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黄埔军校-往事历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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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瑞珂

    到黄埔军校去

    一九二三年我十五岁,因父亲失业,不能继续上学,便入沧口日商办的钟渊纺织株式会社织布厂(今青岛国棉六厂)养成室学保全工。一九二四年秋,因罢工而被开除。这年冬,接到黄埔军校第二期同学李郁文来信说,招考第三期入伍生。我随邀张廷孟、徐仁江两同学到上海环龙路(今南昌路)四十四号招生办事处报名投考。经江南公学校长蒋某和招生委员顾名世二人介绍,幸被录取。我们三人均无行李,上海又无亲友,承蒋校长特别照顾,允许在他学校教室内(已放寒假)住宿。约一周后,录取同学七十余人,同船去粤,每人发给旅费毫洋十二元(约合大洋十元,除买统舱船票外,尚余大洋三元。途经厦门,香港到达广州白鹅潭停泊,黄埔军校驻省办事处派交通船“大南洋号”接送我们到黄埔军校。

    黄埔军校原名“陆军军官学校”,是为培养军事干部而建立的,校址设在广州东郊的黄埔长洲岛上,原广东陆军小学旧址,大门向北,距江边二十余米,门上横匾写着“陆军军官学校”。

    走进大门,过大花厅,每个走廊上都满挂醒目标语,如亲爱精诚,和衷共济;精诚团结,卧薪尝胆;十年生聚十年教训;枕戈待旦,闻鸡起舞;勇往直前,破釜沉舟;同舟共济,团结奋斗;百折不挠,再接再厉;杀身成仁,舍生取义;艰苦卓绝,完成革命;以血洒花,以校作家等等。我们无论上讲堂,出操场,上饭厅,到厕所,抬头就看到,印象很深,对陶冶军人精神,大有益处。

    编队入伍

    从上海录取来的同学进校之后,均编为入伍生总队第二营第五连。连中有来自苏、浙、皖、赣、湘、鄂、川等省的,也有广东和朝鲜同学。从青岛来的只有张廷孟、徐仁江和我三人,从山东即墨来的有孙嘉傅、张汉卿、宋天修三人。张宋二人后在叶挺二十四师任连长,参加南昌起义,到潮汕失败返回南京。抗日战争时期,宋天修在李仙洲师任营长,在山西忻口战役阵亡。

    编成连队后,每日三操两讲。晚上自习,八时半点名,九时熄灯就寝。两星期后,复试一次。记得试题是:“中国的内乱安在?试述投笔从戎之志愿。”

    我们进校时总队长严重,已率领第二期步、炮、工、辎各队和入伍生第一营随教导团出发东江,参加第一次东征,讨伐陈炯明。留校同学由总队附张治中负管理训练之责,四月十一日张代理总队长。第一营长陈继承,一连连长郜子举,二连连长郭俊,三连连长葛金熔,第二营营长朱棠,四连连长李春茂,副连长韩浚(共产党员),五连连长伍树帆,副连长赵荣忠,排长白海风,孔昭林(赵孔是山西五台人,白是绥远人),不久他们三人被派华北工作。中尉排长李启楫、颜逍鹏,少尉副排长谢力虎、黄家玉。六连连长陈奇涵,副连长许继慎(均为共产党员)。第三营营长文素松,第七连连长杨宁(朝鲜人),副连长陈赓(均为共产党员),八连连长王根僧,九连连长王声聪。

    入伍生教育定为半年,以术科训练为主,每天上下午各出操两小时(早操除外),学科各一小时。学科如:步兵操典、射击教范、阵中要务令、野外勤务、内务条例、卫兵守则等。术科:由各个徒手教练,持枪教练,战斗教练,以及班、排、连教练和野外演习。步哨、军士哨、排哨、连哨。侦探、尖兵、前兵搜索侦察等。还有射击演习、实弹射击、夜间射击、手榴弹投掷、刺枪、超越障碍等等。

    我们入伍期间,因时常担任勤务,各种课目只是粗学,没有全学好。参加讨伐杨、刘之后,又留在广州担任勤务,直到参加六二三大示威游行后,才回本校学习。

    第三期同学的特点

    一、学生地域性广。学生不但来自全国各地,也有海外华侨,如暹罗(今泰国)来的庄文彬,安南(今越南)来的黄伟斌,新加坡来的杨善余、林本等人。还有朝鲜籍的李逸泰、车廷信、白虹等人。

    二、年龄大小悬殊。年龄最大的李林、傅维霞均已三十多岁,最小的杨定南仅十六岁,陈颐鼎、张廷孟、宋流水、温良和我也不过十七岁。

    三、文化程度参差不齐。从小学、中学到大学都有,如王轨平、吴家林、罗伟等小学也没毕业,黄绍美、陈素农都上过大学。也有日本留学生,如安徽姚元白,江西萍乡的刘某,但因怕苦,不到三个月就溜走了。

    四、家庭出身广泛。工人、农民、店员、学生、教员、雇工、士兵都有,如王耀武原是上海马玉山饼干公司的店员,吕魁文是阴岛小学的教员,李汉杰是大连日本人家中的仆役,汪化霖在湖北省萧耀南部当过学兵,胡璜、吴家林都在赣军胡谦部当过兵。曾伯熹当过司书,厉言在教导团当过文书上士。也有高级官吏的子弟,如龚体仁是辛亥革命南京临时政府警卫副司令之子,蒋作均是外交次长蒋作宾之弟。

    五、投考人数多于前两期。第一期原有四百七十人,加上程潜办的军政部讲武堂拨来学生一百五十八名,九月,四川送来二十名。到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八日宣布毕业,共六百四十五名(其中第六队在第一次东征途中才宣布毕业)。第二期分批于一九二四年八月、十月、十一月入学,学生四百五十名,到一九二五年九月六日毕业学生四百四十九名。

    我们第三期于一九二四年底开始入伍,一九二五年二月以后,投考的人多,到编入伍生第三营时,容纳不下,把成绩稍差的编成两个学兵连,其中成绩好的并入第三期,余约一个连,编入宪兵教练所。到一九二六年一月毕业,共一千二百三十三名。

    参加实战

    校军参加东征之时,我们第三期入伍生担任黄埔虎门间护送运输任务和警戒勤务。及党军回师平定杨、刘,举行总攻之日,本期全总队由猎德渡河协助作战。阵亡官生有王声聪、李志、雷学诗、陈剑飞、吴俊杰、朱方盛等六人。又于六月二十三日参加反帝国主义示威大游行,在“沙基惨案”中,死难入伍生排长文起代,入伍生赵懿铨、钟煜光、冯荣德、郑逢良、尹觉世、徐仁江、刘著陆、朱祖荣、郭光彩、丁炳文、夏植、傅林烽、陈晋、官权山、熊芳雷等人。凡此各项勤务,都是实际参加作战,乃真正的大规模实战演习,较之平日战斗演习,心得尤为深切,获益更多。

    党军回师平定杨、刘

    革命形势迅猛发展,对杨、刘反革命活动,更为不利。因此他们谋叛之心,更为急迫。从一九二五年五月起,即陆续撤回部队,准备叛乱,把在韶关的赵成梁师调到广九线上,把胡思舜军调到白云山一带。设重兵于龙眼洞、瘦狗岭及广九路石碑一带,企图背城借一。五月中旬,杨、刘等在香港召集会议,邀请买办陈廉伯、广东军阀陈炯明、邓本殷,以及云南军阀唐继尧和北洋军阀段祺瑞的代表等参加,妄图联合向革命政府进攻,广州危急。五月十三日,廖仲恺党代表到达汕头与蒋介石、许崇智等会商讨伐杨、刘计划、苏联顾问加伦将军亦列席,会商结果,决定暂时放弃潮、梅,全部回省,铲除阻碍革命的杨、刘,以巩固革命根据地。

    这时,我们第三期入伍生总队,在黄埔军校除照常操课外,夜间在白鹤台、蝴蝶冈、堑围冈、平冈等处派出军士哨或巡逻队严密戒备。

    六月九日,蒋介石率领党军第一旅(以教导两团编成,旅长何应钦),粤军陈铭枢旅等部,回到石龙附近。党军对占领石滩车站一带的滇军发动进攻,将其击溃,滇军逃窜增城方面,蒋令粤军济师绕击,我军主力直趋龙眼洞、瘦狗岭,以一小部沿广九路前进,牵制广州方面之敌,并与本校学生总队联络。同时,我们在校学生由代理总队长张治中率领,于六月十一日到达珠江南岸邛家寨以北地区露营,十二日拂晓,在猎德村抢渡珠江,在第二期炮兵队及海军舰炮掩护下,强攻石牌车站。到猎德时,不等船靠岸,即跳入水中,水深及胸,同学们奋勇冲击,抢占北岸之桥头堡,冲锋号连续在响,流弹在我们头上嗖嗖掠过,敌人一见白晃晃刺刀,便吓得仓皇逃窜。我们一鼓作气,勇猛追击,攻占石牌车站。第九连连长王声聪和我连同学朱方盛、吴俊杰均在战斗中英勇牺牲。此时党军第一旅已攻占龙眼洞、瘦狗岭,进占沙河向市区挺进。我们占领石牌以后,即沿铁路线迅速向广州追击,主力占领广九车站,我第二营经东山,广东大学医学院,横花岗到四标营。党军第一旅已占领北校场,观音山。待我们到达北校场西端时,何应钦和教二团团长沈应时,正用望远镜观察观音山方面情况。

    战斗结束后,我们驻长堤肇庆会馆,担任维持社会治安,巡查各街道及守卫仓库等勤务。六月十四日,由排长颜逍鹏率领我们正在巡逻途中,忽闻观音山方面有枪声,我们急急回连准备参加战斗。事后得知败退增城之敌,突然奔袭观音山,占领北校场附近小高地,向北校场第一旅营房猛烈射击,这种出乎意料的突然袭击,对我军是一次严峻的考验。幸而我军训练有素,且有为党作战的荣誉感,在没有统一指挥的情况下,各个排、连长,各自率领所部,即向敌军回击,猛冲猛打,随后团长、营长紧赶上来,士气更加旺盛。敌军本是惊弓之鸟,见我军如此英勇,立即溃逃,经五小时激烈战斗,终将这股敌人完全歼灭,连其团长也被俘虏。

    在西江地区的桂军,由粤军李济深将他解决了。杨、刘把持广州两年之久,号称四五万之众的滇桂军,与党军及拥护革命的军队一经接触,不到一昼夜,即完全崩溃,主要原因是:

    第一,人心向背起着决定作用。当我们从石牌向广州市区追击时,见到沿途到处有逆军尸体,有的还被农民用绳索捆绑打死。因为滇桂军平日扰害人民,奸淫掳掠,无恶不作。居民恨之入骨,故趁其溃逃之际,群起打击,以泄其愤。

    第二,革命军有人民支援,廖仲恺党代表,临战前派人密与铁路、电报局、发电厂工人联络,要他们趁机避匿,使滇桂军调遣运输,一筹莫展,电信不通,电灯不明,彼此情况不清,指挥失灵,军心动摇,士无斗志。而我军则人人奋勇,士气旺盛,这就体现了孙中山先生要使武力与人民相结合的第一步建军思想。

    第三,国共合作创立新制度的军队,领导机构设有政治部,连以上均设有党代表。这支军队纪律严明,斗志昂扬,英勇杀敌,以少胜多,显示出政治工作的巨大威力;并由于工人农民的支援,所以能迅速平定杨、刘叛乱,使广东革命政府转危为安。

    参加六二三大示威游行

    帝国主义在上海制造了“五卅”惨案血腥暴行,消息迅速传遍全中国,全国人民反帝怒潮风起云涌。在这次反帝大浪潮中,影响最大的是省港大罢工。一九二五年六月二十三日,一部分回到广州的香港罢工工人和广州工人、市郊农民、青年学生、士兵约十万人,举行了各界市民支援上海“五卅”运动,反对英帝国主义的大示威游行。当游行队伍经过沙基时,遭到对岸沙面租界英法帝国主义事先布置好的水兵射击和军舰的炮击,死亡五十余人,重伤一百七十余人,伤者无数。当时我亲身参加了这次示威游行,帝国主义惨杀的经过,身历目睹,至今仍历历如昨,记忆犹新。

    我们黄埔军校第三期入伍生总队,于平定杨、刘之后,先担任广州的卫戍勤务,旋又移驻东山原桂军军官学校旧址,尚未返回黄埔。六月二十三日晨,列队点名时,连值星传达参加大示威游行,同学们莫不义愤填膺,踊跃参加。我连有个叫刘著陆的同学,安徽六安人,本来担任当天采买,为了参加游行,他与病号同学陈志强调换,后不幸在沙基惨案中牺牲了。

    我们上午八时到东校场集合。开会完毕时,主席宣布按工、农、商、学、兵的次序出发游行,并说派上火线打反革命时,军人是为民众的前锋,游行是文明的示威,军人当为民众的后盾。这足以证明当日毫无与帝国主义寻衅之意。否则何以将手无寸铁的同胞行之于先,而将武装军人置之于后呢?游行队伍的顺序是香港罢工工人、广州市工人、市郊农民、中间是青年学生、粤军警卫军各一部、湘军讲武学校学生、黄埔军校入伍生,最后是党军第一旅教导团。经惠爱东路、永汉南路到长堤,浩浩荡荡沿珠江北岸向西行进。游行队伍秩序良好,沿途高呼“打倒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等口号,响彻云霄,显示出工农兵学商团结反帝斗争的伟大力量,也是青年军人坚决拥护孙中山先生三大政策,把国民革命进行到底的具体表现,对于推动革命运动有深远意义。

    当我们游行队伍经过沙基时,突然遭到沙面各大洋楼天台上的沙包和各要路口沙包工事内的英法水兵有预谋的射击和停泊在白鹅潭英法军舰的炮击,死伤者纷纷倒于街中,血肉横飞,惨不忍睹。在打杨、刘的激战中,其枪声亦无若是之密,战况亦无若是之惨。帝国主义的野蛮暴行,激起同学无比愤慨,便就地卧倒,自动给予还击。孙嘉傅身受重伤,两股被敌达姆弹打掉肌肉如碗口大,蒋铁生身中十枪。徐仁江平日枪法很好,见到同学伤亡,怒火中烧,连射数弹,痛击洋寇,竟牺牲在血泊中。排长李启楫见大家伤亡惨重,卧在马路上毫无掩蔽,便命令撤到马路北侧商店内。英法水兵仍向店内射击。我和张廷孟数人撤到汽水店内,店窗玻璃多被打碎。事后得知当时在沙面做工的中国工人,知道这边有军队抵抗,又听到他们的兄弟妻子和亲友呼喊惨痛之声,群起阻挠,抢夺外国水兵的武器同他们英勇搏斗。双方死伤几十人,这一英勇行动,使沙基老百姓死伤减少若干倍。

    英法帝国主义惨无人道的大屠杀,惹起群情激愤。党军教导团士兵奋不顾身,冲到东濠口桥边,领队因未受命攻击,强行制止,才撤回来。后来参与其事的教导团军士李某(安徽人,名忘记)对我说,他们当时想冲进沙面去,消灭英法强盗,收回租界,以免英法帝国主义在我国领土上横行霸道。我们撤到售汽水店的同学也商量过,若不是一水之隔,我们将不管冒多大牺牲也要冲过去,为死难同胞报仇。

    约在上午十一时许,我连排长谢力虎,从其他店内爬到屋顶上,大声喊叫,传达廖党代表命令说:革命政府对英法帝国主义的暴行,已向他们提出严重抗议,将采取其他有效方式制裁,要大家避免牺牲,撤出沙基,以免增加更多伤亡。可是这个店只有前门,正对沙面,人一露头,英法水兵即对着射击。我和张廷孟正在研究怎样掩护工人先撤出去,有位年近三十的工人同志说,隔壁是一家私人医院,其后门通小巷,可通大街,如在墙上开一洞口,便可由后门安全出去,我便请他和老板商量,经其首肯,并找得一根钢钎,在西墙上挖开一个洞口,大家都由此洞跳到医院。出小巷时,全连正在集合,除伤亡外,整队回东山原驻地。伤者由红十字会收容,送博爱医院和其他医院治疗。牺牲同学的遗体运回黄埔,葬于升旗山北麓之烈士墓。计有徐仁江、刘著陆等同学十五人,排长文起代,党军营长曹石泉,排长义明道、陈刚和士兵八名。

    徐仁江同学,青岛市枯桃村人,是我邀他同去投考黄埔的。他童年丧母,是个独子,靠他父亲徐悦堂在外国人家里栽培花草,抚育长大。他进军校后,苦练射击技术,成绩很好,当他十八岁时,就为反帝斗争而牺牲了。回到黄埔后,我与张廷孟同往烈士墓凭吊,当我看到他们长眠之地,热泪盈眶,激发我们后死者,一定要把帝国主义赶出去,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收回租界。沙面那一泓流水之畔,是有着辛酸血泪的地方。岛上东边曾立着一块“勿忘此日”的石碑,是谭延闿手笔。沙基马路后改为“六二三路”,作为我们民族仇恨的烙痕永远烙在心坎上。抗战胜利,我国废除不平等条约,始雪前耻。

    升学编队

    一九二五年七月一日,我们入伍期满,升为学生队。当时第二期尚未毕业,他们是步兵科一、二两队,我们从第三队起到十一队,为骑兵队、炮兵队、工兵队、辎重队。我被编入工兵队、队长李卓元、区队长熊绶云(北伐战争时任团长,在攻南昌战斗中阵亡,他学、术科都好,又能以身作则。他父亲是辛亥革命烈士,父子两代都为革命牺牲)。除留骑兵队外,都并入步兵队,编成三个大队,每大队辖三个队,共九个队。到九月六日,第二期毕业后,又从第一队起编,我被编入第三大队第七队,队长范荩(共产党员),副队长潘佑强、区队长蔡毓如、傅正模、李德锐。学生总队长严重,第一大队长郭大荣,第一队长翟瑾,后为郜子举,第二队长伍树帆,第三队长陈奇涵;第二大队长陈复,第四队长杨宁,第五队长魏鸿,第六队长杨文琏;第三大队长张与仁,第七队长范荩,第八队长冯剑飞,第九队长顾浚,骑兵队长张鼎家。第三期于一九二六年一月二十六日宣布毕业。

    此外,一九二五年十一月十二日,潮州分校(何应钦任教育长)开始招收学员队与入伍生队,学员队以第一军第三师及独立第二师下级干部编组,入伍生由潮梅各属考取之学生编组。同月十八日开学,各编为三个队,共计七百余人。第一期学员队三百四十八名,于一九二六年六月一日毕业,因与本校第三期学生毕业时期相近,故与第三期同等待遇。还有伤病愈归队以及第二次东征时调出任连党代表、排长等职,后来又回校补习的学生成立第十队,队长季方。也是六月毕业,列入黄埔军校第三期。第三期毕业生合共一千二百三十三名。

    政治教育与军事学科

    第三期在入伍期间,因戎马倥偬,着重学习军事技术和军事知识,政治课较少,但有空就自学《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三民主义》、《建国大纲》、《建国方略》等书。升学以后政治课有《三民主义浅说》、《中国国民革命概论》、《中国政治经济状况》、《帝国主义侵华史》、《世界革命运动史》、《农民运动》、《劳工运动》、《青年运动》、《社会学概论》、《政治学概论》、《经济学概论》、不平等条约、政治讨论等。我们三期只讲其主要部分,到第四期学生则要学完全部政治课。记得周恩来讲国内外形势,恽代英讲社会进化史和青年学生运动,高语罕讲政治学概论。

    军事学科有战术学、地形学、筑城学、兵器学、军制学、经理学。前四门课四大教程是必修课,后两门课教得很少,我记得张元祜教官只给我们教过一次军制学。战术教官肖友松、徐宝鼎、张诚、肖钟钰;地形教官黄香蕃、黄仲恂;筑城教官侯连瀛;兵器教官李尚庸。其他教官姓名已记不清了。

    参加肃清内奸斗争

    平定杨、刘之后,国共两党多次商讨,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决议,改组广东军政府为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于一九二五年七月一日,在广州正式成立,改为委员制。汪精卫、胡汉民、孙科、许崇智、伍朝枢、徐谦、张继、谭延闿、林森、张静江、程潜、廖仲恺、戴传贤、古应芬、朱培德、于右任为委员。选汪精卫、胡汉民、廖仲恺、许崇智、谭延闿五人为常委。由汪精卫担任国民政府主席,胡汉民为外交部长,廖仲恺为财政部长,许崇智为军事部长。

    国民政府设军事委员会,委员有汪精卫、胡汉民、廖仲恺、许崇智、谭延闿、蒋介石、朱培德、伍朝枢,汪精卫兼主席。军事委员会成立后,即下令取消“粤军”、“湘军”、“攻鄂军”、“拱卫军”等名称。一律改为国民革命军,国民革命军一律使用“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旗帜。仿效苏联红军设立各级党代表及军、师政治部制度。一九二六年二月,国民政府任命蒋介石为国民革命军军事总监,负责整编和节制国民政府辖区内的所有军队。

    国民政府成立后,当时广东内部的派系斗争,仍很尖锐。政府当局力图统一广东的民政、财政,提出严惩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统一税收等口号和方针。在军事方面,则采取整编旧军队,严肃军纪等措施,这样必然要触及广东一些旧官吏旧军官的利益,遂又形成另一场革命与反革命的尖锐斗争。当时广东一般政客和野心军官,目睹革命形势迅猛发展,感到自身有被革命冲刷的危险,企图作垂死挣扎,密谋推翻革命政府。他们以拥护许崇智(原粤军总司令)为名,与香港帝国主义(英方以二百万元助其为乱)和陈炯明相勾结,阴谋发动反革命政变,这一阴谋为省港罢工委员会所察觉,罢工委员会于八月一日举行肃清内奸大示威运动。

    第三期学生总队,在总队长严重率领下,出发北江野营演习以示声援。在出发的前一天,校长讲话,其要旨在勉励我们以实行三民主义,随时随地改革社会弊端为职志。队伍经鱼珠炮台、车陂车站、燕塘、龙眼洞、太和圩、花县(今花城)、银盏坳到源潭时,忽闻廖党代表被反革命分子暗杀,噩耗传来,群情激愤。奉校长命令,我们立即乘火车回广州,参加消灭粤军梁鸿楷(第四军军长)部一万多人。他们分驻广州市及市郊,当蒋介石(兼任广州卫戍司令)得悉梁鸿楷是刺杀廖党代表的同谋犯之一,遂决心将其解决。八月二十五日凌晨,我们在严总队长的指挥下,协助党军第一师二团将广九车站附近的粤军缴械,到拂晓时,又将困在东华楼的梁鸿楷军部缴械。并分别解决张国桢军、郑润琦师、许济师及英雄旅等部。

    到虎门搬运武器

    一九二五年秋,我们七队奉命去虎门,搬运苏联援我武器,由队长范荩率领乘民生舰驶往虎门江面停泊。为了保密,白天睡在船舱里,夜间才搬运,从海参崴远道南来的苏联船上,搬运到我们舰上。我们几个同学到下午睡醒后,就请队长给我们讲故事,范荩很会讲故事。他讲的其中一个甲午战争的小故事,至今记忆犹新,甲午战争时,旅顺人民面对日本帝国主义者的疯狂屠杀,宁死不屈,他们纷纷拿起斧头、铁锤、菜刀,与日寇拼死搏斗,铁匠苑某在日军闯进他家时,手握大铁锤,一连消灭了四五个敌人。机匠陈某,日本兵要捕杀他,他临危不惧,拿起斧头躲到机后,敌人刚进门,一斧就砍开敌人的脑袋。一个十几岁的少年,扮成乞丐潜入日军驻地,将毒药撒入饮水缸中,毒死很多敌人。被捕后慷慨陈词,大声说,我为国杀敌,早就准备一死,可惜毒药还没有用尽,没能把你们这些鬼子杀光!说罢从容就义。我听了心情无比激动。

    第三天从虎门将武器运回黄埔。同学们对当时的苏联真正援助弱小民族解放运动,无偿提供武器,支援中国革命,是怀着感激之情的。今天的霸权主义者,假援助之名,行扩张之实,这与列宁时代的对外政策,是何等明显的对照。

    野外演习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我们第三期学生出发官山圩野外演习。在出发前,邓演达教育长,严重总队长,对于举行演习,行军宿营,军风纪以及采买等问题,都作了明确的规定。校长、汪兆铭党代表发出安民布告,内容大概是:为布告事照得本校第三期学生毕业在迩,兹定于本月二十一日至三十日止,在官山一带演习,野外应购之物,公平给价,田内禾稻或误损伤,本校当然负责赔偿,其价若干,着由该业主按照估计,以凭随时发给。本校纪律严明,官长学生素来遵守,并以保护农工商为职志,从无抑压情弊。商民人等,宜各安居,照常营业,切勿惊扰误会,合亟布告,仰各周知。此布。

    官山圩在长洲岛西南方。由总队长率领乘民船用小火轮拖引,经新洲、深井水域到贝冈附近登陆。到达后,各大队分散驻在祠堂、庙宇内,一律打地铺。后来在北伐途中,我在第一军二十一师任连长,经江西、浙江到江苏,沿途多是驻祠堂、庙宇、教堂、万寿宫、孔庙等,官兵一律打地铺,这在黄埔军校学生时期已养成习惯。

    演习课目:各个散兵,侦探勤务,步哨勤务,传达勤务,行军警戒,前哨,行军宿营,对抗演习。我记得最后演习营对抗,我第三大队演习对假敌营之攻击,战术教官肖钟钰为裁判官,指导战斗演习较有经验,讲评时条理分明,生动活泼,受到同学们的好评,总队长也予以嘉许。连平日好挑眼儿的汪炼同学,也改变了过去那种自命不凡的态度。

    我以无限的深情怀念教育我的母校——黄埔军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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