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郎中

    《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说此次游历结束后，司马迁就“迁仕为郎中”。这表明他终于踏入了仕途，不过这究竟是哪一年的事情，司马迁没有写明。

    司马迁20岁开始游历，以当时的交通工具，花上一两年时间应该是差不多的，所以他回长安时大概已经二十一二岁了。而在他22岁那年，即元朔五年（前124年），汉朝推出了一个有建设性的措施——为博士置弟子员，换句话说，就是为博士招收学生。我们前面说过，司马迁11岁时，汉武帝采取董仲舒的建议，在各家各派的博士中，只保留儒家的正经博士，其他的予以取缔。这次提出招收学生建议的是公孙弘，他表面上是个儒家，实际上思想很复杂，似乎更倾向于法家。

    汉武帝的“独尊儒术”就是一个幌子，他在实际政务方面根本不重用儒生，而是以倾向于法家的公孙弘为主，公孙弘出身于狱吏，“习文法吏事”。他这次提出为五经博士招收学生的建议，显然是把先前的“独尊儒术”政策变得更为具体，让学习儒学的人和政府的人事管道有一个沟通。这个措施还规定学生毕业成绩特优者可以为“郎中”，通五经中的一经以上者就可以委任官职。

    司马迁被选为郎中应该就是借助了这个通道，因为本来郎官（郎中是郎官的一种）的来源不外以下几种：

    一、汉朝官吏的等级是以所领的俸米来区分的。俸米的单位为“石”，最高的是三公，属万石级，其下有二千石、千石、若干百石等。所谓若干石，并不是说他就领若干石的米，实际发放时是要打些折扣的，这时的单位称“斛”，斛和石同样是十斗，万石的大官每月实际领米三百五十斛，一年四千二百斛。按照规定，凡是二千石以上的官吏就可以把儿子或兄弟选送为郎官。例如苏武。

    二、家财万贯以上的。例如司马相如。

    三、具有特殊技能的。例如驾车驾得特别好的，这种有些近似弄臣一类。

    从这原有的三种途径来看，司马迁哪种都不符合。他的父亲司马谈是太史令，俸禄不过六百石，离二千石的标准还有很长一段距离。而以这样低的收入，第二种情形无疑也是不可能的。至于第三种情形，就更不可能了。综上所述，司马迁应该是通过博士弟子员这个身份被选为郎中的。

    郎官和郎中到底是什么呢？为了对司马迁的这个职务有较为清楚的认识，我们先从汉朝的政治制度说起。

    秦、汉是我国从分裂割据的春秋战国走向统一中央集权国家的时代，也是奴隶制度转为封建制度的时代。汉初的制度大多还保有奴隶制时代的残余，在奴隶时代，封地是奴隶主所有，奴隶是奴隶主的私有财产，封地中的政治就是奴隶主个人的家务，他底下的官吏就是他的家臣。这种制度和封建领主制并没有多大区别。汉初，天子王室与统治天下的政府间，界限并不清楚。那个时候，在基本意义上属于皇帝家务官的宦官集团还没有形成。全国行政与宫廷服务两套制度是并立或交叉的。

    郎，是随从在皇帝左右的侍卫集团，有点像战国时国君或贵族间流行的“养士”或“食客”。

    在组织上来说，皇帝以下的官吏最重要的是三公、九卿。三公在汉初是丞相、御史大史、太尉，九卿是列卿或众卿之意，通常由太常、郎中令、卫尉、太仆、廷尉、大鸿胪、宗正、大司农、少府等。其中廷尉管刑狱司法，大鸿胪管外交事务，大司农管国家财务，三者都属于全国行政性质。其余的，太常管宗庙礼乐及医药等，卫尉和郎中令管宫殿侍卫，太仆管皇帝出门的车马，宗正管皇族事务，少府管山海池泽的税收，这六者皆属宫廷服务性质。

    郎就属于后六者中管侍卫的郎中令的下属。郎中令在汉武帝太初元年（前104年）才被改为“光禄勋”，同是掌管宫廷侍卫，但与卫尉的不同之处在于：卫尉是驻守宫殿的卫队队长，以所驻守的宫名为官名，例如甘泉宫卫尉；郎中令则是管理宫殿门户的首领，其下属有大夫、郎、谒者等。其中真正管门户的就是郎。除了管门户，皇帝出门时，他们还要列成车马队侍从。此外，他们因为平常居住在宫中，皇帝出门时也常随侍左右，所以是皇帝身边现成的顾问，皇帝有什么事情，也常差遣他们去执行。他们在行政上没有固定职务，没有办公室，也没有一定的编制，多时人数可达上千，完全由皇帝自由决定他们的任务和人数。郎又分为议郎、中郎、侍郎和郎中四等，其中除了议郎原则上掌论议以外，其余的都要轮值守卫宫门，皇帝出门时则为侍从。

    司马迁担任的郎中，就是这种性质的官。

    还有一点很值得我们注意，郎在当时是很受重视的升迁之道。由于那时科举制还没有建立，汉朝中下层官员主要来源只有两个，一个是各政府机关的办事人员，另一个就是郎。前者往往被有钱人独占，后者需要祖宗庇荫，或是家财万贯才有办法担任。

    司马迁运气不坏，正赶上博士弟子员制度的推行，使得他有机会进入仕途，踏上这个令人钦羡的跳板。这个跳板是由皇帝亲自控制的，所以前途非常被看好。我们前面一再提到司马迁身处盛世，对前途有不少憧憬，这就是一个证明，也是他向仕宦之途踏出的第一步。

    究竟他是在哪一年成为郎中的呢？目前还没办法确切考证出来，最早也是在他22岁或者23岁的时候。从此，司马迁和父亲司马谈一同在宫内任职，只是单位不同。在宫中任职后，他有更多的机会可以直接接触一些有名或有才学的人士，例如我们前面提到的孔安国、董仲舒等，也有人认为司马迁是在这段时间才开始和他们接触的。

    汉匈之战

    司马迁回长安后的公元前124至前129年，是汉朝自卫青大破匈奴，收复河南地后，对匈奴大举征伐的时期。司马迁7岁时，出使西域的张骞刚出汉朝国境就被匈奴抓了去，被扣留了十多年，才趁机会逃了出来，不过他没有立即回国，而是继续他的使命，去联络大月氏。

    大月氏是西方的一个游牧民族国家，位于现在的中亚地区。在张骞被匈奴拘留期间，大月氏被另一支游牧民族乌孙所压迫，从伊犁河流域迁到了更西边的阿姆河流域。张骞到大月氏停留了一年多，回国途中又被匈奴扣留了一年多，才逃回长安，当时正是司马迁20岁出发游历的那年。

    张骞前后出使13年，虽然没有达成联络大月氏、夹击匈奴的使命，但深入了解了西域各国的国情，带回不少珍贵的资料，对于汉武帝和匈奴争夺西域霸权起到了相当大的帮助作用。

    张骞回国是一件大事，司马迁很可能曾经向他请教过关于西域各国的问题，他在《大宛列传》中指出：古籍上说黄河源于昆仑，可是，张骞出使大月氏，可以说已经到了黄河的源流处以外了，却并没有见到什么昆仑。

    这就是司马迁的实证精神，也是他先前展开游历的收获之一。他喜欢实地考察古籍上的说法，受到限制无法自己亲身前往的，也要从去过那里的人口中得到一些经验。

    张骞回国以后，汉军接连展开一连串对匈奴的主动攻击，战果比较丰硕的有三次：第一次是元朔五年（前124年），司马迁22岁时，由卫青统率苏建（苏武的父亲）、李蔡（李广的堂弟）等人的大军，由高阙塞（今宁夏磴口县附近）、朔方（鄂尔多斯高原）出发，出塞六七百里，俘虏匈奴一万五千多人，牛羊数十万头。

    第二次是元狩二年（前121年），司马迁25岁时，汉武帝遣霍去病为将两次统兵出征，斩匈奴共约四万人。匈奴单于率众投降，汉朝得到了黄河以西今甘肃境内的大片土地，设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

    第三次是元狩四年（前119年），司马迁27岁时，由卫青、霍去病各率五万骑出击。卫青从定襄（今山西定襄县）出塞一千多里，将匈奴赶到今蒙古境内才班师回朝。霍去病则从代郡（今山西东北部）出塞两千余里，至狼居胥山（具体位置存疑）而还。

    最后一次出击，汉军把匈奴人赶到了遥远的北方，但双方损失惨重，几乎不相上下。汉军出塞时有十四万匹马，回来时就只剩下三万匹，损失了近百分之八十，这使汉朝短期内没有能力再发动大规模的攻击。同时，这次战役也暴露了汉军的一个致命问题，就是掌握指挥权的外戚军人和担任战斗主力的关西军人之间存在着严重的矛盾和摩擦。这种矛盾和摩擦与日后司马迁的遭遇有着密切关系。他27岁那年，这种摩擦发展到了极致——关西军人中声望最高的将军李广在随同卫青出征途中自杀！

    李广，成纪人（今甘肃静宁西南），他的先人曾在秦朝为将，他的子孙后来也都在汉朝为将，李家可以说是军人世家。

    李广在文帝时就已经崭露头角，文帝曾慨叹他生不逢时，如果生在高祖时代，封个万户侯“岂足道哉！”这种说法是因为文帝时还采取与民休息的政策，除了小规模的战事，并没有机会让李广好好表现。

    到了景帝时，七国之乱中，李广曾随太尉周亚夫攻打叛军。叛乱平定后，他曾出任北方一些边境城市的太守，由于国家政策未变，仍然没有施展才华的机会，不过一些小型的边境战争也使李广名扬天下。

    汉武帝即位后，一直想有所作为，李广受人举荐，由边境的太守调升为卫尉，而后在司马迁12岁（前134年）时被封为将军镇守雁门关。他在一次敌我兵力悬殊的战役中被俘，然后凭借勇猛机智逃了回来，但被废为庶人，后来又被任命为右北平太守。

    李广镇守边境期间，匈奴人惧怕他的勇猛过人，好几年不敢妄动，李广也因此得到了“飞将军”的称号。后来，元朔六年（前123年），即司马迁23岁时，李广被任命为郎中令，直到四五年后他自杀为止，都是以这个官衔挂将军衔率兵出征的。

    前面我们说过，郎中是郎中令的下属之一，那么也就是说，李广在他生前的四五年里，有可能是司马迁的上司。当然，即便这是事实，这种宫廷服务性质的官也很难有同事间相互交流的机会。李广绝大部分时间都在边境，所以司马迁与他见面的机会一定不多，但不至于完全没有。

    有一种说法认为，司马迁担任郎中是在李广死的那年，或者在那年以后。不管怎么说，司马迁应该是见过李广的。他在《李将军列传》中提到了他对李广的印象：“余睹李将军悛悛如鄙人，口不能道辞。”翻译成现代汉语就是：我看李将军老实得像个乡下人，也不太会说话。

    李广之死

    李广为什么要自杀呢？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我们先来分析一下根本原因：李广从文帝、景帝以来就是天下皆知的名将，以他的才干和资历，理应受到汉武帝的重用。可是汉武帝有意压抑关西军人、提携外戚，在这种政策下，李广只能屈居卫青之下。

    卫青在外戚当中算是性格比较好的了，也不十分跋扈，可是对名满天下、甚得人望的李广还是有些妒忌的。他为了培养自己的嫡系部队，通常将重要任务分给自己人，并千方百计排斥李广，物资和战术上也不予以支持。李广能在如此恶劣的条件下参加大大小小七十多次战役，并且鲜有败绩，足可见李广卓越的军事才能。可是碍于外戚，他始终无法封侯，官不过九卿，他原来的一些部下或才干不如他的人都一个个成了他的上司。李广曾经很泄气地对一位算命先生说：“自汉击匈奴以来，各种战役我从来没有不参加的。一些校尉以下、才能普通的军官因为战功封侯的有几十个人。我李广从不落人后，可是却没有尺寸之功得以封侯封邑，这到底是为什么？”

    据司马迁的记载，那个算命先生反问他说：“你自己回想看看，有没有什么令你感到特别悔恨的事情？”

    李广说：“有！当年我做太守时，羌人作乱，我设计诱降了八百多人，并且把他们全部斩杀，现在想起来非常后悔。”

    算命先生说：“那就对了！罪莫大于杀戮已降之人，这就是将军您无法封侯的原因。”

    这个说法有点站不住脚，于是司马迁用一种打抱不平的口吻写道：“蔡（李广堂弟李蔡）为人在下中（中等以下），名声出广下甚远（比李广差多了），然广不得爵邑，官不过九卿，而蔡（李蔡）为列侯，位至三公（李蔡当到丞相）。”这之后，就是李广问算命先生的那段话，从中我们可以隐约看出他一言难尽的无奈和苦闷，有些想要归之于天的意思。

    而导致他自杀的直接原因就是公元前119年的那次大征伐。这时的李广已经六十多岁了，当他听说有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时，就主动请缨。汉武帝以其年老为由，不肯答应。过了不久，可能是拗不过李广的多次请求，答应让他随大将军卫青出征。原来给他的头衔是前将军，也就是负责正面攻击的前锋，可是出塞之后，卫青从俘虏那里得知匈奴单于的行军位置，临时更改部署，由自己率精兵居前，而要李广和右将军的部队合并，绕东道侧击。李广说自己自束发以来就与匈奴作战，直到今天才第一次有机会碰上匈奴单于，希望能阵前效命、直击匈奴。卫青没有答应。

    司马迁在描写这段故事时，很有技巧地说卫青在出发前，汉武帝就私底下交代过他，李广已经老了而且运气又不好，不要让他单独去对付匈奴单于。这是卫青不答应李广请求的主要原因吗？司马迁说“而是时……”，这是一种转折的语气，接下来引出的才有可能是真相：公孙敖是当时军中的一员，他是甘肃人，说起来也是关西军人，当年卫子夫刚得宠，馆陶公主妒忌卫氏一族，派人暗害卫青时，公孙敖曾救了卫青一命。此后，卫青一直十分袒护他。当时公孙敖刚刚失去爵位，卫青想给他制造一个建功的机会，以便他再度封侯，于是就想办法把李广调开，由公孙敖与自己一同出击单于。

    李广知道原因所在，但仍力争，可惜卫青坚持原来的计划。李广只好服从命令，却不幸在沙漠中迷失方向。司马迁的原文是这样的：“军亡（无）导（向导），或失道（迷惑而失道）。”在沙漠中行军，向导非常重要，李广是谨慎之人，应该不会自恃识途老马，不带向导吧。那么是卫青故意不给他向导吗？我们不得而知。

    这场战争最后并没有俘获匈奴单于，卫青在回途中碰到迷路的李广和右将军。卫青扬言要追究责任以呈报天子，命李广到他的营帐中接受审问，李广一时百感交集，对他的部下说：我从束发起就与匈奴作战，参加了大大小小七十多次战役，现在好不容易有机会与匈奴单于对战，可是大将军却命我为侧翼，我又在途中迷路，这恐怕是天意啊！我已经六十多岁了，实在没有脸面去受审，也不想应付那些负责审判的官吏！

    这段话说完，李广就拔剑自刎！

    李广与那位算命先生的对话发生在两年前，那时他或许对自己的功业不抱什么希望了，只愿能在有生之年，与匈奴单于交战一次。可是这最后的心愿也被剥夺了，不仅如此，还要把没有抓到单于的责任推到他头上。这对一个世代为将的老将军而言，其刺激之大可以想见，自杀似乎是他唯一的解脱方法了。

    前有乱世中的青年英雄、“力拔山兮气盖世”而被逼自刎于乌江的项羽，后有盛世沙场老将、“才气天下无双”而被迫自刎于大漠中的李广。无疑，司马迁是用激动而颤抖的心去描写他们的故事的，尤其是《李将军列传》，也许是因为他曾亲见其人，有比较多的第一手资料，司马迁对李广的感受更为直接，也更为深刻，所以其中有一种《项羽本纪》所没有的情感在里面。司马迁为李广的遭遇而愤愤不平的感情几乎不加掩饰地跃然纸上。

    李广与卫青、霍去病大不相同，不仅体现在他们的身份上，还表现在他们的作风上。

    司马迁说，李广带兵在“乏绳之处”（缺水缺粮的地方），如果发现了水，他一定让士兵一个一个都喝过了，他再喝；粮食也是一样，非要等到士兵全都吃过了，他才吃。司马迁还说李广非常廉洁，他经常把赏赐分给部下，终其一生，李广也不过只领二千石的俸禄，他家无余财，也从不考虑置产之类的事情。

    关于李广的用兵，司马迁说他“无部伍行陈”。所谓部伍就是军队组织，将军下设五部，每部有校尉为长官，部下设曲，每个曲由军侯领导。这是比较严整的军队等级划分，不过李广从来不管这套，他不愿受这些束缚。行军屯驻时，人人自便。他也不使用警报或报时器，非常讨厌那些啰里啰唆的程序。不过，部队安全他并没有忽略，一直做得十分谨慎。显然，他是在有安全保障的前提下，让士兵们放纵自如，充分休息。可能是因为这样，士兵们都很喜欢追随他，而且愿意为他效命。

    李广这种过人的胆识和浪漫的作风，无疑是司马迁非常推崇的，他在《李将军列传》中描述了另一位作风完全相反的名将程不识，说他一切按规矩行事，使“军不得休息”，但是匈奴怕的仍然是李广。

    卫青、霍去病的为人与李广正好相反。李广爱惜部下，卫、霍则“以柔和自媚于上”，心中只有皇上，因为他们的地位和权势都是皇上给的，只有忠于皇上，这地位和权势才会长久。当然，司马迁并没有埋没他们的战功，他们仍为后世称颂，但对于他们这种媚上的作风，司马迁也客观地记录下来。

    有一次，苏武的父亲苏建随卫青攻打匈奴，结果“尽亡其军，独以身得亡去”，部队全军覆没，他一个人逃了回来。照理说，卫青应该当场对他加以处置，但他“不敢自擅专诛于境外，而具归天子”，把苏建带回京城，让皇帝自己裁决，可见卫青是一切看皇帝脸色行事的。汉武帝对卫青的这种做法十分高兴，只降苏建为平民，还赏了卫青不少黄金。

    司马迁给卫青的评语是：“大将军为人，仁善退让，以和柔自媚于上，然天下未有称也！”人们大概都觉得他的媚上不太好，所以即便他有仁善退让的美德也不能获得天下人的称赞，不过好在他还没有欺下之类的事情发生过。卫青对李广的排挤只是妒忌他的名声，也不能算是欺下，因为卫青心里恐怕无法把李广当成部下。再说抑制关西军人的崛起是汉武帝的政策，卫青的行为一定或者说等于得到了汉武帝的默许或授意，谈不上欺下。

    苏建兵败一人逃回时，左右有人说大将军自带兵以来从未斩过副将，现在苏建弃军而回，可以斩之，以显示大将军的威严。卫青没有采纳。从他没有斩过副将来看，他确实算得上是仁善之人，只是因为太媚上，才不招人待见。

    那么霍去病呢？他与卫青还有些不同，他不但媚上，还有些欺下的嫌疑。汉武帝要为他建府邸，他说：“匈奴未灭，无以家为也！”于是汉武帝更加看重他了。对待下属呢？司马迁说他“贵，不省士”，就是自己富贵了而不体恤士兵。有一次，汉武帝赏给霍去病好几十车珍馐美味，可是他一点也没有分给下属们。有时带兵到塞外沙漠，士兵们因为缺粮而精神不振，他却还能“穿域蹋鞠”。鞠是一种球，据说用皮做成，里面塞毛。这句话的意思是，他竟然有兴致在沙漠中踢球为戏。

    士兵们饿得没精打采，他还有心思玩球，这也算是不体恤士兵的极点了。司马迁接着写道“事多类此。”意思是诸如此类的事情太多了。

    一边是秦朝名将之后，懂得爱惜部下，天下敬重，竟落得悲愤自刎而死的结局；一边是驸马府上奴仆的私生子，因为女人的关系得到荣宠，鸡犬升天，靠着媚上而飞黄腾达。世道何其不公！

    司马迁在《李将军列传》结尾的评论中，称赞李广说：

    《传》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其李将军之谓也。余睹李将军悛悛如鄙人，口不能道辞。及死之日，天下知与不知，皆为尽哀。彼其忠实心诚信于士大夫也！谚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虽小，可以谕大也。

    对于卫青、霍去病，司马迁的最后评语中仍然对他们的媚上作风耿耿于怀，并没有给这两位为汉朝开疆辟土、建有功绩的名将任何赞美词句。

    我们前面说过，汉初时有很多战国风气被保留下来，养士之风就是其中之一。这种养士之风与汉初的分封郡县并行制一配合，就演变成诸侯王势力一天比一天大的局面，等到威胁到皇权时，皇帝必然要削弱诸侯王的势力，诸侯王自然不肯乖乖就范，于是叛乱就爆发了。身为皇帝，当然不会喜欢这种风气，汉武帝登基之初就曾拿几个爱养士的大官开刀，想把这种风气压制下去。卫青明白皇帝的意思，所以说：提拔贤能之士或者罢黜不肖的人，是人主的权力，我们为人臣的，只要奉法遵职就可以了，何必去招贤纳士？

    司马迁在这句话后面又补充了一句说霍去病也是这个观念，然后以一句耐人寻味的话作为结束。他说：“其为将如此！”翻译成现代汉语就是“他当将军时也是这样做的！”或是“他就是这么一个将军！”这话里有点挖苦嘲讽的意思，好像是说：“也不过是个唯命是从的将军而已，有什么了不起！”

    司马迁还记载了一件事，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十分反感卫青的媚上。这件事发生在苏建弃军而逃的那次战役结束后，卫青班师回朝，他的姐姐卫子夫因年老色衰而失宠，汉武帝开始宠爱王夫人。有人提醒卫青说：将军您之所以能够获得万户的封邑，三个孩子都封侯，实在是因为卫皇后受宠的关系。现在王夫人刚刚得宠，她家里还不是很有钱，您不如把皇上赐给您的黄金，拿一点出来给王夫人拜寿，能攀上点交情也好。卫青觉得有道理，就拿出了五百金送给王夫人。果然，这个举动令汉武帝很高兴，他因此保住了自己的地位。

    这一段故事揭露了卫青为求宠幸无所不用其极的心态，与李广的“自负其能”比起来，的确有点不是大丈夫所为。司马迁为李广鸣不平，无可奈何地借算命先生的话将一切推给命运。对于卫青、霍去病的大红大紫，他也只好说是因为他们命好。这层意思，司马迁是曾明白说过的，他说那些老资格的将军所配得的部队，都不如霍去病的好，霍去病的部队往往都是千挑万选的精兵，这当然更可能打胜仗，又说霍去病胆子很大，常常带一队精兵壮马，远离大军，深入敌境，却从来没有被困绝过。司马迁说“军亦有天幸”，还不是靠运气！

    《李将军列传》中还有一段描写明白地表示了司马迁的不平之鸣。他写李广死后，李广的小儿子李敢继任郎中令，李敢因为怨恨卫青排挤并逼死他的父亲，而打伤卫青。卫青大概自知理亏，也没有声张。倒是他的外甥霍去病难消这口气，趁着有次陪皇帝打猎，放冷箭射杀了李敢。这时，正是霍去病气焰最嚣张的时候，很得汉武帝宠幸。汉武帝为了包庇霍去病，只能公开宣称李敢是打猎时被鹿角触死的。

    一年多以后，霍去病意外暴毙，死时才24岁。司马迁故意将两件事连在一起，似乎是想表达这样一种意思：李广因天命而志不得申，卫青、霍去病也因天命而志得意满，既然皆归于天命，霍去病杀了李敢，自己也难逃天命的报应！

    27岁的司马迁亲耳听到了李广将军自杀的消息，也很可能目睹了霍去病放冷箭射杀李敢的场面。因为李敢被杀时，他已经是郎中了，很可能在打猎时侍从皇帝身侧。所以司马迁对李广父子的死感受很深。

    一般都喜欢把《史记》中的不平之鸣归因于二十多年后司马迁受的腐刑。但我们可以试着分析一下，他之所以受腐刑，是为了替李陵仗义执言，而李陵是李广的孙子，李敢的侄子。司马迁是因为目睹李氏两代的悲惨遭遇而深感不平，然后为李氏第三代仗义执言，惹来大祸；还是因为受了腐刑后，再对李氏三代的遭遇发出不平之鸣呢？两种情况都有可能，也很可能是互为因果。

    关于李陵案，我们后面会有比较详细的描述。在这里，我们要强调的是，司马迁已经目睹关西杰出军人的悲惨遭遇，这是预示他自己的悲剧的不安音符。只是当时，他还毫无所觉，因为他的郎中侍从生涯忙碌而多姿多彩。

    封禅一说

    司马迁在任郎中十年后，接替他父亲的位置成为太史令。这十年间，司马迁经常随汉武帝到处巡游，这些巡游绝大部分都是为了求仙。这些巡游最后间接造成了司马谈的死亡，我们有必要对这些巡游的背景和经过做一番了解。

    秦、汉紧接战国，汉朝开国后，由于经历过暴秦的过激统治，人们一旦获得舒解喘息，很自然地会怀念战国时代的种种，像我们前面说过的养士和游侠之风的盛行等，还有就是各家思想的再现。这些现象对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国家来说不是什么好事，所以汉武帝才会压制养士之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学说之所以会被独尊，除了它重礼制、谈王道，可使帝王获得美名之外，还有其他学说没有的两个优点：一个是儒者通晓古代典籍，而且有一套自成体系的治国理想和制度主张；另一个是儒家学说含有各家思想的源流，容易加以引申附会。因此各家学说虽然被罢黜，但仍可以在儒家的大帽子下改头换面，继续存在。

    事实上，各家各派的成立本来就是经过长时期的孕育而成，易经就是儒家学说和阴阳五行学说的典型融合。墨家的创始人墨翟本来也是孔门弟子。法家的韩非、李斯也是受业于儒生。从这些渊源中，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各家学说想在这种环境下改头换面并不十分困难。

    在汉朝乃至后世，在儒家学说的大帽子底下盛行不衰的要数阴阳学说为最。促成独尊儒术的大儒董仲舒就是个典型的“阴阳儒家”。

    阴阳学说为什么可以获得这样的结果呢？这要归因于它本身就是一种架构，一种基础学说。好比数学，学通了它，就可运用到其他学科中。同理，用其他家的理论，加到阴阳学说的架构上，就会出现崭新的面貌，它既能保住自己，也可以发扬他人。

    阴阳学说能够自成一家也有当时具体的环境因素，战国时，人们饱经离乱，对时局日渐绝望，转而沦入宿命式的心理中。他们期待盛世的到来，当然更希望得到促成盛世到来的方法，以求安身立命。阴阳学说中的五行终始之说正好满足了这种心理需求。五行之说始于何时已经无法考证，阴阳学说中用五行、四方（东西南北）、四时（春夏秋冬）、五音十二律、天干地支等，相互配合排列，构成了一个宇宙架构。五行的势力叫五德，五德轮流支配这个世界，当某一种德轮值时，就由代表该德的朝代兴起而统治天下。如何证明某人某朝代可以代表哪个德呢？那要看当时出现了怎样的征兆。

    这种理论使战国时饱受战乱之苦的人们的期望变得更为具体，同时也成了各诸侯国代周统一天下的理论根据。本来，这就是一种迷信思想，跟原来的一些迷信行为有很大关系，也很容易结合在一起。它能与儒家合而为一，当然也能与道家相结合，何况道家本来也爱讲阴阳。后来，阴阳学说发展成一套完整的宇宙、政治哲学，同时分离出占卜炼丹的“方术”。

    所谓“方士”，原指方外之士，方指现世的领域，方外就是超然于现世之外，不理世事，就是隐者。秉持道家思想的隐者往往隐居在山林中，漫漫长日要如何打发呢？研究阴阳学说是个不错的选择，他们不仅在理论上研究阴阳，还有所发明，各种长生术就是他们的杰作。这些难免会流传出来，于是产生了一批也称作“方士”的人，他们不一定隐居，或者隐居后又复出，他们用这种神秘的长生术谋求个人名利。为了与无意仕途的方外之士相区别，他们被称为方术之士。

    这算是另一种阴阳家的形态，在战国末年开始大行其道，那些始终隐居在山林中的发明者在这些大谈长生术的方术之士口中，成了长生不死的神仙。战国时的各种学说都喜欢依附于黄帝，这些方术之士就把黄帝描述成一个懂得长生之术，最后飞升而去的神仙。

    秦始皇的暴政把很多贤能之人逼到深山成了隐士，同时也造就出了很多“神仙”和方术之士。方士除了懂得炼丹之外，还会经过改良后的占卜术和导引术。导引术也是一种长生术，据说可以治病，“引挽腰体，动诸关节，以求难老”。现在看来这不过是一种健身运动，注重肢体运动与呼吸的配合，可以强身健体而已。

    秦以前的方士不乏以方术吸引帝王，然后试图施展济世理想的人。但后来，他们的形象逐渐被固定，帝王对他们的活动有极大的兴趣，智者却通常对他们很不屑。方术之士后来融入道家的宗教化活动，就变成了后世所说的“道士”。阴阳学说中关于宇宙、政治哲学的方面则融入儒家学说，继续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人。

    司马迁所处的时代是融入儒家的阴阳学说盛行的时代，同时也是与道家学说结合后的方士大肆活动的时代。这时的方士大多为求个人名利，以神仙之说迷惑皇帝。他们取代了原来的巫祝之流，掌握了宗教活动，并且将其按照他们的理论赋予新面貌。

    造成方士大肆活动的原因之一是汉武帝敬鬼神、求神仙的欲望。他并不像其他皇帝一样到老了才求神仙，他从青年求到老年，简直可以说是求了一辈子神仙。《史记》中本来没有武帝本纪，是后人将《封禅书》加以剪裁，补录而成。《封禅书》记载的是宗教的祭祀之事，除了前半段之外，其余完全是汉武帝的求仙史，充满了可笑的迷信色彩。封禅与求仙本来是两回事，汉武帝的求仙事迹为什么会出现在《封禅书》中呢？这是方士导演的结果，这个结果间接造成了司马迁父亲司马谈的气愤而死。

    首先，我们先了解一下什么是封禅。广义上的封禅就是一种祭天大典。它与一般的祭祀活动不同的是，必须要在泰山一带除地、筑坛，除地就是要把城郊预定要行祭典的地方整理干净，然后在上面以土筑成祭坛。

    古时候祭天和祭神鬼是有区别的，祭天一定要在祭坛上露天举行，祭祀神鬼的地方叫做“庙”或“社”。祭天的时候，必须在坛上燃柴火，叫做燔，上面放两头公牛，让烧出的气味随火气上升。

    西周以前的祭祀是有严格的阶级区别的，只有天子才能祭天地。诸侯只能祭封地内对人民有益的山林川泽，例如鲁国的泰山、晋国的黄河、楚国的长江等。祭天的次数没有一定，大体上，春夏秋冬的四时之祭差不多是固定的，是常祭。除四时的常祭之外，还有其他非定期的祭祀，例如巡行各地之前，或出征之前，天子即位时，以及天灾地变时的祈福免灾，也是祭祀的一种。

    东周时，王室衰微，诸侯势力日渐强大，慢慢地就开始有诸侯僭越天子之权，也举行祭天大典。

    地处关西的秦国由于受阴阳学说的影响，先后立了四个举行祭天大典的地方。这个举动对后世产生了很大影响，后来秦一统天下，将这套制度传承至汉及以后的朝代。汉高祖入关后，又增立了一个举行祭天大典之地，凑足五个，与阴阳学说中“天有五帝”的说法相合，打破了原有的“祭天是祭唯一的天帝”的观念。这与周朝时候的郊社之礼明显有些冲突的地方，祭祀之地不在城郊，天子也不一定要亲自主持，派主管祭祀的官员定时去祭祀即可。阴阳五行之说与郊社之礼的相互作用促成了秦、汉时所谓的“封禅”，这里的封禅指狭义的封禅，即秦、汉阴阳家和方士所谓的封禅。

    阴阳五行之说关于天人相应的观念在战国以前就已经产生了，但真正将这种观念理论化、系统化，则是在战国后期。持这种学说的人认为一个朝代的兴衰更替分为下列几个步骤：

    一、圣人受命——例如，这个循环是属于五行中的金，那么，符合“金”的人降生了，这是第一步。

    二、天降祥瑞——天下会有代表“金”的事情发生。

    三、推德定制——已确定属“金”，则服色、制度、历法都要随着改变。

    四、封禅告成——制度定了，天下也太平了，就要行封禅大典，向天帝报告。

    五、这个循环开始衰落，天降灾祸以告世人。

    六、统治者要有自知之明，把国家统治权让给贤人。

    七、新圣人受命，开始下一个循环。

    由此可见，他们所说的封禅变成了改朝换代成功后的报告仪式，与郊社之礼和广义的封禅有所不同。他们将泰山作为封禅的地点，可能与阴阳学说的发源地是齐地（山东半岛）有关。齐国之所以出一些阴阳术士和好神仙之流，与它的地理位置密不可分。齐国滨临渤海，在春夏之交的季节，有时可以看到海市蜃楼的奇景，其变幻无穷引起人们的种种幻想，因而有了神仙之说。泰山就在山东半岛上，自然是比较合适的封禅之地。

    在司马迁的时代，狭义的封禅的意义应该是普遍被人们所接受的，但是他们对这种祭祀形式的具体内容、仪式，可能感到有些迷惑，并且容易将其与郊社之礼混淆在一起。到底是社会已经向前发展了，汉人不像周人那样用心于祭祀之事，唯恐获罪于天，而且春秋战国的战乱延绵数百年，很多周朝的礼仪早已失传，加上期间各种学说混杂，广义的封禅一说根本无法追溯。所以，司马迁在《封禅书》一文的开头就说“其仪阙然烟灭，其详不可得而记闻”，之后只好让狭义的封禅充斥于后半部分。

    对于封禅的来龙去脉有了一些了解之后，我们再来看看这个说法在当时人们的心目中有着怎样的影响。

    这个问题我们要通过司马迁的《史记·封禅书》来分析，《封禅书》说：“自古受命帝王，曷尝不封禅。盖有无其应而用事者矣，未有睹符瑞见而不臻（至）乎泰山者也。”这一段显然就是前面我们说的阴阳家讲的那一套，由受命而符瑞而封禅。他接着写道：“虽受命而功不至；至梁父（泰山旁的小山）矣而德不洽，洽矣而日有不暇给，是以即事用希。”这一段写出了行封禅大典的条件，那就是命、功、德、暇。秦始皇是受命当上皇帝的，统一天下而开疆拓土，功也有了，可是无其德，所以当他登上泰山时，暴雨如注，狂风怒号，他只能“休于大树下”，无法完成封禅，12年后秦亡。就算命、功、德都有了，也得要有暇才行。由于符合这四个条件很不容易，所以“即事用希”，很难举行。

    汉朝开国之初，天下初定，百事待举，有关祭祀的事情，高祖大多令秦朝旧部依照秦例办理。似乎没有人认为当时是封禅的时机。

    到了文帝时，公孙臣上书，认为汉应当属“土”，主张改正朔（正朔就是年首，阴阳学家认为新朝代的年首应该配合五行更改）、色尚黄。可是当时的宰相认为汉属“水”，年首应为十月，色要外黑内赤。官大学问大，他这么一说，公孙臣的说法马上被认为是错误的。但是第二年，有人在李广的家乡成纪（相传伏羲氏的出生地）看见黄龙，这是属“土”的祥瑞之兆。消息传到京城，文帝马上把公孙臣找回来，拜为博士，开始草拟改年首和易服色的事，并且亲自主持了汉朝第一次由皇帝主持的祭祀，不过并不是在泰山举行的。

    改年首、易服色，这已经是封禅的前奏了，但是这时发生了一件事，使文帝放弃了所有有关的筹备工作。

    当时，有一个人叫新垣平，善观天象，他说长安东北有神气，呈五彩，像人戴帽子的样子，那必定是神明住的地方。他建议文帝在那里建一座五帝庙，文帝采纳了这个意见，同时积极要求博士诸生开始策划封禅事宜。后来新垣平的说法越来越多，他对文帝说：据说周鼎沉在泗水中，现在黄河决堤而与泗水相通，我看京城东北方的汾阴（今山西荣河县北）有金宝气，周鼎似乎会在那里出现。有征兆而不设法相迎，恐怕就没法实现祥瑞之兆了！

    于是文帝下令在汾阴之南靠黄河的地方建了一座庙，准备迎接周鼎出现。后来有人找到切实的证据证明新垣平所说的都是假的。究竟这切实的证据是什么呢？史书上没有记载，只知道后来文帝下令杀了新垣平，还抄了他的家，不再热心鬼神之事，连带的改年首、易服色、行封禅之事，也全部停了下来。后来景帝即位，他在位16年，一直保持着同样的态度，祭祀的事情由有关机构按旧例进行，并没有什么新的措施。

    武帝与封禅

    汉武帝即位以后就不一样了，他年纪轻轻就对鬼神之事特别感兴趣，而且汉朝开国已经60年了，要改年首、易服色、行封禅大典的呼声越来越高。当时人们提出这种呼吁，可能有这样几种心理：一种是受阴阳五行之说的影响，认为人与天必须一致，才会达到调和从而获得幸福。另一种心理可能认为封禅是一种肯定，是对新朝代、新盛世的承认。汉紧接在暴秦之后，代表秦政的年首和服色如果不加以更改，人们总是觉得心里不踏实。而秦始皇登泰山却封禅不成，也使他们有兴趣看看自己的皇帝成不成。另外还有一种心理，认为封禅肯定了时代，同时也就肯定了行封禅大典的皇帝，既然说受命而有功有德的人才够资格封禅，那么鼓动某一位皇帝行封禅大典，不就是一种歌功颂德的行为吗？表面上说天下已经有多少多少的祥瑞出现，皇帝您应该封禅，以便与天相应，实际上不就等于说您真伟大，天都已经出现这么多祥瑞与您的功德相应了。所以难怪司马相如死前留下一封劝汉武帝封禅的遗书，汉武帝看了之后，又听到左右加以强调，继而“沛然（感动的意思）改容”说：“愉乎！朕其试哉。”这样的马屁可算是拍得很到位。

    司马相如是不是临死还不忘拍马屁不是我们所要叙述的重点，我们所要说的是汉武帝确实决定举行封禅大典。当然，这不是因为虚荣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后做出的决定，我们前面说过汉武帝是个“内心多欲而外饰以仁义”的人，他的做人处世往往都呈现多面性，表面一套，内心又是一套，但最终他还是会抓住他认为对自己最有利的那套。封禅这件事，他面临着两种人的影响：上面说的存在那三种心理的人是一类，他们希望肯定时代、肯定自己，同时也歌颂皇帝，但大体是在阴阳家设计的理想里思考。另一类人就不同了，他们也和阴阳家有关，但满脑子不是理想，而是幻想、妄想，他们不是要肯定时代，而是要肯定未来。他们不是要歌颂皇帝，而是要引导皇帝，要皇帝透过封禅变成神仙，当然他们也要肯定自己——要获得名利。

    对于汉武帝来说，后一种人的想法很符合他自己的心思，他显然认为后者对自己更有利，而且这种心思已经使他到了执迷不悟的地步，司马迁对这一点有很明显的“暗示”。公元前119年，有个方士说有办法让汉武帝在晚上看到已经死去的宠姬王夫人。汉武帝一高兴就封他为文成将军，并且以礼相待。这个方士也竭尽所能，为汉武帝设计各种方法与神仙相通，他说皇宫里的东西都没个神仙的样子，神仙是不会来的，然后就为汉武帝画云气车，云气车有五种颜色，每天乘哪一辆都是根据五行之说加以规定的。还建了一座新的宫室，供奉天地泰一诸神（据方士的说法，泰一神是天帝中最为尊贵者）的画像，煞有介事地大祭特祭，可是弄了半天，神仙还是没有出现。这个方士在技穷之余又想出一个怪招，写了很多怪言怪语在绢帛上，把它喂牛吃下，然后假装什么都不知道，指着那头牛神秘地说：“此牛腹中有奇”，命人杀牛剖腹，果然有“奇”。有人认出这是他自己的笔迹，汉武帝一怒之下把他杀了。

    通过这件事情，汉武帝对鬼神之说应该有所觉悟了吧。其实不然，他还是对神仙之道存在着强烈的幻想。杀了文成将军之后，反而怀疑自己是不是杀错人了，还一度对文成将军没能完成他的求仙计划感到惋惜。后来又有一个能言善道的方士出现了，汉武帝将文成将军的死说成是误食了有毒的东西，以此来安抚方士之心，免得他们不敢再言神仙之道。这跟之前霍去病射杀李敢，被说成是意外身亡，实在是有异曲同工之妙。汉武帝不会让任何理由阻挡他内心的欲望。

    形势非常明显，在举行封禅大典这件事上，求仙派要比报天派强硬得多。而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就是汉武帝自己的欲望，他是这件事情最有实力的支持者，并且一心求仙。不过，朝中主管礼仪的官员没有人知道封禅的具体步骤，当年秦始皇封禅时，也碰到了同样的问题，七十多人对封禅的礼仪议论纷纷，最后秦始皇被吵得不耐烦了，就不管那么多，仿照一般祭祀天地的礼仪，硬着头皮举行封禅大典。那么秦始皇当时的礼仪究竟是什么样子呢？司马迁说：“封藏皆秘之，世不得而记也。”根本没人知晓。既然大家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这种时候就看谁能够舌灿莲花，说出些令皇帝觉得十分有道理的话了。

    所谓求仙派和报天派，是按照封禅的目的来区分的。求仙派认为封禅就是为了求仙，而报天派则认为封禅是对上天的一种报告，说明王朝更替，天下太平。报天派的观点是自战国末年以来，社会上普遍接受的观念，秉承这种观念的人多是接受阴阳五行之说的儒生。儒生最重礼仪，最尊崇古礼，但也因此受到了古礼的拘泥，他们最有群众基础，却不太敢有什么天马行空的想法，自然也就不敢说什么。

    相反，求仙派本来就一脑子奇谈怪想，想的事情都毫无根据，说的话自然也就漫无边际，甚至可以说是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反正你信就有，你不信就没有，信与不信取决于听的人。说到汉武帝的笃信鬼神，司马迁毫不客气地予以调侃，他描写汉武帝信神君，神君是谁？她不过是长陵（故城在今陕西咸阳一带）的一个女子，因为难产而死，据说死后变成神，在她的妯娌面前现身，于是她的妯娌就把她供奉起来，附近的居民都跑来拜她，据说很灵验。汉武帝的外祖母听说就是因为崇拜她、信她，所以才有了后来的荣华富贵。

    汉武帝即位后，常常赐给神君厚礼，并将其迎奉至宫中。后来汉武帝曾一度病重，太医束手无策，倒是问了神君之后才痊愈的，从此他就更信神君了。神君对人的指示“闻其言，不见其人”，声音与普通人一样，时来时去，有时白天说话，但更多的是晚上。汉武帝郑重其事地派人把神君说的话记下来。司马迁说：“其所语，世俗之所知也，无绝殊者，而天子独喜。其事秘，世莫知也。”神君所说的话都是极为平常的、世人所共知的事情，汉武帝却把这些奉为圭臬，还将其记录成书，真是信到极点了！

    就是因为汉武帝太相信鬼神之说了，所以尽管曾因发现有诈而杀了方士，但他一直认为方士的方术有假，或者道行不足，但神仙一定是存在的。那些方士一批接一批地出现在汉武帝面前，也一批比一批更能摸透汉武帝的心，也更知道如何在必要时见好就收，浑水摸鱼。于是，求仙派一天天得到了汉武帝的支持，而报天派却一天天失去影响力。这种情况下，封禅大典自然由求仙派策划主持，而报天派只能在底下帮忙打杂了。这种现象的形成过程就是司马谈的一道道催命符。

    有一个叫李少君的方士曾向汉武帝说明了求不死成仙的步骤，大概是这样的：祭鳌致鬼物—丹砂化黄金—黄金制成饮食器并加以使用则可益寿—见海中蓬莱仙老—封禅—不死成仙。

    我们分析一下这些步骤，益寿以前的三个步骤算是一个阶段，也就是要达成基本条件——长命。先长命然后求不死，如何不死？要见仙人，与仙人沟通，然后行封禅大典。长命才能见到仙人，这表示想见仙人不是那么容易的事，要花很长时间，要有耐性。那么，怎样才算长命？还活着的人根本找不出一个分界点，所以益寿的努力与求仙可以同时进行，益寿长命等于只是以防万一，求仙的人认为自己可能不需要益寿就见到神仙，然后就能达到不死的目的，那就无所谓益寿了。因此，整个求不死成仙的过程中，最急于要做的就是求神仙和封禅两个步骤。

    李少君在世的时候，据司马迁记载，他所从事的都是益寿和求神仙的事情，还没有涉及筹备封禅，可见他是把求神仙放在封禅前面的。李少君死后，“海上燕齐怪迂之方士多相效，更言神事矣！”燕国大约在今天的河北、天津一带，与位于山东半岛的齐国同样濒临渤海，同样有一批好神仙的方外之士。他们知道汉武帝好此道，一个个跑来呈献求仙之策，司马迁只记了几个较特殊的人物，例如前面提到的文成将军，他们所做的事大体也以求神仙为主。但元鼎四年（前113年），司马迁33岁时，文帝时那位叫新垣平的方士所说的宝鼎果然在汾阴一带被挖掘出来，据说汉武帝派人相验，证明“无奸诈”，这件事在当时想必引起相当大的震动，因为这是大而重要的祥瑞，呼吁要行封禅大典的声音此起彼伏。

    这时出现了一个更聪明的人，他叫公孙卿，他说自己握有申功传给他的书简。申功是懂求仙之术的齐人。公孙卿说书上预言汉朝的圣者“在高祖之孙且曾孙也”，那就是汉武帝。又说宝鼎如果出现了，就到了与神相通、行封禅大典的时候，“汉主亦当上封（泰山），上封则能仙登天矣”，这句话等于在说汉武帝是天命所归，一定能够顺利登上泰山，举行封禅大典。

    不过，他接着又说了一段关于仙山及黄帝成仙的故事。这段话的中心意思就是：求不死成仙还有几个条件：第一，必须经常到境内的名山巡游。第二，巡游只是有机会与神仙相会而已，要成仙还得想办法与神仙相通才行。第三，黄帝学了一百多年才与神仙相通，所以必须要有耐心，还要有决心，不能理会他人的非议。这三条等于是把求仙变成了一个无限期的“大事业”，比最初李少君所说的“海中蓬莱仙者可见，见之以封禅则不死”似乎要复杂得多。不过这个说法汉武帝接受起来并没有什么难度，因为他已经求仙求了20年还没有成功，这不是恰好验证了求仙是个复杂的事情吗？尤其公孙卿提出来的说法，又是黄帝，又是五大名山，又是一百多年，人物、地点、时间等说得头头是道，比其他说法具体得多，难怪汉武帝听了兴奋地说：“吾诚得如黄帝，吾视去妻子如脱屣耳！”

    《史记·封禅书》记载汉武帝真正决心并下令筹备封禅大典时，是这样写的：“自得宝鼎，上与公卿诸生议封禅。”可见是获得宝鼎后才做出决定的。好大喜功如汉武帝，怎么会在登基之后27年，并已经痛惩匈奴14年后才下此决心呢？

    方士论调的适时改变，应该是有影响的。

    公孙卿算是一位未出大纰漏而能保长命的“聪明”方士，他出的点子汉武帝大多都会采纳。他那席话获得汉武帝的欢心之后，汉武帝就封他为郎，命他到太室山（河南境内，中岳嵩山的一部分）去“候神”，等神仙一出现就立即请汉武帝前去。汉武帝本人则依照他的说法，准备到各名山及其他黄帝去过的地方巡游。

    元鼎五年（前112年），34岁的司马迁也在侍卫队中，随圣驾到雍城（今陕西凤翔县南）。之后继续西行，越过陇山，到崆峒山。现在的崆峒山海拔两千多米，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纪》中写道：“余尝西至空桐（崆峒）。”指的就是这一次。又说：“（黄帝）西至于空桐，登鸡头。”一般认为空桐是地名，而鸡头是山名，崆峒山又叫鸡头山。那么，鸡头山是否就是现在的崆峒山呢？有人认为不一定。这不是我们要考察的问题。总之，汉武帝怀着求仙的心情而来。司马迁则趁这个机会，问当地老人一些有关黄帝的传闻。

    从崆峒山回来，又到了长安西北方，今陕西淳化县西北的甘泉山，这是方士口中的圣地，他们说黄帝曾在此“接万灵”。汉武帝在这里建了一个祠坛，据说祭祀的时候，“祠上有光”。司马迁以太史令主管天时星历及祭祀时，曾与同僚奏请在甘泉山设立固定的祭祀地点和时间。此后，甘泉山成了西汉时代祭祀天帝神祇最重要的圣地。

    奉使西南

    崆峒之行后一年，即公元前111年，35岁的司马迁以郎中的身份“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西昌）、筰（汉源）、昆明（今云南保山、腾冲、顺宁等地）”。这件事关系到汉武帝经营西南的方针。西南一带按照现在的行政区划，包括云南、贵州、四川等省。汉武帝注意到西南边境的问题，是因为之前东南边境的经营经验。公元前135年，汉平闽越（福建）后，派人劝说南越（两广及越南）归顺，使者到了南越后才知道南越西北还有夜郎国（今贵州北部），这时南越还没有并入大汉的版图，有人建议与夜郎国联合起来以制南越。汉武帝就派人率兵南下，恩威并施，使夜郎国和它旁边的小邑归属汉朝。

    当时蜀人司马相如认为邛及筰可以仿照南越、夜郎的管理方式，于是汉武帝命司马相如前往劝说那些小邦归顺，邛、筰由于贪图汉朝的赏赐也就答应了，汉在这里设了十几个县，隶属于蜀郡。后来，这些西南边境小国竟在汉朝全力抗击匈奴时，趁机反叛作乱。汉武帝无暇顾及，也就放弃了这里的经营。

    到公元前126年，司马迁20岁时，历尽千辛万苦终于回到长安的张骞带回了一个消息，这个消息又引起了汉武帝对西南边境的兴趣。张骞说他在大夏时（今中亚阿姆河一带），曾看到邛产的竹杖和蜀郡产的布，大夏人说那是从印度买来的。他们听说这些东西都是中国原产的，表示非常仰慕中国的文化和技术，只是被北方匈奴阻挡，无法互通有无，如果能够打通蜀郡，经由印度，就可以互相通商了。

    四年后，汉武帝派遣使者，计划从西南通印度以连大夏。结果西南边境的少数民族从中作梗。滇国（在云南滇池一带）和夜郎国的君主问汉使者：“汉朝大还是我大？”一个个都是不服气的样子。汉使者只好如实回报汉武帝，并强调滇国地域还算辽阔，值得经营。《史记》中描写汉武帝听了后，就又开始注意西南边境了。

    十年后，公元前112年，即司马迁随圣驾到崆峒那年，南越反。这一年距离卫青、霍去病最后一次大规模征伐匈奴已有七年，那次征伐迫使匈奴远遁，此后北方二十多年来没有大规模战事，汉军虽然因失去大量马匹而实力受损，但对付南越还是绰绰有余。

    平南越时，汉朝除了派水师从今湖南、江西南下以外，也以宗主国的权威，命西南边境各国助阵。其中有个小邦，大概在今贵州贵阳东北一带，说怕邻国会在它发兵时趁火打劫，拒绝出兵助阵，还斩杀了来使。

    第二年，南越平定，汉设九郡管辖。汉武帝想起来西南边境小国昔日对他的冒犯，便派曾随卫青出击匈奴的郭昌等人攻击西南，杀了好几个小邦的君主。西南诸邦这才如梦初醒，纷纷请求归顺。

    司马迁所说的“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筰、昆明”，指的就是这个时候。他去做什么呢？《史记》中并没有详细记载。但我们可以推测一下，他的任务应该和当年的司马相如差不多，即汉军杀了几个小邦君主以示威严之后，由他——可能还有其他人——去劝说其他小邦君主乖乖归顺汉朝。结果，邛、筰两地很快被纳入汉朝的管辖范围。滇国起初仍不服，两年后被汉武帝用武力征服。

    从汉武帝派司马迁代表朝廷去招抚夷邦一事看来，司马迁在当时还是相当被器重的。而崆峒之行和这次奉使西南，正好把20岁那年的游历没去过的地方补了起来，司马迁等于游遍了当时的整个中国。

    这时，效法黄帝“且战且学仙”的汉武帝一面注视战局的进展，一面进行他的求仙“大业”。先前，他决心举行封禅大典，然后命儒生草拟仪式步骤，结果五十多个儒生各说各话，弄了几年也没有弄出个结论。他们试图从《尚书》《周官》《王制》等古籍中寻求依据，可是那时候可能根本就没有封禅这回事，祭天地的典仪倒是有不少，于是他们有意拿来参考，可是又没胆量按照现实的发展予以变通组合，或是加上无依据的创意，所以迟迟没有结论。

    汉武帝为此非常烦恼，公孙卿等方士又不知道从哪里得来的说法，说黄帝以及上古君王行封禅后都能与神相通，这更令汉武帝着急了。他曾问一个儒生的意见，这个儒生被班固形容为“以称意任职”，是个懂得做官的人。他对汉武帝说，封禅这种大典是非比寻常的大礼，古经籍里都不会有记载，这种事情要由“圣主”做最适当的裁决，自行制定。如果任由众臣各执一词，争论不休，最后一定无法成事。所以请汉武帝“建中和之极，兼总条贯，金声而玉振之，以顺成天庆，垂万世之基”。这就是说有汉武帝这样的圣德，以他与天相应的智慧，要怎么办就怎么办，完全可以为后世开创一个范本出来。

    汉武帝听了，自是欢喜非常，于是决定“自制仪”。既然要自行制定，当然交给方士们来做是最便捷的，他们反正也不受什么约束。但也不能全听他们的，不然难免要让天下人耻笑，所以还是要“采儒术以文之”，仍然得拿儒学来装饰门面。

    汉武帝本来要“外饰以仁义”，敷衍一下天下人，同时也给儒者留点面子。可是那些儒生仍然一板一眼，绝不违背他们所信仰的古礼。当汉武帝把一些可能是方士所制的礼器拿出来叫他们发表意见时，有儒生说“不与古同”，这下使得汉武帝对儒生的迂腐实在忍无可忍了，干脆下令“尽罢诸儒不用”。从此，封禅大典摆明了由方士们唱主角了。他们一直追求的名利终于到手了。

    汉武帝下定决心举行封禅大典之后，相关的筹备工作就在加紧进行。也不知道是谁提的建议，说古时候在行封禅以前要“振兵释旅”，也就是要把部队整而罢之，杀伐的事情要先停止。

    这时南方战事大体已经结束，汉武帝最在意的还是北方的匈奴，于是，他勒兵十八万，出长城，到河套北岸一带，旌旗连续千余里，神气活现地对匈奴示威一番。还派使者到匈奴单于帐内威胁单于：“南越王的脑袋已经悬在大汉的宫门上了，现在，单于你要是还能战，大汉的天子正在边境等着，你来好啦！如果不能战，干脆投降，向大汉称臣，何苦在寒苦无水草的沙漠中逃来窜去！”单于听了大怒，斩了主张接见汉朝使者的人，并扣留了汉使，但也将臣民、军队迁移到北海（贝加尔湖）之北，不敢再侵犯边境一带。

    汉武帝得意地回兵南下到桥山（陕西中部）祭黄帝冢，然后罢兵。他曾疑惑地问：“黄帝不是不死的吗？怎么会有坟墓？”

    公孙卿很机智地回答；“黄帝已成仙登天，这个坟墓是众臣思慕他而建，葬的是他的衣冠！”

    汉武帝对这个答案非常满意，还感慨地说：“这么说来，将来我要是成仙升天了，众臣也会把我的衣冠葬在东陵（汉武帝已经为自己修好的陵墓，叫茂陵，因在长安之东所以也叫东陵）了？”

    这是冬天的事情。到了春天，大队人马正式展开封禅有关的活动，他们的第一站是公孙卿持节候神的太室山，之后就是行封禅大典的泰山。不过按照方士的安排，就如同当年秦始皇封禅一般，在正式举行仪式之前要先东游海上。

    父亲的遗命

    完成出使西南使命的司马迁立即赶回洛阳向汉武帝汇报。按照时间推算，这时候汉武帝正好经过洛阳，太室山就在洛阳东南。司马迁赶到洛阳，没有看到汉武帝的封禅队伍，却意外发现他的父亲太史令司马谈被留在洛阳没有随队东去，而且奄奄一息，情况十分不好。关于这件事，司马迁是这样记载的：“是岁，天子始建汉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滞周南（洛阳），不得与从事，故发愤且卒。”

    由这个记载，我们可以看出司马谈应该是气愤而死，而不是生病。那么，他为什么气愤呢？我们前面一直在说封禅和汉武帝的求仙事迹，为的就是将司马谈之死的背景充分解释清楚。司马谈的死之所以要费这么大周折来充分了解，是因为这件事对司马迁的一生有着极大的影响。

    首先，我们先看看司马谈和封禅的关系。他所担任的太史令隶属于三公九卿中的太常，太常主管宗庙礼仪，其下属除了太史令之外，还有太乐、太宰、太卜、太医等。这时候的太史令与后世所认识的史官还不完全一样，根据《后汉书·百官志》的记载：“掌天时星历，凡岁将终，奏新年历；凡国祭祀丧娶之事，掌奏良日，及时节禁忌，国有瑞应，掌记之。”由此可见，这个官职是与天文、宗教合而为一的。那么，封禅这种祭典的筹划和进行自然是太史令的职责所在，也是太常所领导的“单位”理所当然的主要职务。

    前面我们说过，没有官员知道封禅的具体步骤和程序，所以汉武帝的随行队伍中还有一些最重礼仪的儒生参与协办。汉武帝宠信的方士们虽然是封禅的主要推动者，但他们没有实际的职务，所以只能算是与儒生相对的协办人员。在这种三角关系中，太常的立场就有点微妙了。很显然，除了一部分在当时已被普遍接受的阴阳家的观念之外，太常和方士是难以和谐共处的。尤其方士的求仙谬论和其时常的无根据的怪诞说法，太常肯定不会苟同。相反地，他们与儒生之间倒是有可能志同道合，因为太常掌管宗庙祭祀，他们敬重的就是天，就是祖宗。既然敬重祖宗，他们自然也会尊重祖宗的传统和祖宗留下来的规矩。这与儒生的礼仪观念是一致的，因此，在这场礼仪的争论中，太常与儒生势必会站在统一立场上，联合起来与方士对抗。司马迁的立场与太常是一致的。

    司马迁记载汉武帝尽罢诸儒时，提到一位博士徐偃，他曾对汉武帝说：“关于礼仪的执行，太常和儒生们其实不如鲁国人士做得好。”于是一位鲁国的儒者周霸被请来协助封禅的筹备事宜。结果，当汉武帝不耐烦地决定罢诸儒时，徐偃与周霸都被罢黜。从这段记载中，一方面可以看出太常与儒生是执行礼仪的设计人；另一方面也可知道，汉武帝虽然十分生气罢了儒生，改由方士规划封禅大典，但并没有气到连太常也不用，因为再怎么样他们也是公认的祀典执行人，而方士所谓的规划不过是在其中加上一些求仙的东西，很多基本的仪节还是要太常及其属官筹划。

    我们看后来实际的封禅大典中，祭泰山和祭梁父采取的都是原来就有的礼仪，只有在泰山祭台下所谓的“玉牒书”很神秘，司马迁说不知道其中写了些什么，论性质应该是祭祀时用的祷词之类的东西，而一般祭祷词是公开的，有人怀疑那就是方士安排的登仙祷词。

    由此我们可以推断，当封禅队伍从长安出发时，司马谈仍然以掌祭祀的太史令的身份随队而行，这时他还是执行礼仪的重要角色之一。在停留洛阳期间一定发生了严重的意见冲突，使得司马谈被留在洛阳而失去了参加封禅大典的机会。

    究竟是什么冲突呢？从时间和地点的因素上来看，大队人马很快就要到太室山了，马上就要进入大典执行的初步阶段，一行人一定在洛阳对包含太室山以后行程的诸多细节有所探讨以及做最后的决定。在这种场合，司马谈一定会站在自身的立场发言。他们讨论的应是礼仪问题，但礼仪如何安排自然要受到礼仪所含的意义的影响。

    关于封禅的意义，相信全天下除了汉武帝和方士之外，不会再有其他人认为这是为了求神仙。因为报天意义的封禅，如前所述，可以让每个人肯定自己的时代及幸福，而求神仙不过是满足个人的私欲而已。不管怎么说，司马谈不可能跟方士一般见识，而且还会以史官的执着对变质的封禅步骤安排提出意见。这种意见也许是汉武帝直接听到的，也许是他间接听到的，但在那个方士环绕的背景下，司马谈必定难逃触怒汉武帝而被罢黜的命运。于是，他被留在洛阳，他气得倒在床上，拉着司马迁的手哭着说：“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得从行，是命也夫！命也夫！”

    他到临死仍强调封禅是“接千岁之统”的报天大典，连续的“命也夫！命也夫”表现出他对自己不能参加这件大事的遗恨。当然，更令他气愤的是他怀着史官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眼看着封禅被神仙化却无力拦阻。他能做些什么呢？现在剩下的只有那只史笔，还有他未完成的写史计划，他把一切希望寄托在儿子司马迁的身上，他用他生命仅存的一点力气说出了他的临终之言，这段遗嘱非常重要，全文如下：

    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尝显功名于虞夏，典天官事，后世中衰，绝于予乎？汝复为太史，则续吾祖矣！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得从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且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夫天下称诵周公，言其能论歌文武之德，宣周邵之风，达太王王季之思虑，爰及公刘，以尊后稷也。幽厉之后，王道缺，礼乐衰，孔子脩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

    我们来分析一下这段遗言的意思。

    首先，他说太史是司马氏的祖业，在他之前已经中衰好几代了，他唯恐自己一死，又要中断，所以希望司马迁能够继续这个事业。然后他很肯定地认为他死后，司马迁必会被任命为太史令，承袭他的职位。既然如此，他对儿子提出了自己最大的期望，希望他能够在太史令任内完成他想做而已经没机会做的“论著”计划。提出这个期望后，以下的话等于是对这个期望的强调和解释，他先引用《孝经》的话，表示司马迁如果能够完成他的期望且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站在他个人的立场上，等于是司马迁已对他尽了孝。而站在文化的立场上，那意义可就大了，他说周公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能延续周朝祖宗的德风，以《尚书》和《诗经》流传于后世。而周幽王和周厉王以后则是依靠孔子把几乎要衰亡的文化历史加以整理流传于后世的。孔子所作《春秋》，从其记事的最后一年到汉朝，中间不但同样历经乱局，而且已经由乱而定，更应该有人继孔子之后加以延续历史文化。从这个观点来看，司马谈交代司马迁要从事的工作是延续文化的大事，是希望他能做第二个孔子。

    司马谈“所欲论著”的东西，或许在平日就已经对司马迁说过，司马迁可能也已经有所了解，更有可能已经实际参与其事，他的东南游历很有可能就是帮父亲搜集资料。但在这种生离死别的时刻，垂危的父亲激愤并哭泣地拉着儿子的手面授遗命，这一句一字，句句震撼其胸，字字刻骨铭心！

    在那个大时代里，以司马迁的才华必定会有一番作为，他对自己的前途也一定有过很美好的想象。父亲的遗命虽不敢说将其固定在某一个方向上，但毫无疑问会在他心里埋下一颗坚实的种子。这颗种子除了包藏着延续文化的使命外，还包含着他父亲的激愤，以及这份激愤背后、在权势摆弄下所产生的荒谬和不平对他的冲击。

    36岁的司马迁听了父亲的遗命后，俯首流涕地说：“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他答应了。于是，这颗种子成为日后他遭逢一生中最大的灾难时还能苟活于世的唯一力量，是燃亮他生命之火的唯一火种。

    《史记·封禅书》最后说：“余从巡祭天地诸神，名山川而封神焉。入寿宫侍祠神语，究观方士祠官之意，于是退而论次自古以来用事于鬼神者，具见其表里。后有君子，得以览焉！”

    这段评语是说，司马迁参与了汉武帝的巡游祭祀和封禅大典，他亲眼见到汉武帝信奉的寿宫神君附巫者之体而传神语的现象，然后透过这些现象看到了求神仙的本质，能够“具见”自古以来用事鬼神的种种“表里”。这个“具见其表里”正说明了司马迁写《封禅书》的主旨，他冷眼旁观那一幕幕各怀鬼胎的鬼神闹剧。那些方士、祠官表面上是在祭祀鬼神，实际上不过是为了逢迎主上，以求名利。而汉武帝表面上是因为符合受命、功至、德洽、暇给四大条件，以至应天人的殷望，行封禅大典，实际上不过是希望借由封禅这个行为求仙，以达到长生不死的目的。如此这般的表里尖锐对照，正可为他父亲的“气愤”而死找到最佳的诠释，也是汉武帝“内心多欲而外饰以仁义”的又一个证明。

    随圣驾游历

    司马谈对儿子说出这番临终遗命后，究竟是马上就逝世了，还是一直缠绵病榻，司马迁并没有详细记载，但他既然用了“且卒”二字，恐怕司马谈也没有拖很久。司马迁可能在洛阳就为父亲办了后事，然后因为任务在身，继续追赶封禅的大队人马，以便向天子回报奉使西南的成果。

    司马迁有没有赶上太室山的祭祀，无法考证，但泰山封禅以后的行程他是赶上了。不过，他可能没有机会看到全部实况，只看到了一小部分。也许汉武帝为自己以封禅求仙的心理感到有点心虚，万一重蹈秦始皇的覆辙，在登泰山途中受阻，那不就贻笑天下了吗？登顶泰山是这次封禅的最后一个程序，即在泰山下的祭礼完毕后登上泰山顶，汉武帝仅带了一个最心腹的贴身侍卫随行，且“其事皆禁”。他们在山上做了什么，发生了什么，没有人知道。接下来就是群臣和方士们的道贺，方士们说既然天子登泰山没有碰到风雨阻挠，那就表示神仙“若将可得”，差不多可以求到了，鼓励汉武帝继续努力。

    这之后，司马迁跟着大队人马东至海上，观看汉武帝求见蓬莱仙的活动。这时，先前单独一人陪汉武帝登上泰山的贴身侍卫突然暴毙。神秘的祭典，神秘的死了人，谁也无法准确地说出这个贴身侍卫为什么而死，他年纪轻轻，也只好用“暴毙”二字了。但据说方士们都认为这位贴身侍卫是得道成仙去了，所以大家不必惊慌，也不必伤心。这种说法实在让人难以相信。

    司马迁又随大队人马从东边海上转到碣石山，碣石山究竟在现在的什么地方，有好几种说法，甚至有的说法认为它已经沉没海中。大概的位置在今河北东北、山海关以南沿海一带。从碣石山北上，经辽西（今辽宁西南一带）沿着长城到五原（今内蒙古包头西北），然后南下到陕西中部的甘泉，那也是方士口中的圣地。

    从四月封禅泰山、梁父，到甘泉才五月间，只花了一个月时间，走了一万八千里。这次旅行对司马迁来说，收获最大的就是目睹了万里长城，也亲眼看到了令燕、齐之士产生奇特幻想的东方海边。他在《蒙恬列传》中说，他从北方边境经直道至甘泉而回长安。

    直道是公元前212年，秦始皇驾崩的前一年所筑，从五原直通甘泉。司马迁说当年秦始皇初灭诸侯，天下之心未定，百废待兴，在那种情况下，蒙恬以一个名将的身份，没有想到开疆辟土的事情，而是请秦始皇先解决社会民生问题。可惜秦始皇没有听从他的意见，一味地滥用民力，修筑长城和直道，到最后蒙恬兄弟均被杀或自尽，“不亦宜乎？”

    这一段感慨大概也是因为此次旅游才触景而生吧！这一年是元封元年，即公元前110年。除封禅之外，司马迁也目睹了汉武帝财经政策的成果。

    汉武帝为了推行他的雄图大略，将行政实权授予法家人士。法家有一个重大的责任就是要尽可能地开源。其方法大概可以归纳为两类：一是扩大苛捐杂税；二是加强经营国营事业。后者又分为专卖的与非专卖的国营事业，实行专卖的有盐、铁、酒；非专卖的则有均输和平准两法。均输是各郡国每年按规定应该献给皇帝的土产，不必运到京城，可以交由设在各地的均输官转运到市价比较高的地方去卖，收入归中央。平准是在京城设立平准局，搜罗天下各地的各种货物，价钱便宜的时候买进来，价钱贵的时候卖出去，一方面可以平抑物价，一方面政府可以从中获得利润。为汉武帝主持这些财经政策的是洛阳商人之子桑弘羊，他很了不起地使国家财政在汉武帝的挥霍下不致枯竭，并使物价保持平稳。

    公元前110年，正是平准法施行见其成果的一年，司马迁亲眼见证了这些结果，并在《史记·平准书》中写道：“于是天子北至朔方，东到泰山，巡海上，并北边以归。所过赏赐，用帛百余万匹、钱金以巨万计，皆取足大农。”大农就是大司农，是九卿之一，主管全国财政。

    这次封禅大典以后，经辽西，沿长城，到五原，然后由直道回甘泉、长安的巡游，巨大的花费和日常赏赐等都得益于平准法的施行。不过，这种以吏为商、与民争利的办法不是长久之计，渐渐地会产生一些弊端。司马迁的《平准书》就是观察这些现象所做的纪录。

    元封二年，即公元前109年，方士公孙卿说他见到了蓬莱山的神仙，神仙说想见天子。于是司马迁又有机会随圣驾东巡。东巡先到洛阳，然后到蓬莱山，留宿了好几天，也没有遇见什么神仙。

    那年干旱，汉武帝回程途中在掖县（今山东莱州）求雨，然后又去祭泰山，祭完泰山来到今河南濮阳县。22年前，即公元前131年，司马迁15岁时，黄河曾在此决堤，大水流向东南，汉武帝命人治河。当时的宰相正是汉武帝母亲的同母异父弟田蚡，他有一部分封邑在黄河以北，黄河在此地的决口在南面，他的封邑幸免于难，于是他对武帝说：“江河之决皆天事，用人力加以强塞，未必能与天意相应。”另外一些人也持同样的看法。

    后世研究者认为，田蚡这个见解是“老成谋国之言”，是为私利而阻止塞河工程。不过，他的看法对汉武帝产生了很大影响，此后二十多年间，汉武帝没再理会这个问题。

    这年干旱，汉武帝先命汲仁、郭昌率数万人去进行塞河工程，等他祭泰山后来到这里，就命令所有随行的群臣、侍卫，从将军以下，一律带着薪柴或竹子，在黄河决口处形成一道“墙”，并把土石填在里面以塞黄河。还有一种说法是汉武帝当时命令群臣、侍卫用竹片编成长40寸，大45寸的袋子，里面盛石子，由两船夹载到适当位置下水填塞，这种工程叫做“下竹楗”。

    这次天子亲自领导的塞河工程就是史上有名的“负薪塞河”。司马迁也实地参加了。汉武帝除了命人塞河之外，还亲自主持祭河仪式，把白马玉璧投入河中，并且还特地做了一首关于黄河的歌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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