领鞍山。27日，占领沙河，辽阳已无险可守。28日，俄军向辽阳进军，清军败走。29日，俄军进占辽阳。辽阳陷落，盛京失去屏障，再加上清军上下已无斗志，整个辽宁省岌岌可危。
俄军攻占辽阳后，盛京将军增祺当日即派人向阿列克谢耶夫乞和，不允。增祺明知局势危急，不但不组织抵抗，反而于当夜逃往新民厅。盛京副都统晋昌也把军队一抛，出法库门，逃往库鲁王旗。吉林省文武大员一个个也争先逃出盛京。清军全部溃散。城中百姓也纷纷出逃。城里城外，一片混乱。
10月1日，俄军先遣骑兵抵达盛京城外，随即从南门人城，占领盛京皇宫和盛京将军府等衙署，掳去枪炮弹药无数，爆破了军火局。
10月2日，大批俄军进城。至此，东北全境陷落。
两宫太后“庚子西狩”
1900年8月10日，八国联军大败屯军河西务的李秉衡军，清廷知联军不可阻挡，攻陷北京乃迟早之事，遂下诏“西巡”，并准备车辆。12日，慈禧太后令赴使馆求和，朝臣个个推辞，均不敢往。13日，八国联军进逼北京城下，皇宫日夜不安。14日，八国联军攻城，外城破。清军退入内城，与八国联军展开激烈巷战，城中大乱。慈禧太后忧心如焚，一日召见朝臣五次。朝臣越到越少，夜深12时召见，只王文韶、刚毅、赵舒翘三人到。慈禧不禁垂泪道：“只剩你三人在此，其余均舍我母子二人而去，你三人务必随驾西行。”三人诺诺。
1900年8月15日晨，内城巷战更紧。慈禧换上蓝布衫，梳汉式头，扮作乡下农妇。光绪换上黑纱厂衫和黑布短裙。慈禧诏令妃嫔不准随行，并不顾光绪泣求，推珍妃于井中，而后出西华门奔德胜门，出德胜门西奔而去。太后和光绪均乘驴车，同行人很少，只有太监数人步行相随。沿途不时有人赶上同行，到怀来县时，已有载漪、奕勖、载勋、刚毅、王文韶等大臣10余人，各部司10余人，护驾将士200多人。这一日，两宫等忙于逃难，滴水未进。护驾将士以随驾为名开道，驾尚未到，乱兵已至，抢的居民铺户，处处皆空。銮驾未到，民户已跑光，食物已抢尽。当晚抵贯市，两宫等已饿了一天，有民户献上麦豆，众人捧在手里吃了。当晚住在清真寺中，天冷无卧具，村妇送来未干的布被，两宫只好将就铺上睡下。贯市富商李姓，请圣驾喝小米粥，并奉上三乘驼轿，两宫和皇帝这才吃顿饱饭，免了乘驴车之苦。
16日，两宫携皇帝再行，白天酷热，行路很苦，傍晚才到居庸关。整整一日，两宫只吃了两个鸡蛋，其他人却都饿着。17日，抵怀来县，县令吴永来接，匆忙准备行馆饮食，不料饮食被饥饿的士兵们抢吃了。给随从们熬的小米粥，三锅只保住一锅没被乱兵抢吃掉。慈禧无奈，只好将就着喝了点粥。喝完粥，慈禧要吃鸡蛋，吴永急派人上街去找。找来找去只找到5个。慈禧吃了3个，两个留给光绪。慈禧又要换衣，吴永只好将母亲的遗衣奉上，公主们也只好将就着穿吴永的衣服。19日，两宫抵沙城，宣化府备轿4顶，并送旗装若干。至此，慈禧等才有轿乘，有旗装穿。
20日，两宫抵鸡鸣驿，以光绪帝名义发布久经修改之罪己诏。诏曰：近日民教不和，变生仓促，竟至震惊九庙，慈舆播迁。自顾藐躬，负罪实甚。然祸乱之萌，非一朝一夕，果使大小臣工有公忠体国之忱，无泄沓偷安之习，何至一旦败坏若此？尔中外文武大小臣工天良何在？试念平日之爱恩遇者何若？其自许忠义者安在？此罪己诏是随行的军机章京鲍心增随拟，初稿原有许多沉痛自责字句，经过亲王大臣们七删八改，成为慈禧毫无过失，有责任的只是光绪，有罪的只是大小臣工的诏书。罪己诏后段自然有一些卧薪尝胆励精图治等一番废话，但既然罪己都不能做到，还能吸取教训励精图治吗？21日，两宫抵宣化府。此乃大镇，供应稍好。早已疲惫不堪的两宫等在此休息4日，略养精神。在宣化，慈禧太后令陕西巡抚端方在西安预备驻跸之所，初定入陕避难。25日，两宫离宣化抵左卫原。26日抵怀安县城，27日抵天镇县城，28日抵聚乐堡。
30日，两官携光绪抵大同府。大同城镇较大，大同府总兵衙门食宿条件也比前此各地均好。两宫遂准备在此休息4日后再行。自8月15日出京到30日抵大同府，半月之间，两宫及皇帝备尝艰辛，随从大臣更是苦不堪言。直到抵达大同，供应稍觉全备，众人始脱饥饿之苦。
9月3日，两宫在大同总兵府休整了4天后，从大同起驾至怀仁县。在怀仁县住了一夜，4日启抵岱得堡，又住一夜。5日到广武镇，6日到阳明堡并过雁门关，7日到原平镇。
9月8日，两宫到忻州城。忻州知府已备好黄轿3乘，绿轿2乘。如此，两宫和光绪才恢复了威仪。9日，两宫携光绪抵达黄土寨。9月10日，两宫銮驾抵达太原。乾隆帝巡幸五台山时曾住太原，供张、陈设、仪物均在。慈禧一行住进行宫，顿时恢复了宫中气派。慈禧高兴地说许多物件连宫中都没有，心中大安，准备在此暂住一段时间。
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后，慈禧下令奕勖、李鸿章与各国议和，自己则越走越远，惟恐联军追及。约在8月底，日本首先提出两官携皇帝回官，以便议和。9月2日，端方将日本此意转告在大同的慈禧。慈禧不予理会，并于3日离开大同，向太原进发。8月29日和9月17日、26日，杨儒、李鸿章、奕勖等纷纷奏请两宫回京，以便主持大局。9月15日、16日、21日、23日，日本、比利时、俄国、美国等国先后要求并规劝两宫回京，以便议和。
对于中外敦请回銮的奏报，慈禧或者推托敷衍，或者干脆不理。慈禧太后当初力主排外，终至与各国宣战，惟恐各国报复。现联军仍在北京，且四处攻掠，山西震动，山东惊恐，慈禧避之犹恐不及，哪里还敢回京送上门去。慈禧太后早已打定主意，联军一日不撤出北京，就一日不作回京之想。因此，9月12日，慈禧再次让端方在西安预备驻跸之所。
9月29日，慈禧不顾中外反复恳切的回銮要求，下诏于10月1日巡幸西安。
10月1日，两宫携光绪在董福祥部甘军护送下，从太原起驾西行。2日抵达祁县，3日抵达平遥，4日抵达介休，5日抵达灵石，6日抵达霍州，7日抵达赵城，9日抵达平阳，11日抵达曲沃侯马，12日抵达闻喜，14日抵达临晋，17日抵达蒲州，19日抵达潼关，21日抵达毕节，22日抵达华州，25日抵达西安临潼。
10月26日，两宫銮驾抵达西安。西安本是古都，慈禧初到，颇有自慰之意。慈禧一到西安，即把巡抚衙门改为行宫，准备一直住到联军撤出北京为止。
在两宫銮驾直趋西安的过程中，10月3日、4日、5日、6日、9日，美国、意大利、法国、德国等仍然不断要求两官回京。张之洞、刘坤一、袁世凯、盛宣怀等封疆大吏也情辞恳切，纷纷奏请两宫回京。慈禧当然不为之所动。从8月15日两宫携光绪离京，到10月26日两宫銮驾抵达西安，这两个多月颠簸流离的大逃难，就是两官太后的“庚子西狩”。
庚子惠州之役
1897年夏，孙中山离开英国，再次旅居日本。在将近三年中，他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不辞辛劳地宣传革命，发展兴中会组织；广泛结交日本“贤豪”，努力争取日本朝野人士的支持；并多次与逃亡日本的康有为、梁启超商谈合作，希望他们从保皇转向革命。同时，他用了很大精力，筹备发动新的反清武装起义。
为此，他于1899年派兴中会员毕永年偕日人平山周等先后两次赴两湖等地联络哥老会，并在香港设立联系三合会的机关。该年冬季，兴中会与长江哥老会、广东三合会首领在香港集会，决定联合成立一个大团体，取名“兴汉会”，推孙中山为总会长。但此后兴中会并未给予会党以有力的领导，加以长江会党首领闻保皇会资金充足，很快投向保皇会方面。
1900年，中国北方爆发了震撼世界的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帝国主义为了防范义和团运动向南方发展，由英国出面，策划刘坤一、张之洞与各国驻上海领事签订了《东南保护约款》，并劝两广总督李鸿章与兴中会合作宣布两广“独立”；日本为了插手华南，对兴中会活动也伪表同情，“许以起事之后，可以相助”。
面对这一复杂局势，孙中山决心乘义和团蓬勃发展的有利时机发动反清起义，又认为英国的举动“设使有成，亦大局之福，故亦不妨一试”。为此，他于6月11日偕同日本友人宫崎寅藏等自横滨乘船赴香港。孙中山对李鸿章怀有警惕之心，到港后只派宫崎代表他进省接洽，他本人则转到西贡等候消息。李鸿章一向对义和团主剿，对外国列强主和。7月间，清政府电召李鸿章北上，担任议和大臣；李决意北上，两广“独立”的计划遂告破产。不久，孙中山从西贡再次到香港，在轮船上召开军事会议，决定由郑士良等赴惠州准备起义，邓荫南、史坚如等赴广州准备组织策应，杨衢云、陈少白等在香港担任接济饷械事务。孙中山并已同菲律宾独立军代表谈妥借用其存贮日本的武器供惠州起义之用；日本台湾总督儿玉源太郎也答应予以协助，因此会后孙中山即转道日本赴台湾准备接应起义军。
9月，郑士良在惠州的三洲田（广东惠阳）集合会党群众600余人，准备发动起义。风声泄露，清署两广总督德寿迅即派水师提督何长清率虎门防军进驻深圳，陆路提督邓万林率惠州防军进驻镇隆，准备夹击三洲田的革命军。郑士良感到起义已不能再延，亲赴香港，电请孙中山火速接济武器。孙复电令起义军冲破清军拦阻，到距台湾最近的港口厦门接收武器。当郑士良赴香港之际，何长清已移驻沙湾，拟进横冈以取三洲田。
10月8日夜，起义军统领黄福亲率冲锋队80人袭击清军于沙湾，击毙清军40余人，夺得洋枪40余杆，子弹数箱，并拟乘胜取广州。此时郑士良带回孙中山的指示，全军遂改道东向，直趋厦门。15日起义军在镇隆再败清军，生擒归善县丞兼管带杜凤梧，夺得洋枪700余杆，子弹5万发。以后起义军又在永湖、崩岗墟连败清军。起义军所经之地，人民燃放爆竹迎送，踊跃投军参加。21日起义军抵达三多祝时，队伍已扩充到2万多人，准备直指厦门，迎接总部的给养援助。
这时孙中山才发现从日人手中取得的菲律宾独立军的军械全部是无法使用的废铁，同时已改组的日本内阁也严禁武器出口，不许孙中山从台湾进入内地。孙中山只得派人将情况通知郑士良。22日，日人山田良致等持孙中山手书赶到三多祝前线。孙中山手书指出：“政情忽变，外援难期；即至厦门，亦无所得。军中之事，请司令自决进止。”郑士良只好将起义队伍解散，率少数人退往香港；山田良政在归途中因迷路为清军所擒，被害。
当起义军苦战惠州时，史坚如在广州屡谋响应，皆因准备不及，未能如愿；遂决定孤注一掷，暗杀两广总督，以补未及起义之不足。10月28日，他引燃预埋在抚署衙门附近地下的炸药，震坍抚署后围墙一角；德寿却只从床上震落地面，并未受伤。31日，史坚如在赴码头途中被清军逮捕，不久在广州壮烈牺牲，年仅21岁。
敦煌发现藏经洞和中国痛失国宝
1900年5月，长期居住莫高窟的道士王元篆，偶然发现后来举世闻名的敦煌藏经洞。
敦煌莫高窟开凿于南北朝时期，历经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元等朝代，长达千余年，是我国现存的开凿最早、延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石窟群，它举世无双，有“人类文化珍藏”、“形象历史博物馆”、“世界画廊”之称。唐代是开凿莫高窟的顶峰时期，也是莫高窟最繁荣的时期。到了宋代，由于政治中心逐渐南移和海上丝绸之路的开辟，以及西北少数民族逐渐内侵，敦煌地区重新成为战火纷飞的硝烟之地，由繁荣逐渐转向荒凉。
大约在北宋仁宗皇韦占占年间，即1049年至1054年，西北少数民族党项族建立的西夏国向东方推进。北宋兵薄势弱，无力阻挡西夏铁骑的冲击，战火很快燃烧到敦煌地区。莫高窟的和尚赶紧把历代宝藏、经卷、织绣、杂书和画在绢上的佛像等，都放进一座洞窟的暗室中，暗室外面筑起一道泥墙，将暗室封闭起来，泥墙上面又画上菩萨像。掩藏好之后，和尚们四散逃亡。随后，西夏国完全占据了敦煌地区，并长期统治。逃亡的和尚们都没能再回到敦煌，这个密室就再也没有人知道了。
几百年之后，到了清末，即1900年5月25日，这个秘密被发现了。
道士王元篆，湖北人，长期居住莫高窟。他看到敦煌千佛洞无人重视，大多被流沙掩没，就募集人力清理泥沙，挖开洞窟。在清理一个被流沙和坠下来的石块堵塞的洞窟时，发现洞窟甬道边的一堵壁画墙有裂缝，挖开裂缝，又发现这是一个用泥封住的小门。打开小门，原来里面是一问3米见方的暗室。暗室里堆满了写本经卷、文书、织绣、绘画和画着佛像的绢幡、印花织物，还有各种图书（拓本、写本、印本）、儒家经典、地理志、通俗诗歌词曲、契约、信札、账单、铜像等。这就是著名的敦煌“藏经洞”。上面所说的东西，是千百年问中国古代封建社会有关宗教、历史、文学、艺术、人民生活等各方面的重要文献资料，是中国文化史上，也是人类文化史上的一个重要发现。据估计，“藏经洞”中有各种物品4万件左右，是名副其实的历史文物宝藏。
王元篆虽然发现了这个宝藏，但并没有认识到这是稀世珍宝。他随便拿出几卷送给敦煌县令汪宗翰。汪宗翰十分重视，又向王元篆要了一些经卷和画像，送给甘肃学台（负责管教育的官员）叶昌炽。叶昌炽是个著名的金石学家，他马上向甘肃藩台（即布政使，负责一省的财赋和人事的官员）建议，把藏经洞中全部文物运到甘肃省城兰州保管。甘肃省当局对此事并不十分重视，没有拨出运费，致使这些珍贵文物仍然留在石室之中。1904年，甘肃省衙门下令，让敦煌县衙门清点这批文物，并责成王元篆就地封存，暂为保管。
经过4年的传扬，敦煌发现藏经洞的消息传遍了全世界。帝国主义看到清政府并不重视这些稀世珍宝，就纷纷伸出黑手，前来巧取豪夺。
首先向藏经洞伸出黑手的是沙俄帝国主义分子。1905年，沙俄的勃奥鲁切夫听说敦煌发现了古代写本经卷，立即率领一只“地质考察队”，于10月赶到敦煌，以少量的沙俄产品作为交换，从王元篆手里骗去了一大批珍贵文书经卷。1914年，另一个名叫鄂登堡的沙俄帝国主义分子也来到敦煌，同样采取欺诈手段，掠走了大批文物，并肆无忌惮地剥去了一批壁画和彩塑。
1906年5月，一支英国“考古探险队”接受英国政府的命令，在首领斯坦因率领下，经过长途跋涉，终于来到了垂涎已久的敦煌。斯坦因以极低的代价，花言巧语地买通了王元篆。随后，斯坦因花了7天7夜的时间，挑选了保存良好、完整无缺的经卷3000多卷，各种残篇6000多卷，装成24个大箱子，此外还有5箱子满装的精美丝绸织绣和画有佛像的绢幡、绘画等，满载而归大英帝国。16个月后，这些珍宝全部运到伦敦，收藏在大不列颠博物馆里。为了表彰斯坦因，英国政府特地颁发给他一枚金质奖章。
1908年7月，法国帝国主义分子伯希也到了敦煌，采取同样的欺诈手段，掠夺了6000多卷典籍和画卷，装满10大车运往巴黎。同时，他还把带不走的塑像和壁画拍了照片，印出了6大本的《敦煌千佛洞壁画集》。帝国主义的掠夺引起了爱国学者的极大愤慨，他们强烈要求清政府抢救这批祖国的瑰宝。1909年，清政府下令并拨出款项，把藏经洞中最珍贵的古写本文物运到北京。这些珍贵的文化遗产在运输途中又被一层层盗窃、撕裂，到京后只剩下8697卷，经整理存到了京师图书馆（今北京图书馆前身）。但是，可恶的王元篆并没有把东西完全上交，他卑鄙地侵吞国家财产，秘密保存了若干卷古写本经卷和数以千卷的写本经卷，以及其他珍贵文物。1911年10月，王元篆无耻地出卖国家珍宝，以无知的极低价格，将300多卷写本经卷和两尊精美的唐代塑像，卖给了两个日本人。1914年，斯坦因第二次来到敦煌。王元篆又以无知的价格（仅仅500两银子），把600多卷佛经秘密卖给了斯坦因。
1924年，美国的华尔纳也慕名来到敦煌。他看到绢画、经卷等已被掠夺净尽，就在精美的壁画上打主意。他用预先制好的化学胶布，剥走了最精美的壁画26方和几尊唐代彩塑，运到美国后，收藏在美国哈佛大学的福格艺术博物馆和波士顿博物馆里。
帝国主义分子掠夺敦煌文物的数量是惊人的。光是各种经卷就有2万多卷，内容包括佛经、道经、摩尼经、诗赋词曲、小说、地方志、信札、户籍簿、账簿、契约文书、历书、医书等，还有绘画、织绣等工艺美术品1000多件。这些文物的流失，是中华民族的极大损失，是令人非常痛心的。
自敦煌藏经洞文物典籍流传于世后，立即引起国内外学者的极大重视。学者们从各种专门学科的角度，对这些文物典籍进行深入研究，逐渐形成了世界闻名的一门学科——敦煌学。
彩票在中国发行
彩票亦称奖券，是以抽签给奖方式进行筹款或敛财所发的凭证。15世纪在欧洲已经流行。作为一种舶来品，彩票在19世纪末已在中国开始出现。当时中国彩票市场长期为菲律宾彩票所独占，菲律宾时称吕宋，故菲律宾彩票又称吕宋票。它由西班牙殖民当局所发行，行销世界各地，而以中国为主要市场。1898年美西战争后，西班牙战败求和，割让菲律宾权益与美国，吕宋票也停止发行，中国彩票市场出现了一个巨大的空缺。暹罗大票、澳门彩票、华来赐票、先令彩票以及檀香山普闰堂彩票等先后在上海、广州、天津、烟台、温州各通商口岸销售。
中国人自办的彩票公司始于1899年4月23日，为上海广济公司发行的江南义赈票在张园开彩。这是中国第一家经清中央政府批准成立的正式彩票公司，标志着中国从销售外洋彩票到自办彩票的转折。本来，发行彩票是一种公开的带有赌博色彩的社会集资行为，清政府历来禁止赌博，但到19世纪末，中国社会政治日趋黑暗，吏治更加腐败，社会风气也渐趋没落，赌博之风便难以避免。尤其是发行彩票多以“义赈”、“善举”为名目，尤能博得社会的赞许。如广济公司的江南义赈票就是打着1898年江苏淮、徐、海三地发生灾荒，助赈官款不济的旗号，由广东商人庞乃望以报效巨款义赈灾区为名呈请设立广济公司发行的，经两江总督刘坤一批准，专利6年。广济公司的江南义赈票为20世纪中国大规模发行彩票开启了恶劣的先例。
至20世纪初由于华商广济公司的设立及彩票的热销，引起外国商人的忌羡，于是纷纷来华设立彩票公司。从1900年3月至1901年3月，外国商人经各国驻沪领事和租界当局的批准，在上海租界内设立了10家彩票公司。洋商凭借其雄厚的资本、丰富的经验和良好的商业信誉，迅速开拓中国彩票市场，造成彩票在中国的泛滥。这些公司包括：
（1）广益公司。1900年3月4日经英美工部局批准开张，备有资本15万两，存放于汇丰银行、麦加利银行及上海钱庄。第一会于5月13日开彩，额设10000张，每张售价5元，头彩得奖10000元，二彩4000元，三彩2000元。因发行后销路甚旺，从第二会起增额至15000张。
（2）和济公司。为德国商人爱勒创办，系洋商在中国创立的第一家彩票公司，但开彩时间稍晚于广益公司。1899年禀请成立，1900年4月29日开始售票，5月16日开第一彩，额设10000张，每张售价5元，中彩率9.9％，头彩10000元。从1901年第11会起增额至12000张，中彩率提高到11.6％；头彩增至12000元。
（3）华洋合众彩票公司。由驻沪领事及公共租界工部局颁给执照开业，1900年4月初开始售票，第一会额设10000张，每张售价5元，中彩率12％，头彩10000元，二彩3000元，三彩1000元。5月16日首次开彩。
（4）瑞成公司。英美工部局批准开办，1900年4月29日开始售票，5月27日第一会开彩，其彩票称六围票，开彩方式与其他彩票不同：“用机器圆球两球，一球载一百二十姓字，一球载白弹一百零四个，红弹十六个；两球互相摇匀，此球所开出姓字与彼球所开出红弹相对，即为众字；若彼球所开出白弹相对，即不入众字，总以开完两球所载弹子为度。”其第一会中彩者的16个姓字为：范、彭、温、桂、雷、卫、史、张、李、董、鲍、虞、周、利、赖、易。可谓彩票中之别开生面者。
除上述几家公司外，还有太德山公司、普益公司、同利公司、大成公司、通利公司、广利公司等等。
洋商在华创办彩票公司，也仿广济公司所为，打出“善举”旗号，如广利公司创办广告称：“自北方拳匪肇事，商务顿衰。本公司抱广土众民之愿，有利人济物之心，爰议行销彩票，以冀市面流通。”同利公司称：“近来商务日坏，民生艰苦，本公司创议行销同利彩票。以资流转。”西方各国乘中国局势混乱之机，纵容洋商在租界滥发彩票，暴露了他们不顾廉耻掠夺中国人民财产的侵略本性，这也是西方殖民当局继鸦片贸易、苦力贸易后的又一丑恶行径。当时上海的《中外日报》即怒斥殖民当局：“将使市廛栉比之地，一变而为赌博竞争之场，将使人人冀非分之获而荒其本。”
至1901年3月，鉴于上海租界内洋商彩票公司麇集、影响恶劣，西方驻沪各国领事为顾全脸面，请租界当局禁止彩票。4月，租界工部局做出取缔洋商彩票公司的决定。禁令下达后，洋商各彩票公司从4月起停止发售，已售之票限期一个月内兑彩。5月，洋商在沪各彩票公司已全部解散。上海租界当局取消了外商彩票后，给中国清理乃至取消彩票市场提供了一次难得的机会。但庚子事变后，清政府无暇顾及地方事务，各地奸商纷纷以此为契机，以地方官府为靠山，用各种名义组织彩票公司，抢占上海彩票市场，迅速填补了洋商退出后留下的空缺，掀起了一场历时10年的滥发彩票狂潮。
1901年4月，外国彩票公司刚刚停办，商人黄秉璋以“按票加抽一成，预交厘洋五万元，以助顺直赈需”的巨额报效，说动顺直善后筹赈局，在得到直隶总督李鸿章的支持后，在上海筹设普济公司，发行顺直义赈彩票。顺直地区是八国联军侵华的重灾区，普济公司为顺直善后筹款而远赴上海设立彩票公司，说明上海是当时唯一一个能够辐射全国的彩票发行市场。顺直义赈彩票第一会额设10000张，每张售价3元，头彩8000元，4月28日售票，6月1日开彩。普济在沪设公司的消息一经传出，北方兵灾各省纷纷在沪设立公司。5月，郑雍明等商人在山西巡抚岑春煊的支持下，在沪创立广益公司，准备发行山西义赈彩票，专利6年；同月，安徽巡抚王之春联合晋、陕两省巡抚，批准成立皖省安济公司，发行“协助秦晋义赈彩票”，由具有候选同知衔的绅商萧颂卿亲自创办，集资30000元，每月报效秦晋赈款2400元。
由于租界当局已取缔外国彩票，也不准在租界内再设彩票公司，故上述三家公司均设于上海南市。但上海是广济公司的地盘，广济公司有两江总督的支持，更想独霸江南彩票市场，上述三家公司的设立对其构成了较大的威胁。因而它一面斥责这三家公司设彩乃是借义赈为名牟利，一面请两江总督、江苏巡抚、上海道出面，强迫三家公司退出上海彩票市场。山西广益公司、安徽安济公司因后台不硬，未及在上海售票即被两省巡抚饬令停办。普济公司则依仗李鸿章势力，与广济力战，以保其在上海的合法地位。但不久李鸿章病重，无暇顾及普济，普济不得已退出上海，将公司改设烟台。其第二会彩票增额至15000张，头彩增至10000元，9月3日在烟台开彩。后又增额至20000张。
1901年9月《辛丑条约》签订后，中国需赔款45000万两，由各省分摊。于是添设新彩票又成了各省应付赔款的手段之一。鉴于普济、广益、安济在上海的失败，此后彩票公司多设于本省。这其中以湖广的彩票最为典型。
庚子赔款数额确定后，湖广总督张之洞便把开办彩票与加派田捐、加抽厘金并列为筹款的三大手段。1901年11月，张之洞派人筹备湖北彩票公司，并在黄冈县先行试办，虽然购者寥寥，但仍于1902年1月强行在全省推广。湖北彩票仿日本富签票名称，称作签捐票，总局设汉口，第一会于4月3日开彩，额设20000张，每张售价6元，中彩率10％，头彩50000元。湖北签捐票开启了中国彩票实行官办的先声。
当时湖北彩票有两种，一为大彩票，设于汉口商务局，一为各州县彩票，在各地方销售。为了能将彩票尽行售出，张之洞还通过行政手段强行向下摊派。大彩票多由众人自行购买，州县彩票则强行分摊，每州县派3000张，大县每张售钱2000文，中县1500文，小县1000文，并把推销彩票成果列为各级地方官的政绩考核标准之一。州县领到彩票后均交地方绅士代为推销，不管是否售出，必须交足钱款。因而这种彩票的发行弊病丛生，扰民日重。
在湖北开办彩票的前后，浙江、福建、河南、四川、奉天均在官方支持下开办大型彩票公司，至于小型彩票公司则几乎无省不有，彩票泛滥全国。彩票所到之处，博彩之心竞起，甚至波及到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如1903年春节北京一些人的拜年名片上也印有彩票公司的开彩广告。彩票的危害已渐为人所共知，社会上请禁彩票的呼声也越来越高。1902年底，直隶总督袁世凯鉴于彩票承办商未能按规定如数报效，交足款额，亦感到彩票不是国家集资的正常手段，遂向清廷上奏，停办普济公司的顺直义赈彩票。1903年初，他又在直隶地区取缔一切私家彩票。这是中国发行彩票以来官方第一次在一个省区内对彩票采取严厉的禁售措施。对于袁世凯之举，清廷并未积极倡导，抓住这一时机在全国禁赌，反而消极处之。这是因为清廷此时正在酝酿发行国家彩票，以开饷源。
国家彩票的议设共有两次。一是1901年夏，当时庚子赔款数额已定，清政府无力筹措，陈明达（或赫德）遂向清廷提议，由中央政府发行国家彩票，在全国销售。对此赞成者有之，而反对者居多。清廷也难下决心破除历代沿袭的禁赌律例，故喧腾数月之后不了了之。二是1902年底御史徐靖奏请开设国家彩票，1903年初朝廷谕令督办政务处会同户部议复，其目的是解决国库空虚，具体方法是取消各省督抚手中控制的彩票公司，归国家统一办理。对此清廷有意批准，遂令各省复奏。这一方案除了遭到舆论的反对外，更受到督抚们的强力抵制，尤其是湖北、江苏两省，反对尤烈。这是因为他们手中握有全国最大的湖北签捐和江南义赈彩票，所收之款乃地方行政之需，不愿轻易归入国家。对此清廷也无力恃强，这次国家彩票方案亦胎死腹中。
清末君主立宪思潮
君主立宪思潮是20世纪初年的一股影响巨大的社会思潮，它所反映的是民族资产阶级上层的利益和要求，它的兴起和发展，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它是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和民族资产阶级内部分化的产物。20世纪初年，伴随着以推翻清王朝，建立民主共和国为基本内容的革命民主主义思想的迅猛发展，君主立宪思想逐步兴盛起来。从思想渊源来看，它是戊戌维新思潮的进一步发展。同时它的出现还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群体的出现紧密相关，与中国政局的发展变化有着密切联系。
君主立宪思潮的兴起和发展过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01年到1905年，为君主立宪思潮的兴起阶段。
1901年梁启超在《清议报》发表《立宪法议》一文，把世界上的政体分为三种：君主专制政体，君主立宪政体，民主立宪政体。他认为君主专制使君民尖锐对立，民极苦而君臣亦极危；民主立宪制施政方略变易太多，选举总统竞争太烈，于国不利；君主立宪制是最好的政体。它可以避免上述两种政体的弊病，还可以“永绝乱萌”。而立宪与专制的根本区别在于有无宪法。他认为，实行君主立宪，是维新变法第一件大事。他依据日本明治初元宣布立宪而20年之后才实施宪法的经验，认为中国至少也需要用10年或15年的时间预备立宪，并具体规划了立宪的步骤。《立宪法议》一文，论证了立宪政体代替专制政体的历史必然性，提出“预备立宪”的命题。这是一篇君主立宪思潮的纲领性文献。同时，国内著名的民族资本家张謇也进行立宪宣传。1901年，他的《变法平议》一书问世。主张根据中国的历史传统，参照君主立宪国家之做法，在和平状态下实行改革，他提出了设议政院等一系列的政治主张。
为宣传君主立宪思想，《新民丛报》发表《各国立宪史论》，介绍各国立宪历史，大造立宪舆论。上海出版《新学大丛书》，收集了有关宪法的书籍，包括宪法溯源、宪法通议、宪法论、各国宪法论略、日本宪法创始述、英国宪法沿革考、德意志宪法沿革考、普鲁士宪法沿革考、法兰西宪法沿革考等。不少留日学生刊物也大力宣传君主立宪。
这些立宪言论和行动，形成强大的变革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政治潮流，对清朝统治者产生了巨大的影响。1901年清廷实行新政后，清朝统治集团内出现君主立宪派。驻日使臣李盛铎、两广总督陶模、商务大臣盛宣怀、驻法公使孙宝琦等都上书清廷，主张实行君主立宪制，孙宝琦强烈要求效法日本及英、德，实行君主立宪，引起朝野轰动。他建议设立上下议院，以政务处为上议院，都察院为下议院。孙的言论代表了满族新贵和汉族官僚中开明派的立宪愿望，社会反响强烈，连慈禧太后也动心了。铁良、端方、载振、徐世昌等也纷纷主张立宪。
随后，云贵总督丁振铎、署两广总督岑春煊、两湖总督张之洞、署两江总督周馥、贵州巡抚林绍年等上书立宪，直隶总督袁世凯奏请派遣亲贵，分赴各国，考察政治，吸取经验。朝野立宪呼声高涨。第二阶段，从1905年到1909年为君主立宪思潮的发展阶段。
1904年和1905年爆发了日俄战争和俄国革命，给君主立宪思潮以巨大推动。日俄战争中，日本胜俄国，被认为是立宪国战胜专制国。给中国士大夫阶层以巨大的刺激和影响。一时间立宪呼声传遍全国，立宪救国的社会思潮汹涌澎湃。具体表现在三方面：
首先在舆论宣传上，宣传立宪的刊物日益增加，除《新民丛报》外，1903年以前创刊的《中外日报》、《外交报》、《政艺通报》、《大公报》、《时敏报》、《羊城日报》、《广益丛报》、《政法学报》等报刊，在日俄战争前后都进行了立宪的宣传。创刊于日俄战争期间的《香港商报》、《东方杂志》、《扬子江》、《时报》、《京话日报》、《扬子江白话报》等刊物也都大力宣传立宪。革命党人办的刊物如《萃新报》、《东浙杂志》、《浙源汇报》等，也把改良政俗，改良教育，养成国民资格，实行君主立宪，看成是救亡图存的根本。
其次，清政府被迫宣布预备“仿行宪政”。在资产阶级革命思潮和立宪思潮猛烈冲击下，清政府为挽救自己的统治，做出顺应立宪思想潮流的姿态。1904年6月，清政府开放党禁，除康有为、梁启超外，戊戌党人全获赦免。1905年7月2日，袁世凯、周馥、张之洞联衔上奏，要求12年后实行立宪政体，并奏请亲贵大臣分赴各国考察政治。于是，清廷派载泽等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五大臣回国后，清廷于1906年9月1日宣布“以预备仿行宪政”。第三，立宪团体纷纷建立。预备立宪开始之后，为促使清政府早日立宪，扩大立宪派的力量，立宪派把精力放在组党结社上，各种立宪团体纷纷建立，如预备立宪公会、政闻社、宪政讲习会、宪政公会、自治学社等。这些团体大都有自己的报刊，如宪政研究会有《宪政常识》月刊，预备立宪公会在上海有《预备立宪公报》，在北京有《宪志日刊》，政闻社有《政论》月刊，吉林自治会有《公民报》，贵州自治学社有《自治学社杂志》等，大造立宪舆论。
清政府的预备立宪所仿效的是日本式的二元制君主立宪制，即实行日本式的“宪法钦定”和“大权政治”。资产阶级立宪派要求实现议会制君主立宪方案，为此，进行了广泛的宣传。第一，主张实行三权分立，要求建立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的资产阶级政治制度，即实行国会制度，建立责任内阁，实行司法独立。第二，认为国会是“立法之府”和“政府之严师”，可以参与立法，还可以发表政见，监督政府。国会有监督政府行政及预算、决算、财政的权利。他们主张建立国会，政府机关由选举而成立，政府官吏的任免权，掌握在人民手中。第三，速开国会的动力在国民。因此，他们呼吁人民起来向政府施加压力。为此，从1907年冬到1908年夏，他们又发动了国会请愿运动。
第三阶段，从1909年至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为立宪思潮的高涨阶段。
1908年光绪和慈禧先后死去，3岁的溥仪继位，改元宣统，由载沣摄政。1909年1月2日罢免了出卖维新事业的袁世凯。3月6日清廷发布上谕，重申要“实行预备立宪”。并举行各省谘议局议员的选举。
1909年3月后，各省陆续举行谘议局议员选举。
10月14日，除新疆外，各省谘议局第一届会议同时开幕。在立宪运动中的重要人物大都当上了各省谘议局的议长、副议长。如张謇（江苏）、汤化龙（湖北）、吴景廉、袁金铠（奉天）、陈黻宸、沈钧儒（浙江）、谭延闿（湖南）、蒲殿俊、肖湘、罗纶（四川）、刘崇佑（福建）、丘逢甲（广东）、乐嘉藻、谭西庚（贵州）、庆山（吉林）等都是著名的立宪派领袖人物。立宪活动有了合法的活动场所，立宪思潮迅速高涨。除立宪派的舆论宣传活动继续发展外，立宪思潮高涨还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首先，从1910年1月至10月，立宪派发动了三次大规模群众性的国会请愿运动，其规模之大，范围之广，人数之多，影响之大，在中国宪政史上是空前的。为配合请愿活动，1910年5月徐佛苏写了《国会请愿同志意见书》，梁启超创办的《国风报》发表了《立宪九年筹备案恭跋》、《宪政浅说》、《中国国会制度私议》、《论请愿国会当与请愿政府并行》、《论政府阻挠国会之非》等文章，全面阐述了立宪派关于立宪和国会问题的主张及速开国会、建立责任内阁的必要性。清廷为拖延召开国会，提出三个借口：一是资政院可代替国会；二是人民知识程度不足；三是预立宪各事尚未完全等。立宪派揭露清政府“预备立宪”的骗局，给请愿运动以理论上的指导。
其次，全国性的立宪政党的成立。1910年11月5日，国会请愿同志议决组织政党。推举孙洪伊等4人为起草员，拟定党纲、党规。1911年5月中旬，各省谘议局联合会决定成立宪友会。6月4日，宪友会正式成立。宪友会以发展民权、完成宪政为目的，确定：尊重君主立宪政体，督促责任内阁等政纲，鲜明地表达了立宪派的政治主张。此外，辛亥俱乐部、政学会、帝国宪政实进会3个较小的立宪政党也相继成立。
正当立宪派为争取早开国会和建立责任内阁而奔走呼号，哀哀请愿的时候，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各省闻风响应，纷纷宣布独立。新军第二十镇统制张绍曾等将领联名通电，实行兵谏，要求立即实行君主立宪制。通电提出12条政纲，主要有：大清皇帝万世一系；立开国会，于本年之内召集；改定宪法由国会起草议决，以君主名义宣布，但君主不得否决之；宪法改正提案权专属国会；组织责任内阁，内阁总理大臣由国会公举，由皇帝敕任；国务大臣由内阁总理大臣推任，但皇族永远不得充任内阁总理及国务大臣；关于增加人民负担及媾和等国际条约，由国会议决，以君主名义缔结等12条政纲，集中概括了资产阶级立宪派的政治要求，与清政府二元制君主立宪方案形成鲜明的对比。正当君主立宪思潮达到高潮时，武昌起义后革命形势迅猛发展，立宪思潮很快就被更加高涨的革命思想所淹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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