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强

    黄埔陆军军官学校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产物，也是孙中山先生“以俄为师”建立革命武装力量，开创一个崭新时代的标志。

    黄埔陆军军官学校是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的全称，黄埔军校是其简称。这所学校，从一九二四年建校开始，就摆开了左右两派激烈的斗争。由校内到校外，黄埔军校师生之间，在左右派斗争中的年月里，是泾渭分明的，从始到终，无不反映出两条路线的斗争的历程，这是客观的历史事实。我所要重点写出的，是自我投笔从戎，考入黄埔军校第四期后，在学校学习生活中一些片断的回忆。

    一、受广东革命空气的感召毅然投笔从戎

    一九二四年夏，我在湖南私立明德中学肄业，继又考入以徐特立先生为校长的长沙艺群美术专门学校。我原打算以美专作为过渡，然后再到京沪一带去深造。可是到校不过半年，即在长沙卷入了孙中山先生逝世后的爱国热潮中。接着又是“五卅惨案”的发生。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的大革命时代展现在我的面前，使我这个读死书，从来不参加政治活动的书呆子，在思想上行动上起了难以抑制的变化。我在长沙教育会大礼堂追悼孙中山逝世大会会场中，看到了追悼人群如山似海，激动人心的挽联，挂满了会场内外及“赐闲园”整个的花园。犹记得有人抄下唐诗陈子昂名句来赞誉孙先生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我那时既仰慕孙先生的伟大，不愧为辛亥革命的开国元勋，“前无古人”之句是恰当的。但又感到“后无来者”之句，似乎又过早地作了结论，难道当代以及千百年后，就没有一人能超过他吗？我是带着幼稚的心理在探索着。我后来毅然投笔从戎，是与向往孙先生的伟大事业分不开的。

    我在艺群美专学习时，多次为一位博学教员王基永先生的讲话所感动。他每次上课并不讲公民课程，而是作时事报告，并对国内外的形势作透彻的分析、批判。有时问我们认清了形势怎么办？学生们瞠目以对。他也并不解答他所提出的难题，最多说一句“同学们深思！”王基永先生有时巧妙地将孙中山与列宁相提并论，有时又介绍创办黄埔军校以及学生军东征，统一广东，建立革命根据地等一些闻所未闻的情况。同学们听得津津有味，常常到了下课之后，还包围着他，问东问西问个不完。

    在美专与我要好的一位同学名廖仲良，是湖南宁乡县人，他比我大三四岁。有一天，他给我一个小本本的书，叮嘱我不能给第二人看，不能让第二人知，而且要躲在蚊帐内去看。我被神秘气氛驱使着，不折不扣地一切照办。这个小本本的书，名叫《马克思主义浅说》，我躲在蚊帐中一知半解地一气读完，这是我生平第一次接触到的革命书籍。从此，廖仲良邀请我加入C.Y.，即共产主义青年团的组织，我填写了入团表，填表后不到两周的一个初秋的晚间，廖通知我到长沙城南书院——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宿舍去举行入团宣誓仪式。老实说，我当年幼稚得连帝国主义这个名词都解释不了，完全是凭着一股爱国热情，又掺杂着神秘好奇的心理去的。

    我一踏进宿舍，第一次见到大胡子老人马克思的肖像。举行入团宣誓的，是清一色穿着青大布学生装的青年，只是领章上可分辨出是某学校的学生，除了那位公民教员王基永先生和我的介绍人廖仲良之外，其他的人我全不相识。使我恍然大悟而吃惊的是，宣誓仪式的监誓人，便是我所敬仰的王基永先生。后来了解王老师是湖南省也是长沙市团的负责人。

    入团不久，我虽然身在长沙，却又深受广东革命空气的影响，心向往之，便在一批革命青年的相互促进中，毅然投笔从戎，到广东去投考黄埔军校，献身革命。这是一九二五年秋天的事。

    二、初到广州与考入黄埔军校

    已是橘绿橙黄的初秋时节，我们一行自长沙动身经武汉、上海取海道去广州投考黄埔军校。同行的有陈林达及长沙黑铅炼厂的工人同志，一共八人，我们提心吊胆地经过北洋军阀统治区，抵达上海时，因台风封关停航了一周，等到开关，才搭乘太古商轮，驶经厦门、香港到达广州。在英轮上，与夏曦同志不期而遇，他当年是湖南学生运动的领导者，与毛泽东、郭亮三人同是湖南著名的共产党员，毛泽东负责党务并兼管农运，郭亮专负工运之责。夏曦负责青年运动。夏曦同志告知我，他是到广州去出席国民党召开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我也以投考黄埔军校的志愿相告。他表示很赞同，并问我有无困难。我告以困难能克服，只是在航海的几天，闲得难受，很想阅读一些进步刊物，问他身边有没有？他严肃地答复说：“到了广州想看的刊物很多，未到安全地带，不必急于阅读进步刊物，以免暴露身份，一切还是谨慎小心的好。”

    我们一行到达广州，真是耳目一新，既感到无比兴奋，又感到无比紧张，同时又感到自己对革命的认识很不够，只是凭着一股爱国热情而已。耳目一新，新在满街红色标语牌，民气昂扬，对比北洋军阀统治区的死气沉沉，显然是两个天地。紧张的是，到达广州之时，正是“沙基惨案”发生不久，廖仲恺先生被刺血迹未干。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尚未开幕，竟出现了“西山会议派”……总的说来，帝国主义、军阀主义、封建主义三种反动势力，仍在暗地里作祟嚣张。我们面对着许多新鲜事物，一知半解，连“三民主义”、“三大政策”的含义都弄不清，一开口就是笑话百出。有人向我说，革命的书非读不可，革命的理论非懂不可，像胡适这样的名教授，也不知道帝国主义这一名词的含义，他甘作洋奴，公然为美帝辩护，他说美国是民主合众共和国，并不是帝制国家，所以说不是帝国主义。有人问我说：“胡适开口闭口对有文化的人称知识阶级，知识是没有阶级的，只能称知识分子。知识要看为谁服务，才能分出阶级性来”……诸如此类的笑话。青年们为了一个名词术语，会争论不休，我往往在一旁洗耳恭听，未敢插言。

    我是一九二五年十月前后在广东大学（现在的中山大学）第九次招考时考取黄埔军校第四期的，同行的陈林达与我同榜录取，长沙黑铅炼厂的工人同志都没有考上，以后听说投入了叶挺将军主持的第四军学兵团到肇庆入伍去了（第四军独立三十四团）。我们考取了的，便分发到入伍生第三团三营一连入伍。连长是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的张圣阶，广东人，少年英俊，在东征战役中立过功，是一位以身作则的青年军官。他严肃认真，一丝不苟，充满了革命的朝气，我对他是十分敬服的。

    入伍生第三团各营，均驻扎在黄埔岛对岸鱼珠炮台和深坑一带，以后又迁到陈家祠堂，这处祠堂建筑宏伟，据说是叛将陈炯明的祠堂。

    我所处的一个连，人笑称为“湖南同乡会”，湘籍人占大半以上，刻苦朴素，对待士兵式的艰苦生活视若等闲。外籍同学对“骡子”精神也是佩服的。

    我们入伍不到三个月，听到传达，有两件事为同学们所关心：

    第一，“黄埔陆军军官学校”的校牌改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传达者谓，改校牌名称，是适应革命的需要，也是准备北伐扩大军事政治教育的一种措施。

    第二，第三团入伍生举行全团甄别考试，凡经过甄别考试及格的，一律升为军官生。

    一九二七年一月，学校的校牌虽然改了名称，但仍称黄埔×期，入伍生第三团举行甄别考试，我被录取，并被分派到政治科政治大队第二队学习。我当时很不理解，认为到黄埔军校来的目的是学军事，为何又学起政治来了？后来才了解，凡考取了军官生的，视其考试成绩，分配到步、炮、工、辎、政治五个科去受训。尔后还添设了一个骑兵科，共六个科种。在校的老一辈的军人，曾毕业于保定军校、云南讲武堂、日本士官以及海外其他军校的，都认为政治科是一件新鲜事，是革命学校的创举，当然一班保守的右派分子，则造谣生事，诬蔑政治科为“赤化科”。

    我们考取政治科的，兴高采烈地离开了陈家祠堂入伍生营地，坐着花艇到校本部去报到。不料报到后，竟分发到离校本部将近二十华里的沙河营房学习。所谓营房，不过是一所临时性的校舍，全部用毛竹和蒲葵搭盖而成的简易棚，我很怀疑这样的棚棚是否经得住南方霪雨季节的考验。政治大队队长是胡公冕先生，当晚即集合讲话，谓新校舍正在抢建，不久就可搬入去住。这座临时营房，具有通风、透光、防潮等优点。我们都是来黄埔革命的，就应该生活革命化……话说得不多，将大家心头上的愁云疑雨，一扫而光。事实上，简易校舍搭盖得非常精雅适用，宿舍、自学室、饭堂、盥洗室、俱乐部，连接着大队部、大操场。我们在沙河营房生活了四个多月，又迁到蝴蝶岗新建校舍。

    六个科种中，以步科的同学为最多，约二千四百余人，分为军官生一个团，预备军官生一个团，这样的名称存在的时间不久，原定预备团要迟半年毕业，因北伐需要干部，即改称两个团为军官第一团、军官第二团，同时毕业，两团驻扎在校本部营房及平岗医院附近的营房。其他如炮、工、骑三个科则驻扎在大操场附近的营房里。每逢总理纪念周，或到校本部大礼堂听大报告时，才有聚会的机会，平日照例三操两讲，忙得同学之间难得往来。

    三、黄埔师生中左右派的激烈斗争

    我在入伍生时期，时间不到四个月，听说黄埔军校自开创以来，特别是入伍生第一团第二团师生之间、同学之间，由校内而校外，左、右两派的斗争是很激烈的。

    我升学到政治科第二队学习时，左、右两派的明争暗斗就难以掩饰了。这是由于黄埔军校在一、二、三期师生之间的两派斗争带到了政治大队。第一次国共合作，对待孙中山先生手定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简称为“三大政策”）是拥护还是反对，便成为两派斗争的分野，也是斗争的焦点。左派以廖仲恺先生为首，他是国民党左派领袖之一，又是学生中视为慈母一般的党代表。在他的号召下，成立了“革命青年军人联合会”的组织，左派师生居于压倒的优势力量，连冒牌的左派风云人物的汪精卫，当年也不得不高喊“革命的向左来”。他写了一本小册子，名《帝国主义论》，风行一时，是很迷惑人的。

    右派在蒋介石的暗中支持下，以缪斌出面，以戴季陶主义为护符，在北方“西山会议派”遥相应和之下，与“革命青年军人联合会”成立同时，出现了极右派“孙文主义学会”这一法西斯式的反动组织。左派学生中以蒋先云、周逸群、韩浚、陈赓、张先梅、李鸣珂等为骨干。右派学生中，是以贺衷寒、杨引之、潘佑强、曾扩情、胡静安等一批人为骨干，他们都是戴季陶主义者。

    师生中的左派分子，绝大多数都身兼国民党党籍和共产党党籍。我当年到广东入伍时，是C.Y.团员身份，升入政治科学习时，于一九二七年二月前后，在农民运动讲习所举行升党仪式，成为C.P.，也就是共产党员的身份。我在升为党员之前不久，邵力子先生在政治科讲授三民主义课程时，经他的介绍加入了国民党，因而我也是跨党分子。

    第四期学生的学习环境，表面上看来是处于左、右派斗争的低潮状态，实际上是大雷雨前的平静而已。例如我所在的政治科第二队的队长李安定，便是“孙文主义学会”的骨干分子，他平日如猎犬一般注视着学生们的言行，记在他的日记本本上，对左派和C.P.分子视为眼中钉，等待着有朝一日给以无情的打击。我们原先蒙在鼓里，并没有了解和防备这一情况。幸好区队长中有一位左派分子名蒋作舟（此人后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暗中维护，假如没有他的苦心维护，是发现不了这个放暗箭者的。第二队共有同学一百三十余人，跨党的共产党员有二十多名，左派分子占了全队四分之二。真正右派分子不过十来个，可见他们是孤立的，是没有群众基础的。我队跨党分子二十多人中，现在能记得姓名的，有张先梅、曾重圣、万宁、袁裕、霍立如、王襄、胡陈杰、夏尺冰、周恩寿等人。其他两个队的情况，大致同第二队差不多。

    政治大队的大队长，前后两任都是著名的共产党员，胡公冕和熊雄两同志。这两位大队长注视着右派的阴谋活动，并采取了许多措施，否则师生之间、同学之间必定会闹得天翻地覆。两位大队长艰苦朴素，以身作则，在学生中威信很高，加之左派始终占优势，使得右派一筹莫展。

    四、三月二十日中山舰事变

    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中山舰事变的内幕种种，已经成为众所周知的史实，我所要写的，是当年亲临虎穴耳闻目及的几件事。

    （一）三月二十日事变当然是左、右两派斗争的继续，是蓄谋已久的事，不过我们当年在校是感到很突然的。后来了解校本部自三月十九日夜间起，已进入戒严状态。苏联顾问和著名的共产党员教官恽代英、萧楚女、高语罕、李合林等都在二十日黎明前被捕了。这些情况是从大队长胡公冕先生口中传出的，因为他任过校本部的警卫队长，调为政治大队长后，他原先的部属透了消息给他才知道的。当时知道消息的，也仅限于极少数人，绝大多数人真相不明，整个的政治大队笼罩在疑云里，提心吊胆，窃窃私语，出操上课停止了，李安定队长显得嚣张起来。总之，两天之内，一切都失去了常态。我记得到了二十二日晨，我队的党小组长张先梅，悄悄传达说：“中山舰事变是蒋介石制造的阴谋事件，目的在打击左派势力，矛头是对准苏联顾问和共产党员……”他语焉不详，只知道确实是发生惊人的事变而已。恐怖空气笼罩了整个的黄埔岛，如此连续三天，才恢复了原状。另外，还从大队部传出，广州戒严，如临大敌，苏联顾问全部被扣押，中山舰舰长李之龙被关押起来，省港罢工委员会的武装纠察队被全部缴械解散。第一师的政工人员，凡属共产党员除政治部主任周恩来以外百余人都扣押起来……恐怖气氛不止于笼罩了黄埔岛，而是全广州市和广东全省了。

    （二）我在这次事变前一星期，有感于左、右两派的斗争，主张伸张正义，切实拥护三大政策，把嚣张的右派势力压下去，于是冒冒失失地写了一篇《拥护三大政策是革命军人之责》的论文，投稿到学校出版的《黄埔潮》上发表，这篇不到两千字的稿子，明明是贴了邮票，投入大队部设置的邮政信箱里的，不料竟落到了李安定的手里。他暴跳如雷，通过队上一位名司马传的区队长把我叫到他的面前，横眉怒目地问我：“是不是想要造反了。”他拍桌打椅，将我写的那篇稿子摊在他的办公桌上，指责我是胆大妄为，逼着我要说出动机何在，是谁指使要写的……我只好苦笑答道：“稿子是我自动要写的，拥护三大政策是拥护总理手定的政策，是革命军人应尽之责，我没有意识到有何不当，错在哪里？”这一答复，更引起他破口大骂，一脚将他办公桌前的靠椅踢倒了，指着我痛骂说，你竟赤化到不可救药。叽里咕噜还骂了我许多听不懂的方言话。正闹得不可开交，区队长蒋作舟走近我的身边，表面上是制止我再辩论下去，实际上是给李安定一点面子做台阶，大叫一声“滚”！我走出了队长室，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以为大祸临头，许多同学也为我不安。后来了解，是由于蒋介石的羽翼未丰，一时还离不开苏联的支援和中国共产党的合作，不得不改变策略，这就是三月二十日中山舰事变暂时得到解决的原因。李安定队长也只好滚蛋调走了，接替他的是刘先临。此人是黄埔第一期毕业生，他的政治态度，比较同情左派。

    （三）三月二十日事变后，蒋介石为了进一步抓到党政军的独裁大权，抛出了臭名昭著的“整理党务案”。此决议案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不许跨党”，在“党内无党、校内无派”的谬论下，矛头指向左派。当然，不许跨党，事实上是清党前的预演，也是一年以后四一二大叛变的序幕。

    我当年是跨党分子，遇到如此情况，应该有所抉择。经过与小组商量后，与夏尺冰等好几位跨党分子，毅然选择保留中国共产党党籍，退出了中国国民党。在政治大队的跨党分子，几乎没有一个退出中国共产党的，虽然因此而暴露了身份，后来在四一二大叛变时遭到残酷的镇压和屠杀，可是这种行动，对待当年疯狂的右派分子，包括蒋介石在内，不能不说是政治上一个严重的反击。

    （四）王襄义正词严质问蒋介石的一幕，至今记忆犹新，这是三月二十日事变后大快人心的一个插曲。

    事变后第三天晚上八时许，在校本部大礼堂全体师生集合，听候蒋介石的训话。大家怀着不安的心情，看他究竟要讲些什么？这次讲话，仍然同平时一样，转弯抹角一点也没有说到正题，只是指着“亲爱精诚”四个字的校训，无关痛痒地说了一通，同时为自己吹嘘了一番，“如果本校长不革命、反革命，同学们就应该打倒我。”说话不长，最后蒋介石两只眼睛注视着全体师生，问对他的讲话有什么意见没有。这时从政治大队第二队的队伍中出现了湖北口音的学生王襄，高声喊道：“请问校长，你只要我们精诚团结，试问：我们最亲爱的廖党代表被英帝国主义和一小撮反动派刺死了，我们的汪党代表到哪里去了呢？”（廖党代表指廖仲恺，汪党代表指汪精卫）这一义正词严的发问，全场为之一惊。蒋介石闻言，面红耳赤，然后叫侍卫将质问的学生的姓名记下，他说：“汪党代表有病，入医院了，不久就要出来的。”王襄的发问，有如匕首刺向蒋介石的胸膛，实在揭发得痛快！

    五、黄埔军校中的政治教官

    第四期政治科的教官，除了邵力子先生讲授过《三民主义》的课程外，其余绝大多数的政治教官，几乎都是清一色的著名共产党员。邵力子先生虽然是中国国民党人，又是蒋介石校长的秘书，可是这位著名记者出身的文人，曾经在中国共产党机关刊物《向导》周刊上写过文章，而且又是一位荣誉党员，这称号据说是共产党中央赠给他的，我记忆中确知有此事。也就是说，当年的邵力子先生是中国国民党员中的左派，又是中国共产党的好朋友。

    黄埔军校的政治教官，在我们学生的心目中，视为学校中的革命灵魂，威信是很高的，他们对投考黄埔来的青年，在政治上思想上起到的作用之大，是难以估计的。

    政治部主任这一职务，蒋介石是不放松的，当周恩来任政治部主任之前，政治部主任一职要安排的是国民党人邵元冲，我在校不曾见过此人，周恩来同志是不是一开始就是政治部主任的职务，我并不了解，我在第四期入伍生学习时，就知道周恩来同志是实际负责的政治部主任。与我几乎同时到达广州的毛泽潭同志，他一到广州不久，便在周恩来同志领导下的政治部负责油印工作，他的钢版字刻得好，他常常与我见面，也就常常谈到周恩来同志。周恩来同志以政治部主任的身份，成为政治教官的领导中心。

    周恩来同志除任政治部主任外，在共产党内也负有责任。由于他随军东征，又兼任过东江行政督察专员，并任第一军的党代表，平均半个月左右他来政治科上一次大课，在学生们的心目中，认为他是一位高级的政治教官。说来也很奇怪，学生们对周恩来同志的敬爱，是打破了左右派的界限的。

    我在政治科上大课时，听到过周恩来同志的多次讲演，而且几乎每次都是讲《国内外革命形势的分析》这样的题目，这是一门百听不厌的大课，学生们个个爱听，难得的是每次都有新的内容，他对国内外的形势了如指掌，阵线分明。他的讲演博而能约，条理清楚，易于笔记，也容易背诵。他登台讲演时，带队的官长们，肃立一旁静听，一听到底，并不来来去去地走动。连孙文主义学会中的骨干分子李安定、蔡劲军之类狂徒，对他也是折服的。我记得蒋作舟区队长向我谈过，他说周主任的讲演最能感动人，连李安定每次都必到静听，听后还找学生中笔记得好的去抄录起来。我希望周主任多多来讲演，化敌为友，并不是一件难事。

    一九二六年六月，为了准备北伐，借用广东大学（现在的中山大学）校舍，由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开办了一所短期训练班（又称特别训练班），在黄埔学生中挑选了三百余人受训，我是被挑选入班受训者之一。周恩来同志受邓演达主任之邀，自东江赶回来，作过一次题为《革命军部队政工与民众运动》的讲话。他一口气讲了三个小时，总结了在学校中在部队中政治工作的经验和民众运动的实施，画龙点睛地指出“部队政工是革命军队的灵魂，是民众工作的桥梁”。他讲演的特点，是平易近人，从来不空谈高深理论，却又将高深的理论，溶化在通俗的语言中。我当年对周恩来同志的每一次讲演都写有笔记保存在我妻手中，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竟失散焚毁了，多么遗憾！

    恽代英同志是我在军校学习时的政治总教官，他的体态和面貌，据说很像孙中山先生身边一位青年学者朱执信，我不曾见过此人，但见过相片和读过他的文章。恽代英同志在黄埔学生中的威信，与周恩来同志可以媲美，大家都亲热地称他恽老师。学生中绝大多数人，都读到过他在《新青年》上的文章，他平易近人，循循善诱，有慈母一般的心肠，严师一般的智慧，在他的身上永远都存在磁石吸铁的力量。

    恽老师在政治科教授的课程是《社会科学概论》，大家都认为是新鲜的课程，实际上是唯物论与辩证唯物论的综合科学，是富有哲理的课程，文化程度低的，是不容易听懂的。可是恽老师一上台，经过他深入浅出的一番讲解，几乎没有一个不懂的。他讲课并不背诵讲义，而是善于联系实际，善于对比，善于批判资产阶级学者的观点，有时也饶有风趣，令人一听不忘，百听不厌，记起笔记来，也是令人毫不吃力的。另外，他每讲完一节，容许大家用口头或书面向他提出疑难的问题，然后将问题集中，一个个解答。他又是一位很懂得学生心理的良师，如果谁说无问题可提时，他便笑容满面地主动提出问题来反问，同学们确也摸透了这位老师的心理，只要他一提出反问的问题，十有八九正是每节课中发人深省的问题。在政治教官中，除恽老师外，受到欢迎的还有萧楚女。萧不曾在政治科教过课，听说是在入伍生团讲《帝国主义》这门课程。我对恽老师总的印象，也是同学们共同的评价，认为这位老师“不愧为青年运动之师”。

    陈启修又名陈豹隐，是北京大学著名经济学教授。据说是在奉系军阀张作霖疯狂屠杀著名共产党员李大钊和著名的爱国记者邵飘萍等许多革命志士之后，逃离北京来黄埔军校的。

    他在政治科主讲的课程是《经济学》，对马寅初先生的经济学理论是有所批判的。对马尔萨斯的《人口论》，曾引用马克思学说的理论给予批判。这对当年北伐前夕的青年学生来说，启迪良多，同学们对这位教官的讲课，虽不如周恩来、恽代英两位同志那么受到欢迎，一般说来，还是讲得很好的。

    于树德教官，他之所以来黄埔做政治教官，情况几乎是与陈启修相同。当年学生们都知道他是共产党员，又是一位合作事业的专家和北京大学的名教授。他在政治科所教的课程，我记得是讲合作事业，具体的课名已经忘记。

    于老师当年很年轻，修长的个子。讲的课程是合作社，不免引起同学们的奇怪。甚至有人发问，为何要在一个革命的军事学校设上这么一门课程？我当年也是感到奇怪的一个。但是听过几次课后，认识到旧社会贫穷落后的农业国，走合作化的道路，是有进步意义的。后来进一步理解到，作为政工干部，对待合作事业这门课，更应该好好听。于教官总共上了不到十堂课，越讲越精辟，越听越感兴味。

    李合林教官，是一位法国留学归国的青年教官。也不知是怎样传开的，大家对这位青年教官传出了许多轶闻，就我记忆所及简略地写述出来，也许可理解这位法国留学生，由浪漫主义走上爱国主义，最后走上共产主义理想的历程。

    李教官原籍四川人，是一位多才的翩翩少年，生活浪漫，与某女留学生闹三角恋爱，一直闹到那位女留学生自杀，在留学生中形成两派，一派为自杀女生鸣不平，一派为李合林鸣不平。讵料此案不但波及法国境内的侨胞，也波及了欧洲各国的侨胞。激怒了北洋军阀政府驻巴黎公使馆，遂勾引法国警察将李合林逮捕，企图押解回国。斯时正当第一次欧战后，国际帝国主义在巴黎举行和会，实际上也就是弱肉强食的分赃会议。中国是参战国，却变成了被瓜分宰割的对象。在法国留学生中的进步学生，便将李案引上了爱国主义的道路，坚决反对北洋军阀政府迁就国际帝国主义的卖国行为，反对该公使馆对李的拘捕，华侨学生纷纷列队请愿示威，一时捐款献金，赴使馆慰问，造成了全欧的正义声援。李合林在爱国主义的怒潮中受到了教育，使他的思想起了判若两人的变化。

    李获得自由后，便倒向爱国进步学生的一边，归国后由左派分子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北伐战争中，李在邓演达先生领导的总政治部任过宣传科副科长和科长的职务，是一位很有才华的革命战士。

    李教官讲授的课程，是《法国大革命史》。讲得很生动，联系到中国革命的实际，认为孙中山先生倡导民主主义的革命，是受法国大革命初期启蒙思想——自由、平等、博爱的影响很大。他每次讲课时，态度很谦虚，他知道政治科的学生有的年龄比他大，有的受过国内外大专学校的教育，有的充任过大专院校的教授多年。他对恽代英同志非常敬重，不论课堂内外，他都同我们学生一样，称恽为恽老师。

    廖华平教官，长得很肥胖臃肿，一口四川乡音，据说是在四川中等学校多年教语文的老师。我与他第一次见面是在半年前去广州的海轮上，经夏曦同志介绍，才知道他是出席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四川代表。我在政治科学习时，他是政治教官。

    廖教官在政治科讲授的课程是《社会发展史》。这部书是著名的共产党员蔡和森在上海大学教课时编译的讲义。廖的讲授方法不高明，死板板地照着念，引不起学生们的兴趣。在三十年代，《社会发展史》这部书是风行一时的，政治科的同学们几乎人手一部，成为最好的精神食粮。这部书，使我开了眼界，扩大了胸襟，懂得劳动创造了社会，劳动创造了人类的本身，劳动是推动整个的人类社会前进的动力。

    高语罕教官，当年在学生们的心目中，是仅仅次于恽、萧两位教官而受到敬重的，这是由于早在二十年代，很多青年学生都读到过他所提倡的白话文著作，只要提到他的大名，不论识与未识，都是敬重的。加之他口若悬河，一双近视眼，一遇到接近他的人，十有八九都是他先打招呼。他在政治科讲授的课程，仍然是提倡白话文这门课，他说白话文要成为革命事业的宣传工具，要求普及，用到革命生活一切领域中去。有一次他很风趣地说，同学们都是风华正茂的青年，也许百分之七八十都是没有对象的未婚者，以我在学生时代的经验，用文言文写爱情信，不如用白话文写爱情信，这是最能表达内心情感的，诸位努力写吧！……逗得大家捧腹大笑。另一次讲课中，他忽然发问，谁读过冰心女士的《寄小读者》这部书？如读过的话，请举手。他的话音刚落，举手的几乎占了全体学生中的三分之二。高含笑地说，好，很好。《寄小读者》这部书，不只是一部文学作品，也是一部极好的白话文范本。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中，最好的白话文范本，是《红楼梦》、《水浒传》以及其他号称为十才子的书。

    高老师在三月二十日中山舰事变中被蒋介石关押过，释放后，我的记忆中，不再见到他来政治科授课了。

    六、黄埔军校中我所接触过的两位教育长

    邓演达老师，是保定军校第六期毕业的高材生，在粤军中充任过团旅长的职务。一九二四年创办黄埔军校一开始，他就是孙中山先生指定筹备建校的开创人之一。我在考入黄埔军校第四期入伍生期间，就知道他是教育长。教育长之上有副校长一级，但在学校师生的心目中，认为教育长是除校长、校党代表以外的实际负责者。我从许多前辈的谈话中，只要提到邓演达的名字，他们便肃然起敬，可见这位教育长建校以来，已建立起崇高的威信。

    邓老师仪表非凡，神采奕奕，双目如电，不论是站着、坐着或行进间，他的上身都保持立正的姿势，一股浩然正气，溢于眉宇。他用不着说话，只要远远听到他那有节奏的长筒马靴的声音，哪怕同学们正在闹得欢，立刻就会鸦雀无声。

    我亲自体验到邓老师之能建立如此崇高的威信，并不是偶然的，而是同建筑高楼大厦一样，是由无数的基石，一块一块砌起来的。我对他难忘的感召，就曾有过如下的几次。

    一九二六年春初，我经过甄别考试升入军官生在政治大队学习前，要经过一场口试，邓老师是主持口试者之一。唱名后我肃立在他面前，他对我端详了一番，便问我：“为什么要来这所学校学习，志愿何在？”我立即答复说：“是为了革命不怕死而来，志愿是打倒列强，打倒军阀，为实现三民主义而奋斗。”他似乎很满意，连说：“好，好，好，以后要多多地研读三民主义，是新三民主义，具有‘三大政策’内容的新三民主义。”当我退出考场后，便老在琢磨新三民主义这个“新”字，究竟是什么。一连问了许多同学，都回答不出来。我带着这个问题问恽代英老师，才明白了三民主义新旧的界限。他说：“孙中山先生所著的三民主义有新旧之分，旧三民主义是从民治、民有、民享而来，孙中山先生已经否定了，并亲自在广东大学讲演过新三民主义。不过新三民主义要比较完善的话，必须包括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的贯彻实行三大政策的精神。”新三民主义这个闻所未闻的名词，我是第一次听到出自邓老师之口，孙文主义学会的各派分子，便将含有三大政策精神的一个新字，攻讦为赤化，视为眼中钉，那就一点也不奇怪了。

    又一次是我在政治大队学习时，每天早晨天还未亮，只要不是雨天，全校各科种的学生，围绕黄埔岛公路跑步，这是一种马拉松式的跑步，又是整齐严肃，数着一二三四的口令来跑，跑程约有十五华里，实在是锻炼身体的最好机会。有一次，正沿着公路跑步前进，个别体力差的落了伍，出列站在路旁，其惭愧的心情可以想见。忽然从队伍中，走出一位穿着长筒马靴的长官，大家一看，才知道是邓教育长他也参加了绕黄埔岛的跑步。大家一见他，更是精神振奋，落伍的同学，又钻入了跑步的行列。这时谁也没有料到邓教育长一声口令：“停止跑步，便步走！”接着又找到带队的值星官说：“跑步要兼顾学生的体力，逐步增加跑程，不可蛮干，更应照顾体弱多病的……”从这次以后，跑黄埔岛成为全体师生自觉自愿，习以为常的健身运动。

    与我同队的同学中，有一位名熊敦的人，江西籍，上海晨光大学毕业，信仰国家主义，骄横自恃，目空一切，几乎队里的人都不理睬他。有一天，在操场上遇到了邓教育长，不但不举手敬礼，反而扬长而过。邓教育长叫住他问道：“你是不是本校的学生？”熊答道：“是的。”邓教育长又问道：“你既是本校的学生，为何不按陆军礼节向长官举手敬礼呀？”熊答道：“你是信仰三民主义的，我是信仰国家主义的，各人的信仰不同，当然不敬礼。”邓教育长并没有责备他，而是慈祥地多次与他谈话，说服了他。

    熊敦这一信仰国家主义的青年，到四期毕业前，竟成为国民党员中的左派积极分子。北伐到武汉以后，成为一个共产主义者，他跟随朱德同志入川，于一九二六年冬在万县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军党部，主编过《壁报》。这一刊物是在朱德同志任二十军党代表时办的，战斗性很强的理论刊物，矛头指向包围二十军军长杨森的一批国家主义权威人物，因为他们创办了名《快刀报》的刊物与《壁报》论战，熊敦的思想变化，曾几何时，判若两人，我当年与熊敦同是追随朱德同志入川的工作人员，完全理解他在思想上的根本变化，是与邓教育长循循善诱、耐心说服分不开的。

    方鼎英教育长，是一九二六年夏接替邓演达老师升为教育长的。他是湖南新化人，一表人才，魁乎其伟，蓄着日本式的短髭，更显得精神奕奕。他是日本士官生，又经日本帝国大学造兵科深造，在湘军中充任过参谋长、代理一军军长兼师长，是谭延闿推荐给蒋介石的。当他到职之顷，邓教育长调为潮州分校的教育长，这是蒋介石嫉贤忌能的一种调虎离山的阴谋，也可以说是左右派斗争在高级人事上的一大调动。

    方老师初到职的一段时间内，由于对他的政治态度不明，一般人认为是右派分子得了势。可是经过时间的考验，学校中传出方教育长是一位和气慈祥的忠厚长者，又具有渊博的军事知识，学校中的四大教程，是经过他用日文本翻译审订过的。他热心负责，显然是一位纯军事家的人物。这么一来，学生们改变了对他初到职时的不良印象。

    学校中对待邓、方两位教育长的评论，认为邓是政治家为主兼军事家的人物，方则是纯军事家，一切听命于校长的人物。事实可以证明，蒋介石出师北伐后，广东根据地交给了李济深来治理，李同时又是黄埔军校的副校长，方老师竟能听命于蒋，又能听命于李，军人以服从为职志，是充分表现出来的。

    邓演达老师在蒋介石压抑之下，于北伐前夕，调升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一度成为武汉国民政府的风云人物，为时不久，宁汉合流，右派势力抬头，他逃往国外，后来归国不久，遭蒋介石的毒手殉难于南京。方教育长虽然是一个以服从为天职的军人，仅仅只是在北伐后任过短时间的军职，终于也被蒋一脚踢开，他晚年走上了靠拢人民靠拢中国共产党的道路。

    七、黄埔岛要塞

    黄埔岛是控制珠江口第二道门户的要塞群阵地，第一道门户便是虎门要塞群阵地。我们在岛上出操和野外演习时，曾看到环列着许多要塞炮台，相传是鸦片战争林则徐做两广总督时抗击英帝国主义侵略的国防设施，究竟有多少座炮台，我并不了解。珠江两岸配置有交叉火力的炮台，半个世纪前我亲自看了这样的国防设施，不禁对林文忠公的爱国主义的精神，敬仰无已。面对雄壮牢固的要塞建筑也是叹为观止的。我们请要塞群负责的老乡前来介绍过情况，约略记得介绍说：岛上要塞群的防守制度，是林公（指林则徐）亲自定下来的寓兵于农，寓将于学的制度。父传子、子传孙，代代相传，规定各家各户有养护田，平日农忙时搞生产，农闲时就操练，当然还有定时的操练，平时是农民，战时是武装的农民。我们亲自在一座炮台内观看民兵炮手的实弹演习，瞄准打靶，百发百中。民兵对守则和注意事项，都能一口气地背诵。如果有人发问，也是对答如流的。要塞炮的膛口能让一个六七岁的小孩爬进爬出。炮是德国克鲁伯兵工厂的产品，在五十多年前是最新式的武器。我们在参观时，有些熟悉海外情况的在说，岛上的要塞设备是古老的，应该更新了，例如大炮上膛全靠人工搬运，尚不能自动化，特别是发射时，还得用火药包等等。民兵们向我们操演得满头大汗，在操演中没有发现有青年妇女参加，这也许是美中不足。

    八、黄埔军校的血花剧社

    血花剧社是什么时候创立的，我不了解。我在第四期从入伍生到政治科学习时，每逢革命纪念日，或举行文娱晚会，血花剧社都有精彩演出。有时在校本部大礼堂，有时在操场露天演出。各科种学生照例是集体参加。

    血花剧社，据有些留苏归来的文艺工作者说，舞台上悬挂的红布横幅标语和红布对联都是苏联式的布置，以红色代表革命，革命是以热血和头颅换取来的。“革命之血，主义之花”，八个字的对联，将血花剧社的命名解释得清清楚楚。

    在血花剧社内外，同样呈现出左、右两派的激烈斗争。就以“革命之血、主义之花”这副对联的含义来说，左、右两派各有各的解释，在我们同学中也是争论得各不相让。左派解释为新三民主义之花，是由新三民主义的血灌溉出来的，又认为“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革命之花就离不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灌溉。右派则笼统地解释为孙文主义之花，连三民主义也不敢提。“血”呢，是右派分子最害怕的字眼，他们解释为赤，或赤化，同当年国际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喊一个调子。

    如果说血花剧社是掌握在上层的右派分子缪斌、贺衷寒、曾扩情等人之手，不如说是掌握在左派分子之手，这是由于剧社的指导思想始终由学校政治部掌握之故，从周恩来到熊雄，两位杰出的领导者，不会将失去灵魂的内容，混杂在文艺献演内容之中的。我记得曾扩情常常在戏剧中装扮革命的女性，紫罗兰常常跳着天真的革命舞蹈，还有其他的一批我不知名的演员的表演，几乎都是左派文艺家提供内容。

    九、广东大学——特别训练班

    一九二六年，在广东大学（现名中山大学）开办了为期一月的特别训练班。目的是为了准备北伐，培训一批战地工作干部，由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主办。学生的来源，由黄埔军校第四期各科种学生中，挑选了三百多名组成。几乎是清一色的左派分子，而左派分子中绝大多数是共产党员。训练班学员同第四期毕业学生同等待遇，算是提前毕业。我们这批被挑选受训的，高兴得了不得。

    这个班的总负责人是邓演达主任，他已升为总政治部主任了，学生们仍按习惯称他为教育长。后来我们了解，邓主任的前任是陈公博，名称不叫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而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很显然是为适应北伐的需要而改名。

    主要讲课人，我尚记得有邓演达、周恩来、恽代英、彭湃、陈启修、蒋作宾等几位知名人士。

    邓演达先生以《英雄造时势、时势造英雄》为题的一篇讲演，讲得非常精辟。我约略还记得他说，革命的英雄，是从革命风暴中锻炼出来的，是经得住革命烈火的考验的。这个伟大的时代，造出了无数的革命英雄。反转来，革命的英雄又推动了革命力量的发展，造就了大好的时势。英雄造时势，时势造英雄。你们心目中有了孙中山先生和列宁这样伟大的革命导师，就为革命的英雄树立了不朽的典型，因为每一个伟大的革命导师的精神，都无不统一到时势造英雄，英雄造时势的含义之内……

    周恩来同志来班主讲的课程是《国民革命大好形势的分析和应有的努力》。他对国内三大军阀——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代表国际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称雄割据，各霸一方，勾心斗角的情况，了如指掌。阐明了北伐军的任务是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铲除封建势力。有一次他还亲自指挥唱起《国民革命歌》。

    他的讲话，经常引证法国大革命的故事，巴黎公社的革命故事，十月革命的故事，使人入迷。因此许多同学说，周老师很有演说天才。他还讲过“部队政工”、“民众运动”等课。

    恽代英同志在特训班主讲的课题是《青年运动的重要性》，他生动地以广州革命根据地三种类型的青年作例子，讲得大家捧腹大笑。他说广东大学学生，文而雅又弱。岭南大学学生，香而艳又骄。黄埔学校的学生，黑而臭又壮。于是人们讥评，广东大学学生怕革命、不革命、轻视革命。岭南大学学生，厌革命、反革命、咒骂革命。唯独我们黄埔学校的学生，具有劳动人民的本色，都是受过锻炼的革命好汉，把革命当成了职业，不惜牺牲流血，是好样的……三种类型代表了革命、不革命、反革命三种本质，这是众人皆知的。不过三种类型是活的可变的，而不是死的固定不变的，如果是一成不变的东西，那就无须做革命工作了。只要革命工作做到家，是能分化他们、感化他们，是能化敌为友的。黄埔学校初创办时，广州的许多少女，见黄埔学生捏鼻而过，不屑一顾，听说现在争着要嫁黄埔学生了，广东大学学生，越来越多地要投笔从戎考黄埔军校了；岭南大学学生也不可能是一块铁板，一定也是在变化之中……诸位到了北伐军前线，或者深入敌人的后方，做青年运动工作，比在广州要困难不知多少倍。希望你们永远保持劳苦大众的本色，不受腐蚀，那么，一切工作都会干得好的。

    彭湃同志是著名的共产党员，又是著名的农运专家。农运工作是一门新课程。彭湃同志的普通话并不高明，但通过画龙点睛般的翻译，也就全无语言的隔阂了。他以东征军为例，说明有组织的农民，可以为革命军当向导、抬担架、送茶送水，里应外合，造成声势，使敌人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他还讲过，搞农民运动最好要生活农民化。西装革履，油头粉面，他们是不爱理睬的。

    此外，陈启修教官讲的是《经济学》，蒋作宾教官讲的是《战地行政工作》，就不再一一述及了。

    十、革命俱乐部A.B.C.

    革命俱乐部A.B.C.的命名，是从三月二十日事变后，黄埔学生中的中国共产党员，几乎全部宣告退出中国国民党的情况下出现的。除了在校的共产党员学生外，部分国民党左派学生也是知晓的。

    黄埔军校有一规定，每逢星期天，几乎必到广州去游玩一天，由学校事先安排好花艇（即游艇），大的花艇可乘坐两百多人，小的花艇也可乘坐百多人。由带队的值星官率领，于上午七时动身上广州，到达天字码头时，带队值星官即宣布命令：“午后四时前来原艇集合返校，不得有误。”

    我们一批共产党员学生，事先三三两两互相耳语通知，约定到革命俱乐部相见，而且要说明A.B.C.三个不同的集合点中的哪一个。“革命俱乐部”是集合地的总称。A.是指农民运动讲习所，B.是指省港罢工委员会，C.是指国光书店。

    A.B.C.三个点，是黄埔学生中的共产党员必到之所，以“革命俱乐部”作为总称，确也很恰当。农民运动讲习所简称为“农讲所”，当年在广州谁都知道是共产党经常集合碰头的处所。许多进步的讲演会、报告会也在这里举行。连C.Y.升级为C.P.的仪式也在此举行，我由C.Y.升为C.P.的宣誓仪式，就是在这里集体举行的。

    “省港罢工委员会”是省港罢工工人活动的中心，也是罢工工人的领导机关和指挥部。当年由各省输送到广州去投考黄埔军校的，干革命工作的，其中不少人在罢工委员会参加过工作。我即是其中之一。我在文书部做过收发、缮写、刻钢版字、油印等工作。每干一天，发给毫洋六角，足够一天的伙食和零用，晚间则在农讲所住宿。

    “国光书店”听说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办的一所进步书店，当年出版的进步书刊，如《帝国主义浅说》（李达著）、《共产主义A.B.C.》（布哈林著）、《史的一元论》（普列汉诺夫著）、《社会进化史》（蔡和森译著）等书，销行最广，一抢而光。另外，创造社的文艺刊物，也颇为风行。

    我们每次去这个书店，总见人山人海，书刊老是供不应求。我们星期日上广州，不约而同的第一站到国光书店，第二站是省港罢工委员会，农讲所便是最后停留时间长的一站。而到农讲所的，又以湖南籍的最多，于是许多人又称农讲所为“湖南同乡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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