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义军抗俄
1900年10月沙俄武力侵占东北三省后，不断扩大侵略，到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企图以暴力手段建立和强化殖民统治，在东北三省实现“黄俄罗斯”的野心。东北各地人民、广大爱国清军和义和团，毫不屈服，自发组织武装反抗，形成众多的抗俄义军，坚持打击沙俄侵略者，决心收复失地。
当时活跃在东北的抗俄义军，主要有以下三支队伍：一是王和达、董毅敏（又名董老道）率领的义和团余部和农民军，活动在海龙、通化一带；二是刘永和领导的忠义军，活动在吉林西南磨盘山一带；三是杨玉麟领导的镇东军，活动在朝阳和海龙一带。当时，参加这几支抗俄武装的民众阶层十分广泛，起义队伍成份复杂，各军之间又独自作战，没有统一的领导核心，力量单薄，无法集中兵力进行大规模军事行动。
在这三支抗俄义军中，刘永和领导的忠义军组织最严密，战斗力最强，号召力最大。刘永和，奉天海龙厅五里堡人。原籍山东。猎户出身。因枪法熟练，绰号“刘弹子”。早年投身吉林珲春绿林，以枪法出众成为首领，官军目为吉林“马贼中巨魁”。后归附清军。1900年沙俄入侵东北时，随珲春副都统英联抵抗沙俄入侵。英联兵败后，刘永和整顿残部，号称忠义军，退到吉林西南磨盘山一带，沿途清军溃兵和地方散勇纷纷归附，队伍很快发展到4000多人。由于忠义军大多数成员是拥有正规武器装备的清军溃兵，所以在各支抗俄义军中，他们的武器最为精良，战斗力最强，是东北地区重要的一支抗俄力量。
各支抗俄武装分散各地，不断袭扰俄军，但因力量分散，不但不能对俄军构成较大威胁，还因势单力孤，经常遭受俄军重创，各路义军迫切感到联合抗俄、共同作战的必要。
1901年1月8日，刘永和率部从吉林西南回师海龙，与王和达、董老道的农民军、杨玉麟的镇东军及李贵春、栾鸿钧率领的抗俄武装实现了联合。此后这几支抗俄军队统称为忠义军，以“御俄寇、复国土”为宗旨，集结将士约2万人，不受官饷，亦不归节制，独自竖起抗俄斗争的大旗。忠义军号称40营，仍沿用原刘永和军队的清军编制。刘永和自称总统，统率全军；与刘永和兄弟相称的刘秉和为帮统；王和达、董老道、李贵春、杨玉麟等为统领，各率数营官兵。每营设营官一人，下设帮带、哨官等职。忠义军的组成，标志着东北人民抗俄武装力量日趋强大。
王和达、董老道等参加忠义军后，开始放弃以往义和团的念咒语施法术等落后迷信活动，学习使用枪炮等近代化武器，逐渐提高战斗力。但是，由于忠义军主要由过去的义和团和散兵游勇，以及广大的社会游民组成，而刘永和又“来则受之”，致使忠义军的阶级成份非常广泛复杂，组织成份严重不纯，虽然在抗俄目标上基本一致，但对清政府的态度却有很大分歧。以刘永和为代表的一部分将领不愿意和清政府彻底决裂，幻想有机会接受清廷“招抚”。以王和达为代表的一部分将领则与清政府势不两立。而且，忠义军是由几支义军联合组成的，名义上都称作忠义军，但又保持着各自的独立性，只是作战时互相照应而已，步调并不统一，联合也不紧密。
忠义军成立后，各支义军利用海龙、通化一带丘陵起伏、林深叶茂、河汊纵横、路径分歧的有利地形，采取白昼埋伏，夜晚出击，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狠狠地打击沙俄侵略军，使俄军动辄伤亡数百上千。俄军统帅阿列克谢耶夫气得暴跳如雷，一面组织大军围剿，一面向已擅自与沙俄签订《奉天交地暂且合同》的盛京将军增祺施加压力，勒令增祺速速镇压忠义军。
增祺慑于忠义军的声势，不敢正面镇压，企图利用忠义军内部的分歧，瓦解忠义军，然后分别扑灭。增祺的如意算盘是：对抗俄不反清的刘永和部，实行招抚拉拢的政策；对于原清军将领出身的杨玉麟，鼓动其回归清军；对于坚决主张抗俄反清的王和达、李贵春等则坚决镇压。
刘永和在清廷一些地方官员和部属内部动摇分子的怂恿下，背着忠义军广大将士与清军会谈受抚条件。刘永和要求将忠义军改编为40个营，增祺只允30营，刘永和受抚心切，答应下来。不料俄军向增祺施加压力，不许议和，只许忠义军彻底缴械，化兵为工为农。同时，奉天和吉林的俄军分兵三路进犯通化、海龙等地，围剿聚集在那里的忠义军。而唯沙俄之命是从的增祺顿时改变了招抚忠义军的态度，组织巡捕队和团练对忠义军实行镇压政策。
这样一来，原本抱着抗俄不反清态度的刘永和，放弃了对清政府的幻想，重新回到抗俄战场，并指挥忠义军取得了连克新宾堡战役的重大胜利。
1901年3月31日，气势汹汹的俄军到达兴京，次日进入通化境内，准备屠杀忠义军。不料王和达和董老道早有防备，并在通化山岭上设下埋伏。俄军刚一抵达，就遭到王和达、董老道率领的忠义军的猛烈袭击。与此同时，另一支忠义军精锐骑兵在帮带姜海山指挥下，奔赴敌后，直捣新宾堡，一举攻克。新宾堡地邻省城，是兴京厅所在地，距老城及清朝陵寝重地很近。忠义军突袭新宾堡后，俄军与清政府十分恐慌。俄军尼古拉部立即赶来救援。姜海山部忠义军主动撤出城外，养精蓄锐，以逸待劳，于4月14日阻击仓惶来援的俄军，打死打伤俄军20多人。
4月16日，刘永和、刘秉和、杨玉麟避实就虚，率忠义军主力从通化西北赶到新宾堡，与姜海山部会合，兵力达万余人，再次一举攻克新宾堡。18日，忠义军进攻清太祖努尔哈赤建国后的第二个都城——老城，与俄军在清朝祖先陵寝所在地永陵展开激战。刘永和准备攻下兴京后进军盛京（沈阳），收复省城。双方正在激战，通化俄军主力调头回援新宾堡。另外两路俄军在付出死伤50多人的代价后，摆脱王和达、董老道等部忠义军的阻击，赶到新宾堡。忠义军见俄军主力云集，于4月21日主动撤出。至此，俄军的围剿计划变为泡影，被迫退回奉天和吉林。新宾堡一役，忠义军在广大人民群众支持下，在短短的十多天时间里，采取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先后三克新宾堡，一进老街，激战永陵，在清朝“根本重地”纵横驰骋，打得俄军和清军晕头转向，取得了抗俄斗争的重大胜利。
忠义军取得新宾堡大捷后，刘永和、董老道率主力回到通化一带休整；王和达、李贵春率部进入山城镇，准备再次阻击俄军。同时，忠义军十营总巡郑兰亭（绰号老君炉）率一支精锐骑兵挺进凤凰城，扩大占领区，牵制旅顺、大连俄军增援沈阳。至此，西至沈阳、铁岭一线，南至凤凰，北达海龙、通化，全有忠义军活动。
俄军围剿失败后，阿列克谢耶夫指令俄军柴尔必恩克部、高里巴尔斯部和“护路军”上校米申科率兵三路进犯通化、海龙、凤凰等地，再次围剿忠义军。此次俄军采纳了吉林将军长顺和盛京将军增祺的建议，大力扶植地方民团，利用忠义军叛徒组成别动队，从抗俄武装内部进行分化、瓦解和暗杀，对忠义军剿抚兼施。在中外反动势力的强大攻势下，成分复杂的忠义军出现分裂。杨玉麟率部出走，重新打出镇东军旗号，到东库鲁投奔晋昌；刘秉和、姜海山在与俄军激战中被俘牺牲；李贵春被叛徒刺杀；刘永和、王和达、董老道等部被迫分散作战，忠义军实力受到极大损失。
正在此时，帝国主义各国胁迫清政府签订《辛丑条约》，要求惩办义和团祸首。不久，在东北积极支持义和团和抗俄斗争的晋昌被充军新疆。杨玉麟、刘永和等人对抗俄斗争前途产生动摇，于1901年冬先后接受清廷招抚，结果被俄军劫持到伯力，做了俘虏。王和达、董老道一部经过艰难跋涉，转移至鸭绿江边帽儿山，与六合拳民众会师，继续坚持抗俄斗争。到1903年，忠义军被中外反动势力彻底剿杀。
忠义军是东北人民自发组成的抗俄武装力量，坚持斗争3年多，大小战斗数百次，沉重打击了俄国殖民者的侵略势力，显示了中国人民保卫国土的坚强决心。
中俄交收东北谈判始末
1900年10月2日，俄军进占盛京（今沈阳），东北全境沦陷。之后，中俄交涉东三省事宜。阿列克谢耶夫奉沙俄政府指令，与清朝盛京将军增祺谈判交收东北问题。在阿列克谢耶夫诱使下，1900年11月9日，增祺不经清政府同意，擅自同意部下周冕在旅顺与阿列克谢耶夫签订了《奉天交地暂且章程》。该章程规定：（1）盛京设俄军总管一员，监督盛京将军所办之事；（2）东北清军一律解散，军械全部收缴，拆毁一切炮台、营垒；（3）俄军驻防东北；（4）东北各省设立用于镇压中国民众反抗的清方巡捕马步兵队，但由俄国军官帮同办理。这个章程实际上是把东北变成俄国的殖民地。同月16日，糊涂透顶的增祺在章程上签了字。增祺擅订《奉天交地暂且章程》后，自知罪重，不敢上奏。俄国知签订此章程程序违背了国际公约，也不敢声张。1901年1月1日，清廷正式授任驻俄公使杨儒为全权大臣，与俄商谈交收东三省事宜。杨儒奉命，即与俄国进行交涉。时俄国外交大臣拉姆斯道夫在黑海未回，杨儒遂访问俄国财政大臣维特，谈判东三省问题。此时，清廷和杨儒尚不知增祺已与俄国擅订了《奉天交地暂且章程》。
1901年1月4日，杨儒率翻译陆征祥，第一次拜访俄国交收东北全权大臣维特，商谈东三省问题。会谈开始，杨儒直截了当要求俄国将东三省归还中国。维特狡猾地说：现在中国政权尚未“归旧”，政府尚无定所，朝中也不知是谁主事，东三省也尚未安定，俄国在东北的路矿尚需俄军保护，所以俄国不能马上撤军。同时，维特声称清廷对杨儒所授全权大臣，因没有授予杨儒签字权，杨儒并无切实全权，不能以全权大臣资格谈判。杨儒答：日后签字画押，朝廷自然另有电旨。维特仍然推托，此第一次会谈毫无结果而散。此时，增祺擅订章程之事由英国1月3日的《泰晤士报》传出，清廷和杨儒均将信将疑。
同月8日，杨儒第二次会晤维特，开首即询问增祺与阿列克谢耶夫是否订有密约，维特毫不掩饰。杨儒言：增祺与俄国双方签订此约的官员，均不代表国家，完全无效，且所订各款夺我兵权，侵我主权，干我内政，我政府万万不许。维特百般狡辩。第二次会谈仍无具体进展。
杨儒证实增祺确实与俄国订有密约后，立即电告清廷。中外舆论哗然，均惊诧无比，纷纷询问清廷究竟，一部分督抚大臣也上书陈词，力言严拒，以维护主权。清廷对增祺擅订约章甚为恼怒。
1月17日，杨儒第三次访晤维特，交涉东三省问题。维特口头提出中俄交收条款13条，主要内容是：（1）赔偿俄国东清铁路损失；（2）中国在东三省只可设巡捕，且数量由俄国来定；（3）东三省任免三将军职，须先与俄国商明；（4）东三省将军职，分别由俄国派文武两委员佐之；（5）东北蒙古等地，无论何项利益，未经俄国允许，不得让与他国；（6）东北税关由俄人代理；（7）陆路进口货纳税后，内地不再加征他税；（8）1895年由俄担保之中国借款，由原定6月付息一次改为每月付息一次；（9）东三省铁路兵费赔款未清，中国无权收回；（10）允许俄国购山海关至营口铁路；（11）东北、蒙古等地，中国不得建造铁路；（12）金州城归人租界；（13）俄在东北军队，约定年限，分期撤退。
此13条不但欲把蒙古变成俄国殖民地，还把东北纳入俄国势力范围，比《奉天交地暂且章程》内容更为狠辣。杨儒听完，愤然道：照此办法，有如英之待殖民地印度，无怪各国议论，言俄待满洲如保护之国。他严辞拒绝了维特的无理要求。
1月18日，清政府下诏否认《奉天交地暂且章程》，并将增祺交部严处。诏曰：闻有章程，殊甚骇诧，此事增祺始终并未奏明，订约之周冕系已革职道员，久已摒弃不用，无与外国议定章程之权，增祺“擅立约章，荒谬已极”，特免掉增祺盛京将军一职，由清锐署理盛京将军，增祺交部严加议处。同时，令驻俄公使杨儒向俄国外部婉转切实辩明，务必令俄撤销此约。
杨儒接清廷之令，于1月19日即会晤俄国外交大臣拉姆斯道夫，与俄据理力争，言此约为增祺擅行妄订，中国断无承认之理。此为杨儒第一次与拉姆斯道夫会谈。1月21日，杨儒第四次会晤维特，再次声明增祺所订章程无效。1月22日，杨儒第二次会晤拉姆斯道夫，就增祺擅订约章问题再次交涉，严正声明增阿密约有违国际公法，毫无效用。
在这期间，对中国东北素怀野心的日本，为了避免沙俄独占东北，首先起而抵制俄国霸占东北。1月16日，庆亲王奕勖赴日本使馆拜访日本驻华公使小村寿太郎。小村向奕勖反复陈说利害，谓中国万不可允许俄国占据东三省，否则列强群起竞争，顿成瓜分之局。奕勖认为其所言甚是，并请日本鼎力相助。小村一口答应。第二日，小村访晤李鸿章，就东三省问题再次陈说利害，说东北如为俄国占有，英美法德必然继起，那时中国大局难以稳定。李鸿章把小村之意随即电告杨儒，嘱咐杨儒据理力争。1月22日，日本驻俄国公使向俄国外部表示：在俄军撤出满洲之前，在满洲未恢复原状前，日本决定暂缓解决日俄之间的朝鲜问题。
1月23日，杨儒第五次会晤维特，再谈《增阿密约》问题。与此同时，各国列强不愿东北权益落入沙俄一国之手，纷纷抨击沙俄，揭露沙俄独吞东三省的阴谋。因此，在杨儒力争和日本等国的干涉下，此次维特无可奈何地被迫答应取消《增阿密约》。1月25日，杨儒将此项胜利成果电告清廷和李鸿章。
1月24日，杨儒第三次会晤拉姆斯道夫，重申否定《增阿密约》之事，拉姆斯道夫也答应废除该约，可另订他约代之。
1月27日，清廷密电杨儒，鉴于俄国在满洲、蒙古等地多次制造事端，交还东三省事可从缓计议。29日，增祺被正式革职，令其速速回京。2月4日，杨儒与拉姆斯道夫进行第四次会谈，拉姆斯道夫对清廷惩处增祺提出抗议，认为清廷将增祺革职，是明显与俄国为难。杨儒反驳道：该将军办事专擅，遭此惩处乃是咎由自取。但随后杨儒仍将沙俄上述意见转达清廷，同时清廷在俄国驻华公使的请求下，决定增祺暂且留盛京将军任上，但东北交收事宜全由杨儒办理。
2月8日、11日，杨儒与拉姆斯道夫进行了第五、六次谈判，双方就东三省问题唇枪舌箭，辩驳不休，意见始终不能统一。
在这同时，日、英、德等国频繁接触，联合阻止沙俄独占东三省。先是日本频频与自己的盟友英国联系，言需两国联手，方能阻止俄国独占东北。英国与俄国在中国和欧洲均有利益冲突，见日本联合自己抗俄，欣然同意。2月7日，英国外相又会见德国驻英公使，力言德国应与英国、日本合作，以武力压迫俄国放弃独占东北，使各国日后均能分享东北之利。德国本是俄国的盟友，一听英国建议有理，也为了自己日后在东北能分得权益，遂欣然答应若有战争爆发，德国可保持中立，两不相助。
虽然外交上对沙俄极为不利，但沙俄贪心不足蛇吞象，反而变本加厉地向中国提出更苛刻的交收东北的条件。2月16日，杨儒与拉姆斯道夫进行第七次会谈。拉姆斯道夫正式向杨儒提出东北交接协定文本，内容共12条：（1）俄国交还东北；（2）俄国留兵一部保护铁路，待地方平静后撤走；（3）如有变乱，留驻之兵有权弹压；（4）中国东北驻军数目须与俄国商定；（5）将军大员办事不合邦交，经俄国申诉即须革职；（6）东北水陆军队不用他国人训练；（7）金州归于旅大租界地内；（8）满、蒙、新疆利益，非俄允许，不得让与他人；（9）赔偿俄国兵费；（10）赔偿俄国东北被义和团毁坏铁路及侨民财产费用；（11）上项赔款可分出若干，以他项利益作抵；（12）照中国前允成议，由俄国修一东清铁路支线至长城。此12条内容不如前此维特口述13条露骨，但侵略要求却更加广泛和阴狠。拉姆斯道夫向杨儒提出此12条交接文本时，声言不需讨论，杨儒可直接签字画押。杨儒当然拒绝。
2月18日，杨儒与拉姆斯道夫进行第八次会谈，就沙俄提出的无理要求逐一驳斥，声明中国决不会允许如此丧权辱国的约款。同日，杨儒把俄国提出的东北交接条款12条电告清廷，并言我对俄国可让者已尽让，俄国此12条款我决不可再让，致失国权。
俄国提出12条款并立逼杨儒签字画押消息传出后，各国哗然，遂加强联合，坚决阻止沙俄独占东三省。
2月17日，德外部要求中国万勿将东北权益轻易相让于俄。23日，日本又劝中国，言日、英、德于东北一事意向相同，中国万勿与俄订立割让土地和独享权益之约。24日，日本又劝中国，言日、英、德、美、奥诸国均反对中国与俄国缔约，盼中国拒约以保大局。28日，德国公开声明：如英俄爆发战争，德国决守中立。
沙俄见自己成众矢之的，急忙逼中国签字画押，企图造成既成事实，令各国无奈。2月19日，俄国先是声明次12条款已允恢复东北原状，要求清廷早日画押。接着，25日俄国驻华公使格尔思会晤李鸿章，威胁道：东北一事与各国无关，中国应对各国之言置之不理，中方如听信各国谗言，不愿立约，则东三省将永为俄有。26日，格尔思再催李鸿章允约，勿信各国谗言。27日，维特也致电李鸿章，催促李鸿章早日允约，勿信英、日谗言，否则将成俄兵永据东北之势。
在此形势之下，清廷对沙俄步步进逼非常惶恐，又兼刘坤一、张之洞等大臣力主借各国之力拒约，因而于2月25日电谕奕勖、李鸿章，令二人统筹全局，利用各国公使对俄之不满，与日、德、英、美等国公使共商对俄之策，与俄婉转商改12条，阻止俄国占我东北，但既不可激俄国之怒，也不可动各国之愤，需因应机宜，善为操纵。
在各国抗议之下，再加上勒逼清廷签字画押未成，沙俄遂对12条稍加修改，于3月13日又提出了11条的东北交接方案，其实内容未变，并限3月26日内画押，逾期不再商谈交接东北之事，企图速速逼迫中国签字画押，以塞各国之口。各国闻知，连电抗议，同时力劝清廷切勿允约。刘坤一、张之洞等督抚大吏及上海等地绅商，也纷纷电请严拒俄约。清廷顿时气壮，再令奕勖、李鸿章婉转与俄国公使商谈，展限签字画押，并商改约。
形势于俄国已极度不利，但沙俄决心冒天下之大不韪，行险逼中国签字画押。3月18日，沙俄驻华公使格尔思再会奕勖、李鸿章，气势汹汹地传沙皇谕旨，言限期本月26日内签字画押，否则东北由俄国自便，中国愿与俄国和好就画押，若愿决裂就听便。言毕拂袖而去。奕勖、李鸿章二人立即慌了手脚，马上电告清廷主张允准杨儒签字画押，以免产生意外。西安清廷见事急，也立即回电，谕令李鸿章仍向俄使要求展限时日，同时电令在俄杨儒切勿画押，恳请俄外部展限并商改约章。
3月20日，清廷以国书形式再致俄国，陈述种种苦衷，恳求删改条款，以免各国借口勒索，从旁效尤。
俄国蛮横地拒收。此时，各国力劝勿签俄约和督抚大员阻签俄约之电，如雪片般飞至西安清廷。督抚大臣阻签俄约之电均献计献策，但大多主张借助外力。其中以张之洞的“救急三策”最为典型。
3月21日，张之洞致电西安清廷，陈“救急三策”，力主利用各国，牵制俄国，避免东北落入俄国之手。所谓“救急三策”，即：（1）速发电旨请英、日、美、德等国代我向俄恳请展限签字画押；（2）将东三省全部开放，所有矿物工商杂居之列，允各国任便公享；（3）用英将训练北洋水军，用日将训练山海关奉天陆军。张之洞力言中国生机全在“各国牵制”四字，如不借助各国牵制俄国，东北之局不堪设想。
3月24日，刘坤一再致电西安清廷，力陈俄约不可画押签字，否则立招瓜分亡国之祸。其奏曰：中国不画押，俄国虽然与我决裂，不过缓交东三省，事后必有公论；我若画押，德国必先于山东照办，各国群起纷争，中国大地立成瓜分之局。所以，中国存亡呼吸，所争者只画押不画押之间而已。故为江山社稷计，此俄约万万不可画押。刘坤一此奏，分析形势甚为透彻，数语道破其中关键所在。
同日，驻日公使李盛铎也致电西安清廷，言若画押俄约，中国立遭瓜分之祸，不画押全局可保，东三省也必有好结局。
诸朝野大臣中，只一个李鸿章老而昏愦。从一开始，李鸿章就主张迁就画押。3月1日，李鸿章就奏请早定俄约，并言各国私议全系日本从中唆弄，不起制俄作用，刘坤一、张之洞素与日本、英国相通，容易被日英说动。3月13日，李鸿章又致电西安，言俄约已驳改数款，中国保全不少，请照准。3月18日，在一片拒签俄约声中，李鸿章和奕勖又致电西安，请速命杨儒签字画押，以保和局。到3月22日，奕勖、李鸿章竟电杨儒“酌量画押”，虽有“酌量”二字，主旨确是同意画押，但自己又不担责任，把球踢给了杨儒。
如此这般，只苦了在俄的杨儒。从2月23日到俄国规定的最后期限3月26日，杨儒与沙俄的维特会谈了2次，与拉姆斯道夫会谈了6次，每次均呕心沥血，以疲惫不堪之身，敌穷凶极恶之沙俄。特别是数日来，俄国多方催逼杨儒画押，杨儒几乎事事电达国内请示。但国内清廷，拒俄惟恐激怒俄国，变生不测之祸；画押又怕各国效尤，立招瓜分之局。所以，诏旨一个接着一个，但左一个婉商右一个恳请。3月21日，离沙俄最后通牒只有5天了，西安清廷见事情急迫，不敢决策，竟令奕勖、李鸿章全权决定画押与否。22日，奕勖、李鸿章又电杨儒，令杨儒“酌量画押”，让杨儒决策。
至此，杨儒已经心力交瘁。不画押，俄国若开战，中国重遭战祸之苦，不画押者罪责难逃；画押，招不招致瓜分之祸，都是卖国贼的名声。杨儒左思右想，决定以未奉画押圣旨不敢擅专为名，拒绝画押。23日，杨儒致电清廷：未奉圣旨，决不擅专。24日，维特百般劝诱杨儒画押，杨儒以无权严拒。
3月25日，离沙俄的最后期限只有一天。沙俄外部反复勒逼杨儒画押，杨儒仍以未奉圣旨不敢擅专为名拒绝。双方论辩不休，杨儒始终不屈。拒绝之后返回使馆，杨儒心力交瘁，倒地人事不醒。
3月26日，为沙俄规定的最后期限。李鸿章心下惴惴，又电奏西安清廷，请准画押，言若不画押，俄必决裂，祸患即在眼前。但电报未至西安，俄国政府已宣布东三省交地约章罢议，日后再商。
4月6日，俄国发布洋洋数千言的宣言，述中俄交收东北经过，言俄国对中国种种好意全被中国和各国误解，对各国种种为难甚是不满，中俄东三省之事，待中国有强固政府时再议。此宣言实为无可奈何的叹息，其以往猖狂气焰大大收敛。
清廷拒签俄约后，惟恐激怒沙俄而遭不测之祸，但沙俄审时度势，怎敢犯众怒而与中国决裂开战。此次东三省交涉，清廷虽然手足无措，但支撑到最后总是没有画押，而俄国最终黔驴技穷，勉强发几句牢骚给自己找个台阶下，应该说这是中国外交上的一大胜利。杨儒自3月25日跌伤后，一病不起，勉强延至1902年2月17日，终于病逝驻俄使馆。杨儒子闻噩耗至俄奔丧，自缢身死，遗书言“不孝罪深，难胜此大负，以后事托付使馆”。当时人纷传杨儒仆跌为俄人力推所致，经杨儒子一事，人人更是怀疑。刘坤一曾电外务部，请查明杨儒致死之由，但无人理会。在整个与沙俄周旋过程中，杨儒以一己之力，当强俄之逼，毫不屈服，终于保全东北三省，实有大功于中华，其为国为民，死于异国他乡，又实是可泣可敬。
清廷重惩“肇祸”大臣
1900年8月4日，八国联军由天津向北京进军。慈禧太后知清军和义和团无论如何抵挡不住八国联军的进攻，急忙改变态度，于8月7日令李鸿章为议和全权大臣，并令李鸿章立即电商各国外部，请先停战。各国联军不予理睬，继续向北京推进。8月12日，八国联军攻占通州，北京指日可下。清廷大急，当日照会联军，言各国公使平安，已派李鸿章为议和全权大臣，议结和议，联军不听，继续进攻，于13日逼近北京城下，14日大举攻城。15日，慈禧太后携光绪帝西逃，当日八国联军攻占北京。
8月16日、19日、21日、27日、31日，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等反复致电各国，请停战议和或调停。各国均无肯定答复，只是强调一点，即：清廷必须先惩办肇事祸首，否则不能议和。
9月9日，清廷派定奕勖、李鸿章、荣禄、张之洞、刘坤一等5人为议和全权大臣。奕勖、李鸿章等反复与各国交涉，各国始终坚持必须先惩办“肇祸”大臣，然后再谈议和问题。奕勖、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盛宣怀及部分驻外公使，也认为若无载漪、刚毅等糊涂透顶官吏，也不会出此大祸，建议重惩。在中外压力逼迫之下，慈禧只好忍痛下诏对“肇祸”大臣予以惩罚。
9月25日，慈禧以光绪名义下谕，惩处“肇祸”大臣。即：庄亲王载勋、怡亲王溥静、贝勒载濂和载滢革去爵职；端郡王载漪撤去一切差使，交宗人府严加议处；辅国公载澜、左都御史英年均交该衙门议处；协办大学士兼吏部尚书刚毅、刑部尚书赵舒翘交部议处。这些大臣，现大多正随侍慈禧太后左右，且又是亲贵，又握兵权。慈禧太后如此惩处，已是伤筋动骨之策了。但此谕下后，各国公使极不满意，均认为惩治太轻，拒绝议和，八国联军仍旧四处攻掠，并扬言西进，抓慈禧问罪。10月4日，法国提出和议六款，第一条就是要求重惩“肇祸”大臣及各地地方官员；18日，美国致书李鸿章，言只有重惩“肇祸”大臣，方可议和。其他各国也纷纷重申：不重惩“肇祸”大臣，断难议和。各国公使对甘军首领董福祥尤其关注，明确表示要重惩此人。23日，李鸿章再次致电慈禧太后，请严惩“肇祸”大臣，以便及早议和，阻止联军西进。刘坤一、张之洞、盛宣怀及出使大臣杨儒、李盛铎、罗丰禄、伍廷芳等，也纷纷致电身处西安的慈禧太后，奏请自认围攻公使馆最违公法，重惩载漪、董福祥、毓贤等“肇祸”大臣，以促成议和开谈，阻止联军四处攻掠。
但不管中外如何敦请勒逼，慈禧太后一直不敢重惩随行大臣，以免变生肘腋。特别是甘军首领董福祥，此时正率精锐甘军随行护卫慈禧，如治董福祥死罪，难免董福祥一怒而反。各国公使见慈禧太后对各方的敦促毫无反映，遂连日自行计议重惩清廷“肇祸”大臣数目和办法。
1900年10月27日，经数日计议，各国公使联合向清廷付出通牒，明确要求将载漪、载勋、溥静、载濂、载滢、载澜、董福祥、刚毅、毓贤、李秉衡、赵舒翘、英年等人处以死刑，对其他祸首的惩治另议。各国公使不知李秉衡早于8月11日自杀，仍将李秉衡列入死刑之列。
以前各国只是反复说重惩，并未言明如何重惩，此次提出处上述诸人死刑，清廷大吃一惊。
各国公使通牒要求处载漪等12人死刑后，估计清廷不会轻易就范，遂向清廷施加压力，派兵攻保定，再次扬言进攻西安，问罪慈禧。
1900年11月10日，奕勖、李鸿章上奏慈禧，言各国公使态度坚决，执意要求将载漪等11人正法。慈禧太后无奈，决定加重惩处“肇祸”大臣。
1900年11月13日，慈禧再以光绪帝名义下谕，加重惩处载漪等人：载漪革去爵职，与载勋均暂交宗人府圈禁，待军务稍定后，再发往盛京；溥静、载滢一并交宗人府圈禁；载濂已革爵职，令闭门思过；载澜、英年降调；赵舒翘革职留任；毓贤发往极边充苦差，永不释回；刚毅已于10月18日病故，免置议；董福祥未提如何处置，荣禄另电告奕勖、李鸿章，言董福祥正领兵随护两宫，不宜立即处置，宜缓议。
慈禧太后将此加重惩处诏书寄给奕勖、李鸿章，同时令二人切实向各国说明慈禧苦衷，解释清廷之无奈，督促各国公使赶紧择定时日议和。
清廷第二次重惩“肇祸”大臣的诏书送达各国公使手中，各国公使见慈禧太后翻来复去总是革爵革职，大为不满，不管奕勖、李鸿章如何解释，就是认定一条：治祸首于死罪。对于董福祥，因督甘军攻使馆，各国公使尤其痛恨，执意要处死。但董福祥部兵凶将狠，且正随护慈禧太后，慈禧实在是不敢动他。无可奈何之下，慈禧太后于12月3日下令革去董福祥甘肃提督职，但仍留任，令其速率所部甘军返甘。
1901年2月5日，各国公使经反复计议，达成一致，在与李鸿章计议惩处祸首问题时，口头要求将现已查出之载漪、载勋、董福祥、载澜、英年、刚毅、赵舒翘、毓贤、李秉衡、启秀、徐承煜等现存各人，均治死罪，否则不再议和。李鸿章大吃一惊。
1901年2月8日，各国公使正式照会奕勖、李鸿章，提出惩处“肇祸”大臣的具体要求：载漪、载澜发新疆极边，永远监禁；令载勋自尽；英年、赵舒翘、毓贤、徐承煜、启秀，定以斩立决；从速夺董福祥兵权，兵权夺后，再照所许各节定罪；各犯处决之日，各国派员监视，有管理行刑之权。
各国公使以照会形式提出上述要求，慈禧顿时觉得形势严峻起来，赶忙于2月9日令奕勖、李鸿章与各国公使商谈：可否处各亲王为“假死刑”，各国公使不允；11日，慈禧又令奕勖、李鸿章照会各国公使：可否将英年、赵舒翘减罪，启秀、赵承煜释回（时启、赵二人在北京被联军拘禁），查明有据，再行惩办，又不允。清廷百般无奈，只好再次下诏重惩“肇祸”大臣。
1901年2月13日，清廷第三次下诏惩处“肇祸”大臣：载漪、载澜均发新疆，永远监禁；赐载勋自尽；毓贤正法；刚毅追夺原官，革董福祥职；英年、赵舒翘革职定斩监侯；已死的徐桐、李秉衡革职，撤销恤典；启秀、徐承煜先革职，查明罪责，再行惩办。同时，应各国公使要求，开复徐用仪、立山、许景澄、联元、袁昶等庚子死节五大臣原职，以施昭雪。
慈禧此次惩处“肇祸”大臣，因未完全满足各国公使要求，各国公使大怒。2月14日，英国驻华公使派员告诉李鸿章等人：不许将英年、赵舒翘等人免死，西安方面如再庇护，将祸及自身。德国元帅瓦德西一直主张以武力压服中国，此时乘机竭力挑动战争，并于15日以联军统帅名义，通令联军做好准备，将于本月内进军西安。
奕勖、李鸿章见英国公使威胁要惩办慈禧太后，瓦德西要武力进攻西安，大惊失色，于2月17日电慈禧太后，请处英年、赵舒翘等死刑，否则联军将进军西安。慈禧太后惊恐万状，忙于18日谕令奕勖、李鸿章，言英年、赵舒翘决无生之理，启秀、徐承煜索回正法。
1901年2月21日，慈禧太后正式按照各国公使要求，第四次下诏惩处“肇祸”大臣：载勋自尽，毓贤正法；载漪、载澜定斩监侯，发新疆极边，永远监禁；赐英年、赵舒翘自尽；启秀、徐承煜交回正法。就在本日，载勋自尽于蒲州。22日，毓贤在兰州正法。25日，赵舒翘在西安自尽。3月1日，令寻在逃载漪并押至新疆戍所。其他“人犯”，也一一兑现此刑。
清廷按照各国公使要求惩处了“肇祸”大臣后，各国公使仍不满足，又于1901年4月4日提出惩处外省“肇祸”官绅名单，总计142人。清廷在各国公使勒逼之下，于4月29日下诏惩处了各省不能实力保护教士教民的地方官吏56人。
6月11日，在各国公使的勒逼下，清廷又下诏，公布停止各国教士侨民被害城镇文武考试五年的地方的清单。
至此，各国列强对清廷的惩处“肇祸”大臣的勒逼告一段落。
《国民报》创刊
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义和团运动的失败和清政府日益沦为“洋人的朝廷”，许多进步知识分子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以及中外反动势力相互勾结的关系，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他们的思想开始有了新的转变。尤其是海外的留学生，他们在接受了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学说以后，更加认识到了清政府的昏庸腐败，逐渐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他们创办报刊，宣传西方民主政治学说和世界各国民主革命的历史，宣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思想，其中留日学生在东京、横滨等地创办了一批报刊，使日本成为革命派报刊活动的重要基地之一。《国民报》就是留日学生创办的具有初步革命思想的较早的刊物。
《国民报》，1901年5月10日创刊于东京，月刊，同年8月出至第四期停刊。它设有社说、时论、译编、丛论等栏目，秦力山为总编辑，冯镜如为名义上的发刊人，担任编辑和撰稿工作的有沈翔云、王宠惠、冯自由、张继等。孙中山对《国民报》的创刊十分关心，曾经给予经济上的援助。
《国民报》是最早提倡推翻清王朝统治的刊物，它以鼓吹天赋人权、平等自由而独具特色。《国民报》先后发表了《说汉种》、《中国灭亡论》、《亡国篇》、《正仇满论》、《二十世纪之中国》等政论文章，攻击清政府对内实行种族压迫，对外实行卖国投降政策，在留日学生中第一个宣传了革命排满的思想。同时，它还译载了杰斐逊起草的《美国独立檄文》以及威曼的《革命新论》等专著，宣传了资产阶级天赋人权思想，为中国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作了舆论上的准备。《国民报》还刊载了《俄国政体》、《俄亚之关系》等文章，对沙俄的侵华野心作了一定的介绍和分析，提高了中国人民对沙俄侵占我国东北领土的警觉，对以后的拒俄运动发挥了一定的舆论宣传作用。
秦力山在创办《国民报》的同时，还组织了一个国民会的组织。国民会以宣传革命为宗旨，提出要“革除奴隶之积性，振起国民之精神”，“使中国四万万人同享天赋之权利”，并主张积极在国内展开革命运动，解决民族独立问题。1901年8月《国民报》停刊，国民会也随之解散。
《辛丑条约》签订
1900年6月下旬清廷对八国联军宣战后，清军一再溃败。至7月间，慈禧太后改任两广总督李鸿章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命其从速来京，全权与各国协商议和。8月7日，八国联军逼近北京，清廷正式任命李鸿章为全权议和大臣，与列强谈判。15日，北京沦陷。慈禧太后在逃跑途中命荣禄、徐桐、崇绮留京乞和。27日，再派庆亲王奕勖与李鸿章共同协商议和事宜。
对此，侵华列强反应不一。沙俄为诱迫清廷承认它侵占东三省合法化，首先表示承认李鸿章代表资格，赞同与清廷议和，并将在京俄国公使和军队撤往天津。英、德等国希望索取更多利益，强烈反对与素有亲俄倾向的慈禧政权开议，拒不承认李鸿章的代表资格。德国因其公使克林德被击毙而更加忌恨清廷，甚至与英国商定准备拘捕李鸿章，阻挠清廷与俄国的交涉。为此，李鸿章从广州抵沪后迟迟不敢北上。俄国极力为清廷斡旋，力劝英、德放弃了拘捕李鸿章的打算。9月16日，李鸿章在俄军保护下抵达塘沽，并很快赴京，在各国公使间奔走。德国提出以惩办慈禧太后、端王载漪等战争祸首作为议和的先决条件，从而使和谈无法进行。帝国主义各国围绕是否与清廷和谈、以及李鸿章代表资格等问题进行的争论，实际是各国在华挑选代理人的矛盾显现。俄国支持素有亲俄倾向的慈禧和李鸿章；英、美等国则支持光绪帝；德国明显倾向英国，以拖延时间，等待德国元帅、八国联军总司令瓦德西（AlflredGrafvonwaldersee）来华，以便扩大对华侵略战争。
10月初，瓦德西抵达北京后，执行德皇指令，多次拒绝李鸿章求见，指挥联军向直隶发动武装进攻。瓦德西的激烈做法不仅引起俄国强烈不满，英、美等国也害怕德国独受其益，遂一面派兵参与扩大侵华的军事行动，以待日后分赃时能多得一些侵略利益，一面又表示希望尽快结束战争。特别是八国联军逼进山西，触动英国在山西的侵略利益时，英国更强烈地呼吁停战。英、美等国态度的转变，迫使德国不得不就此止步，为清廷乞和打开了方便之门。慈禧为取得各国宽恕，于9月26日发布惩处肇祸诸臣的上谕。刘坤一、张之洞、李鸿章等也极力为慈禧开脱，将宣战责任归咎载漪。清廷及封疆重臣的这些表现，使列强感到慈禧已经驯服，继续支持这个驯服政府对他们大为有利。另外，欧洲各国也担心抛弃慈禧，将导致清政府垮台，丧失讹诈中国的机会和可能。这样，在挑选代理人的问题上，欧洲列强态度渐趋一致，最终决定“保全”慈禧，开始与清廷议和。
10月4日，法国提出6项建议作为议和基础：（1）惩办罪犯；（2）禁止中国输入军火；（3）赔偿各国损失；（4）在北京设立外国卫队，保护使馆；（5）拆毁大沽炮台；（6）占领大沽至北京之间的二、三处据点。15日，中国代表提出5条建议，作为和约草案：对攻打使馆表示认罪，保证以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答应赔偿各国损失；修改或新订商约；要求各国交回总理衙门及其档案；和谈开始后即行停战等。各国公使认为，中国提议“狂妄”，根本不屑一顾，仅就法国建议磋商，决定增加下列内容：（1）董福祥、毓贤应处斩。（2）罢免发生排外纠纷的各地官员。（3）扩大赔款范围。（4）划定使馆区，不许中国人居住。（5）将拆毁大沽炮台扩展至大沽以外地区。（6）严禁华人组织和参加排外会社。（7）改总理衙门为外务部。此外，公使团还通过了德、日各自提出的“优恤”义和团运动中被杀的克林德、杉山彬的处理意见。12月24日，公使团以法国建议为基础，增补了上述各项内容后形成所谓《议和大纲》12条，送交清方代表，并转达西安行在。
慈禧看到《大纲》没有将她列为祸首，大喜过望，27日即命“所有十二条《议和大纲》，应即照允”，“诏报奕勖、鸿章如约”。很快，奕勖和李鸿章代表清廷签字，并将加盖御玺的有关上谕作为附件，分送各国公使，《议和大纲》正式生效。这个大纲基本包括了后来正式和约的主要内容。1901年2月14日，清廷发布“罪己诏”，恶毒攻击义和团，为慈禧太后卸责，并对列强的“宽大”感激涕零，说是“今兹议约，不侵我主权，不割我土地，念列邦之见谅，疾愚暴之无知，事后追思，惭愤交集”，表示今后要“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
《议和大纲》确定后，各国使团即开始研究大纲细目和付诸实行的问题。由于各国贪婪无厌，彼此又勾心斗角，互相争夺，因此针对大纲细目的拟定又争吵了八九个月，焦点集中于惩凶和赔款两个问题。
惩凶即惩罚支持义和团及主张与列强宣战的清朝重臣。对此，英、俄两国意见分歧：俄国力主免除亲王载漪等死刑；英国要求扩大刑罚范围，对伪造列强归政照会、挑动慈禧与八国宣战的端王载漪也要处死。争吵结果，列强达成妥协，决定“懿亲不加刑”，王公大臣由清廷自己惩处。1901年2月21日，清政府迫于列强压力，赐庄王载勋自尽；端王载漪、辅国公载澜为斩监侯，发往边疆永远监禁；毓贤即行正法；董福祥革职降调；其他主战文武官员均受不同处分。此后清廷又两次惩办各省地方官员100多人。
赔款是列强争吵的另一问题，也是整个和谈中困难最多、费时最久的问题。瓦德西来华前，德皇令他“要求中国赔偿，务达最高限度”。这种贪婪索求也是其他各国的共同欲望。为确定赔款总数，公使团责成英、德、比、荷4国组成“赔款委员会”，研究赔款标准和范围，最后确定赔偿应以各国直接损失为限的原则。另外，日、美、德、比4国又组成“财源调查委员会”，调查中国财政情况，并根据海关总税务司赫德提供的数字，最后确认中国能够负担的最高赔款总额为白银4.5亿两（约6750万英镑）。
赔款总额确定后，各国竞相提高索偿砝码，肆意讹诈。俄国在侵吞东三省的阴谋屡屡受挫后恼羞成怒，把赔款额提高到1.3亿两；德国索取远征费4亿马克（实际只用2.5亿马克）；英国把赔偿费从拟议的480万英镑提至650万英镑；美国要求赔偿2500万美元（实际仅花费1360万美元）。但是，当时中国每年财政收入仅8800万两左右，支出却高达1.1亿两以上，存在巨额赤字，绝无现金支付赔款的能力。为此，各国就赔偿方式问题绞尽脑汁。俄、法两国为尽快拿到赔款，主张由列强共同作保，替清廷在国际金融市场筹集外债，作为偿金。美、英两国坚决反对，认为这样会造成列强共管中国财政的局面，与“尊重中国行政完整”的“门户开放”原则不符，对其凭借强大经济实力掠夺中国不利。英国提出在中国发行债券分年摊还的办法：即由中国发行债券（保票），发行前3年年息3厘，每两年增加0.5厘，以后一律4厘；债券还本减息基金，在债券发行后5年实行，每年归还本金1％；中国政府指定特种财政收入作为偿还债务之用。这一办法后经德国修改为：各国从中国得到等于各自应得的全部赔款数额的保票，年息4厘，每年至少还本0.5％。这一提议终被列强所接受。
关于赔款抵押，各国一致同意用中国偿还债务后的海关税余额、常关税、盐厘为指定项目。俄、德两国为迅速得到赔款，又提出将海关税率提高到值百抽十，新增收入归人赔款。当时中国海关税名义是值百抽五，但实际平均只有3.17％。这一提议遭到在华贸易占很大比重的英、美两国的反对。讨价还价后，公使团最后决定，将关税增至切实值百抽五，但以清廷改善河道、修改内河航船章程为条件。这样，经过一年多的争吵，帝国主义各国侵略利益大体得到满足，议和的有关问题基本达成一致。整个和谈过程中，条约主要内容均由列强间议定，清廷代表形同虚设。
1901年9月7日，奕勖、李鸿章代表清政府在北京与英、美、德、法、俄、日、意、奥、西、荷、比11国公使在《最后议定书》（即《辛丑条约》）上签字，共12款，19个附件，主要内容：
（1）中国赔款白银4.5亿两，年息4厘，39年还清。
（2）在北京东交民巷设立使馆区，允许列强驻兵，界内不许华人居住。
（3）将大沽炮台和大沽至北京的沿线炮台一律拆毁；天津20里内不允清兵驻扎；北京至山海关铁路沿线的黄村、廊坊、杨村、军粮城、塘沽、芦台、唐山、滦州、昌黎、山海关、秦皇岛、天津等12个沿线要地准许各国军队驻守；禁止军火和制造军火的原料输入中国2年，并可延长。
（4）惩办主战凶犯；永远禁止中国人民成立或加入任何反帝组织，违者皆斩；在发生排外纠纷的城镇停止各等文武考试5年；清廷官吏所属境内如发生伤害洋人或违约之事，官吏必须立时弹压，否则革职，永不叙用。
（5）总理衙门改为外务部，班列六部之前，办理对外事宜；变通各国使臣觐见礼节。
（6）清政府派大臣赴德、日两国谢罪，在克林德被害处树立碑坊，对杉山彬“用优荣之典”；在各国被“污渎”及挖掘的坟茔建立“涤垢雪侮之碑”。
（7）订立新的通商航船条约。
《辛丑条约》是一个空前的奴役性条约。从经济上说，4.5亿两赔款相当于当时中国人均分摊1两，加上赔款利息、地方赔款等项，总数在10亿两以上。这种勒索旷古罕闻。赔款以海关税、常关税和盐税为抵押，使清廷丧失了除田赋外的所有财政来源，中国财政为列强进一步控制，中国经济几乎处于崩溃状态。从军事上说，建立使馆区、驻军、拆毁炮台等，严重损害了中国领土主权，使北京门户洞开，使清廷处于帝国主义直接监督和军事控制之下。从政治上说，惩办主战官员、禁止中国人民从事反帝活动，优恤克林德、杉山彬，改总理衙门为外务部等，使清政府承担了替帝国主义镇压中国人民反帝运动的条约义务，清王朝成为名副其实的“洋人的朝廷”。总之，《辛丑条约》是帝国主义用暴力强加在中国人民身上的殖民枷锁。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至此完全形成。
庚子赔款
义和团运动被镇压后，西方各驻华公使与清政府开始和谈。1900年11月13日，各国公使团正式向清政府提出了《议和大纲》共12条，其中第6条规定，各国各会各人等，以及他国执事中国人民，同近来各事身家财产所受公私各方，中国均认公平赔补；中国国家须筹定各国所能允从之理财办法，力为担保，赔补如何；以上所开赔款，以及如何措还国家借款之地，按担保赔项；又日措还借款，仍须先借洋款后，再于理财办法内分年措还。
1901年，各国驻华公使与清政府就赔款问题进行谈判。起初，各国在赔款问题上意见不同，如在赔款总额、赔款方式及提高海关税率等方面进行长时间的争论。为解决赔款问题，公使团组成了“赔款委员会”，由英、比、德、荷四国公使参加，研究赔款的标准和范围，规定了对政府、社团及私人的赔偿原则。组成“财源调查委员会”，由日、美、德、法四国公使参加，利用其在中国海关的人员和各银行的代表，提供报告，搜集经济情报，调查中国的赔款能力，确定赔偿的担保。4月19日，“财源调查委员会”约清政府户部侍郎那桐、议和大臣助手徐寿朋与周馥，研究赔款问题，通知赔款总数，提出偿付来源和偿款摊还办法。法国公使毕盛代表公使团告知清政府，截至1901年7月1日止，赔款计银4.5亿海关两（约合6750万英镑）。清政府提出财力不足，各国既然有意顾全交谊，盼能减少赔款总额，遭到列强断然拒绝。清政府提出，若不借款，则无法以现金支付；但中国不愿借款，希望增加海关税至从价值百抽五，以海关、常关和盐税作为借款和分期付款的抵押；至于支付方式，中国愿采用逐年分期支付的办法。列强代表查询了常关、盐税和漕粮折色等项收入的数目，以及可以节省、移挪各项经费的情况，还向清政府提议开办人丁税、地亩税、房捐、土药附加税和印花税等另筹新税的建议。
5月1日，公使团会议确定了赔款总数，并正式通知清政府。6日，清政府发布上谕，宣布对“各国赔款共四百五十兆，四厘息，若即照准，以便迅速撤兵”，并指示清政府议和代表，“惟中国财力仅有此数，务须将本利核定总数，宽展年限，力与磋磨为要”。
为了解决偿款摊还办法，英国提出分年摊还的办法，通过讨论后规定：“每一个国家将从中国得到等于全部赔款的保票，年息四厘，并每年至少还本百分之零点五，付利还本的基金将由中国取之于盐税常关税及一个合理的增加海关税中。”俄法两国提出：“如果付息的担保不足，则将关税增加到值百抽五至七点五，以此作为附带担保，在这个条件下，用盐税和常关税收入抵补中国偿款。”经过公使团会议最后决定，以增加关税切实值百抽五，常关和盐税，作为中国发行债券支付赔款本利的抵押品，制定赔款还本表，赔款在40年内清还，由支付利息后的余额及偿还旧债后剩余的上述税款来支付。该决定经各国政府批准，列入条约。此后，英国又提出，未经各国同意，禁止中国用与还本表规定不同的支付方式或改变赔款，列入附加议定书；还对“税则修改委员会”的基础，非条约商埠的常关如何归海关管理等问题，作出保留。在沙俄等国的反对下，这些保留被迫放弃。8月16日，公使团又通过1897、1898、1899年的进口货物平均价格作为海关税则的修改基础。
1901年9月7日，《辛丑条约》签订，共12款19个附件，其中规定清政府向各国赔款白银4.5亿两，年息4厘，分39年付清，本利共达9.8亿两，还有各省地方赔款2000多万两，总数超过10亿两。赔款因是针对1900年（庚子年）的义和团运动而起，故名庚子赔款。条约规定的赔款，按当时全国人口计算，合每人一两。但实际支付的赔款自1901年7月1日至12月31日的利息900万两；这笔利息从1902年起，3年内还清，年息4厘，又需支付利息100万海关两。按条约规定，中国将海关、盐税作抵押，同时撤去沿江沿海通商口岸中的20处常关，业务统归海关管理。中国因条约订立而丧失了除田赋以外的所有主要财源。
1909年，美国为减少刺激中国人民的反帝情绪，决议“减免”其所得赔款的大部分，改充中国留美学生的教育费用。随后，英、日、法等国相继仿效。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中国系参战国，故停止对战败的德、奥两国的赔款支付。十月革命后的苏俄政府，于1920年正式宣布终止对俄庚子赔款。到1938年为止，帝国主义已从庚子赔款中实际掠夺了赔款65237万两，折合银元已近10亿元。
清末“新政”
《辛丑条约》签订后，帝国主义采取以华治华的策略，全面控制清政府，加紧和扩大对华的政治、经济、文化侵略。在内外反动势力的压榨下，人民群众反帝反封建斗争继续深入，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运动逐渐兴起。清王朝已无法照旧统治下去了。为了进一步取得帝国主义的扶植，缓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拉拢资产阶级上层人物，欺骗人民群众，增强反动统治的力量，流亡西安的清廷在1901年1月29日急忙颁布“变法”上谕，诏令军机大臣、大学士、六部九卿、驻外使臣、各省督抚，在不触动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及封建伦理纲常的前提下，各就当时形势，参酌中西政略，各举所知，各抒所见，向朝廷提出改革建议。
4月21日，清廷成立了以庆亲王奕勖为首的督办政务处，以李鸿章、荣禄、昆冈、王文韶、鹿传霖为督办大臣，刘坤一、张之洞（后增袁世凯）为参预政务大臣，总揽一切新政事宜。从此开始至1905年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止，清政府依据内外臣僚特别是袁世凯提出的新政10条和刘坤一、张之洞会奏的“变法三折”，陆续颁布一系列上谕，推行“新政”。主要内容是：
1.改革官制和律例，整顿吏治。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改为外务部，位列六部之前；裁汰各衙门胥吏差役、东河河道总督、湖北、云南、广东三省巡抚；裁詹事府、通政司、太常寺、太仆寺、光禄寺、鸿胪寺等衙门；停止捐纳实官；改定律例，删除凌迟、枭首、戮尸等刑罚。
2.编练新军。鉴于原绿营、防勇已腐朽透顶，清廷便倾全力来加强武备，1901年8月29日宣布停止武科科举考试；9月11日命各省仿北洋、两江例筹建武备学堂，次日下谕各省裁汰绿营、防勇，编练“常备军”。对此，最看重并全力以赴者是袁世凯和张之洞。李鸿章死后，袁世凯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一上任即奏准在直隶编练“北洋常备军”，1902年夏练成一镇约1.25万余名新军。同年张之洞在湖北也编练新军7000余人。清廷以直隶、湖广两处为“典型”，命就近各省派人分别前往参观效法。
为了在全国推行编练新军计划，1903年12月4日，清廷设立了练兵处，命庆亲王奕勖总理全国练兵事务，袁世凯为会办大臣，铁良襄同办理，实权掌握在袁世凯手中；又命各省设立督练公所，负责各省的新军编练。1904年清政府划定新练军队为常备、军、续备军和后备军三等，制定了招募应征条件、官制、训练、给养、奖罚、征调、退休、军器、运输等一些规章制度。1905年为了统一和扩充全国的军事编制，清廷计划在全国共编新军36镇（师），按各省的战略地位及人力物力状况进行分配，限期完成。
与此同时，清廷还创办了巡警。1902年5月清廷批准袁世凯的奏请，在保定创办警务学堂，训练巡警。同年8、9月间，袁世凯根据清政府与帝国主义议定的中国军队不得在天津周围20里以内驻扎的规定，将保定新军3000人改编为巡警，派驻天津，组成天津南北段巡警局。1905年清廷成立巡警部，以徐世昌为尚书，毓朗、赵秉钧为左右侍郎。同时制订了各种警务章程，普遍设立警务学堂，在全国大办警务。
3.筹饷。当时清政府的财政已十分拮据，但庚子赔款、练兵育才、臃肿腐败的官僚机构，皆需大量开支。
为了筹措经费，解决财政危机，清政府巧立名目，多方搜刮。第一是乱增税种。从1902年起，在通商口岸征收印花税，在湖广征收房捐、铺捐、膏捐，在吉林征收烧窑、车辆捐，在察哈尔征收牛马驼捐，在一些地方还有斗银、畜税、油酒缸课、盐商捐、绅富捐、糖捐、果捐、妇女首饰捐、僧尼巫道捐、赌捐、柴把捐、烟灯捐、学捐、庙捐、自治费、巡警捐、路捐、门牌捐、调查户口捐等等，名目繁多，不一而足。第二是乱提税率。有的由户部决定在全国公开加收，如盐斤加增四文，土药、茶、糖、烟、酒厘金加增三成；有的由各地任意增加税率，诸如粮捐加收、盐引加课等。有的在全国加抽之外又一加再加，全无固定标准。第三是派员查库，严提中饱，官吏报效。查库是清廷钦派大员到各地查明司库进出，将盈余款项强迫上缴。严提中饱是将各级官吏例行贪污的款项收归公有。报效是倡导官吏不定期地向朝廷奉献银物。实际等于承认并鼓励官吏贪污。4.兴学育才，即废科举、办学堂、派留学。1901年9月14日清廷命各省书院于省城者改设大学堂，于各府及直隶州者改设中学堂，各州县均改设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即幼稚园）。规定教育内容以四书五经纲常大义为主，历代史鉴及中外政治艺学为辅。12月5日颁布学堂选举鼓励章程，规定学堂毕业考试后可得进士、举人、贡生等出身。1902年3月11日又命各省速筹设立学堂及武备学堂。
关于科举，1901年8月31日清廷下谕以后科考要加试中外政治、史事、策论；废八股文体，停止武科考试。1905年9月2日下令停止一切科举考试。关于派留学生，1901年9月11日下谕，令各省仿照湖北、四川等省之例，选派学生出国留学，凡毕业留学生均分别赏给进士、举人各项出身。自备旅费出洋留学的，按照官派学生标准给予奖励。据统计，截止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全国共兴办学堂5万多所，留学生人数则从1901年的几百人激增到上万人。5.振兴商务，奖励实业。1903年9月9日清廷下令成立商部，将前路矿总局并入。接着各省设立路矿农务工艺各项公司；陆续设立商标局、劝工陈列所，并开始参加有关国际博览会。次年又公布《商律》、《公司律》、《商会简明章程》。1905年陆续颁布了《商标注册试办章程》、《重订铁路简明章程》、《重订开矿暂行章程》、《奖励公司章程》、《改订奖励华商公司章程》、《试办银行章程》等。这些规章对外商也采取同样保护的态度。这时一些著名资产阶级上层人物的政治地位也有所提高，如翰林院修撰张謇被聘为商部头等顾问，加三品衔；华侨巨商张振勋被任命为考察商务大臣兼督办闽广农工路矿。
总之，清末新政是在20世纪初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兴起、清朝统治岌岌可危的形势下，封建统治阶级为缓和阶级矛盾而采取的客观上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某些政治措施。其中，奖励工商、兴学育才等项内容对民族资本企业的初步发展、资产阶级新学在中国的传播，以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队伍的形成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但总体来说，并未能达到缓和阶级矛盾和加强封建统治的目的。
晚清重臣李鸿章去世
1901年11月7日，晚清重臣李鸿章卒，年七十九。晋封一等侯爵，谥文忠，追赠太傅，人贤良祠。李鸿章，安徽合肥人。本名章铜，字少荃，晚年自号仪叟。道光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授编修。1853年随侍郎吕贤基回籍办团练，对抗捻军和太平军。1858年至江西入曾国藩幕，襄办营务。1861年奉曾之命编练淮军，次年率淮军自安庆抵上海，勾结英、法、美侵略者与太平军激战，随后升任江苏巡抚。伙同戈登“常胜军”绞杀太平军，攻取苏州、常州。1864年天京攻陷后，因绞杀太平天国有功，被封一等肃毅伯。次年署两江总督，调集淮军6万人赴河南进攻捻军，1866年继曾国藩为钦差大臣，督军攻捻，先后在猕河和徒骇河镇压了东西捻军。1867年授湖广总督。1870年继曾国藩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参与清廷内政外交决策，掌管军事、外交大权。
1873年，李鸿章授武英殿大学士，次年调文华殿大学士，位居各大学士之首，仍留总督任。在苏抚和直督任内，面对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和人民如火如荼的反抗斗争，他竭力鼓吹并推行以“外须和戎，内须变法”为总纲的洋务运动。“和戎”就是对外国侵略者要“一意主和”，不要轻言战争。“变法”就是要引进西方的军事装备、机器生产和科学技术，以保护清朝的统治。从60年代开始，他主持开办了一批近代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主要有江南制造总局、金陵机器局、轮船招商局、开平煤矿、漠河金矿、天津电报局、津榆铁路、上海机器织布局等企业。他利用海关税收购买军火和军舰，创立北洋水师学堂，建立北洋海军。对外交涉中一贯妥协退让，1875年，日美勾结侵略台湾，他力主议和。1876年，英国侵略缅甸和云南，他与英国签订《烟台条约》。1885年中法战争中，他主张乘胜求和，与法国订立《中法新约》。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中奉行避战求和的方针，导致战争的失败和北洋海军的覆灭，签订了《马关条约》。1896年，签订《中俄密约》，出卖国家主权，允许俄国在中国东三省修筑铁路等等。旋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在变法维新运动中，采取表面上观望持重，暗中多有同情的态度，曾被康有为誉为“维新之同志”。1899年调署两广总督，次年实授。时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爆发，参与“东南互保”，力主与列强妥协，镇压义和团。不久调充议和全权大臣，兼督直隶。在谈判中，李鸿章为了保全西太后的地位，在列强公使之间奔走，特别请沙俄斡旋，作为报答，让俄国在天津取得一块租界，甚至准备以东北主权作交易，满足俄国在东北的扩张要求。列强终于同意用苛刻的条件换取对西太后的谅解和支持。1901年9月7日，李鸿章、奕勖代表清政府，与英、俄、德、法、美、日、意、西、荷、比、奥11国公使，签订了《辛丑条约》，两个月后，李鸿章病死。
12月24日，清政府命在京师为李鸿章建立专祠。清代汉大臣向无在京师建立专祠旷典，因李有功于清室，清政府谕令在京师设立专祠，以示优异。清政府谕曰：“奕勖等奏：据呈请为已故大学士李鸿章功德在民，恳建专祠一折。已故大学士李鸿章服官中外，四十余年：懋建殊勋，安定疆宇，前经迭降恩旨，优予饰终，已准于原籍及立功省分建立专祠，以彰劳功。兹据奏请各节，京师建立专祠，汉大臣向无旷典。惟该大学士功绩迈常，自宜逾格加恩，以示优异。李鸿章著准于京师建立专祠，列入祀典，由地方官春秋致祭，以顺舆情而隆报享，用示笃念盖臣至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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