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大文

    一、回 国

    我是广东省文昌县人。自幼随父亲和伯父侨居新加坡，就读于新加坡养正学校。一九一一年，孙中山先生及黄兴先生曾先后到新加坡为革命募捐筹款，我有幸在新加坡同德书报社（系“同盟会”设在新加坡的机关）亲聆过他们的演讲，受到革命思想的影响。从此潜心研读孙中山先生的著作，萌发了参加革命的意念，决心献身于孙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那时，我与新加坡《国民日报》一位姓古的编辑认识，在他的启发、鼓励和帮助下，我常常给报纸写文章，宣传革命。

    也是在养正学校学习期间，黄炎培先生曾来新加坡动员和号召华侨学生回国读书。从他那里，我知道在南京有一所专门吸收华侨子弟的暨南学校（即后来暨南大学的前身）。我想，何不借“回国读书”之名，取得家人的同意，等回到国内之后，再寻找机会参加革命呢？一九二〇年我从养正学校毕业之后，于一九二二年回国到南京暨南学校学习。

    二、参加国民党

    一九二二年十月，我从南京去上海领取家中由新加坡寄来的汇款，在火车上偶然认识了张继的秘书（只记得姓黄，名字已忘记了）。交谈中，我告诉他我是从新加坡回国读书的华侨学生，自幼受孙中山先生革命思想的影响，倾心革命。他也对我讲了许多革命的道理，表示愿意帮助我参加革命。抵上海后，他热情地带我到设在当时法租界环龙路（今南昌路）四十四号（孙中山先生设在上海的事务所），介绍我会见并认识了张继、张秋白等人。他们同样给我许多鼓励，还嘱咐我回南京之后，团结和动员更多的华侨学生支持革命，参加革命。

    一九二二年六月，孙中山先生为彻底扫除军阀势力，进行第一次北伐。正当孙先生督师广西桂林的时候，早有阴谋野心的陈炯明背叛革命，使人暗杀邓仲元将军并囚禁了廖仲恺先生，广东形势一片混乱。滇军李烈钧、朱培德部乘机攻打韶关，全国舆论哗然，纷纷谴责军阀破坏革命，坚决支持孙中山先生平定叛乱。我在南京也曾以“琼崖旅京同乡会”和“琼崖旅京学生会”的名义，写了两封信发表在上海《国民日报》上，对孙中山先生的遇险被困表示慰问。后来，我收到了两封均由孙中山先生亲笔签名的复信，对我表示感谢，并表明了重振革命大业的决心。这两封信给予我极大的鼓舞，使我产生了要求加入国民党的强烈愿望（这两封信不幸于抗战时期四处迁移途中失落）。

    一九二二年十二月，暨南学校放寒假。我又从南京到上海，特地到环龙路去汇报我在学校里动员同学支持和参加革命的情况。这一次，除了见到已经认识的张继和张秋白之外，还第一次认识了廖仲恺和胡汉民。他们听了我所汇报的情况后，均表满意，并以国民党总部的名义，发给我一张委任状，委派我任国民党上海第七分部筹备处主任。我立即赶回南京，发动了韩寿凯、黄超伯、云逢英等数位同学共同进行筹备工作。一九二三年暑假，南京的暨南学校迁来上海，与原来就设在上海徐家汇的暨南学校商科合并，建校于上海郊区真如。这样，我与环龙路国民党总部的联系更加频繁，关系更加密切，几乎每个周末都从郊区的真如赶往环龙路来商谈工作。

    记得有一次，我对廖先生说：“暨南学校有八百多名学生，大多数是广东人，都是从南洋各地回国的，他们都久仰您的大名，您是否能到学校去与大家见见面，讲讲话？”他很谦虚而和气地说：“我很忙，也不善于言谈。你最好是去请汪兆铭先生。”我说：“我不认识汪先生。”他说：“我来给你介绍。”说着，便立即找着汪兆铭，介绍认识之后，汪一口答应。我便赶回学校，将此事告诉校长赵正平。他听了非常高兴，说：“我过去曾多次邀请汪先生来校讲演，均未请到，没想到你却把他请来了。”赵校长立即亲笔写了一封正式的邀请信，着我转致汪兆铭。还记得当我把信送到环龙路四十四号时，正逢里面在开会，廖先生一见到我，便将我介绍给孙中山先生，说：“这位是从新加坡归来的王君，现在暨南学校读书，很热心革命工作，忠实可靠，勤奋努力。”孙先生握住我的手，用广东话亲切地问我是什么地方人，什么时候回国的，“识唔识讲白话（广州话）”，并对我热心革命工作表示赞许。我当时一方面出于会见的突然，另一方面由于心情的激动，再加上他们正在开会，竟未及与孙先生长谈，多聆听他的教导，事后想来，颇觉遗憾。之后，我将赵校长的亲笔信交到当时也在开会的汪兆铭手中，并与他约定了来校讲演的时间。

    几天之后的一天上午，我按照事先的约定，到真如火车站去迎候汪兆铭，并陪同他来到学校。其时，全校学生正在操场出操，有不少人早已对汪此前的革命事迹有所了解，并从照片上见过他的容貌，因此便鼓掌向他表示欢迎。汪那时年纪尚轻，穿一身洋服，仪表端庄，风度翩翩，频频向学生们招手致意。我因为与汪同行，颇为得意，自此之后，我便在全校师生中有了名气。我也无心学业，名义上还是暨南学校的学生，实际上常在校外从事革命的宣传联络工作。不久，环龙路四十四号正式任命我任国民党上海第七分部部长，我才算正式地参加了国民党。随后，我又在暨南学校动员和吸收了林鸿泮、何若愈、陈昌宛等二十多人参加第七分部。从此，我也就脱离了学校，结束了学生生活。

    三、投考黄埔军校

    一九二四年一月，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此前，于一九二二年底，我雄心勃勃，想以学生党员代表的身份参加这次大会，便通过第七分部的成员，分头到暨南学生中去活动，拉选票，结果还是落选。我为此极为懊丧和苦恼。正在这时，廖仲恺先生受国民党中央及孙先生之命，正在筹办陆军军官学校（黄埔军校），并在上海招生。我当时正处于走投无路，进退维谷的境地，既不想回暨南学校读书，更无脸面返回新加坡，便觉得投考黄埔军校确是一条出路。于是找到廖先生，向他提出要求，允许我免试入学（我因从事革命工作，学业荒废，怕考试成绩不好）。廖先生对我说：“黄埔军校是三分学军事，七分学政治，理论和实践结合，数理化差些不要紧，你大胆去报考好了。”邓演达先生也同样鼓励我。叶楚伧先生是上海考区主考，他对我说：“你的情况我们都很了解，你放心，我们一定录取你。”虽然他们都这样表示，但我还是不大放心，考试前，便和蒋光举（留日学生）商定，在考数学时由他将答案传递与我，我再照抄。结果，初试录取四百多人，我是第七十名。心中非常高兴，怀着急切和焦虑的心情，等候赴广州复试。

    当时，全国各地投考黄埔军校第一期的青年有五六千人，但只录六百人。我从上海到广州参加复试时，数学得零分，视力也不及格，自然被淘汰了。和我一起从上海到广州参加复试的人，还有七十人也未被录取。在这种情况下，我便跑到惠州会馆去找廖仲恺、张继等人，请他们为我设法，安排一条出路。廖先生说：“你可以回上海去读上海大学，我出面介绍。”我执意不肯。他便嘱我再等候机会。后来，廖先生命令广州市公安局长吴铁城在东沙头设立一所警卫军讲武堂，来安排和收容我们这批未被黄埔军校录取的青年。这样，我便进了讲武堂。学员中除我之外，海南人还有郑介民、吉章简、蔡劲军、钟光番等。我们都住在省长公署招待所内。

    一九二四年，广东革命政府为了抵抗帝国主义侵吞关税，决定截留关税余款。英美帝国主义派遣炮舰驶入珠江白鹅潭示威，并指唆广东买办阶级的代理人陈廉伯组织武装商团发动武装骚乱，企图推翻革命政府。这一年“双十节”，驻广州各军校的学生决定在第一公园内集会庆祝，会后游行。我们警卫军讲武堂的学员集队前往。我因个子高大，由我在前头举旗。哪里知道，到了第一公园才发现，其他军校的学员都没有来，只有我们讲武堂的一支队伍到场。我发现事有蹊跷，想到外面去打听究竟，便借口向队长（姓郭，陕西人）请假。他不允许。我不管三七二十一，将队旗交给排在我之后的一名学员，就擅自离队去找黄埔军校的学生了解情况。事后知道，我离队之后，当讲武堂的学生队伍游行到沙基西濠口的时候，遭到了陈廉伯的商团武装的突然袭击，开枪射击。排在队伍第一排的五名学员，连同姓郭的队长在内，统被杀害。我因擅自离队，未参加游行而幸免一死（后来孙中山先生为了讨平商团武装反革命的叛乱，动员当时的广州驻军采取坚决进攻的方针，消灭商团军。打了一昼夜，总算把商团平定了）。经过这次事件之后，警卫军讲武堂便停办了。适逢黄埔军校第二期招生，廖仲恺先生以军校党代表的身份，决定将我们这批讲武堂的学员全部并入黄埔军校第二期。这样，我便正式成为黄埔军校第二期步兵科的一名学员。同学中，海南人有郑介民（步科）、蔡劲军（步科）、吉章简（工兵科）、林中坚（辎重科）等。

    四、东征（第一次）

    一九二四年十二月，第一期的学员毕业，大部分被编入教导团，小部分留校担任第二期学员的见习官和排长。那时，陈炯明、洪兆麟、林虎等在惠州、兴宁、梅县一带叛变革命。由第一期学员组成的教导团（也称“学生军”）于一九二五年二月一日出发进行东征。第二期学员也随军出发，沿途担任警戒和保卫后方的任务。“学生军”每人颈项上系一条红领巾，标志明显，纪律严明，作战勇敢，所向披靡。在攻打潮安城时，“学生军”只有十二名学员进入城内，便吓跑了驻守城内的洪兆麟部守军，一时间在老百姓中传为佳话。“学生军”在军纪方面实行“连坐法”。惠阳一役，陈炯明部反攻，“学生军”拼死抵抗，但第一团第三连连长（姓孙）在未接获上级指示的情况下，擅自率部退却，当即按“连坐法”就地枪决。霎时军威大振，一举打退敌人的反攻。故此，“学生军”威名远扬，所到之处，沿途群众热烈欢迎，贴标语、呼口号、送给养，而敌人则闻风丧胆，夺路而逃。

    东征途中抵潮州时，我曾与胡启儒等人公开号召和鼓动同学参加“孙文主义学会”。众所周知，“孙文主义学会”乃黄埔学生中一反动组织，其主要成员均为国民党右派和反共学生。我之所以参加该组织，实因年轻幼稚，是非不分；再者，较早较多地受了张继的反动思想的影响。我们“孙文主义学会”与以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左派学生为核心的“青年军人联合会”就中国革命的前途问题展开过辩论，双方都竭力争取同学的支持，斗争尖锐而激烈。

    趁党军（即后来的国民革命军）东征，广州后方兵力空虚之机，滇系军阀杨希闵和桂系军阀刘震寰又在广州发动兵变。于是，一九二五年六月，东征取得胜利之后，我们即回师广州，平定了杨希闵和刘震寰妄图颠覆革命政府的叛乱。然后回校继续上课，至一九二五年九十月间，第二期学员才毕业。

    五、记忆中的周恩来

    周恩来同志是黄埔军校政治部第三任的主任兼总政治教官。我进入黄埔第二期之后，他给我们上的第一课，是讲中国为什么要革命和应该怎样进行革命。他说，我们大家都是为了参加革命才集合到黄埔军校来的，大家都是血气方刚、志大有为的青年，头脑要清醒，思想要纯正。我们要很好地学习、研究苏联革命的经验。我们军校聘请了苏联教官和顾问加伦将军和鲍罗廷将军。同学们应该认真地向他们学习，既要学习军事，更重要的是学习他们国家的革命经验。周恩来同志那时还是青年，英俊严肃，穿着军装，双目炯炯有神；讲话时声调铿锵，配以有力的手势；讲话内容深入浅出，并饶有风趣，我至今仍留有深刻的印象。

    我从黄埔第二期毕业后，被分派至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师师长何应钦，第一团团长刘峙，第二团团长顾祝同，第三团团长钱大钧，师部参谋长王俊（海南澄迈人）。我任王俊的侍从见习副官。周恩来同志当时任第一军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我每天都要将师部的各种公文由王俊签发之后送至军部交给周恩来同志。这样的工作历时半年以上。在此期间，我每日得以和周恩来同志接触，亲眼目睹了他和蔼可亲、勤奋认真的工作作风。有时他阅完文件，还给我作些工作上的指示或交代，语意明确，平等相待，没有架子。

    六、第二次东征及北伐

    一九二五年十月，国民革命军举行第二次东征。如前所述，此时我已从黄埔二期毕业，分配在国民革命第一军第一师。周恩来任第一军总政治部主任。东征军在惠州打败陈炯明，连克汕头、潮州。十一月初，全部歼灭了陈炯明部队，收复了东江。这次东征的胜利，大大地壮大了革命军的声威。革命军在潮州办起了黄埔军校分校。同时，对人事也作了调整：第一师师长由何应钦改为钱大钧，第一团团长也由刘峙改为王俊（原第一师参谋长），我也从王俊的侍从见习副官改任第一团辎重队长。

    一九二六年七月，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王俊奉调广州，我则随军北上，在冯轶培（国民革命军十四师师长，东路军第二路军指挥官）部任司令部副官，负责辎重运输工作。我们东路军向福建、浙江方面进军。由于孙传芳的主力部署在江西，福建、浙江一带较为空虚，故一路上没有发生较大的战斗。十月，北伐军进入福建永定，敌军内部分化，福建省防司令投降。在浙江，敌省长宣布独立，十二月，浙军内部倒戈，北伐军顺利地占领了福建、浙江两省。

    一九二七年三月，我随军进抵南京后，曾抽空到上海一行。在旅店中偶然遇见海南同乡詹忠言，他介绍我与黄埔第一期学生范汉杰相识。范当时在陈铭枢的十一军中任师长。四一二事变之后，国共合作破裂，蒋介石派他去杭州任浙江警备师长。范邀我到他那里，任第一团的军需队长。一九二八年八月，浙江警备师建制撤销，恢复十一军，陈铭枢任军长。我也随部队并入十一军二十四师，任七十一团副团长。

    （王振科 整理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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