覃异之

    一、从建国桂军军官学校说起

    一九二二年至一九二四年，广西旧桂系的头子陆荣廷被迫下台，因而形成全省大小军阀割据的混乱局面，关卡林立，土匪遍地。我的家乡靠近山区，更是土匪出没的地方。这期间，刘震寰打着孙中山的革命旗号，以粤军独立第一师师长名义组织队伍，与陆荣廷旧部林俊廷的自治军作战。战争在我的家乡进行。刘部打败自治军，扩大了队伍。一九二三年一月，刘以援助孙中山、驱逐陈炯明为号召，率领他的部队开往广州。孙中山任命刘为建国桂军总司令。我的家乡许多比我年岁大的青年都认为拥护刘震寰就是拥护孙中山。不少人追随刘到广东去。一九二四年夏，家乡实在无法待下去，这时我才十七岁，便随我的堂伯父也是我的三姨父（中学校长）覃子升到广东去。我们由南宁乘船经梧州、香港，再乘火车入粤。记得船到香港时，远远看到两层的电车在岸上奔驰，我这个乡下人惊讶地以为楼房在移动呢。在香港休息两天，伯父打听到刘震寰的部队就驻在石龙、深圳一带。我们家乡的青年，许多在刘部的第三师第五旅第九团工作，该团团长覃友松是我们家乡人，这个团就驻在深圳，我们决定投奔覃部。

    到深圳一下火车就见几个人在那里摆一张桌子收税。当时广东的情况，谁的防区就由谁收税。其中就有两个熟人，一个是我的远房表哥黄某，一个是我的街坊韦某，他们很热忱地招呼我们，并送我们到团部。覃团长安排我们住在团部（一间颇大的何家祠堂）。在深圳我看报才知道有黄埔军校，我对伯父说：“我打算报考黄埔军校。”伯父要我好好准备。覃团长知道我要考军校，便对我说：“黄埔军校已开学了，刘总司令正在筹办建国桂军军官学校，主要是轮训桂军军官，不招收文学生。但是我可以军官名义保送你，入学后可与一般军官同等待遇（每月有十五元零用钱），我们都是孙大元帅的部下，哪个学校都一样。”我的伯父很赞成。不久，我就随同第九团的军官一道去虎门新成立的建国桂军军官学校报到。

    这个学校的组织很简单，只有一个大队，三个中队，学员三百多人。上校大队长是张治中，第一中队长是伍树帆，第二中队长陈奇涵，第三中队长张鼎家。我被编入第二中队。校长名义上是刘震寰（开学典礼他也未到），实际是由一位日本士官出身的少将监督吴安伯（江西人）负责。只有军事教官没有政治教官。军事教育要求很严，我的术科基础就是在这个学校打下的，我以后任排长连长教学生时颇得好评，不无关系。听说这个学校是李烈钧向刘震寰建议创办的。因此，该校主要负责人多半是李推荐的。在虎门训练不久，就迁到广州市东山皮革公司旧址。到广州后，孙中山派廖仲恺兼任该校党代表，派甘乃光为政治部主任。一切仿效黄埔军校，由甘乃光讲三民主义政治课。也请一些名流来校作专题报告，邹鲁、戴季陶都来校作过报告。从此桂校的政治空气浓厚起来。接着又派来三名苏联军事顾问（其中一名是女的，据说是苏联红军中的女英雄），并增加一个学生中队，专招收普通中学生，其中有共产党员袁炎烈（湖南人），傅林烨（江西人，在沙基惨案中牺牲）等。就在这个时候，广州成立以黄埔军校学生为核心的青年军人联合会。桂军学校派代表参加成立大会，我是代表之一。在这期间，黄锦辉（中共党员，黄埔军校一期学生，广西桂林人）以同乡关系常到桂校活动，与我很接近，在他影响之下我参加了共产主义青年团。每星期六晚或星期日上午都到青年军人联合会学习。当时经常住会的负责人是周逸群（黄埔二期辎重队学生）、王一飞（黄埔二期工兵队学生），我与傅林烨是该会在桂军学校的联络人。记得一个星期日上午，我与傅林烨到廖党代表公馆汇报学生的一般思想动态，廖党代表指示我们，要团结同学，努力学习政治理论。当时廖党代表在学生中威信最高，学生很爱听他的讲话，职员教官也都踊跃参加。大队长张治中（张比较接近同学，吴监督高高在上，校长根本不来）第一次东征开始，曾对同学讲东征的军事形势。他参加了东征的作战会议，代表桂军拟了一个作战方案，他说：蒋校长（蒋介石）对我的方案只改了一个字，把在某一据点上“死”守改为“坚”守。言下颇有自负之意。实际上刘震寰按兵不动，这个方案不过是一纸空文。这期间桂军学校根据苏联顾问的建议，考选八名留苏学生，我侥幸考取，每星期两个晚上到苏联顾问宿舍学习俄文。我当时很用功，同寝室的同学笑我夜间说梦话也念俄文。可是好景不长，局势越来越紧张，甘乃光不来了，苏联顾问休假去了。我们匆匆举行毕业仪式。第二期学生继续上课，可是武器却收去了。有一天，刘震寰的警卫团一位刚由桂校毕业回去任连长的刘人凤（刘震寰的亲族）匆匆来校对我说：“老总对青年军人联合会在学校的活动很不满意，你要注意。”我向组织汇报了这情况。组织指示：要提高警惕，紧急时可到河南大本营找廖党代表请示行动（河南大本营在珠江南岸，是拥护孙中山的李福林军防区，与滇桂军隔江对峙）。一天下午，我在校外散步（实际这时我随时准备逃跑），我的小同乡同学苏某跑来告诉我：“你快逃跑，总部派手枪队来学校抓你。”我立即向江边跑去，雇一小艇逃往河南。到士敏土厂大本营谒见廖党代表，得知大队长张治中及几个中队长都已先后过来。廖党代表说：“桂军学校第一期学生按黄埔军校第二期待遇，桂校第二期学生入学不久，尚未毕业，可编入黄埔军校第三期继续受训。”我报告说：“我想学炮兵。”党代表说：“有愿学炮科或其他兵科的可以到学校办公厅报名，我立刻通知胡教育长（胡谦）。”

    二、到了黄埔

    杨、刘两军很快被消灭，这时我得知张治中已被任为第三期入伍生队副总队长（总队长是王懋功），桂军学校陆续过来的第一期同学有傅林烨、袁炎烈（共产党员）、覃异知（当时我的名字）、廖夫甫、马威龙、冯士衡、刘镜潭、万桐荪、李家纵、万国藩、李培根、黄业增、饶鹏九、陈家驹、彭士籛等。其中参加炮科学习的有覃异知、万国藩、李家纵、陈家驹等。我们到大坡地炮兵队报到，队长是张中笏（四川人）。我编入第三区队，区队长詹觉民（海南岛人）。未参加特种兵科学习的同学被派到第三期入伍生队作见习官，俟黄埔军校第二期毕业时统一分配。桂军学校第二期学生队陆续到黄埔的有数十人，加上其他军校逃来的学生，后来合编为黄埔军校第三期第十中队，季方任中队长。这时第三期入伍生队已升学，编成一个总队，三个大队，总队长是严重，第一大队长郭大荣，第二大队长陈复，第三大队长张与仁。每大队下设三个中队，此外有一个骑兵队。桂军学校过来的伍树帆任第二中队长，陈奇涵任第三中队长，张鼎家任骑兵队长（这时伍、陈二人已是共产党员）。桂校军事教官李尚庸、钟舟庭等任黄埔军校第三期军事教官。桂校监督吴安伯任黄埔军校高教班副主任。

    第二次东征开始，学校组织东征宣传队，以傅维玉（第一期学生）为队长，抽调会说广东话或客家话的党团员组成，我也参加了。宣传队随军东征开往石龙、东莞、惠州一带，发动学生和农民起来帮助革命军打倒军阀陈炯明。仅一个多月便取得第二次东征的胜利。回校后我被分配到第三期第四队先任副区队长，后任区队长。这时我已是共产党员。队长杨宁（吉林朝鲜族人，云南讲武堂毕业）、董仲明（第一期学生）他们都是共产党员。每星期日上午我们都到广州市农民讲习所听党课，周恩来同志主持，他主要讲当时的革命形势；恽代英讲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萧楚女讲阶级斗争问题；任卓宣讲辩证唯物论；毛泽东、邓中夏、张国焘、陈延年等都作过专题报告。向警予曾介绍第三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的情况。邵力子代表国民党列席了这次大会。据向警予说，邵力子曾表示：“我对共产主义的理论是拥护的，但是对于共产党的组织生活我却过不惯。”引起满堂大笑。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第三期学生毕业，第四期入伍生第三团成立，张治中任团长，陈复任第一营营长，我调该营第二连任排长，连长李园（第一期学生）。同时派到该连任排长的第二期同学还有雷飞、甘霸。不久第四期入伍生升学，张治中调任第四期军官第一团团长。原第三团未能升学的入伍生改编为第五期入伍生第二团，陈复任团长。第一营营长由刘效龙接任（刘是保定学生），第二连连长李园调军官团，由第二期同学陈绍秋升任。不久，我调升第三连连长。第一营营长刘效龙调走，由战术教官陈联壁调任（陈是保定学生）。第二团改编后调离黄埔岛，先后到沙河营房，河南士敏土厂训练。为支援省港罢工，第二团移驻石龙，派第一营驻深圳。当时，深圳、宝安一带土匪猖獗，学校决定第二团成立一个特务连，招普通士兵组成，专负剿匪任务。因我懂本地话，便于与地方联络，故调我任特务连连长。当地最著名的土匪跛手钟，非常狡猾，从海上来，抢劫绑票后即逃往海岛。最后在群众的帮助下，在一次截击土匪退路的战斗中，把跛手钟打死，这股匪基本消灭。这是一次实战演习，对我以后作战很有好处，这时，我才二十岁。回到广州，我们这个连调为入伍生部的特务连。后又编入军士教导总队为独立中队，总队长唐星（日本士官生）。

    在这里我要补述一件事。在我连调为入伍生部特务连时，方鼎英派了一位副连长（姓赵，是他的小同乡）来，我认为这正是我休息的机会。恰好董仲明来找我，他已到肇庆第四军独立团叶挺部工作（因三月二十日中山舰事件后，在军校已公开的共产党员都被迫离开）。他希望我也到该团工作。我犹豫不决，他要我请几天假到肇庆看看再说。我便随他到肇庆，在那里见到许继慎、杨宁等，他们介绍我见叶挺团长。叶很客气并欢迎我到该团工作，我表示同意，打算回广州办完离队手续就来。叶团长要我等一天，以便和他一道回广州。在船上（肇庆到三水有一段水路），在火车上（广三铁路），叶团长谈他在苏联的情形。他说，无论你走到哪里，苏联同志都很热情，有时会把你抬起来说：“祝愿中国革命早日成功！”他还谈到陈炯明叛变时炮击观音山总统府的情景，他当时任总统府警卫团第三营营长，曾亲自指挥队伍保护孙夫人脱险。他的谈话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后来，我才知道，叶是回广州结婚的。我向党组织汇报我打算到独立团工作的想法（书记是欧阳继修即阳翰笙），组织考虑后，对我说：“你是学校未暴露身份的党员，最好还是留在学校工作。”

    三、四一二事变后

    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五日早四时许，本总队第十一中队长陈选普（第一期同学，共产党员）全副武装、戴上袖章，神情紧张地来找我说：“你还睡大觉，事变已发生了，他们要抓共产党员，你要早作准备。”我要他给我一个袖章，然后他匆匆离去。我立即告知连指导员赵克念（湖北人，是公开党员）要他赶快离开。我匆匆骑上自行车独往高第街跑去。到了党总支所在地，拍欧阳继修同志的门。把欧阳夫妇及苏怡、尹伯休等送到观音山脚的越秀街，藏在我的小同乡杨庆余家中的一间小阁楼里。后来听说我们刚走不久，高第街住址即被搜查。局势稍安定即分批把他们送上轮船，逃往上海。这时，我表面上很镇定，但内心却很紧张。一天，我到未婚妻敖天犀家吃饭，听我岳父敖正邦（日本士官生，与方鼎英在日本先后同学，私交甚好）说：“我在方部长（入伍生部）家里，在他办公桌上看了一张名单，其中有你，不知是好事还是坏事。”我立即警惕起来，并向组织（广州地下组织彭某）汇报。很快得到指示，要我赶快转入地下。几天后，广东省党委负责人黄锦辉同志约我谈话，决定要我到武汉军校工作。介绍信写在一张邮票背面（实际是一个暗号）。我正准备离开广州，却发生新的情况：黄琪翔率领的第二方面军（张发奎是总司令，黄是前敌总指挥，叶剑英是参谋长兼教导团团长）开到广州。组织上紧急通知我：“另有任务，暂时不要离开。”一九二七年十月底广东省政府发表张云逸同志为海南专员，并由李福林部派一个团（实际是一个加强营）随同前往，协助开发海南。党决定也派我到海南工作。我随专署人员与军队共乘一艘大海船（张云逸同志未在船内，据说他单独经香港赴海南），不料到海口市登陆时，被当地驻军（第四军独立三十六团，团长黄镇球部（实际负责是副团长叶肇）缴械。情况发生时，党组织临时发给每个党员一部分港币，作为应变之用。部队被缴械后，文职人员全部被拘留，其中海南岛人则被关进监狱。外地人则在监狱外的一个大亭子内集中，听候审查。当天晚上，我发现负责看守我们的排长，说话带有广西壮族口音，我便用壮语向他打招呼，他惊讶又亲切地和我攀谈起来。我告诉他：“我原在广州上学，因家中生活困难，学费接济不上，托人介绍到海南来找工作。”他表示一定请求连长给我提前放出去。我把这一情况向组织汇报，组织指示我出去后的联络地点。大约是十一月十日我离开拘留所，找到了联络站（府城十字街一间杂货店的女同志），她告诉我香港的联络站，并告诉我当天下午有一艘法国客船由越南开往香港，在海口停一小时，我到海口刚好赶上这一班船。到香港后，按组织安排，我住进一个中型旅馆（世界饭店）。第二天早上，组织通知我说，广州正组织武装暴动，需要军事干部，你今天晚上即搭省港轮到广州向叶挺同志报到。十二月十二日晚搭上省港轮船，十三日晨驶近广州时，不时传来阵阵枪声，我怀着兴奋的心情，准备迎接新的战斗。登岸时，迎面一位穿厚呢灰色长袍的人向船上走来，一看正是叶挺同志。他以目示意，我知道情况不妙，便回头上船。上船后叶挺同志的警卫员低声告诉我：“失败了。”不便多谈，我们彼此装成互不相识的人。船到香港码头已是晚上。码头上戒备森严，对旅客严密搜查。叶挺同志混在旅客中走在前头，我看他被搜查后已离开码头。他的警卫员虽穿便衣，却像工人模样，便被搜查人员拉过一旁。正在这时他回头看我一眼，被搜查人员发现了，指着我说：“这个穿西装的是他的同伙。”便把我也拉过一旁。后来把所拉出来的嫌疑犯都送到拘留所。拘留所拥挤不堪，有小偷，有抢劫犯，很复杂。我一夜未合眼。天亮后，一名英国警官来巡视，我向他提出抗议。一小时后把我移到单人房，由一名中国人审问我，他说不出拘留我的理由，最后他说：“我们只管抓嫌疑犯，是否有罪由广州政府处理。等候广州派人来把你们带回广州。”几天以后，广州市公安局派人来把所有嫌疑犯数十人（两人共一副手铐）押回广州。当我们在广州省港码头等候公安局的囚车时，正巧遇见了原来跟我岳父在军校教授部工作时的勤务员肖某（共产党员），他悄悄地告诉我，我岳父全家已迁居到上海，地址是英租界大中里44号。我托他到军校告知马威龙同学，设法把我保出去。第二天马威龙来看我，公安局不许接见，仅将他送来的面巾、肥皂、牙刷等转交给我。广州市公安局长朱晖日非常残酷，把许多嫌疑犯集体屠杀，所有关进公安局的人都作牺牲准备。这时局里关押的政治犯一百多人，已秘密建立党小组，负责的是一位广东大埔人和一位福建人（军医）。过了一天，组织介绍一位姓张的医生与我认识，他是山东人，他告诉我，他最近将被释放，准备到上海去，如外面有什么事可托他代办。我即写了一封信（实际是绝命书）托他交给我的未婚妻敖天犀。一天，突然来命令，所有政治犯集合，排成一路纵队就地坐下。几十分钟后把前半部人带走，后半部人仍回监狱。我是后半部，离前半部只有几个人。后来听说带走的人都被处决了。当时，香港报纸揭露广州当局集体屠杀政治犯的事，反动当局被迫把公开杀害改为秘密杀害。不几天把所有留下的政治犯，都送到南石头惩戒场当作死囚，常常夜间杀害后把尸体投入江中。来探监的家属只能送东西，不能见人。所以当时把探监叫做拜墓（广东话叫“拜山”）。关进这个监狱的人都戴上脚镣，四五个人一间房，每天午饭后放风三十分钟，这是熟人见面的唯一机会。我和几位工人关在一间房里，记得第一次放风时，党组织就通知我：“讲话要注意，监狱里有叛徒。”大约过了十天左右，在一个晚上，狱卒把我叫出去，我认为凶多吉少，和同房难友一一握别。狱卒把我带到一间办公室，一位坐在那里的人问了我的姓名籍贯之后，突然说：“你认识覃子升吗？”我说：“他是我的伯父。”他又问：“你为什么要做共产党员？”我答道：“我不是共产党员。”他问：“不是共产党为什么把你关在这里？”我把我在香港码头被拘留及押解到广州，其间根本没有审问过，糊里糊涂就被关到这里来的经过告诉他。他态度变得和蔼了，叫我坐下。他说：“原来看守这个监狱的广东部队，已被我们广西部队打跑了。现在由广西队伍看守，现任惩戒场场长的是柳州人覃彩如。我是来接管这个监狱的，看名册上有你的名字，我很诧异，我也姓覃，和你的伯父覃子升是好朋友，他曾和我谈过你。你既然冤枉被关，可以写一个报告，把被误押的经过写清楚，我代你转呈给场长，请求准你保释。原来黄绍竑所带领的广西军队已把黄琪翔部打跑。外面时局的变化，监狱里毫无所知。第二天放风时，我向党组织汇报了上述情况。不到一星期我就被释放出狱。从海南岛拘留所到南石头监狱，前后四十多天，但我觉得过了好几个月似的。

    党组织认为我在广州熟人太多，身份可能已暴露，对工作不利，上海方面需要人，因此，我便到了上海。不几天，组织派那位在广州出狱时给我带家信的张医生来与我联系，要我在岳父家休息一段时间再说。我岳父敖正邦这时任南京中央军校编辑处长，住在南京，每周回家一次。我和内弟敖天铎（在上海读高中）同住一室。他偷看我的日记，怀疑我是共产党员，告知我的未婚妻和岳母。因此，张医生第二次来看我时，被我岳母挡住了（客厅在楼下，我住楼上）。好多天不见张医生来，我心里很怀疑。有一天我的未婚妻和内弟见我很烦闷，正好梅兰芳在上海演出，便要我和他们去看戏。这是我第一次看到梅兰芳。散场时，我在人群中看见欧阳继修，他见了我也不打招呼，匆匆往人群中走去，使我更加怀疑。回家后，我追问未婚妻是否有人曾来看我，她吞吞吐吐地说：“妈妈已哀求他别来找你了。外面天天杀人，你为什么要冒这个险？”我很生气，打算逃走。未婚妻哭哭啼啼，岳母再三劝我说：“你才二十一岁，是覃家独生子，难道不为你祖先着想？”我非常恼火。以后，他们不让我外出，我也无法找到组织。不久，我岳父把家迁至南京。这时方鼎英的第四十六军军部驻在南京朝天宫，该军是由黄埔军校入伍生部军士教导总队扩编而成的，由广东出发时番号是第十三军。原教导总队主力编为该军第四师，师长原为唐星，后来是李亚芬（保定军校出身，原任黄埔军校第六期入伍生团长）。我岳父告诉方鼎英我已到南京，希望他给我安排工作。几天后，方召见我并对我说：“你还是回来吧！先到第四师参谋处工作（当第三科科长），以后有机会再给你带兵。”不久，该师整编为陆军第十师。我仍任师部参谋。师部驻防扬州。这时我的岳父岳母送我的未婚妻来扬州结婚，方鼎英亲自为我证婚。婚后不久，我感到在第十师带兵的机会不多，便到南京中央军校找张治中（他是军校教育长），他同意我回军校工作。先在第六期第三大队第十中队，后到第七期步兵大队第二中队，先后任区队长、副中队长等职。一九三〇年蒋介石为了与阎锡山、冯玉祥中原大战，以第七期学生为基干，成立教导第二师，张治中兼任师长。我在该师先后任团副、营长。张辞职，该师改编为两个师，即第四师，师长汤恩伯，第二十五师，师长关麟征。我先后在第二十五师任一四九团团长、七十三旅旅长。该师与第二师合编为第五十二军，关升任军长。该军新成立第一九五师，派我任师长，继升副军长、青年军师长。后又升任第八兵团副司令兼第五十二军军长。最后任南京首都卫戍副总司令，国民党中央委员，始终未离开黄埔系统。这是我在国民党政府中二十年的历程。一九四九年七月在香港与黄绍竑等通电起义，才又回到革命的行列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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