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年春，湖北革命党人刘静庵在武昌建立革命团体日知会，入会者百余人。6月，因“苏报案”被捕入狱的章太炎期满出狱，赴日本东京，受到热烈欢迎，旋加入同盟会，且与孙中山、黄兴等共同制定了《革命方略》。年底，孙中山在《民报》创刊周年纪念大会上发表重要演说，系统阐述了他的“三民主义”、“五权宪法”思想。从上年底开始，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和以梁启超为首的保皇派之间的政治分歧更加对立。双方分别以《民报》和《新民丛报》为主阵地，展开了长达一年多的激烈辩论，围绕着要不要推翻清政权，要不要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要不要实行土地国有等一系列问题往复辩驳。年底，同盟会员刘道一、蔡绍南等利用会党势力，联合洪江会首领龚春台在湖南举行了萍、浏、醴起义，不久失败。
4月，中英双方经过艰苦谈判，签订《续订藏印条约》，中国虽未能收回在《拉萨条约》中所丢失的权益，但迫使英国确认了中国对西藏的领土主权。本年，芦汉铁路全部通车；成立于1897年的商务印书馆于4月在农工商部注册；南昌教案激起社会巨大反响；原版《大英百科全书》在华发行；清政府发布严禁人民吸食鸦片的上谕，开始了一场真正意义上的大规模禁止吸食鸦片的社会运动，取得了可观的成效。
日知会
日知会是清末湖北革命团体，1905年2月由刘静庵、曹亚伯等组织发起，1906年2月正式成立。该会以利用美国圣公会在武昌所设的日知会阅报室而得名。1904年，当科学补习所遭到破坏时，刘静庵因与圣公会会长胡兰亭有交情，得以避住会内。随后，他受聘充日知会司理，于是着手利用这个机构，“联络军、学两界中人，以为革命之预备”。原科学补习所的成员相率入会。1905年冬，刘静庵遂“商准胡会长，另拟会章，由传教进而革命，名不变而实变矣”。1906年2月，作为革命团体的日知会正式成立。
日知会的革命者仍然坚持他们原来的信念，即着力在新军和学生中开展工作。每逢星期日举办讲演，宣传民族危机，抨击时政。他们暗中不断输进《民报》等革命书刊，并在黄州设置秘密印刷所，大量印刷《警世钟》、《猛回头》、《革命军》、《黑龙江》、《作新民》、《训兵说》、《孔孟心肝》等革命书刊，在武汉的士兵和学生当中散发，并到农村和外地散发，当时军界、学界倾向革命的人们，几乎人手一册，起到了宣传、鼓动作用。同时设立江汉公学、东游预务科、明新公学，以造就革命干部。半年时间日知会发展到近万人。它影响到江西，南昌、九江的开化阅书报室等，就是当地革命知识分子模仿日知会而创办的。
孙中山对日知会的活动很重视。1906年4月，孙中山派同盟会湖北分会会长回到湖北，在日知会中发展同盟会会员，扩大同盟会组织。刘静庵、冯特民等首先加入同盟会，不少日知会会员也相继参加同盟会。这样，日知会在组织上与同盟会发生了联系，在政治上接受孙中山的领导。从此，日知会的性质发生变化，“表面仍称日知会，内容实为同盟会”了。
随后，日知会转向革命行动。1906年4月间，刘静庵派吴昆到香港会见黄兴，共商起义大计。旋至日本，受孙中山派遣，跟随法国武官欧几罗到长江中游一带视察，准备起义的工作。萍浏醴起义爆发后，孙中山派胡瑛、朱子龙、梁钏汉到武昌，与张难先、季雨霖、刘静庵等在汉阳伯牙台举行会议。议定党人一面筹款，一面应招人营，准备响应起义。不料萍浏醴起义迅速失败，奸细郭尧阶向巡警道冯启钧报告了日知会的响应计划。1907年1月13日，湖北当局派兵弁围搜日知会，胡瑛、刘静庵、张难先、朱子龙、梁钏汉、季雨霖、殷子衡、吴贡三、李亚东等主要领导人被捕。不久，张难先、季雨霖得保释出狱，朱子龙不幸于次年春病死狱中，刘静庵于1911年病死狱中，吴贡三、殷子衡、胡瑛、李亚东、梁钏汉等5人到武昌首义后才出狱。
日知会虽仅存一年，但在湖北革命运动史上影响深远。它的主要工作和主要贡献是革命宣传方面。许多知识分子阅读了各种革命出版物后，萌生了推翻清朝的思想。在湖北，特别是武汉大地上撒下了革命火种，为革命运动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思想基础。日知会有其局限性。它的社会基础不广，成员限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新军中专以发展军官为主，很少甚至没有与会党联系，战斗力不强。更重要的是，它没有严格的组织建制，没有形成一支战斗的队伍，一经敌人查封，领导人被捕，会员便散落四方。
以后，湖北革命党人的组织活动和革命活动，被迫停顿了一年半之久。但全国的反抗斗争迅猛高涨，同盟会在南方起义不断。湖北和武汉地区的革命党人总结了日知会的教训，决心在长江腹地组织力量，开展革命运动。日知会会员任重远、李长龄、黄申芗以及在狱中的李亚东等，决心重整旗鼓，立即得到了日知会会员及其它革命者400多人的赞同。1908年7月，在武昌洪山罗公祠召开了军队同盟会的成立大会。成员多为新军中的革命分子。虽然，到11月这个组织陷于瘫痪，但却使分散的革命者重新组织起来。
南昌教案
清朝末年，民族灾难日趋严重，国内阶级矛盾进一步激化，整个社会陷入动荡不安的局面，广大人民群众自发的反抗斗争达到了空前广泛的程度，在中国近代史上延续了几十年的反洋教斗争在这个时候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和义和团运动以前反洋教斗争不同，由于帝国主义和清政府越来越紧密地勾结在一起共同镇压人民的反抗斗争，所以反教会斗争常和反清起义交织在一起。1906年，江西发生了轰动一时的“南昌教案”。
这年春天，南昌县知县江召棠为办理民教冲突一案赴教堂交涉，法国传教士王安之蛮不讲理，强迫江召棠在事先拟定好的条款上签字，被江拒绝。王安之异常恼怒，持利刃刺死江召棠。江召棠惨案发生后，激起南昌各界人民的愤怒。南昌学界代表散发传单，揭露惨案真相，号召各界人民2月25日在百花洲沈公祠召开特别大会，抗议法国传教士的暴行，革命团体易知社的成员也积极宣传鼓动，号召人民投身于反洋教斗争之中。愤怒的人民捣毁了沈公祠，并放火焚烧了英、法4所教堂，杀人凶手王安之被击毙，英法传教士及其家属8人也被杀死。此案发生后，英、法军舰相继驶入郡阳湖，以武力相威胁。清政府迫于英、法的压力，急忙宣布将江西巡抚胡廷斡撤职，另派梁敦彦前往江西查办，经过3个月的磋商，签订了《南昌教案合同》。清政府为讨好帝国主义国家，竟杀害6名中国人抵命，并将地方官吏多人撤职，赔偿教堂白银25万两。反洋教斗争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重要内容之一，它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在清政府的镇压下，这些反洋教斗争相继失败。人民群众从清政府镇压人民反帝斗争的事实中，进一步认识了清政府的卖国嘴脸。所有这些，都促进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的更深入的发展。
萍浏醴起义
又称丙午萍浏之役，为1906年同盟会影响下的江西萍乡、湖南浏阳、醴陵地区会党和矿工发动的反清武装起义，也是同盟会成立后第一次大规模的武装起义。1904年华兴会在长沙起义失败，次年会党首领马福益又被捕死难，会党群众亦遭到反动势力的迫害。然会党的组织基础并没有被打乱。马福益旧部肖克昌、李金奇在安源矿工中具有很大的号召力。龚春台、姜守旦、冯乃古在浏阳，李香阁在醴陵等县农民群众中尤有威信：他们同愤激于清政府的残暴镇压，积极扩大力量，准备重新起义。
1906年春，同盟会总部派刘道一、蔡绍南回湖南发动会党和新军起义。蔡绍南通过同乡魏宗铨同龚春台等会党头目取得联系。随后，刘道一等即约集蒋翊武、龚春台等数十人在长沙水陆洲船上举行秘密会议，基本确定了在萍、浏、醴三地同时发动起义，然后分兵进取长沙、南昌的计划。
会后，刘道一留长沙筹划全局，并负责与同盟会总部的联系。蔡绍南赴萍乡帮助龚春台联络哥老会各部，举行开山大典，公议将哥老会改称“六龙山号洪江会”，推龚春台为大哥，以忠孝仁义堂为最高机关，誓词是：“誓遵中华民国宗旨，服从大哥命令，同心同德，灭满兴汉，如渝此盟，神人共殛。”洪江会成立后，发展迅速，会员很快增到10多万人。正因人员庞杂，引起清廷注意，洪江会头目遭到逮捕杀害的事件屡有发生。
在此紧急情况下，1906年12月3日，蔡绍南、龚春台在萍乡高家台召开各路首领会议，商议起义日期和办法。会上，会党首领一致主张乘官兵未到，立刻发难；蔡绍南等认为同盟会总部无信息，军械又不足，仍拟等待接济。大会经终宵争论，未能作出任何具体决定。4日凌晨，洪江会首领之一廖叔保急不可待，首先在浏阳麻石聚众两三千人举旗发难。蔡、龚只得宣布动员：以同盟会名义通知洪福会首领姜守旦和普迹市哥老会大头目冯乃古，并饬知各县各处会党同时发动。
6日，起义军占上栗市，并立即整编部队，定名为“中华国民军南军革命先锋队”，龚春台为大部督，蔡绍南为左卫都统领兼文案司，魏宗铨为右卫都统领兼钱库督粮司，廖叔保为前营统带兼急先锋，沈益古为后营统带兼殿后指挥。起义军又发布檄文，历数清政府十大罪恶，宣布起义宗旨为“破千年之专制政体，不使君主一人独享特权于上。必建共和民国，与四万万同胞享平等之利益，获自由之幸福。而社会问题，尤当研究新法，使地权与民平均，不致富者愈富，成不平等之社会”。在这里，资产阶级革命派的纲领第一次以起义檄文的形式公诸于广大群众之中，并且得到拥护；贫苦农民、矿工和部分防营兵勇纷纷加入起义队伍。旬日间，起义军迅速增至数万人，浏阳与醴陵以及江西萍乡、宜春、万载边境广阔农村地区也燃起了反抗烽火，其声势震动了长江中游各省。蔡绍南等原拟分三路进兵：一路据浏阳、醴陵，进窥长沙；一路据萍乡、安源矿区为根据地；一路由宜春、万载东出瑞州、南昌诸府，攻略沿江各省。但起事后，形势发展迅速，革命力量每到一处，清军望风披靡，人民热烈拥护，而领导者们却不知道如何巩固革命秩序，如何统一军事调度，致使前方各自为战，后方也步调混乱。
8日，当龚春台部整军准备出击时，洪福会首领姜守旦在浏阳大旗山、大光洞、九鸡洞一带也立刻集合了1万多人，起而响应，自号“新中华大帝国南部起义恢复军”，发布檄文称：“勿狃于立宪、专制、共和之成说，但得我汉族为天子，即稍形专制，亦如我家中祖父，虽略示尊严，其荣幸犹为我所得与。”反映了单纯反满的意向。
这次大起义的消息传到日本东京，同盟会员纷纷到总部机关请命回国，投身反清武装起义。孙中山和黄兴派多人到鄂、皖、苏、浙、赣、湘等省策应。
面对蓬勃发展的起义，清政府十分惊恐，急令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端方，湖南巡抚岑春萁调集湘、鄂、赣、苏四省军队及地方驻军、“义勇”共5万人前往围剿；美、英、德、日各国亦派军舰闯入长江，对起义军进行恐吓。起义军凭着手中极其简陋的武器。顽强抵抗，多次打败清军。但由于起义军互不统属，领导不力，奋战月余后终被清军各个击破，惨遭失败。刘道一、蔡绍南、肖克昌、廖叔保等首领数十人牺牲；龚春台辗转逃往长沙。然而这次起义却打击了清朝的反动统治，扩大了同盟会的政治影响，增强了革命党人武装反清的信心。
预备立宪公会
1906年4月1日，清王朝发布“预备仿行宪政”的“上谕”，立宪派人士虽对“上谕”的拖沓空泛、官样文章的做法不满，但也很欢迎清政府的这项决定，它毕竟给立宪运动提供了充分的合法依据，为他们更大规模地开展活动提供了便利。于是，资产阶级立宪团体纷纷出现。其中影响较大的有预备立宪公会、政闻社、宪政讲习会。
预备立宪公会是江浙一带民族资产阶级上层的政治团体，是国内成立最早、规模最大的一个立宪团体。它于1906年12月16日（光绪三十二年十一月一日）在上海正式成立。它是在郑孝胥、张謇等人于9月组织的宪政研究公会的基础上扩大而成。由于岑春煊是第一个出大钱的后台老板，所以，他的老幕僚郑孝胥被选为会长，张謇、汤寿潜被举为副会长。张元济、夏曾佑、王清穆、雷奋、许鼎霖等江浙新派名流，都成了会中的重要人物。该会宣称“敬遵谕旨，以发愤为学，合群进化为宗旨”，力谋“使绅民明悉国政，以预备立宪基础”。
其政治态度相当温和。预备立宪公会的发起者和早期人会的，有许多著名的大绅士和大资本家。其财力、声势都是其他地区立宪派人物所无法争衡的。会长郑孝胥，字苏戡，福建闽候人。1882年中举人，早年曾为沈葆桢、李鸿章幕下。历任广西边防大臣，安徽、广东按察使，湖南布政使，承办过瑷珲铁路。1891年任驻日本使馆的秘书，后升为驻神户、大阪总领事。1894年归国人张之洞幕，曾任江南制造局督办。1903年到广西助岑春煊镇压当地人民反抗，1905年辞归上海。家资丰厚，在许多企业有投资，曾创办日辉呢厂。又颇有文名，其诗文称于一时。他在官场、商界、知识界都有很多交往。副会长张謇，江苏南通人，字季直，号啬庵。16岁中秀才，1885年中举人，先后在江苏赣榆、崇明书院掌教，1894年中状元，1899年后建成大生纱厂、天生港轮步公司、资生铁冶厂等企业。1902年起创办通州师范、南通学院等学校和图书馆。1903年，他赴日考察教育，回国后即在朋友中讲座有关宪政问题。1904年受日俄战争的震动，开始从事立宪活动，积极推动张之洞、袁世凯等人敦请朝廷立宪。张謇是江浙立宪派最主要的领袖，实际却是预备立宪公会的灵魂。张謇十分害怕和反对革命，他说：“余以为革命有圣贤、权奸、盗贼之异。圣贤旷世不可得，权奸今亦无其人；盗贼为之，则六朝五代可鉴。而今世犹有外交之关系，与昔不同。不若立宪可以安上全下，国犹可国。”1911年2月，张謇继朱福诜之后被选为预备立宪公会会长。
副会长汤寿潜，浙江山阴（今绍兴）人，早年入山东巡抚张曜幕，1890年中进士，授安徽寿阳县知县。曾参与东南互保，抵制义和团，1903年任两淮盐运使，1905年任沪杭铁路总理，是收回路权运动的著名领袖。
据1909年的《预备立宪公会会员题名录》所列，会员共358人。有77人曾经做过知县以上的职官，约占会员总数21.5％。反映出预备立宪公会与清政府的关系。会员中企业主、公司经理、商会总理，及在商企业中任职的，有84人，约占会员总数的23％。这些人是预备立宪公会的主导力量。可以看出预备立宪公会基本上是一个资产阶级的政治团体。
在清末各立宪团体中，预备立宪公会组织最健全。它有董事会，每月例会两次，下设职员常会，由正副会长、驻办员、编辑员等组成，执行日常会务。董事会成员最多时27人，重要事项均经董事会议决，会长、副会长由董事会选举产生。每年举行一次全体会员年会，由会长及有关职员报告工作，选举新的董事会。董事会内部活动有着相当完善的民主程序。这在有数千年专制历史的国度里，确是一种进步。该会在政界、实业界、文化教育界均有根基，实力雄厚，在社会上影响很大。
预备立宪公会的活动主要表现在5个方面。
（1）开展宪政宣传。1908年开始出版《预备立宪公会报》半月刊，至1910年1月停刊。同年5月，在北京出版《宪志日刊》。两刊所发表文章多为讨论国会问题、宪法问题，也有批评时政的言论，还登载谘议局、资政院有关文件，及本会会务报道等。该会还编辑出版了多种宪政书籍。
（2）举办讲习所。1908年5月各省掀起国会请愿运动时，该会创办国会问题研究所，会员自愿加入，定期讲座，编纂草案，以供会员参考。是年底，接办原由江苏教育会创办的法政讲习所。培养训练司法和地方自治人才，一年结业或半年结业。除江、浙两省外，其他外省也有人所学习的。
（3）编纂法律。该会曾聚集人才，从事调查并编辑商法，为清政府提供参考。
总序
21世纪的脚步既然来临，站在这世纪之交的门槛上，我们和所有的中国人一样，满怀着从未有过的激情，迎接21世纪的到来，憧憬着新世纪美好的前景。其实，站在世纪末的高度，每一个有历史责任感的人，不应仅仅是憧憬那未来的美景，更应对过去的20世纪历史进行一番系统的梳理和总结，厘清得失，吸取教训。只有严肃地总结过去，才能清醒地面对未来。
100年，在历史的长河里，仅是短暂的瞬间。然中国的20世纪，却是极不寻常的100年。这100年，中国社会天翻地覆，曲折发展。前50年，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尖锐异常；后50年，新旧制度、新旧观念冲撞激烈。100年纷纷扰扰的史事，貌似无序，实际因果相接，钩环相扣，贯穿着一条清晰的发展脉络。中国的20世纪，可以说，是中国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国家统一、政治民主、人民富强、社会进步，而不懈奋斗的一个世纪。
一
中国的20世纪，经历了晚清、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三个历史发展阶段。
20世纪的头10年，是清政府统治的最后10年，也是中国封建专制王朝统治的最后10年。在清政府统治下，中国社会仍是近代社会历史发展的延续。
众所周知，中国近代历史是从19世纪40年代鸦片战争开始的。鸦片战争揭开了列强与中国之间侵略与反侵略的帷幕。由此开始，中国被强迫走出中世纪，进入近代。中国皇帝由君临天下，无可奈何地认识到“天朝”之外尚有强国的世界；中国士大夫也由此萌发出“师夷之长技”的要求。中国社会逐渐产生出一系列前所未有的变化。鸦片战争所标志的不仅仅是这场战争胜败的严峻性，更重要的在于它标志着以商品和资本来改变中国传统社会的轨道，成为中国近代与中世纪的分界线。鸦片战争使中国由一个独立的封建国家，开始逐步地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演变。中国人民的抗争再也不是单纯反对封建地主阶级的农民战争，而是开始走向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民族民主革命。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以及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成为近代以来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两大任务。
1856～1860年，英、法等列强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攻陷北京，强迫清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并由此把中国进一步纳入半殖民地轨道。清政府为寻求列强的支持，镇压太平天国，作出一系列适应侵略者需要的重大变革，逐渐买办化。中国面临3000年来所未有的巨大变局，人们由此在观念形态上发生了某些变化：以“洋”代“夷”观念的转化，洋务运动的发端，改良思想的萌发，等等，它们向衰败封闭的中国打开了一个缺口，向近代化迈出了令人惊叹的一步。
1894～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标志着外国列强侵略中国的新阶段，同时也标志着洋务派30多年的“富强”梦的破灭。一些有识的中国人由此深深地感到，仅凭单纯地仿效西方的军事技术、生产技术已不足恃，必须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改变腐败昏昧的封建专制体制，才能扼制列强的侵略，使中国真正走向自强。于是有改良派发动的要求政治近代化的戊戌维新运动的兴起。
与此同时，以武力反清的革命派也开始登上历史舞台。1895年10月孙中山首次发动的广州起义虽遭清廷镇压，中国“革命党”之名声却由此传播于华夏大地。尽管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被当时的舆论指斥为大逆不道的“乱臣贼子”，但经过清政府对戊戌维新的镇压和对外国列强进一步的屈辱妥协，清朝的腐朽无能彻底暴露，有识之士纷纷投到革命党的麾下。就连一向力主改良的梁启超也已认定“中国舍革命外无别法”了。事实说明，只有推翻清朝政府，中国才有革新的希望。正是在这样的革命氛围中，中国跨进了20世纪。
义和团反帝义举的掀起与八国联军的猖狂入侵，是“献给”中国20世纪的两个特殊礼物。内患外忧，使清王朝已不能照旧统治下去。列强从其“以华治华”利益出发加速了对清朝的殖民化改造，也要求清政府进行某些近代改革。为迎合列强旨意，笼络海内人心，借以苟延统治寿命，清政府于1901年初，下旨“预约变法”。
由此开始，至1905年，共颁发改革谕旨30多项，史称“新政”。1905年，清政府又提出“预备立宪”。初期的新政内容，涉及经济、教育、司法、军事、官制等方面的改革，与百日维新的内容相仿。清政府原想借助新政实现王朝的自我挽救，但由于种种矛盾的激化，新政非但没有延长它的寿命，反而加速了它的灭亡。“新政”时期，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有较快发展，以学校为标志的近代教育制度建立起来，以新军为骨干的近代军事制度基本形成，以立宪为中心的国家机器的近代化也在进行。“新政”的推行，促进了民族资产阶级的成长，客观上也就有利于资产阶级的政治运动和革命运动的开展。然而，无论是振兴工商所造成的产业新军，还是被整顿、改造的新军，或是改革教育造就的文化新军，都没有演变成维护和巩固清朝统治的根本，反而成为清朝统治的掘墓人。
20世纪初年的中国，革命、改良、朝廷三方形成格斗角逐的格局：革命派要以暴、力推翻清朝，改良派则以改造王朝、推行君主立宪为己任，清廷在革命与改良的夹击中推行“新政”以求自救。与此同时，下层民众则以际会四方的民变表达对现存统治的不满和反抗。在革命与改良的对峙中，下层民众以自己的方式作出抉择：以动乱的形式为革命创造了社会环境。
历史在革命与改良之间作出自己的选择。1911年，黄花岗之役、保路运动、武昌起义，汇成辛亥风暴。辛亥革命以武装力量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中华民国取代了自秦始皇以来2000多年的帝国，共和的政治体制取代了专制的王朝体制。中国经历了20世纪的第一次历史巨变。
二
自1912年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至1949年国民党政权在南京垮台，是民国时期。民国时期的中国社会，依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不过，按照中央政权的更替，可分为北洋军阀统治和国民党统治两个时期。1912～1928年，是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此后，是国民党统治时期。
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所颁布的政治、经济、社会、文教等方面的革新政策和法令，体现了社会近代化全面发展的需要。在孙中山的主政下，中国社会曾出现一些革新气象。然而，革命派建立的南京临时政府在对待列强和封建势力方面却是软弱无力的。1912年4月，孙中山被迫让位于袁世凯。袁世凯在北京当上民国临时大总统，由此开始了北洋军阀统治中国的时期。
袁世凯执掌的北洋军阀政府，开始虽然仍打着民主共和的招牌，但实质上是地主、买办联合专政的工具。袁世凯为建立专制独裁统治，进行了一系列扼制民主共和的活动。他先是镇压了民主派的“二次革命”；旋即用武力胁迫国会议员选举自己为正式大总统；随后又下令解散国民党，解散国会、各地自治会和各省议会；进而又废除《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代之以《中华民国约法》，规定大总统“总揽统治权”，取消责任内阁制和国会对总统行使权力的一切牵制，大总统实质上已拥有至高无上的专制皇帝的权力。袁世凯并不就此满足，还企图“承天建极”，力谋恢复帝制。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终于冒天下之大不韪，公然宣布复辟帝制，并决定改1916年为“洪宪”元年。袁世凯的倒行逆施，立即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蔡锷在云南组织护国军，通电讨袁，许多省份相继响应。护国战争结束了“洪宪帝制”，当了83天皇帝的袁世凯在绝望中死去。
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分为皖、直、奉三系。三派军阀为争夺北京中央政权，连年混战。以段祺瑞为首领的皖系军阀，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下，首先攫取了中央政权。1920年直皖战争，直系军阀联合奉系军阀打败皖系，从而取代皖系控制中央政权。1924年，通过第二次直奉战争，奉系军阀始掌中央政权，直至1928年北洋军阀统治结束。
军阀之间为争夺中央政权连年的混战，造成政局动荡。1912～1928年17年间，内阁变更47次。在北洋军阀的统治下，政治腐败，经济衰退，民不聊生。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激起了中国人民一次又一次的反抗。1915年，陈独秀等人举起民主和科学大旗，在中国大地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对专制独裁和迷信虚妄的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倡导的民主、科学精神，极大地解放了中国人民的思想，从思想上动摇了北洋军阀在中国的专制独裁统治。
1917年，俄国发生了十月革命。它给饱受军阀专制和列强欺凌，艰难寻求真理、探索救国道路的中国人以新的启示，中国革命和发展又面临新的选择。苏俄政府成立不久，就宣告废除沙皇和其他国家缔结的不平等条约，放弃在外国的各种特权。与此相反，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英法美日等国，反而借战胜德国之机，以中国作牺牲，攫取战败国德国在华侵夺的特权。对于这种强盗行径，中国青年学生忍无可忍，终于在1919年掀起五四反帝爱国运动。五四运动取得了罢免卖国贼、拒签和约的胜利。
在五四运动中，中国工人阶级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也认识到工人阶级力量的伟大，从而积极投身到工人中间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五四”后，随着中国工人阶级的成长壮大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宣告成立。
五四运动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标志着无产阶级领导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到来。
鉴于中国特殊的国情，在马克思主义关于统一战线理论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决定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合作，共同进行反帝反封建军阀的国民革命。
1924年1月召开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标志着国民革命高潮的到来。国民革命以国共合作为基础，而国共合作的形成又以苏俄和共产国际的帮助和指导为背景。有国共合作而有北伐战争。1926年7月，国共合作进行的北伐战争爆发。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沉重地打击了北洋军阀的势力。在革命势力的推进下，北洋军阀统治开始走向末路。在这个过程中，共产党人和国民党人都付出过自己的鲜血。打倒军阀，打倒列强，统一中国，振兴中华，这是国共两党共同的奋斗目标，北伐统一战线正是建立在这一基础上。但是在中国革命的前途、领导权、方针政策策略、思想理论等问题上，国民革命阵营内部存在许多分歧，并日趋尖锐。1927年国民革命内部的蒋介石集团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终于公开叛变革命，并于4月18日成立了反共的南京国民政府。随后，武汉国民政府也转向反动，并于7月15日公开“分共”。蒋介石等人的“清党”“分共”，标志着国共合作的分裂。
国共合作破裂了，国民革命的成果为国民党独自攫取。1928年，国民党各派军事集团联合讨伐已经穷途末路的奉系军阀。1928年6月，奉系首领张作霖败退东北；12月，张作霖之子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归顺南京国民政府。东北易帜，标志着北洋军阀统治的结束，也标志着20世纪的中国开始进入国民党统治时期。
三
国民党在取得对全国的统治后，加强了在政治上的集权。“训政”的实行和五院制的设立，确立了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政治体制。南京政权号称“以党治国”，中央政治会议虽在名义上高于一切，但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的蒋介石成为真正的权力中心。
国民党的集权和蒋介石的独裁，遭到了国民党内各利益派别和中国其他政治派别的反对。
国民党北伐讨奉胜利后，虽促使张学良于1928年底宣布东北易帜，新疆也在此前表示服从南京政府，中国实现形式上的统一，但是暂时联合的国民党各派军阀的矛盾又围绕地盘分配和军队编遣问题而激化。同时，国民党内的政治派别，如汪精卫、陈公博的改组派，孙科的再造派，邹鲁、谢持的西山会议派，丁惟汾的三民主义大同盟也为争夺中央权力而时分时合，明争暗斗。
国民党暴力“清党”反共，大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被屠杀。中国共产党从血的教训中，认识到武装斗争的重要性。1927年8月1日，一部分共产党人率先发动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独裁统治的第一枪。随后，共产党人在湘、赣、粤、鄂、豫、皖、闽、浙、陕等地纷纷举行起义，大张旗鼓地组织工农武装，走上了创建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
与此同时，还有一部分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活跃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他们既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的独裁统治，又不赞成共产党的武装革命主张，企图走第三条道路。
正当国内政治力量重新组合、阶级斗争异常尖锐之时，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犯。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和1932年的“一·二八”事变，加剧了中华民族的危机。
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迫使中国各政治集团在危机面前必须作出抉择。大敌当前，居于统治地位的国民党集团，尽管不甘愿作日本侵略者的御用工具，声称“期于十年之内，雪今日无穷之耻辱”，但在这时却坚守“攘外必先安内”方针，必欲首先消灭中国共产党及其红军。按照共产国际方针行事的中共中央“左”倾领导层，在“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也仍然坚信：“只有苏维埃政府能够领导中国的革命民众，对帝国主义宣战，而取得中国民族的自由和独立！”双方几乎都断言对方是自己走向抗日的最大障碍。
国共两党在双方间的政治、军事斗争中都未能得到利益。国民党集团对日坚持不抵抗主义，对内却实行残暴的独裁统治。国民党不仅在军事上纠集大批军队多次围剿中国工农红军和革命根据地，而且在政治上、文化思想上实行法西斯的高压政策，在经济上则大力发展官僚资本。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加深了自身的统治危机。而共产党方面，到1932年，在江西、福建的革命根据地虽有很大发展，湘鄂西和闽浙赣根据地也有相应的发展。但是，随着国民党宁粤双方和解，国共力量更加悬殊。中共中央盲目坚持进攻策略和攻打中心城市方针，招致鄂豫皖、湘鄂西根据地失败，退往偏远的川黔地区，中央根据地也渐形孤立。到1934年7月，中央苏区已缩小到7个县。终于在1934年10月被迫长征。而此时，日本帝国主义却把战火伸向关内，民族危机更加严重。日军向华北地区进逼，迫使国共两党都不能不考虑息争对外的问题。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发表八一宣言，提出全国各党派军队团结起来一致抗日的主张。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在陕北瓦窑堡会议上，确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1936年8月以后，又放弃“抗日反蒋”口号，实行“逼蒋抗日”即联蒋抗日的策略。与此同时，国民党在第五次代表大会后，也逐渐改变了它的对日政策，并通过其驻苏使馆和国内的一些线索同中国共产党进行某些接触。
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影响下，国内迅速掀起了以“一二·九”运动为中心的抗日救国运动浪潮。到1936年，中国国内政治形势和阶级关系开始向着有利于抗日的方向发展。1936年12月12日，东北军张学良和十七路军杨虎城在西安扣留蒋介石，要求蒋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在各方努力下，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国共两党都从中受益，并开始谈判合作抗日问题。1937年2月，国民党召开五届三中全会，中国共产党向该会提出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国民党接受共产党建立第二次国共合作的主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为全民抗战铺平道路。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卢沟桥事变，中国军民奋起抗击，全国性的抗日战争由此开始。因民族矛盾而再度合作的国共两党，对抗日战争都是尽力的。无论是正面战场还是敌后战场，中国人民和军队对抗日战争都作出了巨大牺牲和重大贡献。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敌后军民，成为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不过，国共两党并没有因民族矛盾而化解彼此之间深刻的政治分歧，民族战争中依然存在着阶级斗争。在全民抗击日军的同时，国共两党之间的摩擦与反摩擦的斗争始终存在着。
经过8年艰苦的抗战，1945年8月，中国人民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抗日战争是中国在20世纪最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抗日战争的胜利，洗刷了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受帝国主义奴役和压迫的百年耻辱。
八年抗战胜利结束之后，国共内战再度爆发。内战爆发前的政治谈判中，国共两党争执的关键是政治民主化和军队国家化孰先孰后的问题。国民党强调先要军队国家化，共产党则先要政治民主化，民主党派游移其间。
1945年的重庆谈判和1946年的政治协商会议，中国各党派虽在战后中国的重建问题上取得一定的共识，并达成了多项和平协议，但依恃军事优势和美国政府援助的国民党并不甘愿放弃一党独裁统治。1946年6月，和平协定签字墨迹未干，全面内战枪声就已打响。国民党凭借其优势兵力，向共产党军队和各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企图在短时间内消灭共产党军队。
经受多年战争折磨的中国民众，厌恶战争，渴望有一个休养生息的和平环境。国民党挑动内战，背离了人民大众的愿望。中共仅用3年时间就推翻了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这固然与战略战术指挥密切相关，但最根本的因素是民心向背。国民党发动内战，加之统治腐败，专制、独裁，背离了人民大众。共产党实行土地改革，动员和依靠广大农民，又得到国统区人民、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的拥护。1948年9月至1949年1月，人民解放军进行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击溃了国民党赖以发动内战的精锐部队。1949年4月，人民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解放了南京，宣告了国民党统治在中国大陆的结束。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是中国在20世纪的又一次历史巨变。从此，中国结束了民国时期，开始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进入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新时期。
四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在我国结束了极少数剥削者统治广大劳动人民的历史，结束了帝国主义奴役、掠夺中国人民的历史，开创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成为新国家、新社会的主人。
新中国成立后，从1949年10月到1956年，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从新民主主义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中国人民先用3年时间肃清了国民党反动派在大陆的残余武装力量，战胜了帝国主义的封锁、破坏和武装挑衅，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在进行抗美援朝战争的同时，还开展了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等运动，并且在没收官僚资本企业、建立社会主义国营经济、统一财经、稳定物价的基础上迅速恢复了在旧中国遭到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接着，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指引下，又用4年时间，基本上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同时从1953年起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为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奠定了基础，这样就使中国逐步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的转变，在中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也是新中国今后一切进步和发展的基础。随后又取得了建设社会主义的巨大成就。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是20世纪中国的第二次历史性巨变。这是中国从古未有的人民革命的大胜利，也是社会主义和民族解放的具有世界意义的大胜利。
但是，前进的道路并不平坦。怎样认识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是一个全新的课题。在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即将完成之际，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提出了要以苏联经验为鉴戒，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新的历史性任务，并取得了探索的初步而丰富的成果。从1957年到1966年，中国共产党在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在指导思想上出现了两种发展趋向。
一种是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趋向，这就是党在探索过程中形成的一些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理论观点、方针政策，积累了一些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实践经验。这些积极成果体现在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等著作及党的八大文献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的讲话与著作中。正因为有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发展趋向，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在起步阶段才能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在这10年间，国家虽然遭到过严重挫折，但仍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有巨大的增长，一批新兴的工业部门建设起来；农业的基本建设和技术改造开始大规模地展开；教育、科技事业也取得了比较突出的成果，特别是原子弹、氢弹的成功爆炸，集中地代表了我国科学技术当时达到的新水平。我国现在赖以进行现代化建设的物质技术基础，很大一部分是在这个期间建设起来的；全国经济文化建设等方面的骨干力量和他们的工作经验，大部分也是在这个期间培养和积累起来的。这是这个时期党的工作的主导方面。
另一种趋向是错误的发展趋向，这就是党在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形成的一些错误观点、方针政策和实践经验。1957年进行反右派斗争是必要的和正确的，但被严重地扩大化了。此后，“左”的思想开始抬头，逐渐占了上风。由于对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不足，对中国当时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和经济发展规律认识不足，加上在一系列巨大胜利面前，毛泽东、中央和地方不少领导同志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就在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提出后，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1959年又错误地发动了对彭德怀的批判和“反右倾”斗争。这些错误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重大损失。到1960年冬，开始纠正“左”倾错误，后来又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在60年代经济调整中陆续制定的有关农业、工业、商业、教育、科学、文艺等方面的条例草案，比较系统地反映了这一时期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经过几年努力，到1965年，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但在政治和思想文化方面，“左”的错误却在继续发展。
由于毛泽东在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上的错误发展得越来越严重，他的个人专断作风逐步损害了党的民主集中制，个人崇拜现象逐步发展。中共中央未能及时纠正这些错误，林彪、江青、康生等野心家又别有用心地利用和助长了这些错误。这就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发动。从党的指导思想来看，虽然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发展趋向有所积累，但它本身还不很成熟、完善，所以它没有能够阻挡住错误趋向的进一步发展，“左”的错误趋向暂时压倒了正确的发展趋向，导致了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历史证明，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文化大革命”被说成是同修正主义路线或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根本没有事实根据，许多被批判和否定的东西恰恰是正确的原则和建国以来所取得的成就。“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而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从1966年5月到1976年10月的十年“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文化大革命”的教训是极其深刻的，值得永远记取。
五
1976年10月，中国共产党粉碎了“四人帮”，结束了“文化大革命”，从危难中挽救了党和国家。在经历了两年的徘徊中前进之后，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作出了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和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实现了建国以来党和国家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以这次全会为起点，开辟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标志着中国进入了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时期。在这次全会前后，开始逐步形成和发展了邓小平理论这一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成为20世纪中国又一次历史性巨变的伟大开端，这是在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领导下开始的、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奋斗的新的革命。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共产党有步骤地进行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解决了许多历史遗留问题；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为了正确地贯彻解放思想的方针，旗帜鲜明地重申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四项基本原则；强调加强党的政治思想工作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为现代化建设提供坚强的政治保证。
新时期最鲜明的特点是改革开放。改革从农村开始，是符合中国国情的战略决策。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开始在全国农村普遍实行，极大地调动了亿万农民的积极性。设置4个经济特区，是对外开放的重大步骤，取得了很大成就。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根本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同时坚决顶住了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错误思潮，维护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恢复了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标志着党和国家在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胜利完成。
1982年。中共十二大制定了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纲领，提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指明了新时期前进的方向。十二大以后，改革开放全面展开，从农村改革到城市改革，从经济体制改革到各方面体制的改革，从对内搞活到对外开放，有力地推动了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1987年召开的中共十三大，系统论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和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确定了我国经济建设分三步走的战略部署。从1984年到1988年，我国经济出现了一个加速发展的飞跃时期，出现了农业和工业、农村和城市、改革和发展相互促进的生动局面。同时，在前进中也出现了物价波动较大等问题。党和政府决定用3年时间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
1989年春夏之交发生了一场政治风波，党和政府紧紧依靠人民，及时采取了正确果断的措施，成功地将其平息下去，维护了国家的安全和稳定，保证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胜利地经受住了一场政治领域风险的严峻考验。
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确定了以江泽民为核心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中共中央全面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继续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努力纠正“一手比较硬，一手比较软”的现象，加强了政治思想工作和党的建设，作出了一系列正确的重大决策。
1992年初，邓小平视察南方发表重要谈话，从理论上深刻回答了长期困扰和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同年召开的中共十四大，确立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全党的指导地位，确定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强调必须抓住机遇，加快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以邓小平南方谈话和中共十四大为标志，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中共十四大后，按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并采取一系列宏观调控措施，促进经济既能快速增长，又能有效抑制通货膨胀，成功地实现了“软着陆”。为了妥善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中共中央提出并牢牢把握“抓住机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发展、保持稳定”的基本方针，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全面推进。1997年，中共十五大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确定邓小平理论为党的指导思想，进一步阐述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作出了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的战略部署，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央领导机构，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为我国跨世纪发展提供了根本保证。1998年，面对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和国际金融市场的动荡，中国在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中保持了经济社会稳定发展的局面，经受住了一场经济领域风险的严峻考验。同时，全国上下万众一心，军民协同作战，夺取了抗洪抢险的伟大胜利，经受住了一场来自自然界的风险的严峻考验。1999年5月，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用导弹野蛮袭击我国驻南斯拉夫联盟大使馆，严重侵犯我国主权。暴行激怒了全中国人民，也震动了世界。全国人民同仇敌忾，举国上下用各种形式表达了最强烈的抗议和谴责，充分显示了中华民族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巨大的民族凝聚力，充分体现了中国人民维护世界和平、反对霸权主义的坚强意志。在党和政府正确有力的领导下，全国人民更把在抗议活动中激发出来的爱国热情转化为奋发图强、振兴中华的实际行动，为不断增强我国的经济实力、国防实力和民族凝聚力，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努力奋斗。
六
20世纪，是中国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100年。在这100年中，中国人民在前进的道路上经历了三次历史性巨变：第一次是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第二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第三次是改革开放，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奋斗。
在这三次巨变的过程中，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等领域均发生了根本性的历史变迁。在政治上，实现了国家的统一和各民族的大团结，结束了近百年的战乱和一盘散沙的局面。中国社会完成了由封建专制政体（清王朝）到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联合专政（北洋军阀和国民党政府）、再向人民民主专政（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过渡，并且摈弃了独裁专制政体，真正开始了政治民主化的过程。在经济上，传统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近代资本主义经济在前50年的中国城乡得到了程度不同的发展；特别是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公有经济已经取代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资本主义，成为中国经济的主体经济，从而彻底改变了中国旧有经济结构。旧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已经根本改变，初步实现了国家的繁荣富强。我国经济总量已居世界第7位，增长速度居世界前列，主要工农产品跃居世界第1位。12亿人的温饱问题已基本解决，正在进入和建设小康社会。在文化思想上，逐渐完成了传统儒家文化一三民主义一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相继成为社会主体意识形态的更替过程。中国政府顺利地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澳门也已回归祖国。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中国已经甩掉了“东亚病夫”的帽子，改变了外交上屈辱无权的历史，国际地位不断提高，国际影响日益扩大。中国社会在政治、经济以及文化思想等方面的变迁，表明中国已由被奴役的、黑暗的、分裂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转变为独立的、民主的、统一的新民主主义社会，而经过近50年的社会主义建设，正在向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社会迈进。
百年巨变得出的结论是：“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人民取得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社会主义的胜利，才能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实现民族振兴、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这是中共十五大回顾20世纪中国人民的奋斗历史得出的科学结论，是对中国百年历史的深刻总结。
虽然我们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前进的道路上还会有困难和曲折，中国仍还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冷战结束后，尽管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继续发展，但天下并不太平。国际局势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美国倚仗其经济、科技和军事实力，继续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肆意干涉别国内政，这是威胁世界和平与稳定的主要根源。特别是西方敌对势力亡我之心不死，处心积虑地对我国进行“西化”、“分化”，伺机干扰破坏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同时，世界范围的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知识经济初见端倪，新兴产业层出不穷，国际竞争更趋激烈。我国在经济、科技上同发达国家还有很大差距，加上我国人口多，综合国力和竞争能力还不强，国民生产总值的人均水平还很低，自身还存在很多困难和问题。改革和发展处在攻坚阶段，任务很重，今后要走的路还很长，还会有这样那样的风险。但是，只要我们能清醒地把握住世界发展的大趋势，清醒地看到中国现阶段的实际国情，依靠已有的物质技术基础，继续坚定不移地坚持邓小平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就一定能够在新的世纪创造出更加辉煌的业绩。展望21世纪，我们的目标是：第一个10年，我们要实现2010年的远景规划，使国民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一番，使人民的小康生活更加宽裕，形成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再经过10年的努力，到建党100年时，使国民经济更加发展，各项制度更加完善；到下世纪中叶建国100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到那时，中华民族将在社会主义的基础上实现伟大振兴，中国将以现代化的姿态屹立于全世界。
悠悠岁月，百年沧桑。中华民族是在八国联军占领首都北京的耻辱中渡过1900年的。那时的中国是一个沉睡的中国，一个在列强进攻下屡战屡败的中国，一个被帝国主义的铁蹄蹂躏的中国。现在的中国已经是一个清醒的中国，一个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中国，一个初步繁荣昌盛的中国。在中国历史上，20世纪是一个伴随着新旧交替的大变革时期，它经历了衰败、动荡、图存、救亡与奋进、崛起的过程。中国人民在20世纪进行的可歌可泣的斗争，在革命、建设和改革中取得的巨大成功，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胜利。所以，学习、了解和研究20世纪中国的历史，可以起到资政育人的作用。江泽民在中共十五届二中全会上指出：“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是一部蕴含和体现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活生生的教科书。我们要运用它们来经常教育全党同志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不断增强大家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的自觉性，提高大家驾驭全局和处理各种复杂事物的本领。”20世纪中国的历史也是一部向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它可以在进行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教育中起到应有的启迪作用。
《中国20世纪纪事本末》是一部记述20世纪中国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人物的大型史学著作。要系统地反映上述中国在20世纪的发展历程和历史巨变，即是我们编写这部《中国20世纪纪事本末》的主旨之一。在这新旧世纪交替之际，大家若能通过我们对20世纪的回顾，获致一点展望新世纪的真知，我们劳而无憾。
周鸿朱汉国1999年12月
（4）国会请愿运动。预备立宪公会政治态度比较保守，一般是在清廷允许的范围内进行。1907年秋，湖南绅士熊范舆第一个上书请开国会。随后，预备立宪公会在京的翰林院侍讲学士朱福诜上奏，力陈开国会之必要。1908年，国会请愿运动在各省发动时，会中有人提议参加，但在董事会讨论时未能通过。后来见各省纷纷派代表入京，始对请愿采取积极态度。1908年7月，郑孝胥、张謇、汤寿潜两次发出请开国会电：窃谓今日时局，外忧内患，必有旋转乾坤之举，使举国人心思耳目，皆受摄以归于一途，则忧患可以潜弭，富强可以徐图，若限期太远，则中间之变态百出，万一为时势所阻，未能践行，是转因慎重而致杭轭。决开国会，以两年为限。但到1910年11月，当清廷以三年后召开国会来搪塞请愿代表时，全国大多数立宪派表示不满，而预备立宪公会的头头们却与清廷妥协。
（5）该会头头的社交活动。郑孝胥、张謇等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和声望，他们经常与督抚大吏们联络。或为其出谋划策，或代为草拟奏折，这是他们发挥作用的又一个重要方面。这种活动客观上促进了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和分化。
预备立宪公会成立最早，活动时间也最长。它一直维持到1911年。它对整个立宪运动的影响是很大的。
清政府“预备立宪”
清廷从1901年起，推行“变法新政”后，各种矛盾进一步激化，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也日益高涨。恰在此时，在我国东北进行的日俄战争，以日胜俄败而结束。以此为契机，资产阶级改良派广为宣传改革政体的必要性，强调日胜俄败，反映了立宪与专制的胜败，中国要摆脱困境，只能变君主专制为君主立宪。在他们的鼓动下，一些当朝权贵和封疆大吏也先后奏请“变革政体，实行宪政”，敦请派亲信有声望的大臣游历各国，进行实地考察。迫于形势和各方面的压力，清廷于1905年派载泽等五大臣出洋考察。次年，五大臣归国，力陈只有实行宪政才能巩固统治，否则就会使希望立宪的人们失望，革命亦无法避免。
经过反复筹商，慈禧太后终于下定决心，于1906年9月1日颁布上谕，宣布“预备仿行宪政”。次日，清廷按“廓清积弊，明定责成，必从官制人手”的预定计划，下诏进行官制改革，著派镇国公载泽、大学士世续、学部尚书荣庆、户部尚书铁良、户部尚书戴鸿慈、直隶总督袁世凯等共同编纂官制改革方案，同时令各总督派员至京随同参议协助，由庆亲王奕勖、军机大臣瞿鸿被、孙家鼐总司核定。6日，在朗润园设立了新官制编制馆。于是围绕官制改革，内外亲贵权臣间展开了激烈的争夺。
11月6日，清廷公布了中央新官制：内阁、军机处一切照旧；中央共设11个部，其中外务部、吏部、学部照旧；将巡警部改为民政部，刑部改为法部，理藩院改为理藩部，大理寺改为大理院，工、商二部合并改为农工商部；户部改为度支部，以财政处并入；兵部改为陆军部，以练兵处、太仆寺并入，海军部及军咨府未设立前，事归陆军部代理；礼部以太常寺、光禄寺、鸿胪寺并入；设邮传部专司轮船、铁路、电线、邮政。
次日，清廷重新任命了各部院大臣。按清朝旧例，中央各部均设满汉尚书各一人，以示名义上的对等，而这次京官改革在“择贤简用，不分满汉”的幌子下，反而进一步扩大了满族权贵的势力。除军机处仍控制在皇族手中外，中央11个部的尚书，汉官5人（外务、吏、法、民政、邮传），满官5人（度支、礼、陆军、农工商、理藩），蒙古1人（学部），如加上外务部的管部大臣及会办大臣满族官员2人计，则13名大臣中满族亲贵占7名，汉族5名、蒙族1名；而满族亲贵又控制了陆军、度支、外务3个最重要的部，度支、陆军两部的尚书、侍郎由清一色的满人把持（初仅汉官陈雨苍任度支部右侍郎，但不久亦由满人宝熙代理）；且将袁世凯掌握的北洋六镇中的四镇军队改归陆军部直接统辖。
1907年7月，清廷开始地方官制改革，令改各省按察使为提法使，增设巡警、劝业两道，裁撤分守分巡各道，酌留兵备道，分设审判厅，增易佐治员等。由东三省先行开办，直隶、江苏两省试行，其它各省则限15年一律办齐。为了加强中央权力，又特规定：陆军部直接委派督练公所军事参议官，以收回各督抚的军权；度支部派清理财政监督官，以收回各省督抚的财权；且把当时权势最大的汉族官僚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凯和湖广总督张之洞调为军机大臣，用明升暗降的办法削其实权。
这样，满汉地主官僚的关系更加紧张了。为了应付部分督抚和立宪派的请求，清廷又改因出洋考察政治而设立的考察政治馆为宪政编查馆；再派达寿赴日，汪大燮赴英，于式枚赴德，考察宪政；宣布在中央筹设资政院，以立议会基础，命溥伦、孙家鼐为资政院总裁；要求编译东西洋各国宪法，以为借鉴；又命各省筹备谘议局，预备设立各府县议事会。
1908年，清廷颁行了《各省谘议局章程》、《谘议局议员选举章程》。次年又颁布《资政院院章》。1908年8月，奕勖奏呈宪法大纲、议院选举各法以及逐年筹备事项；8月27日，清廷颁布《钦定宪法大纲》，宣布自本年起，以9年为期（至1916年），将预备各事一律办齐，正式召开国会。《钦定宪法大纲》共23条，其中关于“君上大权”的内容有14条，规定皇帝有颁行法律、黜陟百司、设官制禄、宣战议和、解散议院、统率陆海军、总揽司法权等至高无上的权力；关于人民义务的有9条，除了纳税、当兵等项义务外，还规定了一些在封建专制法律许可范围内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项权利和自由。这个宪法大纲纯抄自日本宪法，而关于君主大权的规定又超过了日本天皇，实际把皇帝至高无上的权力用宪法的形式固定下来。
就在这一年的11月，光绪帝和慈禧太后相继死去，慈禧死前指定醇亲王载沣的3岁幼子溥仪继皇帝位，改元宣统，载沣以摄政王监国。载沣一上台即下诏重申“预备立宪”，同时以袁世凯“现患足疾，步履维艰”为由，令其回河南老家“养疴”，然后宣布自任代理大元帅，任命其弟载洵为海军大臣，载涛为军咨大臣。兄弟三人总揽军政大权。为掩饰皇族集权的真面目，1909年10月14日，全国21省除新疆暂缓外，同时召开谘议局第一届常会。按规定各省谘议局以“采取舆论”，“俾其指陈通省利弊，筹计地方治安”，“为资政院储才”为宗旨；设议长1人，副议长2人，以议员定额2/10为常驻议员，均由议员中互选产生；议员用复选举法选出，任期3年；每年农历九月起开常年会一次，会期40天，临时会期20天。但各省谘议局只是各该省督抚控制下的咨询机关，而非真正的民意机关。清廷规定“各省督抚有监督谘议局选举及会议之权”；如谘议局“议事有逾越权限不受监督劝告者”，“督抚得令其停会”；若谘议局“所决事件有轻蔑朝廷情形者”，“督抚得奏请解散”。谘议局只有议决本省兴革事件、预算、决算、税法、公债、单行章程规则之增删修改、权利之存废等事件之权；而且议定后仍须要“呈请督抚批准”，才能执行，谘议局不但无权监督地方行政，反而要受各省督抚的监督。
然而事与愿违。本年常会开始后，各地选出正副议长63人，不少立宪派的骨干取得了议长、副议长、常驻议员等要职，如江苏的张謇、奉天（沈阳）的吴景濂、四川的蒲殿俊、山西的梁善济、湖南的谭延闿等均当选为议长；湖北的汤化龙、福建的刘崇佑、四川的罗纶等当选为副议长。这样，谘议局就成了立宪派推进立宪运动的重要阵地。武昌起义后，不少省份的谘议局又成了策动该省督抚反正、宣布独立的重要机构。
1910年10月3日，资政院正式开会。按规定资政院以钦遵谕旨，取决公论，预立上下议院基础为宗旨；设总裁2人，以王公大臣“着有勋劳通达治本者”特旨简充；副总裁2人或4人，以三品以上大员“着有才望学识者”特旨简充；议员分为“钦选”和“互选”（即“民选”）两种，各100名，凡宗室王公世爵、满汉世爵、外藩王公世爵、宗室觉罗、各部院衙门官、硕学通儒以及纳税多额者为钦选议员，各省谘议局议员互选后经督抚复核谘送者，为互选议员，均任期3年；每年一次常年会，会期3个月，临时会期一个月。资政院有议决国家预算、决算、税法、公债，制定或修订法典及议定奉特旨交议事件等权。但它议决的事项须“具奏请旨裁夺”方可生效，实际仍是清政府的御用工具。
如本次常年会，议了3个月，除了一些兴学、垦荒之类的议案得到清廷同意外，凡触及清统治利益的问题都是徒费唇舌。但立宪派却利用资政院开院的机会，把原定要发动的第三次国会请愿提前举行，迭向资政院和载沣上书，请求速开国会。10月22日，资政院一致议决将请愿书转奏上去，并通过了一个奏请朝廷允准国会请愿代表要求的专折。25日，17省督抚将军联衔入奏，要求“立即组织内阁”，“定期明年开设国会”。
在内外压力下，清廷于11月4日发出谕旨，宣布将预备立宪期限由9年缩短为5年，定于1913年（宣统五年）开设议院，在国会召开前两年成立责任内阁。1911年5月8日，清廷发布内阁官制和任命总理、协理大臣以及各部大臣的上谕，总理大臣为庆亲王奕勖（宗室），协理大臣为大学士那桐和徐世昌（汉），外务大臣为梁敦彦（汉），民政大臣肃亲王善耆（宗室），度支大臣加贝勒衔镇国公载泽（宗室），学务大臣唐景崇（汉），陆军大臣荫昌（满），海军大臣加郡王衔贝勒载洵（宗室），司法大臣绍昌（觉罗），农工商大臣加贝勒衔贝子溥伦（宗室），由传大臣盛宣怀（汉），理藩大臣寿耆（宗室）。内阁13个大臣中，满族9人，其中皇族又占7人。在当时它就被人们称为“皇族内阁”。
“皇族内阁”的成立，使原先对清廷预备立宪寄予很大希望的立宪派大为失望。立宪骗局彻底破产。与清廷的愿望相反，“预备立宪”的结果，不仅未缓和任何矛盾，反而使满汉官僚之间的矛盾、立宪派与清王朝的矛盾极度尖锐化了；“皇族”不仅未能“永固”，相反地却陷入了众叛亲离、四面楚歌的窘境。立宪派人士纷纷到革命派方面寻找出路，清王朝彻底孤立了。
立宪官制改革
清政府“预备立宪”的第一步，是实行官制改革。1906年9月2日，清政府按“廓清积弊，明定责成，必从官制人手”的原则，颁布改革官制的上谕，谕旨称：“昨日有旨宣示，急为立宪之预备，饬令先行更定官制，事关重要，必当酌古准今，上稽本朝法度之精，旁参列邦规制之善，折衷至当，纤悉无遗，庶几推行尽利。”著派载泽、世续、那桐、荣庆、铁良、戴鸿慈及袁世凯等编纂官制改革方案，并命除袁世凯之外的各总督派司道大员至京随同参议，最后由奕勖、瞿鸿机、孙家鼐总司核定。
编制官制大臣奉命后，经过会议研究，奏陈厘订官制宗旨大略5条，并得到清廷的批准。（1）参仿君主立宪国官制，先厘定行政、司法各官，其余各衙门一律照旧；（2）“此次厘定要旨，总使官无尸位，事有专司，以期各副责成，尽心职守。”（3）根据立宪国通例，实行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现在议院遽难成立，先从行政、司法厘定”；（4）钦差官、阁部院大臣京卿以上各官作为特简官，各阁、部、院所属三四品人员为请简官，五至七品人员为奏补官，八、九品人员为委用官；（5）另设集贤院、资政院，对裁下来的闲散人员“妥筹位置，分别量移，仍优予俸禄”。旋拟设立内阁，裁撤军机处、吏部、礼部、都察院，归并其它机关。此时，袁世凯野心勃勃，多方贿赂钻营，买通了慈禧太后亲随左右，拉拢一些编纂大臣。9月6日，于海淀奕勖府成立官制编纂馆。袁世凯把亲信党羽塞进编纂馆，把整个编纂工作完全控制在自己手中，并同外放两江总督的端方关系密切，企图通过官制改革，废去军机处，仿效君主立宪各国的体制，设立内阁，拥奕勖为内阁总理大臣，而他则为副总理大臣，控制朝政。
11月2日，奕勖等将改革草案进呈朝廷。该草案由《厘定中央各衙门官制缮单》、《内阁官制清单》、《各部官制通则清单》、《军咨府官制清单》、《阁部院官制节略》、《法部节略》、《资政院节略》、6个《各院官制清单》、12个《各部官制清单》共25个折件组成。其主要内容为：（1）实行三权分立。立法属议院，今日尚难实行，暂设资政院以为预备；行政属内阁各部大臣；司法属法部，以大理院任审判，法部监督之，不受行政官节制。设集贤院、资政院、郜察院、审议院、行政裁判院5院以制衡内阁。（2）内阁设置。内阁由原内阁和军机处改并而成，设总理大臣1人，左、右副大臣各1人。内阁下设11个部：外务部、吏部、民政部、度支部、礼部、学部、陆军部、法部、农工商部、邮传部、理藩部。各部设尚书1人，左右侍郎各1人，不分满汉，尚书均为内阁政务大臣，参加政事，除外务部外，不得兼充他职。各部设承政厅、参议厅及若干司。承政厅设左右丞各1人，负责总核承政兼考核各司重要事务，承政厅掌管机密事项；本部及部辖京外各职员进退升转及各项事故之注册存案，稽核各司人员办事功过事项；编纂、存储并收发各项公文函件、统计报告、管理部办经费及一切预、决算等事项。参议厅负责拟订增删及修改本部法令、章程、草稿等事项，设左右参议各1人；各司设郎中1人，员外郎、主事、七品小京官若干人。（3）裁并、更改各院名称。巡警部改为民政部；户部改为度支部，以财政处、税务处并入；兵部改为陆军部，以练兵处，太仆寺并入，海军部暂隶属陆军部；刑部改为法部；商部兼掌农工，改为农工商部；理藩院改为理藩部；都察院照旧；礼部照1日，将太常、光禄、鸿胪并入；工部以轮、路、邮电合并为邮传部。将练兵处军令司改为军咨府；增设资政院、审计院。
11月6日，清政府厘定官制的上谕颁发。它宣布：内阁、军机处照旧，其各部尚书均充参预政务大臣，轮班值日，听候召对；外务部、吏部、学部仍照旧；巡警部改为民政部；户部改为度支部，以财政处、税务处并入；礼部以太常、光禄、鸿胪3寺并入；兵部改为陆军部，以练兵处、太仆寺并入；应行设立的海军部及军咨府，未设以前，均暂归陆军部办理；刑部改为法部，专任司法；大理寺改为大理院，专掌审判；工部并入商部，改为农工商部；轮船、铁路、电线、邮政设立专司，名为邮传部；理藩院改为理藩部；除外务部堂官照旧外，各部堂官均设尚书1员，侍郎2员，不分满汉；都察院改设都御史1员、副都御史2员，六科给事中改为给事中，与御吏各员缺仍暂如旧；资政院为博采群言，审计院为核查经费，均著以次设立。其余宗人府、内阁翰林院、钦天监、銮仪：卫、内务府、太医院、各旗、营、侍卫处、步军统领衙门、顺天府仓库衙门毋庸更改。同日，清政府命奕勖、瞿鸿机仍留军机处，世续补为军机大臣，林绍年以侍郎用，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鹿传霖、荣庆、徐世昌、铁良均开去军机大臣，々管部务。命各编纂大臣编定各省地方官制。7日，新授各部尚书及侍郎若干人。
这次中央官制改革，令各界大为失望，认为官制改革是“伪改革”。不过是“改换几个名目，淘汰几个无势力之大老而已”。《神州日报》发表题为《论国民之前途及救亡之责任》的评论文章，指出：“自去年宣布立宪后，而各种之风潮，非常之惨剧，皆相随而至，不特为立宪诸国所未闻，抑亦为开明专制国所未有。由是观之，政府之于专制也，乃取其实而不欲居其名；于立宪也，则取其名而惟恐蹈其实。”《民报》指出：“今者满洲政府挟愚民之谋，而又不胜其欲速之意，以致其欺不旋踵，而发觉君等咸翻然失望，自后彼将无所复售其欺。”有人认为，新授各部堂官“明为不分满汉，竟变为满七汉四，而蒙古与汉军各旗又恒党于满，因之甚至一向热心立宪之汉大臣官僚，亦有不平之感”。官制改革除了明显地暴露清王朝继续加强其集权的国家机器外，还导致了亲贵大臣间的讧争。
中央官制改革出台后，编纂大臣继续拟订各省官制，作为预备立宪的基础。编纂大臣的意见有两种：载泽、戴鸿慈、瞿鸿机等主张全体性改革，寓有削减督抚权力，加强中央集权的作用；孙家鼐、王文韶、鹿传霖等主张在原有的基础上略加变更，着重在明定权限，以专责成，双方争论不休。编制馆最后决定将两种改革方案电告督抚，征求意见，再决取舍。各省督抚大多赞同第二种方案，而且多数人对中央的“改革”方案进行消极的抵制。1907年7月7日，清廷颁布外省官制，将各省按察使改为提法使，省会增设巡警道1员，专管全省警政事务，劝业道1员，专管全省农工商业及各项交通事务，旧有之分守分巡各道一律裁撤，酌留兵备道。另各省分设审判厅，增易佐治各员，命由东三省先行开办，直隶、江苏两省因风气渐开，亦择地先为试办，俟有成效，逐渐推广，其余各省，由各省督抚体察情形，分年分地请旨办理，统限15年内一律完成。
清廷的官制改革，只是为了强化中央集权，并非要为“仿行宪政”作政治体制的改革。因此这次官制改革后，加剧了清廷内部的矛盾，引起了汉族官僚的不满，也激起了资产阶级立宪派的强烈不满。
废科举兴学堂运动
19世纪后半期，帝国主义列强加强了对中国的侵略活动，形成瓜分中国的局面。1900年，英、俄、日等8个帝国主义列强组成八国联军，发动了对中国的侵略战争，清政府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国内外矛盾进一步激化。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1901年1月29日，流亡西安的清廷发布上谕，宣布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各方面实行“新政”。
新政在教育上的改革主要有三个方面：废除科举制度；厘订教育宗旨、建立新学制、兴办新式学堂、派遣留学生等；改革教育行政机构。
科举制度自隋唐以来，均为统治者选拔人才的重要手段，到了近代，由于时代的变化，陈腐的科举制度已不适应培养新式人才的需要。维新运动时期，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对科举制度所产生的弊病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宣布“新政”之后，清政府被迫逐步废除科举制度。
1901年6月，清廷诏开经济特科。8月，诏废八股文程式，改试策论，考生除解说四书、五经外，还必须了解中西各国历史、政治、艺术。
1905年，直隶总督袁世凯、盛京将军赵尔巽、湖广总督张之洞等奏请停止科举，兴办学堂，清政府无奈，于1905年8月谕令“停科举以广学校”，“著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这样，实行了1300多年的科举考试制度终于被废除了。
伴随着科举制度的废除，新式学校教育制度也逐步确立起来。
1901年9月，清政府诏令各省设立学堂。1902年，管学大臣张百熙拟定《钦定学堂章程》，分初等教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三段，是为“壬寅学制”，但没有实行。
1903年，张百熙、张之洞、荣庆重新拟定一个《奏定学堂章程》（癸卯学制），这个章程对学校系统、课程设置、学校管理、教学宗旨均作了具体规定。
癸卯学制包含从小学到大学的完整体系：初等小学堂，“以启人生应有之知识，立其明伦理爱国家之根基，并调护儿童身体，令其发育为宗旨；以识字之民日多为成效”。
高等小学堂，“以培养国民之善性，扩充国民之知识，强壮国民之气体为宗旨”。学科为修身、读经讲经、中国文学、算术、中国历史、地理、格致、图画、体操九科。
中学堂，“以施较深之普通教育，俾毕业后不仕者从事于各项事业，进取者升入各等专门学堂均有根柢为宗旨”。
高等学堂，“以教大学预备课为宗旨”。大学堂，“以谨遵谕旨，端正趋向，造就通才为宗旨”。通儒院，以“能发明新理以著成书，能制造新器以利民用”为办学目的，为最高学府，具备研究院性质。此外，还有师范和实业教育两种。癸卯学制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最早颁布并在全国施行的新学制，这个学制改变了中国长期以来封建式的官学、私学、书院等学校形式，为中国近代学校制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但晚清教育改革仍没有摆脱“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的影响，实质上仍受封建思想的支配，并且改革措施几乎是完全抄袭日本的。
随着新的学堂的发展，教育行政机关的改革也势在必行。
1905年，政务处奏请特设学部，作为管理全国教育的最高行政机关，同时撤销国子监，有关教学的工作归学部管理。1906年，撤销各省提督学政，撤销学务处，改设提学使司，设提学使一人，统辖全省教育工作，由督抚节制。
科举制度的废除、教育行政机构的改革。促进了新式教育的发展。据学部统计，1904年，学堂总数4222所，学生总数92169人；1907年，各类学校37800余所，在校学生1024900人；1909年，学堂总数52346所，学生1560270人。这些学生受到部分资产阶级思想文化教育后，在思想上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形成了一批不同于封建士大夫的新型知识分子。
在兴办学堂的同时，清政府也开始大批派遣留学生赴欧美及日本各国学习，并鼓励自费留学，留学人数急剧增加，其中以赴日本者为多，1903年就达1300多人，到1906年前后，又增至8000多人。
新式学堂的学生和留学生形成一个新型知识分子群体，他们视野广阔，民族意识较强，面对严重的民族危机，易于产生强烈的救国责任感，他们中许多人迅速转化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的传播者，成为清政府无法控制的社会力量，这是清政府所始料不及的。
同盟会制定《革命方略》
《革命方略》是同盟会文件，1906年秋冬间，孙中山和黄兴、章太炎等人编定，作为各地举行起义的指导性文件。《革命方略》包括《军政府宣言》、《军政府与各国民军之条件》、《招军章程》、《招降清朝兵勇条件》、《略地规则》、《对外宣言》、《招降满洲将士布告》和《扫除满洲租税厘捐布告》等8个文件，明确提出了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武装反清的基本方略。这些文件的主要内容是：（1）宣布国民军宗旨为推翻清王朝，建立国民政府。号召国民军官兵与全国民众同心协力共负其责。（2）规定革命后，军政府先实行军法之治、约法之治，而在宪法之治时期，解除军政大权。《军政府宣言》规定实现同盟会政纲的第一期为“军法之治”，即军事斗争和军事管制时期，建立革命政权军政府。军政府的任务是，扫除积弊，废除清朝各种暴政，施行教育，修道路，设警察，兴办工农商实业等。“地方行政，军政府总摄之”，“军队与人民，同受治于军法之下”。“军法之治”为期3年，然后，进入“约法之治”。这是同盟会制定的从武装夺取政权，到建立资产阶级统治的方针和程序。（3）制定国民军的编制、赏恤、纪律与征兵扩军办法。为了夺取政权，《革命方略》规定了组织国民军的任务。国民军由18～40岁以下的“凡有志愿充当国民军之人”组成，还包括各地起义的人民和投降清兵。国民军军人人营之始，要宣誓遵守同盟会的政纲和军律。《革命方略》号召清朝将士响应革命，变仇雠为兄弟。“凡我国民之为满洲将校者，若能顾念大义，翻然来归，军政府必推诚相与，视为一体”，“论功行赏”，“量才器使”。瓦解敌军，争取敌军倒戈，是革命党人一项重要的军事政治任务。（4）确定了军政府对国民军占领地区的统治管理办法。《革命方略》还提出了略地办法和军需问题。“略地”就是要把清朝统治的地方，上自省会，下至州县，通过军事斗争置于军政府控制之下。在军政府控制区内，实行缴收敌人军械粮食，查封府库官业、官印文书，打开监狱释放囚徒等政策。为了保证军需供应问题，《革命方略》还规定国民军每军设立因粮局，用没收一切清朝的官产和清朝官吏和其它分子的家产、给价收买一切可应用之货物、向有家产的人借用现银和按财产多寡抽收捐输、发行军事用票等5项办法来解决军需供应问题。
《革命方略》宣布了实行武装斗争反对清朝的宗旨，提出了建立同盟会指挥的军队和资产阶级专政的政权的设想，鼓舞革命党人去进行武装斗争。他们在斗争中，曾部分将这些规定和设想付诸实施，使这些起义具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色彩。
《革命方略》有重大的局限。它缺乏一套结合中国革命实际的战略战术，而且在武装斗争、政权建设、革命根据地等重大问题上都有严重的缺陷。孙中山等革命党人缺乏一个发动农民群众的方略。他们提出了以“除害”为急务，但“除害”仅限于除掉“满洲政府所有压制人民之手段，专治不平之政治，暴虐残忍之刑罚，勒派加抽之苛捐，以及满洲政府所纵容之虎狼官吏”，而忽视了广大农民所迫切要求解决的土地问题，也就不能充分调动广大农民的革命积极性，《革命方略》所要建立的国民军，并没有建立起来。革命党人缺乏深厚广泛的群众基础。他们进行武装斗争带有很大的军事冒险性。
《革命方略》缺乏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战略思想。孙中山曾设想“欲先取中国南部数省为根据地，然后进窥北部，故猛着先于粤桂滇三省”。但他和黄兴等人几乎都缺乏建立巩固的革命根据地的战略思想。《革命方略》只是重视占领土地，而不重视革命根据地的建设。由于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和妥协性，他们把政权建设寄托在与地方士绅的合作上面，主张在起义各地设立安民局，负责镇压敌人，建立革命秩序，招募和编组军队。安民局的人员由国民军选派或由地方绅士充任，这就使封建势力的头面人物和立宪派人物混入革命政权，操纵军政府的军政、民政和财政，埋下了武昌起义后，各省封建势力和立宪派人夺取革命果实的危机。
原版《大英百科全书》在华发行
《大英百科全书》是世界最著名的百科辞典之一，初版于1768年，以后多次修订。它以长篇大论的学术性条目为特色，汇集了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各科专门术语和条目，集中反映了当时社会的最高学术成果。近代中国科学技术远远落后于西方，近代自然科学和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思想理论也多从西方移植过来。对这些异域文化的借鉴、吸收逐渐成为中国社会激发自身潜能的有益营养。因此《大英百科全书》在中国发行，无论在当时和现在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906年11月，由驻天津的伦敦《泰晤士报》报馆发起，从英国装运450部英文版《大英百科全书》来华出售，这是该书在中国的首次大规模发行。这次来华的《大英百科全书》是最新版本，末卷成书于1903年，“故凡近世一切艺学之发明，无不赅博详尽之也”。“是书之作，凡各国著名博物家、教育家、政治家以及探险家等，不下两千余人，各皆殚精竭虑，协修而成。”
全书共35巨册，每册开本长10.5英寸，宽9.25英寸，厚2.75英寸，与现今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开本规格约略相等，而宽度稍大。每册约850页，每页约1500字，合计全套35册，共约3万页，4000万字。全书还附有照片图画1.2万幅，这在当时是中国输入西学以来规模最大的巨著。全书装帧亦十分精美多样，共有5种形式：如皮角皮背布装、摩洛哥皮半装、摩洛哥皮3／4装、摩洛哥皮全装和页顶泥金全布装等等。
伦敦《泰晤士报》馆于1898年已“向原纂者购回出版专卖之全权”，并开始在世界各地经销《大英百科全书》，且多以半价出售，至1906年时已半价售出6.5万余部。此次开始在中国销售也为半价，但价格仍十分昂贵，每部值银数百两。为便于读者，该报馆还采取了分期付款的方式，并赠送《华英音韵字典集成》一册，以便读者阅读。该书上市后销路极好，到1906年12月30日前，其在北方的300部布制、半皮制书已经售完，只剩下价格更高的“洛克波罗角脊皮制与全皮制”书了。经销者认为到1907年春节以前，差不多都能销尽。购买这套大型辞书的人或部门多为各衙门、官局、银行、各类学堂及洋行司事等。
伦敦《泰晤士报》馆在华推销《大英百科全书》，带有传播世界文化和获取利润的双重目的。该书在华销售的良好情形，表明中国能直接阅读大部头外文原著的人数已达到一定的数量，更反映出在20世纪初期中国走向世界的现代化过程中，对高水平的外国文化的迫切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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