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希濂

    中学时期

    我于一九〇七年出生于湖南湘乡县溪口的一个富裕中农的家庭里，幼年在乡村读过一年私塾，五年小学，一九二一年到省城长沙考入长郡中学。当时正是帝国主义猖狂侵略中国的时期，正是各个帝国主义勾结各地军阀进行内战的时期，连年战争不息，灾祸频仍，真是民不聊生，国亡无日。我国自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后，爱国之士大声疾呼，号召青年起来从事救国运动，所以我在长郡中学两年半的时间里，受救国思潮的影响，成为一个积极分子。那时湖南成立了学生联合会，会长是夏曦（以后才知道他是毛主席领导的新民学会会员，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他是湘鄂边区党委负责人之一，随后在长征途中溺毙）。学生会常召集各学校的积极分子开会，讨论进行宣传和组织游行示威等项活动，我曾参加过多次。我在学校的国文教师熊亨翰，对我的作文颇为赏识，常给我打九十分或一百分，有时甚至把我的作文贴在学校的公告栏内供大家阅览，这并不是我会写文章，而是因为我的作文中充满了对帝国主义侵略和军阀祸国殃民的愤懑，洋溢着爱国热情。我和同级同学曾三（湖南益阳人，在大革命时期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长征）意气相投，两人合作在校创办了一个《雷声》墙报，张贴在学校公告栏的旁侧，有几位热心的同学帮助写稿，这些作品充满着对时事的悲愤。一九二二年湖南当局赵恒惕杀害工人运动领袖黄爱、庞人铨，我们在《雷声》上作了猛烈抨击，许多同学都为我们捏一把汗，有些人劝我们不要这样搞，恐有被捕杀头的危险，幸得学校一些师生的同情和支持，没有遭到迫害。

    到广州去

    孙中山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于一九一一年结束了几千年封建帝王的统治，使久受专制奴役的人民在精神上得到一次解放。但是，由于资产阶级的软弱，既没有得到最广大的农民的支持，也没有摧毁旧政权最大的支柱——北洋军阀体系，所以这次革命的果实，很快就落入了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手中。孙中山号召继续革命，但多次都失败了，到一九二〇年他受到一部分地方军阀的拥护，在广州获得一个立足点，设立大本营，孙中山自任大元帅。到一九二二年六月孙所畀重的粤军总司令陈炯明与北洋军阀勾结，背叛孙中山，孙被迫离穗赴沪，随后拥孙的各部，声讨陈炯明，向广州进军，陈被迫率部退据东江，孙中山于一九二三年二月重返广州。孙在未回粤以前曾于一月二十六日在上海与列宁特派的苏联代表越飞晤谈，并发表共同宣言，回粤后，获得中国共产党的帮助，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政治纲领，得到了广大人民和知识青年的热烈响应，都把广州看成是祖国前途希望的象征，我脑海里产生了到广州去参加革命的念头，但那时粤汉铁路只修到株洲，其余很长的一段路须得步行，人生地不熟，又无路费，怎能去呢？心中殊为苦闷。不料事有凑巧，在一九二三年冬快要放寒假的时候，有一天，熊亨翰老师（湖南益阳人，长郡中学国文教师，大革命时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积极从事革命工作，一九二七年蒋介石、汪精卫相继背叛革命，熊在武汉被捕，在汉阳鹦鹉洲英勇牺牲）找我去，悄悄地对我说：“现广州派人来湖南招学生去受军训，你想去吗？”我听了十分兴奋，连答了几声“愿意去”。于是熊老师写了一封简短的介绍信，叫我去某地接头，很快就报上了名。过了几天通知我们到育才中学去参加考试，与考者一百多人，几乎全被录取了，主其事者为李明灏，他是湖南醴陵人，日本士官学校毕业，那时他是程潜（程当时为广州大本营军政部长）的部下，是程潜派他来湖南招生的。有一天李明灏对我们说：“这次来湘招生是秘密的，你们不要对外声张，要各自筹措路费去广州，可以三五个人一起走，但务于半月内动身。”我满心欢喜，首先去告诉我的二哥宋栩初（他那时在长沙一个机关里当小职员），他听了我的话，认为我这样小的年纪（那时我还未满十七岁），要千里迢迢到广州去，简直是荒唐，责备了我一番，那时已放寒假，他给我两块光洋（即银元），嘱我日内就回家乡去。而我则坚持要去广州，两兄弟争吵了几个小时没有结果，第二天我去见在湖南财政厅当一级科员的叔父宋均，告诉他这件事，一开头他也认为路太远，不宜去。而我则坚持要去，并恳求叔父为我筹措光洋三十元作路费。叔父见我态度坚决，答应考虑。过了几天，叔父叫我去，二哥也在，叔父对我说：“你既然坚持要去，我们答应你，为你筹措了三十五块现洋作路费，你要找几个好伴一道走，路上要小心谨慎……”真是千叮咛，万嘱咐，我内心里既感激又兴奋。第二天我首先去找陈赓，他和我同县，是在育才中学考试时认识的。我们一见如故，很谈得来。他曾告诉我，他是湘乡柳树铺的，离县城十五华里，曾在县城东山高小读过一年多（一九〇九年，毛泽东主席曾在这个学校读过书。这个学校的前身是湘乡东山书院，是清朝末年废私塾兴学校的时候创办的），随后在湘军鲁涤平的部队里当过几年兵，觉得没有意思，才又到长沙来进学校。我们约好了一道走，我还找了长郡中学的同学刘进、史书元等人，商定了起程日期。我们一行二十余人，公推陈赓当领队，搭乘湘汉铁路去汉口，坐的是四等车，污秽肮脏，拥挤不堪，但车费便宜。到汉口住在一家三等旅馆里，有抽鸦片烟的，有打麻将的，有卖唱的，吵闹得几乎整夜不能入睡，这是我离开家乡后初次踏入社会的印象。在武汉住了两天，乘船东下，坐的是统舱。所谓统舱，就是在轮船的下层，睡地板，没有床铺。一路上饱览湖山风光，心想我们祖国是多么辽阔宽广，多么富饶秀丽，岂能容忍帝国主义海盗们的恣意掠夺！到上海住在一家小客栈里，倒还清静，大家对于这个十里洋场存有戒心，不敢随便出去逛，过了两天便乘船去香港，到港后只停留几个小时，即换船去广州，大约是一九二四年一月中旬抵达广州的。

    悠闲与彷徨

    我们以为到广州时想必有人接待，安排好食宿，不料到了长堤码头，并没有人来照拂，真是大失所望，广东话又听不懂，大家都茫然不知所措，七问八问，总算找到了一位会讲普通话的本地人，他看我们这些人的穿着和行李都十分简朴，便介绍我们到华宁里的客栈去住，说那里便宜，我们雇车去了。这条里巷除住家的外，有十几家小客栈，每所客栈约有七八个房间，每间可住三四人，我和陈赓、萧某（忘其名，此人以后没有进黄埔军校，也一直不知他的下落）同住一室，三人情同手足，每天除看看书报外，总是一道出去游公园、逛马路。在长沙招的一百多人，陆续来到广州，大多数都住在华宁里，每天食宿费为广东毫洋四角（一块银元可换毫洋一元二角），可是事情真奇怪，我们到华宁里住下一个月了，从没有人来和我们打招呼，我们带的旅费都有限，眼看就快用完了，大家都焦急彷徨，总得想个办法才行，随即打听到了程潜的军政部所在地，通过会商，一致公推陈赓、李默庵等人为代表去见程潜，程潜答应自即日起发给我们食宿费，大家才松了一口气。大约到了三月初，李明灏来和我们谈话，说程潜部长决定要办一个陆军讲武学校，地点在北校场营房，正在修理中，一俟修好，就把我们这些人搬进去受军事训练。未去以前，先搬到关帝庙（在越秀公园的东北角）里暂住，自己起火可以省一点，管理也比较容易些。这个关帝庙荒芜已久，头几天我们天天去打扫，随后搬进去住下，没有床铺，也没有木板，就睡在铺有稻草的地上。

    中国国民党的改组和创办陆军军官学校

    孙中山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毅然决然改组国民党，于一九二四年一月在广州召开有共产党人参加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发表了大会宣言，重新解释了他的三民主义，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从而推动了中国革命的迅猛发展，这是中国革命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点。同时孙中山在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的启发下，认识到只有革命党的奋斗，没有革命军的奋斗，始终会被一般军阀官僚把持国家，革命就不可能成功的真理，决定创办一个军官学校，作为培养革命武装的骨干。它的名称是“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为什么又称黄埔陆军军官学校呢？这是因为这个学校的校址位于广东黄埔岛上。黄埔岛距广州约四十华里，当时的小汽船一小时可到，全岛周围二十余华里，林木葱茏，山峦起伏，南连虎门，为广州第二门户，长洲要塞在焉。以前曾为广东陆军军校及海军学校旧址。孙中山以其四面环水，与城市隔绝，地当枢要，实为军事重地，便于兴学讲武，遂指定该岛为军官学校校址，因此一般简称为黄埔军校。

    校长一职的角逐

    自孙中山决定创办陆军军官学校之日起，广东各实力派人物，认为是一块肥肉，纷纷向孙中山推荐校长人选，争夺颇烈，而孙则属意于蒋介石，各头头不同意，争论不休，孙曾忿然曰：“如果不叫介石当校长，宁可不办。”并于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四日，以大元帅名义任命蒋介石为陆军军官学校筹备委员会委员长。（一九二一年四月广州非常国会制定中华民国政府组织大纲，并推举孙中山为大总统，于五月五日就职，到一九二二年六月陈炯明叛变，孙离穗赴沪，是年十二月在广东的其他部队反对陈炯明，进攻广州，陈屡战不利，退守东江，孙中山于一九二三年二月回到广州复职，并自任大元帅）。为什么孙中山当时那样器重蒋介石呢？有简要说明一下的必要。孙中山与蒋介石以往的关系，只是一个党的领袖与一个普通党员的关系，辛亥革命时，蒋介石从日本回来参加了，当了上海都督陈其美属下的一个团长。陈其美死后，他也就失势了，其后他到广东、福建，在粤军许崇智部（那时粤军总司令是陈炯明，许是军长）任过参谋长、支队司令等职，虽与孙中山有较多的接触机会，但并未被孙中山所重视。因为蒋介石在党内资历较浅，也没有显示他的才智有过人之处。蒋介石在许崇智部混了几年，郁郁不得志，乃跑回上海，与张静江、戴季陶、陈果夫等人从事交易所的投机买卖，一九二二年六月十五日陈炯明突然背叛孙中山，指令其广州的部属叶举等包围设在观音山的总统府，并进行炮轰（那时陈炯明本人在惠州），孙事先得到粤军中的几个军官的多次密告，于深夜化装逃出总统府，得温树德海军总司令及所属海军部队的拥护，登永丰舰（以后改称中山舰），与叛乱部队对抗，蒋介石在沪得此消息，立即赶到广州见孙中山，在永丰舰随侍，颇多策划，一直支持到八月九日才共同离穗，经香港赴上海。事后蒋介石写了一本《孙大总统广州蒙难记》的小册子出版，孙中山为之作序，一开头就说：“陈逆之变，介石赴难来粤，入舰日侍余侧，而策划多中，乐与余及海军将士共死生……”等语，随后孙中山又派蒋介石去苏联考察。由此可见孙对蒋之器重。

    孙中山于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四日任命蒋介石为陆军军官学校筹备委员长之后，又于二月一日任命王柏龄、李济深、沈应时、林竞雄、俞飞鹏、宋荣昌、张家瑞为筹备委员。在省城南堤二号设立筹备处，二月六日正式成立，分设教授、教练、管理、军需、军医五个部，推定王柏龄、李济深（由邓演达代理）、林竞雄、俞飞鹏、宋荣昌为临时主任，分部办事。筹备处自成立至五月初学生入校后，便改为军校驻省办事处。至于各级干部的来源，除校级人员多系由各方推荐外，下级干部大部分系由西江讲武堂毕业学生中挑选来的。

    招考学生

    二月十日分配各省区招考学生名额，原定招生三百二十四名，计东北三省加热河、察哈尔（现在的内蒙古自治区一带）共五十名；河北、山东、山西、陕西、河南、四川、湖北、湖南、安徽、江苏、浙江、江西、福建、广东、广西每省十二名，共一百六十八名；湘军、粤军、滇军、豫军、桂军各十五名，共七十五名；国民党先烈家属二十名，尚余十一名，另招备取生三十名至五十名，唯当时各省多在军阀铁蹄统治之下，不便公开招生，故预先委托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回籍后，代为招生。[4]三月一日，孙中山以大元帅名义，任命蒋介石为本校入学考试委员长，王柏龄、邓演达、彭素民、严重、钱大钧、胡树森、张家瑞、宋荣昌、简作桢为考试委员。三月二十七日假广东高等师范学校（以后改称中山大学）为考场，举行入学考试，各地投考的学生共计一千二百余人，三天试毕，因考生学识较佳者颇多，故酌量放宽录取，四月二十八日发榜，计正取生三百五十名，备取生一百余名。我们入学后，陕西三原的于右任，介绍三十多人来校，未经考试，即编入第四队，不在上数之内。

    我投考军校的经过

    我们一百多人搬进关帝庙里住下后，除早晚点名外，仍然是闲着无事，有一天我和陈赓外出散步，沿着珠江北岸的长堤悠闲地走着，走到南堤码头附近，忽然看见有陆军军官学校招生的布告，我们仔细读完后，商量一下，决定报名应考。招生报名处就在码头附近的一所两层楼房里，报名条文中规定要年十八岁以上的，那时我刚满十七岁，但按中国旧的算法，满了十七岁就可说是十八岁了。所以我就填上十八岁。三月二十九日到广东高等师范学校参加考试，一进场，我愣了一下，竟有这么多的人参加，心想像我这样一个中学（那时是旧制，规定四年毕业，不分初中高中）还没有毕业的人能考得上吗？不免有些忐忑不安。考试一开始就是作文，题目是“论中国贫弱的原因和挽救之道”（大意如此，原题记不准了），正好我到广州后，在这两三个月中，阅读了孙中山的一些讲演，特别是国民党改组后发表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我曾读了又读，基本上领会了这些文件的重要意义，我就根据这些文件的精神，结合试题加以发挥，至于其他如数学、历史、地理等，我都考得一般。考试完后心情是不平静的，能不能考取，常在脑海里打圈，过了半个月，还没有发榜，一直等到四月二十八日才发榜公布，陈赓和我都被录取了。我真是喜出望外。

    入校和入伍训练

    一九二四年五月五日上午九时左右到达南堤码头附近集合，由几位负责领队的官长清点人数后，即分登数艘民船，由小火轮拖着驶往黄埔，约一小时到达，编为第一、二、三三个中队，我编在第一队第三区队，陈赓编在第三队。五月十日备取生一百二十名进校，编为第四队[5]。总计学生四百七十名（加于右任介绍来的三十余人，实为五百零几人），总称为学生总队。

    学校校舍是利用原广东陆军学校旧址，由于久置不用，房舍颓废，筹备期间曾大加整修。至于原海军学校的旧址，系在北面，与本校相毗邻。校舍大部分一楼一底，一间寝室有的住二三十人，有的住七八人。睡的都是木制双层床。

    从入校之日起到六月上旬，约一个月的时间，基本上都是操练，即学会作为一个军人的基本动作，如立正、敬礼、集合、整齐队伍、正步与跑步等等。半个月后，每人发了一支步枪，蒋介石对大家讲了发枪的意义，然后由队长讲解步枪的性能，各部分的名称，并开始进行射击训练。军队要求动作迅速，所以吃饭及上厕所等，都受时间的限制，每天的生活都是十分紧张的。

    宣誓加入中国国民党

    大约是六月上旬，廖党代表对我们作了一次入党动员讲话，大意是当前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是有增无已，军阀为了争夺地盘，无日不战，弄得民不聊生。孙总理领导下的中国国民党，肩负着“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双重任务，要求大家入党，就是要为救国救民而奋斗，任务是很艰巨的。作为这样一个党员从事斗争，是很有意义的，是光荣的……讲话完了后，廖党代表又耐心地说明入党申请书的填写方法，讲到要有两个入党介绍人时，廖党代表说：“你们对于队上的官长和同学，可能不知道谁已经入党，那就写校长和我也可以。我们两人作为你们的入党介绍人。”我就是这样写的，可能同学们都是这样写的。入党申请表填好交上去，经校长办公室审阅后，过了几天就全体集合举行入党宣誓仪式。

    开学典礼

    一九二四年六月十六日举行开学典礼，上午八时来宾及本校官生齐集大花厅（有说在大操场）参加典礼，来宾中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胡汉民、汪精卫、张继，大本营军政部长程潜、次长胡谦，外交部长伍朝枢，粤军总司令许崇智，湘军总司令谭延闿，滇军总司令杨希闵，桂军总司令刘震寰，广东民政厅长孙科等人。孙总理偕夫人宋庆龄女士莅校，孙中山身穿白色中山服，戴着“拿破仑”式白帽子，精神奕奕，态度安详。九时许孙先生和蒋介石、廖仲恺登台，举行开学典礼，中山先生作了两个多小时的讲话。

    救 火

    大约是在七八月间的一个深夜，大家睡得正熟，突然听到区队长大声叫唤起床集合，并要每人带上洗脸盆，队长带着队伍向海军学校旧址跑去，原来是房子着火了，火势越来越猛，全校师生职工，在没有灭火器也没有水泵带的情况下，奋不顾身地投入救火斗争，一部分人爬到楼上和房顶上，拆除一些砖头木板阻止火势的蔓延，大部分人自动组成十多条长龙，用面盆、水桶从海边取水，迅速传递，向火焰泼去，这样奋战了大约三个小时，火被扑灭了，房子只烧掉一个角，大部分得以保存。这所房子里有本校的印刷所，存放着一些器材，住着部分职工，损失不大，也没有伤亡，只是爬在屋顶上救火的同学，有几人受了轻伤。我们回到寝室时，已快天亮了，总队长宣布上午不出操，要大家好好睡觉。下午本来是要上课的，队长传达停止上课，三点钟集合，听候校长和党代表讲话。集合完毕，蒋介石和廖党代表缓步走过来了，他们站在楼上，满面笑容，两人都以十分高兴的心情表扬了这次救火行动，说这种迅速勇敢、奋不顾身的精神，就是革命精神的表现。有了这种革命精神，就一定能消灭敌人，完成革命……大家受到这番奖励，也很兴奋。

    苏联顾问和日本军士

    孙中山决心改组国民党时，由苏联派来了以鲍罗廷为首的顾问团，随后又派来了以加伦将军为首的军事顾问团，总共有多少人，我不清楚。他们大都住在广州市东山顾问招待所。人们又称鲍罗廷为总顾问，加伦将军的军事顾问团，可能是受鲍罗廷领导的。我们在学校受训期间，加伦将军很少来校，派来有几个校尉级的军官协助训练，只记得为首的一个叫蔡顾问。他们的任务是帮助军事训练，讲解由苏联运来的武器，如重机枪、山炮等的性能和使用方法。还从日本雇来两三个日本陆军军士，专门教劈刺、投掷手榴弹等动作。这几个日本军士，教练三个月左右就走了。至于战术、兵器、筑城、地形等教程，基本上都是采用日本士官学校和保定军官学校的那一套。

    商团与帝国主义者的勾结

    孙中山先生创办黄埔军校，培植革命势力，不仅为国内军阀所畏惧，且引起帝国主义者的嫉视，香港英帝国主义者一方面勾结盘踞在东江的陈炯明，一方面又勾结在广州的陈廉伯，以谋倾覆革命政府，扑灭革命势力。陈廉伯为英国汇丰银行买办、广州商团团长，在广州极力培植商团的力量，秘密组织会党。英国人从而怂恿之，甚至吹捧陈廉伯可成为中国的“拿破仑”，因此陈叛志益坚，乃在香港暗中订购武器，与德商顺全隆洋行密谋，以“哈佛”号轮船悬挂挪威商船旗号运载军械。一九二四年八月四日以商团购械的名义，欺蒙政府，请得护照，历时不过四天，而九千余支的枪械已运入省河，其中并有手枪及手提机枪多支，孙中山先生得到派驻香港的情报人员的报告，发觉阴谋，遂手令军政部吊销护照，同时派永丰、江固两舰扣押械船。八月十日蒋校长奉大元帅命令，着长洲要塞司令（蒋介石兼任）即饬江固军舰迅赴沙角附近，将载运军器已被扣留之船，监押来省听候处分。当晚蒋介石派英文秘书张静愚偕同大本营副官邓彦华等乘江固舰赴沙角向运械之挪威商船交涉一切，翌晨发现该船已移动，停泊于白鹅潭，乃由永丰、江固两舰将该船监押到黄埔，泊近校门，严加监视，旋奉大元帅令，将是船枪械全行提出扣留于本校。黄埔位于珠江下游，江面颇宽，大船只能停泊于江的中心，乃派我们这些学生分乘小木船前往提取，用了差不多一天的时间，才把全部枪械子弹等运完。经清查军械数目与护照数目不符，足证商团私运军火之阴谋。陈廉伯等见事已败露，乃狗急跳墙，强迫商店罢市，要挟政府。

    英帝国主义的威胁与孙中山先生的大无畏精神

    英帝国主义者之利用商团，一开始只是暗中嗾使，及见商团计败，形势不利，乃撕下它的假面具，公开进行威胁，当扣械开始时，驻粤英总领事竟公然出面干涉，于八月二十九日致我政府外交部一类似“哀的美敦书”之通牒，措词荒谬，其中有“闻华军将轰击商团，如果属实，英国海军司令官也将炮击华军”等恫吓语，孙总理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毅然决定，于九月一日发表对外宣言，并向英国首相麦克唐纳政府提出强烈抗议。

    商团的叛变与平定

    英帝国主义者经孙总理抗议后，稍戢其狂妄，而当时驻在广州的滇军范石生、廖行超等人与商团勾结，以图不轨，假借以第三者调停名义，从中作祟，是时政府以环境恶劣，不得不委曲求全，勉强允纳调停之议。十月初，命民团督办李福林向商团往返晓谕，要他们通电表明自卫心迹，服从政府，始得发还枪支。商团允许遵办。十月九日蒋校长奉大元帅发还枪支的命令，遂于当晚将长短枪五千余支交由李福林点收转交商团。十月十日商团运输发还的枪械，在西壕起卸，适是日为中华民国国庆日，学生及农工团体举行国庆游行，要通过该地，商团监护器械的团兵，竟不许通行。游行群众不服，正据理力争时，团兵竟向群众开枪，当场打死二十余人，伤者更多，继而对伤者复加惨杀，挖腹摘心，备极残虐。第二天商团联合会竟然散发传单，污蔑政府，商团总部亦发出布告，有所谓“本团派团兵巡行，如有不法之徒，扰乱治安，准予痛剿”，同时又迫令商店一律罢市。且一面宣传东江陈炯明不日来攻，一面煽动北江民团准备应援截断广韶交通（广州至韶关），使广州局势十分严重。当时孙中山先生已率师北伐，进驻韶关，蒋介石曾多次去电，请其班师，巩固省垣。孙得悉广州方面种种恶劣情况时，开始打算舍弃广州，要蒋介石将学生及枪械器材等迅即运去韶关。蒋介石认为广州是根据地，十分重要，一再请求孙总理回师平乱。十月十四日，孙中山乃以大元帅名义发出下列命令：兹为应付广州临时事变，所有黄埔陆军军官学校、飞机队、装甲车队、工团军、农民自卫军、陆军讲武学校、滇军干部学校、兵工厂卫队、大本营警卫部队，统归蒋介石指挥，以廖仲恺为监察，谭平山副之。十五日，蒋介石乃督率所指挥的队伍，进攻商团，于清晨四时开始发起攻击，战到午后一时半，商团支持不住，纷向西关溃奔，我军占领商团总部后，继续向退集西关的商团围攻，十六日晨六时，蒋介石获得情报，谓商团已要求佛山、虎门等地的商团、民团袭击黄埔岛，因此学校立即特别警戒，兼设临时指挥部，蒋介石为指挥官，何应钦、王柏龄副之。溃退到西关一带的商团，被我军逐渐缩小包围圈，攻打益急，商团士兵多系商店职员组成，并未经过严格训练，更无作战经验，至此时已有不少人携械或弃械逃匿，陈廉伯见形势不利，逃到沙面租界英国领事馆。十六日下午五时，商团副团长李松韶等为代表，至蒋介石的指挥部请求停战，我军坚决表示必须全部缴械，方可谈其他问题，最后他们表示愿意缴械赎罪，我联军允其所请，一律缴械，第二天全市商店复市。这一严重的商团反革命事件，为时一个多月，至此才告平定。我们第一队已于九月十二日奉命随侍孙总理去韶关，未能参加平定商团的战斗。

    白天训练，夜间放哨

    商团事件发生后，广州谣言纷起，控制着广州大部分地区的滇军，与商团早有勾结，意图颠覆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政府，其中有一个叫范石生的军长，狂妄地声称：“黄埔岛上那几百个学生是不能打仗的，我派一营人去就把他们解决了。”针对这一情况，自八月下旬起，全岛实行警戒，岛上兵力，除长洲要塞司令部有一连卫兵外，只有五百名学生和学校的一个卫兵队，因此我们白天仍照常上课操练，入夜即分区担任戒备，严密注视江面船只的行动，每人站岗四个小时，然后回校休息。学校还发给每人两个馒头和一块熟肉作夜餐。虽然较平日睡眠时间少些，辛苦一些，但是每个人都知道环境的艰险，因而革命的积极性很高，斗志旺盛，没有人有怨言，更没有人有畏缩情绪。岛上的戒备一直到商团事件完全解决后才缓和。

    随侍孙总理在韶关简记

    一九二四年北洋军阀曹锟在北京用贿选办法窃据总统职位，吴佩孚助曹为虐，孙总理认为有讨伐之必要；又因滇桂军盘踞广州一带，把持财政，不听指示，因此想乘北伐之机调出粤境，以消除隐患，故孙总理毅然主张北伐。九月十二日，孙总理命胡汉民代行大元帅职务，亲自出发赴韶关督师，蒋介石派学校中校战术教官文素松率领第一队护卫孙总理前往韶关。孙总理到韶关后，各部接受命令，向韶关集中，愿意出师北伐的，只有谭延闿所部的湘军，朱培德所部的滇军，樊钟秀所部的豫军，总共不到三万人。而杨希闵的滇军、刘震寰的桂军，仍盘踞广州及附近各县，不听调遣，使孙中山先生十分愤懑。

    孙总理的专车停在韶关车站，他和夫人宋庆龄女士住在专车上，我们第一队住在离车站约两华里的一所用木头和竹子盖成的宽敞的房屋里。我队每次派四人到专车附近担任警卫，其余大部分时间仍从事军事训练。有几件事我至今记忆犹新，简述如下：

    1.在十月间的一天，孙总理让文教官和陈队长（陈复）在附近选择一个高地，把队上学生分成为两部分，一部分防守，一部分攻击，孙总理将亲来观看演习。文教官等将地形选好，作好了攻防计划，并叫我们实地演习了一次，然后去报告孙总理，第二天上午，中山先生大约九时左右乘轿子来到了山顶。这座山高约八百多米。我们第三区队担任防守，一大早就来到山顶周围挖散兵壕，布置防御；第一、二两区队担任攻击，于九时许从山麓发起攻击。十时半演习完毕，孙总理集合我们讲话，首先赞扬了我们演习中勇敢沉着的精神，然后说到做一个革命军人，第一要抱有救国救民的大志，毕生为这个目标而奋斗。要学习革命先烈的牺牲精神。革命军要能以一当十、以一当百……讲话约半个小时。

    2.十月中的一天，天气晴和，阳光明媚，孙总理兴致勃勃地要去游览“六祖庙”，我们随同乘专车南行三十华里，到马坝下车，孙先生和夫人均坐轿子，我们前后护卫，走了四五华里即进入山口，又曲径通幽地走了约两华里，然后豁然开朗，见有一块田坝约数百亩地，群山环抱，树木葱茏，风景优美，令人有“世外桃源”之感！我国有句成语：“天下名山多僧居”，信不诬也。中山先生夫妇游览了庙宇，仔细看了六祖盘坐圆寂的躯体，向方丈详询了种种情形，我们都在庙里午餐，直至下午五时才回到韶关。

    3.商团叛乱事件解决后不久，廖党代表来到韶关向孙总理汇报情况并请示，他还特地步行到我队驻地看望我们，一一询问我们的身体和生活情况，待人的谦和，态度的恳切，是令人永远难以忘怀的。

    一九二四年九月十五日，东北的张作霖自任总司令，分兵六路进迫关内，至十月十七日发生榆关大战，曹、吴的直军失败。二十三日冯玉祥自古北口班师回到北京，并组织国民军，自任总司令，通电主和，曹锟被迫下令停战，并免除吴佩孚的军职。冯玉祥等电请孙中山先生北上，共商国是，中山先生鉴于形势的变化，乃决定停止北伐，并准备起程北上，我们于十月底随侍孙中山先生回到广州，旋即返校。

    孙总理北上前来校视察并训话

    孙总理由韶关回广州后，积极准备北上，由于他对黄埔军校的期望很大，特于十一月三日来校视察，并作告别的训话，广东大学全体教职员学生亦由广州乘船前来参加。中山先生对我们讲话一个多小时，用他的话来说，是对大家的临别赠言。主要内容有两点：（1）北方这次发生的事变，不能算是中央革命，因为权力仍然掌握在官僚军阀之手。我何以还要到北京去呢？是想借这个机会大做宣传，联络各省的革命同志，建立革命的基础。（2）中国革命十三年来，都是不成功的，黄埔军校的学生，不远千里来这个学校求学，对革命抱很大希望，有很大的抱负；广东大学的文学生今日也是不远数十里来到黄埔，听我讲革命的道理，研究革命的方法。大家希望革命成功，就要牺牲个人的自由。凡是党内的纪律，大家都要遵守，党内的命令，大家都要服从，我们的革命，才可望成功。

    十二月十三日，孙总理乘轮北上，是日正午途经黄埔，蒋介石、廖仲恺率全体官生士兵整列校门码头迎接，孙总理又莅校视察，这一天适值第一期学生正在鱼珠炮台圩演习战术实施，午后二时，孙总理偕蒋、廖等亲往视察，见学生们精神饱满，动作娴熟，甚为欣慰。视察完毕后，即对蒋校长、廖党代表说，本党主义的实行，希望寄托在本校的学生身上。人总是要死的，不过要死得其所，今天看见我的学生有这样吃苦耐劳、努力奋斗的精神，定能继续我的生命，完成我的志愿，所以我这次北上，虽死也可以安心了。从中山先生这段话来看，他似乎已经知道自己得了不治之症，否则像他这样一位年仅六十岁的伟大的革命家是不会说出这样的话来的。

    第二期学生入伍和第六队的编制

    第二期学生系陆续由上海、广州各地考取入校的，一九二四年九月一日，学生队第五队及工兵队相继成立，到十月、十一月又相继成立炮兵队、辎重兵队、宪兵队，所以第二期学生分步、炮、工、辎、宪兵五科。由于学生日渐增加，原有校舍不敷用，除增设楼房数座于本校毗邻的海军学校旧址外，并在岛上的平冈及蝴蝶冈两地建筑临时房舍，各驻学生数百人。

    是年十一月十九日，接收陆军讲武学校全体学生共一百五十八名（这个学校百分之九十都是湖南人），编为第六队。一九二五年二月，教导一、二两团出发东征，经淡水战役后，前线急需下级干部的补充，由于第六队受训时间大体与第一期学生相等，因此作为第一期学生同样待遇，并于一九二五年二月结业后，赶赴前方。所以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实为六百五十人左右（本应为六百六十多人，因中间有十多人退学）。

    本校武器的来源

    本校于一九二四年九月开始筹备成立教导团，同时继续招生，第二期约四百五十人，到第三期达一千二百多人，这样迅速的扩充，没有足够的武器是不行的。所用枪械的主要来源有两端：（1）即平定商团叛变时缴获的长短枪械九千余支；（2）从苏联购运来的武器，有日本三八式步枪数千支，野炮、山炮二三十门，重机关枪（那时还没有轻机枪）百多挺，以及各种弹药、通讯器材等，记得是租用挪威的商船由海参崴运来的。（有说第一期学生所用的是广东石井兵工厂造的七九步枪）

    教导团的筹备与教导一、二两团的相继成立

    孙中山先生于一九二四年九月驻节韶关时，深觉有成立党军的必要，当时曾写给蒋介石一信，据云：练兵一事，为今日根本之图，枪支处分（指所缴商团的武器而言），当以此事为准。蒋介石当即复中山先生一信中有云：两个月内可练成一支劲旅。孙甚为喜慰。遂着手筹备教导团。

    教导团的编制，计为步兵之营，每营三连，每连三排（即所谓三三制）。团部直属有特务连、侦察队、机关枪连、辎重队、通信队、卫生队。团营连三级均设有党代表。设有副团长、副营长、副连长、副排长各一。

    蒋介石初派何应钦筹备教导团，十月二日正式任命何应钦为教导团团长，王登云为团党代表。沈应时为第一营营长，陈继承为第二营营长（没有多久，陈继承他调，以刘峙接任），王俊为第三营营长，胡公冕为第一营党代表，茅延桢为第二营党代表，蔡光举为第三营党代表。十二月成立教导第二团，原教导团改称为教导第一团，人事仍旧。十二月初任命王柏龄为教导第二团团长，顾祝同为第一营营长，林鼎祺为第二营营长，金佛庄为第三营营长。张静愚为教导第二团党代表，调胡公冕为第一营党代表（胡原在第一团），季方为第二营党代表，郑洞国为第三营党代表。

    一般人往往以为黄埔军校在这样短的时间内就编成了两个教导团，几乎没有什么训练，就去打仗，大概这些士兵都是广东人或者由广东的地方团队抽调来的，其实完全不是这样。例如我分派到教导第二团第四连当排长、连长，这个连一个广东兵也没有。这两个团士兵的籍贯绝大部分是河南、安徽、山东、苏北、浙江一带的。在一九二四年八月间，蒋介石就派陈祖焘到上海法租界设立招募处，但应募之人不多，又于十月派王懋功、戴任、陆福廷三人赴沪募收北方士兵，定额五千名，这些新兵有些确实是当过兵的。

    黄埔军校的政治训练

    这个军校与保定军官学校以及其他的讲武堂、讲武学校的主要区别，就是重视政治训练，是为革命而创办的。正如孙中山先生所说：要以这个学校的学生作根本，将来成为革命军的骨干。创办之初，就是仿效苏联的红军制度，设立党代表和政治部。可以说是一个新型的学校。中山先生亲派廖仲恺为校党代表，是非常适当的，因为廖仲恺先生是坚决拥护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的，是一个真正的革命派。戴季陶虽然也跟孙中山多年，但他是个右派，反对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他任学校政治部主任不久，就公开发表反动言论，中山先生甚为不满。蒋介石与戴季陶关系甚密，即劝其辞职离粤去沪（以后蒋介石背叛革命，基本上就是以戴季陶思想为主导的），由邵元冲继任。邵是一个书呆子，碌碌庸庸，无所作为。这一时期的政治工作，平淡得很。及至八月间，周恩来担任政治部主任后，情形就完全改观了。周主任对工作认真负责，事必躬亲的作风，谦和的、谆谆善诱的态度，赢得了同学们的敬爱。他大力加强政治工作：（1）经常请些人来作报告或讲演，如知名的共产党员恽代英、萧楚女、张太雷等以及国民党的汪精卫（汪当时称为左派，善于辞令）、胡汉民、孙科等，他们来讲话的时候，多在大花厅里进行，听众经常挤得满满的。周主任也常为大家作报告，他分析国际国内形势，透彻精辟，增强了大家对革命前途的信心。（2）成立政治学习小组，周恩来主任亲自主持，挑选一批准备今后担任部队政治工作的骨干分子。（3）成立“血花剧社”，表演具有革命性的文艺，对此，大家都很有兴趣，学校的文娱生活大大活跃起来了。陈赓当时是“血花剧社”领导人之一，又是一个演员。（4）我们集体入党后，在学校成立了一个特别党部，周恩来是特别党部委员之一。这个特别党部与政治部相配合，积极对党员进行革命教育。

    毕业考试与分发到教导团服务

    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八日起，我们全总队学生在鱼珠圩及珠村附近进行战术实施的演习，何应钦担任指挥，所有军事教官一律参加，实际上也就是对学生的考试。当时以校长、党代表名义下达命令，大意如下：第一期学生已届毕业，行将分派到教导团和其他单位服务，着各教官与各队长将平日视察所得，按加确切考语，限于二十八日前呈报为要。二十九日宣布考试成绩，及格者共四百六十五人。给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蒋先云入学考试和毕业考试都取得第一名。他是湖南新田县人，共产党员，毕业后先当连党代表，随后调到教导第二团当第四连连长，我是第一排排长，约半年他被调任蒋介石的侍从秘书，北伐战争打到武汉后不久，他调第四军叶挺师（那时第四军军长是张发奎）当团长，适张学良率领奉军主力向武汉进攻国民革命军，在河南驻马店一带击退了奉军，蒋先云于驻马店战役壮烈牺牲了。

    第一期学生毕业时，正值戎马倥偬之际，当时教导第一、二团已相继成立，新兵陆续到来，急需干部，遂宣告十一月三十日毕业，但没有举行毕业典礼，仅蒋介石对大家讲话，勉励大家要努力从事国民革命，要刻苦耐劳，作士兵表率，对士兵要爱护，不可随便打骂等。当日即行分发。我被分派到教导第二团第四连当副排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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