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黄埔军校-黄埔练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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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奇中

    一、中国民主革命的转折点

    孙中山先生在彻底检查了中国革命失败的根源并初步研究了俄国十月革命成功的原因以后,总结经验教训,认为中国的革命必须“以俄国为师”。孙中山先生虽然抓着了中国革命的关键,但因素来只同英国、日本等国家来往,同革命成功后的俄国毫无联系,苦于找不到门路。经过中国共产党李大钊同志的介绍,孙中山先生在广西会晤了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又于一九二三年一月间在上海会见了苏联政府代表越飞,才获得向苏联学习的机会。孙先生当时决定学习的要点,也就是指导中国革命的政策方针概括为五点:(1)建立革命的国际统一战线,联俄;(2)建立国内的革命民主统一战线,联共,扶助农工;(3)急切建立革命军队;(4)参照十月革命后的社会发展趋势重新解释三民主义;(5)明确肯定中国革命的敌人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革命的任务是反帝、反封建。

    革命军队是革命事业中极其重要的因素这个真理,孙先生以前是不大了解的,只是一味地利用杂牌军队打仗,或把希望寄托于各派军阀在互相混战中自取灭亡,幻想从军事投机中去寻找侥幸胜利,结果一再失败。经过苏联老师的启发,懂得了这个真理,同时眼见反革命军队天天在增加,而革命军队至今还未诞生(孙中山从痛切教训中证明了当时聚集在广东的那些名义上归大元帅统率的军队,都不够资格算做革命军,这一点他在黄埔军校第一期开学典礼演说中,说得很详细、很沉痛),所以建立革命军队的工作就显得最急迫、最重要了。孙先生采纳了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在广西谈话中的建议,建立革命军队,必须首先培养革命军事干部,这是革命武力的基础。于是决定创办一个军官学校来担任培养军事干部的任务,并且派遣蒋介石到苏联去学习建军工作。后来在国共合作和苏联帮助下开办了黄埔军官学校,陆续培养了大批军事干部,编练了革命军队,形成了一支巨大的革命军事力量,运用这个巨大力量,首先统一了广东革命根据地,从而展开了伟大的人民革命形势。但在消极方面,蒋介石利用黄埔起家,以黄埔第一期的师生如何应钦、陈诚、顾祝同、刘峙、钱大钧、蒋鼎文、陈继承等和胡宗南、黄杰、桂永清、王叔铭、贺衷寒、袁守谦、袁朴等为主要骨干,背叛人民,走上反革命反孙中山的道路,使中国人民经受深刻而痛苦的教育,从而加速了人民的觉悟,促进了人民革命事业的发展。在积极方面,共产党利用黄埔培养了革命干部,锻炼了革命人才,例如:周恩来、聂荣臻、左权、徐向前、陈赓、刘仇西、周士第、王尔琢、阎揆要、董仲明、许继慎、黄鳌、傅维钰、彭干臣、郭德昭、袁仲贤、周逸群等,这些黄埔第一期的师生都是参与红军的建军工作的,都是红军的领导干部,在人民革命运动中起了重大作用。又如由于苏联的帮助,黄埔军校采用党代表制,实施政治教育,并采用最新式的军事教育和最合理的军制,使中国的军队进入中国军事史的新时代。因此,黄埔练兵,可以说是中国民主革命的转折点。

    二、黄埔军校成立经过

    孙中山先生实行联合苏联、联合共产党的政策,首先在创办黄埔军官学校这一问题上充分而具体地表现出来。假如没有苏联的帮助和中国共产党的支持,黄埔军校是办不成功的。这一事实,在这个学校的创办和发展过程中得到证明。

    黄埔军校于一九二四年初开始筹备,筹备期间,苏联不仅在军事装备(包括学校教育所用的和编练革命军队所用的一切装备)和经费方面给予协助,同时又答应派遣军事顾问团,担任新式军事教育的指导工作。因此,军校筹备工作的基本问题,得到了解决。

    (1)学校性质问题。创办的军事学校既然肯定是一个新时代的革命学校,是为了培养革命军事干部和建立革命军队,就必须军事教育和政治教育并重,实行党代表制,以政治领导军事。军事方面进行政治教育,这是我国历史上的创举。由于国民党缺乏政治教育人才,当时协议由中国共产党担任。以周恩来为驻校代表,负责政治教育。

    (2)校址问题。这个问题争论颇多。因为驻在广东的各派军事力量都办有军事干部学校,例如西江讲武堂(粤军李济深办的)、滇军干部学校、湘军讲武堂、大本营军政部讲武堂等,有人就主张在上述机构中选择一个加以扩充,不必重新成立。当然,提出这种主张的人并不是打算建立革命军,而是阴谋扩充自己的势力。最后决定把校址选在黄埔岛,利用海军学校旧有房屋,加以修理,作为校舍,正好足够三四百人规模的学校应用。选在黄埔岛的另一原因在于求安全,因为驻军不可靠,海军可靠,海军是孙大元帅认为最忠诚于革命的一个力量。军校设在黄埔岛,周围有海军驻泊,坏分子不易施展其破坏伎俩。

    (3)校长人选问题。孙先生派遣蒋介石到苏联去考察军事的时候,或许就已内定他为新军校的校长。后来果然宣布蒋介石为黄埔军校校长。不少人反对蒋介石担任这个重要职位,例如李济深、范石生、杨希闵等等。李济深被派为黄埔军校的教练部主任,实际上拒不到差,反叫邓演达代行职务,就是表示不喜欢这个校长。孙先生和国民党左派以及共产党为什么支持蒋介石担任校长呢?这是因为那时候大家对蒋介石的本质还没有认识清楚,没有认出他是一个两面派。大家只看到了他伪装革命的一面,只看到他在中山舰侍卫孙大元帅避难的忠勇表现,只听到他高喊拥护联俄联共政策,就误认为这个在上海流浪十年的政客突然转变为革命英雄,因而信任无疑;这证明当时的革命领袖和忠心于中国革命的中国共产党的厚道。但是革命派忽略了警惕,根本没有看出蒋介石的这些所谓积极表现都是伪装,是在骗取信任,是在阴谋取得军事教育和军队统率的领导权。蒋介石等到校长权位稳定后,就逐渐去掉假面具而暴露他的原形了,例如一再抗拒孙大元帅关于处理商团枪械的指示以及其他指示(见蒋介石印发的同孙大元帅通信手札),排挤廖仲恺,以图实现其个人独裁;又如表面上赞助青年军人联合会,暗中授意贺衷寒等组织中山学会(即后来的孙文主义学会),以造成对抗局面;这种口头喊革命而实际行动反革命的真面目,后来在他制造的“三月二十日中山舰事件”就完全显现出来了。蒋介石常对许多人尤其对黄埔学生说:“如果发现我蒋中正反革命,任何人都可枪毙我。”一般人多被这句骗人的漂亮话所迷惑,实际上,蒋介石所定的革命标准并不是孙中山先生所说的“救国救民”,而是“蒋中正本人所言所行”。就是说,凡是蒋介石所言所行的都是革命的,除此以外,其他任何人包括孙中山的言行都是不革命的、反革命的,所以只有蒋介石枪毙别人,别人不能枪毙蒋介石。许多黄埔学生都被这个“革命”的校长枪杀了,害死了,折磨坏了。

    (4)招生问题。除广州能公开招生以外,全国各地均被反动势力控制,只能秘密进行,或就地考试,或动员青年学生来广州投考。由于国民党在全国各地尚未建立组织,全须依靠共产党和共青团的组织担任这项工作。当时共产党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这一任务。毛泽东在那个时候就担任过黄埔军校秘密招生的工作。

    (5)学校名称。定名为陆军军官学校。后来蒋介石说到这个学校的名称时总是说成“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大概是在企图肯定这个学校是属于国民党而不属于共产党也不是国共两党共有,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到蒋介石的本质和发展。

    筹备工作到五月中旬学生入伍时止胜利结束。

    三、黄埔军校第一期开学

    一九二四年五月,革命的陆军军官学校宣布在黄埔成立,孙中山大元帅担任学校总理。孙总理先后委任学校各部门主要负责人我记得的有:

    校长蒋中正;党代表廖仲恺;政治部主任周恩来;教练部主任李济深,副主任邓演达;教授部主任王柏龄;军需部主任周骏彦、副主任俞飞鹏,管理部主任陈适;政治部秘书聂荣臻、鲁易;教育副官季方、陈诚、徐坚;军事教官刘峙、张元祜、顾祝同、钱大钧、陈继承、胡树森、沈应时、陆福廷等;总教官何应钦;总队长邓演达(兼)、副总队长严重,队长茅延桢、金佛庄、吕梦熊等;区队长蒋鼎文、严凤仪、倪弼、惠东升、郜子举、郭俊、曹石泉、许用体(共区队长二十四人)等。聘请苏联军事专家蔡诺比拉夫为学校总顾问。

    五月中旬学生入校。正取生三百多名,编成三个队,后因备取生不愿离开广州,要求通融收录,同时各方面保送的学生又陆续到粤,于是又增编一个队。一共四个队学生约五百名,分成四个术科教练单位和八个学科教授单位。五月十五日编组完毕,开始进行入伍教育。经过一个月的入伍训练,于六月十六日正式开学,入伍生改称为军官学生,开始进行初级军官的教育。

    六月十六日,孙大元帅以学校总理身份亲自主持开学典礼。在广东的军政党各方要人、苏联顾问都出席了这个开学大典。孙总理的态度显得特别严肃,大约是因为对这个学校看得非常重要的缘故,当场颁发训词:“三民主义,吾党所宗;以建民国,以进大同。咨尔多士,为民前锋。夙夜匪懈,主义是从。矢勤矢勇,必信必忠。一心一德,贯彻始终。”孙总理在大会上发表演说,演说的要点为:(1)说明开办黄埔军校的原因。他说,中国的革命到今天还是失败,但是俄国的革命却完全成功了;这是因为俄国有一个很好的革命党和革命军,而我们就没有。现在从革命失败中得到了教训,找出了“以俄为师”的道路,要学习俄国建立革命军,所以才开办这个学校。(2)对黄埔学生的希望。他说,要以这个学校的五百个学生做根本,来建立革命军,学生就是将来的革命军的骨干;希望每一个学生都要用功学习,要立志做一个真正的革命军骨干,切不可做军阀。他很沉痛地指出现在驻在广东的军队都还不够资格称为革命军,因为这些军队的官长根本不懂得革命的大道理,不拥护革命,而多是图谋个人私利或者朝着军阀的方向发展;例如陈炯明拆革命政府的台就是很好的证明。(3)指示学生做革命军骨干的方法。他要学生们学习革命先烈的榜样,要有像七十二烈士那样英勇奋斗和壮烈牺牲的革命精神,能够做到用一个人打胜十个人打胜一百个人。俄国的革命军也是用一个人打十个人打一百个人的,这是书本上所没有的革命战术,要认真学习俄国,学通革命战术,学会用一个人打十个人打一百个人的大本领。(4)最后他说,革命就是救国救民,他一生的革命就是担负起救国救民的责任;他要求学生从今天起同他共同担负起这个责任。这篇演说,孙先生嘱咐学校把它当作政治教育的纲领,督促学生深入学习和领会。

    第一期学生的学习时间,连同入伍教育在内,共为七个月,一九二四年年底毕业。毕业的时候仍是四个队一共四百九十三人;后来又把原定编入第二期第六队的军政部讲武堂一部分学生一百四十六人提升到第一期,于是第一期变成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六五个队,人数增加到六百四十九人(一九五九年查计已死五百五十三人,尚存九十六人)。军政部讲武堂原有学生三百多人,比黄埔第一期早几个月开学,大约由于学生感到出路有问题,申请并入黄埔,内部引起风波,官长一个也没有去黄埔,学生也只有半数到黄埔。

    四、政治思想教育

    第一期学生的政治教育,在学校筹备期间就已协议由共产党担负主要责任。共产党派周恩来为驻校代表,担任政治部主任。政治部是政治思想工作的领导机构,部内当然要安置一些共产党员,以使工作顺利进行,例如聂荣臻、鲁易等共产党员都是重要的工作人员。

    政治部根据孙总理迭次对学生讲演的内容和共产党在国民革命阶段的政策方针,拟订出一个政治思想教育的纲领:(1)革命军的最大使命是救国救民;(2)革命军的敌人是帝国主义、军阀、土豪劣绅;(3)革命军的当前任务是反帝、反封建,即是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打倒土豪劣绅;(4)革命军的本领是一个人打胜十个人打胜一百个人;(5)革命军的品德是不要做军阀,不要钱,不怕死,爱国家,爱百姓;(6)革命军是人民的军队,是为人民服务的,不是为任何个人服务的。

    依照上述纲领,定出一些简单口号: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打倒土豪劣绅!不要钱!不怕死!爱国家!爱百姓!把这几句口号用美术字印刷成标语,张贴在一切显眼的地方,同时印成小单子发给各队值星官于早晚点名时呼叫,使之深刻地、持久地印入每一学生的脑子里,成为思想行动的指针。

    还编印了一些政治常识小册子作为政治思想的基本知识课程,例如:《三民主义浅说》、《中国国民革命运动》、《中国政治经济状况》、《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恶》、《世界革命运动简史》等,发给学生阅读或者由政治部派工作人员到各个教授班课堂讲解。

    约请或聘请要人、名人到校讲演,主要人员如孙总理、廖党代表、汪精卫、胡汉民、邵元冲等(以上为国民党人)和周恩来、高语罕、恽代英、张太雷、鲍罗廷等(以上是共产党员)。除由各讲演者愿意自备讲演题目外,统由政治部按照上述政治教育纲领预拟讲演题目送交讲演者。进行讲演时,全校集合一起听讲,但是孙总理每次到校讲演都要把执信女校的学生和黄埔学生集合起来听讲,孙总理把这两个学校称为革命的兄妹学校。

    除讲演和上课外,还时常进行以班组为单位的座谈会。又因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的人数占校内群众中的比重相当大(除共青团员以外,党员在职员中有十五人,在学生中有八十多人),起着核心作用,介绍革命刊物如《向导》、《中国青年》等给学生群众看,或者按照党组织规定的宣传文件向学生群众进行宣传鼓动,或者适时交换意见解释问题。

    由于政治部对政治思想教育工作领导有方,组织安排得好,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又起了核心作用,所以收到了很大的效果,师生都能热情接受政治训练,很多人的思想觉悟提高得很快。后来从学生毕业后担任编练部队的工作中和统一广东革命根据地的各次战斗中所表现的成绩来看,政治工作的效果,基本上达到了孙总理对黄埔学生所期望的目的,这个目的就是要求学生变成真正的革命军干部,即是要求学生做到“不要钱,不怕死,爱国家,爱百姓;终生为救国救民的革命事业服务”。

    五、军事教育

    黄埔军校的政治教育由共产党负主要责任,军事教育则由苏联顾问负责指导。大本营军事总顾问加伦将军指派蔡诺比拉夫为军校军事总顾问,组织学校顾问团,担任军事教育的指导工作。

    按照以往一般的军事教育进度,培养一个初级军官约需三年工夫。但是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为了适应革命形势的紧急需要,必须把三年的功课半年学完。根据这个要求,苏联顾问团会同何应钦、邓演达、王柏龄、严重等进行研究,决定首先进行两项工作:

    (1)制订军事教育计划,按照一个月入伍教育、六个月正式教育的期限,妥为安排各项科目的进度、日程,并定出实施的详细办法。

    (2)重新编写典、范、令和战术、兵器、筑城、地形、交通通信五大教程,由顾问团提供苏联红军最新、最适用的资料作为编写的基础材料。

    在教育实施方面,学科按照新编的讲义进行讲授,而术科则因为各级队长对于新的内容都是生手,都要重新学起,所以都需要由苏联顾问负责讲解示范。每一个新科目,都先由顾问和何应钦总队长集合队长、区队长教练一番,把他们教会,然后再由各队长分别集合各该队的分队长(分队长即班长,多是从西江讲武学校挑选出来的)教练,然后再去教学生。当学生在课堂上学科或上自习时,各级队长就在操场或野外上术科,所以官长的术科时间比学生要多一倍以上,他们是够辛苦的。

    六、武器装备

    黄埔军校用以教练学生的各种武器和用以编练部队的轻重武器,都是苏联供给的。

    学生入伍初期,操练用的步枪都是一些杂牌枪,以后逐渐改用苏联供应的日本三八式步枪(据说是日俄战争中的战利品)、俄式七六二步枪、重机枪、轻机枪(又名手机枪)、驳壳枪等等。这样,学生在学习期间就已经把各式各样的步兵武器都学会了。

    苏联供应军校的武器是分批秘密运来的。我参加过两次起运武器的工作。头一次大约在六七月间:有一天夜晚,我们学生第二队奉令坐小火轮出发,不知道什么任务。半夜,小火轮驶抵虎门要塞区威远炮台附近内港,停靠在一艘大海船旁边。我们学生看到这条大船的舱面上堆满了木材,还以为是来搬运木头的。等到队长宣布后,才知道这条大船是从海参崴开来,运送枪械弹药和军用器材给黄埔军校的。为了避免帝国主义的海军阻挠,所以舱面用木料伪装起来。我们乘夜起运这批军械,首先用起重机将舱面上的木料吊起抛入海里(因为没有地方卸放),打开舱盖,舱里还是塞满了木头。我们把木头都起出之后,才起出许多木箱子,这是军械的包装了。天亮的时候,才起卸完毕。这就是苏联帮助我们革命的第一批军械。以后苏联还陆续用这种伪装掩护的方法运送过好几批,包括山炮等武器,适应于完整兵团的装备。除黄埔军校所需武器以外,后来北伐战争的武器弹药等都是苏联供应的。事实证明,假如没有苏联的物质援助,就不可能有黄埔军队,也就不会有东征和北伐的胜利。

    七、革命武装力量迅速成长

    第一期学生毕业,走上工作岗位以后,革命军的基础就算是初步建立了。

    第一期毕业生,除大部分派在本校的教导团担任干部外,其余还有一部分派在本校校本部和政治部服务,一部分派在第二期学生队担任区队长,一部分派到其他部队和军事机构(如海军、医院等)担任政治工作,一部分派往农民、工人团体(如海陆丰农民自卫军、广州工人纠察队等)担任军事训练工作,一部分派往全国各地进行革命活动,还有少数派在青年军人联合会工作。他们的工作范围是相当广泛的。他们在各个工作岗位上都起了很好的革命骨干作用。

    一九二四年底成立黄埔军校教导团,教导团的新兵是秘密从浙江、江苏、湖南等地招募来的青年农民、工人,其中有不少丝织业工人,共编成两个团。两个团的各级干部都是第一期的教职员和毕业生担任:何应钦任第一团团长;王柏龄任第二团团长;钱大钧、刘峙、顾祝同、沈应时、蒋鼎文、刘尧辰分任营长;陈诚、郭俊、惠东升、郜子举、宋元竞等分任副营长和连长;第一期毕业生除少数担任连长外,其余分别担任副连长、排长、副排长、特务长。

    教导团实行党代表制,进行政治教育,以缪斌为第一团团党代表,王登瀛为第二团团党代表,以第一期毕业生分任营级、连级党代表。

    教导团实行新军制(即三三制):三班一排,三排一连,三连一营,三营一团。团设若干直属部队如特务连、侦探队(兵力相当于一个连,在战术上代替骑兵执行稍远距离的搜索任务,并力求与敌人接触,为前卫的战斗创造有利条件)、重机枪连、炮兵连、手机枪排、通信队、卫生队等。

    教导团的装备,包括枪、炮、弹药、手榴弹、工作器具、饮食器皿以及被服等等(除一部分被服外),完全由苏联供应。

    教导团编组完毕后,即加紧训练。训练工作是在苏联顾问热心指导下进行的,教材是采用苏联顾问指导编写的新式典、范、令。训练方法,是采用苏联顾问提出的速成法。这种速成法,是从苏联十月革命时期,武装工人所施行过的办法中介绍过来的。速成法的内容是:先将整队、队形变换、散兵、地形地物利用,以及用枪、刺枪、装退子弹、瞄准、射击等战斗动作尽速教给新兵领会熟练;一般的基本动作,例如立正、敬礼、转法、步法等等,则摆在次要地位,遇有空隙时间就教一点,没有时间就不教。采用这样的速成练兵方法是由于形势所迫,急需使用这两个新兵团去打仗。

    这两个教导团,是黄埔军事势力的原始部队,发展得很快,几个月之内便扩大成为两个师(师长何应钦、王懋功),到一九二五年十月间就编成了一个军。从此以后,就渐渐形成了“黄埔势力”。

    所谓黄埔势力,本来应该是一种革命势力,是用孙中山先生所规定的黄埔精神即救国救民的革命精神所武装起来的一种革命势力,应该是担负着完成民主革命的使命的。在统一广东革命根据地的各次战斗中,黄埔军确实发挥了黄埔精神,取得了革命军的光荣称号。但是很不幸,这个革命军的光荣称号,到了三月二十日事件以后便被蒋介石取消了。蒋介石从三月二十日事件起,背叛孙中山、背叛人民,而走上反革命道路,变成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保镖。蒋介石在逼迫革命的黄埔学生(共产党员、国民党左派)退出黄埔军以后,就夺得了整个领导权,完全控制了黄埔军,于是这个黄埔军便变质了,由革命军转变为反革命军了。蒋介石利用这个变了质的黄埔军事势力当作他个人的工具,实行祸国殃民的独裁统治。但是,黄埔革命精神虽然从所谓黄埔势力中消逝了,然而却由革命的黄埔学生保持着,并且在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运动中继续发挥着革命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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