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金城 口述 邱行湘 笔记

    一九二四年二月，黄埔军官学校在上海秘密招生。我与中学同学陈道、邱元武瞒着父母跑到上海，几经转折，考取了黄埔军校第一期。我踏进这座革命学府，真是无比欣慰，夙愿已偿，意志更坚。下面是我对黄埔军校生活的回忆。

    一九二四年十月以后，孙中山先生常常回校工作，他对二期学生进校十分关心。第二期步兵学生驻校本部，和孙先生的办公室在一起。孙先生日夜辛劳，常常对我们讲话，勉励我们担负起救国救民的重任，要我们不怕死、不贪财、爱国家、爱百姓，要我们“亲爱精诚”。我受孙先生感召，取号“精诚”。孙先生起床很早，经常到各队视察，有时还检查我们的内务。

    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周恩来主任来到黄埔军校担任政治部主任。周主任平易近人，艰苦朴素，全校同学对他十分尊敬，我们都尊称他为周老师。黄埔军校的政治教官，大部由中共党员担任。当时聂荣臻是我们的军事教官，兼任校政治部宣传处长。

    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孙中山先生为了和平奋斗救中国，毅然北上呼吁召开国民会议，以期和平统一中国，谋求中国之自由平等。孙中山先生北上后，校务全由蒋介石负责。蒋介石原在粤军许崇智部工作，任许的参谋长。一九二三年蒋到上海，迎接孙先生回粤，他对孙先生表示“忠诚”，在国共合作后又以“左”的面貌出现，被孙先生选送苏俄考察军事。蒋归国后，于一九二四年初受命筹建黄埔陆军军官学校，并被任命为黄埔军校校长。

    军校党代表为廖仲恺，政治部主任先为戴季陶，后为邵元冲，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以后由周恩来担任，教育长先是胡谦，后来是王柏龄，总队长为严重，第一期于一九二五年一月在东征途中毕业。一、二两期学生总共为一千多人。这两期在校学习期间仅七个月。

    军校政治部除对全校学生进行政治教育和宣传工作外，在黄埔岛上做了很多的组织民众、训练民众的工作。

    黄埔军校校内外的工勤人员多是岛上居民，而且多是青年女工。他们的政治觉悟很高，搬运工、勤杂工无不忠诚老实，以主人翁态度对待本职工作，这充分说明了军校政治部对群众的政治思想工作做得多么深入、细致。记得一九二五年初，正是新春过年的时候，蒋介石集合我们学生讲话，他说，我家里有好东西，希望你们到我家里去。这时同学们轰动起来了，不知是什么好东西，大家争先恐后地跑到校长家里，谁知拿到的是一本《曾胡治兵语录》。蒋介石是要他的学生学习曾国藩、胡林翼，“忠”于他蒋介石。后来，这本小册子人手一本，成为军校每期的必修课程。

    黄埔军校的教育管理，军事上基本是采取日式的课程内容，以学习战术、筑城、兵器、地形四大教程为主，与术科典、范、令（即步兵操典、射击教范、阵中勤务令）的讲解演习相结合。军事教官除一部分留日士官生外，大部是保定军校出身，教职人员也以保定出身的为多，教授部主任王柏龄除邀请何应钦来黄埔担任战术总教官外，还吸引了一些云南讲武堂出身的来担任黄埔军校的干部。英、法、德、意的留学生为数甚少，只有编译处长孔韦虎、聂荣臻教官等。此外还有苏联教官五人，日本教官一人。

    政治部对学生的政治思想工作做得细致、深入。周恩来主任到校后，几乎大部分时间生活在学生里面。

    我到校后编入工兵队，因该队缺乏工兵器材，学不到技术，我和一位江西同学徐树南要求调到步兵第五队。后来我在第五队担任小组长，学习一个时期后，组里有些同学自觉性不够，批评也不济事，我不愿再当组（班）长了，向区队长、队长提出辞职。周恩来主任知道了，到班里看我，问问我的学习和生活的情况。过了几天，周主任又到班里问我：“现在还有人反对你没有？”我答：“没有人反对我了。”周主任微微一笑。从此我更加努力学习当好班长，同学们的自觉性也提高了。

    写到这里，不能不使我联想到一九六二年春节，周恩来在百忙中接见我和第二批宽大释放的溥杰、宋瑞珂等的时候，他还记得我是第二期的学生，我说：“我走错了路，对不起老师。”周恩来马上回答我说：“不能这样说，还是我和你们接近得太少。”我听了周老师这句话，愧感交集，不禁热泪盈眶。

    政治部为加强对学生的政治思想教育，还办了一份《黄埔潮》，成立了“血花剧社”。

    难忘的主任——周恩来

    一九二四年秋，孙中山先生向中共请调周恩来任黄埔陆军军官学校政治部主任，这是按照苏联红军的体制设置的。这是军队之有政治工作的开始。

    周恩来主任在军校工作最长的时期是黄埔第二期。我记得一九二四年十一月我到黄埔，就听到周主任对我们讲话，开始的讲题是“新三民主义”。王柏龄在军校任教授部主任，他以胡汉民、邹鲁等为后台，组织“孙文主义学会”，与进步的“青年军人联合会”相对抗。周主任总是顾全大局，做了很多团结工作。

    周恩来主任在第二次东征时兼任第一军党代表。他在两次东征平定地方叛乱势力统一广东的功绩是说不完的，仅就我所知简述如下：

    一、身先士卒，鼓舞士气。黄埔军队作战时，政治部总是走在部队的先头，周主任总是走在政治部的先头。当部队转移时，周主任却是走在部队的后面，有次在前线转移时，我请周主任走在部队的先头，请他注意自己的安全，周主任说：“这是党代表的责任。”他仍走在部队的最后。

    二、政治部既是部队的后勤队，又是部队的宣传队。行军时政治部走在先头，为部队办粮草，分配宿营地，雇用民夫向导。我军在陈炯明盘踞的东江作战时，由于粮食多被叛军抢光，购办粮食十分困难。军队用的炒米袋，就是周主任发明的，传至今日，仍为我解放军不可缺少的装备。

    三、党代表当宣传员。一九二五年三月，我们学生军攻克淡水，经海丰、陆丰，在棉湖一役取得重大胜利后，又取道安流，直趋五华、兴宁、梅县地区。周主任亲自率领学生以“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打倒土豪劣绅”为口号开展对群众的宣传工作，深受群众的拥护，起了播撒革命种子的作用。同时又通过发动群众送情报、做向导、组织运输队、救护队（担架队），使东征军得到广大人民的支持，无往而不前。

    我军所到之地，群众开欢迎大会，周主任都要亲自做宣传工作，著名的“血花剧社”在政治部领导下，鼓励群众，瓦解敌军的工作做得很出色。

    周恩来在担任黄埔军校及第一军政治部主任以后，提出了《战时政治宣传大纲》，使东征军始终保持旺盛的士气和军民鱼水的关系，从而保证了两次东征，消灭地方叛乱势力，统一广东的伟大胜利。政治工作，是我军打败敌军取得胜利的重要因素。

    周恩来主任在两次东征中，除指挥和鼓励部队作战外，还指挥各地农民协会武装配合，使东征军所到之处势如破竹，锐不可当。突出的表现是在一九二五年十月二十四日攻克惠州一役，从十月中旬到十一月初半个月内连克惠阳、河源、紫金、五华、揭阳、海丰、陆丰、兴宁、梅县，十一月五日进入汕头，政工人员随先遣侦察人员先行，到处张贴“国民革命军是人民的武力”，“国民革命军是人民自己的军队”，“为拯救东江人民而战”，“不拉夫”，“不筹饷”，“不占民房”，“公平买卖”的标语，使东江人民对革命军箪食壶浆，夹道欢迎。高唱“打倒列强，除军阀，除军阀，国民革命成功，国民革命成功，齐欢唱，齐欢唱”。军民敌忾同仇。周恩来主任的革命功勋，是黄埔学生和广东军民永志难忘的。

    东征北伐

    一九二四年年底，孙中山先生一面决心建校建军，进行国民革命；另一方面为了和平统一发表北上宣言，去北京与南北各方面的代表倡议召开国民会议。

    孙先生离开黄埔后，广东的形势更为混乱，陈炯明盘踞东江，受英帝国主义和曹锟、吴佩孚的唆使，阴谋袭击广州。孙中山先生早已窥破陈逆阴谋，北上前，曾对黄埔军及在粤部分军、师策定了东征计划。在一九二五年一月，十月进行的两次东征，消灭了英帝国主义直接豢养的陈廉伯反动商团以及陈炯明、洪兆麟、林虎、杨希闵、刘震寰、邓本殷等各部叛军，统一了广东。

    由黄埔军校教导团扩编成的第二师，积极从事补充训练，调整人事，由刘峙任师长，惠东升、蒋鼎文、严尔艾分任四、五、六团团长。黄埔军校第一、二期学生则担任营、连级干部。部队士气旺盛，战斗力很强。

    一九二六年六月五日，国民政府遵照孙中山先生遗志，下令北伐，东征军总指挥、黄埔军校校长蒋中正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一九二六年七月九日，在广州东较场誓师北伐，参加誓师大会的革命军及黄埔军校学生和广州各界军政人员、群众团体数万人。先由蒋介石讲话，接着是邓演达讲话，最后由吴稚晖授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军旗。

    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总司令蒋中正，政治部主任邓演达，秘书长邵力子，总参谋长李济深，副总参谋长白崇禧，总参议钮永建。总司令部下设十四个处，主管人员大部由黄埔军校调任，我现在能够记忆到的有：张治中、张廷璠、严重、林振雄、张静愚、邱鸿钧、杨志春、陆福廷、徐桴等。

    北伐军的战略部署是：以国民革命军主力由韶关进击湖南及湘赣边境，直趋武汉，歼灭吴佩孚盘踞在湘鄂的主力部队。然后挥师德安迎击孙传芳部，聚歼该部于南浔线，以有力之一部由潮汕进击福建，直趋江、浙，摧毁孙传芳的巢穴。我军以十万之众与四十万之敌决战，必须采取各个击破的战略方针。因此，北伐军决心先打垮吴佩孚，再歼孙传芳，最后消灭张作霖。

    北伐军出师时，计有八个军：第一军军长何应钦，第二军军长谭延闿，第三军军长朱培德，第四军军长李济深，第五军军长李福林，第六军军长程潜，第七军军长李宗仁，第八军军长唐生智。唐生智于一九二六年七月十日占领醴陵，十二日攻克长沙，北伐军第一期作战计划宣告完成。

    八月十二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到达长沙，召集军长以上人员开军事会议，十五日发出北伐第二期作战计划，黔军袁祖铭就任国民革命军第九军军长，王天培就任第十军军长，上述两军为左翼军，袁祖铭任总指挥，从湘西出荆州、沙市地区，封锁长江上游。第四军、第七军、第八军为中路军，由唐生智任总指挥，直趋武汉，夺取武胜关。第二军、第三军为右翼军，由朱培德任总指挥，集结攸县、醴陵地区，监视江西来犯之敌。第一军第二师、教导师和第六军为总预备队，集中长沙、平江、浏阳待命。

    中路军总指挥唐生智的兵力部署，以第八军进攻南渡、岳阳，第七军进攻浯口市、长乐街；第四军进攻平江，直取通城、崇阳，进击粤汉铁路，切断由岳阳至武汉交通。并决定于八月十九日开始总攻。

    在第四军平江战役的同时，李宗仁第七军占浯口市，越汨罗江，克长乐街。唐生智第八军夺取新市、南渡，跨进汨罗江，进逼岳州，敌人纷纷溃退。第四军攻占平江后，日夜兼程向大沙坪、崇阳、中伙店、汀泗桥挺进。我第二师担任总预备队，沿粤汉铁路线跟进。全师官兵急求与敌决战，要求参加汀泗桥的进攻战，但未获进攻任务。八月二十七日，第四军叶挺独立团攻克汀泗桥。

    我军攻克汀泗桥以后，得悉吴佩孚南调大部援军到达汉口，孙传芳的精锐卢香亭部到达九江、湖口，吴、孙阴谋联合进攻北伐军，妄图挽回颓势。这时，蒋介石率第一军第一师王柏龄部向南昌前进，指挥在南浔以西各军迎击孙传芳的主力，予敌以歼灭性的打击。

    第二师担任攻击汀泗桥预备队，待第四军进攻奏功后，我第二师第六团担任追击敌人之任务，我先头部队直追至贺胜桥附近。我当时要求担任对贺胜桥的进攻，上级仍要我为预备队，我很不服气。

    八月三十日，第四军叶挺独立团攻克贺胜桥，第二师急追逃敌，吴佩孚的溃败部队，麇集纸坊，未作抵抗，即退入武昌城。武昌□湘、鄂长江要冲，为兵家必争之地，城高两丈，城郊平坦开阔，易守难攻。当时武汉的形势是：直系军阀吴佩孚，一败于平江，再败于汀泗桥，三败于贺胜桥，退守武昌，以靳云鹗为“讨贼”联军副总司令兼武汉警备总司令，负责武汉防守事宜。以湖北军务督办陈嘉谟、第八军军长兼湖北省长刘玉春固守武昌待援。并调集陈嘉谟第二十五师、宋大霈第八师、吴俊卿第三师、孙建业第一混成旅等残部共三万余人据守。另以刘佐龙师守汉阳，高汝桐师守汉口，形成掎角之势。并促孙传芳出兵湘、鄂，妄图截断北伐军后路，以解武昌之围。

    一九二六年九月二日，我中路军唐生智、李宗仁、陈可钰等到达武昌附近之余家湾车站，策定攻城计划，决定九月三日拂晓总攻，以第四军、第七军、第一军第二师进攻武昌；以第八军袭击汉阳，攻占汉口，进军武胜关，截断敌军南下增援。

    我军围攻武昌的部署是：第一军第二师攻武胜门至忠孝门；第七军攻中和门至望山门；第四军第十师攻宾阳门；叶挺独立团攻通湘门；第四军第十二师为总预备队，控制洪山一带。当时敌军日夜构筑工事，设置照明，防阻我军登城。

    第二师每个步兵连准备八架高及两丈的云梯作攻城用。总结两次东征攻取淡水、惠州诸战役的经验，爬城攀登的云梯一定要超过城垣的高度，除大云梯外，必须辅以轻便的小梯，以便紧急中备用。集中手榴弹，配备爆破工兵，携带大量绳索。

    我记得全师官兵彻夜准备，毫无延误。六团推选敢死队长（即爬城队队长），我是六团二营四连连长，我首先报名，担任敢死队队长。第一、第四、第七三个步兵连长，都勇敢地担任了敢死队队长。敢死队队长都自立军令状，当众宣布：我誓死杀敌，如遇阵亡或受重伤，即由中尉排长升任连长，新任连长接任后立即当众宣布以上誓言。

    我们邻接的友军是攻通湘门的第四军独立团，营、连长和我们都是黄埔第一、二期同学，两军并肩作战，互策互励，格外奋勇。

    就我所指挥的攻城敢死队来说，都是沉着勇敢，又是视死如归的。当九月三日开始总攻后，我第四连隐蔽运动到武胜门外的城墙脚下，连架四个大云梯，其余备用。我们没有对城门冲锋，而是有计划地在城墙脚下的死角部分爬城，故伤亡很少。我连几次登城的情况是这样的：总攻令后，我在已架好的第一个云梯上争先登城，全连按建制区分，以云梯为纵队，按云梯的载重量，取适当的距离。当我第一次登上城垛时，被敌人打下来，城高两丈，事情真巧，我从城垛上掉下来，落在一个大粪坑里，满身粪屎，却没有跌死。情况紧迫，我立即以备用云梯爬在前头，指挥作战。我把手枪上的大粪抹净以后，满身大粪就顾不上了。当我赶紧爬上城垛时，全连官兵个个精神抖擞，英勇杀敌，视死如归。我亲见英勇的官兵上了城墙奋勇攻击中，抛掉了头颅，这种革命的牺牲精神，真是惊天地而泣鬼神。

    我第二次登上城垛时，前胸被敌弹打中，流血过多，在昏迷中被左右战士拉到城垛死角的一边，用备用的云梯把我救护下来。战士们把我救护出来，由战地人民冒死救我到洪山附近的一个小庙以后，得到卫生队的收容。第二师官兵爬过城墙冲进城内的，多无生还。后来的受伤战士对我说：“爬城的官兵已经牺牲得快没有了。但是没有一人躲在城脚怕死观望。”

    九月六日再次发动总攻。第二师第六团团长严尔艾、第二营营长帅伦英勇地牺牲在武昌城垣。

    第五团营长周振强也负了重伤（周是一期同学，曾当过孙中山先生的卫士）。

    叶挺的独立团和第二师并肩攻城，独立团的营长曹渊[6]，英勇奋战，壮烈牺牲。

    九月六日，唐生智的第八军进迫汉阳，吴佩孚的师长刘佐龙率部起义。第八军克复汉阳后，相继收复汉口。北伐军又于十一日联合豫军樊钟秀部克复武胜关。敌残部退守信阳，吴佩孚逃往郑州。武昌之敌已成瓮中之鳖。十二日，我军又以空军轰炸武昌，守敌益形混乱。

    吴佩孚败退河南，汉阳、汉口落入北伐军之手，吴急求孙传芳率主力西犯。孙军陈调元部已分水陆两路（船舶多悬日旗），妄图袭取武汉。除我第二、第三、第六各军早有迎击准备外，武昌第七军即开鄂城、大冶，迎击西进之敌。

    李宗仁率第七军东下后，改任邓演达为武昌攻城司令，士气更为旺盛。这时蒋介石率第一军第一师王柏龄部与孙部在南昌激战，急调武昌第一军第二师刘峙部西援。围攻武昌任务，全由第四军担任。武昌守敌于十月十日，因弹尽粮绝，士无斗志，开城投降。

    武昌战役的胜利，是国共两党共同以鲜血换来的成果。我是黄埔第二期学生，打惠州、攻淡水，一直和共产党员并肩作战，生死与共。可以说，“国共合作，无坚不摧。”金城今年八十岁，忆述不清，错误尤多，请各方多予指正。我是炎黄子孙，愿为我们的民族前途尽心戮力，希望国共两党早日实现第三次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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