佗城虽不大，却闻名遐迩。自赵佗建城以来，长期为州县治所，素有“秦朝古镇”、“汉唐名城”、“明清岭南明珠”、“珠江东水开端，岭南古县第一”之美誉。

    广州历史悠久，文物遗址齐聚地下，有“12朝27层藏宝图”之誉。广州历史堪称层累的城市编年史的典范。

    一、百粤首邑：史诗般的佗城

    十里繁华牵动天下俊彦，古邑逸韵传承千载文光。世居此地的龙川人民在这里渔猎耕织，繁衍生息，享受着先贤留下来的精神食粮，也为这块风水宝地增添了几抹灵动之光。

    龙川，上古时期属九州之一的扬州南境，战国时属楚，号百越，秦汉时期属南越。

    龙川得名说法不一，据《广州记》的说法：博罗之东乡，东龙穿地而出，即穴流泉，因以为号；据《南越志》的说法：县北有龙穴山，舜时有五色龙，乘云出入此穴；还有一种说法是，龙潭自嶅山分注于川，故名龙川。

    早在新石器时代，龙川境内佗城坑子里、上印牛背岭、紫市坪岭头、九龙岗、丰稔牛角塘、登云鲤鱼山、龙母坪背岗等地已有人类从事渔猎、耕织等活动。

    古龙川治所不是今日的龙川县城，而是号称“百粤首邑”的佗城。

    佗城，原称龙川城，后称循州城，后为纪念赵佗，改名为佗城。佗城是岭南最早设置的古县——龙川县城，又是广东省首批公布的十一个历史文化名城之一，距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

    佗城是秦始皇二十三年（公元前214年）赵佗在南海郡龙川县任县令时修建的土城，是龙川县治所，也是这位南越第一代君王称雄岭南的隆兴之地。赵佗称王建国后，龙川属于南越国辖地，臣汉后，仍由南越国管理。西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汉朝平定南越国，设置交趾部，龙川属汉朝的南海郡管辖。

    龙川自古以来就是战略要地，处于东江、韩江分水界附近，西南可顺东江而下控制龙川南部，东南可顺韩江而下控制龙川东部，是粤东北部政治、文化、经济中心，还是往返粤中、兴海、赣南乃至闽西之间的必经之处，为东江流域兵家必争之地。

    赵佗始建城池时，城小道狭，城为土筑，方形，城垣周长仅八百米。

    佗城虽不大，却闻名遐迩。自赵佗建城以来，长期为州县治所，素有“秦朝古镇”、“汉唐名城”、“明清岭南明珠”、“珠江东水开端，岭南古县第一”之美誉。

    一进佗城，你就会深深嗅到一股有着两千余年历史的淡淡书香。两千多年的文化，两千多年的沧桑，使得这部古书神韵飘香。

    岭南初开，地广人稀、土瘠民贫，故秦平百越后首次在龙川设县时，龙川管辖区域辽阔，其范围大致包括今龙川、兴宁、五华、东源、源城、连平、和平等县的全部以及紫金、新丰、陆丰和江西寻乌、定南等县的一部分。

    著名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说：“一个城市一旦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而开始出现的时候，它就必须具备一个足以满足它的发展要求的固定场所。因此，如果说社会经济的发展是城市出现的决定因素，那么适当的城址就是城市发展的必要条件。”另一位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先生认为：“一地方至于创建县治，大致即可以表示该地开发已臻成熟。”赵佗选址建城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这一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到了不建城池不足以镇抚的地步。

    在越人聚集的龙川设县必须对治所之地精挑细选。赵佗当时选定佗城为龙川县治所，主要是因为其有优越的地理条件，这里东江若龙，群山似虎，西可至梅关，东可达闽越，南可抵南海，进可出江西通往中原，退则易守难攻。同时又处于龙川县的中心地带，便于管理，故设县治，筑八百米周长的土城，开辟了龙川建城史的先河。

    拂去历史烟尘，秦风汉韵依稀留存。由于佗城长期以来作为该地区的州县治所，因此是文物荟萃之所。虽经千百年的沧桑巨变，佗城至今依然保存近百处文物古迹，如秦时古城基、越王井、越王庙、赵佗故居、孔庙、正相塔、正相寺、循州治所、苏堤、马箭岗、点将台、考棚、城隍庙、古城墙、古砖窑遗址、坑子里遗址以及数十座古老的祠堂。

    重视教化是龙川乃至岭南迅速崛起的重要因素。古代佗城的学宫是传道授业之所，考棚是科举考试之所。气势雄伟的学宫，飞檐挑角，古风犹存。科举考棚，古树参天，幽静清雅。学宫和考棚承担着佗城的教化重任。

    佗城不仅文物遍布，而且还有秀美可人的旖旎风光。霍山风景区奇险秀丽、洞幽峰奇、百态千姿，素有“朝在罗浮，暮在霍”之美誉。久负盛名的“龙川八景”有五景在佗城，分别是“嶅湖秋月”、“东山暮钟”、“梅村横舟”、“龙台晚眺”、“合溪温泉”。宋代大文豪苏东坡游览佗城胜景，畅意抒怀，写下《古邑龙川八首》：

    嶅湖湖水漾金波，嶅顶峰高积雪多。

    太乙仙岩吹铁笛，东山钟静诵弥陀。

    龙潭飞瀑悬千尺，梅村舟横客众过。

    纵步龙台闲眺望，合溪温水汇成河。

    另一首诗：

    嶅湖湖水水澄清，最喜秋来月漾金。

    夜静问渠天在水，嫦娥推倒玉轮沉。

    遥想当年，立于正相塔下远眺嶅湖，亭台楼塔，长桥卧波，林木掩映。秋高气爽之时，皎月当空之际，天际湖底，如明镜上下辉映，城郭隐约，远处江帆可数，好一幅天然画图。“谁怜东坡老，独看南海灯。”“平居著鞭苦不早，东坡南窜岭南道。”一代文豪，一处胜景，天人合一，诗画交融，真乃至臻至美之境。

    苏轼的弟弟苏辙因针砭时弊被贬谪岭南，曾在龙川做地方官时作诗数首，其中《次韵子瞻连雨江涨二首》颇有韵味：

    南过庾岭更千山，烝润由来共一天。

    云塞虚空雨翻瓮，江侵城市屋浮船。

    东郊晚稻须重插，西舍原蚕未及眠。

    独掉扁舟趁申卯，米盐奔走笑当年。

    客到炎陬喜暂凉，江吹虚阁雨侵廊。

    回看野寺山溪隔，卧觉晨炊稻饭香。

    荔饷深红陋樱枣，桂醅淳白比琳琅。

    思移峤北应非晚，未省南迁日月长。

    佗城真是一块风水宝地，三面环山，山峰秀丽，东临东江，江水如龙。佗城是三龙贯穴的“三龙口”，也叫“生龙口”。盘踞于此的嶅山山脉、西山山脉和龙台山脉都貌似龙，龙自北向南蜿蜒而来伸向佗城。嶅山龙头伸延到佳派村的东江河边，西山龙头伸延到塔西村的东江河边，古人为防止此二龙离川出海，便在此二龙的龙头上建了老塔和新塔，目的是镇住两条龙，使其不能离开龙川，风水不能外流，从而造福龙川人民。古塔建于唐代开元年间，巍然屹立，挺拔典雅。新塔建于明代天启、崇祯年间，是高达三十余米的七层楼阁式砖塔，苍劲古朴。新老双塔遥相呼应，倒映在湖水之中，蔚为壮观。龙台这条龙的龙头还未进入佗城，原佗城北门口建有接龙桥，迎接龙台这条龙进县城。原古城的大东门不是朝东，而是向东南，因为东江河中间小岛——东坝，从大东门看东坝恰似龙珠，地理风水学称“三龙滚珠”或“生龙滚珠”。佗城就建在三条山脉似龙的龙头所在地，物华天宝，人杰地灵。

    十里繁华牵动天下俊彦，古邑逸韵传承千载文光。世居此地的龙川人民在这里渔猎耕织，繁衍生息，享受着先贤留下来的精神食粮，也为这块风水宝地增添了几抹灵动之光。

    二、越秀繁世仙气灵：梦幻般崛起的广州城

    “南武河山在，北窗花竹幽。”南武城历经风雨洗礼一步步走来，只是喧嚣殆尽，繁华已逝，河山空在，唯有荒台犹存，花竹独幽。何其凄美？

    （一）南武：先秦广州城雏形

    众所周知，自古以来位列岭南城市之首的广州简称“穗”，古称南武、楚庭、任嚣城、番禺、南海等，现称羊城、穗城、穗垣、花城、花都、越秀城、五羊仙城等。

    一座城市拥有如此多的别名，在通常被认为是“文化荒漠”的岭南一带是十分罕见的，这足以体现出广州城历史文化积淀之深厚。清代时任广东学政的诗人李调元曾著《南越笔记》一书，对广州乡土民情着墨颇多，还作《广州咏古》诗：

    越王宫殿半摧残，

    甘菊芙蓉色尚丹。

    歌舞冈前当日盛，

    三千绣面听呼銮。

    在今日的广州一带，远古时期即有人类活动的踪迹，但离文明中心较远，长期以来被视为“化外之地”。按禹贡九州之说，岭南不在“九州”之列，属于“五服”最外一层，即未开发荒芜之地。岭南只是为中原所知，了解甚少。

    商代时期，岭南称“越”，周代时又称“百越”、“百粤”、“扬粤”、“南海”等，春秋战国时称“南越”、“南武”、“南粤”等。衰周之际，此地与位居长江中下游的楚国、吴国、越国已经有来往，广州一带得名“南武”、“楚庭”。明代在越秀山上建有一座石牌坊，上书“古之楚庭”。

    随着中原文明向外扩张，岭南受到中原、荆楚、吴越、巴蜀礼乐教化的影响，逐渐摆脱蒙昧状态，步入文明轨道。其中，由于地理、语系、人种等接近，荆楚和吴越对岭南影响最大，中原文化传入岭南往往需要荆楚和吴越作为中介，势必打上荆楚和吴越文化的烙印。《国语·楚语》说：“赫赫楚国，而君临之，抚征南海，训及诸夏，其庞大矣。”楚国一直谋求向南扩张，公元前382年，楚悼王任用吴起为令尹南平百越，荆楚文化随着军事征服而长驱直入。《左传·襄公十三年》记载：“浙有蛮夷，奄征南海。”位居长江下游的吴越也试图对岭南施加影响。

    过去史学界和考古学界对岭南地区的文明进程进行分析时普遍认为，秦平岭南之前，广州地区尚未建城，广州建城史最早应溯源于秦汉之际任嚣所建番禺城。但是，按照著名历史学家陈泽泓的推论，先秦时期岭南完全有可能出现方国、古城，广州实际建城时间应再往前推600年，“南武”、“楚庭”应是广州最早的名称。随着近些年考古的新进展，这一推论得到越来越多的佐证。现在通常认为，先秦时期的番禺即吴、越、楚等国属下的小土堡，这在文献中时有反映。明代郭棐《广东通志》说：“开楚亭，曰南武”，估计楚亭（楚庭）只算是个据点一类的东西，而南武则是有少量士卒驻守的小土堡。

    “南武”是目前已知的关于广州建城最早的说法。关于建城者，一般有两种说法：一说是楚国国相高固，一说是越国国相公师隅。

    由于楚国对岭南文化影响较大，不少人认为“南武”应是楚人所建。相传楚国灭亡了越国后，楚威王起用南海人高固做楚国国相。高固英姿飒爽、威武雄壮，且天资聪颖、才华横溢。任楚国国相时，高固以周礼教化楚人，使楚人由蒙昧野蛮状态转而崇尚礼仪节气，也使楚国成为文武并重的强国。后来，年迈的高固归乡养老，便在越秀山下建了一座“南武城”，并修筑“楚亭（楚庭）”，用来向楚国称臣朝拜，表示岭南乃楚国领地。这个说法有一定的可信度，反映出荆楚文化对岭南文化的深刻影响。

    另一种说法也有可信之处。据说春秋时越国国相公师隅按照周代典章制度和规格风韵建造南武城。据《白云越秀二山合志》记载，当时三晋韩赵魏中属魏国最强，越王一直想增强在中原列强中的影响力，打算与魏国通使建交，便派遣公师隅前往南海未开化之地寻求犀角、象齿等奇珍异宝献于魏王。公师隅到此地后便筑造了南武城。清人屈大均《广东新语·宫语》对公师隅建城事迹有更加详尽的记载：

    南越王宫室是在楚庭的基础上建造的。东周时，周惠王恩赐楚子熊恽土地，下诏说：“镇压楚地南方的夷越叛乱。”于是，南海便臣服于楚，建立了楚庭。越本是扬越，至此成了荆越，本是蛮扬，至此成了蛮荆。地归楚国所有，还建造楚庭向楚国朝拜。赵佗效仿，在此地设台朝拜汉朝，而城池则是以南武为开端的。

    周赧王时，担任越国国相的越人公师隅曾到过南海。当时，越王无彊被楚国打败，子孙流亡南海，争相自立为王。公师隅以无疆为避楚祸迁居东武时有怪石漂浮来镇压此地为由，将此山命名为东武山。后来，公师隅在南海依山傍水之地筑造城池，为了别于东武，便命名为南武城。然而越王最终没有迁居此处。

    当时，越王想联合魏国，便派遣公师隅再度前往南海搜求宝物呈现给魏王。公师隅长期外出，获得许多奇珍异宝，越王将这些宝物与吴江的楼船和会稽的竹箭一并进献给魏王。魏王收下宝物，便派兵护送越王到楚地，栖身于沅湘之地，南武疆土纳入越国版图。

    有人说，据《吴地志》记载：吴中有南武城，是吴王阖闾为了抵御敌军而筑。还有人说，当初，吴王的子孙避灾而躲到南岭，也曾筑造南武城，到越国消灭吴国时，南海也纳入其版图。后来，越国被楚国所灭，越王子孙从皋乡入始兴，令公师隅修吴国南武城。再后来，赵佗建立南越国在此建都，自称南武王，宫殿也号称南武宫，就是仿效南武之意。位于越秀山下的赵佗的宫殿实际上是楚庭旧址。

    不管哪种说法属实，南武城在先秦时期就已存在当属事实。陈泽泓在分析了大量关于南武城的资料后，也证实了这一点。他还认为“南武”得名至少有三个来源：一是认为此名本为越国旧有的地名，楚国灭亡越国后，由公师隅在今天的广州所在地建城，并沿用了故国的名称；二是认为秦平南越以前此地已有南武城之名，筑新城后仍沿用旧名；三是认为赵佗号为南越武帝，将南海郡改称南武郡，以郡名命名城市。如此看来，如果古籍中的记载能够被确认的话，似可证明“南武”先秦建城说有一定的历史事实作为基础，然而文献记载毕竟不同于出土文物。按照王国维先生提出的地上文献与地下文物相结合从事历史考证的“双重证据法”来看，“南武”说长期以来只是推想，只能存疑。数十年来的考古发现大致可以证明“南武”说的真实性。

    “楚庭”之说就更加扑朔迷离。明代嘉靖时期的《广东通志》认为“楚庭”可以视为城池，是番禺城的前身。明代万历时期的《广东通志》也说：“开楚庭，曰南武。”按照清代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的描述，楚庭应当被理解为位于南武城内的官衙、祭祀和议事场所或者标志性建筑，楚庭与楚国有密不可分的关联。楚庭是否为城姑且不论，但肯定是此地的统治中心，后来任嚣所建番禺城应该是在此基础上兴建的，而非在荒郊野外腾空而起。“楚庭”始建的时间有三种说法：西周说、春秋说、战国说。三种说法都强调，今日的广州一带属于楚国管辖范围。事实上，春秋中晚期，楚国势力已经抵达湖南南部和广东境内，荆楚势力在此地有一定渗透，不一定进行直接治理。这种方式促使广州成为交易奇珍异宝的南方都会，并加速了其与海外世界的贸易往来。因此，当晋国炫富之时，楚王很有底气地说：“黄金、珠、玑、犀、象出于楚，寡人无求于晋。”“楚庭”则是表明南海之地臣属于楚国的一种象征性建筑。

    “南武河山在，北窗花竹幽。”南武城历经风雨洗礼一步步走来，只是喧嚣殆尽，繁华已逝，河山空在，唯有荒台犹存，花竹独幽。何其凄美！

    广州（番禺）建都不久，就扮演着岭南商贸中心以及南越与海外贸易中心的角色。《史记·货殖列传》盛赞番禺都会的繁华，并将其列为当时全国十九个大都会之一。自唐宋变革以来，中国经济中心南移，广州在中国历史的舞台上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尤以商业都会名闻天下。宋代广州城郭庞大，相传有八大“卫星城”。清代在广州设十三行，没有十三行，就没有广州“千年商都”的美誉。

    广州历史悠久，文物遗址齐聚地下，有“12朝27层藏宝图”之誉。广州历史堪称层累的城市编年史的典范。

    近些年，在广州发现的历史遗址众多，除南越王墓之外，还有南越国宫城北宫墙、南越国木构水闸遗址、汉、晋、南朝、唐、宋、明历代城墙遗址、南宋水关遗址、宋代古河道遗址、明西城门瓮城遗址、清代衙署，还有数量繁多的生活排水渠道和道路、房址、水井、灰坑等生活遗存。

    值得一提的是，从建城伊始，城市中心就没有大变动的大城市举世罕见，除广州外就只有罗马和亚历山大。

    （二）广州别名“番禺”由来

    那么，广州为何有那么多的别名？诸多别名由何而来呢？

    南武、楚庭由古文献记载而来，任嚣城因任嚣主持建城而以其名字命名，南海因南海郡而得名，越秀城因南越王建都在越秀山附近。

    历史上，广州、番禺、南海的称谓经常交替使用，三者可以互指。据现有文献来看，“番禺”之说最早见于《山海经》，是作为人名或族名使用的。作为地名使用最早见于西汉前期的《淮南子》。番禺城草建于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南海郡尉任嚣主持修筑，又称任嚣城，是南海郡和番禺县治所。关于“番禺”之得名，历来众说纷纭，概有三端：一是“二山”说。《后汉书·地理志》、《元和郡县志》及《初学记》等均认为番禺县治有番山、禺山，因以得名。番禺因二山而得名之说，相沿已久。二是“一山”说。即番山之隅说，禺，即隅，指附近的地方。郦道元《水经注》记载：“县名番禺，谓番山之禺也。”三是“蛮夷之地”说。秦至汉初，番禺的“番”，写作“蕃”，与“藩”通。即番蛮、蛮夷之意。《周礼·秋官》云：“九州之外谓之蕃国。”禺，犹隅，指区域、边远之地。秦汉之前，番禺一带僻处一隅，中原人视之为边远的蛮夷之地，因以为名。

    古已有谚：“北人不识番禺，南人不识盩厔。”其中，“番禺”读音“pān yú”；“盩厔”读音“zhōu zhì”。屈大均《广东新语》说，用禺字为地名只有广东才有。北方一般不用番禺作地名，故北方人不知道番禺；南方一般不用盩厔作地名，故南方人不知道盩厔。

    “番禺”是古代越人土语。按壮族语系，“番禺”似可理解为越族土著聚集的村落。按《越绝书》所记，“番禺”可译作“咸村”，“番”即村落之意，“禺”即盐的味道，“咸”之意，“番禺”的意思便是土壤多盐、水质偏咸的村落。无论是理解为越人聚集的村落还是水土盐碱的村落，都反映出番禺在先秦时期就已经是岭南重要的地名，且其得名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它的自然和人文状况。

    古代番禺很可能不是专指一座城池，而是一片区域。屈大均《广东新语》说，番禺之山巍峨起伏，延伸地域广阔，秦汉时期，这一带统称为番禺，秦朝时的番禺县地域十分辽阔，东达罗浮山，南达九龙，西连四会，北接清远。

    （三）广州别名“羊城”、“穗城”由来

    羊城、五羊仙城的得名源于“五羊降于楚庭”的神话。清人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称，相传南海人高固担任楚威王国相时，有五只羊口衔稻谷和皮革立于楚庭。羊历来被视为物阜民富的象征，高固认为五羊并现是极大的祥兆，于是令人扩建南武城，方圆十里，号称“羊城”或“五羊仙城”。

    关于羊城、五羊仙城的称谓，还有其他说法。相传先秦时期楚庭连年灾荒，田地荒芜，颗粒无收，百姓流离失所，陷入绝望的深渊。某日，天空中浮现五朵祥云，祥云之上站着五位身穿五色彩衣、骑着五只颜色各异的仙羊的仙人，每只仙羊口衔一棵有着六颗穗子的稻谷，缓缓地降落在楚庭。仙人将六穗稻谷赠予百姓作为种子，教百姓农艺，还将五只仙羊留下繁衍牲畜。百姓按照仙人指点，第二年就获得了大丰收，楚庭成为富庶之地，以其物华天宝、人杰地灵为世人津津乐道。后来广州便有了“羊城”、“五羊仙城”的别称。因为仙羊口衔奇特的稻穗，广州也被称为“穗城”、“穗垣”。后来广州百姓建造了“五仙观”纪念五位造福一方的仙人。

    另一种说法是这样的。从前，广州发生过一次大饥荒，百姓无米下锅，可是当地官府、豪霸仍像强盗一样催缴粮食。广州城外山坡下住着父子二人，因无粮可交，父亲被抓走，官老爷逼迫儿子三日之内交齐粮食，否则斩杀其父。少年十分孝顺，却实在无粮可交，不禁失声痛哭，声彻云霄，感动了天上的五位神仙。仙人们骑着五只口衔稻穗的仙羊降临少年家中，将稻穗交给少年，让他把谷粒种到土中，天亮后就能收获许多稻谷。少年谨遵吩咐，次日清晨果然收获了大量稻谷。父亲得救，但少年一夜之间获得如此多的稻穗，引起了官老爷的疑惑和嫉恨。官老爷声色俱厉地责问少年缘由。威逼之下，少年只得实言相告。官老爷心中暗喜：若把五位仙人抓来，岂不是可以升官发财了吗？利欲熏心的官老爷立即令差役到山上捉拿仙人。少年感到事情不妙，便急忙向仙人报信。仙人点头称善，嘱咐少年将剩余的谷粒种到地里，官府就抢不走了，百姓就可以丰衣足食。待差役赶来，仙人化作白雾飞上天空，只留下五只仙羊，差役刚要伸手去抓，五只羊簇拥在一起变成一块大石头。后来，当地人就称广州城为“羊城”或“五羊仙城”。今日，在越秀山上，游客依然可以看到那五只石羊，中间的一只公羊，口衔谷穗，昂首天外，昭示吉福祥瑞。

    虽然这些都只是传说，但却反映出广州城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五色彩衣是黄河流域文明的象征，“衣冠”南移是中原文明传入岭南这一史实的反映。羊原产于北方，随着史前拓殖的南下而被引进，可见广州城自古以来就是一个深受中原先进文化影响的移民城市。今日，“羊城”成为广州的别称被用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书籍报刊有《羊城古钞》、《羊城晚报》等，旅游名胜有“羊城八景”，楼宇商标、企业社团也多以“羊城”命名。“五羊飞仙”的神话对广州城历史文化积淀有至深至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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