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扩情

    一、黄埔同学会的前期

    青年军人联合会的成立

    黄埔军校，于一九二四年二月起，在广州、上海等地招考第一期学生，四月初入校受入伍训练，六月十六日正式开学。不到两个月，第一队的共产党员学生蒋先云即与在粤的粤、桂、湘、滇各军所设立的军官学校的学生联系，酝酿“青年军人联合会”的组织，并向黄埔军校建议成立这个组织，意在以革命的黄埔学生，来影响各军官学校的学生，以免成为各军在广东争夺地盘、各霸一方的罪恶工具。这个建议，不仅为全体黄埔同学所赞同，而且还得到了蒋介石的特许。当即推蒋先云为青年军人联合会的筹备员，我亦在被推之列。蒋介石曾亲笔写了一篇发起这个组织的序言，说明成立青年军人联合会的革命意义。

    在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快要毕业的时候，即一九二四年十月左右，青年军人联合会的组织已基本上建立起来了。加之军校第二期的共产党员同学周逸群、王一飞等的积极活动，在大多数的青年军人中，树立了相当的威信。在第一次东征前，即一九二五年一月间，就发展到了相当的人数，成为比较有力量的组织，能在广东的青年军人中起着领导作用了。

    孙文主义学会的成立

    黄埔军校开学时，国民党的老顽固分子谢持由上海来广州，说是参加军校开学典礼，他住广州大沙头医院，饰词养病，极力拉拢军校教职员中的右翼分子，如教授部主任王柏龄等以及学生贺衷寒、潘佑强、冷欣等。极尽造谣煽动的能事，说“共产党名虽与国民党合作，其实是想乘机篡夺国民党的党权；一朝得逞，所有国民党员，尤其是黄埔同学中的国民党员，将受到无情的迫害，而无立足的余地”等，危言耸听，激起了上述诸人对共产党员同学的仇视。后来又感到蒋先云、周逸群等在学校内公开散发《向导》周报和其他宣传共产主义的刊物，而他们又都是青年军人联合会的核心分子。就断定青年军人联合会这个组织不是一般青年军人的联合，而是作为发展共产党组织的据点，从而决定采取以组织对付组织的行动。孙文主义学会，就是在这样情势之下，专为对付青年军人联合会而起，并不是为了要学什么孙文主义，所以一经发动起来，就千方百计地找共产党员同学惹是生非，寻衅肇祸，种种蛮不讲理的情形，真是举不胜举。其最为突出的一件事：孙文主义学会分子潘佑强、杨引之两人，某日在广州中山大学内，遇到青年军人联合会的负责同学（是否周逸群、王一飞，已记不起了），即辱骂不休，施以毒打；而他们自己亦遭到了回击，彼此都受了伤。于是潘、杨两人的打手之名，就传遍了广州。我为此恐涉及共产党的嫌疑，宣布脱离青年军人联合会的关系，但亦没有参加孙文主义学会的活动。这不等于我不反共，不过我的反共行为，不像潘、杨两人那样张牙舞爪罢了。

    这些反共分子，不仅在于吵吵闹闹、惹是生非了事；其最终的目的则是在于把共产党员完全排除出国民党以外，从根本上破坏革命的三大政策，故不惜进行种种阴谋，制造事件，以激起蒋介石发动反共的决心。本来早已蓄谋反共的蒋介石，有了这些人的兴风作浪，摇旗呐喊，便有机可乘，而同这些人上下其手，轰动一时的中山舰事变，就是在这样的阴谋中制造出来的。但蒋介石却装作不知的样子，于事变后不久，召集我们在黄埔同学中一部分负责人，在广州长堤黄埔军校驻广州办事处聚餐时，只说明：中山舰事变是由于他在事变前，由黄埔乘汽艇来到广州东山住所，刚一坐下，即有人打电话来问：“校长今天返不返黄埔？”他答说：“要返黄埔。”不一会儿又来电话问：“校长何时动身返黄埔？”他顿时感到，像这样向他打电话的情形，还是第一次，因而疑有异状，便答：“返不返黄埔现尚未决定。”随即派人侦察情况，见中山舰已自动地升火待发，同时工人纠察队亦有整装出动的情形，即判定中山舰将乘他登艇返黄埔之时，拦截他到舰上，送往异地加以谋害，以事起仓促，故权宜处置云云。我等问：“打电话的究竟是哪一个人？”他说：“没有到死的时候，不愿把这个人公开。”我等当时听了他这番讲述后，就信以为中山舰事变，是突然发生的事情，决不是有人制造起来的。但至今想起来，他当时不愿把打电话的人公开出来，是根本没有什么打电话的人，纯是蓄谋反共的捏造。

    蒋介石不仅欺骗我等，就是对那些造谣煽动、唯恐不发生事变而投合了他的意图的人如王柏龄等，也不承认中山舰事变是由他们所煽动而起，而且还作出谴责他们的姿态，给予他们免职处分。这不仅是为了杜绝王柏龄等向他邀功求赏，甚至乘机要挟；而且更能把事变的责任强加在共产党方面，使其无置辩的余地。但是终于逃不出有正义感的人们的明察，徒见其心劳日拙而已。

    蒋介石于中山舰事变后，即大做其反共文章：除向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出限制共产党的办法，和把在军队中任党政工作的共产党员一律清除出去之外，并以青年军人联合会和孙文主义学会两个组织有违亲爱精诚的校训，破坏整个同学的团结，下令一律撤销。

    二、黄埔同学会的成立

    蒋介石于撤销两个组织后，他估计到共产党的学生决不会因青年军人联合会的撤销而中止其暗中的组织活动。他感到非有一个在其直接控制之下的统一的组织，不足以防止共产党的活动。因此，乃决定成立黄埔同学会（是黄埔陆军军官学校同学会的简称）的组织，并派蒋先云、冷欣、贾伯涛、杨引之、余洒度及曾扩情等为筹备员。我们于四月中旬开始筹备，五月中旬就绪，借广州中山大学体育场开成立会，约有两百多位同学参加，由蒋介石出席主持。设会长一人，由蒋自任；设秘书和监察干事各一人；设组织、宣传、总务三科，各科设科长一人，科员数人。秘书一职，由蒋先云提出以曾扩情充任，经多数通过。监察干事胡静安、组织科长杨引之、宣传科长余洒度和总务科长李默庵，是由蒋介石指派的。

    我之得以任黄埔同学会的秘书，是经过相当的曲折过程的。在中山舰事变后，二十师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包惠僧因系共产党员被解职，由我以第三团党代表的职位升充政治部主任。不到半个月，就被该师副师长林振雄向蒋介石告发，说我有包庇共产党的事情，并指出包惠僧任内所任用的秘书丁默村是共产党人，没有解除他的职务。我未来得及申辩，就被撤去主任之职。我被撤职后，生活立即发生恐慌，急想另派工作，即向蒋介石写了一份相当长的报告，辩明丁默村过去虽是共产党员，但早已公开脱离；在中山舰事变后，又坚决表示与共产党划清界限，请派人彻查，如所报不实，愿受严厉处分。不到三天，即接到蒋介石的秘书长邵力子先生奉蒋介石面谕的复示，派我任黄埔军校政治部秘书，并主办军校刊行的某种刊物（名称记不起了）。我还未到政治部办公，又得到蒋介石的手令，改派我为黄埔同学会的筹备员。蒋先云在成立同学会的大会上，提出我任秘书，并得到多数的同意，我想这是由于我对任何方面的同学都无恶感的缘故。

    胡静安之得派为监察干事，是由于他常向蒋介石报告共产党的生活情形，颇得蒋的欢心。杨引之之得派为组织科长是由于他在孙文主义学会时，有坚决反共的表现，颇为蒋介石所信任。余洒度以共产党员而得被派为宣传科长，是由于他是“血花剧社”的社员，演剧时曾获得蒋介石的当众表扬；同时，凡属“血花剧社”社员，都由蒋介石直接领导，逢年过节，都齐集在他家中聚餐，关系比一般同学亲切，而余对蒋亦表示特别尊重。李默庵之得派为总务科长，是由于他原是共产党员，在中山舰事变后，直接向蒋介石声明脱离共产党，愿效忠于国民党，因此为蒋介石所看中。

    三、黄埔同学会的活动情况

    黄埔同学会规定，凡属黄埔军校学生，均为当然会员，由同学会负登记考核之责。凡毕业同学的任免和升迁调补等等，均须根据同学会的登记考核来决定。无论毕业与未毕业的同学，均须在同学会的监督指挥之下，效忠于国民党，奉行三民主义，绝对服从校长领导，不得有任何其他的组织活动，尤其不准从事共产主义的宣传；如有违反，应受严厉的处分，或以叛逆论处。这表明同学会不仅对所有同学有任用罢免之权，而且操有生杀予夺之权。此时虽没有明白提出“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一个敌人”的法西斯独裁的政治纲领，而同学会在实质上却为蒋介石的法西斯独裁统治建立了初步的基础。

    此外，不仅蒋介石的嫡系军队中有黄埔同学会的组织，即所谓杂牌军队中，只要有黄埔同学渗入，亦无不有同样的组织活动，并进而掌握军队中的党权。蒋介石自成立黄埔同学会后，即在中央党部成立一个“军人部”，自任部长，以同学会秘书兼军人部秘书，其主要职员如组织、宣传、总务各科科长，亦无不由黄埔同学充任。凡军队中的党部组织和党代表的委派，都要通过军人部的提请，才能作出决定。我所记得起的，如国民革命军第六军的党代表林祖涵、第八军的党代表刘文岛、第九军的党代表吕超、第十四军的党代表熊式辉等，都是军人部所提请委派的。

    蒋介石于成立黄埔同学会和军人部后，即就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出发到江西，指挥北伐的战事。留在广州的黄埔同学会经常受到共产党员同学，尤其是未毕业的第四期的共产党员同学的种种责难。他们时常揭发队上官长虐待学生和贪污不法事情，以及任第六十团团长的第一期同学李杲，驻在中山县有压迫农民和工人的事情等等，责备同学会坐视不理。他们还散发传单，张贴标语，真是难以应付。我当时认为这是军校政治部主任熊雄有计划的策动，特以书面密报蒋介石，派第三期同学陈超带往江西面交。蒋介石接到我的报告后，颇感震怒，即向其侍从秘书蒋先云说：“反对曾扩情就等于反对我。北伐尚未成功，共产党的黄埔学生即如此蛮不讲理，我还能当总司令吗？离了我的领导，看你们共产党的同学还会有什么出息？”经蒋先云婉言劝解，说同学们如小孩一样，吵吵闹闹，情所难免；请平心静气，不要因小而失大。并表示愿亲自回到广州进行调处，蒋才息怒。此事虽经蒋先云回来调处，暂告平息，但蒋介石到了南京后，对共产党员同学的残酷镇压和对熊雄的杀害，在当时可能已经下定决心了。

    一九二六年十月，武昌、南昌两个战略地点为国民革命军相继占领后，蒋介石即不遵照中央“以武汉为临时的国都”的决定，特电请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由广州北迁到南昌行使职权，便于直接的控制；并令黄埔同学会随同迁来。武汉方面依法力争，并促蒋介石随同中央转到武汉行使总司令职权。他才迫不得已于一九二七年一月到武汉一行，并要我随同前往，以便联系在武汉方面的同学。我于到武汉的第二天晚上，在汉口市游艺场召集了两百多个同学听蒋训话。他训话的大意是：要全体同学服从领导，团结一致，完成北伐，为国民党效忠，才对得起孙总理在天之灵云云。

    蒋介石到武汉的当天晚上，在宴会上受到了苏联顾问鲍罗廷的责备。他认为这是“国家民族的奇耻大辱”，不到三天，即不告而去，仍回南昌。他临离武汉前，特派我前往沙市任国民革命军独立十三师（师长曾述孔，四川人）党代表，以拉拢该师，免被共产党渗入。我以同乡的关系把曾述孔拉了过来。到了二月中旬，蒋介石觉察到该师有被唐生智军解决的征兆，特电曾述孔转告我速回南昌一行，另有任务。我离沙市不两天，即闻该师已被唐生智的师长何键派兵包围缴械了。

    与我到十三师的同时，蒋介石闻朱德在四川万县的杨森军中从事共产党的活动，特派同学会组织科长杨引之前往进行破坏。到宁汉分裂时，杨从万县回南京复命，路经武汉，被工人纠察队查获枪决了。当时在四川的黄埔同学受蒋介石的指示，在成都提督街公园内，为杨建立了一个“烈士碑”。

    一九二七年三月初间，在武汉方面的共产党同学，有酝酿反蒋的事情。蒋介石特派我前往调解，我特约所认识的共产党同学如叶德生、李鸣珂（均四川人）等数十人，劝以只有全体同学，一心一德地在校长领导之下，才能完成北伐的历史任务，才有光明的前途，否则各走一方，难免不演成自相残杀、同归于尽的惨局云云。叶等答以我们之服从校长与否，不以个人的利害为转移；只要校长大公无私，对共产党同学一视同仁，并贯彻执行三大政策，坚决走革命的道路；不引用张静江等老朽昏庸之辈，我们没有不服从他的领导的。末后推我写一封信给蒋介石，表达上述的意愿，由我面交。后以情势的恶化未敢交他。

    与上述情况的同时，邓演达（曾先后任黄埔军校训练部副主任和教育长，当时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驻武昌）在武汉发表了一篇论文，对蒋介石的领导革命颇有异议；尤以对老朽昏庸如张静江、吴稚晖之流奉为党国元老，参与国家大计，有严正的批评。蒋介石颇以为虑，特派我同同学会宣传科长余洒度，于三月十七日晚间到武昌见邓演达，代表他欢迎邓任总司令部参谋长，企图消除邓对他的反对。我两人首先表达我们的意愿，请邓与蒋同心协力地领导全体同学，为伟大的革命事业而奋斗，否则领导人各不相谋，黄埔同学就难免不分化成为各种各样的私人团体，争权夺利，自相残杀，有负孙总理创办黄埔军校的苦心，根本说不上担当革命的大业。然后代表蒋很诚恳地欢迎他任总司令部参谋长，当国家大计的决策人。邓表示：“对校长并无别意，唯照他那样地领导革命，永久不会成功，只有照我的主张贯彻执行三大政策，与一切老朽昏庸和官僚政客划清界限，严整革命阵容，才能取得革命的胜利。如校长能做到这点，我仍当受他的领导，当与不当参谋长，无关轻重得失。”我两人请他写一封信给蒋介石，说明上述的情由。他说：“今已夜深了，可明日来取信。”我两人按时去取信，他辞以因病不见而作罢。不几日，为中山舰事变的周年，武汉到处发现反蒋标语，并闻将以蒋介石走狗的罪名逮捕我，我即潜离武汉而东走，余洒度已不知去向。

    我离武汉于三月底到达上海时，蒋介石已由南昌先到两天了，我把在武汉活动的情形报告他以后，他没有什么表示。随即派我持他的亲笔信去苏州见第二十一师师长严重（原属邓演达任粤军团长时的营长，对邓颇有信仰），要他将在该师工作的共产党员，一律押解到上海，听候发落。我到苏州还未来得及交信时，蒋又派其侍从副官宓熙乘专车来追我回去，他说：“信不可交，交了也得收回。”他虽没有说明追回信件的用意，但我已意识到：蒋已决定正式背弃革命的三大政策，对共产党人作总的清算；在没有正式发动、采取各方一致的行动时，不宜有临时和个别的行动，以免引起共产党人的防备，难收一网打尽之效。果然，到四月十二日那天，就在上海发动了对共产党人的惨绝人寰的血腥屠杀。

    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血腥屠杀后，即转到南京，成立他独裁统治的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我于此时，遭到了第一期同学洪显丞等的反对，说我反共不力，不足以任同学会的秘书，即被撤去秘书之职，以第一期同学酆悌接充。为了清除黄埔同学中的共产党员和与共产党有关联的同学，特在同学会内设一“纪律股”，以嗜杀成性的第三期同学刘伯龙任股长，以流氓成性的第一期同学王慧生、第五期同学柏良等任股员。他们有权对共产党同学和与共产党有关的同学执行逮捕、审讯、监禁和处以死刑。如对第一期同学顾浚，认为他在南昌任宪兵营长时，有出卖宪兵团与共产党，几使其副团长关麟征险遭不测的罪名，公开押赴鸡鸣寺下的坟场上执行枪决；其他用严刑拷讯、秘密处死的人，颇不在少数。

    蒋介石于一九二七年八月被迫下野时，把他所有的军队和有关的军事机构等等，统交何应钦接领；独黄埔同学会则交由住在上海的朱绍良指导，并令迁往杭州执行会务，派我重任秘书，主要的任务是：团结在职的同学，保持和发展力量，以备蒋介石复职时驱使，其次，收容当时的失业学生集中在杭州，施以军事和政治的训练，共收容了一千余人，编成一个总队，由贺衷寒任总队长，主持训练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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