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始游历

    19岁以前的司马迁尝到了国家对外作战初获胜利的兴奋和喜悦，也有机会向当世的鸿儒学习讨教。在这种外部环境的熏陶和培养下，成年的司马迁已经拥有了大国臣民的胸怀。这时的他纯粹是个盛世骄子，个性浪漫，这使得他对祖国的大好山河深为向往。

    20岁时，司马迁展开了一次走遍半个中国的游历旅程。这次壮游的动机我们不清楚，他是单独一个人，还是成群结队，也没有记录可查。但有一点却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这次游历对他日后完成《史记》有相当大的帮助，这个问题后面我们会说到。还有史学家称，司马迁的这次壮游是奉了他父亲的指示，到东、南各地搜集史料。

    关于这次游历的经过，《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只用了51个字来描写，《汉书·司马迁传》中则更少，只有49个字的简单叙述。不过，《史记》的其他卷帙里，常会提到这次游历的所见所闻，我们重新加以归纳整理，大概可以连成一系列的画面，同时也可以看到一些司马迁的思想痕迹。

    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嶷，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

    那些51个字或49个字的叙述，只记述了司马迁游历的路线，大体是从长安到东南江淮、浙江一带，而后到湖南，再到山东，最后经河南回到陕西。

    先说说司马迁游历的第一站——江淮，是今江苏省和安徽省北部一带。司马迁来到淮阴侯韩信的故乡，其故城在今江苏淮阴县南。司马迁在那里访问了当地人，向他们询问韩信早年贫困时的情况。《史记·淮阴侯列传》的素材大约在这次旅行中采集到不少。司马迁到淮阴时，淮阴人曾告诉他，早年韩信还是个贫民时，就很与众不同，他母亲死的时候，他穷得没法安葬母亲，借到一些钱之后，韩信把母亲的坟墓筑得高高的，且占地面积很大，大到墓旁足够建造供很多人家住的房子。司马迁听了这件事，特地去参观韩信母亲的墓地，果然如众人所说，十分雄伟庞大，于是他写道：“余视其母冢，良然！”

    司马迁一向同情悲情式的英雄，在这篇列传里，以萧何追赶韩信并向刘邦大力推荐他为开头，突出了韩信个人的才华和在当时的地位，然后描写了几次战役，很生动地显现出韩信的军事天才，后来用“狡兔死，走狗烹”一类的谚语指出了韩信最后悲惨的下场。末了，“太史公曰”中又很同情而无可奈何地说，假如韩信学学老庄之道，不要说自己功劳大，不要夸自己才能高，那么他对汉朝的功劳几乎可以比得上周公、召公、太公那些人了，他一定会受到后世的供奉。

    这篇列传的结尾司马迁写了这样一句话：“而天下已集，乃谋叛逆，夷灭宗族，不亦宜乎？”这句话究竟是什么意思，曾引起很多争论。其中有一种解释，说这句话的意思是：“既然天下已经要一统了，韩信为什么还要在这种不是造反的时候造反呢？他造反失败后被诛灭三族，这又岂是有心肝的人做得出来的？”一方面是说韩信不该造反，一方面暗指高祖和吕后心肠狠毒，对这样一位开国功臣竟然施以如此残酷的刑罚。

    还有一种说法好像也有些道理，说“天下已集，乃谋叛逆”中的“乃”字是“方才”的意思。整句话的意思是说：天下都已经要一统了，韩信才想起来造反（很明显不是时机嘛），因此被诛灭三族，难道不是应该的吗？

    后一种说法可以在这篇列传中找到一处呼应，即司马迁用了大约十分之一的篇幅写齐人蒯通为韩信看相的事，蒯通说：“相君之面，不过封侯，又危不安。相君之背，贵乃不可言。”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您跟着刘邦不过是封侯，而且富贵可能不会长久；您要是背叛刘邦，那就富贵不可言了。这可能是项羽一方为了拉拢韩信而用的计策，因为当时韩信实力强大，战功赫赫，完全有能力与刘邦、项羽三分天下。可是韩信犹豫不忍，又自恃功高，认为刘邦一定不会对他怎么样。蒯通眼看劝他不动，只好装疯而去。最后，韩信被吕后下令斩首时还说：“吾悔不用蒯通之计。”

    由这段叙述可见“乃谋叛逆”解释为“到这个时候才想起来造反”似乎有些前后呼应的意思。这么说来，司马迁应该是比较同情韩信的，以他的能力简直可以取刘邦而代之，最后却落得这样的结局。当日在刘邦面前拼命推荐韩信的是萧何，后来参与计划诱杀韩信的也是萧何，司马迁还不忘写上一笔：“吕后欲召，恐其党不就，乃与萧相国谋……”

    游历的第一站在感慨和叹息中渐渐远去。司马迁继续往南走，到了现在浙江绍兴东南方的会稽山。在到会稽山之前，他还参观了战国时四大公子之一——楚国春申君的故城宫室。

    春申君所在的年代，楚国的疆域已经扩展到了沿海江浙一带。传说黄浦江就是春申君开凿的，现在上海附近就是他的封邑，上海北门外还有春申君祠，表达了人们对他的纪念。照司马迁的游历路线来看，他参观的春申君故城宫室大概就在现在的上海一带。他赞叹地记道：“盛矣哉！”

    在会稽山，他曾去探“禹穴”，这是一个山洞，传说大禹治水时曾在这里休息过。会稽山正是传说中大禹会天下诸侯之地，山上还有禹王庙，山下则有大禹的陵墓。除了大禹在此会诸侯以外，他的后代越王勾践也曾在这里生聚教训，卧薪尝胆。司马迁的《史记·越王勾践世家》可能也是以在这里听到的那些流传中的故事做材料的。

    会稽山北面的太湖一带就是当年吴王夫差的故地，司马迁可能也前去探访过。他回到长安后，把这些材料编织成了春秋末年吴越相争的热闹场面。

    汨罗江畔

    离开了会稽山的大禹陵墓，司马迁逆长江而上到了今湖南南部，湘江上游的九嶷山，这是上古三皇五帝舜的陵墓所在地。《史记·五帝本纪》中记道：“（舜）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是为零陵。”

    然后，司马迁又到了楚国屈原怀石自沉的汨罗江，《水经注》称之为“汨罗渊”，又叫作“屈潭”，它是汨水和罗水合流之处。这是一个容易令司马迁伤感的地方，他后来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写道：我曾经读屈原的《离骚》《天问》《招魂》而感动悲伤。后来，我到了长沙，看到屈原自沉的汨罗渊，难免垂涕伤感，想见其为人！

    我们前面说过，司马迁很同情弱者、失败者。这主要是因为他的内心有着丰富的情感，而这种情感时常跃然纸上。整部《史记》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余每……未尝不流涕也”“观……未尝不垂涕”“未尝不废书而叹也”之类的话。或许，丰富的情感和深切的悲悯情怀也是一个史家应该具备的素质吧！丰富的情感使他爱人、关心人，而后注意他们的活动，并细心地记录下来；深切的悲悯情怀使他的目光不会被炫眼耀目的成功所强占，而是可以看到弱者、失败者的悲惨命运，使他们的故事不至于湮没在历史的洪流中。

    这篇列传除了描写屈原外，还描写了另一位文人的故事，那就是我们前面提到过的贾谊。司马迁在两人故事的转接处写道：“自屈原沉汨罗后百有余年，汉有贾生，为长沙王太傅，过湘水，投书以吊屈原。”为什么把两个相隔一百四五十年的人合并在一篇传里呢？

    有关人士的研究显示，屈原大约生于公元前343年，他是富于浪漫气息的楚国的贵族和诗人。司马迁说他早年“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那时他很年轻，还不满28岁，由于少年得志，遭到了一批人的妒忌，有人在楚怀王面前屡进谗言，多方陷害，终于使楚怀王渐渐疏远了屈原。

    当时距秦始皇一统天下不过半个世纪左右，战国群雄中以秦、楚、齐三国最强，正是张仪、苏秦的“合纵连横说”在九州大地风行的时候。楚国内部有亲秦派和亲齐派，以屈原那种浪漫诗人的个性来说，他自然与爱谈神仙的齐国文明较能契合，他是个亲齐派，视强秦为虎狼之国。他的被排挤、遭陷害，也从另一个层面上显示出在楚国亲秦派占了上风。

    这中间，楚怀王这个没见识的昏君还闹过一个著名的笑话。当时秦惠王想攻打齐国，怕楚国和齐国联合，就想先和楚国达成一个互不侵犯的协议。秦惠王不动兵刃，派张仪到楚国游说。张仪说，只要楚国与齐国断绝关系，答应不在秦国与之交战期间和齐国联合，秦国愿意割给楚国六百里土地。楚怀王信以为真，痛痛快快地与齐国断绝了关系，然后欢天喜地地派使臣向秦国索取六百里土地。没想到，张仪却不慌不忙地说：“仪与王约六里，不闻六百里。”于是“楚使怒去”。

    六百里变成六里，秦、楚两国的关系急转直下，亲秦派当然脸上无光，屈原也因此得到机会回朝，这时他大约32岁。屈原这次被复用，最初几年颇受信任，还以特使的身份出使齐国。但亲秦派并没有沉寂下去，他们设法促成了秦、楚联姻。秦惠王之后的秦昭王特来邀请他的亲家楚怀王到秦国会面，屈原痛谏：“秦，虎狼之国，不如毋行！”楚怀王不听劝告，一意孤行。屈原因触怒楚怀王再次被免职流放，不久就传来楚怀王死于秦国的消息。这时屈原约45岁。

    秦、楚绝交，屈原又有机会回朝，可是不到三年，亲秦派的势力又恢复了，楚怀王之后的楚顷襄王又与秦国修好，可怜的屈原又遭到了放逐。

    又过了七八年，即屈原大约60岁的时候，司马迁说他“颜色憔悴，形容枯槁”地来到汨罗江畔，“披发行吟”。他感慨地对渔翁说：“举世混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并表示自己已经看破一切，“宁赴常流而葬乎江鱼腹中”，然后他作《怀沙》之赋，自投汨罗江而死。

    这个投江的场面被司马迁描写得凄切动人。文中渔翁劝屈原既然举世混浊，干脆就“随其流而扬其波”算了。屈原说：“吾闻之，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人又谁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读来确实令人伤感。这一段文字很可能就是司马迁在这次旅行中听到的，对他讲述这段故事的人也很可能就是汨罗江畔的渔夫。

    在汨罗江畔凭吊屈原，司马迁自然而然想起了比他早三四十年、同是站在这里凭吊屈原，望着江水长叹并写下《吊屈原赋》的贾谊。贾谊也是少年得志，后来被谗言排挤，也擅长写辞赋。他的《吊屈原赋》就好像是对自己郁郁不得志的控诉，是一种共同体验的抒发。

    贾谊，洛阳人，生于公元前200年，他18岁时就已经很有名了，最得意时是20岁出头的那几年。最先任用他的是河南郡太守吴公（名字已失传），后来吴公因为政绩优良被升为廷尉，掌管司法刑狱，他顺便把贾谊这个“年少，颇通诸子百家之书”的青年推荐给汉文帝。文帝马上任命贾谊为博士。博士这个职位在文帝时代仍是顾问，各家各派都有，不过能当上博士的，大部分都是年纪很大、知名度很高的学者，贾谊是其中最年轻的一个，可算是出尽风头。

    司马迁说他，“诸老先生未能言，谊尽为之对”，汉文帝非常欣赏贾谊，一年之内调升他为中大夫（汉朝的爵位分为公、卿、大夫、士，大夫又分上、中、下三等），后来甚至要把他提升到公卿的地位，结果招致保守元老集团的嫉妒。这批元老功臣是汉文帝登基的巨大助力，文帝怎么可能为了贾谊而得罪他们？于是只好把贾谊调离中央，外放去做了长沙王的太傅（太傅地位尊贵但无实权，是皇帝的顾问，位在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三公之上，所以又称上公。贾谊担任的是诸侯王国的太傅）。约四五年后，汉文帝曾召回贾谊，但仍不敢安置在身边，只能又派他去做爱子梁怀王的太傅。

    又过了几年，梁怀王在一次骑马时意外身亡，贾谊认为自己未尽到辅导之责，终日郁郁，第二年就过世了，年仅33岁。从他初见汉文帝，崭露头角到他郁郁以终，共十年左右，在这十年中，他为后世留下五十多篇政论文章，最著名的就是那篇掷地有声的《治安策》，这篇文章一开头就说：“臣窃惟事势，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者六，若其他背理而伤道者，难遍以疏举。”他所谓的事势中糟糕到令人痛哭的，就是封建诸侯问题。当年汉高祖为了顾及社会形势，大肆分封诸侯，与郡县制并行。贾谊认为这一定是个乱源，他主张“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温和改革办法。对于匈奴，贾谊的看法是要先消除人们对匈奴的恐惧心理，同时采取强硬政策。他还主张注重太子的教育，因为太子是将来天下命之所系；还主张要礼遇大臣，不可让大臣随便受到刑戮，大臣如果真的犯了大罪，也只能命其北面而拜，跪地自裁，不能让他受狱吏的凌辱。

    贾谊的这套治国理想后来被赞为“开国之盛音，创建之灵魂，汉代精神之源泉”，说刘邦是物质上的开国，而贾谊则是精神或理想上的开国。贾谊死后的汉代政情无一不是按照他提出的理想和方针发展的。汉朝分封和郡县并行的制度后来引发了七国之乱，这可以说是因为没有采用贾谊提倡的用温和办法削弱诸侯势力的政策导致的结果。不过，他说的“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办法在七国之乱后得以实行；他对匈奴的强硬主张也在汉武帝时得到贯彻；他重视太子教育的理念到汉武帝时演进成除了太子教育外，还设立博士弟子员，重视全国青年教育的政策；他移风易俗的呼吁后来演变成董仲舒的文化复古运动。

    这样一位才华横溢的青年政论家，无疑是司马迁的偶像和榜样。司马迁又正好身处盛世，正是当年贾谊崭露头角的年龄，一种想像贾谊一样流芳后世的想法在司马迁心中滋生出来。司马迁是爱才、惜才的，或许他的容易伤感也正是因为这种“爱”和“惜”。他把屈原、贾谊这两位同样有才能，而遭遇同样命运的天才，打破时间距离，放在同一篇列传里，唯有这样才能够显示出他们命运的悲怆，也唯有这样才能申述司马迁自己内心的感慨！

    与屈原的《怀沙》之赋相对，司马迁也录了贾谊的《鹏鸟赋》，鹏鸟是一种无法远飞的鸟，长沙人说这种鸟是凶物，飞入哪家，哪家就会有人死去。贾谊被排挤到长沙后，有一天飞来一只鹏鸟，于是“自以为寿不得长”，而作《鹏鸟赋》，看破生死荣辱自我安慰。他引老子的话“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又说“命不可说兮，孰知其极？”“化为异物兮，又何足患？”果然，没几年，贾谊就死在了梁怀王太傅的任上，命夫！

    这篇《屈原贾生列传》很可能与司马迁遭受残酷刑罚后的心境有关，是他发泄自己对人世苍凉的感慨。此外，也许就是学贾谊，用一篇文章来表明自己强作平静的态度吧。

    高祖故里

    按照《史记·太史公自序》及《汉书·司马迁传》的记载，司马迁从江浙一带到湖南之后转向山东。山东是孔子的故乡，孔子也是一个一生都很失意的伟大人物。

    这时，距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已有约十年的光景，崇儒的风气已经吹遍全国，这个孔子的诞生地自然也有一番兴旺气象。

    司马迁在这里都做了些什么呢？他说他到鲁国“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余低回留之，不能去云”。他亲身接触孔子在文化教育上的种种遗迹，深深体会儒家教化的遗风，并且徘徊不愿离去。

    司马迁是十分崇拜孔子的，他接着说：“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焉。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不过崇拜不表示全部思想的皈依，后世对司马迁究竟是重黄老，还是重孔孟，争论不休。我们前面已经说过，这是个见仁见智的问题，《汉书》的作者班固在《司马迁传》的末尾评论道：“其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可是司马迁的《史记》中“世家”是记诸侯之事的，孔子是平民，他却把孔子列入诸侯之列。老子则被归到记述名人传记的“列传”中，这样的编排显然是尊孔抑老的。那么他到底更倾向于哪家的思想呢？这要研究起来恐怕又够写一本书的了，我们不就这个问题做深入的分析。站在传记的立场上，从司马迁的生存时空和生活体验来看，我们只能说：他具有浪漫的性格，他的家庭教育，尤其是他的父亲使他具有了相当程度的黄老思想，但他所处的时代又使他浸润在孔子的遗风中。这种特殊的情况使得司马迁的思想注定是复杂而不单一的。

    山东除了鲁国，还有靠海边的齐国，游毕齐、鲁后，如同孔子困于陈蔡，司马迁也遇到了麻烦，被迫“厄困鄱、薛、彭城”。这件事情没有详细的记载，只在《孟尝君列传》中说：我曾到过薛地（今山东南部滕县附近），那里的风俗和齐、鲁两国有很多不同，都比较粗暴。我问当地人这是什么原因形成的，他们说是因为当年孟尝君喜欢养士，以致招来一些鸡鸣狗盗之徒。这样看来，世人说孟尝君好客，实在是名不虚传啊！

    彭城就是现在的徐州，是当年西楚霸王项羽的都城。彭城东边——今江苏北部的宿迁县西，就是项羽的故乡。彭城的西北则是刘邦和萧何、曹参、周勃等汉朝开国功臣的故乡沛县（故城在今江苏北部沛县以东）。彭城的东北方是当年张良锤击秦始皇不中而藏匿的地点下邳（故城在今江苏北部邳县以东），他在这里遇到圯上老人黄石公（圯是当地人的土语，指桥），黄石公在这里传授给他兵法。汉初的重要人物全部在彭城附近风云际会，所以这段旅程虽然遭到困厄，但应该也给了司马迁很多灵感。

    首先说项羽与彭城，项羽曾在这里制造了我国战争史上一次以少胜多的奇迹，他只用三万精兵，把刘邦的五十六万大军打得落花流水。楚汉之争虽然项羽失败了，但司马迁对他是相当敬佩的，他把这位失败的英雄放在了帝王的位置，为他写“本纪”。

    《项羽本纪》一开始就指出“项氏世世为楚将，封于项，故姓项氏”，这句话讲述了项羽的家世渊源，他的勇猛善战是有家世传统的。然后说他“少时，学书不成，去；学剑，又不成”，项羽自己解释是因为“书足以记名姓而已。剑一人敌，不足学，学万人敌”。于是转而学习兵法。他看到秦始皇出游的队伍就说“彼可取而代也”。后来的巨鹿之战，项羽破釜沉舟，大破秦军。胜利后，他得意地召见原来在旁作壁上观的诸侯军将领，那些将领一个个吓得“无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视”。即使是项羽最后败亡在垓下（今安徽灵璧县东南）之战时，司马迁也把他塑造成一个悲壮的英雄：汉军以数千骑追他仅存的二十八骑，结果“项王大呼驰下，汉军皆披靡”，有个大胆的汉将负责追击项羽，“项羽瞋目而叱之”，那汉将就“人马俱惊，辟易数里”。

    最后项羽到了乌江（今安徽和县东北），他把心爱的千里马送给一位亭长（秦汉制度，以户口为准，每一千家设一亭，亭长负责治安工作），那位亭长劝他渡江以图东山再起，项羽不肯，和他的随从战士下马“持短兵接战，又杀数百人”，而后项羽发现汉军中有一位老朋友，索性把自己脑袋送给他去领赏，就这样结束了他传奇的一生。司马迁说项羽“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号为霸王，位虽不终，近古以来未尝有也”。

    他笔下的刘邦远没有项羽这样的英雄气概，相反充满了无赖气息。他好女色、爱喝酒。早年当亭长时，有一次去参加沛县县令的宴会，县令规定送礼太少的人只能坐下席。刘邦这个小亭长根本没有多少钱，竟谎报礼金，大摇大摆地坐在首席上。他能任用读书人，却动不动就谩骂他们，极尽折辱。

    彭城之战，刘邦大败，他的父亲被项羽俘虏，项羽特制了一个特大号的切肉砧板，把刘邦的父亲放在上面，威胁刘邦，如果不投降，就把他父亲煮了。刘邦说：我和你同在楚怀王面前受命，约为兄弟，我爹就是你爹，你如果真要把他煮了，也分我一杯羹好了！由此可见刘邦的流氓气有多重！

    刘邦周围的那些智囊呢？萧何、曹参原来是狱吏，周勃是办丧事时的吹鼓手，樊哙是个杀狗的屠夫，周昌是个小吏，灌婴是个卖布的。刘邦做了皇帝之后，萧何、曹参、周勃都做过丞相，其余的人也都封了侯。司马迁在这次旅行中也访问了一些地方遗老，他很有感慨地说：异域所闻！当年他们还在屠狗卖布的时候，怎么会想到日后竟然能够垂名汉世？

    这样前后一对比，司马迁对项羽同情得有些太过了吧？刘邦和他的开国功臣们好歹算是同属于司马迁的政治集团，项羽则是属于对立面的。可是在司马迁的笔下，就是这位站在政治对立面的人物得到了赞扬。那么关于高祖和汉初开国功臣们的记载有没有不属实的地方呢？司马迁死后，他的孙子将《史记》公开，并没有哪一个功臣的后代出来责难所记不实。司马迁尽管同情项羽，但并没有失去史家的理性，从他的记载中我们仍能够做出刘邦可得天下的判断。

    这样的判断是基于刘邦的老谋深算，他早年虽然有流氓习气，但处理事情却颇识大体，我们只要对比一下韩信在项羽和刘邦处的不同遭遇就可以看出两人之间的区别。韩信曾在项羽麾下，因不被重用而改投刘邦，他站在对双方都有所了解的立场上分析了刘项两人的优劣。关于项羽的缺点，韩信说：项羽的勇悍无人可比，但他不能任用贤能，再勇悍也不过是他个人的匹夫之勇而已。他平常对人很好，讲话和颜悦色，有人生病了，他会为之涕泣，而且饮食照料，无微不至。可是当别人有功劳应该封赏的时候，他却舍不得分封，所以他的仁慈只不过是妇人之仁。还有，项羽的大军军纪不甚严明，所过之处，烧杀抢掠，引起了天下百姓的怨恨。

    相比之下，刘邦废除秦朝的苛刻律法，与秦民约法三章，这是仁而爱人的表现。他能说出“运筹于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的话，则表现出他的豁然大度。

    如此看来司马迁并没有故意贬低刘邦的意思。他从遗老口中采撷一些生活琐事加以记录，除了写实以外，还为后世分析汉朝统治阶层及其性格提供了很好的依据。

    游过了高祖故里一带，司马迁转向西行，来到河南开封。开封是战国时魏国的都城大梁，当地人向他述说了当年魏国灭亡时的景象，后来司马迁在《魏世家》里写道：我曾到大梁的废墟探访，当地人告诉我说，秦国攻打大梁时引河水淹灌大梁，三月而城坏，魏王只好请降，于是魏国就此灭亡。

    魏国的信陵君是战国四大公子之一，门下食客三千，诸侯因为他的贤名而不敢侵犯魏国，他曾率五国之兵大破秦军而威震天下，后来由于魏王听信谗言渐渐疏远信陵君，信陵君意志消沉，自暴自弃，每天与食客饮酒解闷，耽于女色，没几年就病死了。他也是一位悲剧性的英雄。司马迁很崇拜他，为他写了《魏公子列传》，文中有一段很戏剧化的场面，即信陵君听说魏国有个70岁的隐士侯嬴，为了招揽他，信陵君在众宾客面前亲自执辔迎侯嬴于夷门。司马迁问大梁的人什么叫“夷门”，有人告诉他，夷门就是东门。

    路过大梁之后，司马迁继续往西走，到了今洛阳东南方的登封县，这里有一座山叫箕山。他后来写道：“余登箕山，其上盖有许由冢云。”许由是古代的一位隐士，据说尧打算把天下让给他，他一听就奔到河边，狠狠地把耳朵洗了又洗，表示自己不听尧的话，不肯接受帝位。他死了以后就葬于箕山，山下有一处叫洗耳池的古迹。

    箕山之游算是司马迁这次壮游的尾声，这里距离关中不远，他就直接回长安去了。

    我们不敢说司马迁的这次旅行就是为了写《史记》，他那时应该对前途有各种不同的幻想，未必就已经认定自己要接父亲的衣钵。不过从小的耳濡目染肯定使他具备了成为史家的特质和史家应该有的敏锐触觉。因此，不论这次旅行的目的如何，都在客观上为司马迁日后写《史记》储备了大量素材。

    这是一次重要而富于情感与趣味的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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