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惠僧

    一九二五年二月初，我接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当时军校的教育长是钱大钧，他是一个小心谨慎的人，我们互相间交换了工作上的意见，倒算是一见如故。政治部的工作开始了，人员还是照旧，根据周恩来所定的工作方针，参照当时的情况，订了一个新的工作计划。为把学生浮动的情绪安定下来，就将政治课程加多，使学生终日忙于听讲与阅读书籍、整理笔记的方面，开会讨论问题的时间减少，免得他们的思想感情有所激动。这样搞了一个多星期以后，学生的情绪安定下来。每天夜晚接见双方面的学生，听取他们的意见，有问题就替他们解决问题，是误会就为他们解释误会，学生的思想没有什么波动。政治课程安排得很紧，每天两次至四次，每次两小时，这样把学生每日的时间掌握得很紧，他们除了吃饭、睡觉和军事课程以外，其余的时间都是在课堂上听政治课。

    黄埔军校一、二、三期的学程都是规定一个月入伍，搞新兵训练；六个月的教学及野外演习。入伍期间是新兵教育，政治课程与军事课程的分量相等，甚至可以说政治课程比军事课程的分量还要重一点。政治课程每一门最多讲十六次，即三十二点钟；最少讲四次。教课的人按照授课的次数，编定讲授提纲，在规定的时间内把那一门课程教完，学生当堂做笔记，没有教科书，也没有讲义。学生的程度，有的是在大学毕业或肄业的，有到国外留过学的；有的中学没有毕业；有的连小学还没有上过。所以当时的政治教育方针并不是灌输他们有关政治学科的系统知识，而是用历史的事实与革命的需要促进与提高他们对于现实政治上的认识而已。共产党与青年团的工作，是采取秘密小组的方式活动。共产党与青年团的学生、教职员，大部分出发前方作战去了，留在学校工作的还有李汉藩、黄鳌、李默庵、杨其纲、周逸群、陈启科、袁策夷、余洒度等，他们汇报工作多半于夜晚十点钟以后，在政治部主任的寝室内秘密进行。军官学校是九点钟吹熄灯号，熄了灯以后，同学们都安睡了，只有我们在活动着。像这样地工作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孙文主义学会方面也没有什么动静，也许他们亦是转为秘密活动了。学校的风潮暂时平静了，可是东征军从广东出发一直进到潮、梅，孙文主义学会与青年军人联合会的摩擦就带到潮、梅，由于周恩来驾驭前方，一路上还没有出什么大乱子。抵达潮、梅之后，总指挥在汕头，周恩来驻在汕头，在汕头方面虽然是风平浪静，而潮州与梅县却常有双方争吵的事。有一次在梅县的一个集会上，李之龙和贺衷寒打了一次大架，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一直闹到蒋介石那里，结果把李之龙调回黄埔军校工作，贺衷寒也受了调职的处分。在二次东征时，青年军人联合会与孙文主义学会在广东大学的一次集会上又打了一大架，双方已势如水火，形成不可调和的局势，一直到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事变之后，蒋介石才下命令把孙文主义学会与青年军人联合会同时取消，另组黄埔同学会，把黄埔军校的学生、教职员的组织统一起来，由蒋介石直接领导。青年军人联合会是真被解散了，孙文主义学会不仅是以黄埔同学会借尸还魂地存在着，一直到一九二六年大革命时代孙文主义学会的名义还散布在全国各省市，干着反共的阴谋活动，成为蒋介石背叛革命的主要力量。

    党军发展中的重要事件

    一九二四年五月，黄埔陆军军官学校举行开学典礼。因为是个党立军校，孙中山以中国国民党总理的身份，亲临主持。参加这个典礼的人很多，如滇军总司令杨希闵、桂军总司令刘震寰、湘军总司令谭延闿、粤军总司令许崇智、豫军总司令樊钟秀，以及各军各师的师、旅长，党政方面的负责人胡汉民、汪精卫、廖仲恺、伍朝枢、古应芬等，苏俄顾问团以鲍罗廷、加伦为首的十多个顾问。五百多个学生都是年纪很轻，体质很壮，一律穿着苏俄式的黄色卡其布军服和翻皮鞋，军容极盛。这在广东是从没有见过的新型部队，对各军的将领是一个刺激。孙中山在开学典礼上讲了话，大意是：中国革命其所以迟迟不能成功的原因，就是没有真正的革命武装队伍，没有广大人民作基础；现在无论哪一个部队，都是假革命之名，行割据之实，使我的革命主张不能实现，我做了骄兵悍将的傀儡，过去是如此，现在还是如此。为了完成我们的革命使命，所以我才下定决心，改组中国国民党，建立党军，实行工农政策。第一步使革命的武力与民众相结合；第二步使革命的武力成为人民的武力。这就是创办黄埔陆军军官学校的使命。他的讲话博得全体学生和教职员热烈的掌声，对各军的将领又是一个很大的刺激，种下了革命与反革命分化的种子。

    一九二四年六月前后，孙中山在广东大学大礼堂讲演他的三民主义，召集党政各方面的中高级干部听讲。他把三民主义已修改为社会主义的方向，说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叫做共产主义。还加了很多弯弯曲曲的解释，他的讲演是黄昌谷记录，一共讲了六七次。大概还没有讲完，他就统率湘豫各军及吴铁城所部的保安警察改的警卫师（吴铁城任师长），还有许崇智、李济深、张民达等统率的部分粤军，出驻韶关准备北伐。留在广东的各种反动势力在革命潮流高涨的情况下结合起来，举行叛乱，首先爆发了商团事件。

    商团叛乱

    广州市是帝国主义争相觊觎的一个市场，尤其是英帝国主义的势力在这里占优势。七十二个商行中，没有哪一行不是靠同外国人做买卖或是替外国人当经纪的。在经济上很占势力的有一个七十二行《商报》，是当时买办商人自己出版的报纸。自从孙中山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发表以后，他的三大政策为举世所瞩目了，这对帝国主义尤其是英帝国主义是一个很大的震动，它因此不得不寻找破坏中国革命的邪道，这就是广州商团事变发生的主要原因。广州商人为什么有武装呢？因为广东盛行赌博，从城市到乡村遍地是赌场。赌、烟、娼这是三位一体的糜烂社会的毒害，它的活动必须依靠驻军的保护。这样就把坏人、坏事、坏政治、坏军队结合起来，而造成了军人横行市上，盗贼布满通衢，奸淫抢劫之事时有所闻。政府不禁赌，不缉盗，而准商人置械自卫，逐渐发展成为商团。商团的领袖是英帝国主义的走狗汇丰银行的买办陈廉伯及地主兼资本家的陈席仔、陈恭绶。他们外受帝国主义的支持，内得广州驻军将领的默契，并与北洋政府及陈炯明等暗通声气，形成了各种反动势力的联合阵线。到一九二四年夏秋之交，他们明目张胆地要推翻孙中山的革命政权，阴谋建立商人政府。商团军的势力由广州市发展到南海、江门、佛山、花县各地，武装齐全，声势浩大，对革命政权已形成咄咄逼人之势。到八月上旬，又由外商南利洋行购得枪械一万余支，计七九步枪四千八百五十支，子弹二百一十五万发，驳壳枪四千三百三十一支，子弹二百零六万发，手枪六百六十支，子弹十六万五千发，价值百余万元。这些枪械弹药经粤海关查获辗转报到大元帅府。此时孙中山正在韶关督师，得报后即电令长洲要塞司令部将私运军械船只扣留在黄埔军校江面，严密监视听候发落。当时长洲要塞司令是蒋介石兼任，他的军事力量除了几门要塞炮而外，只有五百余名黄埔军校的学生，在商团军与滇桂军暗中勾结的形势下，受到极大的威胁。商团总部一面以罢市相要挟，一面请滇军第二军军长范石生作调人，希望发还枪械。革命政府一面命令蒋介石将枪械搬运登陆隐蔽，一面调集海军各舰艇拱卫黄埔，形成了革命政府的军事势力与反革命商团军对立的局面。范石生趁火打劫，向蒋介石讹诈去了长短枪共二千余支，也就缓和了滇军对商团的支持（这段史料，见一九二四年八月二十日《向导》周刊第七十九期）。当时广州的形势，孙中山可以指挥得动的军队都调到北江准备北伐去了。在广州的军队如杨希闵、刘震寰等，是别有用心地采取隔岸观火的态度，驻在西关的范石生、廖行超等，与商团有默契，采取趁火打劫的态度。省长胡汉民、市长李朗如、民团督办李福林等代表国民党右派，采取中间人的态度，奔走于商团与大元帅府之间，进行调解，更助长了商团叛乱的气焰。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几个负责人如廖仲恺、谭平山等，对这件事虽然很愤慨，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真正赤胆忠心保卫革命政权与孙中山共患难的，除了黄埔军校的五百多名学生武装而外，就只有共产党与共产党所直接领导的各工会、市郊的农民及学生、妇女等团体而已。在一九二四年双十节之前，广州盛传商团要实行武装叛乱，陈炯明、林虎、洪兆麟等反革命军队准备从石龙、东莞进袭虎门与商团会师广州，局势是一天紧张一天，双方僵持了一个多月。共产党向国民党提出革命军事计划：第一步解散商团，第二步讨伐陈炯明，第三步北伐，并改双十节为警告节，请国民党作镇压反叛的准备。廖仲恺等完全同意中共的意见，请孙中山回师靖乱，先巩固后方，再行北伐。孙中山同意了这个意见。军队还没有调回，双十节到了，在观音山下第一公园举行盛大的集会，到会的团体有“反帝大同盟”、“民族解放协会”、“建国宣传团”、农讲所学员、农民自卫军，以及各校学生和一部分市民，总共有三十多个团体，三四万人。会场里的标语口号，差不多都是中共方面布置的，主要的如“改双十庆祝节为双十警告节”，“打倒帝国主义”，“推翻反动军阀”，“打倒一切反革命派”，“要求建立民主独立共和国”，“实行国民革命”，“追念革命先烈”，“复活辛亥革命精神”，“要求一个革命成功的庆祝节”。参加大会的人都是徒手，没有任何人带任何一种武器。会后已下午三时，旋即举行游行示威。游行队伍走到太平路至西濠口之间，便与全副武装的商团军相遇，某商店楼上忽然一声枪响，商团军立即向游行群众施放排枪，当场打死二十余人，受伤的百数十人，一时秩序大乱，而商团军与福军（李福林部号称福军）配合起来追赶游行群众。油业工人黄驹中枪毙命，并被商团军剖腹示众，其状极惨。之后，商团军和福军又逮捕了许多工农群众，进行非刑拷打，并实行罢市，以威胁革命政府。商团军的步哨从西关一直放到东山，盘查行人，凡是不会说广东话的人，无不受到商团军与福军的侮辱或打骂。这样的紧张局势一直延续了三四天；北伐部队才由北江回来。警卫军吴铁城部于十月十三日夜晚先行到达，其余各军于十四日陆续抵省，政府方面才组织革命委员会。革命委员会组织之先，中共、苏俄顾问团与廖仲恺、蒋介石等有所协商，最后取决于孙中山。孙中山对于国民党内左右派之争了如指掌，故在韶关行营复函说：“革命委员会，当要马上成立，以对付种种非常之事。汉民、精卫不加入亦未尝不可，盖今日革命，非学俄国不可，而汉民已失此信仰，当然不应加入，于事乃为有济，若必加入，反多妨碍而两失其用，此固不容客气也。精卫本亦非俄派之革命，不加入亦可。我党今后之革命，非以俄为师，断无成就。而汉民、精卫恐皆不能降心相从。”（此信墨迹稿载一九二六年太平洋学社出版的《孙中山先生手札墨迹》，标点是作者加的）。接着，即免去胡汉民的广东省长职，以廖仲恺继任。所以镇压商团叛乱，是在国共合作的情况之下，以廖仲恺为中心，执行孙中山的命令来进行的，国民党的右派如胡汉民、汪精卫、邓泽如、伍朝枢、李福林等，当时虽均在广州，不以武力解决商团为然，但扼于孙中山的坚持毅力之下，亦只有表示消极而已。革命委员会宣告成立，即在国民党中央党部所在地惠州会馆设临时军事指挥部，孙中山命令省长公署布告解散商团，警卫军包围西关商团军总部。十四日黄昏，革命军与商团军开火，同时陈炯明果然进袭虎门。革命委员会说服滇桂军将领及李福林部会合布防，黄埔军校开来两队学生作为革命委员会的卫队，驻在惠州会馆。当时共产党员如周恩来、陈延年及谭平山、杨匏安，阮啸仙、刘尔崧等均在革命委员会工作，领导工人、学生、妇女、农民等团体对镇压商团叛乱起了很大的作用。经过一夜激战，才把商团击溃，商团军残部退到西村一带，但商团军的武器，大都为滇军范石生、廖行超部及福军所得。为巩固革命政权，保卫革命根据地广州，不得不进一步发展党军，肃清反动军事势力，而有两次东征及剿灭杨、刘诸战役。

    第一次东征

    陈炯明被滇桂联军战败以后，即在东江一带负隅顽抗，并接受了北洋政府任命的粤军总司令之职。陈炯明所辖各部有叶举、熊略、钟景棠、林虎、洪兆麟、谢文炳等三万余人，并与湖南的赵恒惕、云南的唐继尧互通声气，以联省自治相号召，声势亦颇不弱，是革命政府当前的第一个顽强敌人。孙中山回师广州剿灭商团不久，北京发生政变，冯玉祥、胡景翼、孙岳等以国民军的名义讨伐曹吴，囚曹锟于中南海的延庆楼，驱逐溥仪于故宫。冯玉祥请出段祺瑞来维持北洋政府的残局。在那样大动乱的局面中，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概。孙中山在广东发出和平统一的号召，冯玉祥等亦自知那样的变乱局面不容易收拾，也就顺势欢迎孙中山北上，共商和平统一的大计。孙中山准备北上，北伐之师就停顿下来。革命政府以陈炯明既勾结商团叛乱，又窃踞东江，他的防线布置到石龙与东莞附近，随时威胁广州，因此而有第一次东征之役。

    东征军是以黄埔军校的学生队和两个教导团及粤军张民达一师，莫雄、陈济棠、陈铭枢各一旅组成的。革命武装的核心是黄埔军校校本部。蒋介石、加伦、周恩来等的紧密合作起了很大的作用。

    教导第一团团长是何应钦，第二团团长王柏龄。编制采用三三制，每团三营，每营三连，每连三排，每排二十六名至三十名战斗兵。团部直属部队有两个机关枪连、一个特务连、一个侦探队、一个通讯队、一个卫生队、一个辎重队。团设团长一人，团党代表一人，参谋长一人，中校副团长一人，少校团副兼辎重队长一人；党代表下设少校干事一人，上尉书记一人，团部还有上尉参谋二人，上、中尉副官各一人。营部设营长一人，营党代表一人，副营长一人，上、中尉参谋各一人。连设连长一人，连党代表一人，副连长一人，特务长一人。排设排长、副排长各一人。当时在广东作战主要的是步兵，兵器主要的是步枪。当时敌人没有炮，我们的炮也很少。在第一次东征时没有发生攻城战斗；第二次东征在惠州攻城时才用炮战。我们的炮手也很少，射击不准确，苏俄顾问常担任炮手。作战中威力最大的武器是机关枪，其次是驳壳枪。敌人方面连机关枪、驳壳枪都很少，每逢一次战斗，只要我们的机关枪一开火，敌兵就望风奔逃。党军作战差不多是连为作战单位，每一连有九个军官，配备九支驳壳枪，我们在火线上是军官持驳壳枪任前驱，士兵持步枪跟着军官前进。每一连的九个军官中差不多有一半左右是共产党员，共产党员不仅身先士卒，还要监督其他官兵作战。所以在火线上无坚不摧，树立了黄埔军校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威力。

    在第一次东征中打了两次恶仗：第一次是淡水之役，党军第二团与陈炯明的主力叶举、熊略各部战于淡水城下，战斗正进行到紧急关头，团长王柏龄逃跑了。后在周恩来领导的政治部与各级党代表严密合作的情况下，不仅把战斗继续进行到底，并且攻下了淡水城，瓦解了敌人的战斗力量，树立了政治工作在党军中的威信。这一仗的胜利，奠定了第一次东征胜利的基础。第二次是棉湖会战，这一次陈炯明的主力是林虎统率的“三黄部队”。所谓三黄部队就是有三个姓黄或王的师长统率的部队，广东人是王、黄不分的。它是陈炯明割据东江的支柱。在东征军方面是以党军第一团为主力，配合以粤军一部及由彭湃领导的海陆丰农民自卫军，和“三黄部队”血战了两天三夜，双方都有相当大的伤亡。党军第一团始终士气旺盛，加以政治工作发挥了作用，得到当地民众的支持。党军所到之处，人民扶老携幼夹道欢迎，并送水、送稀饭、送草鞋，军民一体，更鼓舞士气。最后敌军动摇，分向大埔、饶平及兴宁、五华以北逃窜。这次战斗结束以后，即传檄而定潮、梅，第一次东征即告一段落。我们在广州得到捷报后，发动各报馆发号外，各机关团体学校开会庆祝，市民放鞭炮，欢欣鼓舞，而滇桂军对于我们这一胜利，反而感到惶惶不安。

    在东征军出发的前后，孙中山正因北京政变而进行南北和平统一的活动。当时北洋政府由段祺瑞出面维持局面，自称“临时执政”。他主张召集各派军阀举行善后会议，换汤不换药地来维持反动军阀的统治。他们把孙中山也看作是代表南方军阀的人物，而暗中又勾结滇桂军，准备分别给杨希闵、赵成梁、刘震寰以两广巡阅使、广东省长和广西省长的职位。除这时范石生自动率部西归而外，其余的滇桂军都准备走段祺瑞的门路，要做陈炯明第二了。

    孙中山号召和平统一，希望同北洋军阀妥协。共产党方面鉴于国民军有左倾的表示，希望把孙中山与国民军结合起来，以南北两个进步势力的团结，来瓦解北洋军阀的封建统治，所以也赞成孙中山北上。共产党一面推动孙中山与国民军的团结，一面请孙中山提出在北京召开全国国民大会来解决国是，他同意这个意见。孙中山由广州坐船到上海，又由上海绕道到日本，再由日本乘船到天津，一路之上作了一些政治宣传。他绕道日本是希望得到日本帝国主义的谅解，而北京政府一直是得到日本帝国主义支持的。孙中山到达天津时，天津市民与进步人士所组织的欢迎会就受到租界当局的阴谋破坏，使孙中山在面子上很不好看。到了北京以后，段祺瑞与国民军方面表面上是热烈欢迎，实际上段祺瑞的临时执政政府，已经组织起来，正在部署召开各派军阀的善后会议。孙中山召开国民会议的主张，被他们束之高阁。所谓段祺瑞、冯玉祥等请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的邀请，变成了叫孙中山到北京来听他们的摆布。孙中山本来就有相当严重的肝脏病，到北京以后因为劳累过度，刺激过深，陷于进退维谷的境地，从而加重了病势，于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二日病逝于北京。

    孙中山逝世以后，在革命政府方面，“谁继承孙中山”，成了一个举世瞩目的大问题。当时的大元帅府仍然存在，谁也不敢自命是孙中山的继承人，谁也提不出来一个孙中山的继承人。名义上大元帅是由秘书长胡汉民代理，但胡汉民始终同国民党右派有联系，同共产党从不打交道，同执行国共联合战线的国民党方面的廖仲恺、蒋介石等也是貌合神离，同各军的将领也很少来往，他在广州对各方面的关系都不好。自孙中山北上以后，他只同一部分广东人形成的以他为首的所谓元老派有来往，这些人都是反共的。就是在大本营那稀稀拉拉的一群中，也没有谁承认胡汉民是代理大元帅，只有黄昌谷常在人前人后称胡汉民为“代帅”，闻者莫不齿冷。许崇智是粤军总司令，也是国民党的中央委员，但他是一个公子哥儿的本色，他的实力与人望都不够继承孙中山的地位。廖仲恺倒是执行国共联合战线的主脑，但他是文人的本色，他没有继承孙中山的想法，谁也没有想到他会成为孙中山的后身，反对他最力的人就是国民党右派与胡汉民为首的元老派。其他如汪精卫、蒋介石也都不够继承孙中山的条件，至于滇军总司令杨希闵、桂军总司令刘震寰、湘军总司令谭延闿等，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都与这个问题联系不起来。孙中山在世时，我们没有感觉到他的重要与伟大，孙中山过世了，在革命政府范围内找不出一个合适的继承人，我们才明白孙中山在中国革命事业上的重要。因此，大元帅府在若有若无之间，拖了很久都没有解决。

    一九二三年，孙中山再度到广州组织护法讨贼军大元帅府时，曾推定唐继尧为副元帅。这不过是互相利用，借以壮声势而已。一九二四年，孙中山改组国民党时，没有征询唐继尧的意见。孙中山逝世前后，在广东的各军将领除党军外都有点动摇。刘震寰为活动回广西，曾亲自到云南与唐继尧有所勾结。孙中山逝世后，唐继尧食指大动，派孔庚为代表到广东游说，要以副元帅的身份继承孙中山为革命政府的大元帅。唐继尧的代表孔庚初到广州时，刘震寰以贵宾相待，出入护从甚众，招摇过市，粤人为之侧目，以为唐继尧有东下的野心。当时广东的局面是各自为政，互不相下，谁也当不了谁的家。滇桂军在广州好像是实力派，但是政治重心都在国共联合战线，粤湘各军还不敢冒险犯难，轻易有所作为。孔庚在广州住了几个月不得要领，后来得到廖仲恺与胡汉民的默契，又到东江去找蒋介石进行游说。孔庚以日本士官学校前后同学的关系，向蒋游说西南团结的重要，说唐继尧如何虚心，希望同广东方面的同志共图大举等。蒋介石开宗明义地对孔庚说：唐继尧是一个联省自治的倡导者，他是我们的敌人，陈炯明的朋友，慢说他并未就任护法讨贼军副元帅，就是他真是一个孙大元帅的副手的话，他已经反对孙大元帅的革命方针，还有什么理由，有什么条件同我们谈团结呢？好在你此次南来是光杆儿一身，一无所有，我们这里还要用人，你如果愿意同唐继尧断绝关系，可以在我们这里工作，我只能以老同学、老同志的关系接待你；如果你还要打着唐继尧的代表身份，这里就没有你的立足之地了。孔庚鉴于形势不妙，就答应跟着蒋介石走。孔庚带着一个国民党右派分子雷大同当秘书，他们俩人到黄埔住了不到一个月的光景，党军即回师广州讨伐刘杨。孔庚本来同刘震寰来往密切，又有唐继尧的关系，因而引起蒋介石的怀疑。在回师前，蒋即电令黄埔军校教育长胡谦将孔庚、雷大同监禁起来。有一天我奉命去侦察他的情况，因为是同乡，在黄埔又一同生活了些时，我把有关的问题问完了以后，他紧拉着我说：我的问题，不怪蒋校长，我知道这是胡展堂（胡汉民的字）的鬼把戏，他怕唐蓂赓继承了大元帅，他那个代帅落了空。他早就恨我……我在前方同蒋校长谈得很好，为什么突如其来地这样对待我呢？你应该为我向蒋说说公道话。言次气愤到要流出泪来。孔庚自从大同镇守使下台以后，即穷极无聊走投无路，跑到云南，也无非是想依靠唐继尧搞点政治或军事上的活动。适逢其会，孙中山去世了，广东的局面好像是群龙无首的样子，唐继尧与孔庚之间是一个寻锅补，一个要补锅，于是孔庚有广东之行。孔庚在黄埔关了一些时，等讨伐刘杨的战役结束之后，蒋介石把他释放出来，并送了他三百元的路费，一张船票，算是很客气地驱逐出境，这就结束了唐继尧派孔庚到广东游说，妄想继承孙中山做大元帅的一段公案。

    党军回师广东

    军队进入城市很容易腐化，是雇佣军队的一般规律。尤其是滇桂军，在当时东下是饥军，一旦进入华洋杂处有资本主义文明的广州，有新式的赌场，有旧式的烟馆，有上、中、下三等的娼寮，纸醉金迷，无奇不有，岂有不流连忘返之理。滇桂军将领自以为拥孙驱陈有功，孙中山又是一向以宽大待人，他们就一生一世在广州吃著不尽了。他们就凭这一套本钱，横行百粤，无法无天。他们把新兴的黄埔军事集团，视为无足重轻，把东征视为是粤军的内战，杨希闵、周自得俾昼作夜地吸大烟，廖行超、范石生、赵成梁等不顾一切地刮地皮，声名狼藉、民怨沸腾。这些老爷们不懂得做事，也不懂得做人。滇军在北教场办了一个滇军干部学校，也有一千几百学生，学校的规模与黄埔军校大同小异，只是精神上有所不同，也是廖仲恺任校党代表，包惠僧任政治部主任，（政治部没有成立），苏俄顾问团也派了一个军事顾问，学校当局对我们非常冷淡。校长是杨希闵的参谋长周自得兼任，他又兼广州市公安局长，他一身兼无数要职。他的生活同唐继尧、杨希闵一样，每天下午四五点钟才起床。他兼职很多，办公的时间很短，经常一连几个星期不到学校，岂有不百事俱废之理。他们在广州向人民搜刮的钱很多，都入了私囊，不做一点正事。学校的设备，东倒西歪，教官休息室、会客室，桌椅不全，连茶壶茶杯都没有。我每次去上课，有一个姓周的教育长接待我们，每有攀谈，他总是要请廖党代表拨款成立政治部，要苏俄顾问拿军械给他们成立教导团。他们认为中国国民党与苏俄代表团对黄埔军校与滇军干部学校是不公平的对待；一九二五年春，有一次该校举行毕业典礼，时间是下午五点钟，杨希闵、周自得到得很晚，他同苏俄顾问和我，连招呼都没有打一个，黄昌谷代表大本营参加，算是代帅的代表，也只有相见点头而已。他们对毕业生讲完了话之后进行照相，他们自己都高高在上地坐着，把我同黄昌谷及苏联顾问挤到人丛中，看不见前后左右，真叫我们哭笑不得！如此可见滇桂军不仅是横暴，而且是麻木，他们如果长期占据广州，横征暴敛，贪污腐化，人民不堪其扰，政府无事可为，革命政府还成什么局面呢？这就是党军回师广州，讨伐刘、杨的主要原因。至于战争爆发前后，我们宣传杨希闵、刘震寰、赵成梁等勾结北京政府，企图颠覆革命政府，容或有之，但我们当时并没有得到什么真凭实据。

    蒋介石率领东征军进驻潮、梅，陈炯明所部退驻福建、江西边境，实力并没有完全消灭；孙中山死了以后，蒋介石在潮州宴东征军上尉以上的军官。他在宴会上说：“反革命的势力虽然很大；但是我们有国共两党的合作，有全国民众的支持，总理死了，还有鲍顾问领导我们，总理的精神不死！”他的这一段话载在蒋介石初期的讲演集上，几乎是举世所共知。所以国民党的右派说：“蒋介石已经加入共产党了。”

    蒋介石在当时对苏俄对共产党的甜言蜜语，够使人迷惑的了。所以当时一般共产党人都认为蒋介石对中国的革命是有作用的一个人物，中国的革命需要他。在事实上，孙中山死了，是需要一个继承孙中山的人；但谁也不够资格继承孙中山，谁也不敢自封为孙中山的继承人，谁也不推重谁是孙中山的继承人，但是我们有的同志在党军、东征军、黄埔军校内有意与无意之间就喊出了蒋校长是孙总理的继承人的口号。一直到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事变，蒋介石背叛革命的情况已极明显，但共产党从中央一直到广东地方，还以为这是右派包围蒋介石造成的事变，仍然把蒋介石认为是一个左派，至少也认为他是可与为善的人。约在三月二十日事变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蒋介石在黄埔宴请党军上尉以上的军官时，他的讲话中仍然指责共产党不信任他。中山舰事件明明是右派陷害李之龙的一个阴谋，他说成是有人阴谋倒蒋，还故作惊人之笔说：这个疑案要千秋后世才能明白，这明明是睁着眼睛说瞎话。共产党方面没有从正面驳他。在党军工作的共产党员只有周恩来及在第一军远戍潮汕的同志没有到，其余到会的共产党员百余人，包惠僧、傅维钰等也讲了话，主要的内容是从侧面说明共产党对民主革命的统一战线是拥护到底，拥护蒋介石继承孙中山领导民主革命。对三月二十日事变的阴谋，对李之龙无辜被捕的暗害，没有提出批评和指责。这样无原则的迁就，更助长了蒋介石的逆焰。当时的局势下，共产党应该团结国民党的左派，与国民党的右派作无情的斗争，争取蒋介石向左转。但是，陈独秀领导的共产党中央，命令广东区对蒋介石国民党退让来维持国共的联合战线。这种退让在事实上就是对右派退让。当时我们在广东工作的同志，对中央退让政策是有怀疑的，这种怀疑归结到中国革命是需要蒋介石这样的一个人物，而化为乌有。所以大家只好忍气吞声，帮助蒋介石完成了统一广东的艰巨任务。蒋介石得到了共产党的支持，苏俄的帮助，才有两次东征与回师广州剿灭刘、杨的胜利。

    一九二五年广东的局势是：军人割据的情况，恶劣到了顶点；滇桂军大部驻广州市；赵成梁驻北江；廖行超驻西关；刘震寰驻东关；曾万锺、杨池生、杨如轩等驻石龙、增城间。杨希闵的总司令部驻在广州中心区的八旗会馆。他有六个警卫团，装备比较齐全，是杨希闵的主力，分布在市中心区永汉马路及广九车站等交通要地，总共三万余人，有枪支二万五千余支。粤军许崇智部有一部分精锐部队参加东征军而外，尚有梁鸿楷一师，张国桢一师，许济、梁士锋，杨锦龙各一旅，残缺不全，驻在西江；李福林的福军驻在他的老巢河南。还有谭延闿、陈嘉佑的湘军驻在韶关以北，建国滇军朱培德部不及二千人、赣军李明扬部不及千人也驻在北江。还有何成浚的鄂军，程潜的攻鄂军各七八百人驻在韶关附近。尚有无兵司令如柏烈武的建国皖军，胡谦的建国赣军，赵杰的鲁豫招讨使等部，这都是革命政府的疮疤，人民的负担，没有什么作用。

    党军方面：东征军抵定潮、梅，经过了三四个月的休息补充整理，党军与粤军之一部共约二万人，有一万五六千支枪，黄埔第二期已经毕业的学生七八百人，第三期的入伍生千余人，这两千多学生军武装齐全，必要时是可以参加作战的，并联合湘军谭陈两部八九千人，有枪六七千支，各种杂牌部队共四五千人，有枪共三千余支，再加西江许崇智部，党军实力与滇桂军比较占优势；唯党军分散在东江、北江、西江三方面，主力在东江，战线较长，交通联络设备不够，故指挥作战与三面配合作战上较有困难，不若滇桂军的兵力集中，交通方便，兵力的调配使用较为灵活。

    一九二五年六月中，东征军回师广州，前锋到达石龙，准备向广州攻击前进，革命政府的党政各机关及中央银行，都撤到黄埔，胡汉民、汪精卫、廖仲恺、谭延闿、陈嘉佑（湘军由鲁涤平指挥）、宋子文等都到了黄埔，住在长洲要塞司令部，还有一些重要的人物跑到了香港、澳门，我们不参加战争的同志及眷属，在党的组织计划之下，暂时退出了广州。杨希闵自称滇桂联军总司令，在广州宣布戒严，他的司令部仍设在八旗会馆。他派周自得为广州市卫戍司令，派赵成梁为广东省长，在广九车站设前敌总指挥部，赵成梁任前敌总指挥，他们的防线布置在瘦狗岭与白云山之间，福军也在河南宣布戒严，它对双方都有勾结，它是广州的地头蛇，谁也要买他的账，它虽然不能成大事，但可以制造小麻烦，这就是福军的特性。

    战争爆发了，党军两个教导团配合粤军之一部任前驱，在瘦狗岭与白云山之间，打了一天多硬仗，滇桂军的生活虽然腐败，打起仗亦甚骁勇，滇军的特点就是在火线上沉着。无论官兵，每人都有两支枪，一支是步枪或是手枪，一支是鸦片烟枪。他们在阵地上一面打仗，一面抽鸦片烟，他们能在弹雨枪林中沉着地抽烟，如果烟抽饱了，瘾过足了，也能冲锋陷阵。杨希闵的六个警卫团，装备比较好，他们在正面作战，同党军打了一天多硬仗，双方都有死伤。到了第二天，黄埔军校二千多学生组成一个突击总队，由张治中率领，苏俄顾问契齐班诺夫等参加指挥作战，在黄埔上游腊德炮台附近上岸，袭击滇桂军的后路。这是一支奇兵，滇桂军没有预想到黄埔还有这样装备齐全作战英勇的新型部队，基层干部大部分是共产党员，这一队奇兵正打在滇军主力六个警卫团阵地的后面，使滇桂军受到严重的打击。还有一支奇兵，出其不意地缩短了这次战争的时间，也是滇桂军所意想不到的，即是飞鹰兵舰上的炮战。飞鹰兵舰年久失修，停泊在黄埔江面很久不能行动，在这次战争爆发后，由苏俄顾问建议，把飞鹰兵舰拖到腊德炮台附近，利用原有的炮位装备起来，原不过是作为掩护黄埔学生军渡江之用。作战到了紧急关头，苏俄顾问在飞鹰兵舰上继续不断地开炮助战，在射击时并没有什么很准确的目标，不过是向敌人的阵地射击而已，事有凑巧，刚刚一个炮弹射进了广九路车站赵成梁的司令部。赵成梁正在那里同杨希闵吃饭，炮弹开花，把赵成梁炸掉了半边死了，杨希闵虽然没有受伤，但在这样的突变情势之下，也就无心恋战了。他急忙地部署了防守的战斗，就带着赵成梁的死尸回到广州，把赵成梁的尸首送到省议会，还没有等到棺殓，即回到八旗会馆准备召集一个会议；但是，广州市的水电都被我们的地下工作人员破坏了，电话不通，水源断绝，电灯不亮，他已成了“孤王的锣儿也不响了，鼓儿也不响了”的局势。杨希闵就不得不自己驱车亲自去找周自得，不知周自得的去向，又到西关去找廖行超，也没有找到廖行超的踪迹。他鉴于大势已去，就一溜烟跑进了沙面，滇军就此完全瓦解了。桂军刘震寰部原不过四千多人，滇军败北，它们的部队退到西村，全部缴械，刘震寰也走了杨希闵的路了！滇桂军盘踞广州两三年，搜刮民财，无恶不作，连长以上的军官都是腰缠万贯，姬妾成群，在战事爆发之前，都是收拾细软，在港澳间另筑香巢，各人有各人的打算，所以赵成梁一死，即形成瓦解之局。在共产党领导之下的工农兵各方面的活动，起了很大的作用，市区以内的工人学生破坏交通及宣传鼓动，使敌人陷于四面楚歌之中，近郊农民自卫军为党军逢山开路，遇水搭桥，送茶水，通情报，所以党军士气旺盛，进军神速。滇军干部学校、桂军讲武堂差不多是完全投到青年军人联合会领导之下，以及各工会、学生会、农民协会、妇女协会，都在有形与无形之间配合党军，作各种打击敌人的活动，对于扩大战线、缩短战争的时间，起了很大的作用。

    党军回师广州解决刘、杨的战争，算是很顺利地胜利完成，滇桂军除杨池生、杨如轩、曾万锺等带着两三千人逃到江西投降了北洋军队而外，差不多是百分之九十九的缴械投降，当时收容俘虏，安抚流亡，是一个很繁重的工作。当滇桂军刚溃败时，李福林的军队首先侵入广州市，大肆抢掠，见了外江人就打，除了掳掠财物而外，还强奸妇女。福军的野蛮与排外的特性，在商团叛变中，我们已经领教过了，在共产党的指导之下，黄埔军校政治部事先在一、二，三期的学生中，挑选了四五十个精干的学生，大部分是共产党员，有少数的积极分子，组成一个全副武装的宣传队，派共产党员李之龙为队长，尽先进入广州市，他们的任务第一是为各方面地下工作人员办接应；第二是布告安民；第三是驱逐散兵游勇，防范匪盗，救济难民，维持市面上的秩序。当时党军的符号：官兵都带着鲜红的领带；福军因为是我们的友军，他们的每一个官兵都是光着头，赤着脚，身穿一身烤绸褂裤，脖子上也系上一块红布条，在大街小巷横行抢劫；黄埔军校的宣传队一律是黄卡其军服，俄式军帽，绑腿皮鞋。市民一望而知是黄埔革命军，表示欢迎，寄予希望，福军一望也知道是黄埔的队伍。虽然宣传队的人少，福军的人多，但是黄埔军校的威信已经树立起来了，对宣传队也只有望而却步。宣传队对福军恩威并用，经过了不到一天的时间，才把福军赶回到河南的老巢。宣传队并会同滇军干部学校及桂军讲武堂的学生，会合协助党军收容俘虏，被俘的滇桂军共二万余人，分别收容在广州市东郊的燕塘，西郊的西村及黄埔。当时黄埔军校的学生和官兵差不多都调出去作战或服战勤去了，校内只留下代理教育长胡谦及政治部主任包惠僧及少数的秘书、副官、参谋，及一个入伍生连，不到百人，负校本部及长洲警卫之责，并办理调配船只，输送给养等任务。

    战事甫告结束，在黄埔避难的高级官员刚上船回广州，校本部即接到前方的命令：在黄埔设立第三俘虏收容所，由校本部留守人员中抽调精干人员组成俘虏管理处，并将办理情形具报。学校方面还没有来得及商量处理这个问题的办法，传令兵就来报告：已有几十只民船，装满了俘虏到达学校门口，正在陆续上岸。从上午九时起到下午三时止，陆续运到黄埔的俘虏达五千余人。黄埔的民房极少，学校的房屋亦仅够用，突然增加了五千多人，真是无法安置，只好叫他们睡在黄埔江岸边树林底下。据说他们已有一天多没有吃饭，每人背一支卸掉枪机的步枪，腰上还挂一支鸦片烟枪，东倒西歪，面无人色。他们不仅要求吃饭，而且还要求抽鸦片烟。黄埔军校的官兵从来没有达到五千人之多，这样多人的炊事器具要临时去购买，米粮也要临时去采购。无论我们的宣传工作做得怎样好，事务上安排得如何周到，我们没有方法满足他们物质上的要求。他们的生活恶劣，情绪不安，有的要投水，有的要吊颈，有的哭、有的叫，秩序之乱，形势之紧，至今回想，犹有余悸！当时有人说，这五千多带枪的俘虏，就是没有枪，如果暴动起来，那不到百人的学生队如何招架！因此我们一面温语相劝，一面布置警卫，学校的大门，架了两挺机关枪，组织了不同番号的巡查队，警卫哨虽然稀疏，看起来也还是星罗棋布，戒备森严。那几天中把那九十多名的入伍生真是忙得不可开交，背着枪巡查，持着枪站岗，轮流转换，换来换去还是那九十多个学生。政治部的三个科长，校部办公厅的三个参谋两个副官，都是马不停蹄地放下笔就拿枪，丢下枪又要对俘虏作宣传讲话。胡谦很不高兴地说：“我们这次收容俘虏，不是后勤工作，简直是在前线作战，并且是一次艰苦的战斗！”我笑着说：“我们作战没有兵，简直是唱空城计。”我们大家白天不能休息，夜晚不能睡觉，像这样支持了一天半的时间，我们出征的学生总队才凯旋归来，同广州的交通也恢复正常，学校很快地恢复了正常的状态。我才到广州，军官学校校本部行营设在八旗会馆，我到那里同周恩来见了面，汇报了工作情况。便去看蒋介石，因为他有事，约我第二天上午十时见面。我即回东山慈幼院街我的家里，我的爱人带着孩子到香港避难还没有回来，一直到夜晚八九点钟时，她才回来。乱离的时间虽然不长，经过的场面不能说不险，所以我们见面之后有欢喜若狂之态！第二天上午，蒋介石约我在长堤军官学校办事处见面，这是我同他第一次会见。我们见面之后，他问了一些学校的情形，及政治部的工作情况。他并说，周主任（恩来）很忙，一时不能回学校，你快一点回学校去，继续主持政治部的工作。当天下午蒋介石在北校场入伍生第一总队讲话，突然有滇军之一部三四千人，越过白云山向广州市袭击，前哨到达东山附近，而我们的部队因为打了胜仗，大部敌人已被消灭，在放假休息中。当时，蒋介石同我们的一部分同志，仓促中率入伍生队任前锋打了一仗，接着教导团（教导团驻在北校场，党军第一旅司令部在造币厂）赶到，把这一部分滇军打败，向北江落荒而走。原来是杨、刘没有失败前约曾万锺、杨池生、杨如轩等定期会师广州，杨、刘失败了，他们在行军途中不知道，进入近郊，遭遇党军有力的抵御，尤其是听见党军的机关枪声，才知道形势不妙，向北江逃窜去了。在北江本来有湘军及好几种杂牌部队，如果他们和党军一样作战，这一部分滇军可以完全消灭，因为这些都是雇佣军队，对革命事业没有信心，他们相互之间可能有互不侵犯的默契，所以杨池生、杨如轩等部平安地逃到曲江以北，投降到进攻广东的北洋军阀方本仁那里去了，而广东的军事形势又发生了新的变化。

    廖仲凯被刺的前后

    滇桂军被党军消灭了，粤军许崇智部完全进入了广州市，设总司令部于东关省议会。它把在西江的一整套搜刮人民的机器所谓财政、税务、厘金机构的全套人马搬进了广州市。因而赌场，鸦片烟馆、娼寮布满了广州市，一切的一切与滇桂军反动统治时代是一模一样，原在西江替许崇智当财政处长及主持税务厘金的人物如张难先、李基鸿、关霁等都成了广州的要人，粤军的将士，无不弹冠相庆。而黄埔军校系统的党军每月最低限度的军饷还不能及时发放，这样，粤军与党军就不能不发生矛盾。此时的省长是廖仲恺，他虽然是对革命事业忠心耿耿，但是他是一个文人，他没有力量，也没有方法来解除这些矛盾。共产党人建议他“禁赌”、“禁鸦片烟”、“统一税收”、“整顿市政”，他虽然同意我们的意见，而迟迟不能提出来付诸实施。在许崇智方面，以为孙中山死了，他是粤军总司令，就是唯一的军事领袖，蒋介石是他的参谋长，又是后辈，他以为蒋介石是没有问题的，他并把蒋介石的军事力量看成是他的力量，他就这样行所无事地抽他的鸦片烟，玩他的女人，他自以为是太平无事的总司令，不作别的打算。在蒋介石方面，以为孙中山死了，广东是个危局，他联合共产党，统率党军，完成了第一次东征，又解决了滇桂军，巩固了革命根据地，他把所有的这些胜利据为己有，他有继承孙中山的企图，他想拉拢共产党人，壮大他的声势。而胡汉民、汪精卫是首鼠两端，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又想依靠共产党和苏俄发展革命势力，又想联合右派，维持国民党的党统。当时共产党的政策，在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领导之下，也很矛盾，一面派了很多的同志同蒋介石一起发展军事力量，而在《向导》上又写了很多论文主张放弃军事行动，到民间去的号召，因此把我们的军事工作陷于被动，形成了帮助蒋介石的军事工作，没有作积极发展与独立活动的打算，甚至只着重军事政治工作，不重视军事工作，这样就纵容了右派，给孙文主义学会发展的机会，铸成了一九二七年大革命时期失败的大错。

    粤军进驻广州，毫无革新的气象，军人包庇烟赌，截留税收，使政府的财政无法整理，党军饷源陷于枯竭，蒋介石与许崇智之间，发生不可调和的矛盾，廖仲恺调和于许、蒋之间，使党军饷源得到保障。一九二五年夏秋之交，国民政府成立之后，任蒋介石为广州卫戍总司令兼党军司令官，仍兼黄埔军校的校长，形成了广东唯一的新军事势力，粤军将领颇不满意，而蒋介石并不满足。廖仲恺居中联系，颇费周章。

    在国共合作之初，以广东人为中心的有所谓“元老派”和“太子派”。元老派是以胡汉民为首，主要的干部有胡毅生、林之勉及李福林，梁鸿楷等。太子派是以孙科为首，主要的干部有吴铁城、陈其瑷、马超俊等。这一帮人物有排外的天性，有反共的宿根；孙中山在世时，他们为了服从孙中山，对三大政策虽不满意，也就无可如何；孙中山死了以后，蒋介石以一个外江人，在广东形成了一个新的军事力量，这对广东人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刺激，因此在反共的共同目标之下，把所谓“元老派”、“太子派”以及广东土著的军人政客团结起来，这个反动集团无疑地是以胡汉民为首，不过胡汉民不出头露面罢了。

    在解决刘、杨以后，国民政府成立之前，在国民党与中共及苏俄顾问团协商安排之下，派胡汉民到苏俄考察政治。胡汉民到苏俄未及三月即行回国。他回到广州之后，在公开的集会上装出很进步的姿态，暗中却勾结所谓“元老派”、“太子派”的人物以及国民党老右派，发动反俄反共的阴谋，他们的矛头是对着共产党的。但是，共产党是一个独立的政党，他们把共产党及共产党人无可如何。他们其次恨的是党军，但是当时的党军在广东是一个新兴的力量，他们把党军也无可如何。在国民党中忠心耿耿执行孙中山的三大政策的主要人物是廖仲恺，其次在当时的情况是蒋介石和汪精卫。胡汉民等为了攘夺权利，颠覆革命政府，把所有的怨气集中在廖仲恺等人的身上，在广州文华堂成立一恐怖组织。他们收买粤军的一个旅长兼民团司令的朱单文，负责指挥他的党徒对廖仲恺等进行暗杀。在廖案发生后，当场被捕的凶手陈顺口供说：进行暗杀的人物除廖仲恺外，还有鲍罗廷、谭平山、蒋介石、汪精卫及共产党人周恩来、陈延年等。这个阴谋组织事先散布流言说廖仲恺、蒋介石等都是共产党员，廖仲恺在死难前还发表谈话声明他不是共产党员，他希望得到右派对他的谅解。他虽然对联俄、联共的政策是忠实执行，同共产党人的关系也搞得很好，但是他始终不放弃同右派的联系，并且煞费苦心地想把右派同共产党人拉在一起。一九二五年初夏，我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时，他屡次要我去请胡汉民到军校给学生讲话，他再四叮嘱我同胡汉民多联系。我们当时是分清了敌我的，我们从商团事件中就认清了胡汉民是右派的领袖，国共合作的暗礁，革命的敌人。廖仲恺每次要我去看胡汉民时，我总是支吾其词，我感到难过！他也看出了我的思想情况。他有一次问我：“你为什么怕见胡先生呢？你在没有任军官学校政治部主任前，是不是也怕见我呢？我记得你在党员训练班工作时，我们不也是常常见面吗？你也没有同我说过话，我们现在一起工作了四五个月，我了解你是一个热情任事，勤谨工作的同志，所以我想把你的政治关系从各方面联系起来，将来你的工作就做得更多更好。你还是应该去看胡先生，也应该去看汪先生。你是政治部主任，你应该为学生多请几个老师。你是共产党员，做的是国共合作的工作，也应该多同国民党的同志联系。”他说了这一番话之后，对我微笑，还期待我的答复；我答应说：“我并不怕见任何人，我就是因为忙，不可能常去看他们，汪先生到黄埔讲演过几次话，每次都是我接待他，我们谈得不少；胡先生每次排了他的课，用书面通知他，他没有去，我就替他代了。如果廖先生一定要我去当面请他，我当然要去。”他接着说：“他是有点架子的，你耐烦一点，你今天就去看他一次，约他给学生讲话，不要限定他讲什么，你现在就坐我的车子去。”他送我下楼还说：“你不要说是我要你去的。”他在国共合作中对人事的联系上，也算是煞费苦心了。我约胡汉民到学校去讲演，他倒很愉快地答应了，时间就在第二天下午二时至四时。他讲的是《马克思学说与孙文学说》他牵强附会地把孙中山所说的：马克思的学说是社会病理学，孙文学说是社会生理学。他武断地批评马克思说：马克思的学说，第一是不新，第二是不够，并引经据典地讲了两个钟点。学生听了都不高兴，尤其是我们的同志，都对他怒目而视，有人站起来要发问，我制止了。接着我又陪他坐小汽船到大沙头对面东山医院的疗养院去看蒋介石；其实蒋介石并没有什么病，自从剿灭滇桂军以后，他自以为是不世的功勋，他即以孙中山的继承人自许，在结束大元帅府，成立国民政府时，在军事方面许崇智压在他头上，政治方面汪精卫、胡汉民等都算是他的前辈，党的方面，他不是中央委员，无法插进去，虽然廖仲恺帮他的忙，得以一身兼三要职，他仍感不满；他把广州卫戍司令交给党军第二师师长王懋功代理，党军司令交给何应钦代理，军官学校校长交给教育长王柏龄代理，他自己托病进医院，这就说明他的问题还没有得到适当的解决。我同胡汉民进了蒋介石的病室，问了他的病状，他说：神经衰弱很厉害，夜晚不能睡觉，医生说要休息。但他的精神饱满，红光满面，很难把他看成是一个病人。我们扯谈了一下，就辞出，他送我们到房门外，胡汉民还很殷勤的样子，叫他好好休息。我们上了小汽船，顷刻之间就到了广州。我同胡汉民分别后，就到八旗会馆看周恩来。他告诉我说：党军第三团团长钱大钧希望你担任第三团党代表，他已同廖党代表谈过，廖先生已同意了，我也同意你去，你看如何？我说：你同延年同志同意我去，我当然就去。他说：你去同延年同志谈一谈，我想他一定同意。过了几天，我奉国民党中央党部的命令，调我任党军第三团党代表，邵力子接我的下手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鲁易任副主任。我同邵力子很快地办了交接，我就到北教场党军第三团就职视事。这一团是新成立的，完全是新兵，我们做了三个月的新兵训练工作，李默庵跟我到党军第三团任少校干事。约在八月底、九月初，有一天下午三时左右，李默庵从中央党部回来说：中央党部发生了暗杀案，廖党代表同陈秋霖到中央党部办公，下了汽车走上台阶即迎面来了凶手四五人，向廖党代表围攻，廖党代表受了重伤，陈秋霖当场毙命，廖党代表的卫士对凶手还击，当场打死一人，重伤一人，廖党代表已送到东山医院去了。

    我们得到这个晴天雳霹的消息，都叫起来“反了！”党军各部对廖仲恺有深厚的感情，平常都说：廖党代表是党军的慈母，我同他的公谊私交也非常密切，对他的生命总希望没有危险，我同钱大钧马上跨上了马，一口气跑到东山医院，匆忙地跑进了他的病房，医生说伤重到医院即断气了。他的遗体已收拾干净，躺在病榻上，倒是面目如生，眉心里中了一枪，枪眼很小，可以看出凶器是一支很小的手枪，大概这就是致命的一枪。他的夫人何香凝女士站在他的遗体旁边哭得泪人儿似的。我们安慰了她一番，我们一致说：要为廖党代表报仇。我们出了医院，又到惠州会馆去看出事的地点，看完了，钱大钧回北教场，我便到文德路我们党的机关部找陈延年汇报情况。共产党人一致认为这是国民党右派有计划的阴谋，这是反共的一个讯号。我说：如果我有权，把所有的中国国民党右派分子一起逮捕起来，严加审讯，此案不难水落石出。陈延年说：看吧！看国民党怎么办？当天夜晚我又到周恩来家里，他此时已同邓颖超结婚了，他住在万福路的一个横马路新建洋楼的二层楼上。他说：这个问题当然不简单，是两党合作的一个重大损失，一定还有事故发生，你要经常住在部队里，好好掌握第三团。我们谈到深夜才分手，我仍回到北教场党军第三团。第二天廖仲恺的遗体移到国民党中央党部举行大殓，所有国民党的上层人物如胡汉民、汪精卫、许崇智、古应芬、蒋介石等都到了，大家都是怀着很沉重的心思似的，很少说话。我到楼上秘书处的大办公厅里遇着胡汉民，他很不自然地同我打招呼，并问入伍生的训练情况，我看他的面色从不自然中流露出惭愧的样子，我也很勉强地答应了他几句话就走开了。我当时想：这个家伙就是廖案的主犯，假若我是广州卫戍司令，就马上把他逮捕起来，还怕不水落石出吗？我们虽然看得很清楚，而国民党的当权人物，都在装糊涂，口头和命令都叫嚣缉凶，而对于摆在面前的凶犯，却熟视无睹似的，我真感到闷气。廖仲恺的灵柩停在中央党部大礼堂，开了几天吊唁，各工农团体和个人参加吊唁的甚众。出殡的那一天，参加送殡的二三十万人，墓地在东郊沙河邓仲元的墓地附近，送殡的人排成四路纵队，从惠州会馆经过东堤到永汉路转惠爱东路经过红花岗、黄花岗到沙河墓地，真是人山人海。我同周恩来、林伯渠共乘一辆汽车。我们送葬的行列到达永汉路时，忽然一阵狂风把商店一个三层楼上的招牌刮了下来，一声怪响，登时秩序大乱，多以为又出了什么乱子，好在沿途服警戒勤务的是我们的党军队伍，一会儿就恢复秩序，这也可以说明当时的广州，到处都是人心惶惶的。

    廖仲恺死了以后，经过相当时间的考虑，决定由汪精卫继任军官学校的党代表、兼党军的党代表。在剿灭刘、杨以后，廖案发生以前，党军已有长足的发展，原党军的三个团编为党军第一师，师长何应钦，师党代表周恩来。第一团团长刘峙，党代表先为缪斌，后为贺衷寒；第二团团长先为沈应时，后为金佛庄；党代表先为张静愚，后为金佛庄，三团团长钱大钧，党代表包惠僧。这是党军的基本部队，政工人员十之六七是共产党人，周恩来在党军中威信很高，蒋介石也很尊重他。新成立的党军第二师，编制规模同第一师一样，唯官兵质量较差，政治空气不浓厚，师长王懋功、师党代表缪斌，三个团长都是黄埔军校的教官调升的，大部分是雇佣军人出身，有一部分是孙文主义学会的分子，共产党人也有一部分在这一师搞政治工作，因为人少，根基浅，故作用不大。王懋功是一个极狡猾的军人，他是面面俱到，他本来是许崇智的一个旅长，看到蒋介石比许崇智有作为些，就丢掉粤军旅长到黄埔军校来当学生总队的总队长，他自命是蒋介石的嫡系，所以在很短的时间内被提升为党军第二师师长兼代广州卫戍司令。他对共产党人处得很好，同汪精卫更密切。军官学校已招到了第五期，当时有两个入伍生团，一个学生总队，一共有五千多人。党军的力量虽然是这样的发展，但是广东的局势并不稳定，革命的军事力量与反革命的军事力量对比，反革命的军事势力还是占优势。廖仲恺是为联俄联共，发展黄埔革命军事势力而死，这就可以说明反动势力在广州市潜伏的力量很大。而掩护反动势力与发展反动势力的是国民党右派、胡汉民的政治地位、许崇智所部多种多样的反动粤军。这个三位一体的反动势力不澄清，革命的根据地是难得巩固的。其次，党军原仅有一套本钱，第一次东征，广州的滇桂军就造起反来，回师广州剿灭刘、杨，陈炯明的军队跟在党军的后面前进，又恢复了第一次东征以前的局面，陈炯明的前线又达到石龙，有随时进袭广州的危险。再其次，熊克武，汤子模的川军二万余人，从湘西进到广东的北江，来意不明，也有随时侵入广州之势。这三种反动的军事势力，如果处置得不当，或是同时发生暴乱，广州市就可能一塌糊涂，有不堪设想的危险，这是罗列在党军面前的问题，也就是国共联合战线当前的一个沉重的负担。为处理这些问题，苏俄代表团，共产党人和蒋介石等作过缜密的研究，才决定从处理廖案着手，先解决反动粤军，羁縻川军，再准备第二次东征。

    约在九月下旬，党军部署已定，在一天的半夜开始行动，党军第一团包围粤军驻在西关一带的梁鸿楷部，并进行逮捕梁鸿楷、胡汉民、胡毅生、林之勉及李基鸿、关霁等。党军第二团会同湘军监视北江的川军，并在广州逮捕熊克武、汤子模等。党军第三团包围东关粤军总司令部，并监视许崇智（许住东山），党军第二师之一部会同党军第三团解决驻在石碑的粤军杨锦龙、梁士锋、张国桢部，第二师另一部对虎门东莞一带警戒。

    胡汉民做贼心虚，从廖案发生，他即知道有这一天，胡毅生知道形势不妙，老早逃到香港去了，胡汉民自以为是老资格，他又没有亲自动手杀廖仲恺，就故作镇静在广州不动。当天夜晚他一听到有人打门，即从床上跑下来，赤着脚由后门溜出去，逃到汪精卫的家里，请汪精卫保护他。汪精卫一面招待他，一面打电话报告蒋介石，蒋介石当即派员把胡汉民送到黄埔软禁起来。对许崇智倒比较客气些，蒋介石写一封信，派陈铭枢当说客，劝他暂到上海去休息，约定三个月以后，他把广东整理好了，再请他回来，并要陈铭枢送他到上海，还送了二万元的旅费。许崇智已成瓮中之鳖，只好答应，当天就上船到上海，度他的寓公生活去了。粱鸿楷被送到黄埔，关在长洲要塞炮台下的地道里，熊克武，汤子模被送到虎门，关在要塞炮台下的地道里，张国桢、杨锦龙、粱士锋被逮捕不久即执行枪决，其余被捕的还有胡清瑞、林之勉、李基鸿、关霁等都关了监，一直到北伐军动员前，蒋作宾到广州为李基鸿作保，李基鸿、关霁还报效了不少的钱给蒋介石才释放出来。原粤军许崇智统率的部队，除李济深所部的陈济棠、莫雄、陈铭枢、张发奎等四个旅是照旧而外，其余的各部均经严格的裁汰，许济一师原系粤军的精锐，改编为党军第三师，任谭曙卿为师长，粤军的杂牌部队除在战场上被消灭了大部分外，散而为匪为盗的也不在少数。

    在解决粤军的同时，东江的陈炯明，南路的邓本殷都蠢蠢欲动，由党军补充整理过的张发奎部，轻装进入南路，在新会单水口打了一仗，就把邓本殷部完全肃清。在这一个战役中，廖乾吾任张发奎部政治部主任，在联系民众，鼓舞士气，把军民团结在一起，在作战上都起了很大的作用，缩短了战争的时间。

    熊克武、汤子模的川军，因在四川为刘湘、杨森等所排挤，流亡入粤，有枪无弹，疲惫不堪，饥军就食，没有战斗力量，也没有政治目的，熊克武、汤子模把部队停留在北江，赤手空拳到广州，到处拜客，不疑有变，就糊里糊涂地被捕了。金佛庄率领党军二团配合湘军对川军包围，责令缴械，听候改编。川军没有抵抗，全部缴械。在这一次的军事行动中，除在广州党军与粤军打了一天一夜而外，其余北江南路没有打什么仗，川军大部分都解散了，只挑选了三四千青壮年士兵，编为军官学校的两个教导团，从此党军的实力震动了百粤，巩固了革命根据地的广州，统一广东的战争还有最后的一战，就是讨伐陈炯明的第二次东征。

    第二次东征

    第二次东征是紧接着改编粤军、肃清南路、消灭川军之后开始进行的。在第二次东征之前，党军第一师的一、二、三团，集中在广州市北校场训练，师司令部在旧造币厂内。也在北校场旁边。周恩来是第一师的党代表，但他不经常住在第一师司令部，因为蒋介石的卫戍司令部在长堤八旗会馆，他同蒋介石经常在八旗会馆办公，就是黄埔军校政治部的工作，在邵力子任主任及熊雄任主任时期，蒋介石都是交给周恩来处理，共产党人在黄埔军校任职的如恽代英、聂荣臻、安体城诸同志，以及高语罕、李召林等，都是由周恩来向蒋介石或军官学校提出任用的，无形中他是代表共产党而活动。

    在准备第二次东征之前，周恩来调我到党军第三师当党代表；因为这一师是粤军许济部改编的，师长谭曙卿是湖南人，行伍出身，虽然识字不多，他是粤军的宿将，兵士及下级干部都是广东人，他们差不多是许崇智的子弟兵，地方色彩很浓厚，政治工作，毫无基础，已编为东征军的作战部队，所以要调我去一面行军，一面整理。我当时认为这是很不好做的一种工作。而党军第三团是我亲自训练出来的新兵，三个营中第一营营长郭俊，第二营营长唐同德都是共产党员，好共事，第三营营长王禄丰虽然是孙文主义学会的成员，但这个人很平庸，好控制，全团的干部和士兵我都处得很好。我知道打仗不是可以随便凑合的，如果这个部队我掌握不住，打起仗来是很容易出麻烦的。我是一个文人出身，没有作战的经验，我总以为在一次战斗中，不是成功，就是成仁，中间的路是很少有的，我不能不作一个比较安全的准备，所以我坚决不去。我同周恩来说，要调请把仗打完了再调，周恩来听了我陈述的理由也就同意了我的意见，后来果然在华阳一战，第三师的三个团被敌人消灭了两个，打死了一个团长、两个副团长，谭曙卿仅以身免。我对于这个问题的处理虽然有点为个人打算的思想，但是党军第三团在海丰一战中，我们以两营兵力击溃洪兆麟、谢文炳部七千余人，还俘敌千余人，我坚决留在第三团也算起了一点作用。

    东征军设总指挥部，总指挥官是蒋介石，全军编为三个纵队：第一纵队司令是何应钦，所属的部队为党军第一师全部，第二师第五团，粤军张发奎一旅，总共万余人，这是东征军的主力。第二纵队司令是李济深，所属部队是党军第三师全部，及粤军陈济棠、陈铭枢各一旅，总共万余人。第三纵队司令是程潜，所属部队除攻鄂军全部不过二千多人而外，还有何成浚所部的鄂军及朱培德所部的建国滇军，拼凑起来一共也不过四五千人，担任总预备队的任务。另外有一个独立炮兵营，营长是蔡中笏，是蒋介石的同乡，是孙文主义学会的成员。总共东征军的兵力约三万余人。卫戍广州的部队除党军第二师四、六两团外，还有入伍生第一团驻沙河，入伍生第二团驻西村，吴铁城所部的警卫军驻广州市区，加以驻在北江的湘军及各种杂牌部队共达二万余人，卫戍司令仍由王懋功代理。

    在讨伐滇桂军胜利之后，即将孙中山时代的大本营结束，成立国民政府，以汪精卫为国民政府的主席，得到中共与苏俄代表团的密切合作。苏俄代表团的总顾问鲍罗廷及军事高等顾问加伦将军因为北京发生政变都到北京参加国民军的工作，还没有回来，苏俄顾问团由新来中国参加工作的季山嘉负责，东征军的军事顾问由罗嘉觉夫将军担任，还有步、炮、工各兵种的顾问一共有五六人。

    这一次的东征，打了三次很激烈的仗，我们大概是在一九二五年十月初由广州出发的，在十月中旬就开始对惠州的攻城战。惠州的城防司令是陈炯明的一个师长杨坤如，为粤军著名的骁将，而惠州倚山带河，三面环水，形势险要，利于守而不利于攻。东征军在飞鹅岭布置了炮兵阵地，党军第一师第一团及第二师第五团任前锋，在炮火连天地攻打了四五天之后，敌人仍在城上沉着应战，毫无动摇的迹象，到了第六天，惠州城内着弹起火，北门的城楼被炮火攻垮了，城墙亦打开了一丈多长的一个缺口，第五团即开始爬城，在爬城的战斗中，党军死伤甚众。周恩来同苏俄顾问和蒋介石等在飞鹅岭炮兵阵地上指挥作战，何应钦在惠州城北门外督战，第三团驻守博罗县城，担任惠州攻城的预备队，整装待命出发中，第五团团长刘尧宸战死在惠州城下。从围城到城破，剧战十余日，敌人弹尽粮绝，由惠阳向紫金方面逃窜。惠州城攻下后，党军第三团奉命尽先进城，清理战场，安抚百姓。所见败瓦颓垣，尸横遍地，行人稀少，满目凄凉，我真感到战争的残酷。我们的队伍在惠州休息一天，蒋介石同罗嘉觉夫将军召集我们讲过一次话。在这次战斗中，第五团死伤惨重，残余部队不过三四百人，由副团长惠东升调升团长，调回广州休息整理，东征军即分两路东进。第一纵队由平山、赤石、梅龙镇经海丰、陆丰趋潮、梅。第二纵队由河源、紫金经五华、兴宁定期在潮、梅会师。总指挥部率领第二纵队进到紫金以东的华阳镇与林虎统率的三黄部队发生遭遇战，第三师谭曙卿的三个团打垮了两个，剩下的一个团还不完整，谭曙卿失去了指挥的能力，官兵纷纷地从前线溃退下来。蒋介石带着很少数的卫队及政治部的工作同志进到了最前线，已到与敌人短兵相接的关头。陈赓当时在政治部工作，他同政治部的工作同志奋勇督战，还打死了几个擅自退却的官兵，才把战线稳定下来。敌人发现了我们的总指挥部，慑于党军的声威，以为我们的增援部队赶到，即向安流方面仓促退却；如果敌军再前进，这一纵队就会完全消灭，蒋介石不死就被俘！敌军到了胜利关头退却，岂非怪事。他们刚刚到达安流，党军的增援部队真赶到了，粤军陈济棠、陈铭枢两旅由五华南下，党军第一师一二两团由河婆北进，正在安流会合，打了一个大包抄，三黄部队损失三分之二，第三师在华阳战役损失的人枪，在安流这一战除将原人原枪缴回而外，还俘获敌军官兵万余，步枪八千余支，辎重器材无算。在这一战役，林虎的三黄部队，差不多完全瓦解了。这一路此后就没有打什么仗。

    在第一师向华阳增援的同时，党军第三团由平山、白云、赤石、梅龙进入海丰向沿海各县搜索前进，并派郭俊的一营到汕尾搜索、二三营及直属部队在海丰宿营，海丰城东北面有一条大河，宽二十余丈，不能徒涉。河上通陆丰方面有钢筋水泥建筑的一座大桥，名郑家桥。桥距海丰北门不过一二华里，这是一条公路，桥上可行四路纵队。我们到海丰宿营时，彭湃领导的农民自卫队来同我们联系过，据说距海丰三十华里之地，即有敌军洪兆麟、谢文炳部共七八千人，号称万余人。我们已知道了情况，即在海丰城北门外右侧面的一个小土山上设置了一个连哨，郑家大桥的桥头上设置了一个瞭望哨。当天黄昏时候，我同钱大钧还亲自看过哨位，以为这样设防不会有什么问题。我们的团部，驻在城中心一个学校的楼上。到夜半三时许，我们正在熟睡中，特务连长龙慕韩来报告说：北门外有很密的枪声。我是没有打仗经验的人，自行军以来即时时刻刻准备应战。钱大钧要打电话到二、三营去问情况，我说，枪声很紧了，我们到北门去看看。在五分钟内，我们都准备好了，带着特务连和侦探队，一个跑步到了北门外的一棵大榆树下，了解了前线的情况，第二营全部都投入了正面的战斗，第三营在左侧面的小山附近待命，正面的敌人已进入到我们连哨所在地的小土山上，双方在短兵相接的混战状态中，我们的机关枪无法施展，前进的号音，越听越近，步枪的子弹已经飞到我们阵地的前后左右。我们判断敌情之后，即派侦探队长俞济时率领所部从右侧方冲锋前进，抄袭敌人的后路，为第二营增援。传令兵来报告，二营营长唐同德受伤，正面有崩溃的危险，我们又将特务连挑选了两排人向正面增援上去，团部即再无战斗兵可调了，仅剩我同钱大钧的八个卫士及不到十名的传令兵，钱大钧同中校团副蔡熙盛、参谋长赵锦雯很恐慌，他们问我：“党代表，怎么办？”因为执行连坐法的是各级党代表，他们见于形势不利，想退却，先回团部，向师部请援，征求我的意见。我知道：营长如果阵亡，我答应团部退却，是要受临阵脱逃的处分，是要枪毙的，无论向前如何艰难险阻，只能死中求生，不能向死路去就死，我当时答应说：退却是要受连坐法的处分的，我们还有二十几条枪，还有两挺机关枪，我们还有第三营，我们打一个冲锋上去把第三营拉过来，还可以希望挽回这个危局。龙慕韩同意我的意见，钱大钧也无话可说，于是命令司号长吹冲锋号，团本部由左侧方即第三营所占的高地前进。此时已到五点钟了，我们站在高地上，望见敌人的队伍密集在公路上，蠕动地前进，我们才开始用机关枪向公路上的敌人扫射，并命令第三营向郑家大桥桥头冲锋前进。俞济时部已先第三营冲到郑家大桥桥头，把敌人的一字长蛇阵的队伍截为两段，在桥头以东的敌人就不得不退却，在桥头以西的敌人就不得不缴械投降，这一战斗，告了结束。第二营的官兵死了二十余人，伤数十人，唐同德腹部受伤，抬到卫生队的临时医疗所。我去看他，他躺在铺板上很痛苦地呻吟，我问他的伤情，他说：“党代表！我怕不行了！敌人打退了没有？”我说：“大敌击退，前线的敌人被俘千余人，缴枪八百余支。”他忍痛微笑说：“我们胜利了！”当天夜晚，他离开我们与世长辞了。唐同德是安徽人，江西讲武堂毕业，他是笃信共产主义、埋头苦干的一个共产党员，他死时年仅二十八岁，没有结婚。战后审讯俘虏，据说：谢文炳亲到桥头督战，他们这一路军队企图绕过我们的第一纵队后路，由平山淡水趋樟木头、进取石龙，威胁广州。如果不是这一战我们胜利了，洪兆麟、谢文炳的部队冲到东征军的后面，东征军的全局，当为之一变，胜负之数，亦未可知。

    当时何应钦的纵队司令部在公平，钱大钧当天中午骑着马到公平报功请赏去了。我们在海丰休息一天，郭俊的第一营也从汕尾调回来了。第三天拂晓，我们又从海丰出发，一路之上搜索前进，到陆丰宿营。敌人又在距陆丰约四五十里之博美一带逗留。据报有回窜的模样。我们在海丰粗心大意对待敌人，几乎吃了一个大亏，再也不敢马虎了。钱大钧、蔡熙盛、赵锦雯（团部参谋长），轮流守着电话，经常同前哨保持联系，了解敌人的动向，一直到次晨四点钟我们吃了早饭，开始行军。经过河田到河婆与第一二团会合，我同周恩来在马上见了一面，又分途向潮、梅前进。我们由普宁、揭阳搜索前进，一直顺利地到达潮州，没有发生战事。残敌一部由饶平、大埔老路窜闽南，一部由平远窜赣南，陈炯明从这一次战败以后即逃到香港做寓公去了，结束了他一生的政治生涯。

    东征军会师潮、梅，胜利地结束了这一次战役。我们从广州出发一直到抵定潮、梅，不过五十余日，杀敌致果，党军的声威，震动遐迩。全部东征军分布在蕉岭、梅县、潮州、汕头一带，开始补充整理，在潮州设立军官学校的分校，在部队中挑选排长、副排长、班长、副班长中年轻略有文化的入学。各级军官政工人员都有升调，士气益盛。总指挥部在汕头，蒋介石、何应钦及周恩来均在汕头驻扎，蒋介石召集过一次营级以上的军官会议，讨论整军、复员、布防各项任务。会议完了，举行宴会。在战后调整人事，调何应钦为潮梅绥靖主任，所有东江的军事均由他节制指挥，仍兼原职；调周恩来为东江各属行政委员长，主管政事、仍兼原职；调鲁易为党军第三师党代表；调包惠僧为军官学校入伍生部政治部主任，未及就职又调教导师党代表；金佛庄调升团长；郭俊调升团党代表。营连各级人员都有升调。孙文主义学会方面的分子如刘峙、顾祝同、沈应时、缪斌、贺衷寒等都有升调。孙文主义学会的分子与共产党人，常有摩擦，如缪斌、贺衷寒等与蒋先云、傅维钰等几乎是开口就相骂，动手就打架。在周恩来的领导之下，以团结与斗争相结合尚没有发生什么大的问题，但是在广州方面孙文主义学会与青年军人联合会的斗争就很激烈。

    我在参加了汕头的军事会议之后，请了一个月的事假回广州。我在海丰作战时，我的爱人在广州生了第二个孩子，她在广州得知我在海丰的战斗中转危为安了，她就把这个孩子命名凯歌，此儿已在复旦大学当副教授了，她早已作古人了，时间过得真快啊！我回到广州以后，同陈延年汇报工作情况，才知道广州和黄埔有新右派的发展，所谓新右派即是王柏龄、陈肇英、徐桴、吴铁城等联合孙文主义学会的分子向共产党方面制造纠纷。有一次，在广东大学的一个集会中，打了一大架，双方都打伤了人，汪精卫对这些纠纷是一筹莫展。我去看汪精卫，他问了前方作战的情形之后，也提到孙文主义学会与青年军人联合会的纠纷，他说：我希望能够从前方多调几位同志回后方工作，他或者以为这些纠纷是从人事的调配上可以挽回的。一会儿王懋功来了，自从我们出师东征以后，他在后方代理广州卫戍司令，经常奔走于汪精卫与季山嘉之间，成了一时的红人，他是一个八面玲珑的人，同共产党方面的关系也搞得不错，可是我们知道他是一个老奸巨滑的官僚，我们没有把他看得比蒋介石进步些。而新右派造谣中伤，说他已经加入共产党了。当时我同王懋功周旋了一会儿，就辞出，下楼时遇着李之龙去见汪精卫，他此时是海军局长兼代中山舰舰长，也是广州的红人，新右派把他们两个看成是共产党的前哨，是他们的眼中钉。

    我在广州住了一个月，假满了，周恩来约我结伴回汕头。我们到了汕头，分别见了蒋介石，免不了一番的世故，他对我问长问短，表示亲切。第二天周恩来告诉我说：“校长已决定要你当入伍生部政治部主任，地点在广州，入伍生有两个团，工作相当繁重，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时间在下月初，第一师要选出五个代表出席大会，我们党决定要你竞选，你把选举办完了，将第三团的事务交代清楚，就回广州。”我照周恩来的指示，一面布置选举，一面准备办移交，在潮州，汕头停留了二十天左右的时间，我便动身回广州，出席中国国民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三月二十日事变的前后

    三月二十日事变，是国共联合战线破裂的开始，是蒋介石背叛革命的第一个讯号，中间的经过虽然很长，所发生的事故也很多，但这一切都不是三月二十日事变的主要因素，主要的因素是蒋介石的阶级性，是他独揽军权、政权、党权的野心。外因通过内因而发生作用，因为他是那样的一种货色，所以新右派才能包围他，他处处心虚，遇事猜疑，因此就爆发了三月二十日事变。

    第一，自党军回师广州解决滇桂军而后，国民政府是在国共联合战线中成立的，共产党人只有林伯渠、谭平山是国民政府委员会的委员，是少数，不占统治地位，应该不会引起蒋介石的反共情绪。主席是汪精卫，自廖仲恺死了以后，他兼军官学校的党代表及各军的总党代表，事实上汪精卫是国民政府的领袖，蒋介石不过负一部分或可以说是大部分军事责任的一个将领，关于最高的决策当然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国民政府委员会负责，不可能也不必要遇事都要由蒋介石来决定。汪精卫本来是书生气重，处理政务和事务不够周密，廖仲恺没有死以前，一切事务有他周旋于汪、蒋之间，还没有发生什么矛盾，自廖仲恺死了以后，汪精卫做他的主席，蒋介石搞他的军事，就有些貌合神离的样子，有的问题，汪精卫也找蒋介石商量，但不经常，也不自然；蒋介石是一个很喜欢猜疑的人，气量很小，脾气很大，因之汪、蒋之间在有意与无意之间，发生一些隔阂；尤其是在第二次东征时，蒋介石在前方作战，关于黄埔军校，广州卫戍司令部，新成立的海军局，以及其他军政机构的人事调配、制度的兴革、业务的推进等重大问题，都是由汪精卫负责处理。汪精卫在当时虽然是遇事同国民政府委员会、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及苏俄顾问团紧密联系，想把工作做好，但与蒋介石是比较疏远了。黄埔军校教育长王柏龄是蒋介石的把兄弟，他是一个贪污腐化、奸狡诡谲的人，他同虎门要塞司令陈肇英、广州市公安局长吴铁城，黄埔军校军需处长徐桴及海军方面的陈策、欧阳格等勾结一起，狼狈为奸，他们都是孙文主义学会的发起人，他们同西山会议派也有联系，他们的政治目的就是争权夺利，他们以为广东的局面是蒋介石打出来的天下，就应该是蒋介石当首领，他们当股肱，他们就可以为所欲为了。他们常为蒋介石发出不平之鸣，常说：“中国的历史没有武人打天下，文人坐天下的先例。”他们天天制造谣言，向蒋介石做情报，这是三月二十日事变的导火线之一。第二，代理卫戍司令王懋功是一个老奸巨猾的官僚，他原是许崇智所部的一个旅长，他以出卖许崇智投到蒋介石的部下而得到蒋介石的信任，他以第二师师长代理广州卫戍司令，经常奔走于汪精卫与季山嘉之间，他对共产党人也极尽拉拢的能事，他虽然处处表现很进步的样子，在共产党方面，并没有改变对他的观感。在汪精卫与季山嘉之间为了军政军制军令的措施，他以代理卫戍司令的身份，得参与谋议，因之与汪、季之间的关系就很自然地逐渐密切，在有形与无形之间同蒋介石的关系就比较冷淡，甚至在工作上应该向蒋介石报告请示的也马虎了，这就与蒋介石的爪牙王柏龄等以口实。王柏龄到处攻击王懋功，他说：王东成是以“反水”起家的，校长相信他，将来是要吃亏的。王懋功对王柏龄也是一样，逢人便骂：“王柏龄是一个贪财好色，贪生怕死的小人，打仗的逃跑将军。”他们见面也毫不客气带笑带骂相互称呼“狗屎”，互相倾轧到了极点。其次卫戍司令部与虎门要塞司令部为了走私的问题，王懋功与陈肇英利害冲突，卫戍司令部与广州市公安局为包赌、包烟、包娼的问题，王懋功与吴铁城也有冲突。他们相互之间差不多是仇人，尤其是王懋功，经常奔走于汪、季之门，表现出声势赫赫的样子，更增加了陈肇英、王柏龄、吴铁城等对他的嫉妒与憎恨，也就更招致他们对他的造谣中伤。第三，就是李之龙的问题，在孙中山没有死以前，大本营直辖的海军局与航空处两个机构，有两个苏联专家分任局长处长，但没有正式成立。到国民政府成立以后，海军局与航空处正式成立，苏俄专家自动辞去局长处长，由参谋团与国民政府商洽决定，派张静愚为航空处处长，李之龙为海军局局长。李之龙原系烟台海军学校的学生，在五四运动中因为参加学生运动被开除，他加入共产党以后，曾在武汉上海地方工作过，在国共联合战线建立之初，在广州曾任鲍罗廷的翻译，他同国民党的上层人物都很熟悉。黄埔军校成立，他奉共产党的命令投入黄埔军校第一期当学生，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得到蒋介石与廖仲恺的重视，成了国共联合战线中的一个有作用的人物。第二次东征军出发时，他任海军局政治部主任，不久他又转任海军局局长，没有经过蒋介石同意，他也没有报告蒋介石，这当然引起蒋介石的不满。李之龙本身的缺点很多，如好大喜功，追求享乐，犯了不少的错误，曾经受过留党察看的处分。他当了海军局长以后，也同王懋功一样，经常奔走于汪精卫之门。他把陈肇英走私的勾当，报告了汪精卫，汪精卫下了一个手令给海军局：严禁军警机关走私，并着海军局厉行缉私。李之龙奉命以后，即把虎门要塞司令部的走私船只扣留起来，人员拘禁、货物充公，陈肇英以下有走私嫌疑的人员，都受了处分，这样李之龙就与陈肇英结下了不解之仇。一九二六年一、二月间，我在教导师党代表任内，同蒋介石、王柏龄（教导师师长）到虎门东莞检阅部队时，陈肇英由广州同我们一路到虎门，陈肇英一面向蒋介石诉苦，一面托王柏龄央求我同李之龙说项，不要与他为难，请他把船只放回。他们在船上谈这个问题时，我在座，我看蒋介石的态度对陈肇英并没有什么指责之意，他只说：“你的工作也没有做好，有误会的地方你自己应该向汪党代表报告，也可以同李之龙说明白，这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不要小题大做。”我回到广州把这些情形告诉陈延年，陈延年说：“李之龙也是太好多事了，陈肇英走私，王懋功、吴铁城还不是一样走私吗？一个海军局长管得了这些事吗？他也没有给我们报告，你去找他一趟，把蒋介石的话告诉他，教他要把这些事向蒋介石报告，把奉命缉私的经过说明白。”我特为此去找李之龙谈了一次，李之龙对我和陈延年的意见表示抗拒，他说：“我是奉命办事，校长也不能管我，我同他不同系统，我何必向他去报告呢？”他并得意忘形地说：“这一架最新式的留声机是陈策送的，那一套新沙发是欧阳格送的，海军将领差不多都同我处得不错。”我问：“你的这些情况报告陈延年同志没有？”他说：“我因为忙，没有去。”李之龙兼中山舰的舰长.也是爆发三月二十日事变的原因之一。这只兵舰，是永丰兵舰改的，在陈炯明叛变时，孙中山由广州逃上永丰兵舰，在白鹅潭与陈炯明炮战差不多有一月之久，改为中山舰，是纪念孙中山蒙难的，陈策、欧阳格都做过中山舰舰长，它是国民政府唯一的一只装备完全的兵舰，也就是水上走私的一个堡垒，李之龙兼了中山舰的舰长，对于大大小小的走私军警机关和人员，都是一个威胁，在蒋介石看来也不顺眼，李之龙更成为众矢之鹄了。

    蒋介石在潮、梅抵定之后，把军事政治都作了一番新的部署。在他准备回广州之前，新右派的人物，天天制造谣言，捏造情报，似是而非的消息，布满了蒋介石的前后左右。第一个谣言说：“共产党要暴动，推翻国民政府，组织工农政府。”第二个谣言说：“汪精卫、王懋功都加入了共产党，共产党准备倒蒋，正在黄埔军校查账，说蒋介石有贪污。”第三个谣言说：“国民政府准备宣布共产，所有私人财产都要没收。”尚有其他含沙射影，挑拨离间的谣言很多。这些谣言，是另外一个天地制造出来的，我们的同志很少接触得到，即令间或听到一言半语，我们也不以为怪。事实是很明显的，国民党中有右派，有孙文主义学会，他们是一贯以造谣生事为目的，谣言止于智者，我们当时是把蒋介石认为智者一流的人物，只要是一个头脑清楚的人，难道说谣言与事实还分不清楚吗？但是蒋介石是一个别有用心的人，他听到这些谣言，就疑神见鬼，造成了混乱。尤其是第二个谣言，更打中了他的心坎。国民政府成立时，汪精卫做了主席，他不服气，但是说不出口，他是一个权利欲望很高的人，只能叫汪精卫做他的配角，他不能做汪精卫的配角，如以后的国民政府主席谭延闿、林森一样，要听他的摆布。当时汪精卫做了主席以后，对于用人行政，大有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的势态，与蒋介石造成了不少的矛盾。尤其是汪精卫与季山嘉、王懋功之间关系密切，更增加了蒋介石的猜忌。其次黄埔军校的经费，没有建立预算和决算制度，开支经费由蒋介石信笔乱批，他用钱的手笔很大，公私不分，自然有很大的亏空。王柏龄当教育长时，也和蒋介石一样，他狂嫖乱赌，还有三个小老婆，亏空也很大。他调教导师师长时，邓演达继任教育长。邓演达新从德国回来，是一个有才华又有朝气的人，对人对事，都很认真，他对人事经费控制得很严，他接手以后把王柏龄任内亏空的情形报告蒋介石，并要王柏龄把亏空填清再行离任，这样给王柏龄下不了台，也是给蒋介石过不去，因此王柏龄与邓演达结成了不解的冤仇。不仅在三月二十日事变把邓演达与共产党牵扯在一起予以监视，后来一九三一年邓演达在上海被捕，以至蒋介石在南京杀害邓演达，与王柏龄的暗害有重大的关系。在当时我们看得很明白，这些谣言是王柏龄等制造出来的，而蒋介石偏信以为真，硬说有人阴谋倒蒋，要撤销军官学校，在三月二十日事变之后他指明这是共产党倒蒋的阴谋之一。

    在汕头举行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选举大会，是完全采取自由选举用无记名投票的方法进行的。选举的结果是共产党人当选的占绝对的优势，孙文主义学会的分子当选较少，连贺衷寒也落了选，这无可讳言的是共产党人在工作中掌握了士兵同志，我们是有组织有计划地在群众中竞选，孙文主义学会的分子仅仅是靠蒋介石支持，不接近士兵同志，他们用强迫命令的方式要士兵同志选谁与不选举谁，这在受过政治教育的部队中是吃不开的；在选举开票完结以后，孙文主义学会的头子们就啰唣起来，蒋介石也大吃一惊，他们认为共产党这样有组织和得人心，是一个很奇怪的事！蒋介石不止一次地对人说：就是十个孙文主义学会的会员，也不及一个共产党员的活动能力。他由惊奇而怀疑，由怀疑而发生恐惧，最后蒋介石发了牛性，他硬派孙文主义学会的团、营长十余名，列席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打电报给国民党中央及汪精卫转请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核准。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国民党左派与共产党人和谐合作的局面，蒋介石在当时被认为是左派的领袖，他的这一请求虽然不合法也不合理，但为了敷衍他的面子，汪精卫把蒋介石的请求提到国民党中央转到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予以同意并报告大会通过。大会并通过了慰问蒋介石及东征军将土的电报。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对蒋介石可以说是寄予了无穷的希望。大会开了两天，蒋介石才从汕头回到广州，他出席大会作了一次军事报告，其余的会他都没有参加。大会开了十几天，除了各项报告及讨论提案而外，最紧张的一幕就是詹大悲的紧急动议。詹大悲是湖北蕲春人，少有才气，颇有文名。辛亥革命前后，他任汉口《大江日报》主笔，鼓吹革命，颇负时誉，他同黄兴有密切的关系。辛亥革命，在阳夏战争中，他在政治和军事上是一个重要的人物，他自任为汉口都督分府的都督，阳夏战败，冯国璋火烧汉口时，黎元洪曾一度出走，是詹大悲带着队伍把黎元洪追回来的。武昌初起义时，各义军赶走了瑞征和张彪，共推黎元洪为鄂军都督，黎元洪逃避，詹大悲带着军队从黎元洪家里仆妇的床底下把黎元洪找了出来，他对于辛亥武昌起义，算是一个有功的人物。辛亥革命失败以后，他背着一个辛亥革命的伟人的包袱到处流浪，最后虽流浪到广东很久，因为他是黄兴那个系统的人，没有方法同孙中山接近。一九二四年国民党改组，他也是一个反对联俄联共的人，后来为生活所迫，才借何成浚在福建的一点军队，他就住在广州当何成浚驻广州的代表。一九二五年我在黄埔军校工作，家住在广州东山，与詹大悲为比邻，因为同乡关系，常有往来。我们只谈风月，不谈政治。在这一次的代表大会中，他以鄂军的代表出席，董必武是湖北的代表，他们都是辛亥革命的老人，多年没有见面，旧友重逢、很感亲切，他接受了董必武的影响，在大会中同我们建立了密切的联系。与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同时，西山会议派也在上海举行国民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主持的人物是居正、谢持、张继、邹鲁、邵元冲等。詹大悲的紧急动议主张开除居正的党籍，并以反革命罪犯交国民政府通缉究办。得到全体代表的拥护，一致通过。其实，当时同情西山会议派的代表也还有，如吴铁城、陈肇英、潘宜之及孙文主义学会的分子等，不过他们是绝对的少数，他们慑于左派的强大威力，不得不赞成这个动议。代表大会最后一个节目就是选举。在选举之前，汪精卫在黄埔军校召集了一次党军系统的党团会议，参加这个会议的是选择孙文主义学会与共产党方面有代表性的一部分代表，一共不到二十个人。召集这个会议主要的动机是要听取蒋介石对于大会及选举的意见；但是蒋介石始终是保持缄默的态度，不表示任何意见，冷了半天的场，汪精卫才开口说：“党军方面的候选人，我们希望蒋先生能提出意见，我们的意见是除了蒋先生及何敬之（应钦）同志应该当选外，还有王茂如（柏龄）、王东成（懋功）也应提为候选人，另外还要选拔几个青年同志……”蒋介石截断汪精卫的话题说：“我还是在军事方面多尽点力，我不要当中央委员，也不应该当中央委员，一个军人如果什么事都管，就难免造成军人政治，我决不能做苏俄的托洛茨基，王柏龄和王懋功更没有必要，至于提拔几个青年同志当中央委员，我倒没有什么意见。”当时我们都针对蒋介石的发言，提了一些意见，差不多一致认为他应该当选，其余的我们都认为是次要的。汪精卫倒是平心静气地听取大家的意见，蒋介石从开始一直到散会始终是不自然地，好像是有千言万语都说不出来的样子；因为他从汕头回来，就陷入新右派的包围中。事后我们才知道，他对汪精卫、季山嘉、王懋功的密切结合感到非常愤慨与不安，所以汪精卫一提到王懋功为候选人，他就面红耳赤地坚决反对。在汪精卫以为王懋功是蒋介石的亲信干部，同他自己也处得很好，他提出王懋功做候选人，并提王柏龄作陪衬，他以为一定不会有问题，讵料恰中了蒋介石的痛处，遭到蒋介石的反感。汪精卫虽是个很机警的人，当时并没有什么突出的感觉，也没有提不同的意见，事情就算过去了。

    在第二次全国代表会议以后，三月二十日事变以前，有一天早晨，王懋功到东山蒋介石家里去见蒋介石汇报公事，蒋介石突然下命令解除王懋功卫士的武装，并送他三千元的旅费，一张船票，限令他即刻上船，同对许崇智一样的办法，驱逐出境，即以刘峙调升第二师师长。后来据钱大钧说：沈应时（是蒋介石的亲信，二十师副师长）有一次问蒋介石关于处置王东成的原因，蒋介石笑说：“王东成的环境不好，为得保全他，所以让他离开广州。”在三月二十日事变以后，蒋介石在黄埔军校一次宴会中指明说：“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编制军队的番号，把第七军空着，暗示我的部下反叛我之后，再将第二师与二十师（教导师的后身）编为第七军来酬劳我的部下。”这里他所说的部下，就是指的王懋功，当时第七军的番号确实是空了一些时，我们也有点奇怪，这是不是汪精卫与季山嘉之间有计划教王懋功反了蒋介石之后，再给王懋功当第七军军长呢？这一段公案，我们当时是一点消息也不知道，以我们从当时到现在的判断，苏俄代表团同中共不会有这样的计划，不会设想到用王懋功这样的一个人来代替蒋介石，汪精卫与国民党也不可能离开苏俄代表团和中共的关系而有这样的计划，在一九二六年六月九日《向导》第一百五十七期解释得很明白，可是也有点可疑之点。《向导》一百五十七期陈独秀给蒋介石一封公开的信说：“我们的声明，只关于中国共产党方面，别方面的事一概不管。”这是不是说明我们是没有倒蒋，别方面或是汪精卫方面有无倒蒋的勾当我们就不负责任呢？蒋介石在三月二十日事变以后，宴党军全体党代表时说得那样活灵活现，我们以前都认为这是国民党新右派的谣言。在大革命失败以后，我在上海会着谭平山，我们谈到三月二十日事变，谭平山说：在苏俄从关系方面得着一个消息（或是看见一个文件）说计划调蒋介石到海参崴训练两师军队，如果这一说法有点事实根据的话，那就是汪精卫与季山嘉真有这个计划，所以对这个问题在我的思想上始终是一个“谜”。

    国民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中，黄埔军校举行一次欢迎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的欢迎会，在欢迎会上有很多代表讲话，都是谈黄埔军校与蒋介石在革命工作中的作用与统一广东巩固革命根据地的功绩。高语罕当时是共产党员，也是代表之一，他从法国刚回来，在军官学校任政治教官，对国内情形及广东的状况不很熟悉，他也讲了话，所讲的内容同其他的代表所讲的话差不多，就是末尾提出纯洁革命阵容，分清敌我界线，大意是说：我们目前是要打倒北京的伪执政段祺瑞，尤其是要对任何反革命分子，作无情的斗争，更重要的是肃清在我们革命阵线以内的反革命分子，如果蒋介石有反革命的思想和行为，我们一样地以对待段祺瑞的态度对待他，打倒他。在其他的集会上他也有类似的说法。这一天的欢迎会，蒋介石没有到，新右派就断章取义地抓住了这个小辫子，加油添醋说共产党指明蒋介石是国民党政府下的段祺瑞，要打倒蒋介石，蒋介石就信以为真。到三月二十日事变以后，蒋介石在黄埔军校宴党军全体政工人员讲话时指责这是共产党倒蒋活动之一。三月二十日事变之后，高语罕在黄埔军校当然待不下去了，对共产党当时的策略来说也算是犯了“失言”的一个错误，受到党的责难，他到上海给蒋介石一封公开的信见《向导》第158期，把蒋介石恭维到九重天上，解释到水净沙明，但是蒋介石对共产党来说是别有用心的人，有权利的冲突，有阶级的矛盾，无论高语罕对他如何低首下心，也不会得到他的谅解。自此以后高语罕在共产党内有“高大炮”之称。其实高语罕那一炮并没有打中敌人，只算是走了火炸伤了自己，为国共合作的战线上多增了一条裂痕罢了。

    在三月二十日事变之前，我同王柏龄都在东莞驻防，此时教导师已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师了，副师长沈应时在广州病故，调升刘峙为二十师副师长，三个团有两团驻东莞，一团驻虎门，第一团团长王文翰，团党代表是余程万，第二团团长叶剑英，团党代表是李默庵。第三团团长李杲，团党代表是曾扩情，我同叶剑英是这一次共事才认识的，他的这一团，是由粤军张民达师改编的，他原是张民达部的旅长。他是云南讲武堂毕业，同王柏龄有师生关系，因此我们的同志都把他作为是孙文主义学会的人看待。他曾到政治部同我谈过两次话，并借阅马列主义的书籍，我们经过了多次的接触，有相当的了解，但是当时我们对他重视不够，没有吸收他入党。在一九二六年北伐时，他调升新编第二师副师长，一九二七年春，他在江西被孙文主义学会的分子迫害，离开了队伍，来到武汉，我们曾在武昌中央军事政治学校见过一面。

    我们在东莞驻防时，同王柏龄来往频繁。有一天王约我在他家里吃晚饭，饭后他的话匣子开了，他谈了很多嫖经和赌经，最后他郑重其事地对我说：“老兄！你知道吗？昨天毛县长（东莞县长，是蒋介石的大舅子）从广州来，听说广州方面反蒋的谣言很盛，你听到什么消息没有？”我听了很奇怪，便说：“谁反蒋！这个谣言从哪里来的，应该追究一下。”他又说：“你大概是装糊涂吧！这个谣言老早就有的，你想除了汪精卫，谁还能反蒋呢？天下竟有这样不平的事，校长东征西剿打下来的天下，他做了主席，今天还要反蒋，真是岂有此理！”言次他表示很愤慨的样子。我接着又说：“这样的谣言，我确实是没有听见过，如有真应该严查究办。”他又说：“那你真是孤陋寡闻了，这些谣言，不仅是广州有，东莞也有。”我越听越离奇，就说：“如果你的话真有根据，汪精卫就是自找死路，广东的军队不都是我们的吗？”他才哈哈大笑说：“可不是吗？”当夜我回到政治部，即打电话到广州有关方面问情况，好几处的电话都没有打通，最后打到我家里，因为夏松云是广州妇女协会的主任，她常同陈延年一块儿工作，如有什么事，她可能知道一点。她在电话上说：“今天下午还在文德路汇报工作，广州方面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新闻。”我是一个神经过敏的人，听了王柏龄所传的谣言，一夜翻来覆去睡不着。第二天早晨打电话找王柏龄，据司令部的值日官说：王师长一大早回广州去了。我更感到奇怪，即召集各团我们的负责同志到政治部汇报，我把王柏龄的话告诉了他们，他们也接触到同样的传说，不过总的情况，这些谣传多半是出于王柏龄的亲信与孙文主义学会分子之口。这样一来，我认为问题应该搞清楚，我即准备回广州，但是那几天刚刚凑巧发暴风雨，商船净了江，我想回广州或回黄埔没有船，电话也不通了。我即打电报给校长和校党代表，请派船到东莞接我，我因有要公面陈。第三天黄埔军校派一只小火轮到东莞来接我，我即坐船先到黄埔去看蒋介石，在当天下午五时左右到达，我即笔直到长洲要塞司令部会见蒋介石，我报告他说：“王师长已回广州去了好几天，我从王师长、毛县长及其他同志那里得到一些很奇怪的谣言，说广州有‘反蒋’的空气，又说校长与党代表有矛盾，我听到这些谣传，感到奇怪与不安，我想这种谣言很危险，即令仅仅是谣言，也应该进行查究，予以澄清。如果是事实，那就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我们就要着手镇压。”蒋介石听了我的话之后，毫不奇怪，并带着微笑说：“见怪不怪，其怪自败，你的意见当然不错，不过我还没有听到这样多。我今天夜晚要给学生讲话，我们一路到校本部，你可以同邓教育长（演达）谈谈，并要他安置你住宿吃饭。”我当答：“我同校长到校本部看看邓教育长，即就原船到广州，我还要去看看汪党代表。”我们就一路步行到了军校，我同邓演达除了寒暄以外，谈了一点关于二十师训练的情况。我同邓虽然认识很久，没有交谈过，这是第一次打交道，我们也不能深谈，我即辞出坐原船到广州，到了家里时间还不到七点，我即打电话给汪精卫说我要去看他。汪精卫亲自接电话，他说：“周主任新从汕头回来。我约他在国民政府吃晚饭，在座的有陈公博、缪丕成，请你也来吃晚饭。”我即马上到国民政府，同他们见了面，闲谈了一下就吃饭，吃完了饭谈了一些不着边际的问题，就散了。因为有缪斌、陈公博在座，我要说的话也不好同汪精卫说，握别时我即同汪精卫约定明天再去看他，有一些人事上的问题请他决定。他答应说：校长今天夜晚就回来，我明天早晨八点钟到他家里去，你也来一起谈谈好不好？我答应了，才分手。我从国民政府出来即到文德路去找陈延年，他们正在举行工作汇报，夏松云也在座，她告诉我说，前天夜晚你在电话上说的话已报告延年同志了。我即把陈延年拉到另外一间房里，把王柏龄在东莞酒后所说的一切都告诉了他。陈延年说：“我想是新右派制造的谣言，王柏龄就是谣言的发动机，王柏龄既在广州，你也可以在广州多住些时，你同他多多接近，看他还说些什么？你得到什么情况同傅烈同志联系。”傅烈是四川人，从莫斯科回国不久，广东区建立了一个情报机构，由傅烈负责。当夜我等夏松云开完了会一路回家，据夏松云说：“广州市这几天风平浪静，你疑神见鬼干吗？”一宿无话，第二天早晨约八点钟起床，我因同汪精卫有约，即急急忙忙地吃了点东西，就跨上车到东山蒋介石家里，我进门正遇着汪精卫从楼上下来，他表示很诚恳的样子，拉着我的手说：“政治训练部需要一个副主任，因为陈公博兼职太多，工作很忙，政治训练部的工作又多，他顾不了，要一个副主任负实际责任，我想请你来担任这个职务如何？这个工作比二十师的工作不止重要一百倍，我希望你好好考虑一下答复我。”我当时也不知道他的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我就很世故地答应说：“我对工作完全服从汪先生的意旨，我没有什么自己的意见。不过我从东莞回来，有一些情况要给汪先生报告，我们什么时候谈？我希望快一点。”他看了表，迟疑了一下说：“已经九点半钟了，十点钟我还要到中央党部开会，今天没有时间，明天早晨再通电话约时间好了。”我也只好同他分手，上车回家。

    汪精卫为什么要调我当政治训练部的副主任呢？这是一个新发生的问题。因为当时党代表的职权太重，党代表不仅有监督所属人事经费的权责，还有权监督同级主官，在必要时，可以作紧急措施，先处理再报上级。这样的法律制度认真执行起来，主管人事经费的师长团长连长，就不能克扣军饷，也不能随便动用经费，任用私人。当时蒋介石所用的中上级干部，大多数是保定军官学校、日本士官学校及云南讲武堂出身的雇佣军人，都是以升官发财为目的的，为了革命而来参加这里军事工作的，除了共产党人而外，那就寥若晨星了。因此这种制度的公布实施，对所有的各级军事主官都感到惶惶不安，就是蒋介石自己也感觉到不痛快。不过在参谋团的设计，汪精卫执行公布以后，各级将领，谁也不能不服从。他们最感威胁的是共产党员，因为共产党员是为革命事业而忠实执行革命政府的法令，是丝毫不苟且的（当然也有个别的例外）。尤其是各级党代表，在士兵同志中的威信很高，谁都知道任何命令没有党代表副署是无效的，实际上就是置军权于党权之下。各级将领，大部分都是做贼心虚，所以对党代表制度都感到惶惶不安。我奉命到教导师任党代表，在我们不过是担任一种革命工作，我们的工作方针是要把军队训练到钢铁一般坚强，把官兵团结成为一个整体。在王柏龄等看起来呢，以为党代表是去监督他们的，是去找他们的麻烦的。他是一个贪财好色、营私舞弊的恶棍，他对于革命的纪律哪里能遵守呢？在国共合作的局面之下，革命的纪律是森严的，谁也不能置身于革命纪律之外。他们为了便于私图，不得不想方设法地破坏这个革命的纪律，阴谋取消党代表制度。最初他们不敢反对制度，先从反对人，反对共产党员开始，他们对蒋介石不止一次地危言耸听地说：“共产党员的团结力量大，组织活动的办法多，又有苏俄政治势力的支持，所以在军队中十个国民党员也不及一个共产党员的作用，这样发展下去，将来整个国民革命军会变成共产党的军队了。”蒋介石为了防御共产党人的过分发展，也提拔一些孙文主义学会的分子如缪斌、张静愚、贺衷寒等任党代表，他们这些人当了党代表，无非是同那些同级军官一团和气，吃喝嫖赌，不发生任何作用。如在第一次东征，“淡水之战”，团长王柏龄在火线上逃跑了，党代表张静愚也逃跑了，坚持战争到底，把战事转危为安的是共产党人。北伐时，“南昌战役”打到紧急关头第一师指挥官王柏龄逃跑了，师党代表缪斌也逃跑了。这一师是在三月二十日事变之后改编的，全师没有一个共产党人，所以在这一战役中，第一师全师瓦解，这样就显示出来共产党人在军事工作中的作用。蒋介石知道共产党人在军事工作中的能力和作用，所以他很想利用共产党人训练他的军队，壮大他的军事实力，又怕共产党人在军队中过分地发展，使他无法控制。王柏龄更是一个别有用心的人，他不敢同共产党人共事，所以他怂恿蒋介石把二十师的共产党人都排挤出来，好造成他们的清一色的黑暗势力，蒋介石为王柏龄所动，所以同汪精卫谈到将我调职的问题；同时蒋介石也知道王柏龄的暮气很深，还需要我们把这一师新兵训练好，所以又迟迟没有调。过了几天，我因公去见蒋介石，他还催我早点回东莞防地，我因为要留在广州侦查王柏龄的行动，所以我还没有回去。

    有一天一大早晨，王柏龄到我家里来找我，他的态度很颓丧，还没有坐下就开口说：“党代表！事情搞坏了，我们在东莞酒后乱谈的那些话，你就认真地报了季顾问，季顾问就当成了一桩大事，告诉了汪党代表，汪党代表很生气，他跑到校长家里辩白是非，并指定是我造谣生事。校长是什么也不知道，今天五点钟就打电话要我去，大发雷霆地骂了我一顿，还要我把事情的经过，消息的来源，当面向汪党代表报告明白。我当时对校长说：话不是这样说的，包党代表可以作证，我想请你替我负点责任，不然我恐怕待不下去了！”他说到这里，几乎要哭出来。其实我没有见季山嘉，季山嘉的消息是从陈延年那里得来。我便答复王柏龄说：“我没有见季顾问，你同我讲的话，我报告过校长的，没有来得及同汪党代表讲，我认为这样的事是要搞清楚的，应该追查消息的来源。我请校长查究谣言的来源时，校长还说：见怪不怪，其怪自败。既然话说穿了，你就应该把谣言的来源向校长党代表说明白，不就完了吗？还要我负什么责任呢？”他又说：“这个话，讲的人很多，都是捕风捉影，一个传一个，没有哪一个能负责交出真凭实据来，如果一个一个地攀扯起来，牵涉的人很多，反而不好。我想只好请你对校长说：这些话不是我说的，或者说不是我一个人说的，就减轻了我的责任，校长就不会对我生气了。”我心里想：这个家伙，天天在那里制造谣言，还要我替他扯谎。我又顾虑到如果我不敷衍他一下，对于将来的共事上就是一个裂痕，我就答应同他到蒋介石那里去一趟。我同王柏龄一路到蒋介石家里，蒋介石的态度还很平静，他带笑地对我问：“你同季顾问怎样说的呀？叫汪先生感到不安！”我答应说：“我没有见季顾问，我也没有同汪党代表谈这个问题，我仅把我所听到的谣言报告校长。”蒋介石听说我没有见季山嘉，有点奇怪的表情，他也不追究谣言的来源和真假。他说：“你们去看看汪先生，把话说清楚，叫他安心就好了。”我们坐了一下，就同王柏龄去看汪精卫。我们到汪精卫家里，汪精卫不在家，我就准备到国民政府去找他，王柏龄不想去，我们就分别回家。事实是很明显的，王柏龄不怕汪精卫误会和不高兴，只怕蒋介石责骂！他只要蒋介石不骂他胡说乱道，他就百事大吉了。我们在广州一连住了三个星期，中间陈肇英还来看过我一次，我问他船放回了没有？他说：“没有。”我告诉他说：“我同李之龙说过，他说他要请示主席再决定。”陈肇英很不高兴地说：“我看他总不能没收吧？这又不是哪个私人的东西，就听他去吧。”我因为到虎门检阅军队时，他隆重地招待我们，为了还他的情，我就请他在我家里吃晚饭，还请了王柏龄、詹大悲作陪，打了八圈麻将。第二天，他又请我们到西园吃饭，王柏龄又请我们吃饭，这样昏天黑地的混了几天，而不知道他们就在这几天中，发动了三月二十日事变。

    三月二十日早晨，在八点钟前后，新任二十师副师长林振雄同入伍生团长张叔同先后到我家来看我。林振雄是准备到东莞去就职，他来拜访我，并想约我同去东莞；张叔同与我在黄埔同过事，他为入伍生团请求什么，托我向蒋介石说说话，我们把事情说完了，他们问我说：外面有几条马路戒严，从惠州会馆到造币厂这一带断绝交通，十字路口都架着机关枪，第五团全副武装向省议会急进（海军局在省议会内），不知出了什么事故。党代表知道吗？我听了他们的话，想不出是什么事故。我一面答应他们说：“我不知道。”同时我就打电话到蒋介石家里问情况。接电话的是蒋介石的秘书陈立夫，他说：“校长不在家。”过了一会儿，林振雄、张叔同走了，我再打电话到蒋介石家里问消息，还是陈立夫接电话。我告诉他说：我是包党代表，有要事请校长说话。他才告诉我说：校长昨夜三时就出去了，不知道是处理一件什么紧急的公事，他此时在造币厂，你如果有事，可以到造币厂去见他。我还是想不着是出了什么事，我即打电话给王柏龄，他家里没有人接电话。在十点钟左右，我把所有的情况由电话报告周恩来，他也是一点消息不知道。他为了明了情况，就到造币厂去见蒋介石。他带着四个武装卫士，到了造币厂也被缴械。周恩来见着蒋介石，蒋介石才告诉周恩来说：“李之龙及中山舰兵有叛变的嫌疑，幸亏发觉得早，李之龙已被捕，中山舰解除了武装，第二师的所有共产党员，为了保障他们的安全，已集中看管。”周恩来在那样的情况之下，自请蒋介石改派他的卫土，蒋介石答应了，当天晚上蒋介石派的卫士撤回去了，周恩来卫士的枪械全部发还。周恩来从造币厂回家之后，他同我通了电话，我即马上步行到他家里去了解情况，周恩来对我说：“事情是很显然的，新右派制造谣言，包围蒋介石，李之龙落到新右派的圈子里，他已被捕了，第二师的各级党代表都关起来了，虽然目前尚没有侵犯我们（他同我），这个局势是否算稳定，还很难说。我得到蒋介石的同意去看过汪精卫，他气得两眼发直，他用手捶胸，以头碰壁，他简直像一个小孩子一样，毫无主意。在蒋、汪之间的唯一的一个穿针度线的人，就是谭组庵（谭延闿），我想他也不会有什么好的办法。如果可能，你可以去看看王柏龄和刘峙（第二师师长），去了解一点他们的情况。”我从周恩来家里出来，就去看王柏龄。他家里警卫森严，楼上楼下，都布满了武装卫兵。他住在文德路附近新建的一个里弄里，他与李之龙是邻居，李之龙住二楼，他住三楼，到他家里要从李之龙的门口过，顺便看去，见李之龙的门开着，并没有人，一切家具都是乱七八糟，好像抄了家似的。我通过警卫岗哨到三楼敲门，卫兵都认识我，还是行礼如仪。一个卫兵班长高声说：“报告师长，包党代表来了。”王柏龄在里面答应：“请进。”我进去同他握手坐下，我问：“茂如兄！是怎么样的一回事，你怎么不打我一个招呼呢？”他得意洋洋地说：“李之龙造反了，他同汪精卫、季山嘉勾结一起，要把校长骗上中山舰送到俄国去，中山舰升火待发的关头，被我们发觉了，即将中山舰解除武装，李之龙已被捕了，我们大家都很愤慨，如果他们要抵抗的话，那就是一场血战了。”我问：“同海军局打吗？”他说：“也许不止是海军局吧？”我就顺着他的语气又问：“就你所说的情况，应该把汪精卫、季山嘉都逮捕起来呀？”他说：“校长不肯这样干，汪精卫是主席，季山嘉是客卿。”我们又胡扯了一番才辞出。到了下午七八点钟的时候，全市已恢复常态。我又去看刘峙，刘峙见面，也很客气，我同他握手坐下，我问：“今天究竟是怎么样的一回事呀？”他倒是很平心静气地说：“我也不完全了解，我是以校长的意思为意思，校长命令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我们不着边际地谈了一下，我就回家。夏松云告诉我说：“陈延年同志派人来通知，叫你这几天少出门，夜晚不要住在家里，行动要简单轻便一点，不要坐汽车，不要带卫兵，也不要到他那里去，有事他派人来通知你，我们门口有几个便衣侦探走来走去，你知道吗？”当天夜晚，我在西濠口亚洲旅馆开了一个房间住了一夜。我们共产党人一直也紧张了几天。事后才知道：三月二十日事变，完全是王柏龄、陈肇英、陈策、欧阳格、徐桴、吴铁城等阴谋制造出来的。他们一面包围蒋介石说：“汪精卫、季山嘉阴谋倒蒋。”“共产党准备暴动。”一面布置圈套：三月十九日下午，伪造蒋介石的命令，要中山舰开到黄埔听候调遣。中山舰三月十九日下午生火，夜晚约十时许开到黄埔江面。同时，他们包围蒋介石，先回广州进行镇压他们所说的“共产党的暴动”。蒋介石在由黄埔回广州的途中，真看到中山舰向黄埔开动，就信以为真。到夜晚三时，蒋介石到造币厂开始行动：命令陈肇英、王柏龄执行逮捕李之龙的任务，刘峙执行扣押第二师各级党代表的任务，第二师第五团占领海军局，并解除海军局的武装。陈策、欧阳格执行占领中山舰并解除中山舰武装的任务，吴铁城所部监视汪精卫、季山嘉及苏俄代表团与全市著名共产党员的住宅、共产党的机关。他们预计任何方面的共产党一开枪反抗，他们就以第二师、新编第一师（吴铁城兼师长）及公安部队以靖乱的名义来一次大屠杀。但是共产党方面对于这一次的反动阴谋没有预计到，也没有作任何准备，还以为蒋介石及他的部下是我们的革命的战友，事出突然，所以我们在任何方面没有反抗，就是刘峙把第二师各级党代表捆起来，大家都是很从容地说：我们问心无愧，不知为了什么，见了校长再说吧！这些被捆绑扣押的共产党人，还是周恩来到造币厂看见了，才对蒋介石提出说：“校长既是为了他们的安全集中看管，又何必要把他们捆绑起来呢？”蒋介石当时也表示很生气的样子说：“谁叫捆他们的，岂有此理。”才把他们解开。李之龙在新婚不久，昏天黑地地过他的爱情生活，他当时只知道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反动派计算他、报复他，闹到满城风雨，他完全梦不闻雷。当夜陈肇英、王柏龄带着十几个健汉，破门而入，把他俩夫妻从睡梦中惊醒，从床上拖到地下来，拳足交加地打了一顿，才捆起来。他俩是光着身子，一丝不挂；李之龙最初喊叫救命，他们把李之龙的口塞满了乱纸破布，严密地捆扎，陈肇英亲自动手打李之龙，并捆李之龙，还吆喝着说：“校长的命令，把这个王八蛋捆紧些。”他们是这样无耻地下流地报私仇。后来把李之龙关了很久，要他写悔过书，脱离共产党，才释放出来，派他随北伐军到前方工作。一九二七年在武汉政府时代，汪精卫回到武汉复任国民政府主席，李之龙曾经写过三月二十日事变的经过，揭发蒋介石的阴谋活动，并向共产党申请恢复党籍，虽然共产党没有批准，他还是表示接近共产党这一方面。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事变之前，蒋介石在南京打电报给李之龙，要他到南京去，李之龙徘徊在十字街头很久，终于带着老婆跑到广州，在广州白色恐怖时，仍以共产党的关系被枪毙了。后得之传闻：蒋介石在报上见着李之龙在广州被捕的消息，还打了一个电报给李济深要他把李之龙解到南京处理，电报到时，李之龙已经枪毙了。

    三月二十日事变，是共产党没有预想到的事情，事后共产党中央采取退让政策，以期维护国共两党的联合战线，为了革命的前途，委曲求全，争取蒋介石的谅解。在蒋介石方面，仍以限制共产党的发展，排挤共产党人的活动为出发点，向国民党中央提出党务整理方案，解除季山嘉的聘约，在国共的联合战线中种下了一粒破裂的种子。三月二十日事变以后，新右派制造的一切谣言，在事实上完全证明毫无根据，蒋介石发动这一次事变，可以说是扑了一个空。蒋介石在当时也许是装糊涂，也许是后来明白了真相，在事变不久即将王柏龄免职，限令立即离开广州，以钱大钧继任二十师师长，陈肇英也免去虎门要塞司令，亦被责令离开广州，吴铁城免去本兼各职，送虎门要塞监禁，欧阳格、陈策、徐桴等都受了处分。蒋介石曾亲自到汪精卫家里，好像是负荆请罪的样子，仍请汪精卫继续负责。汪精卫称病，表示消极，他不问事，也不见人。约在四月中旬，汪精卫轻装简从，悄悄地离开了广州。事有凑巧，汪精卫由广州乘船到香港上船时，正遇着胡汉民也坐这只船到香港。胡汉民自廖案发生之后，驱逐许崇智离粤的同时，蒋介石把他软禁在黄埔，到此时才释放出来。他俩人在船上碰了一个正着，各自低下头来，没有说话。胡汉民此行到香港做寓公，汪精卫准备到法国去养病。从此广东的局面已形成了蒋介石的狄克推多了，而支持他的仍然是苏俄与共产党，其次就是当时共产党左派政策之下发展出来的人物如邓演达、顾孟余、张发奎、陈公博等。蒋介石还拉着几个国民党的元老如张静江、吴稚晖、李石曾等，及他的亲信陈果夫、陈立夫兄弟及孙文主义学会的全部人马。

    蒋介石此时的思想，还是认为国共联合战线有继续存在的必要，但他的国共合作的新方案，不是采取联合的方式，而是采取统治的方式。他向国民党中央提出的整理党务方案最初的内容是：把国民党与共产党置于他或他的代理人国民党中央主席的隶属之下。他的思想是不管三民主义也好，共产主义也好，只要服从他，为他所用，他都兼容并收。换句话说：他不仅要管国民党，还要管共产党，至少限度他要把参加国民党工作的共产党员都要管起来，由他一手包办。他更异想天开地要邵力子脱离共产党，代表他到苏俄去办交涉，要求苏俄把扶植中国的革命工作，完全以蒋介石为对象，不要经过中国共产党，甚至中国共产党的一切活动，都要由他来指挥监督，最好是取消中国共产党。他不懂第三国际是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领导组织，也不懂苏俄共产党是第三国际的组织成员，中共是第三国际的一个支部。邵力子同他的私交很厚，接受了蒋介石的意见，登报脱离共产党。邵力子于一九二六年四五月间由广州动身到苏俄，可以说是碰了一个橡皮钉子，毫无结果地回来了。蒋介石的整理党务案经过了很长时间的考虑，多次的修改，至五月十五日才举行国民党第二届第二次全体中央委员会议。这一次会议是以蒋介石为主体的，所作出的决议，都是体现蒋介石的主张，主要的内容是：（一）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各高级党部不得占委员三分之一以上。（二）共产党员不得当中央各部的部长。（三）国民党员不得加入共产党。（四）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不得隐瞒原来的党籍。（五）共产党应将加入国民党的党员名单交国民党中央主席保存。（六）国民党推举代表五人共产党中央推举代表三人组织两党中央联席会议。（七）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设主席一人，并推选张静江为第一任的主席。在这次会议中，共产党人出席的很少，出席的共产党人对于国民党从中央到地方职权的分配，没有作任何争执，对于限制共产党人的各种活动，也没有表示任何意见。横竖出席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会全体会议的共产党人，是以国民党中央委员的身份出席会议，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国共两党的联合战线问题，不能受国民党单方决议的拘束有所变动。所以共产党对于国民党所作的决议，保持冷静的态度。会议后发了一个对时局的宣言，着重于国民党内部纠纷的解释，其中有：本届中央委员，深信此决议案，“实排除障碍，团结革命分子，与反动派等战斗”之语，这还是共产党的主张，还没有出国共联合战线的范围。

    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的前后，季山嘉回国了，鲍罗廷，加伦将军不久仍回到广州。鲍罗廷在孙中山没有逝世以前，国民党人对他是以国师相待，加伦将军亦为蒋介石素所尊敬，他们相见之下，似乎没有什么隔阂，蒋介石对于军政大计，还同他们商量，苏俄代表团的作用，依然存在。国民党中央党部与国民政府的重要人事方面，略有更张，国民党中央设主席一人，推选张静江担任，组织部长改选陈果夫担任，新设军人部，部长由蒋介石兼任，共产党人在国民党中央党部任职的还有：林伯渠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刘伯垂任书记长。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因病请假出国疗养，推选谭延闿代理国民政府主席，这些人事上的更张虽然是蒋介石的主动，国共联合战线的局面依然存在，国共之间虽然存在很多的矛盾，大体上还算是没有破裂，因此才有可能出师北伐。

    北伐问题：蒋介石与苏俄代表团有急进与缓进的分歧，共产党内亦有急进与缓进的争执，主张急进的是鉴于直系军阀动员南侵，欲利用湖南赵恒惕为前驱进攻广东，故主张借湖南唐生智与赵恒惕的战争，以重兵出湖南，编入唐生智部、消灭赵恒惕，打击直军南进，巩固革命根据地的广东。主张缓进的是鉴于革命军连年征战，疲敝堪虞，应先予以休养生息，整理军实，培植士气，先巩固革命根据地的广东，然后出师北伐，反对轻于尝试。闻苏俄代表团方面的意见亦主张先巩固革命根据地，再出师北伐。急进与缓进，都不是没有理由的，但是蒋介石是一个好大喜功的人，他是主张一面打仗，一面练兵，一面行军，一面筹饷。他在北伐誓师词中说：总理在天之灵，我们的北伐一定胜利。他是拿北伐作为一个赌注，成败之数，他是靠运气，并不是知己知彼，兵对兵、将对将地来计算，作出北伐的计划。当时共产党虽然不完全同意蒋介石的做法，但是在国共联合战线的名义之下，不得不支持北伐，所以发动广东、湖南、江西、湖北，福建、河南各省的工农群众参加北伐的战斗。北伐军中除了蒋介石的嫡系第一军的政工人员已全部撤退外，共产党的同志如郭俊、金佛庄仍留在东路军当团长，其他各军如第二军，第三军，第四军，第六军，第八军都有共产党人参加工作，并起骨干作用。北伐军抵武汉后，第八军政治部改任彭泽湘为政治部主任，这些人事上的配备都是经过蒋介石的同意由国民政府任命的。总党代表自汪精卫出走以后即无人继任，总党代表的任务即由国民党军人部长代替了。北伐军出发以前，在第一军撤出的共产党人与其他政工人员，在广州市中心的大佛寺设一个高级政治训练班，由周恩来任班主任，包惠僧任主任政治教官。两个月毕业后，分发在前线各军工作，都成为北伐军的骨干。在国民政府训练部内设置一个战时政治训练班，包惠僧任班主任，毕业后大部分分发到第八军工作，为改造第八军的骨干。

    一九二六年六月中，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在广州成立，七月九日蒋介石在广州誓师北伐，总司令部之下设总政治部，由邓演达任主任，国民政府政治训练部才告结束。邓演达在准备组织政治部时，曾在广州东山他的住宅内邀集周恩来及包惠僧、陈公博等商量总政治部的工作方针与人事配备，周恩来推荐我们的同志朱代杰为总政治部的秘书处长。共产党人与邓演达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克复武汉后，总政治部的三个科长有两个是共产党员即章伯钧、李合林。总政治部的工作，差不多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因此造成了蒋介石与邓演达的矛盾，而我们的工作因为邓演达接近我们的关系，得到很多的便利，得到很大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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