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军装收藏在记忆里,红帽徽在心头熠熠闪烁。
人生的史册里记载一段当兵的历史,生活显得有血有肉感到充实。
即使已经进入暮年,心中还高扬着不落的军旗。
那身军装虽然已经褪色了,但是,它还叠得四方见棱的收藏在人们不灭的记忆里。军衣上褪下的绿汁流给了田野的禾苗,流进了实验室的试管,汇入了舞台上的音符。
那颗帽徽虽然已经摘下了,但是,“八一”星徽的光辉仍然在熠熠闪烁。雪原上,它与红旗辉映;寒夜里,它与篝火交融;征途上,它与朝霞作伴。
军号呢?军歌呢?钢枪呢?
仍在耳畔响。仍在心头唱。仍在手中握。
战士告别了军旗,只是换个阵地,又到了新的战场。
当他们给军旗行最后一个军礼时,埋在心里的话儿悄声对党说:《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我们要唱到底。
军营离他们渐渐远去,心啊,却和祖国贴得更近。
今天,这批从绿色方队里走来的不穿军装的战士,不少成了各条战线上的“名星”:有的尽情歌唱,有的发奋著书,有的天涯创业,有的海外留学,有的深山开路……“名星”的生活里总是有太多的色彩,他们的名字被亿万人传颂。人们只知道他们现在的辉煌不凡,未必晓得他们曾经有过的那段军旅生涯。正因为有了昔日军营生活这只摇篮,他们的生命在今天才分外壮丽动人。
今天的路是昨天的路的延伸,明天再诱人的风景线,仍然会使人记起昨日壮观的弹着点。
那是一段在人生征途上永远也难忘的岁月——穿军装的日子是一支高亢的歌,终生为他们伴唱!
1.郭兰英抱着军旗的一角喜泪盈眶。她说:让我来演白毛女吧
人们爱她歌中泥土的韵味,更爱她歌中深沉的情感。
那从上甘岭炮火硝烟中飘来的《我的祖国》令人流泪;那响彻云空的唢呐伴唱的《南泥湾》让人激奋;那交织着纯厚黄土味的《绣金匾》使人动情。
她是谁?
郭兰英。这位女歌唱家的歌声在中国大地上飘扬了近半个世纪,鼓舞了几代人。
许多人惊讶,在郭兰英的履历表上写着:我也曾是一个兵!
她像红色娘子军连里的吴琼花一样,千回百转,历尽艰辛,饱尝人间苦涩。当她从暗夜里走到灿烂阳光照耀的军旗下面时,抚摸着被炮火舔焦的旗角热泪盈眶。
胆汁拌黄连的苦水里泡大了小兰英,她呀,像吴琼花一样,是被逼上革命道路的。
兰英6岁时就跟着庄里一个艺人学戏,唱山西梆子,蛮像回事。11岁时,家里就把她卖到太原一家戏班里去学艺。学艺?分明是当个丫环使唤,师娘家里杂七杂八的事儿都归她干。老板娘一不顺眼,就是一顿拳打脚踢。小兰英不敢吭一声。吭,再饱揍一顿,直到屈服为止。一次,师傅教她山西梆子《大登殿》的唱段,她唱“卡壳”了,师傅太阳穴上的青筋爆得像蚯蚓一样粗,抡起木板就往兰英的肩上砍去。左肩一板,右肩一板……木板越打越重,兰英疼得受不了,从炕上跳到炕下。师傅又追到地上打。兰英跑到院里,他撵到院里打。木板打断了,他拿着半截板子打得更狠了。后来,老板娘和她的总管把兰英从地上提溜起来,又朝地下一按,举起拳头猛打。两人轮换着打,打得兰英在地上打滚儿……
她满心灵都是伤疤。
14岁那年,兰英又被戏霸赵步桥买到张家口的一个戏班去为他们挣钱。这时候,兰英不仅唱山西梆子,中路梆子唱得更拿手。她已经挂了头牌,能上演《二度梅》、《三娘教子》、《桑园会》、《铡美案》等100多出戏。她的戏路很宽,能演以唱见长的青衣戏,花旦和刀马旦的戏也演得颇为出色。她成了张家口的红角儿,“不怕误了住店,也先要看郭兰英的《算粮登殿》”,“宁卖二斗红高粱,也要听郭兰英把戏唱”,这是戏迷们的话。戏班里的老板娘是个恶神,她动不动就对郭兰英辱骂、毒打。为了招人儿,她给兰英包了一颗特别惹眼的大金牙。兰英恨透了这颗牙。肉体上的痛苦和精神上的沉重枷锁,使她产生了强烈的愿望:要逃出这个虚伪、欺诈的世界。
她希望生活里长出玫瑰,她渴盼湿漉漉的露珠滋润心头。
张家口的天空变明朗,解放区遍地是阳光。部队的文工团演出的新歌剧《白毛女》,把人们的心撩拨得好兴奋、好畅快。满街头都飞扬着这崭新的歌声:
北风那个吹;
雪花那个飘;
雪花儿那个飘飘;
年来到……
郭兰英常常坐在台下倾心静气地观看演出,她觉得自己心里正在生长着一棵让她兴奋、又令她不安的新芽儿。她很快就认识了那些穿灰色粗布制服、头戴八角帽的大姐姐们。她尊敬她们,她们也喜欢她。姐姐们告诉小兰英:“妇女要翻身,要自由,就得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小兰英问:“我能自由吗?”姐姐们肯定地回答:“行!小兰英会得到解放的。”她第一次感到了这个世界上有为自己说话的亲人了,便把一肚子的苦水都给姐姐们吐了出来。大姐姐问她:“兰英,你敢不敢在大会上把你受的苦说一说?”兰英说:“有你们撑腰,今日晚上我就说!”
不久,张家口戏剧界斗争汉奸、戏霸赵步桥,郭兰英坐在会场的前排,头昂得高高的。
1946年秋天,国民党反动派背信弃义撕毁了“双十协定”,开始向华北解放区的最大城市张家口进攻了,人民解放军做出战略转移,暂时撤离张家口。郭兰英见姐姐们要走了,急得疯了一般,她一溜小跑到了营地,找到大姐姐们,说:
“我要参军!我要跟你们一起走!”
说着,她当场拔掉了那颗大金牙,甩得远远的。
营地上有一面军旗,郭兰英跑过去双手抱住旗角,喜泪满面,久久不肯放开。
组织上批准郭兰英参加了革命。
人生征途的转折就从这里开始。她脱掉了身上的绫罗绸缎,换上了灰布制服,戴上了八角帽,挺胸昂首地走在队伍里。
那年,她才16岁,崭新的生活开始了。
郭兰英随着部队跨过桑干河,走进连绵的太行山,南下到了涞源,加入华北联合大学文艺工作团。在炮火连天的阵地上,行军路上,休息营地,村头打麦场上,她为军民们演出。革命熔炉火最红,歌声给战士添豪情。
文艺工作团要排演《白毛女》,郭兰英找到领导说:“让我演喜儿吧,我有与白毛女同样的命运,我能演好她!”
凭她的演技,更重要的是凭她的这份情感,领导和同志们觉得再没有人比郭兰英更适合演喜儿了,光荣而艰巨的任务落在了她的肩头。于是,她倾出满腔感情和汗水塑造的歌剧舞台形象喜儿诞生了。“白毛女”被她演活了,被她的歌声唱活了。郭兰英扮演的喜儿的形象唤醒了多少民众的心,鼓起了多少人奔向新生的勇气!直到今天,人们还能看到她扮演《白毛女》时留下的历史剧照,听到她当年留下的歌声。
歌剧《白毛女》是一部划时代的作品,郭兰英是一个被载入史册的人民演员。共和国的里程上有她留下的永远值得珍惜的脚印!
郭兰英,从军旗下走出来的文艺战士。
2.提起伍修权这个名字,人们总有一种自豪感
伍修权,这个名字对那些上了岁数的人来说,是非常熟悉的。他担任过外交部副部长,现在是中顾委常委。
他也是军人出身,钢枪赋予他不屈的性格,军旗给了他一腔炽热的忠诚。
提起伍修权,人们心里总要涌起一种无法抑制的自豪感。他脱了军装以后的几段主要经历,是与我国几个重大事件连在一起的。
其实,每个人都是一面镜子,大镜子、小镜子,历史的影子都能投射在上面。
看看伍修权身上折射的共和国的一部分历史吧:
1950年11月24日,载有新中国第一个出席联合国会议代表团的飞机,在纽约机场着陆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联合国特派代表伍修权率领的九个中国共产党人,正气凛然地踏上了美国的土地。它标志着历史已经揭开了新的一页——新中国的人民,正迈着巨人的步伐,登上了世界政治舞台。
走出这一步不容易呀!
当时,美国操纵联合国极力阻挠和反对新中国出席联合国会议,直到我国代表已经步入了联合国会场,他们的无理纠缠还没有停止。
正因为这样,中国人民对当时伍修权站在联合国大会主席台上发言的那张照片感到特别亲切,格外珍惜,人人都有一种吐气扬眉的感觉。被奴役被蹂躏的中国人终于挺立在全世界人民面前!
1951年夏天,朝鲜战争逐渐将战线胶着在三八线一带。停战谈判开始了,谈判地点开始是在开城,后来改在军事分界线上的板门店。我国政府代表李克农同志在谈判过程中得了较重的气喘病,党中央便派外交部副部长伍修权去替换他。虽然摆开了谈判桌,但到处还是弹飞炮响的战场。整个朝鲜北部,不论是军队还是人民群众,都过着半穴居的战地生活。伍修权来到三八线以后,除了协助李克农(他始终带病战斗没有回国)进行谈判工作外,用较多的时间深入到部队及各地,观察和调查朝鲜战争及敌我双方的各种情况。炮弹常常就在他身边爆炸,他不惧怕。有时他乘座的吉普车在靠近敌人很近的前沿抛锚,他就和大家一起就地疏散开,等车子修好了又前进。军事谈判从来都是一场斗争,伍修权作为开城谈判的中国政府代表之一,这方面的体会是很深刻的。
如今,军事博物馆中仍珍藏着李克农、伍修权等在朝鲜谈判时的留影。多么珍贵的历史镜头呀!
1980年,中国人民政治生活中出现了一件大快人心的事情——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一项特别的决定,宣布成立了特别法庭,任命黄火青为特别检察厅厅长,江华为特别法庭庭长,同时任命伍修权等为特别法庭副庭长。伍修权受命任军事法庭审判长,负责审判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和江腾蛟五名军入主犯。
1980年11月20日下午3时,这是全国人民大为开心的日子,特别法庭第一。次正式开庭,江、张等10名主犯也第一次被传到法庭上接受人民对他们的公开审判。伍修权在他的《往事沧桑》一书中这样写道:
“……当时的气氛和情景是令人难忘的,我们被一种崇高的责任感所支持,行使着人民授予的权力,身子都坐得挺直,始终保持着威严庄重的姿态,来审理和判处这批对整个国家造成巨大灾难,对亿万人民造成巨大痛苦的穷凶极恶的罪犯。我感到自己在精神上完全可以压倒他们。我们现在代表了广人人民的意志,行使着国家授予的神圣职权,他们仅仅是受我们审判的一小撮罪犯……”
伍修权代表着10亿人民审判江青、林彪反革命集团;10亿双眼睛以极大的信赖和尊重瞅着伍修权。
伍修权曾经是一个军人,一个“秀才军人”。
他在小学五年级读书时就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熏陶。他的级任导师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党的“一大”代表陈潭秋。由陈介绍,他在15岁时就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开始了革命活动。
1927年,他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后来转入莫斯科步兵学校。
从苏联回国以后,他在红军学校第五期任团政委。随后,又给共产国际派来中国的军事顾问李德当翻译。
长征路上的遵义会议,是我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伍修权参加了这次会议。他亲眼看到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的危险关头怎样拨正了航行的船头。这是留在他脑海里最为光彩神奇的篇章。
猎猎军旗下,走出了像伍修权这样一批“秀才军人”。军人不都是性格的粗犷、臂力的强悍,他们也有深沉的思考,也有过人的智慧,也有秀丽的色彩。
人们赞颂军人灵魂的忠勇,也赞颂军人思想的精巧。他们曾用一身军装翠绿了祖国的雪山,他们也能用智慧的双手装扮明媚的春天。
自豪吧,为我们的军旗哺育出了千万个像伍修权这样的“秀才军人”!
3.周冠五是一颗忠诚的子弹,打穿旧世界,又奉献给新生活
这是一句新民谚:“农村承包看凤阳,企业承包看首钢。”
据说,美国有位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近年来,着重研究中国的两个人:一个是周恩来,另一个就是周冠五。
周冠五何以如此知名?
《百位中外名人成功启示录》里这样写道:
“首钢的成就使它的‘带头人’公司董事长周冠五成为世人注目的新闻人物。”
首钢10年改革的成就使首钢人骄傲,使中国人自豪:
“10年,上交国家70亿元,新增固定资产26亿元,共为国家贡献96亿元,相当于10年增殖了9个首钢。这以前的30年,相应的数字是32亿元。改革中的一年等于改革前的10年。”“或者说,这还是惯用的‘自己同自己’的‘纵比’,那好,把它放到国际大赛场上去‘横比’一番”:
“首钢1988年净增值全员劳动生产率为1.83万美元/人年,比10年前提高2.6倍。同期,英钢联提高1.8倍,美钢联提高1.6倍,川琦制铁提高1.26倍,克虏勃提高38%,新日铁提高28%,曼内斯公司(联邦德国)提高2%。”
“这是速度,我要看实际水平!那好:法国西洛尔公司为1.80万美元/人年,联邦德国克洛克纳公司为1.70万美元/人年,英钢联为1.68万美元/人年,南非钢铁公司为0.95万美元/人年,首钢高于它们。”
“首都钢铁公司董事长周冠五说:‘我就不相信社会主义干不过资本主义!’”
以上文字见《人民日报》1989年11月5日。
改革前曾被人称作是“冶金历史博物馆”的首钢,经过10年改革面貌全新。作为首钢18万职工的领衔人,周冠五应该记上一功。
这位钢铁界的风云人物是个老兵。
他是一颗忠诚的子弹,曾经打穿了旧中国的铁窗,最后又把所有的热能聚起释放,献给新的生活。
1950年初,他任江西贵溪军分区副参谋长,经中央组织部安排到北京治病。当时他的部队已挺进贵州山区追剿国民党军队的残余。他的病刚有好转就准备返回部队驰骋沙场,没料到中央组织部却打算留他在北京,作为第一批师团级转业干部到地方工作。组织上最初考虑把他安排到国家机关工作,他却提出要到基层去干。在战火硝烟中滚打了10多年,他炼就一个火暴暴的刚烈性子,总愿意到前沿阵地真刀真枪地干。他知道北京西郊有个钢铁厂。打了10多年仗,天天和枪、炮、子弹打交道,和钢铁有了特殊的感情,他便要求到钢铁厂去工作。
组织部的同志听了,不得不如实地告诉他:“石景山钢铁厂是个县团级小厂,破破烂烂,而且,厂长、书记都有了,只有人事室主任空缺,可那是个营职……”
周冠五很爽快地说:“没关系,只要能干事业,我就去。”
事情就这样决定了。按说,办理各种手续、关系还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去上班,可周冠五说什么也等不住了,在未正式到职前,他和警卫员先去“侦察情况”,他们拨开拦路的杂草和荆丛,登上乱石遍地的石景山,用那从战场上带下来的望远镜看着全厂的概貌:一片破烂,满目疮痍。周冠五站在山上心涛难以平静:这不正是我们民族备受欺凌的象征吗?我们就是要在这一片废墟上站立起来,用勤劳的双手建立起人民的、社会主义的钢铁基地。
周冠五脱下军装走进了建设大军的行列里……
今天,石景山钢铁厂变成了首都钢铁公司,像巨人一样站在祖国的大地上。
首钢取得的令人瞩目的巨大成就里,倾注着老战士周冠五全部的心血、全部的智慧和全部的爱。
当你走进首钢的大门,会强烈地感受到军人固有的那种绿色的性格汇聚成大潮,在高炉、在车间、在电厂、在凉水池、在炉前花园、在绿荫掩映的大道上……流淌,奔涌,好鼓舞人的气势!
首钢人说,这是“八一”军旗培育出的“周冠五精神”。
首钢从严治厂不仅在企业界尽人皆知,就是在全国也是出了名的。走进首钢的大门,你首先就看到这样一幅巨幅横标:“走进工厂的大门,请放弃一切自治”。这是恩格斯的话。周冠五说,好,就把它写在大门口,让职工们一进厂就知道自己该怎么办。他们的“严”主要体现在执行规章制度要坚持“三个100%”上,即:规章制度必须100%地贯彻执行,违规违制必须100%地登记上报,违规违制者必须100%地扣除当月全部奖金。其中,严重违规违制造成重大损失者,要扣除1—3个月奖金,直到给予行政处分,追究刑事责任。周冠五说:慈不带兵嘛,这话同样适合企业的管理。一个工厂懒懒散散、马马虎虎、凑凑合合,哪里来的凝聚力?没有战斗力的队伍是要吃败仗的。
首钢有一套崭新的干部制度,这主要表现在:首钢的干部能上能下,能下能上,而且做到了提职提薪,降职降薪;领导干部三个月完不成任务或者六个月打不开局面,就是不称职,就要被调整;首钢取消了工人和职员的界限,只要你参加考试、考核合格,工人也能当干部甚至当厂长。
他们对干部制度进行这样的改革,是因为企业实行“上交利润递增包干”以后,走上了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之路。全公司每年实现利润必须递增20%这个目标,那些完不成承包任务、“占着茅坑不拉屎”的干部是混不下去的,他们理所当然地要调离领导岗位,周冠五说:“这就叫‘大锅饭’打破之后,也必须搬掉‘铁交椅’。”就像在战场上一样,让你攻碉堡,你折兵损将拿不来,撸掉你,你还有什么说的?
首钢人艰苦创业,以苦为荣,他们的双脚牢牢地踏在中国的黄土地上,走了一条闪光的路。他们是一个有70年历史的老企业,到改革开放时,还用本世纪初的福特式锅炉,慈禧时代的汽轮机和国外早已淘汰的废热式炼焦炉。许多已经运转二三十年的主体设备,也只是40年代、50年代的技术、工艺水平。周冠五经常对大家说:“实现现代化不是像唱上一支歌那么容易就来了,它有一个过程,很长的过程。我们必须立足现有设备,革新挖潜,使旧设备不断释放出新的动力。”所以,首钢对那些耗能高、效率低、污染重的老设备,固然应该尽快更换,但是对有些虽,然“年老”但并不算“体衰”的设备,还是让它们留下来继续“服役”,绝不可不加区别地一刀“切”。他们把这个指导思想叫作“下蛋的母鸡不急杀”,这是周冠五的话,好形象!
周冠五“退役”了,但是并没有“退伍”,他还是一个兵,一个在钢铁战线上奋战不止的称职的老兵。
4.魏巍用战士的忠诚证明:血比火红
魏巍是个军人吗?很多人都只记得他是个著名的作家,却不知道他也是个老兵,而且直到现在还生活在这块铁打的营盘里。不过,他已经离休了。
往昔的岁月是火热的。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17岁的魏巍到山西前线参加了八路军,后来到了延安。他曾在抗日军政大学学习,毕业后赴晋察冀边区,长期在部队做宣传工作,直到建国以后。他是从战斗生活中成长起来的一位部队作家。战争年代他随部队转战于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和华北战场,利用行军作战的间隙,创作了不少诗歌。1950年以后,他三次赴朝鲜前线,1965年又到了越南战场,写出了饱含深情、真情的战地文艺通讯。魏巍的足迹留在军营里的许多地方,他以炽热而深沉的感情歌颂人民军队,他的作品具有强烈的震撼人心的时代气息。
给人的印象,魏巍似乎不大讲话,是一个沉默多于呐喊、内向多于表露的人。但是,他的作品给大家留下了最坚强、最铿锵的语言。
《谁是最可爱的人》是这样。
《东方》是这样。
《地球的红飘带》也是这样。
魏巍走在行军的队伍中。战斗的热情最可贵,魏巍具有这样的热情,他才发现了战士们这样的热情。他把自己火一般的革命热情献给了革命战争,献给了祖国,他才写出了喷火闪光的作品。
魏巍的作品是这样写出来的——
他说:你要了解我们战士的气质、思想、感情,就得使你沉入到他们的情绪中去。
怎么沉入进去呢?
在朝鲜战场上,战斗最紧张的一天,他到了某团指挥所的小房子里,和指挥员们一起围着一张朝鲜的小圆炕桌看地图,桌上点着一支蜡烛,飞机在外面不断嗡嗡着。突然,嗵嗵两声巨响,蜡烛忽地跳到地上熄灭了,蒙在窗上的雨布也震落下来。照明弹的亮光像满月一样照在窗上。正是这样的环境,这样的气氛,这样的生活,使魏巍的脑海里孕育出了《谁是最可爱的人》、《战士和祖国》、《汉江南岸的日日夜夜》、《挤垮它》等饱含深情和诗意的、以强大思想艺术力量感染教育激励了几代人的优秀作品。
在冀中平原的抗日战场上,他作为子弟兵的一员,战斗了4年多。他和冀中军民在一起,同担过敌人突然扫荡的风险,共享过战斗胜利的喜悦。一次,他随队伍攻打日寇据点,敌人缩在炮楼里不出来,只是“嘎嘎”地打机枪。战士们被压在炮楼周围的房子里上不去。有个战士提着手榴弹刚冲出去,就被敌人的机枪打中,牺牲了。魏巍愤怒得眼里冒火,他望着喷着火舌的枪眼,猛然想起一位战斗英雄给他讲过,炮楼像个大烟筒,只要靠近下面一点火,就会呼呼往里抽烟。他和大家立即抱来柴禾堆到炮楼底下,点着了。顷刻间,大火弥漫,烟夹着火,打着卷儿往敌人的炮楼里钻,烧得敌人“吱畦”乱叫,一个个往下跳,结果都摔成了血糊饼。正是这片燃烧着的土地,这种燃烧着的爱憎,这样燃烧着的生活,使魏巍的脑海里萌生了长篇小说《东方》的第一瓣小芽儿。
在长征路上,他沿着当年红军走过的地方参观、访问、调查。一次,他到四川天全县老场区的一个山村,去参观1934年红四方面军野战医院曾经驻扎过的地方。由于山路崎岖,又刚刚下过雨,泥泞路滑,他不慎滑倒,右小腿当即骨折。他到当地医院缠上绷带,用双臂拄着拐杖走路。正是这样艰难的里程,这样苦中带乐的经历,这样让人永生永世也忘不掉的生活,使魏巍写出了反映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史诗般的长篇小说《地球的红飘带》。
魏巍是个战士,是个从战地上走出来,又不断地回到战地上去的作家。火热的战地生活使他产生了简直按捺不住自己感情的激动,革命热情点燃了他胸中壮丽的火花。他告诉人们:必须有。颗火热的心才能产生火热的文章。
《谁是最可爱的人》这篇通讯发表后,在朝鲜战场上升起的那颗五角星是令人难忘的,也是耐人寻味的。
这是志愿军某师政委从战火中捡来的一个非常亲切的小故事。
大约是1951年4月下旬的一个拂晓,五次战役打响,了,师政委到前沿阵地去看部队,正好遇上挖防空洞的战士们在休息,大家一堆一伙地席地而坐,读着《人民日报》,魏巍写的《谁是最可爱的人》就登在上面。战士们看得非常专注。继续挖防空洞的哨音响了,大家都去干活,报纸散了一地。政委把报纸一一捡起。非常有意思,他发现几乎每张报纸上这篇通讯的题目上端都画了一个很大的五角星。真怪,为什么不画别的,却不约而同地都画一个五角星?这五角星是军旗上的还是国旗上的?师政委思付着……
噢,终于明白了,身居异国前线的战士对祖国以及国土上的营房有一种特殊的思念和情感,现在,祖国的亲人吧在异国的儿女们称为“最可爱的人”,这种信任更强化了战士的思乡之情。五角星是他们的寄托,也是他们的动力,她既是国旗上那颗星,又是军旗上那颗星。
如今,魏巍虽然已经离休,但是,他身上的军装没有褪色,心头的红旗永远鲜红。在他身上,军队没有失去骄傲,祖国没有失去尊严。他还是个战士,挺胸甩臂地走在队伍里。正像他在一首诗里所说:“我们怎样来还要怎样向前走去,这就是我今天的几行心意。同志啊,看前面又是好花满山,我才写给同志啊也写给自己……”
魏巍还是魏巍,他用战士的忠诚证明:血比火红。
……
生命中有一段当兵历史的人还有谁?
一个纵队不止,一个兵团还要多。
在中国,军营里的兵足穿着军装的老百姓,军营之外的不少老百姓是脱下军装的军人。
当兵的日子是短暂的,当兵的日子也是漫长的;
当兵的日子里连呼出来的热气都带着火药硝烟味,当兵的日子里唱出的军歌却是清亮而悠扬的;
当兵的日子是臂弯里缠着渗血的绷带走出来的,当兵的日子经历了最惊心动魄的壮丽里程。
啊,在人生的史册里,记载着这样一段当兵的历史,生活显得有血、有肉、有骨、有筋,个人觉得充实,一家感到荣光,连你住的一条街也能生辉。有了这段当兵的历史,以后在人生路上遇到多少“雪山”,你都能用大头鞋把它踩扁;因为你曾经在雪山顶上站过岗,经得住生活中哪怕是40摄氏度的考验;人生总会出现这样那样的周折,甚至磨难,即使发生“雪崩”你也会走上坦途……
穿军装的生活是特殊的经历,当兵的岁月无比珍贵,今天,你虽然已经脱下了军装,人们仍然能从你的气质、风格、言行判断出你曾经有过一段当兵的历史。
看,一个纵队,一个兵团,浩浩荡荡的曾经当过兵的人又组成整齐的方队,行进在广阔的原野,他们尽情地发挥,尽情地歌唱,祖国的土地处处是他们大有作为的战场。
那不是吴运铎吗?他不再搞兵工厂了,也不再制造榴弹炮了,可是战争留在他身上永久性的“纪念”还在:一只手没有了,一只眼睛瞎了。他仍然用实际行动书写着《把一切献给党》的续篇,他关心青少年的成长,他为残疾人能得到应有的地位而四处奔忙。近年来,他在全国各地作了数百场报告,给下一代讲父辈的艰难,讲作为接班人肩上应负的重担。孩子们的心火被这位不屈的老人用热情点燃,他们不仅看到了希望,而且得到了走向希望的力量。他毕竟是70多岁的老人了,身体也很虚弱,战争留下的伤疤常常折磨得他不得安宁。他住院了,一年四季都生活在四周是白墙的病房里。但是,吴老并不寂寞,每天都有相识的和不相识的人来把他探望。一个把毕生献给党的人,人民不会让他寂寞的。
那不是李蓝丁吗?她的穿着那么简朴,身体那么瘦小,肩上挎着绿色军用挎包,挎包带上拴着一张月票。汽车站上人太多了,她不去挤,而是让别人先上车,自己最后一个上去。她是去全国妇联上班,还是到人民大会堂去参加什么重要会议?她从来都是这样,一张月票可以保证她走遍北京全城。她不坐小车,除非万不得已,她是绝对不会劳驾车队的。
这就是那个华东一级人民英雄李蓝丁吗?这个瘦小的身躯里蕴藏着那么大的力量和智慧!当年在苏北战场上,作为新四军的一名白衣战士,她冒着呼啸的流弹,抢救了多少伤员。那是在芦苇荡里,她和同志们划着小船,躲开敌人的监视,神出鬼没地在这绿色世界里摆开了抢救的战场,人们称之为“水上的流动医院”。敌人恨透了李蓝丁的“医院”,却眼睁睁地瞅着这个“黄毛丫头”在自己的眼皮下活动而奈何不得。李蓝丁从江南水乡走到了北国冻土地,1950年又当上了志愿军一支手术队队长……
李蓝丁是一匹驰骋的骏马,是一峰顽强的骆驼,她永远不知劳累地奔跑,奔跑。下起了漫天大雪,她不歇停,落起了倾盆大雨她不休息。何处是她的终点?她还是用不知累的奔跑回答:
赤诚不锈,太阳不朽……
那不是蒋元明吗?这个四川娃子,不满40岁,是杂文界一位知名度较高的后起之秀,10年间写了10本杂文、随笔集,平均一年写一本。高产作家!他现在供职于人民日报社文艺部。
他是从青藏高原的雪山冰河间走出来的,那里的军营里有他曾经战斗过三年的连队,也是他至今恋着爱着的第二故乡。高原是座熔炉,对他的锻炼不只是身体,更重要的是心,壮了筋骨,练了赤诚。怎能忘记呢?当时他是一个炊事兵,每天日月山还在夜的怀抱里酣睡,他就披一身清冷的高原星光忙开了,淘米、洗菜、蒸馒头、擀面条……数九寒天双手冻得像10个小红萝卜,他在围裙上蹭蹭,又接着干。三年呀,就是这么干出来的。
如今,蒋元明成了有名的杂文作家,10年写了10本书,这股拼命的劲头来自何处?人们完全可以从当年他在,青藏高原那段生活中找到轨迹。
那不是凯丽吗?如今,中国人有几个能不认识她?《渴望》里的刘慧芳,好人!
她曾有过三年军龄,在北京军事博物馆当讲解员。凯丽真是有心的“好媳妇”,把在军博时拍下的那张照片保存得好平整,那清晰度好像是昨天拍下的新片。你瞧:无沿军帽下那双纯真而善意的眼睛,要比现在清澈得多。只是军装显得大了些,套着一体瘦弱的身躯,也许正因为这样,更增加了凯丽的几分纯朴。
人们只知道“刘慧芳”是个又漂亮又善良的中国式的女子,大概很少有人想到她是从军营这块净土中成长起来的。这儿的水甜,这儿的地美,这儿的人与人关系和谐,这儿才出了个好媳妇“刘慧芳”。
凯丽,你说对么?
那不是李雪健吗?电影《焦裕禄》里的焦裕禄,电视连续剧《渴望》里的宋大成。
“宋大成”的经历挺惨的,包括他当兵的那段经历。文革中,父亲挨斗,11岁的他也跟着挨打。小雪健有多少委屈!1973年他当兵到了云南某地,在部队的业余宣传队里,他扮演的角色没有人不叫好的。不久,他就被借调到北京部队高级领导机关帮忙,他办事还是那么认真,为人还是那么厚道,领导机关决定正式调他。他太高兴了,回到了连队去和战友们告别。万万没有料到,刚告别完毕,就接到通知:不调了。上面不调了,下面也不要了,他只有一条路:复员。“大成”是条汉子,绝不会把泪挂在脸上乞人怜悯,有泪全流进心里去滋润自己的生命。是玉石终究会放光的,就在他在各个文工团之间打杂、跑龙套的同时,人们认识了他的才华,也认识了他的人品。许多好友主动为他解决吃、住问题,也请他演戏,最后大家一齐帮忙把他调进了北京。去年,导演鲁晓威把他请进了《渴望》剧组,让他演宋大成……
李雪健有一股韧劲。正是这劲儿使他走过了磨难、坎坷。他说:我的韧劲就是兵劲。我忘不了军旗对我“宋大成”的培育!
还有许多当过兵的老百姓,比如:赵子岳、陈佩斯、蒋子龙、孟伟哉、葛振林、曹惠英……
一个纵队不止,一个兵团还多。
他们怀着士兵的忠诚和许诺,昨天在军营绿色方队里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今天又在营地之外的地方找到自己的神圣岗位。
不管当兵、还是老百姓,也不管年轻时,还是已经进入了暮年,他们的心中都高扬着不落的军旗。
这是一面呼唤胜利的旗,这是一面走向胜利的旗!
1991.3.5
北京望柳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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