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史令

    司马谈在临死时对司马迁说：“余死，汝必为太史。”“负薪塞河”的第二年，即元封三年（前108年），38岁的司马迁果然被任命为太史令。这一年，距离卫青、霍去病最后一次大规模出击匈奴，使其远遁，已有11年。距南越平定也已三年。东北的少数民族方面，这一年汉朝灭了朝鲜卫氏，在其地设四郡。西域方面，这一年击破楼兰、车师两国，从此汉使西行可以无阻。另外，今青海及甘肃西南部、四川北部一带的西羌也已平定三年。

    所谓太史令，在战国以前并没有这个官职，只有太史。在周礼中，太史掌邦礼，以事神为主。司马迁说他的祖先是“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指的就是古代太史的性质，其最初的职务是记言记事，古人最重视鬼神灾祥之事，所以太史也记天事，古代史官与历官是没有什么区分的。汉朝距离周代很近，这种风格仍然保存，太史令也负责祭祀、星象、灾难的记述工作。

    说到司马迁担任太史令，就会使人联想到他写的《史记》。是的，担任太史令与写《史记》确实有很大关系，但并不是说司马迁当了太史令才去写《史记》，太史令这个职位只是给他写《史记》提供了一些便利。

    史书还有广义和狭义上的区分。广义的史书泛指可以作为依据的记史之书。狭义的史书则是有组织、有体例的。依照狭义的概念来说，编年体的《春秋》才是中国的第一部史书。为什么我们不能说司马迁担任了太史令就必须写史书呢？因为在汉朝，还没有官方修史的制度，真正的官方修史，直到唐朝才出现。

    那么也就是说，古代所谓史官掌管星历及记言、记事，其所记的言与事，用现代的话说，不过是史料而已，并没有加以系统化而形成一本史书。这可能是因为没有官方修史的制度，所以史官还没有这个责任。不过更深层次的原因是因为史书的体例还没有发明。孔子作《春秋》时立下了编年体的典型，到了司马迁，则开创了以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

    司马迁是创新者，而不是依例行事，或依职务办理。《史记》不是他的职务作品，而是他个人的私家著作，是接受父亲遗命的结果，可以自比于孔子修《春秋》。当然，这其中也有他个人受了挫折和侮辱而发愤图强的因素。事实上，《史记》并不是在司马迁担任太史令期间完成的，与太史令的职务并无职责上应该或必然的关系。不过，太史令这个职务确实是他完成《史记》不可或缺的条件之一。因为这时的太史令除宗教方面的职责之外，还负责保管官方典藏的文书及历代史料，因为要负责记载当代时事，地方各级政府的政务报告在呈给丞相的同时，也要分送一份给太史令，作为记录的依据。这些资料是写史必需的材料，也是民间无法接触到的。这些都给了司马迁别人无法得到的便利，所以说司马迁担任太史令才有办法或比较有可能写成《史记》。因此司马谈的遗命中才说：“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把“为太史”作为“论著”的先决条件。

    司马迁其人也是太史令这个官职的分界点。司马迁是最后一任的集宗教、星历与记言、记事合一的史官，在他以后，两者就开始分道扬镳，太史令只管占候星历，而不管记言、记事的文史之责。唐朝设司天台，其主管叫司天监或太史令；明朝改其为钦天监正，这很符合它的实质内容。至于记言记事的史官，从司马迁以后就不叫太史令了，而叫著作郎、起居史、起居舍人等，分工较细。到元朝以后，又以翰林院兼掌修史之责，所以明、清两代的士子如果入了翰林，往往自称“太史氏”，又署其门为“太史第”，他们所谓的太史变成了汉朝以前太史的意义。

    《史记·太史公自序》写到司马迁被任命为太史令时说：“而迁为太史令，史记石室金匮之书。”石室金匮就是国家藏书之处，就是阅读而加以整理。看来，这应该是令他兴奋而感到丰富多彩的生活。

    另一方面，太史令也管祭祀之事，汉武帝因为敬鬼神、求神仙，经常到处巡游，祭祀名山大川，不论是站在管祭祀的立场，还是站在管记事的立场，司马迁都要随圣驾出行。他上任的第二年，就又随汉武帝巡幸各处，这次巡游大概到了今陕西、甘肃、内蒙古、河北、北京一带。

    次年，即元封五年（前106年），汉武帝又南巡，司马迁随行。先到南郡（今湖北一带），又到了今湖南的九嶷山，相传舜葬在这里，于是汉武帝在这里举行了祭祀。然后到天柱山（今安徽东南部），从浔阳（今江西九江）改经水路到枞阳（今安徽桐城东南），随从队伍十分庞大，《汉书》上说江上“舳舻千里”。51岁的汉武帝据说还亲自射杀了江中发现的蛟。后又经过鄱阳湖，沿途巡礼名山大川，向北到琅琊（今山东东南）及山东沿海，再到泰山，汉武帝还学习古代天子，在这里大会诸侯王、列侯，并接收各郡国呈报的账目。

    这一年，大将军卫青去世，这似乎是汉武帝时代盛极而将衰的讯号，一代名臣、悍将多半已去，李广、霍去病已死了十几年，那位协助汉武帝严厉控制天下的法家人物张汤也死去将近十年。而卫青的去世，使汉武帝感到人才凋零，于是他以“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而下诏求才。

    这年前后可说是汉朝人才交替的时期，司马迁接替父亲成了太史令。外戚方面，卫氏时代早已结束，卫青的死等于是给卫氏的显赫一时画上了一个句号，取而代之的是李氏。抑郁的关西军人，李广的第三代，已经长大成人，也准备在下一幕的汉、匈战争中登场。而这三方面的“不期而遇”为司马迁后半生遭逢的悲惨命运揭开了序幕。

    《史记》

    太初元年，即公元前104年，司马迁42岁，有两件重大的事情正在发生。其中一件是完成于这一年，另一件则是开始于这一年。

    完成的那件大事就是太初历的制定，我们前面说过，按照阴阳家的说法，人类的活动要与天相应，新朝代的创建就是五行之德轮值的反映。秦自认为属水，于是所有的制度都与水相配合，包含以十月为岁首、色尚黑、数用六等。

    汉朝属于五行中的哪一种元素呢？文帝时，公孙臣主张属土，后来在甘肃出现黄龙，确是与土相应，此后就没有什么争论。照阴阳家的说法，土胜水，正好是汉代秦的反映。人们对汉朝属土已没有什么异议，所有人疑问的是什么时候改制。

    这一年是汉武帝行封禅大典的第七年，司马迁、公孙卿等人向汉武帝建议：“历纪坏废，宜改正朔。”于是正式进行改历工作，主办人无疑是主管天时星历的太史令司马迁。最初由司马迁与公孙卿及其他一些人组成了筹备小组，后来他们发现以他们几个人的能力还无法完成改历的推算工作，于是向社会各界招募人才。结果招选了二十多人，其中较重要的人物有邓平、唐都等，还有一位有如神仙般的隐者。他们是如何工作的，我们不得而知，最后的诏令指示采用邓平所推算的历法，又经过了一道复核手续后才终于定案。汉武帝任命邓平为司马迁的副手太史丞，他还想任命那位隐者为侍中，可是隐者不接受。

    这部太初历并不只是把正月定为年首（改正朔）而已，而是在以前历法的基础上进行了全盘的改订，它奠定了我们现在所使用的阴历的基础。除了改历以外，还正式宣布色尚黄、数用五、更官号、协音律。所谓数用五，例如官印要用五个字，丞相印刻成“丞相之印章”。更官号，例如改郎中令为光禄勋等。

    说到汉武帝下令改历的动机，因为其中有大批方士的参与，我们不免存了一个疑惑，这是否又与求神仙有关呢？

    第一个让我们觉得可疑的是，按照阴阳家所说的盛衰循环的步骤，圣人受命后天会降符瑞，天降符瑞后就要摧五行定制（即改制度以相应），然后再行封禅，即告成功。可是汉武帝的做法，是先封禅，七年后才改制度。即便是同样求神仙的秦始皇也是在先改制度后行封禅的。汉武帝的这个做法很可能也是受方士影响的结果。至于到底是如何影响的，还找不到明确的证据。司马迁在《史记·历书》中虽然叙述了太初历的制定经过，但实际上也是语焉不详。

    我们前面的叙述，有不少是《汉书》中的记载。司马迁只说：“至今上即位，招致方士唐都，分其天部；而巴落下闳运算……”在改历过程中占有相当大分量的邓平却只字不提。

    还有，《汉书》中司马迁与公孙卿向汉武帝建议改制的故事，在《史记》中也没有记载，仅在《韩长孺列传》最后的评论中提到“余与……遂定律历”。这样两相对照之下，其中有什么隐意吗？我们看看司马迁记载汉武帝决定改历时说的一句话，也许可以给我们一些答案。汉武帝说：“盖闻昔者黄帝合而不死……”合即作、作历的意思，历终而复始，无穷无尽，所以“不死”。原来方士所说“黄帝造历得仙”是取历可以随天地年复一年，永远循环下去的意思。可见汉武帝下令造太初历，还是与神仙有关。只是我们还没有办法找到确实的证据，证明他是在方士灌输给他某些观念以后，才决定制造新历法的。

    尽管皇帝的动机有些让人怀疑，仍并不影响事情本身的价值。司马迁站在职责的立场，指出原来的历法“坏废”必须更正，也已经表示这个改历行动有其必要性。只是，易服色、改正朔一事，贾谊早就提出来了，这么多年之后才得以实现。还是在封禅之后才决定实施，实施的时候又有部分专以求仙为务的方士参与其间。在这种情形下，著作时间在前的司马迁的《史记》和其后的班固的《汉书》相比，这些不一样的记载可就颇值得玩味了。

    除造太初历之外，另一件发生在同一年的大事，就是司马迁开始执笔撰写《史记》，这部旷世巨著一共130篇，52万多字，从这一年算起，大约花了14年时间才完成。有关它的研究两千年来不曾断绝，不断有新的说法出现。我们在此只简单略述一下这部著作的气势和心胸。

    时间范围：从黄帝写到汉武帝年间，即司马迁执笔的时候，也就是从古到今，前后两千多年，是一部“通史”。

    空间范围：东起朝鲜半岛，北自西伯利亚贝加尔湖以南，西至里海东部，西南到印度，南至越南。也就是当时汉人眼中的世界。他是想写一部世界史。

    人物范围：有帝王、后妃、王侯、贵族公子、官僚、政客、学者、军人、刺客、游侠、循吏（好官）、酷吏（恶官）、商人以及戏子、算命的等各阶层、各行业的人。

    事类的范围：有政治、军事（律书）、宗教（封禅书）、经济（平准书）、音乐（乐书）、天文星象（天官书）、历法（历书）、水利工程（河渠书）、社会民情（货殖列传）、国际外交（四夷传）等人类各方面的活动。

    另外司马迁创立了一种新的体裁：传记分为三类，“本纪”写帝王、“世家”写诸侯、“列传”写各种名人。除传记外，还有“表”，包含帝王、诸侯、将相、名臣的年表；“书”，记述经济、文化、制度各方面的活动。如此经纬交织而成的严密体裁后来为历代正史所遵循，隋朝之后，《史记》更是被奉为正史之祖。

    这一年，距离司马迁被任命为太史令已满四年，在第五年，他已对“石室金匮”中的图籍做了相当程度的整理，而且正逢国家易服色、改正朔、颁新历，这是一个很重要而明显的历史分界点，于是他选择这一年为叙事的终点，并从这一年开始执笔。当然，在此之前，司马迁早已在心中拟好了不少构想，甚至可能有些部分已有草稿。

    李陵案序幕

    开始执笔写《史记》在司马迁的人生中是最重要的事，这年之后，汉武帝还是一样的敬鬼神、求神仙，还是经常巡礼名山圣地，司马迁也一直随行。不过这些并没有妨碍他的写作，相反还因为接近各种历史遗迹，可以探访地方遗老，而使他的写作更为活泼充实。

    本来照这样发展下去，司马迁会有一个安静而不寂寞的中年，可是五年后的李陵案几乎断送了他的生命和事业。这件事改变了司马迁的一生，同时也赋予了他一种生命的原动力，为他的事业增添了一种宿命式的冲击。我们有必要来详细了解一下李陵案的始末。

    自从公元前119年，卫青、霍去病最后一次大规模出击匈奴，迫使其远遁之后，汉武帝南平南越、东征朝鲜，进行了一系列开疆拓土的努力。不过他对于北方的匈奴一直不敢掉以轻心，他的策略是孤立匈奴。他招揽辽东塞外的乌桓，驻在东北诸边郡的塞外地区以监视匈奴，又联络匈奴西边的乌孙以断其右臂，对于其余各国也都派使者前往笼络，每年出使西域的活动都在五六次以上，每次的使节都有近百人。这一连串的外交攻势确实令匈奴感到很大的威胁，经过将近二十年的休养，匈奴国力逐渐复原，又开始频频入侵。

    汉朝在卫、霍两将军痛惩匈奴后，也实施了各种新的财经措施——盐铁公卖、均输、平准等，这些措施造成的结果就是仓库溢粮，“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

    在这种情势下，双方再度爆发大规模战争已经是无法避免。太初元年，即公元前104年，汉武帝所筑的柏梁台遭天火，秋天又有蝗灾大起，从关东向西飞到敦煌，自然界似乎已经为这场战争揭开了序幕。

    李陵案中第一个登场的是外戚军人李广利。之所以称李广利为外戚，是因为他的妹妹李夫人受到汉武帝的宠幸（在卫子夫及早死的王夫人之后），他还有一个弟弟，即李夫人的哥哥李延年，他是个音乐家。李家从父母到兄弟姐妹都是乐人，以唱歌跳舞为生。起初李延年因为犯罪受了腐刑在宫中养狗。最爱帮汉武帝介绍女人的平阳公主以“善舞”为名推荐李延年的妹妹入宫，后来李夫人果然得到宠爱，而李延年和李广利也逐渐受到汉武帝的宠幸。如此看来，李广利的出身背景与当年的卫青有些相像，不过他与卫青的军事才能相比可就差得远了。汉武帝一直想给李广利一个爵位，但是高祖有遗训“非有功不封侯”，无奈之下，汉武帝只好让李广利领兵作战，希望给他一个立功的机会。

    李广利早年的事迹如今已不可考，他在正史中一出场就是个将军。他虽然没有故意加害李陵或司马迁，可是他的存在对李陵和司马迁的惨剧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汉武帝封李广利为将军，并不是让他领兵攻打匈奴，而是让他攻打大宛。大宛是西域的一个国家，在今中亚一带。大宛对汉朝并没有什么威胁，只不过因为汉武帝听说大宛有好马，派人带了黄金希望能购买一些。大宛自恃离汉甚远，且中间隔着敦煌一带五谷不生的沙漠，汉军一定没办法攻过来，所以拒绝了汉武帝的要求。汉武帝大怒，决定以武力征服大宛。有曾经到过大宛的人说，大宛兵弱，汉军只需千余铁骑就可将其制服。汉武帝也认为大宛没有什么了不起，于是他想到了李广利，这么简单的任务他一定能够很顺利地完成。汉武帝心里也知道李广利能力有限，不敢只给他千余人，让他带领属国兵6000骑，于太初元年（前104年）出发。

    李广利的大军还算比较顺利地通过了敦煌附近的沙漠，可是过了沙漠之后，沿途的小国不肯供应粮食，李广利率兵强取。攻得下城池就进城取粮，攻不下就掉头离开，一路打打停停，到达大宛东边的一座城池时，队伍只剩下一半多，又饿又累，攻打这座边境小城没有成功。李广利与副将商量，一个城池都打不下来，还怎么去打王都。人太少了，回去吧！结果，回到敦煌的士兵只剩下一两千人，他派人上书皇帝，说路途太远，缺粮食，人又少，希望重新来过。汉武帝听了，怒不可遏，派兵到敦煌与酒泉之间的玉门，将那群残兵败将拦了下来。李广利只好在敦煌待命。

    这时已是太初二年（前103年）秋天，来回花了一整年，朝中公卿们都认为这是闹了大笑话，劝汉武帝算了，专心对付匈奴吧。汉武帝不死心，心想那个小国怎么可能就制不了，又发给李广利6万士兵、10万头牛、3万匹马，驴、骆驼等也以万计，所需装备一应俱全。这还不算，又加派了18万兵保卫酒泉，同时作为李广利的预备队。汉武帝听说大宛城中没有水井，只靠城外流入城内的河水，于是又加派了大量水工，以便将其城外的河引到别处，迫使大宛城内水道干涸，以便作为进攻的通道。汉武帝还另外派了两个擅长选马的人随军同行，准备攻下大宛后，选最好的马带回长安。

    太初三年，即公元前102年，司马迁44岁时，李广利二度率军征大宛。这回出师他神气多了，沿途小国莫不开城迎接，自动献粮食。只有轮台（今新疆塔里木盆地北）不理，李广利下令攻城，城破后还残忍地屠城。

    到大宛时，剩下的士兵只有3万人，围城40多天，最后大宛贵族杀了大宛王，出城投降，并答应国内的好马任汉军挑选。李广利答应罢兵。大宛将城中所有的马陈列在城外，由随汉军而来的选马专家挑选，最后选了好马数十匹，中等马三千多匹。大宛又供应粮食给汉军。李广利立了一位亲汉人士为王，并与之订立盟约然后东归。

    第二年，李广利回国，他带回来的军队只有一万余人。这二度出征，军队不缺粮，真正战死的也不多，倒是李广利属下将吏贪渎，剥削士卒，任意打骂，士兵因而死去或逃走了大部分。这样一支军队回来了，汉武帝会作何感想呢？换了别人别说是功，不追究过失已经是法外开恩了，可是汉武帝却念其“为万里而伐，不录其过”，对他的过错根本没有计较，反而迫不及待地宣布他的“丰功伟绩”，封其为海西侯，食邑八千户。

    李广利的两次伐大宛，费时三年，前后出动二十几万人，耗费金钱无数，为的只是几千匹马。这实在是有点讽刺。汉朝确实是需要好马，但因此而弄得境内不得安宁，付出这样大的代价就有点得不偿失了。唯一的解释就是汉武帝为了名正言顺地给这位受宠幸的外戚封侯，以贯彻他外戚领军的政策。不过李广利这样的外戚，注定不可能有当年卫、霍两位将军的成绩。

    李广利回长安是春天的事情，这年冬天汉武帝行幸回中（今陕西陇县西北），司马迁可能也随行在侧。关于汉武帝刻意提拔李广利，他不只是耳闻目睹而已，太史令记事记言的工作，应该使他有更深入接触这件事的机会。富于正义感的司马迁恐怕早已对这种不公平觉得不满了。

    另一方面，当李广利从大宛班师回朝时，李陵案的主角李陵也在这出悲剧中登场了。

    李陵是谁？我们前面说过，他是李广的孙子，李敢的侄子。他生于公元前134年，比司马迁小11岁，而司马迁比汉武帝小11岁。李陵曾经是侍中建章监（建章是宫名），加了“侍中”的名号，即表示他可以出入宫内，经常在皇帝左右办事，与司马迁等于是同事。他“善骑射，爱人，谦让下士，甚得名誉”。汉武帝认为他很有乃祖李广之风，曾命他率领800骑，深入匈奴两千余里，虽没遇见匈奴军队，但他趁机会观察了沿途地形。回来后，汉武帝拜他为骑都尉，带兵五千，在酒泉、张掖等地练兵以备匈奴。

    这之后几年，李广利伐大宛，汉武帝对李广利的出征实在是够操心，大军出发都已经几个月了，还命李陵率兵随后支援。结果行军到边塞，李陵得到汉武帝的命令，说李广利已经回国，他只好率500轻骑出敦煌前去迎接，然后继续留屯张掖。

    李陵败降

    李广利征大宛这件事，知道内情的人都觉得并不光彩，但终归也是一场胜仗，何况汉武帝给李广利提供的各种配备就已经够震慑西域的了，所以大宛破后，西域为之震惧。这年正好匈奴单于去世，新单于初立，汉武帝想要借破大宛的余威再发动对匈奴的战争。于是他找了一个借口，昔年高祖曾被匈奴围困，吕后曾被匈奴单于所辱，汉武帝表示要为祖先报仇。

    这个宣告马上得到了匈奴的回应，单于初立，这时发生战事会对自己不利，于是他向汉朝表示愿意把手中扣留的汉使送还回国。第二年，即天汉元年（前100年），汉武帝派苏武等人带着被扣留在汉的匈奴使者，到匈奴与之交换，并送了大批礼物，以答谢其善意。可是匈奴的善意并不诚心，汉朝一客气，他反倒傲慢起来了。这时一位降匈奴的汉将虞常计划劫持单于的母亲，结果东窗事发。本来这事与苏武无关，但因为虞常曾把这个计划告诉过苏武的副手张胜，所以把苏武也牵连进去了。苏武自杀不成，被关在一个大窖里，好几天就靠饮雪充饥。匈奴把他送到贝加尔湖没有人迹的地方去牧羊，19年后，苏武才得以返回故乡。

    外交和解至此彻底破裂，汉武帝于天汉二年（前99年）命李广利以三万骑出酒泉击匈奴右贤王。匈奴的疆域分为中左右三部，所谓左右，是以匈奴面向南边为依据，东边为左，西边为右。中部由单于直接统辖，左部由左贤王及名衔带“左”字的属官（如左大将、左大都尉）统治，右部则由右贤王及名衔带“右”字的属官（如右大将、右大都尉）统治。

    这时候的匈奴，由于早先受到汉武帝外交攻势的压迫，其左部由辽东一带西迁至内蒙东部；右部亦西迁，而与酒泉、敦煌相对，所以汉武帝命李广利出酒泉击右贤王。

    与此同时还有给屯驻在张掖的李陵的命令，让他负责征匈奴大军的“辎重”，辎就是载衣物的车，重就是载武器装备，这等于是后勤支持的任务。李陵出身于军人世家，既然有李广之风，自然也遗传了其“自负其能”的个性。他在边地练兵多年，摩拳擦掌，一直没有机会好好表现一番。而这一年他已经35岁了，正是体力智慧各方面都处在巅峰状态的时候。前年要他去塞外迎接李广利“胜利”归来，这年又要他为这位平庸的将军做后勤工作，他如何能服气？

    于是，出发前，汉武帝在未央宫武台殿召见李陵时，他叩头请求，说他的兵都是来自荆楚（两湖及四川东南、贵州东北一带）的勇士，多的是奇才剑客，力能扼虎，射必命中，希望能够自成一队，独当一面。他自请出奇兵攻击匈奴单于，分散其兵力，以配合李广利的主力军，达到牵制匈奴的作用。

    汉武帝听了后说：“为将的都讨厌隶属于他人，是吧？只是我出兵太多，恐怕分不出骑兵给你！”

    李陵说：“用不着骑兵，臣愿以少击众，只要步兵5000，就可以直捣匈奴单于的王庭！”

    汉武帝觉得他很有气魄，就答应了他。同时命路博德带兵于中途接应李陵，可是路博德曾经是伏波将军，12年前平南越立了大功，这名老将怎么会愿意为后辈接应？

    路博德越想越不甘心，就上书汉武帝，说目前是秋天，正是匈奴马肥兵壮的时候，不适宜开战，不如等到来年春天，由他和李陵从酒泉、张掖各带5000骑兵，合击东西匈奴，必可大获全胜。

    汉武帝看到路博德的奏书非常生气，他怀疑这是李陵后悔之前的请战才要路博德写的。于是就命路博德立刻出兵西河（郡名，在鄂尔多斯高原东面，因在黄河之西而得名），说是匈奴可能会从西河入侵。同时命李陵九月间出发，出兵到今内蒙古库伦一带观察敌情，如果无所获，李陵就带兵回受降城休息。

    受降城筑于太初元年，即公元前104年。筑这座城是因为当时的匈奴单于好杀伐，匈奴人不安，匈奴左大都尉派人向汉表示，想杀单于投降，但嫌汉太远，他说如果有军队去迎他，他就敢发动叛乱，汉武帝于是命公孙敖筑受降城以应之。受降城在居延（今内蒙古北部居延海附近）以北。

    就在汉武帝因为自己的多疑而意气用事时，李陵率5000步兵出居延，行军30天，到库伦一带扎营，他把所经过的山川地形绘制成图，并派部下先回京城向汉武帝报告。汉武帝听说李陵很得人心，士兵都愿为他效死命，自然非常高兴，还重赏了前来报告的士兵。

    不久后，李陵的军队遇上了匈奴单于。单于军大约3万人，是李陵军的6倍，而且都是骑兵。他们居高临下，在两山之间以大车为掩护，将李陵的军队包围起来。李陵见状，立刻集合部队，在营外摆出阵式，命持戟盾的站在前排，持弓弩的站在后排，下令“闻鼓声而纵，闻金声而止”。匈奴军看汉军人数不多，想以大吃小，都离开掩蔽物向李陵阵前冲来。李陵鸣鼓，千弩俱发，前面的匈奴军一个个应弦而倒，后面的见状纷纷退回山上。汉军乘机追击，杀数千人。单于大惊，又调来8万多骑加入战局。李陵一看情势不妙，开始边战边向南退。后来退到一处山谷中。

    经过几天连续的战斗，中箭受伤的士兵越来越多，李陵只好让受三处伤的坐车子，受两处伤的扶着车子走，受一处伤的仍然持兵器作战。又过了四五天，李陵率军退到一个长有芦苇的湖沼地带，匈奴在上风处放火，李陵索性令兵士把旁边的草木先烧掉一片，免得匈奴放的火烧过来。

    如此南行，又到了一座山下。匈奴单于在山上，命部下率军攻击李陵，汉军在树林中与匈奴搏斗，因为林中不适合骑兵作战，汉军占优势，又杀了数千人。李陵命人发连弩（可连续射箭的装备），单于被迫下山逃走。

    这天，李陵抓到一名俘虏，据他说，单于怀疑李陵军是汉朝诱敌深入的诱饵，一路向南，单于担心会有埋伏，正在考虑退兵。但是匈奴的一些部落首领认为，单于亲率数万骑，如果打不过几千汉军，日后将如何指挥各部军队？那只会让汉人更看不起匈奴。他们建议利用山谷地形，和汉军决战。

    单于的这种心理使得战事更加激烈起来，李陵的压力也就越来越大。匈奴军在数量上占有绝对优势，可以一天战数十回合，不过李陵的军队也一直顽强地战斗，又杀敌两千。匈奴觉得自己始终占不到便宜，准备撤兵。眼看着李陵的困境就要解决了，可惜司马迁说的“军亦有天幸”，李陵竟一点也没有得到，孤军深入而逢敌已经不幸，等到奋勇战敌并挫其志，马上可以胜利班师的时候，偏偏自己内部出了问题。

    一位主管侦探敌情的军官因为被军中校尉折辱而投降匈奴，他把李陵军的实情告诉了单于，他说李陵根本没有后援，箭也快用完了。李陵和校尉韩延年各率800人为前锋，分别以黄白旗为帜，他建议单于派精骑射中李陵和韩延年，汉军必定可破。

    单于得到这个情报，如获至宝。在没有后顾之忧并深知汉军底细的情况下，再度发动猛烈攻势，而且边战边指名大叫：“李陵、韩延年快来投降吧！”

    李陵被困在山谷之中，匈奴在山上占尽地形优势，箭像雨一般从四面八方射过来，但李陵还是神勇地突围继续南下。可是没突围出多远，箭用完了，人也只剩下三千多。他们弃了军车，持短刀且战且退。这一带，匈奴十分熟悉，李陵军在经过一个峡谷时，匈奴军绕道抄到李陵前面，从山上投下石块，李陵的士兵被打死不少，几乎无法前进。

    黄昏后，李陵一人穿着便衣独步出营，交代左右的人不要跟随，说他要一个人把单于抓来。可是过了许久，李陵却垂头丧气地回来，叹息道：“兵败，死矣！”

    部下劝慰着说：“将军威震匈奴，现在只不过是运气不好罢了。以后再想办法回去就是。当年的赵破奴战败后被匈奴所虏，后来逃回，皇上还不是对他很礼遇，何况是将军您呢？”

    虽然没有明说，部下这是在劝他暂时先投降再做打算。李陵断然回答：“不要说了，我不死就不是壮士！”

    李陵当下把所有的旌旗折断，连同随军所带的贵重东西全部埋到地下，然后感慨地叹道：“只要再得几十支箭就足够我们突围，可惜我们现在一支箭也没有！天亮之后，恐怕只有束手待毙了！我看现在大家不如作鸟兽散，能逃出去的，还可以回去向皇上报信。”于是他发给每个士兵一些干粮，要他们带一大块冰，以备饥渴，并约定如果逃出去在受降城会合。

    夜半时分，李陵准备率军突围。鸣鼓时，鼓却不响，这似乎不是好兆头。李陵和韩延年上马，后面跟随着仅剩的五百多人。刚刚突围就有数千匈奴骑兵追赶而来。没多久韩延年战死。李陵叹一声“没脸见天子”，只好投降。

    主将被擒，匈奴大概也没有再彻底搜寻残兵，因此有四百多人逃回了边塞。

    这就是李陵投降匈奴的经过，我们暂且不说这件事发生后，司马迁在汉武帝面前为李陵辩解及因此而遭受酷刑的悲惨境遇。我们先就客观立场分析一下造成李陵投降匈奴这个结果的原因。

    有人说李陵之所以兵败被俘，是因为他的个人英雄主义，只以5000步兵孤军深入，犯了兵法上“轻兵逐利”的毛病。又说在沙漠中作战，竟以步兵对骑兵，肯定会吃亏，李陵出身将门而明知故犯，当然要败。

    这个说法不能说一点道理没有，但是攻打匈奴不是李陵的家事，而是整个汉朝的一件大事，持这种观点的人不免求全责备，大大地冤枉了李陵。不错，“五千步兵”“孤军深入”都是李陵自己惹的，他为什么要惹这个麻烦、冒这个险？说他是个人英雄主义，也没错，他是不甘做李广利的副手。可是站在李陵的角度，他一个有志向有才能的名将之后，又凭什么屈居李广利这样蹩脚的将军之下？！

    李陵之所以会从“愿自当一队”变成“五千步兵”，是因为汉武帝表示“出兵太多，无骑兵可派”，李陵何尝不知道对付匈奴自然是骑兵最合适。如果一听汉武帝说没有骑兵就退却，那岂是李广之孙所为？！只怕祖父在九泉之下也要气得不能瞑目。

    汉武帝的“出兵太多，无骑兵可派”，是不是属实呢？这一年是天汉二年，即公元前99年，这时候的汉朝当然无法像20年前那样，“大将军青、骠骑将军去病各将五万骑，私负从马（私人自行装备，非政府发的）复四万匹，步兵转者踵军后又数十万人”，可是也不至于派了三万骑兵给李广利做主力，就派不出骑兵奇袭了吧。

    这件事发生在秋天，而天汉四年（前97年）春，也就是只隔一年多一点的时间，汉武帝又出兵匈奴，共派出七八万骑兵，难道多出来的四五万都是在这一年之内突然冒出来的？可见汉武帝说发不出骑兵并不是实话，何况李陵自负其能，要求不会多，而且既然言明是出奇兵，只求牵制对方，也不可能要太多，分明是汉武帝故意不给。

    当李陵的豪言壮语获得了汉武帝的赞许，而赋予他任务时，汉武帝还知道要路博德在中途接应李陵，后来因为路博德不愿意，上奏书而引起汉武帝的误会，汉武帝竟马上把路博德调到距离李陵预定回军路线很远的地方，仍然要李陵孤军深入敌境。汉武帝在误会、盛怒之下，撤销了所有的后援部署，根本就是要李陵“好看”——你说你行，我倒要看看你有多行！这并非没有可能。从汉武帝的性格来分析，他做得出来这样的事。

    《汉书》中叙述完李陵败降后，记载了当时汉朝内部的情形，李陵兵败处，距边塞百余里，边塞把这消息向汉武帝报告。汉武帝听了，心里希望李陵能够死战，但又不知李陵会不会战死，就把他的母亲和妻子召来，叫算命的为她们看相，算命的说看不出有“死丧”之色。后来果然传来李陵投降的消息，汉武帝甚怒，就责问之前前来报信的士兵，士兵惊吓之后自杀了。从这段记载中可以看出李陵败降之前，汉武帝就已经知道他一定会陷入苦战，也知道战场离塞外只有一百多里，一百多里对骑兵来说只能算是短距离作战。可是他不但没有马上派兵驰援，反而有闲工夫叫算命的来看看李陵会不会死，这种一开始就预备他死，最后又巴不得他战死的“死亡任务”，李陵实在无法一路英雄到底。

    前面我们说过，在一种偏差的地域观念下，关西军人的一生大都以悲剧收场。在这个悲剧中，皇帝可以为了捧一个外戚，花一年多的时间为他筹集出征所需的“行头”，弄得天下骚动；败军回来也只是不许入关，然后又让他风风光光再度出征；出征时早就有十几万部队放在边地为他做预备队；出征后，都已经快回到国门了，还要派兵出去支援。可是却不肯为一个关西名将之后发骑兵、嘱后援，或死或降，李陵无论怎样选择都注定是一个悲剧。

    汉武帝真是这样逼得李陵兵败异域吗？《汉书》记道：“久之，上悔陵无救。”“悔”指该做而没做所造成的懊恼。汉武帝后悔当时没有派兵救援李陵！但是这个后悔根本无济于事，汉武帝的多疑使这个悲剧愈演愈烈，最后李陵流落北地，永不复为汉人。而在这个后悔之前，汉武帝还因为同一件事制造了另一个悲剧人物，那就是我们的主人公司马迁。

    飞来横祸

    作为一个史官，司马迁对任何事情，都会很传统、很职业性地保持冷静、客观的态度。他在皇帝身边，亲眼看到李陵未败前，士兵回来报军情及最初传来捷报时，朝中公卿王侯的一片奉承歌颂之声。等到李陵投降的消息传来，汉武帝一怒，他们就开始一个个怪罪李陵的不是，没有一个人敢挺身而出，为李陵说几句公道话。

    富于正义感的司马迁对这种冷暖不同的场面感到极端的不满。

    司马迁和李陵的关系，前面我们提到过一点，两人算是同事，李陵的祖父李广及叔父李敢，在司马迁担任郎中令时可能是他的上司。司马迁应该对李氏三代都很熟悉，但两个人可能并没有多么深入的交往。司马迁说，他和李陵性情志趣并不相同，从来也没有把酒言欢过，“素非相善也”。只是李陵的浪漫作风应该是司马迁一直心向往之的。他们之所以不熟，除了性情志趣不同之外，大概李陵也像李广一样“悛悛如鄙人，口不能道辞”，不善于交际吧。

    这种微妙的情感，继之以冷静的观察，关于李陵败降案，司马迁认为，一个做臣子的能够不顾自己的一生之计，而赴公家之难，这已经是很不寻常了。现在因为某件事情一时不当，那些只顾自己的公卿大臣就马上毫不留情地加以批驳构陷，司马迁觉得非常痛心。

    李陵只不过带了5000步兵，就敢深入戎马之地，足踏匈奴王庭之所在，这好比是将自己当饵送入虎口一般，如此危险，但他却能和多出好几倍的强敌连战十几天，杀敌数千。匈奴的部落首领都为之震动，聚集所有骑兵，倾举国之力围攻李陵。李陵转战千里，战到箭已用完，路已不通，可是仍未见一兵一卒的救援，士卒们虽然负伤呻吟，只要李陵高声一呼，他们无不奋起继续抗敌，泪水和着血水，张着空弦，冒着白刃，和敌人死拼。

    在司马迁的印象中，李陵事亲至孝，与人交往讲究信实，在取予财物时都合乎正义，对人有礼貌，而且恭俭谦让。常想奋不顾身以赴国家之急，这样一个人竟落得如此下场！

    司马迁古道热肠，实在按捺不住想为李陵说几句话。可是太史令官职不高，满朝文武鸦雀无声，哪有他发言的余地？司马迁眼见汉武帝自李陵败降的消息传回来后，“食不甘味，听朝不怡”，实在于心不忍。他认为自己如果说明了李陵的为人，除了可以为李陵洗清冤屈，也可以宽慰汉武帝的心。

    终于机会来了，可能因为司马迁是近臣的关系，汉武帝“习惯”主动询问他的意见。他抓住机会对汉武帝说：李陵素来与士大夫交往，遇有好东西绝不争先，要分东西也绝对分得比别人少，像他这样的人．才会有人愿意为之效命，古时候的名将也不过如此了。再说李陵也并不是真的投降，观其意，一定是想等待适当的时机，将功补过。现在，他败降于匈奴是无可奈何的事，但话说回来，他重创敌人的战果，也足以表彰于天下了。

    本来，司马迁准备好了很充分的说词，想把事情的可能真相一一加以分析，尽量排解汉武帝心中的郁结。谁知他刚开始表示对李陵的同情，汉武帝就为之震怒。

    这次对匈奴战争以李广利为主力，李陵的任务是牵制兵力。李广利率兵出酒泉，击右贤王于天山（今新疆吐鲁番或哈密一带），斩虏万余人，战绩不错，可是回程时却被匈奴包围，好几天没有粮食，死伤甚多，后来还是赵充国带壮士百余人英勇突围，李广利才率兵跟着逃出来，当初的三万骑回来时只剩下三四成了。与李广利相比，李陵以区区五千步兵，深入敌境，与单于相抗衡，斩敌数千，这战果显然在李广利之上。

    李陵与李广利的对比，天下人都看在眼里，汉武帝之前关于军队配备和有关部署方面的安排无疑与这种对比形成了巨大的讽刺。汉武帝可能有点心虚了，不然不会司马迁一为李陵求情，他就恼羞成怒。汉武帝甚至没听司马迁讲完那一番话，就下令将他交给理官（狱官）审理。

    于是，司马迁下狱了！这时是天汉三年，即公元前98年，李陵败降匈奴发生在前一年的冬天。

    不久，如前所述，汉武帝经过一段时间的冷静思考之后，醒悟到李陵之所以战败军没是因为没有后援的缘故，他也终于在心里承认是自己当初的安排有些失当。汉武帝派遣特使去慰劳了李陵军最后逃回边塞的400名士兵。

    不过，司马迁的“罪嫌”并没有因此而消失，他仍在狱中等待着判决。汉朝有不少酷吏，尤其汉武帝时，借重法家开源，严厉控制人民以防叛乱。酷吏们在汉武帝的支持下，往往滥杀无辜、逮捕平民，一杀就是几百人，甚至一次诛灭千余家，有时候朝中大臣也难逃毒手。在这种情况下，不论司马迁被关在哪个监狱，他的处境都十分凄惨。怪不得他在《报任安书》中提到狱吏时说：“见狱吏则头抢地，视徒隶（狱卒）则心惕息（害怕喘息）。”实在令人不忍！

    本来，汉武帝已经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李陵和司马迁应该很快就可以平反昭雪。可是很不幸地，第二年又发生了一个天大的误会，这个误会使得司马迁和李陵的命运急转直下。天汉四年，即公元前97年，春天，汉武帝命公孙敖率军深入匈奴，迎接李陵归国，显然汉武帝此时对李陵已完全改变了态度，司马迁迟迟未被定罪与汉武帝的这种转变也有关系。这个行动如果成功，对司马迁的判决也会产生良好的影响。可惜，公孙敖无功而返，还带回了一个致命的消息，说他从捕得的俘虏口中得知，李陵正在为匈奴练兵。

    这个消息将汉武帝气得头昏眼花，他在暴怒之下抄了李陵的家，将其母弟妻子全部诛杀。司马迁随后被判为“诬罔”之罪，所谓“诬”就是无中生有；“罔”，就是欺。“诬罔”也就是欺君之罪。司马迁为李陵辩解时说李陵之降是想等机会建功，可是公孙敖带回的消息全然不是那么回事，汉武帝新“恨”旧“怒”一齐迸发，就判了司马迁欺君之罪。按照汉朝法律，诬罔是死罪。

    那么李陵到底有没有为匈奴练兵呢？事情的真相在几个月后才被弄明白。在匈奴，李陵痛苦而困惑地询问一位汉使者：“我为汉率步兵五千，横行于匈奴，以无援而败，我何负于汉？为什么被满门抄斩！”

    使者把原委告诉他，李陵这才恍然大悟，原来他又被误会了，为匈奴练兵的不是他，而是另一个叫李绪的汉朝降将。一字之差，使李陵遭受了人间最悲惨的境遇！他愤怒地派人把李绪杀了，但当时李绪在匈奴地位很高，单于的母亲听说李绪被李陵派人所杀，就想逮捕李陵。幸好单于惜才，把李陵藏到了北方，后来单于的母亲去世，李陵才又回到单于王庭。单于对李陵甚为礼遇，把女儿嫁给他，立为右校王。从此，李陵断了归汉之心，胡服胡语，永为异域之人。他恨汉朝斩其满门，他说：“老母已死，虽欲报恩将安归？！”

    这个真相传回汉朝时，已经60岁的汉武帝发觉自己又错了。

    这年秋天，朝廷公布了一条法令：“令死罪人赎钱五十万，减死一等。”

    汉武帝的那批财经专家为了加强国家的财政收入，搞出一些卖官鬻爵、捐钱赎罪之类的措施，本不足为奇，只是这命令公布的时间有些巧合，难道是为了司马迁而设的？有研究者认为很有可能。

    50万钱究竟是多少？大概相当于现在的5斤黄金。这是一笔不小的数目，何况司马迁和父亲司马谈一直在太史令任上，俸禄有限，并没有积攒下什么财富。转向亲戚朋友求援，结果竟是“交游莫救”“左右亲近不为壹言”，谁敢为一个因触怒皇帝而被判刑的罪犯出钱出力？谁又敢保证帮了他的忙以后，不会惹祸上身？

    这条法令看似给了司马迁一线生机，其实对他根本没什么用。摆在司马迁面前的只有三条路：一是自杀以免受辱；二是接受死刑；第三个是仅存的最后一条生路——受腐刑以免死。这条法令最早见于50年前的汉景帝时代，汉武帝时仍沿用。

    腐刑

    腐刑就是男人去势的宫刑，男人去势后，无法再生育，有如腐木不再生果实，所以称之为腐刑。谈到腐刑就会让人联想起宦官。其实在司马迁以前的朝代，受腐刑及做宦官并没有后世那样受人歧视。

    据说最早时，常有一些俘虏或因罪被罚的贵族因为聪明或有技艺，在受了腐刑之后，为贵族们服事执役，其地位甚至在一般农牧工商的平民之上。

    秦朝时，宦官赵高为郎中令，且担任秦二世之师。司马迁的时代距秦不远，稍早的吕后曾封宦者为侯，而且汉的政治组织中行政性质与宫廷服务性质并存，还保留不少“家臣”的遗风，政府组织尚未成熟到与宫廷截然分开，因此宦官还没被皇帝提升到“内廷”的控制集团，而与宰相领导的“外廷”相对抗，后世所见的宦官恶劣形象也还没有形成的条件。因此，受腐刑虽然难免会遭到讥笑，但还不至于如我们后世想的那么严重。

    不过司马迁毕竟是个知识分子，与一般平民的想法有所不同，他认为人有十等：第一等的不辱及祖先，次一等的本身不受辱，再次一等的脸面不受辱，再次一等的言辞不受辱，再次一等的躯体不受辱……而最下等的就是受腐刑。“行莫丑于辱先，诟莫大于宫刑”，他认为这是奇耻大辱。他甚至举出三个历史上受腐刑而被歧视的例子，然后说：“夫以中材之人，事有关于宦竖，莫不伤气，而况慷慨之士乎！”

    司马迁以“慷慨之士”自居，视腐刑为无以复加之耻，于是摆在面前的三条路中，似乎只剩下自杀免受辱这一条了。可是，他反问自己，能就这样死掉吗？如此一问，那就不是受死刑还是自杀了，而是生与死的抉择，“人固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

    慷慨就死诚然痛快，可是自己长久以来所抱持的理想就要随着生命的消逝而变成泡影。父亲临终时所说的“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犹在耳际，当时自己“俯首流涕”地答应了父亲，那幅情景历历在目。父亲死后，自己“紬史记石室金匮之书”，从青年时期游历天下，又随汉武帝巡游名山大川，访问故迹遗老，那些论著构思已跃然笔墨之间。如果逞一时之快，贸然就死，那些东西岂不成了未完成的“断”简“残”篇？

    想到这些，司马迁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之后毅然决定求生，他要留下这条命，为了对父亲的承诺，及自己的未竟之志活下去。他向狱官请求接受腐刑以免死。在天汉四年与太始元年（前97—前96年）间下了“蚕室”——因为受腐刑的人怕风，需要暖气，所以作暗室蓄火，有如养蚕之室，故称之为“蚕室”。

    在旁人看来，这本是求生意志作用下的一种自然反应，无足为奇，但司马迁心中的郁闷和苦衷真的不是旁人可以了解的。

    受刑后的司马迁“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往”，恍恍惚惚不可终日。只因为多说了几句话而遭此横祸，亲戚和乡人耻笑他，说他污辱了祖先。司马迁自己也觉得愧对死去的父母，“亦何面目复上父母之丘墓乎？”每念及此，就“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这种痛苦的心情直到五六年后，在他写给朋友任安的信中，才得到尽情的发泄。

    受了腐刑之后，司马迁就不宜再担任太史令了，因为那是与宗庙祭祀有关的官，身体“残缺”的人不宜任职。而汉武帝这边，李陵案已经过去，他心里明白李陵最后叛汉是被他几次误会逼的，这件事实在没有再追究下去的必要。他对司马迁也有一丝歉疚，于是又将司马迁从狱中调回自己身边工作。

    宦官的得权一般都认为是自汉武帝这里开始的，他晚年多在后宫决事，身边自然形成了一个在宫内作为皇帝统治工具的集团，也就是内廷，不过那时候，还没到宦官一手包办的局面。汉武帝晚年既然喜欢在后宫“遥控”政府，那么原来掌管“出纳王命”（管理大臣所呈奏书，及皇帝判行命令的下发）秘书工作的尚书就有机会在中间掌握权力。

    尚书的主管叫作尚书令，本来是由士人担任的，后来有时也由宦官担任，就改称为“中书谒者令”，又称中书令。不管是尚书、中书或其他秘书性质的宫廷职位，都是因为皇帝在后宫逐渐给予权力，等到权力和业务范围膨胀到与行政机关相同，甚至比行政机构还要大以后，就被推出内廷到外廷，成为正式的行政机构。皇帝在宫内则另外建立内廷系统，后世行政系统的尚书、中书就是这样形成的。

    司马迁被任命的新职务就是中书令，中书令的俸禄比太史令高，等于是皇帝的秘书长。《汉书·司马迁传》中说他受刑之后“尊宠任职”。与后世担任这种职务的宦官相比，司马迁必定是一个安分守己的秘书长，撇开他本身的因素不谈，汉武帝那样独断专行的个性又怎么可能给他掌权的机会？《晋书》中说：“尚书本汉承秦置，及武帝游宴后庭，始用宦者主中书，以司马迁为之中间，遂罢其官，以为中书之职。”有人不同意这种说法，研究者一再强调司马迁不是宦官，不能将其作为“宦者主中书”的开始。可是既然尚书令因为改由宦官担任才改称为中书令，那么在汉武帝眼中，司马迁已经算是宦官了，不过这中间还有不少疑问存在。总之，司马迁受腐刑后，常常与宦官接触、共事，但后世实在不愿把他归入宦官之流。

    自从太初元年，即公元前104年，司马迁执笔写《史记》以来，到李陵案发生而被下狱，这期间过了七年。接着在狱中的两三年，据说司马迁并没有停止创作，不过他的心境已经发生了彻底的变化，一直到《史记》完成为止，李陵案的余响都可以在其中找到痕迹。司马迁所受的创伤也可以从中看到相当程度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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