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念成就财富-霍英东——敢于冒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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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伸能屈”是贯穿霍英东一生的主要特点,这是他最成功、最为人津津乐道之处。他从来没有蹉跎岁月,但港府的歧视,却使他的事业与香港经济飞速发展的黄金机会失之交臂,而他本人,也不能继续与别人分享香港经济繁荣的硕果。但是,中国的改革开放和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这两件世纪大事,却又不期然地给霍英东提供了大展身手的机会。

    他曾说:“眼快不如嘴快,嘴快不如手快。”成大事者,都必须经历风险,风险越大,回报越高,不怕不做事,就怕没有事做。

    1、不甘人下 初露锋芒

    霍英东进入太古糖厂化验室工作,竟成为爆炸事件的“主犯”。在一间粮油仓库,又经常遭拳脚相待。打工的磨难和艰辛,使他醒悟到自己必须创业当老板。于是,多方凑钱,终于开了一间杂货店,店虽小,但经营起来却颇有声有色。

    抗日战争胜利后,他仅用100元参加战时剩余物资拍卖,用1.8万元投标买下一批机器,转手后,净赚2.2万元,做成一宗无本生意。

    打工的霍英东多次被解雇,后来在一个朋友的介绍下,他到了太古糖厂的化验室工作。霍英东并不十分感兴趣在化验室工作,只是因为被生活所迫,没有选择工作的余地,不得不去做。实际上,他以往打工都是干一些粗重的活儿,也不适合于化验室的工作。有一次,不懂化学知识的他又胡乱搞试验,差点搞出人命案来。霍英东和一名职员在化验室无事可做,突发奇想,擅自搞一些试验。两人用硫酸制造氢气,制造过程中,突然爆炸。

    试验室里所有的瓶瓶罐罐都已被炸成碎片,洒了满地,他两人的脸上也被玻璃碎片划出了血痕。

    太古糖厂的人听到轰隆一响,以为是炸弹爆炸,连忙赶来。一查,原来是两个小家伙搞的鬼。

    这次霍英东,又一次被太古糖厂赶走,再次失业。

    半个月后,霍英东找到一份在一间粮油仓库“打哩”的工作,即给大米过磅。这虽然不是体力活儿,但也不容易做。几十个粗壮的苦力肩上扛着50多公斤重的米袋,站在外面排队等候过磅。有时霍英东手脚慢一些,误了一些时间。苦力们就火气大发,粗言烂语怒斥他,有的人还拳脚相加。

    霍英东受不了苦力的欺负,没干多久,他就离开西环粮油仓库。

    在香港沦陷后的两年时间里,霍英东干过六七种工作,每次都干不了多长时间就被老板解雇或自动辞工。他觉得自己不应再帮老板打工了,自己要创业当老板。

    在霍英东母亲刘氏的鼓动和游说下,找了亲戚朋友,凑了一些本钱准备开杂货店。

    大约是1943年中,一间名为“有如”的杂货店在湾仔坚拿道西鹅颈桥开张了。

    虽然“有如”名义上是大家合资经营的,但实际上是别人出钱,霍英东一个人出力管理。“有如”规模很小,但毕竟是霍英东一手搞起来的,它是霍英东艰苦创业的第一步,两年来一直在外面打工受苦受气的霍英东初尝当老板的滋味。

    经营杂货店是一件辛苦劳累的工作,但霍英东干得很起劲,从不怨苦叫累。在霍英东的精明经营和料理下,“有如”的生意日渐兴隆。

    当霍英东经营杂货店的时候,抗日战争已经接近尾声,但香港市民的生活却更加艰苦。战争后期,粮食大量缺乏,很多人就活活被饿死。日本宪兵提着枪,天天到街上抓人,把抓到的人放逐到离岛上,让他们慢慢饿死,以此减轻粮食短缺对日军的压力。霍英东守着“有如”,得以在艰难的沦陷岁月中生存下来。

    日本投降后,香港,百废待兴,各行各业逐渐活跃起来,沉寂了多年的海上货物贸易再生机。

    这个时候,霍母刘氏认为货运业大有可为,决定重操旧业,从事海上驳运经营。她和其他合伙人商量后,就把“有如”杂货店出让给别人,霍家分得7000元港币。刘氏用这些钱自置小货轮,再度出海。

    放弃“有如”后,霍英东准备到太古洋行上班,这个时候母亲刘氏劝他放弃那个职位,在家里帮她打理驳运生意。霍英东虽然已经成家,但仍然悉听母亲的意见,于是和母亲一起重操驳运旧业。

    经营过一年多杂货店的霍英东,当时已不满足于只帮母亲料理驳运生意。他相信自己有经商的头脑,能做大事,尽管在帮母亲理财管账,但也时时寻找发达致富的机会。

    有一次,霍英东在翻阅一些报刊资料时,无意中看到宪报上面刊登不少拍卖战时剩余物资的通告。霍英东心想:“有不少物资是目前市面上需要的,一买一卖,也许能赚些钱。”

    从此,霍英东就时时留意宪报上的招标通告。一次,他看中40部轮船机器,如果这些机器略经修理,就可使用,他认为这是一个好的机会。参加投标人,须付100元的费用。由于母亲管钱比较严,当时霍英东只得向妹妹借了100元参加投标,出价是1.8万元港币。没想到几天后,港府通知霍英东,他中了标,让他准备1.8万元去取货。接到中标通知,霍英东喜又愁:这1.8万元去哪拿?他知道母亲是不可能将这一大笔钱让他拿去做买卖的。

    随着出货截止日期的临近,霍英东仍然没有筹到资金,只好硬去游说母亲。但母亲却没有借给他。

    尽管在母亲那吃了闭门羹,但霍英东不甘心,他即搭船过海,到九龙去找一位好朋友。他把此事说给朋友听,希望朋友帮他想办法做成这桩买卖。他的这位朋友对此很感兴趣,并去仓库看了机器。看完机器后,他对霍英东说:“别到处找人借钱了,干脆4万元,把这些机器卖给我算了。”

    霍英东非常高兴,一口答应。这宗无本生意,霍英东净赚2.2万元。

    净赚了2.2万元后,霍英东时常周旋于物资拍卖场,经常参加投标,从事物资买卖,并且不时有所斩获。霍英东,时常活跃于货轮上、海岸边,以及往来于商肆和拍卖场之间。在霍英东帮母亲经营驳运生意时,结识不少驳运客户,霍英东极力向他们兜售从拍卖场投得的渔船、艇仔,脱手较快。

    霍英东尝过买卖物资的甜头,体会到了从事贸易是盈利高、赚钱快的事业,是发家致富的一条捷径。

    2、想到做到 首创楼花

    霍英东从海上转到陆上,成立了霍兴业堂,纵横地产行业。他不惜花重金购买使馆大厦,他首创“分期付款”和印发“售楼说明书”,令楼盘快速轮转。

    他首创“卖楼花”,制订出大厦的公共契约,使分层、分单元出售大厦得到尽善尽美,“卖楼花”、分层分单元出售大厦等经营方法的革新,是香港地产发展史上一个里程碑,它加速了地产市场的繁荣,促进了香港经济的迅速发展,他的方法已为今天的地产业普遍享用。

    20世纪50年代前后,地产业开始在香港初露端倪。1947年,中国银行曾以每平方英尺251.44元的价钱,投得中环一块官地,创下当时地价最高的纪录。同时内地资金大量涌进香港,香港的各行各业一度蓬勃,这个时候“联邦特惠税”优惠政策在香港实施,中外商人纷纷涌来香港,社会对土地和楼宇的需要自然日益增加。

    香港人口在短短的五六年间急增了几倍。抗战结束时,香港人口仅有50多万,但是到了20世纪50年代初期,人口已经超过150万。

    资金的涌入,人口急增,地产行业逐渐繁荣起来。霍英东审时度势,看到了机遇,决定把自己的资金全部押在地产上。

    当时香港的地产市场一向由英资财团垄断,华人很难与他们分一杯羹。

    尽管有人反对霍英东投资地产,但他踌躇满志想到做到,他坚信自己能在英资独霸香港地产市场的情势下,另辟蹊径,闯出一条新路子。

    1953年6月,霍英东创立了霍兴业堂置业有限公司。公司的注册资金是465万元。霍英东准备以霍兴业堂为旗舰,纵横香港的地产市场。

    霍英东虽然想在地产行业大展身手,但当时他对地产业却知之甚少。

    他曾坦率地说:“当时,我连银行户口都不会开,开了一间霍兴业堂置业有限公司后,公司连银行户口都没有。我学别人那样,把现钱放在家里,或者买一些黄金回来,放在墙缝里头。当时真是不懂做生意,认为做生意就像是开杂货铺一样。”

    自从成立霍兴业堂之后,霍英东不再满足于把钱换成黄金储存保值,他想拥有一幢属于自己的大厦。霍英东认为,拥有一幢大厦,不但能自己的些钱和黄金转移到物业上来,安全保险,而且还可以向世人证明自己的实力和身价,便于自己在地产界的发展。那时,他的心思就放在了大厦上。

    后来霍英东了解到香港的世家——利氏家族有意出售位于铜锣湾的使馆大厦。大厦是公寓式结构,建筑面积大、建筑材料好、装修材料高档,是香港当时最大、最高级的大厦之一。

    霍英东毫无犹豫便到使馆大厦察看,感觉不错。随即,他亲自去拜见利家当时的掌门人——利铭泽。两个人第一次见面时,利铭泽对霍英东还算尊重。对价钱并没有斤斤计较,双方答应以280万港元成交。随后,霍英东就和律师审看使馆大厦的屋契等资料文件。

    经过几天的准备,霍英东和利铭泽相邀见面办理买卖手续。见面时,霍英东拎着一个大袋。两人寒暄几句坐下,霍英东连忙把大袋递上去,对利铭泽说:“哦,给你!”霍英东说他既没有支票也没有在银行开户。

    听霍英东这样一说,利铭泽哭笑不得。但利铭泽心地很好,他对霍英东说:“霍生,其实买楼也好,做其它生意亦好,不一定全用现金、全部用自己的钱,可以在银行开户口,亦可以向银行借钱……”

    因为在当时,要在银行开户、存款,一般要经一些有地位、有身份的人介绍。后来在利铭泽的介绍下,汇丰银行才接纳霍英东的开户、存款要求。霍英东说,这是他平生第一次与银行打交道。

    经利铭泽、利孝和两兄弟指点,霍英东又向汇丰提出贷款的请求。

    霍英东说,从那时起他才与汇丰的职员相识,才发觉,原来认识汇丰是多么重要,因为汇丰借钱给他,只要6厘利息,是市面的1分8厘利息的1/3。所以,从那时起,逼着他千方百计去认识银行那些经理们。

    霍英东成功买下使馆大厦后,他开始对外招租。由于使馆大厦属当时的高级楼宇,向来都是住一些外交官,所以新的租客也是以洋人居多。

    几年之后,霍英东的公司不断扩大,他又成立了一间立信置业公司,专门建造和买卖楼宇。同时,他还成立了一间有荣工程有限公司,利用他原先拥有的各种船只,经营淘海沙和运输海沙业务,后来又从事填海开港等工程业务。

    进入地产行业后,霍英东于1953年底购下九龙油麻地榕树头公众四方街至东莞街的一块地盘。这幅地皮有10万余英尺,属香港的犹太籍商人嘉道理所有。嘉道理家族财力雄厚,是香港屈指可数的富豪家族,也是香港的犹太人“第一家族”。

    因为霍英东在地产界刚暂露头脚,与一些大商家并不相识。他说:“那时我并不认识嘉道理,亦无缘与他接触,两间公司之间只是通过书信往来,并各派一名律师办理买卖手续。我还记得,当时的地价很便宜,只是20多元一英尺,花了几十万就买下一块很大的地盘。那是我花钱买下的第一块地,但当时的情况很复杂,我已经付款给嘉道理,办好买卖手续了,但地盘上仍堆满烂铁、烂物,搬迁赔偿问题没有办妥。那时还没有租户法庭,对这类事情没有妥善的处理办法,所以搞得自己很头疼……”

    霍英东在出租使馆大厦时,他算过一笔账,扣除利息及各项开销,至少七八年之后才能翻本,并不划算。所以当他买下四方街地皮,想在那里建楼,建成后,他不想再用来收租,而是想向市民出售。

    当时把楼宇出租,是香港地产行业最盛行的方法。霍英东说,因为楼房的产权和责任问题解决不了,“那时港府不随便承认楼房的上盖,即建一二层,或四五层,政府都不理,政府把地卖给你后,只承认你一个业主,只向你一个业主收地价和地税。若把楼宇分层出售,当时法律上还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20世纪50年代初期,香港一些地产商开始觉察到这种经营方式的局限性,于是想改弦易辙,探求新的售楼方式。他们想出了新方法把楼宇契约切开,即“分契”,然后把楼宇分层出售。

    那时“分契”在香港并无先例。地产商将楼宇分层出售之后,光顾楼宇的市民确实多了起来,但买主还是局限于一些富裕人。因此20世纪50年代初期的香港地产市场,仍然不是很活跃。

    霍英东筹建油麻地四方街楼宇时,就决定采用分层出售的方法,出售所有楼房。

    几次的从商经历,使他有了超前于当时的地产商的商品意识,一踏足地产行业,就决定把楼宇当成商品,并想办法加速楼宇进入市场,以此加快资金周转,缩短投资回收期。

    霍英东在筹建四方街楼宇之初,为了迅速推销出去,他想到了一种促销方法:编印楼盘说明书,印上详尽的楼盘情况、价格、交楼日期等等,向买家广为分发。印发售楼说明书,那在当时是个创举。

    至今霍氏集团仍然保存着霍英东发明的第一份售楼说明书,据霍氏集团的一位职员介绍,“霍生有了编印卖楼说明书的想法后,就交待我们去做这样一本书仔,还告诉我们到什么地方拿有关的资料。我们就按他的想法编出来。我记得,把编好的资料送到印刷厂的那天晚上,霍生就坐在印刷机旁,亲力亲为,一边修改资料,一边看工人印刷,因为时间很急,第二天就要派发给市民。结果,说明书大受市民欢迎,对促销楼宇有明显效果,地产商纷纷效尤,并逐渐成为地产商推销楼宇的必用手法。但他那时可能想不到效果会这样好。”

    霍英东在兴建四方街楼宇时,除了提出印发售楼说明书的新招外,他还发明了促销楼宇和加速资金周转的另一种新方法:“卖楼花”。在此之前,霍英东用分层出售的方法,卖掉了他投资兴建的东安大楼。

    1953年年底,霍英东找来高露云律师楼的律师和一些职员,一起商量怎样推销四方街新楼。在会议上,霍英东确立了采用卖楼花的方法来销售四方街新楼。

    在四方街还没动土的时候,霍英东就在售楼说明书上向市民推介分期付款的卖楼新方法:“第一期先交订金50%,第二期落妥二楼楼面交10%……第六期余款10%于领到入伙纸时清缴。”

    效果很快显现,楼宇开售的第一天,市民就蜂拥而来。在立信置业有限公司的卖楼接洽处和高露云律师楼,前来交订金买楼的市民排成长龙。

    第一次分期付款方式成功推出后,霍英东在出售四方街其它楼宇时,进一步完善了这种售楼方法,他把第一期的订金降低到总楼价的10%-30%,以吸引更多的市民前来买楼。

    现在“卖楼花”已成为全球地产行业都使用的经营手法,非常的普遍,但是霍英东却是这一方法的发明者和第一个推行的人。

    事实证明,“卖楼花”是香港地产行业经营手法的一次革命性的突破。这种方法减轻了买家一次支付所有楼款的压力,使得许许多普通的市民也能介入房地产买卖市场。

    “卖楼花”方法一公布,整个香港一改往日都是富人购房的景象,普通大众也卷进了购房热潮中。政府的小职员,月收入两三百元的教师和打工仔,有普通的家庭妇女……有些人排队预购到“楼花”后,随即把“楼花”转售给别人,一天之间就已经赚一笔,不少人都乐此不疲。

    这一销售旺势对霍英东而言,加速了其楼宇的销售,加快资金回收,而且收足买楼者预付的订金后动工兴建楼宇,也使霍英东避免了更大的投资风险。

    仅在一年多时间里,霍英东就在四方街建起了100多栋、共600多层、约50多万平方英尺的楼宇,蔚为壮观。霍英东,因此财富剧增,成为地产界的新贵。而他的投资很少,基本上是靠买家的订金把楼宇建好的。

    今天看“卖楼花”是很普通的事情了,但在40多年前,当霍英东第一次提出这个新方法时,在地产界却是一个史无前例的创举。

    从涉足地产行业起,霍英东从来没有停止过建楼、售楼。

    在19世纪末期至20世纪50年代这段时期内,何东从做买办起家,后投资股市,频频斩获,并用大部分赚得的钱购买土地,成为20世纪初期香港最大的地主,也是香港最有影响力的大商家之一。

    当年霍英东看中何东在九龙尖沙咀的一块地盘,有意购买下来建大厦。

    霍英东说,在购买香槟大厦地盘时,他碰到一些有关搬迁、补偿的麻烦事,在出售香槟大厦时,又碰到有关分层出售的新问题。

    虽然建大厦涉及的问题很多,但霍英东认为建大厦比建那些矮小的旧式唐楼利润高,因为建大厦,向空中发展,建筑面积就比旧式唐楼多几倍。

    霍英东说,从只能整幢楼宇出售到分层出售,再发展到分单元、分层出售,其间经历了复杂的过程。初期,港府行政局议员关祖耀律师总是极力反对分层出售,认为将来业主之间肯定有纠纷。

    霍英东讲了他刚刚出售香槟大厦时,一个外籍律师说分层分单元出售大厦,将来在买电梯、改屋契、维修电梯等纠纷,一定会祸及子孙后代。后来,霍英东与一个英国律师商量,提出了“公共契约”的形式,每个人都负责若干管理费,等到这间楼倒塌时,每一个单元折回若干地皮,折成多份,可以按买楼时的价钱多少来摊分。买家在买楼时,就得签署这个公共契约,承担共同的责任和费用。

    公共契约形式的推行,得到了人们的广泛认可,更重要的是它将大厦分层、分单元出售后带来的问题妥善解决。公共契约的成功实施,使得分层、分单元出售大厦楼盘成为可能,也使得地产商转而愿意兴建大厦,从那以后香港的建筑物向高空发展并迅速出现高楼大厦林立的新景象。

    霍英东建大厦,分层、分单元出售,正适应当时市场的要求。那时候,市民纷纷前去认购,根据个人经济能力和需要,选购其中的某一层楼或某些单元。

    霍英东踏足地产行业仅一年的时间,就用花重金买下当时香港高级的使馆大厦,又迅速的在四方街建成100余栋楼宇和立信大厦、香槟大厦,所以这些都是一售而空,在香港地产发展史上写下了辉煌的一页。

    3、敢为人先 跨入内地

    霍英东是最早一批进入中国内地投资的香港商人,他也是改革开放后10多年间,在内地投资最成功的香港资本家之一。

    1978年底,霍英东率先进入内地,洽谈在中山县兴建高级宾馆事宜;1979年底,宾馆破土动工,1980年,中山温泉宾馆落成开张,成为内地第一间中外合作兴建的酒店。

    率先进入广东投资

    1978年12月19日,《澳门日报》刊载一篇题为“中山县翠亨村将辟为旅游区”的报道,称国家决定在孙中山先生的出生地——翠亨村建设旅游区,主要是为了吸引海内外游客,特别是港澳台同胞和华侨回来旅游观光。

    孙中山先生青少年时期是在这里过的,有不少有纪念价值的地方。那里有一座罗三妹山,景色秀丽,附近还有温泉,是疗养、度假胜地……这些情况霍英东是非常了解的。他认为,随着翠亨村开辟为旅游区,必将会有大批海外游客前来观光旅游,这就需要有一个适宜的吃、宿之地。于是,霍英东决定在中山县建一间高级酒店。

    霍英东在内地捐赠的第一个项目是番禺温泉宾馆,投资的第一个项目是在中山建酒店。

    那个时候,还没有中外合作建旅游酒店的先例。霍英东要在中山县建酒店,一开始就遇着阻力。中山县和广东省的一些领导人有不同看法。有的人认为,建涉外旅游酒店,会带来精神污染,大宾馆耗电大,电力供应将更紧张,群众会有意见,等等。

    当霍英东第一次到中山县考察之时,北京正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会议将会制定什么新政策,海内外都非常关注。到了1978年1月,全会公报发表,中共第一次提出改革开放政策,准许吸收外国资金、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用于内地的经济建设。

    这一开放的政策,坚定了霍英东到中山投资建设旅游酒店的决心。

    中山县是一个富庶大县,但那时还很落后,到处是大沙田式的“茅坑”,像样的公厕没有几个。有人说,在这种遍地“茅坑”的地方建酒店,无异于把钱白白撒进“茅坑”里。对于这一点,并不是霍英东最担心的,霍英东当时最顾虑是担心改革开放政策的改变。

    霍英东要在温泉边建旅游酒店,名称叫中山温泉宾馆。霍英东经过深思熟虑,决定建酒店,到温泉“试水”。

    霍英东与中山县官员谈到合作的事宜后,就联合何贤、何鸿燊、马万祺、陶开裕等港澳富商,合组中澳投资建设有限公司,与中山县签约合作。

    1979年11月,中山温泉宾馆正式破土动工。

    霍英东是中澳投资建设公司最主要的股东。中山温泉宾馆项目,从商谈合作方式到选址、签约、图纸设计等等,他都亲力亲为。

    工程动工后,各种建材和酒店设备、用品,几乎样样告缺。霍英东不得不向海外落单订购。

    按照霍英东的计划,宾馆自动工之日起,一年之内就落成开业。为了按时完工,霍英东在部分工人中试行合同制,改革工资制度,多劳多得,表现好的还能额外拿到奖金,同时把宾馆的工程以承包方式,包给建筑工程队。另一方面,霍英东经常亲临工地,查质量、抓速度。

    经过多方面的努力,工程按时竣工。宾馆总投资约4000万港元,占地面积105万平方米,其中绿化面积23万平方米,有250套客房,其中包括10栋别墅。

    开幕仪式上,霍英东请来北京、上海、广州和香港的网球好手,在中山举行网球比赛,搞得很热闹,并有声有色。

    在一片喜庆的气氛中,中国内地第一家中外合作兴建的涉外旅游酒店宣布开业了。1982年,中山温泉宾馆开始盈利,这间初期只有250套客房的酒店,由于住宿率高,1982年营业额排在全国第五位,仅次于广州的东方宾馆、上海的锦江饭店、四川的锦江宾馆和北京饭店,跻身中国内地五大宾馆之列。

    4、坚持己见 力排众议

    霍英东有自己独到的思想,他认为自己是正确的,他就会坚持不变。1981年,霍英东提出要建中国第一家高尔夫球场,顿时引来各种非议。他力排众议,待球场建成之后,他又从中山县农村挑选19名青年,组建了中国第一支高尔夫球队。

    善于创新的霍英东在温泉宾馆开业后,又提出他的另一个创举:在温泉宾馆的后山坡上,兴建一个高尔夫球场。

    高尔夫球运动原先流行于欧美国家,现在日本、韩国、中国台湾、香港、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也很流行,光是一个日本,据说就有1000多万名高尔夫球爱好者。霍英东的这一行为,使一些内地官员一脸迷惑,因为他们不知高尔夫球为何物。

    有人惊呼:对外开放,是否连这种很贵族化和很资产阶级化的玩意也引进来?

    对于人们的非议,霍英东并没有感到意外。因为自他投资兴建中山温泉宾馆以来,这一类的纷争就一直没有停止过。霍英东心理已经有了足够的准备。当时,杨尚昆在广东任职。霍英东于是找到杨尚昆,向他谈了自己的想法,得到了杨尚昆的支持。

    1982年新德里第九届亚运会正式比赛项目已经列入了高尔夫球运动,传统的贵族运动变成国际上承认的体育项目,因而,霍英东要建高尔夫球场,也就有了更充分的理由。

    霍英东计划投资2700多万港币兴建高尔夫球场。当时有许多人感到不解:“打高尔夫球是高消费,如果没人来打,2700多万岂不是成为烂草皮?”但是霍英东坚信:只要内地继续坚持开放改革政策,高尔夫球场就有兴建的必要。

    1982年,高尔夫球场正式动工。为了使高尔夫球场具有国际标准水平,霍英东不惜重金聘请了驰名世界的美国高尔夫球星阿诺·庞玛前来中山,设计和监督兴建这个球场。

    在霍英东的悉心照料下,1984年8月,中国中山温泉高尔夫球会正式成立。霍英东又组织了一支高尔夫球队,他要求队员一定要全部是中国人,以证明外国人能做到的,中国人也同样可以做到。于是,他中山县农村选了19个球员。为了把他们培养成为合格的球手,霍英东从香港请来职业高尔夫球手当教练。

    现在,中山温泉高尔夫球会拥有会员超过500人,他们来自美国、新加坡、日本、港澳等地。仅会费一项收入,就收回了原来的投资。

    温泉宾馆与高尔夫球场连成一体,成为中国内地游玩设施最为齐备的涉外旅游酒店之一。

    中山温泉宾馆开业之后,接待过不少国家领导人,如邓小平、叶剑英、杨尚昆、王震、彭真、李鹏等人都曾下榻温泉宾馆。

    至今,中山温泉宾馆和高尔夫球场,已接待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内旅客超过1000万人次,当中有很大部分是海外侨胞和外国人,他们或来旅游观光,或来中山投资设厂,从事贸易……既给中山带来了资金、技术和先进的管理经验,也带来了新观念。中山正是得益于此,市场渐见活跃,经济建设迅速腾飞。

    霍英东是最早一批回内地投资的海外商人,在那批商人中,他投进去的资金是最多的。

    当中国刚刚向外敞开一道门缝的时候,国人还在用怀疑的眼光看待外面世界的时候。霍英东的创举,开创了中外合作兴建旅游宾馆和高尔夫球场的先河,同时,他在这两个项目的兴建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新思维,都毫无疑问地对内地的改革开放事业,有着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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