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俄战争以日胜俄败而告结束，双方在美国朴茨茅斯签订和约，两国背着清朝政府，割让在我东北地区的侵略权益。年底，中日双方签订《会议东三省事宜条约》，清廷承认了日本在我东北地区拥有的新特权。美国亦坚持其歧视在美华工的立场，拒绝废除《限制来美华工条约》，引起全国人民的极大义愤，形成大规模的抵制美货运动。由于日本政府颁布《取缔清韩留学生规则》，亦引起留日中国学生的强烈不满，实行总罢课；陈天华愤而投海自杀，以示抗议。革命党人吴樾在北京正阳门火车站刺杀出洋考察宪政的五大臣，自己英勇牺牲。
8月20日，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正式成立，孙中山被举为总理，确认“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十六字纲领，并将《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改名为《民报》，作为同盟会的机关报。在《民报》发刊词中，孙中山将自己的政治主张概括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同盟会的成立标志着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政党的正式建立。
本年《国粹学报》创刊：复旦大学开学；在中国各界人士共同努力下，中国收回了粤汉铁路修筑权；京张铁路兴建，詹天佑被任命为会办兼总工程师。
中国同盟会成立
中国同盟会，简称同盟会，是1905年8月20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在日本东京建立的全国性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
20世纪初年，随着民族矛盾、阶级矛盾的尖锐化，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群的涌现，爱国运动的广泛开展，革命派的队伍也日益扩大。孙中山敏锐地觉察到中国已处于革命高潮的前夕。为了联合各种革命力量，迎接革命高潮，孙中山在1903年提出新的战斗任务：“物色有志之士，广为结交”；“打击保皇毒焰于各地”，发展革命力量；“联合大群，团集大力”，建立统一的革命组织。为此，他离开日本到达檀香山，发表《敬告同乡书》和《驳保皇报》两篇文章，前者着重划清革命和保皇的界限，揭露梁启超“名为保皇，实则革命”的欺骗性，指出：“革命、保皇二事，决分两途，如黑白之不能混淆，如东西之不能易位”；号召革命群众一定要认清保皇派反对革命的真面目，肃清其流毒。后者针对檀香山发行的保皇报刊载的《敬告保皇会同志书》中所散布的种种反对革命的谬论，指出保皇派之所谓“爱国”，非爱“我中华”，而实爱“大清国，”；“非爱国也，实害国也”。因天地会组织致公堂在华侨中有众多的成员，为同保皇派争夺群众，孙中山在檀香山加入了洪门，被封为“洪棍”，即元帅。接着他来到美国，在旧金山致公堂大佬黄三德的协助下，举行了致公堂全美会员总注册，并代为重订致公堂新章规程80条，规定“本堂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宗旨”。但因美国华侨风气尚未开通，注册收效不大。于是孙中山应中国留欧学生邀请抵达欧洲。1905年春，他在布鲁塞尔、柏林、巴黎相继建立革命组织，发展留欧学生60余人。
在此之前一年，黄兴、蔡元培、陶成章等革命党人继兴中会之后，在国内先后建立起华兴会、光复会、科学补习所等10余个革命小团体，遍及江、浙、湘、鄂、皖、闽、赣、川、陕等省。这些革命团体建立后，均投入了武装起义的准备，且都相继遭到挫折，其主要成员在1905年春天前后陆续来到日本。此时，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倾向革命的人也越来越多。孙中山已成为革命者众望所归的领袖，被称为“近今谈革命者之初祖，实行革命之北辰”。通过革命的实践，越来越多的人逐渐认识到：日益高涨的革命形势，迫切需要把相继出现而又散见各地、组织狭小、力量有限的革命小团体联合起来，以便领导全国规模的民主革命运动。
因此，孙中山于1905年7月19日从欧洲返抵日本，同在日本的革命团体领导人商组统一的革命政党问题。他指出：“中国现在不必忧各国之瓜分，但忧自己之内讧。此一省欲起事，彼一省亦欲起事，不相联络，各自号召，终必成秦末二十余国之争，元末朱（元璋）陈（友谅）张（士诚）明（小明王韩林儿）之乱，此时各国乘而干涉之，则中国必亡无疑矣。故现今之主义，总以互相联络为要。”孙中山的主张，得到了黄兴等多数人的支持。
7月30日，各省有志革命的留学生和旅日华侨共70余人，在东京赤坂区桧町三番黑龙会址召开建立统一组织的筹备会议。到会人员分属17省籍，唯甘肃省因没有赴日留学生而缺席。会上，孙中山首先发表演说，阐明革命的理由、形势、进行方法及联合组织统一团体的必要性，与会者一致赞成。在讨论团体的名称时，孙中山提议为“中国革命同盟会”，有人表示异议，主张叫“对满同志会”。孙中山指出，革命宗旨不专在对满，其最终的目的尤在废除专制，创造共和。还有人提出此会为秘密组织；不必明用“革命”二字。经反复讨论，遂定名为“中国同盟会”，简称“同盟会”。在讨论政治纲领时，孙中山提议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十六字纲领为宗旨。有些人不同意把“平均地权”列为政纲。对此，孙中山作了详细说明，指出：“现代文明国家最难解决者，即为社会问题，实较种族、政治二大问题同一重要”，“欲解决社会问题，则平均地权之方法，乃实行之第一步。本会系世界最新之革命党，应立志远大，必须将种族、政治、社会三大革命，毕其功于一役”。最后，政纲获得通过。会议随即举行宣誓加盟仪式，并推举黄兴、陈天华（《猛回头》、《警世钟》作者，曾与黄兴等组织华兴会）等8人起草同盟会章程，提交成立大会讨论。
8月13日，东京中国留学生和华侨1300多人集会，欢迎孙中山。孙中山当场发表激动人心的演说，指出：中国文明悠久，土地广大，人口众多，只是到了近代才落后了。如果能“发愤为雄”，推翻腐朽的清政府，努力学习西方先进国家，中国的建设将“有异常之速度”，“不仅足以突驾日本”，而且“十年、二十年之后，不难举西人之文明而尽有之，即或胜之焉”。他号召大家一定要“将振兴中国之责任，置之于自身之肩上”，为建设独立富强的民主共和国而奋斗。孙中山明确的民主革命观点以及中国革命后必能赶上和超过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思想，给与会者以巨大鼓舞，促使更多的人参加同盟会。
8月20日，中国同盟会在东京赤坂区灵南坂日人阪本金弥宅召开成立大会，到会者百余人。大会一致通过了《中国同盟会总章》（已佚失。今见到的是1906年5月16日改订的《总章》，共24条）；确定孙中山提出的十六字纲领为同盟会宗旨；除总理一职已经筹备会确定为孙中山外，又以投票方式选举了总部各部负责人，推选了各首主盟人。依照《总章》的规定，同盟会总部设于日本东京，按“三权分立”原则，下设执行部、评议部、司法部；黄兴被任为执行部庶务科总干事，居协理（副总理）地位，总理外出时，代总理主持总部工作。章程规定在总部统一领导下，各地分设支部；国内按地区设东、西、南、北、中5个支部，支部以下各省设立分会，支部部长由总理指任，分会长由会员选举产生；国外设南洋、欧洲、美洲、檀香山4个支部，支部以下各国设立分会。当时设想，不但机关有组织，全体党员亦仿照军队，建立营、队、列、排等各级组织，以保证组织的坚固。1905年11月26日，同盟会在日本东京出版了机关报《民报》。次年，孙中山、黄兴、章太炎等又编定《革命方略》，规定了同盟会纲领的实施计划和其他各项具体方针政策，有些则作为文告供各地起义时发布。总部所委派之主盟人于同盟会成立后亦相继分赴国内外各地，吸收会员，建立支部，进行宣传和组织活动，为武装起义做准备。
同盟会是一个具有比较明确的政治纲领的资产阶级政党。孙中山在《（民报）发刊词》中首次将同盟会的十六字纲领概括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随后，又通过《军政府宣言》和《民报》周年纪念演说，对三民主义的内容作了具体的阐述：
同盟会的成立，使全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有了一个统一的领导，极大地增强了他们夺取全国革命胜利的信心，有力地推动了民主革命运动的发展，标志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进入高潮。同盟会成立后，一面传播民主革命思想，组织革命派同改良派论战；一面联络会党、新军，发动一系列武装起义，直至辛亥革命推翻清朝，建立中华民国，在中国革命历史上建立了不朽的功勋。武昌起义后，同盟会总部由日本东京迁至上海，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时，迁至南京，旋又迁回上海。1912年8月，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
五大臣出洋
1905年至1906年清政府为仿行宪政，派出五位大臣出国考察政治的事件。义和团运动后清政府为了挽救其垂危统治，缓和阶级矛盾，曾推行“变法新政”，结果却是在旧矛盾进一步激化的基础上又产生了一系列新的矛盾，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也日益高涨。恰在此时，日、俄为争夺我国东北和朝鲜爆发了战争，最后竟然是蕞尔小国日本打败了庞然大物的俄国，还引发了俄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由此维新派得出结论，认为日所以胜，俄所以负，是因为日本经过明治维新，实行了君主立宪制，而俄国仍然是封建君主专制。日胜俄负，反映了立宪与专制的胜负。于是，要求君主立宪的呼声更加高涨，在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及其代表人物的奔走鼓动下，逐渐变成了一场全国性的立宪运动。这些代表人物也就被称为“立宪派”。1904年以后，他们广为宣传改革政体的必要性，强调日俄之战实为“立宪专制二政体之战”，“故以今日而言外交，言内治，惟立宪二字，强于百万之师”。同时他们又多方结纳当朝权贵和封疆大吏，力图依靠这些实权派人物实现真正的君主立宪制度。
受立宪派的影响和日俄战争的刺激，考虑到本身的利益，一部分官僚也打出了“立宪”的旗号。1904年和1905年，驻法公使孙宝琦、两江总督周馥、湖广总督张之洞、两广总督岑春煊、直隶总督袁世凯相继奏请清廷“变更政体，实行立宪”，敦请派亲信有声望之大臣游历各国，考察宪法。
清廷迫于形势和压力，于1905年7月初召集枢府大员连日会议，讨论立宪和派员出洋考察政治；7月16日发布上谕，简派镇国公载泽、户部侍郎戴鸿慈、兵部侍郎徐世昌、湖南巡抚端方四大臣“随带人员，分赴东西各国考求一切政治，以期择善而从”。27日又加派商部右丞绍英随同前往。共计五大臣出洋考察。
9月24日五大臣出发时，在北京正阳门车站遭革命党人吴樾阻击。五大臣中绍英、载泽受轻伤，出国考察只好暂缓启程。后清廷改派山东布政使尚其亨、顺天府丞李盛铎代替徐世昌（已授巡警部尚书）、绍英（因遇炸受伤未愈），合原已定之载泽等3人仍为5人前往。五大臣按原方案分两路：一路是载泽、尚其亨、李盛铎，主要访问日本、英国、比利时、法国，于12月2日从北京出发；一路是戴鸿慈、端方，主要访问美国、德国、俄国、意大利、奥国，于12月11日从北京出发。在分别访问过程中，他们广泛接触各国政府官员，听取对方介绍“立宪要政”，同被访问国的专家，“探讨立宪原理”，对各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教育、市政建设作了较为详细的调查。经过半年多的实地了解，由杨度、梁启超等代笔拟定考察报告。1906年夏，除李盛铎因任驻比利时公使未回外，其他四大臣先后归国。接着，他们便奏请朝廷“改行立宪政体”。在对比了中外不同体制后，他们指出：中国“言外交，则民气不可为后援；言内政，则官常不足治理；言练兵，则少敌忾同仇之志；言理财，则有剜肉补疮之虞”，要摆脱这一困境，唯一的出路就是立宪。载泽更在密折中针对反对派的意见明确提出了立宪对清政府的三大利益：“一日皇位永固”；“一日外患渐轻”；“一日内乱可弭”。“至于实行之期，原可宽立年限。”
在听取了这些意见后，经反复权衡，西太后终于决定“预备立宪”。因此，五大臣出洋是清政府推行“预备立宪”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清政府为延缓其统治而采取的欺骗措施，也是在内外形势逼迫下所作的某种有限的让步。
吴樾炸出洋五大臣
1905年9月24日，载泽、徐世昌、绍英、戴鸿慈、端方五大臣，带领大批参赞、随员，乘火车离京启行，出洋考察宪政。
当日上午，北京正阳门车站岗哨林立，朝官贵戚，蜂拥而至，前来送行。满腔仇愤的革命党人吴樾，怀揣炸弹，乔装成皂隶，从容步入站台，登上五大臣专车，准备炸死五大臣，戳穿清廷立宪骗局。当机车与车厢挂钩时，车身突然震动，触发炸弹，吴樾被炸得满脸血肉模糊难辨，当时死难；五大臣中载泽、绍英受轻伤，其余三大臣未伤皮毛。吴樾的炸弹，是人民抵制立宪丑剧所发出的第一个强烈抗议。吴樾，字梦霞，后改孟侠，安徽桐城人。1902年人保定高等师范学堂。1903年，他得到邹容《革命军》一书，连读三遍，爱不释手，不久他受到《清议报》等保皇派书刊的蛊惑，推崇康、梁的君主立宪主张，1904年，急于寻求救国出路的吴樾，读了《警世钟》、《孙逸仙》、《黄帝魂》、《中国白话报》等革命书刊，豁然省悟，发觉自己过去受了改良主义的欺骗，感到康、梁用君主立宪的谬论愚弄天下，实在令人痛恨。对康、梁深表厌弃，斥之为“半醒半睡之满洲走狗”。他认识到，要拯救中国，不能指望清王朝立宪，必须以革命的手段推翻这个反动王朝。从此，他积极宣传革命，1903年创办两江公学，信奉暗杀主义——对冒险的个人暗杀活动，尤为热中，写成《暗杀时代》一书，把暗杀作为反清革命的主要手段。1904年，与杨毓麟等组织北方暗杀团作为军国民教育会保定支部。1905年7月，他听到五大臣出洋的消息，即从东三省人关，准备实践自己的暗杀主张，去挫败清王朝假立宪的鬼蜮行径，以免人民受到它的蒙蔽和愚弄。事前，他写了《意见书》，指斥清廷立宪是“假文明之名，行野蛮之实”，揭露立宪派人的卑劣意图和奴才面目。吴樾信奉的暗杀活动，虽然是不足为训，但他不惜为革命而慷慨献身的英烈情操，是值得崇敬的。
吴樾谋炸五大臣决非一时活动，1904年冬连续发生3次暗杀事件，先是万福华杀广西巡抚王之春，后又有一刺客刺杀清练兵大臣铁良，未遂而逃；随后王汉谋杀铁良，未成投井自尽。与此同时，《浙江潮》、《大陆》等刊物纷纷介绍俄国的暗杀事件，当时，在日本的一些中国革命者学到了从事暗杀活动，特别是制造炸弹的技术。当时对革命存有急切心理，对清政府怀有刻骨仇恨的吴樾，继万福华、王汉之后走上了暗杀的道路，他与杨笃生精心研制炸弹，经多次实验改进，制成了指针发火法炸弹，准备谋杀铁良。
吴樾听到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的消息后，义愤填膺，他说：“樾生平即自认为中华革命男子，决不甘为拜服异种非驴非马之立宪国民也。故宁牺牲一己肉体，以剪除此考求宪政之五大臣……”为揭露朝廷的骗局，唤醒民众，他怀着牺牲自己，激励人民反对清王朝立宪丑剧的宏愿，改变谋刺铁良的计划，转而谋杀五大臣。
五大臣被炸，吴樾壮烈牺牲，革命者无不为之惋惜和哀悼，蔡元培等在北京召开追悼会，表示怀念。《民报》为吴樾出“天讨”号特刊，全文刊载其14篇遗著，陈天华在《民报》上发表文章，痛斥立宪派，肯定吴樾壮举的重大意义，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听到吴樾殉难，有的开追悼会、有的写文章、赋诗进行悼念。辛亥革命后，国人寻获吴樾遗骨安葬于安庆城西山麓。
反对“取缔规则”的斗争
留日学生中革命运动的发展，使清政府感到震惊。清政府设法对留日学生的活动进行管束。1902年9月，当吴稚晖、孙揆均等20余人到驻日使馆抗议驻日公使蔡钧阻挠自费留日学生进入成城学校学习的事件发生后，清政府设立了日本游学生总监督。第一任总督是汪大燮。1903年5月，拒俄运动发生后，慈禧太后令张之洞拟订约束留学生的章程。11月间，张之洞拟订了《约束游学生章程》、《鼓励出洋学生章程》各10条及《自行酌办立案章程》7条。
1905年11月2日，应清政府之要求，日本文部省颁布《关于令清国人人学之公私立学校规程》，俗称“取缔规则”。共15条，对清朝留日学生活动进行限制。第四条规定：中国留学生入学、转学必须经过清朝政府驻日公使的介绍和承认。这就侵犯了学生的入学自由。第九条规定，清朝留学生居住的宿舍和在校外租宿的旅馆，必须取缔，这实际上剥夺了中国留学生在日本的居住自由权。第十条规定：对“性行不良”的学生令其退学，不得复学。
“取缔规则”在日本官报上发表时，并没有引起普遍的注意。11月26日，接受中国留学生的日本公私立学校分别张贴布告，限中国留学生在3天内将原籍及现在地址、年龄、学籍经历等一律具报，逾期不报者，若发生不幸事件，自行负责，留日学生顿时大哗。各校代表齐集留学生会馆，联名上书驻日公使杨枢，强烈要求向日本政府交涉，必须取消第九、十条。
12月初，学生情绪更加激昂。路矿速成学堂学生认为“取缔规则”有辱国体，应全部废除。留日学生最多的弘文学院起而响应，并首先罢课。4日。经纬学堂、早福田大学、大成学校、法政大学等校相继响应。5日，300名学生在富士见楼集会，秋瑾慷慨演说，痛哭流涕。程家柽在《朝日新闻》上发表《反对清国留学生取缔规程》，指出，日本留学欧美的不少，从未听说哪国有取缔日本学生的规则；中国学生留学他国的也不少，也没有听说别的国家制定这种规则。日本这样做，是对中国国权的损辱，是可忍，孰不可忍。日本政府对此却置之不理。
各校学生相继罢课，许多激进学生愤而回国，并要求全体同学回国，不在日本受辱。日本报纸相继诋毁中国留学生为乌合之众。《朝_日新闻》载文说中国留学生“放纵卑劣”。12月8日，留日学生陈天华，感愤于日本报刊的诋毁，痛心于某些留学生的不知自爱而投海自杀，留日学生群情激愤，开始出现集体返国的行动。12月14日，第一批近300人集体返国。前后估计约有2000人左右返国，秋瑾、刘道一、熊克武等就于此时返国。
但在回国的问题上，留学生们形成了两派，争论激烈。以胡瑛、宋教仁，孙武为代表的一派坚决主张回国，成立了留日学生联合会；以江庸、汪精卫、胡汉民、朱执信为代表的一派，主张不回国，以避免被清政府一网打尽，他们成立了维持留学界同志会。两派中，倾向回国的一派占多数。当时，已离日本到越南的孙中山不赞成留日学生全体回国，以免大批同盟会员回国，被清廷一网打尽，但是孙中山的电报被汪精卫和胡汉民等压过一阵后才告之大家。12月25日以后，浙江同乡会召开会议，决议全体复学。各校学生陆续复学，维持会也宣告解散。日本方面也作出让步，表示暂缓执行“取缔规则”，“取缔规则”无形中便取消了。
反对“取缔规则”的斗争取得了一定程度上的胜利。它对清政府和日本帝国主义是个沉重打击，对反清革命斗争也是一个鼓舞。
1905年的反美爱国运动
1905年的反美爱国运动，是20世纪初全国反帝反封建群众斗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一运动展示了劳动群众反抗的坚定性和雄厚力量，也促使民族资产阶级作为一种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政治舞台。
从19世纪中叶起，美国资产阶级为了开发西部太平洋地区，采用拐骗、抢掠、绑架等无耻手段，从我国广东、福建一带掳走了大量的中国廉价劳动力。一部分沿海地区的劳动人民因受清政府和地主阶级的压迫剥削，到美国谋生的也不少。1883年到美华212，总数已达30万以上。华工对美国西部地区的开发作出了贡献。连美国资本家及其代言人都承认：“没有华工，就没有美国西部的垦殖”，“西部的铁路也无法完成”。华工的辛勤劳动给美国西部“带来了牛油和面包”。西部工业的兴起和发展，与华工的辛勤劳动是分不开的。对于华工在西部建设中的作用，已故的美国共产党名誉主席福斯特曾评价说：“中国人，主要是工人，在美国西部的历史中，起过很大的作用……他们修建了加利福尼亚的主要铁路，特别是19世纪60年代的后期，铺设了美国第一条横贯大陆的中太平洋铁路的西半段，这是一个英雄的成就。”
但是，广大华工在美国却受到无端的歧视和迫害。1872年美国发生了经济危机，工厂倒闭，工人失业，工人运动兴起。为了转移国内人民的视线，美国政府和资产阶级挑拨美国工人与华工的关系，散布种族仇视情绪，不断制造排华事件。1880年美国政府迫使清政府签订了限制和排斥华工的条约。1894年3月美国政府又强迫清政府签订了“限制来美华工保护寓美华人条约”，条约有效期为10年。这一条约使美国的排华合法化，华工受到极大的限制和非人的侮辱。残酷杀害华侨、抢劫华侨财产的事件层出不穷，各种限禁扩大到商人、学生、游历者，连清政府的外交官员也遭到了种种侮辱和非难。旧金山中国领事馆官员谭锦镛在1903年9月11日回领事馆途中，被美巡捕将发辫结在路灯铁柱上，加上手铐，百般嘲弄，并送往捕房。谭受侮辱后，无处申冤，自杀身死。又如，华人往美均需到一瘟房裸体用硫磺水薰浴，张荫桓贺英皇加冕，路过美国，一切参赞、随员均受此辱，仅张一人得免。
1904年中美条约期满，应另议新约。但美国国会却决议所有过去一切“排华律”继续有效。从1904年夏季开始，华侨报纸和国内报纸不断刊载要求废约和揭露美国虐待华侨的文章。檀香山《新中国报》在《拟抵制禁例》一文中，首倡抵制美货。年末，旅美华商联合一百几十个地方的10多万华侨联名致电清政府外务部和中国驻美公使梁诚等，要求废除迫害华侨的苛约，争取平等待遇。迫于舆论的压力，清政府指令梁诚向美国政府提请改约。修改的原则是：“今宜禁下等之工，而上等之工不与也，今宜禁受佣美人之工，而自行制造之工不与也；今宜禁未入美境之工，而业经在美之工不与也。”尽管清政府的改约条件很低，但华工禁约由出使大臣梁诚与美政府磋商数月，美政府一意坚执，无所通融。1905年春，美国政府派新任驻华公使柔克义（W.W.Roekhill）同清政府谈判，威胁清政府签订续约，消息传来，全国人民极为愤慨。5月10日，《时报》刊出《筹拒美国华工禁约公启》，指出“美设苛例，名为限制华工，实则禁绝一切华人入境”。“此约之有害于我者：一、损害国家之尊荣，古今各国均无此等禁约。二、玷辱国民之人格，种种横逆，几不以人类待我，我岂能堪！三、失两独立国彼此同等相待之权利，彼来，受我保护；我往，乃受彼苛禁虐待；天下不平事孰有逾此！四、失万国通商应享之利益……事关全国之荣辱，人人有切肤之痛，合群策群力以谋抵制，是所望于爱国诸公。”《公启》表达了人民群众不屈服于美国反动政府的压迫的反抗精神，轰轰烈烈的反美爱国运动迅速展开。
1905年的反美爱国运动是以抵制美货为主要手段，由上海、广州等大城市迅速推向全国。所谓抵制美货，就是：“办货者不办美人之货，用物者不用美人之物，为办此抵制之术之绝妙宗旨。而佣力于码头者，惟美货则不起；买卖于市上者，于美货则有禁，为办此抵制之术之绝妙政策。”5月10日，上海总商会召开特别会议，讨论拒约办法，会长曾铸提出：以两个月为期，逾期美国政府仍不允许改订条约而强迫续约，则将抵制美货。12日，上海广东帮绅董开会讨论抵制办法：“一、中国无论公私一概不用美人；二、华人之受雇于美者均即自行辞退；三、华人相诫不用美国货物。”14日，上海福建帮绅董声明抵制办法：“一、美来各货一概不用，机器附件一并在内；二、美船揽载，华人不应装货，各埠一律；三、美人所设学堂，华人子弟不应人堂读书；四、美人住宅所雇雇工，劝令停歇，庖御等人在内。”随后，上海各界纷起响应。北京、天津、广东、福建、南京、杭州、苏州等地的商、学各界掀起反美热潮。运动波及到全国十几省的大中小城镇和乡村。
反美爱国运动的中心在上海，青年学生行动起来，首先履行抵制办法。美国开办的学校教员、学生纷纷离去。5月22日，清心书院“全学解散”；同日，中西书院停课，学生退学。在运动中，工人群众的行动尤为积极果断。7月22日，上海总商会再次召开会议，要求各界一致行动。当场，铁业、洋布业、面粉业等7个大行业公所的巨商签押，不进不卖美货。会后，又有钟表、印刷、航运等70多个行业签押。同时，各省会馆、工人、学生、妇女界等也集合声讨美国虐待华工，共同抵制美货。7月28日上海报关行召开特别大会，一致决议，各商所定的美货“凡属六月十八日（7月20日）以后所定者，一律不代装运”印刷工人免费为抵制美货印制宣传品，几个月内，上海各界组成的抵制美货团体共24个，参加抵制的有76个行业。在北京，京师大学堂学生接到上海商会公电后，群情愤激，立即联合各学堂发布“学生同盟会公启”，声明学生为“未来国家主人翁”，首先不购美货。京师大学堂在暑假开展宣传活动，留校同学任文字宣传，回家同学到各处演说。学生同盟会向各校发出通告，要求学界，“凡自一书一籍一纸一墨以及（至）校具杂物”都不买美货，以示“人心之固”。
天津商务总会不顾直隶总督袁世凯的阻挠，于6月18日召集在津各帮商董会议，到会200余人，均画押，表示以后不买美国面粉、煤、油及机器等。“所到之帮，凡素日购买美货者，均画允从此不买美货”，“如有违者认罚银五万元”，以示抵制决心。天津府立中学堂和私立敬业中学堂也邀集26所学堂代表集会，议决不买美货。
广东旅美华工、华侨人数最多，当反美运动兴起时，广东的反美斗争尤为激烈，坚持时间也最长。5月27日，广东七十二行商、八大善堂代表连日讨论抵制办法。6月14日成立了“拒约会”，21日改名为“抵制苛约不用美货公所”，议决：“一、不定美货，经众决定，特举出专员分赴各行请盖章签订公约；二、宣讲员定二十二日起到各处宣传；三、印发章程和美货图表等件，分送本省各城乡镇埠和外省各埠，便所周知。”随后，南海、佛山、顺德、香山、江门、潮州、汕头等地都成立了拒约分会。广州工人，不买美货、不吸美烟，食品工人不用美国面粉，南海、东莞、广州等地的运输工人拒绝装卸运输美货，建筑工人不给美国盖房子，一些美国人开的学堂，学生纷纷退学。广州的拒约宣传活动很活跃。8月出版了《拒约报》，在《祝词》中声言：“不有苛例，此报奚作，苛例不删，永不殂落，伟哉此报，伟哉拒约！”9月，《时事画报》和《觉报》出版，均以宣传时事及拒约运动为宗旨。全市各社团的演说会、演唱会，形式多样，丰富多彩。一些以控诉美帝国主义虐待华工、华侨和宣传拒约运动的讲词、粤讴、南曲、歌谣等在群众中广泛流传。
在留日四川籍学生的鼓动下，四川全省学界首先决议不用美货。留日学生写信劝其亲友响应抵制美货运动，旅沪蜀商也写信返乡，动员四川商界联合抵制美货。
武汉三镇各界成立各种拒约团体，连续召集会议，呼吁国内外同胞“坚持到底，勿背初心”。10月初，“各码头小工亦相约不运美货”；三镇裁缝同业“一百余家皆签名应允”，概不做美国布料。拒约运动迅速发展到全国，南京、苏州、镇江、扬州、芜湖、汉口、成都、重庆、杭州、南昌、桂林、青岛、济南等60多个城市成立了“拒约会”、“争约处”、“抵制美货公所”等团体，进行抵制美货运动，卷入运动的除商人、学生、工人外，一些地方的农民也投身到了抵制美货的斗争中来，海外华侨和留学生遥相呼应，函电声援国内的运动。当1905年8月运动达到高潮时，旧金山华商特电上海广肇公所（广东同乡会）支持国内的抵制美货运动，希望坚持到底，并汇款给广东拒约会作为经费。旅日横滨、神户的华商一致议决不与美国银行交易，也不用美船装载货物，不买美国货物。海外侨胞给国内人民以极大的鼓舞，广东拒约会宣布：“侨民关怀祖国，能牺牲钱财，图共同之利害，内地同胞亦当奋力担任，以争国权！”越南华侨致电广东拒约会：“抵苛约，伸民气，全球注目，关系甚重大，内外需始终坚持，勿为压力解散，至为外人逆料。任彼开衅，拚以四万万人之热血退之，无中馁。”菲律宾华侨拒乘美国轮船，新加坡华侨不搭美国的电车，澳洲华侨开会、捐款支持国内的反美运动。反美爱国运动展开后，美国政府多次要求清政府镇压。美国驻华公使柔克义奔走于北京、天津、上海各地，阴谋干涉破坏，他一再要挟清政府下令禁止抵制美货。迫于美国的压力，清政府一面对柔克义解释说：“各处中国商人反抗贵国之举，实系该商人等自由行动”，“政府虽曾谆谆训戒，毫无效验”。一面发布上谕，说抵制美货“有碍邦交”，各级地方官应“从严查究，以弭隐患”。各省督抚竭力压制抵制美货运动。袁世凯禁止天津商会响应上海总商会的号召，不允许登载拒约消息的《大公报》发行，使北方各省的反美运动受挫。两广总督岑春煊借故逮捕拒约会员马达臣、潘信明、夏重民，以破坏广东的反美运动。
由于清政府的压迫，领导反美运动的资产阶级上层人物开始动摇、退缩，严重削弱了抵制美货的力量。轰轰烈烈的反美爱国运动到1905年底便消沉下去，广东的反美运动坚持较久，一直坚持到1906年底。这次反美爱国运动以上海为中心，席卷全国，波及海外，历时半年，迫使美帝国主义和清政府未敢签订限制华工续约。通过斗争，又一批人走上了民主革命的道路，资产阶级革命派的队伍进一步壮大起来。
1905年收回利权运动
清末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掠夺路矿权利的爱国运动。19世纪末，世界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资本输出成为它对外侵略的主要特征。甲午战后，帝国主义在中国强占租借地和划分势力范围的同时，即将投资的重点集中到铁路的建筑和矿山的开采方面，并以此作为其巩固“势力范围”和伸展侵略势力的手段。这就不仅使中国人民蒙受了重大的经济损失，阻碍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而且严重地侵犯了中国的主权，直接关系到中华民族的存亡。因此，20世纪初，在民族资产阶级力量有所增强、资产阶级领导的爱国运动和革命运动同时兴起的历史条件下，中国人民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收回路矿利权的运动。
收回粤汉铁路主权是收回路权运动的开端。19世纪末，美国华美合兴公司同清政府先后签订《粤汉铁路借款草合同》和《粤汉铁路借款续约》，攫取了粤汉铁路的修筑权。但合兴公司违背条约，自1902年起将大量股票私售给法、俄支持的比利时资本家；又按《续约》规定，粤汉路工程应在5年内修成，但直到1903年秋，铁路仍未动工。这种侵犯与无视中国主权的行为，激起了湘、鄂、粤三省人民要求“废约自办”粤汉铁路的斗争。从1904年开始，广东商务局决议力争废约；湖南省绅民纷纷上书湖广总督张之洞，要求立即废除合同；湖北绅民亦群起力争；三省留日学生组成铁路联合会，积极声援国内的斗争。当年底，美商摩根财团向比方收回被买去的股票，但仍拒绝废约。三省人民坚持斗争，积极自筹款项，准备自办。美国迫于压力，于1905年9月6日同清政府签订《收回粤汉铁路美国合兴公司售让合同》，中国以675万美元的代价将粤汉铁路赎回自办。紧接着，浙江、江苏人民要求商办苏杭甬铁路的斗争进入高潮。苏杭甬铁路是1898年英国驻华公使窦纳乐向总理衙门要求准许英商承修中国五条铁路中的一条。它起自苏州，中经杭州，迄于宁波。合同签订后，测勘工作一直没有进行。1905年夏间，浙江绅商在上海议决成立浙江全省铁路有限公司，公举前署两淮盐运使汤寿潜和在籍京堂刘锦藻为正、副总理。接着江苏也组成了以官绅王青穆为总理、状元资本家张謇为协理的铁路公司。两公司不仅要求自办铁路，而且立即着手集股筑路。浙江先修杭州至嘉兴段，江苏则修上海至嘉兴段。但在英国胁迫下，清政府竟于1907年同英国订立《中国国家沪杭甬铁路五厘利息借款合同》，议定借款150万英镑，用英国总工程师筑路。消息传来，江浙人民大哗。杭州、苏州、绍兴、宁波相继成立国民拒款会或拒约会，两省学校也分别聚众集议，一致要求力拒借款，保全权益。浙路副工程师汤绪绝食抗议死难，浙路业务学校学生邬钢因路事呕血而亡。清政府无视民意，竟然下令将领导争回路权斗争的浙路公司经理汤寿潜革职。由此浙江全省顿时沸腾起来，茶寮酒肆以及街巷之间，所谈无非路事，甚至说现在情形实系政府强迫我人民暴动，我人民亦不能再守秩序等。迫于苏浙人民顽强不屈的斗争，邮传部尚书盛宣怀于1911年与英国银行公司协议，将沪杭甬借款移作开封至徐州铁路借款；江浙人民终于争得了商办沪杭甬铁路的胜利。
同时，由于绅商各界的努力，四川人民于1907年争得了商办川汉铁路的胜利；直隶、山东、江苏三省人民争取自办津镇铁路和云南人民反对法国修筑滇越铁路的斗争也先后开展起来。
与收回路权斗争互相呼应，收回矿权的斗争在1905年以后也日益高涨起来，其中斗争最激烈、影响最大的是山西人民收回英国福公司掠夺的矿权的斗争。1898年5月21日清廷同英国控制的福公司签订了《山西开矿制铁以及转运各色矿产章程》20条，规定将盂县、平定州、潞安、泽州与平阳府所属煤铁以及他处煤、油各矿转请福公司办理，限期为60年。但因山西对外交通不便，采矿迟迟未动。1905年2月，山西巡抚张曾敷等支持绅商组成山西同济矿务公司，制定开办章程14条，规定先行推广开采煤炭，次第举办五金煤、油各矿，强调不招外洋股份，不用外省人员。然而福公司在英国驻华公使萨道义（Sotow，Sir，EmestMaSon）的支持下派人到平定州、盂县勘察，蛮横地向清政府要求专办权，声言非经福公司同意，无论何人何公司都不准在该处开矿。这更加激起了山西人民的愤怒。这年底，翰林院庶吉士解荣辂、梁善济、知县崔廷献、举人刘懋赏等343人联名公禀山西巡抚，要求废除与福公司所订的办矿合同；山西大学堂和武备、师范、商矿、警务、农林等中等学堂学生1034人也联名具禀，主张筹款赎回矿权。次年3月1日，中国留日学生总会以及山西、河南、陕西三省留日学生先后联名致电外务部，请求主持废约。山西省留日东京法政大学学生李培仁因愤于清政府的卖矿活动，在该年10月蹈海自杀。留日学生连续举行追悼会，派代表回国，在太原、平定州等地举行悼念活动，将争矿运动推向高潮。接着，同济矿务公司改组，于当年冬创设保晋矿务公司，着手集股开采煤矿。经过反复交涉，1908年1月22日，福公司被迫同意与山西省商务局订立《赎回英商福公司开矿合同》，山西绅民以275万两的代价赎回福公司凭一纸合同所攫得的山西矿权。
在这期间，安徽人民为收回铜官山等处矿权，山东人民为收回德国霸占的五处矿权，四川人民为收回江北厅矿权，云南人民为收回澄江等七府矿权，河南人民为抵制福公司掠夺矿权，以及辽宁人民为收回都鲁河及吉拉林沙金矿权，都进行了持续不懈的斗争，取得了不同程度的胜利。
《民报》创刊
《民报》是同盟会的机关报，它在宣传工作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民报》的前身是《二十世纪之支那》，创刊于1905年6月3日，其主要成员有田桐、白逾桓、宋教仁、陈天华等，大多是两湖地区到日本留学的进步青年。《二十世纪之支那》只出了两期，便由于鼓吹革命和抗议日本侵占辽东半岛，被日本内务省以“妨碍安宁秩序”的罪名，强行没收刊物并勒令停刊。8月27日，议决由宋教仁代表《二十世纪之支那》社移交，黄兴代表同盟会接收。同盟会接办后，改名为《民报》，暗寓孙中山倡导的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这一革命宗旨。
《民报》从1905年11月26日创刊到1908年10月被日本政府封禁，共出24号，1910年1、2月，又在日本秘密印行第25、26两号，对外则说是在巴黎出版。《民报》的主要编辑和撰稿人有陈天华、朱执信、宋教仁、汪精卫、胡汉民、章太炎等。《民报》以宣传同盟会纲领为宗旨，以倾覆现今恶劣政府、建设共和政体、土地国有等六大主义为方针，鼓吹民族民主革命，宣传西方资产阶级社会政治学说和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各流派思想。
《民报》从一开始就显出政治锋芒。以孙中山名义发表的《发刊词》，第一次公开提出了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并且刊登了“世界第一之民族主义大伟人黄帝，世界第一之民权主义大家卢梭，世界第一之共和国建设者华盛顿，世界之平等博爱主义大家墨翟”四幅画像，借以宣传旧三民主义纲领。《民报》创刊号还发表了朱执信的《论满洲政府虽欲立宪而不能》，陈天华的《论中国宜改创民主政体》等重要文章，从政治上、理论上、历史上对康有为、梁启超之流提倡的君主立宪主义和清王朝的假立宪丑剧，进行系统而深入的批判，这就有力地痛击了康、梁以“保皇”邪说操纵舆论的反动气焰。
《民报》在第三号中还刊载了《民报之六大主义》一文，文中宣布：“本杂志之主义如下：（一）颠覆现今之恶劣政府；（二）建设共和政体；（三）土地国有；（四）维持世界真正之平和；（五）主张中国、日本两国之国民的连合；（六）要求世界列国赞成中国革新之事业。”前三条是“对内”的，后三条是“对外”的，六大主义没有超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的范围，实质是三大主义和同盟会誓词调整的具体化。作者指出：“革命有秘密之举动，而革命之主义则无当秘密者，非惟不当秘密而已，直当普通之于社会，以斟灌其心理而造成舆论”，这样，“其主义必为社会心理所向，其举动必受一般舆论之欢迎，然后能获优胜而鲜失败”。该文的发表对于统一革命党人对革命事业的认识，鼓舞人们革命斗志起了积极的作用。《民报》第三号号外刊载《民报与新民丛报辩驳之纲领》12条，逐一列举革命党与保皇党的原则分歧，成为革命派开展思想大论战的主要舆论阵地。
当然，《民报》毕竟是民族资产阶级中下层进步势力办的报刊，它不可避免要反映出这个阶级软弱和妥协的一面。在6条主义中，没有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内容。
后3条中，表明中国革命党人期待同世界列国保持友好关系，得到各国人民和进步公众支持的愿望，但透露出对帝国主义存在着不切实际的幻想和妥协倾向，反映了同盟会反帝的不彻底性。《民报》在反帝宣传方面，较之以前的《浙江潮》、《江苏》等刊物有所削弱，必然要给以后的革命实践带来消极的影响。
不过，《民报》宣传革命的作用是不应低估的。它在国内进步分子中广为流传，也同国外进步舆论相互呼应。日本人宫崎寅藏与清藤幸七郎等创办的《革命评论》与《民报》互登广告。它的编者和撰稿人多数参加了《民报》的周年纪念会。《民报》的骨干如宋教仁等也常和《革命评论》的编辑接触，甚至被《革命评论》的一些文章感动得流泪。1907年元旦，《革命评论》发行“支那革命特集号”，对中国革命作了热情洋溢的介绍。该刊成为《民报》的国际友军。
1908年10月，日本政府以《民报》24号激扬暗杀为由，禁止出版。1910年初，汪精卫主编第25、26号，在日本秘密印行，旋终刊。《民报》销售数在万份左右，最高达1.7万份。
革命派与改良派大论战
1905年至1907年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同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在思想理论战线上展开了一场大辩论。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与以康有为为代表的改良派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两个政治派别，前者是民族资产阶级中下层的代表，后者是其上层的代表。
早在甲午战争期间，这两个派别就同时出现了。不过当时改良派因为发动了戊戌变法运动，在社会上的影响远远超过革命派。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梁等人逃亡国外，梁启超在日本重建改良派的宣传阵地，1898年12月创办《清议报》，前后历时3年，共出100册；1902年又创办《新民丛报》，历时近6年，共刊行96号。
康有为则于1899年7月20日在加拿大建立“保救大清光绪皇帝会”（亦称“保救大清皇帝公司”、“中国维新会”，简称“保皇会”），在“爱国救亡”的旗帜下，反对通过革命办法推翻清王朝，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而是寄希望于光绪帝，祈望光绪复辟，继续推行变法维新，实行君主立宪制度。因此，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多次同他们倡议“联合”，都被拒绝。
可是20世纪初，在内忧外患刺激下，知识分子通过清政府对爱国运动镇压的反面教育，日益倾向革命。改良派从切身利益考虑，在加紧要求清政府实行真正的君主立宪、抵制革命的同时，又将矛头指向革命派，正面阻止革命运动的发展。为此，双方在1903年、1904年已初步进行了交锋。
同盟会成立后，革命派有了统一的组织和明确的纲领，为革命思想的传播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孙中山在《（民报）发刊词》中号召：要把三民主义思想“灌输于人心，而化为常识”。为了实现这一任务，继《民报》之后，在国内外各地遍设宣传机关，出版书报杂志。据统计，1905年至1907年，革命派主办的报纸、杂志达60余种，其它革命出版物“无虑百数十种”。这些刊物都在不同程度上阐述了同盟会的主张，《民报》则更为系统地阐述了三民主义思想；其文章理论透辟，脍炙人口，激动人心，深受广大读者欢迎，每期再版二版以至五版，仍供不应求。对此康、梁十分恐惧，公然宣称“今者我党与政府死战，犹是第二义，与革党死战，乃是第一义”。梁启超以《新民丛报》为阵地，连续发表文章，诋毁同盟会政纲。改良派的活动，成了民主革命的巨大障碍，孙中山立即组织革命派进行有力的回击。这样，以《民报》和《新民丛报》为中心阵地，革命派和改良派在国内外的20多种报刊先后都投入了论战。论战涉及的范围很广，主要有三个方面。
1.要不要革命，要不要推翻清政府。改良派竭力为清政府的民族和阶级压迫政策辩护，宣扬清圣祖康熙皇帝的薄税政策不仅为“中国数千年所无，亦为地球万国古今所未有”；声称在清朝统治下，“举国人民其在法律上本已平等，无别享特权者”，因此民族革命是完全不必要的。
革命派以大量事实揭露清朝统治者施行的种族压迫、奴役及歧视政策，强调救国必先反清排满，铲除异族政府。他们控诉清政府卖国媚外的罪行，强调欲救中国，免除民族灾难，只有坚决推倒清朝专制政府，指出“满洲去，则中国强”。针对改良派曲解革命派“排满”口号是“种族复仇”的谬论，革命派申明“排满”只是“仇一姓”，“不仇一族”，种族革命并非尽杀满族数百万之众，而是“倾覆其政府，不使少数人扼我主权，为制于上之谓也”，明确地把满族平民与满洲贵族区分开来，将打击矛头指向封建统治者。
2.要不要兴民权，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改良派从本阶层的利益出发，反对共和革命论，鼓吹“渐进论”，说封建专制必须经过君主立宪阶段才能实行民主共和；借口“民智未开”，诬蔑中国人民“既乏自治之习惯，又不识团体之公益”，根本没有享受民主权利、当“共和国民之资格”，宣扬这种资格只有在开明专制时代和君主立宪时代才能养成。
革命派进行了有力的驳斥，指出：事物的发展总是后来居上，当世界上已经有了先进的民主制度，在革除专制建立共和国又已成为大势所趋、人心所向的历史条件下，一个落后的国家在民族革命之后，必然要选取先进的民主制，无须再经过君主立宪的阶段。说“中国之民族，贱民族也，只能受压制，不能与以自由”，“吾民族万古不能有能力，惟宜永世为牛马为奴为隶者”云云，是帝国主义和民贼的语言，是对中国人民的极大诬蔑。因为“疾专制，乐自由，为人类之天性”，是人人具有的。而“以一人擅神圣不犯之号，以一姓专国家统治之权，以势以情，殆皆不顺”。正是这种制度把中国引向世界劣败之林。且人民群众的智慧是在斗争中发展的，在革命时代，群众民主主义觉悟的提高是十分迅速的。改良派强调中国“民智未开”，不能行共和，只能行专制，实际是继续贩卖“君权神授”的传统观念，究其目的，不过是为了“巩固万世不替之皇基”罢了。3.要不要改变封建土地制度，实行“平均地权”。改良派为维护封建土地所有制，反对“平均地权”，说中国的封建经济制度与欧洲不同，既无贵族压制，土地又极为平均，而且“赋税极轻”，即使将来工业发展了，也不会造成欧美那样的“贫富相悬”的社会现象，因此进行“社会革命”是完全不必要的。同时又说地主占有大量土地，都是由“劳动”或“节约”而来；社会经济的发展，“实起于人类之利己心”，私有财产制度的存在，在历史上有其必然性，不能“蔑弃”，是“现社会一切文明之源泉”。实行“平均地权”，“土地国有”，就是“掠夺人民勤劳之结果”，打击人们从事生产的积极性，“推翻现社会之根柢”。他们声言对其他问题尚可让步，对改变土地制度问题，“则寸毫不能让”。
革命派虽然对封建制度缺乏本质的认识，断言中国尚未出现欧美那样的“贫富悬隔”的现象，却鲜明有力地予以回击，指出：“社会革命”的原因，是社会经济组织的“不完全”，是“放任竞争绝对承认私有财产制”造成贫富悬隔所引起的。虽然从中国的具体状况来看，马上“绝灭竞争废去私有财产制”是不现实的，但“加之制限与为相对的承认”则是必要的。有的针对改良派的指责明确地回答：“知吾国经济现象之不足恃，而当消患未然者，则社会革命不必行之说破；知国家为大地主大资本家（指实行土地国有和节制资本），而外资无足忧者，则社会革命不可行之说破；知国有土地主义，其定价买收方法更无驳论者，则社会革命不能行之说亦破。”个别激进者甚至指出，中国的社会经济制度并非完美无缺，而是弊病百出，其主要表现是土地集中于少数人之手，由此才造成人民的极端贫困。认为，“土地者，一国之所共有也，一国之地当散之一国之民”，否则就必然造成“地权之失平”以及“人权之失平”，所以“必尽破贵贱之级，没豪富之田，土地为国民所共有，斯能真合于至公”。同时他们又进一步指出，中国既然存在着这种不平等的制度，一旦采取大机器生产，就一定会产生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那种“富者资本骤增，贫者日填沟壑”的现象。为预防这种弊病的产生，就必须在进行民族革命、政治革命的同时，实行社会革命，具体办法是消除私人对“天然生产力”即土地的占有，把土地收归国有。
革命派和改良派的论战，开始于1903年，1905年至1907年间全面展开，时间之长，规模之大，涉及问题之广，都是空前的。经过这场大论战，（1）进一步划清了革命派和改良派的界限，使人们清楚地认识到实行民主革命的必要性，于是更多的人纷纷脱离改良派，参加到革命的行列。（2）革命派批判了封建文化思想，使西方的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思想得到了更广泛的传播，促进了革命力量的壮大。改良派也不得不承认，经过论战，“革命党之势力”，“如决江河，沛然而莫之能御也”。
但是，由于阶级的和历史的局限性，革命派对中国民主革命一系列根本问题却未能作出完全正确的回答。在驳斥革命会招致帝国主义干涉和瓜分的问题上，革命派虽然表示即使干涉也不足惧的态度，但始终天真地认为帝国主义是遵守国际法的，不会干涉中国革命，更不致引起瓜分。在驳斥革命会引起下层群众暴动因而产生“内乱”的问题上，他们一方面说要对“自然的暴动而加以改良使之进化”“为秩序的革命”；另一方面为了避免社会的长期动乱，又提出了速战速决的意见，即所谓“革命之范围，必力求其小；革命之期日必力促其短”。在驳斥关于“土地国有”就是“夺富予贫”的问题上，除个别激进分子外，革命派不仅未能做出有力回答，反而明确声明根本没有这种打算，即“吾人之政策”，“非损富者以益贫”，是欲使富者“有益无损也”，且使“富者愈富，贫者亦富也”。革命派的这些严重弱点，反映了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表明他们无力把民主革命引向彻底胜利。
孙中山提出三民主义
三民主义是中国同盟会纲领的简称，孙中山革命思想的精髓。同盟会成立时，通过以孙中山提出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十六字为纲领。1905年11月，孙中山在《民报发刊词》中，第一次将同盟会的纲领概括为“三大主义：日民族、日民权、日民生”，随即被同盟会的宣传家们简括地称为“三民主义”。1906年，孙中山主持制定了同盟会《革命方略》，其首篇《军政府宣言》集中地诠释了同盟会的纲领。同年12月，他又在《民报》创刊周年纪念会上发表了题为《三民主义与中国民族之前途》的重要演讲。这些都是了解三民主义基本内容的重要文献。
民族主义的基本内容就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
《军政府宣言》解释说：“今之满洲，本塞外东胡，昔在明朝，屡为边患，后来中国多事，长驱人关，灭我中华，逼我汉人，为其奴隶，有不从者，杀戮亿万。我汉人为亡国之民者，二百六十年于斯。满洲政府，穷凶极恶，今已贯盈。义师所指，覆彼政府，还我主权。其满洲、汉军人等，如悔悟来降者，免其罪。敢有抵抗者，杀无赦。汉人有为满洲作汉奸者，亦如之。”“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中国之政治，中国人任之。驱除鞑虏之后，光复我民族的国家。敢有为石敬瑭、吴三桂之所为者，天下共击之。”
简言之，民族主义就是推翻清朝政府，重建汉族人当权的政府。同时，也隐喻着反抗外来侵略的意愿，但态度不够鲜明。
孙中山对民族主义的有关问题还作了申述。指出“民族主义，并非是遇着不同种族的人，便要排斥他，是不许那不同族的人，来夺我民族的政权。”他把政权问题放在民族主义的首位，批驳了尽灭满人的观点。他说：“兄弟曾听见人说，民族革命，是要尽灭满洲民族，这话大错。民族革命的原故，是不甘心满洲人灭我们的国，主我们的政，定要扑灭他的政府，光复我们民族的国家。”把民族主义和民族复仇主义区别开来。
民权主义的基本内容就是“建立民国”。孙中山指出，“民权主义，就是政治革命的根本”；中国仅有民族革命是不够的，要进行民族革命推翻清朝，还必须进行政治革命，推翻君主专制。认为，君主专制主义是“恶劣政治的根本”。指出：“中国数千年来，都是君主专制政体，这种政体，不是平等自由的国民所堪受的。”孙中山举出三条理由说明中国必须“去专制，行民主”。他说：“既知民为邦本，一国之内人人平等，君主何复有存在之余地？此为自学理言之者也；满洲人据中国，使中国民族处于被征服之地位，国民之病，二百六十余年如一日，故君主立宪在他国君民无甚深之恶感者，独或可暂安于一时，在中国则必不能行，此自历史事实而言之者也；中国历史上之革命，其混乱时间所以延长者，皆由人各欲帝制自为，遂相争相夺不已，行民主之制，则争自绝，此自将来建设而言之者也。”
孙中山进一步指出，政治革命应当与民族革命并行，他说：“我们推翻满洲政府，从驱除满人那一面说，是民族革命；从颠覆君主政体那一面说，是政治革命。并不是把它分作两次去作。”《军政府宣言》对“建立民国”的内容概括为：“今者由平等革命，以建民国政府。凡为国民，皆平等而有参政权，大总统由国民共举，议会以国民公举之议员构成之，制定中华民国宪法人人共守。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
民生主义的基本内容就是“平均地权”。《军政府宣言》解释说：“文明之福祉，国民平等以享之。当改良社会经济组织，核定地价，其现有之地价，仍属原主。所有革命后社会改良进步之增价，则归于国家，为国民所共享。”孙中山解释说：“兄弟所信的，是定地价的法子。比方地主有地价值一千元，可定价为一千，或多至两千；那地将来因交通发达，价涨至一万，地主应得两千，已属有益无损，赢利八千，当归国家。”“平均地权”就是一种解决土地问题的办法：对于地主所有的土地，核定其现在的地价，将来地价上涨时，其现价仍属地主所有，超出的部分则改归国有，为国民所共享。
孙中山还倾向于“单一税”的政策，他说：“中国行了社会革命之后，私人永不纳税，但收地租一项，已成地球上最富的国。”
为什么要实行民生主义呢？主要是鉴于西方资本主义的弊病，特别是劳资的尖锐对立。孙中山说：“似乎欧美各国，应该家给人足，乐享幸福，古代所万不能及的。然而试看各国的现象，与刚才所说，正是反比例。统计上，英国财富多于前代不止数千倍，人民的贫穷甚于前代，也不止数千倍，并且富者极少，贫者极多”，“凡有识见的人，皆知道社会革命，欧美是绝不能免的，这真是前车可鉴。”他说：“社会问题，在欧美是积重难返，在中国却还在幼稚时代。但是将来总会发生的，到那时候，收拾不来，又要弄成大革命了。革命的事情，是万不得已才用，不可频频用之，以伤国民的元气。我们实行民族革命政治革命的时候，须同期想法子改良社会经济组织，防止后来的社会革命，这真是最大的责任。”
孙中山进一步指出：“欧美为甚不能解决社会问题？因为没有解决土地问题”，“文明进步，地价日涨”，“贫民无田可耕”，地主“富与国家相等”，而“中国现在资本家还没有出世，所以几千年地价，从来无大增加”，所以“平均地权”在中国容易实行。
孙中山对自己的办法充满信心，中国实行“平均地权”之后，“私人永远不用纳税。但收地租一项，已成地球上最富的国”。这样就能“肇建社会的国家，俾家给人足，四海之内，无一夫不获其所”，“确是欧美所不能及的。”
以上就是孙中山所阐述的同盟会时代的三民主义的基本内容。是为后人所称“旧三民主义”。1924年，孙中山在改组中国国民党时，重新解释三民主义，形成新三民主义。
在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同盟会的纲领是个较完整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纲领，它在动员和组织群众推翻封建帝制，建立共和国的斗争中，起了巨大的作用。但它又是一个不彻底的民主主义革命纲领，它主张民族主义，但没有明确提出反帝的口号；主张民权主义，却不敢依靠广大工农群众；主张民生主义，却不敢发动广大农民，废除封建土地制度。这些弱点，集中反映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正如毛泽东所说：“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即使在革命时，也不愿同帝国主义完全分裂，并且他们同农村中的地租剥削有密切联系。因此，他们就不愿和不能彻底推翻帝国主义，更加不愿和更加不能彻底推翻封建势力。”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
小提示:漏章、缺章、错字过多试试导航栏右上角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