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老头

    《高老头》是法国作家巴尔扎克的作品，发表于1834年。这部小说在展示社会生活的广度和深度方面，在反映作家世界观的进步性与局限性方面，在表现《人间喜剧》的艺术成就和不足之处方面，都具有代表意义。

    小说以1819年底和1820年初为时代背景，以伏盖公寓和鲍赛昂夫人的沙龙为舞台，以高老头和拉斯蒂涅两个人物基本平行而又间或交叉的故事为主要情节，真实地勾画出波旁复辟王朝时期法国社会的面貌。

    《高老头》对这一时期封建贵族权势的得而复失，盛而复衰的历史趋势，作了细致而深入的描写。

    鲍赛昂夫人是“贵族社会的一个领袖”，她的府邸是贵族住区“最有意思的地方”，能在这“金碧辉煌的客厅里露面，就等于一纸阀阅世家的证书”，“一朝踏进了这个比任何社会都门禁森严的场所”，“就可以到处通行无阻”。

    但巴尔扎克在描绘这花团锦簇的繁华盛世时，就同时指出了潜藏着的危机，预示了隐伏着的灾难。拉斯蒂涅被引进鲍府的时候，鲍赛昂夫人已到了“被遗弃的关头”，她骚动在心中的不安已经溢于言表，“上流社会最可怕的祸事”已经临头。更具讽刺意味的是，虽则鲍赛昂夫人自视清高，对资产阶级妇女不屑一顾，但她对拉斯蒂涅的“开导”却完全是资产阶级式的；她对但斐纳非常轻视，却让拉斯蒂涅去追求这位银行家的太太，并亲自带他到剧院去结识但斐纳。因为个人的阅历和遭遇使她懂得了贵族的一套已经不时兴了，资产阶级的金钱力量才是真正的统治者。她自己就是金钱的手下败将。洛希斐特是新起的暴发户，鲍赛昂夫人的情夫阿瞿达也并不十分喜欢洛希斐特小姐，但他却毅然决然抛弃了名媛贵妇鲍赛昂夫人，决定和资产阶级暴发户联姻，因为可以得到“20万法郎利息的陪嫁”。

    鲍赛昂夫人告别巴黎的盛大舞会，恰似贵族社会的回光返照，是巴尔扎克着力刻画的“上流社会必然崩溃的一曲无尽的挽歌”。富丽堂皇的外景与鲍赛昂夫人凄凉的心境形成强烈的对比。这位贵妇尽管在众人面前“安闲静穆”，“始终保持着她的本来面目”，好象“到了最后一刻，她依旧高高在上地控制着这个社会”；但在卧室里，她却流着眼泪烧毁情书，做着诀别巴黎的最后准备。这种人前背后的表演，正是贵族阶级行将没落而又强恃尊严的社会地位的真实写照。

    鲍赛昂夫人泪眼晶莹地到乡下隐居去了，而被她百般奚落的但斐纳，却在贵族的哀乐声中终于挤进了这个“她一心要高攀”的社会，实现了她的夙愿。当鲍赛昂夫人强颜欢笑的时候，但斐纳却在“得意自己在大众面前的锋芒”，连鲍赛昂夫人也不得不承认“纽沁根太太今晚漂亮得很”。两相对照，前后比较，一荣一枯，一起一落。两个阶级的命运一清二楚。

    《高老头》一书着重揭露批判的是资本主义世界中人与人之间赤裸裸的金钱关系。

    高老头的两个女儿，在高老头的培养下都过着奢华的生活。一个高攀贵族，跳进了上流社会，成了新贵雷斯多伯爵太太；一个喜欢金钱，嫁给了银行家，成为纽沁根夫人。这是一对典型的资产阶级荡妇。她们出嫁的时候，每人得到80万法郎的陪嫁，所以对高老头极尽奉承体贴之能事。但是，不久高老头就被撵出了女儿的大门，在伏盖公寓里过着穷酸的生活。开始他还可以每星期在女儿家吃一两次饭，后来改为1个月两次，再后他就连女儿的门都进不去了。这种感情的变化一方面是因为到了复辟时期，父亲的面条商身份已不能给女儿的家庭带来光彩；更重要的是因为高老头的钱越来越少了，“做父亲的应该永远有钱，应该笼络女儿，象对付狡猾的马一样”。她们有时也来到伏盖公寓父亲的住处，目的就是为了继续榨取高老头的仅存的钱财。两个女儿竞先下手，互相争夺，在财产的面前，一对亲姐妹变成了不共戴天的仇敌。

    高老头之死是这幕家庭丑剧的高潮。高老头死前想见女儿，哭天喊地，但也枉然，这才使他悟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残酷的真理。“钱可以买到一切，买到女儿”。“倘若我有钱，倘若我留着家私，没有把财产给她们，她们就会来了，会把她们的亲吻来舐我的脸！”“父亲轴心”无情地被“金钱轴心”代替了。女儿们“为了参加跳舞会，即使踩着父亲的身体走过去也在所不惜”。一个囊空如洗的父亲无异于一个被榨干的柠檬，对于骄奢淫逸的女儿还有什么意义呢？

    为了筹款治丧，拉斯蒂涅“在纽沁根夫妇与雷斯多夫妇两处奔走”竟“毫无结果”，理由是：“先生跟太太谢绝一切宾客。他们的父亲死了，都悲痛得了不得。”在送葬的行列里，出现的是这两家“有爵徽的空车”。巴尔扎克的揭露和批判真可谓入木三分，力透纸背。

    《高老头》还多方面地触及到资本主义社会的累累罪恶。资本主义社会就是一个培养肮脏灵魂的大温床。无论在“上流社会”还是在下层公寓，极端利己主义的冰水淹没了一切道德原则，金钱象一只巨掌，牵着无数木偶，在社会舞台上各尽其能地进行着丑恶的表演。为了觊觎高里奥的财产，伏盖太太竟乔装打扮、媚态百出；贪图3000法郎收入，米旭诺和波阿莱成了官方的密探，对伏脱冷暗下毒手；为了到手20万法郎，伏脱冷巧设陷阱，杀害了泰伊番的独子；纽沁根大耍无赖手段，鲸吞妻子的全部钱财；拉斯蒂涅则以他眼前的“英雄”们为榜样，亦步亦趋，在社会这个大泥坑里越陷越深，明知“入了地狱”，还决心要“耽下去”、“拼一拼”。

    伏脱冷这个人物在《人间喜剧》中占据着特殊的地位。这是个具有象征性的恶魔，又是活生生的典型。他在不同作品中以不同身份出现，但却起着同样的引诱青年堕落的作用。在《高老头》里，他的地位是被警察特务追捕着的苦役犯，但他的思想和行动，却与资产者、银行家没有什么不同。他梦寐以求的是“把日子过得象小皇帝一样”，他设计的发财途径是用20万法郎购买200个黑人，“有了这笔黑资本，10年之内我可以挣到300~400万”。为了达到目的，他动了杀人念头，勾引拉斯蒂涅做他的同谋，企图猎取银行家泰伊番的财产。“我要成功了，就没有人盘问我的出身。我就是400万先生，合众国公民。”盗匪与资产者无异，差别至多是杀人“见血不见血”而已。法律制裁伏脱冷，也只是为了保护角逐场上的胜利者。正是通过这样巧妙的构思，使得作品对社会罪恶与资产阶级的批判更加深入一层。

    伏脱冷老于世故，深知黑暗社会的底蕴，他用最赤裸裸的语言，把资产阶级极端利己主义的道德原则在拉斯蒂涅面前和盘托出，开始使涉足不深的拉斯蒂涅感到惊讶、可怕，继而在他脑海里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巴尔扎克通过伏脱冷的长篇台词，嬉笑怒骂，冷嘲热讽，对社会腐朽的道德进行了淋漓尽致的揭露和毫不留情的鞭挞。拉斯蒂涅受多方面的影响走上了野心家的道路，而伏脱冷的“道德教育”却具有提纲挈领的性质。

    鲍赛昂夫人是在暴发户的逼攻下走向灭亡的贵族的典型，拉斯蒂涅则是为暴发户所腐化的贵族子弟的典型。他的堕落过程是贯串全书的主线。他来往于“上流社会”与伏盖公寓之间，把两个场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融合为一体。他在两处受教育，方式不同，内容一样：金钱便是力量。为了爬上去，必须有钱，为了有钱必须涂黑良心。通过拉斯蒂涅所走过的道路和他的心理变化，作家细致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中金钱对人们灵魂的巨大腐蚀作用。

    拉斯蒂涅在外省是破落贵族子弟，到巴黎是穷困窘迫的大学生。花花世界的巴黎与家道中落的故乡相比，强烈地刺激了他向上爬的欲望。于是他追寻家谱，找到了远亲鲍赛昂夫人作为高攀“上流社会”的引进人。然而，世道变了，高贵的门第只能帮助他进入“上流社会”，却不能帮助他在“上流社会”扎根，连这位鲍赛昂夫人自己也在与资产阶级妇女的角逐中败下阵来。聆听鲍赛昂夫人的“教导”，目睹她的命运，金钱的威力超过了姓氏的力量，这是时代的特点。伏脱冷也向他道出了这个真理，鲍赛昂家只能给他撑腰，但袋里空空如也还是无济于事，要想爬得上去，必须有“100万家财”，而“要搞大钱，就该大刀阔斧的干，要不就完事大吉。……人生就是这么回事。跟厨房一样的腥臭。可是要作乐，就不能怕弄脏手，只要你事后洗洗干净：今日所谓的道德，就是这一点”。资产阶级的赌博心理和道德准则被伏脱冷一语道破，它深深地印在拉斯蒂涅的心中。

    但是，拉斯蒂涅并不是立即就全部接受下来并付诸实施的。他的经历，他的见闻，不断印证了伏脱冷的邪恶说教。大量的罪恶事实，特别是伏脱冷的被捕和鲍赛昂夫人的被逐，对他震动尤大。高老头之死，是拉斯蒂涅上的最后一课。他自始至终目击了这场戏的演进。为了让高老头最后能见到女儿，为了给高老头筹款治病办丧，他来回奔走于伏盖公寓和高老头两个女儿的府邸之间。高老头临终前绝望的哀鸣和愤怒的咒骂，仿佛是这段乐曲中的主调，反复出现，不绝于耳。与之相对照的，或是两个女儿踩着父亲的身体向鲍府的舞会走去，或是两对夫妇为了钱财问题闹得不可开交，或是为了避免破钞，干脆闭门不纳。面对此情此景，伏脱冷的哲学被全盘接受了，拉斯蒂涅再也压抑不住心中炎炎的欲火，纵身跳进了巴黎“上流社会”这个罪恶的深渊。这样，我们看到拉斯蒂涅步步堕落的同时，也就看到了社会的重重罪恶。

    表现了贵族阶级的必然灭亡，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累累罪恶，使《高老头》不愧为批判现实主义的优秀作品，为我们认识资本主义社会提供了丰富的形象材料，但作家的思想弱点也在作品中留下了印记。

    保守的贵族意识使巴尔扎克对衰亡中的贵族倾注了深切的同情，尤其是对鲍赛昂夫人被迫退隐的描写，明显地流露出“哀其不幸”的情调。以“情欲说”为特点的人性论，也常常损害巴尔扎克笔下人物的典型性，过分夸大以至绝对化了的“父爱”，在一定程度上模糊了面粉投机商高老头的本来面目。拉斯蒂涅的形象交织着作家的同情与厌恶。他同情他向上爬的欲望，又厌恶他那不择手段的极端利己主义。这种对个人奋斗道路的正面肯定，是与巴尔扎克所处的社会地位相一致的。

    从对现实的细致观察中进行精确描写，是巴尔扎克艺术的最大特色，这是与他反映社会生活的深度和广度相适应的。

    巴尔扎克非常重视详细而逼真的环境描绘，一方面是为了再现生活，更重要的是为了刻画人物性格。他总是力图为他的人物提供真实、具体的活动背景，从而使人物获得真实感、典型性。“假如他不按照实物临摹的话，在1850年人们就不会相信它们了。”他笔下的环境是个性化的，是为活动于其中的人物服务的。

    《高老头》一开始对伏盖公寓内外景的描写，确使人有身临其境之感。先写外景：街道、建筑、阴沟、墙脚，显出“一派毫无诗意的贫穷”，读起来就象生活在其中的人一样，会“无端地不快活”。然后写内景：院子、客厅、地板、陈设，无一不散发着“公寓味道”，就象那股“闭塞的、霉烂的、酸腐的气味”也会向读者迎面扑来一样。在这样的背景下，再给我们介绍那一张张奇形怪状的脸谱，就显得十分自然，十分贴切了。但是巴尔扎克的写景也时常失之冗长、繁琐，尽管他曾为这一缺点多方辩解，有时也不无道理，但我们还是认为他那些过于细腻的“考古学描写”，不免有些累赘。

    客观环境的逼真描写，只是构成“典型环境”的一个组成部分。恩格斯所说的“典型环境”，主要是要求作家真实地再现当时历史条件下的阶级关系，要在正确的阶级关系中来塑造各种典型人物。

    《高老头》中展示的贫穷的伏盖公寓，是巴黎下层社会的缩影，“整个社会的分子，在这样一个集团内当然是应有尽有”。对这伙失意落魄人物的描述，重点在于境遇的变迁所造成的性格变异，一些准确的经济数字告诉我们，他们来自哪个阶级，现在的经济地位又是如何。这里弥漫着市侩习气，充斥着尔虞我诈的关系，也流露出对上层的妒羡和不满，正是在这样的环境里，我们认识了伏脱冷这个典型。而在富丽堂皇，珠光宝气的沙龙里，集结的是一群“出名放肆的男人”和“最风雅的妇女”，他们寻欢作乐，放荡不羁，作者着力描写辉煌掩盖下的精神空虚，虚伪遮饰下的勾心斗角，正是在这里，我们目睹了鲍赛昂夫人的荣辱。这两个交替出现的场景，或者说，整个万头攒动、互相倾轧的巴黎社会的典型环境，为野心家拉斯蒂涅的成长发展提供了真实可信的依据。他以伏盖公寓为基地，向“上流社会”猛冲过去，上下两个熔炉，合铸了这个典型性格。紧扣着环境表现人物，环境的变化促使人物发展，典型人物又使环境具有典型特征，二者相辅相成，辩证统一。这样，巴尔扎克的创作就较好地体现了“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这一现实主义的根本原则。

    巴尔扎克基本上遵循现实主义集中概括的典型化原则塑造人物。“为了塑造一个美丽的形象，就取这个模特儿的手，取另一个模特儿的脚，取这个的胸，取那个的肩。艺术家的使命就是把生命灌注到他所塑造的这个人体里去，把描绘变成真实。如果他只是想去临摹一个现实的女人，那么他的作品就根本不能引起人们的兴趣。”这种“杂取种种人，合成一个”的做法，使作家笔下的人物从肖像到性格都具有鲜明、突出的特点，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巴尔扎克象出色的素描画家一样，只需寥寥数笔，就能把人物的外形特征勾画得惟妙惟肖，而且与其内在性格相得益彰。

    在《高老头》中，重要人物如伏脱冷，次要人物如伏盖太太，都是这方面成功的例子。在性格描写上，巴尔扎克特别渲染他笔下每一个典型最基本、最富于特征、最能表现其性格本质的东西。如高布赛克的贪婪、葛朗台的吝啬、于洛的好色、菲力普的凶残等等。为了达到最充分地揭示形象的目的，他把这类主导特征又加以扩大、提炼和夸张，乃至用近于漫画的手法，刻画得淋漓尽致。但是，巴尔扎克认为这是人物“情欲”恶性发展的结果，他把这种“情欲”绝对化，就难免会导致人物的失真。

    《人间喜剧》中的人物数以千计，但主要人物，有的尽管类型相同，也同样做到了面目各异。如同是爱钱如命的高布赛克和葛朗台，同是野心勃勃的拉斯蒂涅和吕西安，绝无雷同之感。就是许多次要人物，虽然着墨不多，但也栩栩如生，各具特点。这是因为巴尔扎克不但牢牢把握了人物的本质，也赋予人物以鲜明的个性。高里奥的两个女儿就是既有共同点，又绝不会被混淆的人物。大女儿由于混入了贵族圈，因而高傲、跋扈；二女儿由于还被排挤在“上流社会”之外，又遭到情人的遗弃，丈夫的虐待，因而阴郁、伤感。同样敲诈父亲的钱财，前者是豪夺，后者是巧取，作为艺术形象，都是共性与个性相结合的典型。

    巴尔扎克还善于用“人物再现”的方法即以前作品中的人物在以后作品中再次出场的方法，把《人间喜剧》的许多典型人物贯穿起来。如拉斯蒂涅在《高老头》中还是一个涉世不深，“天良”未泯的大学生；但到了《纽沁根银行》里，他已是银行家投机生意的得力助手了。以后他还得到伯爵封号，当上了部长。这样，不仅作品中的主要人物得到了符合于性格特征的充分发展，而且把各个独立的单篇也连成一个互相关联的艺术上的“有机整体”。

    此外，《高老头》在结构安排，语言个性化，心理描写等方面，都达到了一定的高度。

    一个世纪儿的忏悔

    《一个世纪儿的忏悔》是法国作家缪塞的长篇小说。发表于1836年。

    小说主人公沃达夫因父丧回乡，认识了年轻寡居的乡邻比莉斯·比埃松夫人。比莉斯比沃达夫年长10岁，但这并没阻碍两人相爱。他们的爱情充满了狂风暴雨。沃达夫对比莉斯的感情炽热而敏锐，常自寻烦恼地从她纯洁的过去中寻找瑕疵，在嫉妒之中痛苦不已。短短6个月的时间里，号称“玫瑰花”的比莉斯枯萎了，她的精神饱受折磨，可是仍然不肯放弃沃达夫，因为她了解沃达夫的痛苦。最后两人双双离开难免引起精神痛苦的故乡，去他乡寻找归宿。途经巴黎时，沃达夫发现，比莉斯与她的一名叫史密斯的同乡青年精神相通，心心相印，在一阵疯狂的嫉妒痛苦之后，沃达夫向比莉斯真诚告别，独自登上马车，离开了巴黎。

    这是一部以作者自身的恋爱故事为内容的自传体小说，通过沃达夫的爱情故事，表现了19世纪上半叶相当一部分法国青年所谓“世纪儿”的精神状态。

    欧也妮·葛朗台

    《欧也妮·葛朗台》是法国作家巴尔扎克的作品。这部小说真实而生动地再现了19世纪初期法国的内地生活，刻画了形形色色的人物，特别是塑造了一个狡诈、贪婪、吝啬的资产阶级暴发户的典型形象，暴露了当时社会人与人之间的金钱关系，在思想上和艺术上都有很高的成就，是巴尔扎克“最完美的描写之一”。

    小说的中心人物葛朗台也是法国西部小城市索漠城的巨富。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时，他只是一个富裕的箍桶匠。但他善于钻营，共和政府时期，贱价买到了当地最好的葡萄园、一座修道院和几块分种田。有了产业作为后盾以后，他便在政治舞台上出现，见风使舵，成了共和党人，当上索漠区的行政委员，并利用职务的方便大发其财，成为索漠城拥有几百万资财的首富。复辟王朝时期，葛朗台虽然丢了官，但并没有停止积聚财富。他狡诈地制造骗局，让索漠城附近的葡萄农和中小业主压着酒不卖，自己却偷偷找到着了急的外国商人，以高价成交，从而使酒价下跌，坑害了所有的人。他像老虎、巨蟒一样地“躺着、蹲着，长时间窥测着猎获物，然后扑上去；他打开钱袋的口，倒进大量的钱币，然后安安宁宁地睡觉；像蛇一样不动声色，冷漠无情，按部就班，慢慢消化。”葛朗台通过控制市场、哄抬物价等卑鄙手段，损人利己，使他人破产，从中致富的过程，正是当时大资产阶级发家致富的缩影。但是，资产阶级这种罪恶的发家史，一向未被文学家所注意。巴尔扎克注意到这一重要的社会现象，并以他深刻的观察、分析，在《欧也妮·葛朗台》这部小说中揭示了这一内幕，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小说最突出的成就是，在描写资产阶级发家的过程中，着力去塑造这个人物的吝啬性格，从而暴露了资产阶级的一些本质特征。马克思指出：“巴尔扎克曾对各色各样的贪婪作了透彻的研究。”葛朗台是巴尔扎克刻画得最成功的吝啬形象之一，在法国文学史上这是一个著名的典型，早已脍炙人口。

    作者选取了一系列富有典型意义的细节来表现他的悭吝性格：葛朗台家阴森森的老房子连楼梯踏级都被虫蛀坏了，也舍不得花钱修理；每顿饭的面包和其他食品、每天要点的蜡烛，葛朗台都亲自分发，一点儿不能多；他不想给妻子零用钱，让买主掏出额外的钱来付给她，反过来一切家用支出便都要她代付，一直到刮光为止；来了亲戚，他不让加菜，最后竟叫佃户打些乌鸦来熬汤；妻子卧床不起，他首先想到的是请医生得破费钱钞。

    葛朗台的吝啬是同贪得无厌地追逐金钱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他的心目中，金钱高于一切，“没有钱，什么都完了。”他半夜里关在密室中瞧着累累的黄金，连眼睛都变得黄澄澄的像带上金子的光泽。他的侄儿查理知道父亲死后痛哭不已，他便觉得这孩子把死人看得比钱还重，真没出息。他以为别人一见钱就高兴，即使生病也会立即痊愈，因此，当他妻子被他吓得病倒以后，便拿了一把金洋撒在她床上。妻子死后，葛朗台十分害怕有一部分财产要被女儿分走，赶紧同女儿和好，使她不要继承母亲的遗产。他风瘫之后，坐在手推车上，整天让人在卧室与库房之间推来推去，生怕有人来偷盗。直到临死前，他还让女儿把金币铺在桌子上，长时间的盯着，这样才感到心里温暖。他最后一句话是叫女儿料理好一切，到阴间去向他交账。

    巴尔扎克把资产者嗜钱如命的本质真是揭露得淋漓尽致。恩格斯指出：“在资产阶级看来，世界上没有一样东西不是为了金钱而存在的，连他们本身也不例外，因为他们活着就是为了赚钱，除了快快发财，他们不知道还有别的幸福，除了金钱的损失，也不知道还有别的痛苦。”葛朗台就是这样一个资产者的典型。

    巴尔扎克不仅摄取了葛朗台日常生活中的一个个镜头，塑造了一个活生生的吝啬鬼形象，而且，还写出了葛朗台懂得商品流通和投机买卖的诀窍，突出了人物的时代特征。例如，公债投机是刚刚出现的一种金融投机活动，在法国内地，一般人比较闭塞保守，还不相信公债投机可以发大财，而葛朗台不但弄明白了，而且非常精通此道。公债投机成了他在复辟王朝时期主要的活动，他的财产成倍增加，到他死时，竟达到1.7千万之多。他还深知“债券是一种商品，也有市场涨落”，然而却装糊涂，不自己出面，而利用别人的口和手去捞取他的利益。葛朗台既是大土地资产者，同时又是个金融资产者。他的索漠城的日益得势，反映了法国19世纪20年代土地、金融资产阶级实际主宰一切的社会现实，葛朗台这个典型的意义正在这里。

    揭露资本主义社会人与人之间的金钱关系是贯穿全书的一个重要内容，这方面的描绘也是相当出色的。

    小说围绕着葛朗台的女儿欧也妮的婚事，展开了一幕幕勾心斗角的场景。在小说中，克罗旭家为一方，格拉桑家为另一方，彼此为争夺欧也妮的巨大家私而明争暗斗。这两家都是当地的富户，彼此都有势力，正是旗鼓相当。在欧也妮生日那天，两家都预备了礼物登门拜访，比试一番。这时来了个不速之客：欧也妮的堂弟。克罗旭家和格拉桑家对这个年轻巴黎人的光临深感不安，怕他把欧也妮夺走。格拉桑太太仗着她常去巴黎，熟悉巴黎的风气，便故作媚态，吸引查理的注意，和查理谈话时尽量毁谤欧也妮。克罗旭家一时插不上手，对格拉桑太太的所作所为报之以冷言冷语。这里，克罗旭和格拉桑两家的丑态被写得惟妙惟肖。欧也妮把父亲给她的金币送给查理，查理也送给她一个金梳妆盒。于是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演出了一场“没有毒药、没有匕首、没有流血的资产阶级家庭的悲剧”：葛朗台发现女儿把金币送了人，勃然大怒，把欧也妮关在房里，只许她吃冷水面包，一时之间父女关系荡然无存；而当葛朗台看到那只金梳妆盒时，便像老虎一样扑了过去。《共产党宣言》指出：“资产阶级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把这种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这一论断在这里得到了生动的体现。

    葛朗台死后，欧也妮继承了全部财产，克罗旭家把她包围得更紧了。她每天晚上高朋满坐，备受赞颂，简直像个女王。至于查理，他在外混了7、8年，贩卖黑人、中国人和儿童，变得狠心刻薄，贪婪到了极点，“只想为了地位财产而结婚。”他想起了葛朗台家里的寒碜景象，以为葛朗台没有多少钱财，竟然毁了约。在这种情况下，欧也妮答应同蓬风先生结婚，蓬风先生跪在她的面前听着她的宣布，一迭连声地表示：“我一定做你的奴隶”，“赴汤蹈火都可以”。他想通过结婚独吞这份家产，因此和欧也妮订明死后财产互相遗赠，结果弄巧成拙：他先死去，落了个人财两空。他死后，又有新的一家像当年的克罗旭家一样，开始包围这个有钱的寡妇。巴尔扎克在小说中一针见血地指出：“金钱控制法律，控制政治，控制风俗，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小说通过这些描绘，入木三分地暴露了金钱的罪恶，抨击了资本主义社会人与人之间冷酷无情的金钱关系。它就像《共产党宣言》所指出的“资产阶级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

    《欧也妮·葛朗台》的问世，具有巨大的现实意义。像这样深刻地揭露了资产阶级的发家过程、本质特征和金钱的罪恶作用的小说，在当时是绝无仅有的。七月王朝是金融资产阶级独霸统治的天下。巴尔扎克发现，七月革命被大资产阶级叛卖了，中小资产阶级连革命成果的一杯羹也分不到，从而对七月王朝的现实感到极大的失望。他对七月王朝的阶级实质认识得相当清楚。他对从上到下充塞着糜烂污秽风气的社会表示深恶痛绝。《欧也妮·葛朗台》揭露和批判的锋芒显然也指向了现实，表达了作家对金融资产阶级统治的愤懑情绪。小说出版以后，引起很大反响，紧接着他又写出了《高老头》。巴尔扎克的声誉迅速传遍了欧洲。

    从艺术上看，《欧也妮·葛朗台》显示了巴尔扎克在描写环境、叙述故事、塑造人物等方面的精湛技巧。巴尔扎克小说创作的风格在这部小说中已经基本形成。

    巴尔扎克小说创作的一个特点是，精细入微地描写环境，以反映出时代的风貌。《欧也妮·葛朗台》一开卷，索漠城的风光历历如在眼前。葛朗台住宅破败寒酸的景象，更像它那吝啬的主人一样。小说的环境描写，生动地再现了法国19世纪20年代的外省生活：那里虽然比较保守，但资本主义的风气早已渗透到生活的各个角落。

    小说成功地反映了“整部法兰西历史”的一个断面，再现了典型人物借以活动的舞台。巴尔扎克历来强调注重细节的真实，认为细节构成了“小说作品的价值”。巴尔扎克所谓的细节，一个重要方面就是环境描写。他认为一个典型环境可以反映整个社会的面貌，正如动物的化石反映了一部生物史一样。巴尔扎克懂得环境同人物之间存在着有机的联系，看到社会环境对人物的思想、感情、兴趣爱好等等能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所以巴尔扎克非常注意环境的变迁，以及随之引起的社会风习的变化和各个阶级相互关系的改变，这就能比较深刻地反映时代的本质面貌，达到真实地再现现实。

    《欧也妮·葛朗台》在艺术上的另一特点是，结构紧凑，步步深入，一气呵成。小说从欧也妮的生日叙述起，引入了一场争夺女继承人的斗争；查理的来临引起新的风波，出现了第3条线索；葛朗台在这复杂的环境中的活动是第3条线。这3条线索彼此交叉，互有联系，显得跌宕有致。以上描写约占小说2/3幅，但组织紧密，毫无枝蔓，作者夹叙夹议，行文有如滔滔不绝的大河，直泻而下，笔势酣畅，带有浓烈的抒情意味。紧接着家庭的纠葛是小说的高潮，然后很快写到查理背信弃义，急转直下，小说收尾，留有余味。整部小说取材非常精炼，始终能把读者紧紧抓住。

    人物语言非常个性化，是小说又一鲜明的特点。最精彩的是葛朗台的语言，他的话完全符合他的性格，例子不胜枚举。比如，女仆拿依在被虫蛀的楼梯上几乎摔了一大跤，差点儿把酒瓶打碎，葛朗台见她脸色发白，便说：“好，既然是欧也妮的生日，你又几乎跌跤，就请你喝一杯果子酒压压惊吧。”看来他好像很慷慨，其实正说明他平时一贯的吝啬。至于他埋怨家里人“不会拣结实的地方落脚”这句话，更是绝妙的活现出一个吝啬鬼的嘴脸。又如，查理在房中哀伤父亲的死，不想吃饭，拿依说这样会伤身体，葛朗台回答：“省省我的粮食也好。”葛朗台太太提出要戴孝，他说：“你只晓得想出花钱的玩意儿。戴孝在乎心，不在乎衣服。”寥寥几句，吝啬鬼的口吻被描画得活灵活现。不仅葛朗台的语言非常性格化，其他人物的语言也各个不同，非常符合人物的身份和性格特点。葛朗会太太一辈子生活在丈夫的淫威之下，说起话来总是畏畏缩缩。欧也妮则带着天真无邪的口吻说话。查理的语言反映了他是一个阅历很浅的花花公子。公证人克罗旭是一个刀笔吏，说话老奸巨猾。克罗旭神甫三句不离他的神学本行。格拉桑是一个并不精明却自以为是的银行家，他的太太善于周旋，急切之情露形于色。这些人物的语言是这样富于个性，读来仿佛如见其人，如闻其声。

    当然，《欧也妮·葛朗台》也反映了巴尔扎克对欧也妮这个人物充满了同情。早年的欧也妮是个善良、天真的姑娘，对爱情充满幻想。父亲对她似乎没有什么影响，相反，她的行动往往不能同葛朗台的思想合拍，而且一再引起冲突。欧也妮这个人物在衬托葛朗台的吝啬上起到相当重要的作用。

    在小说的结尾，巴尔扎克也描写到欧也妮继承了父亲精明的经营本领，“逃不了人间利益的算盘”，金钱不免把它冷冰冰的光彩，沾染到她的身上。但是，巴尔扎克却又把这样一个豪富的女继承人说成有一颗“只知有温情而不知有其他的高尚的心”，她“超脱一切”，资助了很多家庭，做了很多善事，“挟着一连串善行义举向天国前进。心灵的伟大，抵消了她教育的鄙陋和早年的习惯。”这些描写流露了作者企图以宗教去克服人欲横流的错误观点。

    小说中的女仆拿侬则被写成对主人感恩戴德的奴才，“她像一条忠心的狗一样”为葛朗台卖命，而没有任何不满和反抗。之所以这样，是和巴尔扎克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看待主仆关系分不开的。

    幻灭

    法国作家巴尔扎克的长篇小说，写于1837~1843年。

    全书共分3部。第1部《两个诗人》叙述青年吕西安和大卫的故事。吕西安是个年轻的野心家，而与吕西安的妹妹相爱的大卫则是个专心于造纸业的大学毕业生。吕西安追求巴日东太太，设法进入贵族社会，遭到贵族社会的排斥。

    第2部《外省大人物在巴黎》写吕西安在巴黎的经历。巴日东太太疏远了吕西安，吕西安举目无亲，投身报界，为自由党报撰稿，并同演员高拉莉同居。他为了跻身上流社会，转而投靠保守党，结果身败名裂，身无分文，返回故乡。

    第三部《发明家的苦难》写大卫的遭遇，他无法偿还吕西安冒名顶替签下的期票，后受骗被捕，终于屈服于权势，出让了发明专利，从此心灰意懒，放弃了科学，后来继承了父亲的遗产，在乡间过着悠闲的生活。

    小说通过吕西安的经历和大卫的遭遇，深刻地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千奇百怪的丑恶现象。生动地刻画了上流社会的尔虞我诈，勾心斗角。

    巴马修道院

    《巴马修道院》是法国作家斯丹达尔的作品。作者受一部名为《法尔耐斯望族创业史》的手抄本的启发而写的，但原素材经过斯丹达尔的提炼和艺术加工，把文艺复兴时期一个揭露意大利贵族和天主教会的普通故事改造成为一部深刻揭露和批判反动的“神圣同盟”的统治，讴歌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的正义斗争的长篇小说。

    小说共两卷，以19世纪意大利北部的巴马小公国为背景。上卷主要写贵族少年法布利斯和他的姑母吉娜的经历，下卷主要写法布利斯和克莱莉娅的恋爱故事。法布利斯和吉娜同情法国大革命，仰慕拿破仑。1815年拿破仑发动百日政变，法布利斯在姑母的支持下投奔拿破仑，但到法国后被当作奥地利间谍投入监狱，等他逃出来时，他只赶上了滑铁卢战役的尾声。拿破仑部队被击溃后，他回到意大利，和姑母一起，对巴马宫廷展开反复而曲折的斗争。姑侄之间感情笃厚的故事和法布利斯与克莱莉娅之间浪漫的恋爱故事交织其中，使情节发展曲折跌宕，摇曳多姿。法布利斯在克莱莉妮死后，万念俱灰，辞去总主教职务，退隐巴马修道院，一年后死去。他的姑母不久也离开人世。

    小说通过错综复杂的斗争和一系列戏剧性冲突的描绘，生动地揭示了专制宫廷的残暴黑暗与荒淫无耻，并烘托出复辟时期意大利政治风云的变幻。巴马小朝廷里演出的一幕幕丑剧，实质上是王政复辟时代绝对君权国家各种典型特征的概括和写照。《巴马修道院》的故事情节紧凑，人物性格鲜明，心理描绘细致入微，批判精神锐利，显示了斯丹达尔小说创作的新成就。

    卡门

    《卡门》是法国作家梅里美的作品。《卡门》是极富浪漫色彩的爱情悲剧。

    女主人公卡门，又译嘉尔曼。她有一种“别具一格的犷悍的美”，热情似火又野性十足。在烟厂当女工时，卡门主动跟门卫唐·育才搭讪起来。由此引出一段爱情悲剧。卡门不但喜欢挑逗异性，而且喜欢争口风之利。因一言不合，她操起切雪茄烟的刀在女伴的脸上划了个血淋淋的“十”字。唐·育才奉命把她押往监狱，狡黠的卡门用唐·育才的家乡方言和他套近乎。唐·育才经不起诱惑，将卡门放走了，为此他被判了一个月的监禁。

    但卡门并不是一个只会利用异性的浪荡女，她恩怨分明，很讲义气。在唐·育才被监禁期间，卡门假称他的表妹托狱卒给他带来一块藏有锉刀和金洋的面包，希望他能借此越狱。因为“对于她那个种族的人，自由比什么都宝贵，为了少坐一天牢，他们会把整个城市都放火烧了的。”循规蹈矩的唐·育才虽然拒绝了卡门的帮助，没有逃跑，但却把一颗心牢牢地系在了她身上。

    出狱后，唐·育才被派在上校门外站岗，在这里他又遇见了卡门，她是来演艺的。热情欢快的罗马里舞是卡门的特长，引得军官们和她说了不少让人脸红的话。再见了卡门，唐·育才印证了自己内心对她的爱，卡门也因这次重逢而开怀。

    这一天，卡门又意外地出现在继任警卫的唐·育才面前，要求他为自己的走私放行。唐·育才心一软，放过了卡门的走私团伙。但当他次日要卡门践约时却又遭到了拒绝。伤心气恼的唐·育才“最后进了教堂，跪在最黑的一角大哭起来。”就在这时卡门突然出现在他的面前。

    一天晚上，唐·育才撞见卡门和他的排长约会，妒火中烧的唐·育才杀死了排长，仓皇逃走。

    卡门这一次又仗义地救助了唐·育才，帮他化装疗伤，并为他指出了一条最后的生路——到海边去走私。就这样，为了逃避死罪，也为维系和卡门的爱情，唐·育才开始了冒险生涯。

    两人走上了同一条道，往来日深，感情也越来越强烈。可令唐·育才不解的是，卡门不承认是他的情妇，还要他赌咒不跟别人提她的事。原来，卡门还有一个叫迦奇阿的心狠手毒的独眼丈夫。

    唐·育才为此醋劲大发。他除掉独眼龙迦奇阿之后，唐·育才便成了匪首。随后的几个月里，卡门的感情仿佛也稳定了许多，两人相处得很好。但不久卡门又勾上了一个大富商，预备再做一桩大买卖。为此，他们大吵一架，卡门说：“我不愿人家跟我麻烦，尤其是命令我。我要自由，爱怎么就怎么”。事后虽然讲和了，“可是彼此已经说了些话，记在心上，不能再跟从前一样了”。

    没有多久，他们遭到了围剿，唐·育才身受重伤。遇到外扰后，两人的感情似乎又好了起来。卡门目不交睫、片刻不离地照顾了唐·育才半个多月，令他感动不已。他认为“没有一个女人能及得上她看护的尽心和周到，哪怕是对一个最心爱的男人”。可惜好景不长，卡门又结识了一个勇猛的斗牛士。为了留住卡门，唐·育才力劝卡门离开西班牙，和他同赴美州去过一种安分守己的日子，但遭到了卡门的严词拒绝。最后唐·育才威胁说，“把你的情人一个一个地杀下去，我也厌了；要杀也只有杀你了。”卡门并不惧怕，她用那种野性十足的目光直瞪着唐·育才，说她早就料到他会杀她，一切都是命中注定的。

    最后的时刻来到了，卡门依然是粉拳握于腰际，可口中吐出不再是撩拨人的甜言蜜语，而是捍卫自由的誓言：“我明明看出你要杀我，这是我命该如此，可是你不能叫我让步。”面对苦苦哀求的唐·育才，卡门毅然决然地说：“咱们之间一切都完了。你是我的罗姆，有权杀死你的罗米；可是嘉尔曼永远是自由的。”卡门留在世间的最后一句话是：“不！不！不！”就这样她倒在了唐·育才的刀下。

    这是一个惊世骇俗的爱情故事，女主人公强烈而独特的个性在作者精心描绘的风俗背景下显得真实可信。卡门性感迷人，真诚豪爽而又倔强，热爱自由是她最突出的性格。她爱一个人时，不附带任何条件；不爱一个人时，也不愿受任何约束。当初，卡门以自己的个性赢得唐·育才的爱，后来她也以最真挚的感情回报了他。她的内心是单纯的，她认为爱就是爱，不可以讨价还价；而且心中有爱时就尽情去爱，爱已死去就决不勉强自己。她敢爱敢恨、敢作敢为，不受任何法律和道德的束缚。为了维护自己的个性自由，忠于自己做人的原则，她宁死不屈。在她身上不仅充分体现了吉卜赛民族酷爱自由的天性，而且集中展示了野性对文明的反抗。

    在这个充满野性魅力的吉卜赛女郎身上，作者发掘出外在于现代文明的强悍的原始生命力。同虚伪苍白的资产阶级道德和文明相比，卡门身上的野性魅力和反叛精神更有光彩。卡门死了，她的精神却穿越时空直到今天仍震撼人们的心灵。卡门必将是永远的卡门。

    恶之花

    《恶之花》是波德莱尔的代表作。《恶之花》的法文原意是“病态的花朵”，1857年发表时收诗1O0首，分5个部分，1861年再版时共收录了126首诗，全诗被分成6个部分：《忧郁与理想》、《巴黎风貌》、《酒》、《恶之花》、《反抗》和《死亡》，其中《忧郁与理想》篇幅最长，约占全诗的2/3。

    6部分的主要内容：《忧郁与理想》是全诗的展开部分，一方面写诗人在现实中的处境和命运，另一方面写诗人对艺术和爱情的追求。追求不得使诗人产生了忧郁与厌倦。《巴黎风貌》写诗人把目光转向外部世界，他走遍了巴黎的各个角落，向人们展现出一幅幅社会生活场景。《酒》是抚慰失意者、孤独者的佳酿，它能让诗人进入“人造天堂”。但酒只能产生短暂的效果，它非但不能止渴，而且使人增加焦渴。《恶之花》写诗人追求被禁的快乐，追求有毒的“恶之花”。他转而歌颂淫荡、吸毒和同性恋。但追求被禁的快乐仍不能使折磨诗人的恐惧得以消除。《反抗》表达诗人对上帝的不敬和否定，转而歌颂魔鬼撒旦对上帝的反抗。《死亡》是凡人的归宿与解脱，也是诗人最终的愿望和最后的希望。《死亡》写诗人将最后的希望寄托在远航，去死亡的未知世界发现新奇。

    《恶之花》主要描写诗人的灵魂在光明与黑暗、灵魂与肉体、虚幻与现实之间上下求索、不断寻求美和理想的曲折过程。

    《恶之花》的第一首诗《祝福》写的是诗人受上帝的旨意降临于人间，但迎接他的是仇视、虐待和轻蔑。开篇所展示的是社会的丑恶以及对诗人的不容。首先从降生的那一刻起，他就受到母亲的诅咒。母亲骂不绝口，像憎恶怪物一样仇视他。至于其他人：“在供他吃的面包和葡萄酒里，他们掺进灰尘和不洁的唾沫，还虚伪地扔掉他触过的东西，因把脚踏进他的足迹而自责。”就连他的妻子也要把他的心掏出，满怀轻蔑把它扔在地上。但是诗人看见了天上壮丽的宝座，他明白了上天的意图和自己的使命。在通往朝圣的途中，诗人须历尽苦难与艰险。痛苦是医治心灵的圣药，也是为强者准备的快乐。

    因此，虽身处逆境，诗人心中仍旧洋溢着宁静的快乐。然而诗人来到人间，既要经受肉体的折磨，还要饱尝精神上不被理解的痛苦。他像巨大的信天翁从天空掉到船上，遭到众人的奚落。他本是翱翔于天空的“云中之君”，但“一旦落地，就被嘘声围得紧紧”。堕落到尘世的诗人渴望摆脱烦恼的世间，渴望高翔，他开始追求美和理想。但美和理想是可望而不可即的。在失望之余，他转而追求爱；肉体之爱充满“污秽的伟大，崇高的卑鄙”，而精神之爱能唤醒他的灵魂，但却是不可走近的幻影。诗人重新又沉入他试图摆脱的堕落中。但他悔恨不已，试图用烟草和音乐来驱除忧郁。诗人如“一个不幸的中邪人，为逃出爬虫的栖息地，在徒劳的摸索里寻找钥匙，寻求光明。”在寻求光明过程中，诗人走向了现实，想在巴黎的大都会中找到美和快乐。诗人期盼“从我的顶楼上，我眺望着歌唱和闲谈的工场；烟囱和钟楼……还有那让人梦想永恒的苍天……在黑暗中建造我仙境的华屋。”他想象自己像太阳那样降临城内，让微贱之物的命运变得高贵。然而诗人寻找到的美如同在街上所邂逅的女郎一样只是电光一闪，稍纵即逝。而他所看到的是“一个污泥浊水的城市”，一边是贫贱的红发女乞丐、衣衫褴褛的老人、年迈的老姐、呆滞的盲人、形似骷髅的农夫；一边是沉湎于声色犬马的赌徒、老妓女和浪子。现实呈现给他的是丑恶、可怖的景象。那么他到哪里去寻求美好的乐园呢？于是他求助于“酒”。酒是辛劳、汗水和阳光做成的，诗人希望从中寻觅到能“飞向上帝”的诗。酒可以给孤独者、拾破烂者、诗人以希望、勇气和骄傲。酒为诗人建造了人造天堂。诗人希望停留在这种幻景中，哪怕让他坠入到罪恶的深渊。而那里盛开着“恶之花”，诗人可以去探险。在魔鬼的鼓动下，诗人品味到了女人、大麻的刺激。放浪的结果是悔恨与绝望。于是诗人走向了“反抗”。诗人原以为饱尝了苦难，可以得到拯救，但上帝却无动于衷。于是诗人终于向天鹅一样，“向上帝吐出它的诅咒”，他开始赞美撒旦虽败但志不移。

    至此，诗人仅存的唯一希望和获救只是向“死亡”寻求解脱。“穿过飞雪，穿过浓霜，穿过暴雨，那是漆黑的天际的颤颤光华。”“死亡像一个新太阳飞来，让他们头脑中的花充分绽开。”于是诗人“登船驶向冥国的海上”，开始了死亡之旅，他“要深入渊底，地狱天堂又有何妨？到未知世界之底去发现新的奇迹。”

    波德莱尔在谈到《恶之花》的时候，曾经说过：“在这本残酷的书里，我放进了我全部的心、全部的温情、全部的信仰、全部的仇恨。”

    《恶之花》的主题是写恶。作者在诗集的前言《告读者》里指出了在当今社会上到处充斥着谬误、罪孽、吝啬和愚昧，这些“恶”占据着人的精神，是魔鬼牵着人活动的线，人们生活在腐败恶臭中却并不反感。

    《恶之花》揭示了诗人处在恶的重重包围之中，成为了恶的牺牲品，表现了诗人的忧郁、无可奈何的伤感、放纵和沉沦。但《恶之花》也表现了诗人不甘沉沦、不断挣扎、寻觅灵魂上升的过程。波德莱尔在诗中自始至终都在寻觅诗人获救的希望，表现了现代人无望的追求和精神探索。但诗人最后所寻觅到的获救途径不是乞求上帝拯救，而是在恶中生活；但不要被恶吞噬，不要回避恶，而要认识恶，提炼恶之花，从中寻觅摆脱恶的控制的途径。

    《恶之花》中，诗人善于从丑恶、病态中去发掘美，开拓了诗歌表现的领域。丑恶、病态在波德莱尔看来是与生俱来的，它不是一种绝对的消极。恶本身其实具有一种净化的作用，也是通向善的途径。因此描绘丑恶、病态并不是赞美恶本身，而是为了发掘其中蕴藏的善和美。而诗人描绘丑恶、病态，目的就是要化腐朽为神奇。《恶之花》中有许多题材直接写丑与恶。如《腐尸》写的是诗人携女友驻足于腐烂的动物尸体前，他细致地描绘出了腐尸呈现出的令人作呕的可怖画面，然后笔锋一转，联想到自己的女友终有一天也会像腐尸那样腐烂变质，只把优美的形式留存在诗人的记忆中。

    《恶之花》充满着象征、暗示与隐喻，它重在表现丰富的意象、注重表现心灵世界复杂的感受，展现诗人丰富的想象力。如在《信天翁》一诗中，波德莱尔用信天翁象征诗人，通过信天翁的遭遇形象地反映了诗人的命运。《应和》一诗充满着象征、暗示与隐喻，它以象征和隐喻的手法描写了人同自然的关系。自然在这里是具有神力的生命体，一个隐秘的世界，它能向人发出信息。而存在于自然之中的万物都是彼此联系着的，它们以种种方式显示其存在，共同组成了一座象征的森林。

    人与自然，人的心灵与万物之间具有心心相印的契合，可以彼此交流沟通。在人与自然交流沟通时，人的各种感觉器官彼此都是互相感应的。“芳香、颜色和声音在互相应和。”波德莱尔通过人的各种感官对自然的通灵感应和来暗示诗人的心灵可以与隐秘的世界进行彼此的交流沟通，揭示诗人是一个通灵者。这首诗后来被誉为是“象征派的宪章”，它所揭示的人与自然、人的心灵与万物之间具有心心相印的契合关系后来成为了象征主义诗歌的创作纲领。

    《恶之花》的诗作富有音乐性。波德莱尔重视节奏的安排和韵律的装饰，他往往通过诗句长短、强弱的变化使其诗作听起来有抑扬顿挫之感。《恶之花》中近一半的诗作都是格律极严的十四行诗。诗的韵律重在押韵。《恶之花》的诗作通过韵脚的安排和内含的旋律反复回环，加强了诗的节奏感，以达到和谐整齐的效果。

    悲惨世界

    《悲惨世界》是法国作家雨果的代表作，是法国文学中最著名的小说之一。小说中所描写的事件始于1815年，而结束时已经是七月王朝时期了。但是雨果不断回溯到人物的过去，即1815年以前的生活，回顾了大革命时期和拿破仑战争时期的历史事件。所以，小说实际上反映了整个19世纪前半期法国的社会政治生活。

    《悲惨世界》集中地表现了雨果以前作品中已经多次出现的仁爱万能的人道主义思想。他的人道主义在《巴黎圣母院》中表现为对天主教黑暗势力和封建统治者的揭露，而在《悲惨世界》中，他的人道主义已经发展为对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道德和法律的批判了。在这部小说里，雨果描绘了广阔的生活画面，反映了被压迫群众所遭受的痛苦和凌辱。在叙述过程中，作家同时穿插了各种不间断的社会政治事件。受压迫人民的苦难，资产阶级的日常生活，直至拿破仑战争和人民群众的革命起义，一幅幅五光十色的动人画面在读者面前闪过。

    小说的基本情节是冉阿让的悲惨生活史。他原是一个贫农出身的工人，因收入不够家人糊口，有一次偷了面包，被捕入狱，度过了19年牢狱和苦役生活。刑满后又有过偷窃行为，但受仁慈的主教米里哀的感化，转变成一个舍己为人的人。冉阿让化名马德兰，当过企业家，并被推为市长。但不久又因暴露了过去的身份而被捕下狱。逃出后，从一个坏蛋手中救出已故女工芳汀的孤女珂赛特，前往巴黎。后来又不断遭到警探的追缉。冉阿让的整个一生充满着坐牢、苦役和颠沛流离的痛苦，这是小说的主要线索。同时作家在小说的第4部和第5部中用许多笔墨描写了1832年共和党人在巴黎举行的革命起义。小说内容十分丰富。但作家注意的中心是那些不幸者的“悲惨世界”。

    在小说的作者序里，雨果曾提出当代社会的3个迫切问题——“贫穷使男子潦倒，饥饿使妇女堕落，黑暗使儿童羸弱”。这是理解小说主题的钥匙。对下层人民痛苦命运的描写，在小说中占主要地位。

    小说名字的原意是“受苦的人们”，冉阿让、芳汀、珂赛特以及街头流浪儿格夫罗舍，都属于这些不幸的人。他们受尽痛苦，遭遇到无情迫害，被社会所唾弃。雨果在描写他们痛苦的命运时，揭露了资本主义的尖锐矛盾和贫富悬殊。资产阶级法律就是为了保护有产阶级的利益而制订的。一个淳朴的工人，为了饥饿的孩子偷了一块面包，竟服了19年苦役。女工芳汀是一个贫苦和诚实的姑娘，被人骗诱后沦落到社会的低层，伪善残忍的资产阶级道德和法律剥夺了她工作和生存的权利，最后被迫去出卖自己的肉体。

    雨果以极大的愤怒斥责了那个逼良为娼的资本主义社会。他写道：“据说，奴隶制从欧洲文明中消失了，这是错误的想法，它迄今还存在着，不过现在它的重荷落到了女人身上，它的名字便叫做卖淫。”芳汀受尽了一切凌辱，当她稍微反抗一下一个无缘无故戏弄她的过路绅士时，警察就把她逮捕了，并且判她坐牢6个月，理由是她竟敢侮辱一个绅士。而这个绅士，照警察的说法，“是选民，并且是公园角上那所3层楼、有阳台、石条砌的漂亮公馆的主人”。可怜的芳汀在长期贫困饥饿的生活以后，又经过这次逮捕和恐吓，终于断送了自己的生命。她的孤女小珂赛特落到了坏蛋德纳第夫妇手中，被迫从事力所不及的沉重劳动，备受摧残，完全失去了童年的快乐。当读者读到冉阿让抱着小珂赛特黑夜里为了逃避警察们的追捕，沿着巴黎的街巷东躲西藏陷入绝境的那些篇章时，不能不为之震动，不能不对那个不给穷苦人以活路的社会产生仇恨。资本主义社会确实是穷苦人的“悲惨世界”。

    雨果这部小说的最主要的价值就在于它揭示了在那个社会里穷苦人注定要过悲惨的生活，在于它指出了资产阶级的法律就是反对穷人的。

    但是，雨果在揭露贫苦人民所遭受的巨大苦难的同时，并未能作出正确的结论。他把一个尖锐的阶级矛盾问题看作道德问题。他认为，世间存在着两种法律，一种是高级的，一种是低级的。前者的代表是米里哀主教，后者的代表是警察沙威。在米里哀看来，罪恶不能靠惩罚解决，而是应该饶恕。这样，人从灵魂深处得到认识，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社会罪恶问题。这才是最完善的法律。现行的法律，单靠刑罚惩治罪行，并不能消灭犯罪，反而使犯罪加深。雨果以冉阿让为例，企图说明世俗法律之无用。统治者以刑罚惩治他，他反而变得凶狠，更加容易犯罪。可是当米里哀主教用仁慈感化他时，他就变成了一个真正的人，一个充满博爱精神的人。雨果力图通过冉阿让的转变说明米里哀主教的精神感化法的伟大。

    从这里我们看到，小说的思想基础，就是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它是雨果揭露社会罪恶的出发点。但是由于作家是从人道主义的说教出发来塑造冉阿让这个人物的致，使冉阿让形象产生了某种不真实之处，他的转变并不符合生活的逻辑。主教的宽容和饶恕，使他变成了一个乐善好施的企业家，这完全是作家按照自己意志的安排。雨果为了把自己的理想和理论具体化，让主人公变成一个企业家。在他的企业内部，存在着一种资本主义社会劳资之间不可能存在的关系。雨果是这样描写他的工厂和劳动者的：“厂里分两个大车间，一个男车间，一个女车间。任何一个无衣无食的人都可以到那里去报名，准有工作和面包。……在马德兰伯伯来到这里以前，地方上的各种事业都是萧条萎靡的；现在呢，大家都有了健康的劳动生活。欣欣向荣的气象广被一乡，渗透一切。失业和苦难已经消灭。在这一乡已经没有一个空到一文钱都没有的衣袋，也没有一个苦到一点欢乐也没有的人家。”冉阿让当了企业家，乐善好施，仗义疏财，使整个地方得到好处，因而受到了群众的爱戴。

    雨果关于工厂组织以及企业家行为准则的构想，无疑是受了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影响。但这种使资产阶级企业主施行所谓仁慈爱人的企图，完全是一种主观幻想，实际上根本不可能。因此关于冉阿让这一段生活的描写是没有说服力的。逃犯当上了企业主，并且成为一个乐善好施的人物，在这些描写中，作家并不是遵循生活真实的逻辑，而是把某种道德哲学生硬地交给主人公去体现。因此这一部分的描写就失去了真实性。

    在描写冉阿让对待自己的死敌沙威的问题上，同样体现着作家的道德感化思想。沙威是统治阶级的忠实奴才和冷酷残忍的爪牙。这个铁石心肠的宪警机关的鹰犬，不断地迫害那些贫穷饥饿无家可归的人。一切对“社会秩序”构成危险的人，他都要迫害。他残酷迫害冉阿让多年，就像影子一样追踪着他。他也是造成芳汀悲惨死亡的直接罪人。然而，这样一个人居然也受到道德的感化。他被起义战士捉住了，但冉阿让在执行枪决时把他放走了。这时，他发现被他迫害多年的苦役犯原来是个高尚的人，他从前的思想基础动摇了，他的“人性”开始复活。他的新认识和他所忠实的法律之间发生了矛盾，在内心矛盾不得解决的情况下跳河自杀。在雨果看来，他的自杀，就是善对恶的胜利。其实这只不过是作家道德思想的胜利罢了。

    当然，小说的感染力并不在这里，而在于作家对被压迫人民悲惨命运的同情和对共和主义英雄们反抗路易·菲力普王朝斗争的生动描写。描写巴黎人民起义的几章，是《悲惨世界》最激动人心的篇章。对街垒战的描写，充满着庄严的气氛。雨果把城郊在安东尼区的劳动者写成是真正的英雄人物。作家在讲到人民的怒火猛烈迸发时写道“起义——这是真理的一阵发怒。被起义所凿开的街路，迸发出权利的火花”。小说里对人民起义的描写，仿佛是一首庄严的颂歌，这些衣衫褴褛被资产阶级视为贱民的人，现在都像巨人一样参加战斗。雨果说，这一场战斗堪与特洛伊围城战相比。起义者表现出高度的英雄主义精神。80岁的老翁马贝夫为了升起被敌人排枪打掉的红旗，冒着弹雨攀上街垒。巴黎街头的流浪儿小英雄格夫罗舍热爱革命、视死如归，在替战斗者到街垒外去收集子弹时被敌人射中，壮烈牺牲。临死时还唱着嘲笑官军的歌曲。

    雨果还塑造了一系列共和主义者的英雄形象。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这些人在那时的确是代表人民群众的。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忠于共和主义理想，憎恨专制制度。他们一心为解放人民而斗争，最后在街垒战斗中英勇地牺牲了。珂赛特的男友马里于斯只是由于偶然情况才被冉阿让从水道中救出。

    在小说中，雨果用最动人的词句歌颂革命起义，赞美起义者的英雄行为。不过，革命战斗的思想在雨果的思想中，毕竟是次要的。他在小说中所肯定的和压倒一切的思想，始终是人道主义的原则。他力图使人相信，“仁慈”、“善良”是人类生活的最高准则。冉阿让的一生就是由人道主义思想贯穿起来的。雨果有时也不反对起义和战斗，但他认为革命和战斗的终极目的是为了实现人道主义思想，是不得已采取的手段。共和主义者的领袖安若尔拉斯说：“朋友们，我们所生活的和我跟你们说话的时刻是一个黑暗的时刻，但是我们是为未来付出这可怕的代价的。革命——就是我们为了这个光明未来所必须缴纳的通行税。”他的话非常清楚地反映了作者的思想。

    总之，雨果在《悲惨世界》里，以极大的艺术力量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下层人民受苦受难的悲惨遭遇以及资产阶级法律与人民为敌的本质。但是作家并没有指出一条正确的出路。作家坚持他的道德说教，把“仁慈”、“博爱”当作一种医治社会弊端的灵丹妙药。这些不能不给读者带来消极的影响。

    《悲惨世界》是一部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作品。小说的很多章节，闪烁着现实主义的光辉，如冉阿让被迫害的经历，芳汀的悲惨命运，以及滑铁卢战役，1832年巴黎的街垒战等，都写得比较真实。警探沙威的形象，除了他最后的“人性复活”外，基本上也是现实主义的。但是《悲惨世界》里浪漫主义的特色。仍然十分鲜明。小说对一些人物如冉阿让、沙威和德纳第的描写，虽然有明显的现实主义因素，但同时他们又都是不寻常的人物。如冉阿让的超人的体力和惊人的自我牺牲精神，以及德纳第的许多恶行，都体现着这种特点。这些都是浪漫主义夸张手法的反映。

    作者的浪漫主义手法，在小说的情节安排上也比较明显。作家力图使情节戏剧化，因此写了不少“非凡的”事件，如冉阿让攀上阿利雍号战舰的极高的横杠去救一个水手而自己投入海中，冉阿让抱着珂赛特被警察追捕得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趴高墙进入修道院，而碰到的人恰恰是受过他恩惠的割风爷爷。冉阿让躺在棺材里被抬出修道院，他从街垒上救出马里于斯，在巴黎水道中碰到的人恰恰是德纳第等等，都是离奇的。但是，雨果绝不是为了单纯用骇人听闻的事件怂恿读者的视听，不是单纯为了制造尖锐的矛盾的纠纷，而是为了使小说的社会主题更加突出。

    《悲惨世界》在风格上的另一特点，是它的政论性。雨果力图把自己的作品变成社会讲坛，因此不断亲自出来表达对一些问题的看法，力图在感情上影响读者，使之接受自己的观点。

    小说的语言也表现出雨果的特色：高昂、激动和热情，经常运用多义词，富有隐喻性；有的句子类似成语格言。这些特点使这部小说的叙述具有一种崇高的史诗般的风格。

    《悲惨世界》不仅在法国，而且在国外，都受到极高的评价。列夫·托尔斯泰认为它是法国当时最优秀的作品。

    雨果是一个热忱的民主主义者，真诚的人道主义者。他幻想用人道主义手段来代替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把仁慈、博爱作为改造社会的药方，明显地反映了作家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局限和在社会斗争面前的软弱无力。虽然如此，雨果毕竟对资产阶级社会的伪善、冷酷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对劳动人民和受压迫民族的苦难表示了深切的同情，并为他们的权利勇敢地斗争过。这正是他的历史功绩。

    关于雨果，高尔基写道：“作为一个讲坛和诗人，他像暴风一样轰响在世界上，唤醒人心灵中一切美好的事物……他教导一切人爱生活、美、真理和法兰西。”

    海上劳工

    《海上劳工》是法国作家雨果的作品。雨果在《海上劳工》序言中曾有如下观点：人类面临3种宿命，宗教的、自然的和法律的；相应的，人类也有3大斗争，即与宗教的斗争，与自然的斗争，与世俗法律的斗争。从这种理解出发，雨果试图在《巴黎圣母院》中揭示第1种宿命，在《海上劳工》中揭示第2种宿命，在《悲惨世界》中揭示第3种宿命。

    《海上劳工》的故事发生在盖纳西岛。主人公吉里亚特是一个以捕鱼种地为生的劳动青年，爱上了船主勒杰利的侄女代律雪特，遭到了勒杰利的反对。勒杰利被合伙人汉丹拐走巨款以后，为了恢复元气，购置了一条新式的汽船做运输生意，雇了克里班当船长。汉丹杀害哨兵、拐走巨款准备逃走时，被克里班持枪抢走了巨款。克里班精心策划汽船误入迷雾触礁，制造以身殉船的假象，准备潜逃外地，但在海上被章鱼伤害，葬身海底。勒杰利损失了心爱的汽船，痛不欲生，声称谁能从海底把尚未损坏的机器捞上来，就把侄女嫁给谁。吉里亚特为了得到理想的婚姻，一个人历尽千辛万苦，经过两个月极为艰苦的劳动和顽强的斗争，终于创造出人间奇迹，把机器运了回来。勒杰利履行自己的诺言，同意代律雪特和吉里亚特成婚。就在这时，吉里亚特发现代律雪特早与一青年神甫相爱。他以自我牺牲的精神放弃了与代律雪特结婚的权利，成全了她与青年神甫的婚姻，并帮助他们远走他乡。他自己则在这一对青年出发之际忧伤地坐在海边的岩石上，让自己淹没在涨潮的海水里。

    小说的绝大部分章节都用来描写吉里亚特这个人物，仅仅描写他在小岛上惊心动魄的艰苦劳动过程就占了全书篇幅的1/3，雨果让他的主人公在难以想象的条件下创造出人间的奇迹。吉里亚特的劳动被作者升华为一种足以与任何巨大的自然力量相对抗并最后战胜它们的伟大力量。吉里亚特品德高尚、助人为乐，与阴险狡诈的汉丹、克里班等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幻灭

    《笑面人》是法国作家雨果的长篇小说。出版于1869年。

    故事发生在17世纪末18世纪初的英国。一伙童贩将一个10岁男孩遗弃海岸，逃离时遇难，当忏悔他们的罪行，将男孩的身世、证件封在一个葫芦里，抛到海上。此男孩便是誓死不与王权妥协的克朗查理爵士的儿子。2岁时被英王詹姆士二世卖给童贩。童贩用手术破坏了他的容貌，使他脸部永远呈现笑容，充当小丑，被叫做格温普兰。格温普兰历尽艰辛，从海边逃生。被江湖艺人收留，并与收留的另一孤女组成3人流浪之家，四处卖艺，维持生计。15年后，两孤儿成为情侣，到伦敦卖艺，轰动全城。这时，在海上漂了15年的葫芦落入官方之手，格温普兰的身份得到证实。安娜女王借机制造宫廷阴谋，宣布格温普兰为法定继承人。格温普兰在上议院的演说遭到嘲笑，愤怒之下，放弃爵位去寻找亲人。此时恋人已病入膏肓，死于其怀抱。格温普兰在万分悲痛之下投海自尽。

    小说故事离奇曲折，揭露了黑暗的现实社会。

    国际歌

    《国际歌》是鲍狄埃在“五月流血周”失败后的第2天写成的。《国际歌》原题《国际》，包括“正歌”、“副歌”两部分。狄盖特在谱曲时，选取了诗歌中的第一、二、六三节作为正歌，每节后配以副歌，即成现今我们所唱之《国际歌》。

    《国际歌》以激昂热烈的诗的语言和音乐语言，形象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观点，总结了巴黎公社的历史经验，提出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斗争方向，表现了无产阶级为解放全人类的彻底革命精神和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宣传了巴黎公社的伟大理想。

    《国际歌》的第1段以高亢有力、富于号召性的诗句开篇。“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起来，这是对世界无产阶级的呼唤、动员；也是全歌的总起。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地位决定他们必然有要求解放的愿望。“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要为真理而斗争”，形象地刻画了觉醒了的无产阶级具有高度阶级觉悟和革命热情，要为真理，亦即为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实现共产主义理想而斗争。“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奴隶们起来，起来！”歌词再度强烈地连用两个起来，起来，犹如诗人吹响了前进的号角，唤起千百万觉醒了的奴隶走上战场，用革命的暴力夺取政权，以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国际歌》正确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暴力革命的思想，表现了巴黎公社的原则。

    《国际歌》第2段指出了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这铿锵有力的诗句，深刻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奴隶创造历史的唯物史观，表达了工人阶级的解放应该由工人阶级自己去完成的思想。这是工人阶级在斗争实践中的科学总结。

    《国际歌》的第3段表现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必然性、正义性和它的光辉前景。诗人无情地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尖锐的阶级对立。“最可恨那些毒蛇猛兽，吃尽了我们的血肉”。这两行诗句不仅控诉了旧世界的罪恶，也概括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现象。劳动群众不堪于忍受被压迫的地位，必然要起来革命，这是历史的必然，是正义的。正义的事业一定会胜利的。“一旦把它们消灭干净，鲜明的太阳照遍全球！”展示了消灭剥削阶级和实现共产主义理想之间的内在联系。

    “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国际歌》这3句副歌歌词，概括了3节正歌歌词的全部思想内容。它指出了无产阶级革命是最后的斗争，它要推翻一切剥削阶级的统治，在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国际歌》向全世界无产阶级指明了历史赋予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

    《国际歌》是政治抒情诗。抒情主人公是肩负着历史使命的无产阶级。诗人以巨大的艺术力量，从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尖锐冲突中塑造出强大的、觉醒的、战斗的无产阶级形象，他的高昂的战斗激情，勇往直前的革命精神，正是无产阶级的典型概括。

    《国际歌》不仅描写了革命现实，又展示革命远景。诗人对现实的揭露和对理想的追求有机地融为一体。

    《国际歌》结构完整，音律整齐，语言生动，具有民歌的特点。它采用法国民歌常用的复唱，更加突出全诗的为共产主义而团结斗争的主题，更增强了诗歌的战斗力和感染力。

    《国际歌》的意义在于它宣传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真理，把公社的理想传遍全世界。一个世纪以来，《国际歌》鼓舞各国无产阶级去进行斗争。“公社被镇压了……但是鲍狄埃的《国际歌》却把它的思想传遍了全世界，在今天，公社比任何时候都更有活力。”

    羊脂球

    《羊脂球》法国作家莫泊桑的作品。这是他的第一篇具有爱国主义色彩的短篇小说。小说一发表，立刻就给作者带来了声誉，使他在文学上初露头角。

    小说是以1870~1871年普法战争为背景的。战争爆发不久，法军在色当战役中惨败，拿破仑第三及其元帅和8万多军队向普鲁士投降，第二帝国崩溃。战争转变为普鲁士向法国进攻，普军开始包围巴黎，巴黎在危急中，而卖国的“国防政府”不战而降。资产阶级的叛国行为唤醒了法国人民，巴黎的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以起义来回答卖国贼，以工人为主体的国民自卫军，忍受巴黎被围困所造成的一切痛苦，坚决抗击普鲁士侵略军。面对革命的巴黎，“国防政府”却害怕得发抖，它急于与普军讲和，以便腾出力量对付革命，法国的资产阶级也指望恢复君主政体来维护他们的剥削地位。于是他们同法国的卖国政府站在一道，极力反对法国人民的革命。

    所以，马克思指出：“组成凡尔赛政府的这批人，只有发动内战，断送共和国，在普鲁士的刺刀庇护下使君主制度复辟，才能逃脱铁案如山的卖国贼应有的命运”。莫泊桑在小说中刻画了在国家经受艰巨考验的时期，社会上各个阶级表现的各种不同的态度。法国的资产阶级对国家的灾难、民族的危亡全然不顾，竟然向普鲁士妥协和卖身投靠，而只有法国的普通人民才对侵略者充满了爱国主义的憎恨，积极起来跟侵略者作不屈的斗争。

    这篇小说写的是在普鲁士军队正步步向巴黎逼近的时候，离巴黎东北约130公里的卢昂城开到了一支普军。居民一阵惊慌之后，随即安定下来。有钱的人企图逃走，并把资财运到安全的地方。有10个人租了一辆邮车，动身到哈佛港去。这10个旅客中有3对资产阶级夫妇，两个修女，一个妓女，一个号称民主党人的假革命者。除了妓女准备了3天的食物带在身旁外，其他9个都没带吃的。中途大家都饿得饥肠辘辘、头昏眼花，有位太太饿得晕了过去。好心的妓女羊脂球邀请大家分享她的食品，大家毫不客气地把她满满一篮食物吃得精光。车子到了多特小镇，大家住进旅馆，可当地驻军普鲁士军官一定要妓女羊脂球陪他过夜，否则全部旅客都得扣下不许走。羊脂球虽是个妓女，但有爱国心，坚决拒绝普军官的无理要求。在旅馆住了两天，她的那些所谓同路旅伴采用连拉带推、软硬兼施的手法，胁迫羊脂球违反心意地答应了敌军官的要求。可第2天上路时，同车的那批“正人君子”却把她当作肮脏贱货，连话都不屑跟她说一句，并在途中若无其事自鸣得意地吃着各种食物，听凭羊脂球挨饿，他们完全忘了在3天前，把她3天的食粮一扫而光的丑事。

    故事关键是羊脂球是否肯屈从普军官这一点。在同车的“旅伴们”看来，羊脂球的身份是妓女，陪人过夜是不成问题的，但她不肯屈从，竟拒绝了普军官。她的这一拒绝危及了她的“旅伴们”的利益，于是他们就起来干预了。这就使整个故事起了波澜。

    女主人公羊脂球是一个具有爱国主义思想的被“社会”唾弃的妓女，正当国家遭受普军侵略的严重时刻，在法国人民同敌军进行着不屈的斗争时，她也进行着反抗，表现在普军官面前，她不愿出卖自己的肉体，更不愿出卖自己的灵魂，她没有丧失一个法国人所具有的崇高的爱国心。当普军野蛮侵占法国人民的住房并对人民进行凌辱时，她因愤怒而勇敢地捏住普军的脖子；当普军官一再对她无理追逐想占有她时，她都给予坚决的拒绝，嚷着：“这个普鲁士下流东西，这个脏东西、这个死尸，说我永远不愿意，永远不、永远不；”当她的“旅伴”用各种漂亮的言词来哄骗她时，她都一概不理，并对他们的为人从心底感到憎恶；当她对他们作了让步，明明是他们出卖了她而现在又把她当作废物一样扔掉时，她迸发出满腔的怒火：“一阵骚动的暴怒使得羊脂球肌肉痉挛，她张开了嘴预备把一阵升到嘴边的辱骂去斥责他们的行为，不过因为愤怒扼住了她的嗓子，她简直不能够说话”。她憎恨这批“正人君子”的卑鄙自私、虚伪和贪婪，他们不仅骗吃了她3天的全部食品，而且诡计多端的干着出卖她的勾当。如果说开始羊脂球对她的“旅伴”还存有一些好心的话，那么到后来则对他们充满着愤怒和憎恶。

    莫泊桑通过这一形象一方面揭示法国人民反普鲁士侵略者的爱国精神；另一方面更主要的是去讥笑和鞭挞资产阶级的自私和虚伪。

    莫泊桑对州参议员迦来·辣马东、酒店老板鸟先生、于贝尔伯爵等给予深刻的揭露和无情的鞭挞。迦来·辣马东是个开着3座纺织厂的资本家，于贝尔伯爵是个年有50万法郎收入的封建地主，鸟先生是葡萄酒批发商，是个暴发户。在国难当头的时候，他们对普军的入侵，法兰西的命运漠不关心，一心向往自己买卖的成功，使自己能大发横财。迦来·辣马东已经汇了60万法郎到英国；鸟先生把全部劣酒赊给了军队，还要到哈佛港去领一笔惊人的巨款，他们是非常有钱的人。正是这些有钱的资产者，他们不顾廉耻、损人利己、阴险毒辣，在国难当头时首先是保全自己，能发国难财的就发他一笔，以出卖他人来谋得自己的暴利。他们明明是鱼肉人民的骗子、强盗，但又拼命把自己装扮成“正人君子”，处处让自己摆出一副“高贵”的面孔。

    初时，他们蔑视、讥笑羊脂球，但当他们在途中受到饥饿的折磨时，态度立即又温和起来，鸟先生用眼睛死盯着羊脂球的那盆鸡，还搭讪着说：“这位太太比我想的周到得多……”。后来不光自己吃了还替老婆求情。那两位贵族、伯爵尽管饿得垂涎三尺，饿得饥肠辘辘，却还放不下臭架子。就这样，这些“高贵”的“君子”，把羊脂球所带三天的全部食物抢劫一空。他们明明是出卖羊脂球的罪魁祸首，却偏要假仁假义的去分享羊脂球的爱国激情，对羊脂球表示一点虚伪的怜悯。但当羊脂球拒绝陪普军官过夜而牵涉到他们的行动自由时，他们又以另一种面目出现，市侩鸟先生主张把羊脂球绑起来交给敌人；于贝尔伯爵以贵族和世代外交家的身份则坚持要说服羊脂球，让她自动地屈从敌人，说什么“您的拒绝将会给全体旅伴带来不幸……”，“历史上有过不少先例，女人是如何以色来战败可耻的敌人，因为她们愿把自己的贞操牺牲于复仇和献身报国……”，“人都可以相信妇女们在人间的唯一任务，就是一种一个人的永久牺牲，一种对于强横的武人的暴戾的脾气不断委身的义务；”这完全是一副不顾廉耻、损人利己、阴险毒辣的资产阶级丑恶嘴脸的真实写照。表明了社会地位愈高，愈是所谓有教养的人，其阴险毒辣之处来得格外厉害。那个假民主党人、假爱国主义者戈尔弩兑更是卑鄙无耻，当伯爵等几个去见普军官，他表示爱国，不肯同流合污，大家包围羊脂球要她屈从，他表示人道主义不置一言，并装腔作势咆哮：“你们刚才干的简直是无耻透顶！”可实际上，他在车中就调戏羊脂球，在旅馆硬要闯进羊脂球房间调戏她，在羊脂球挨饿时，他安然从衣袋里掏出4个熟鸡蛋剥了吃，他是个地地道道的自私自利的伪君子。由此可见，这群“体面的坏蛋”竟连一个妓女都不如，他们缺乏羊脂球所具有的廉耻和爱国心。莫泊桑铁面无私地一步一步地暴露这些“正人君子”的卑鄙举动和丑恶灵魂。

    同时，通过这些人物刻画出第三共和国时代的伪共和主义者的丑恶形象，愤怒揭露了他们的怯懦、卑鄙自私和卖国求荣的反动本质。莫泊桑充分地使读者相信，正是这批“体面的坏蛋”才应该受到真正的轻蔑和鞭挞。

    至于那两个修女，都是天主教的信徒，但她们却用什么上帝的意志来进行欺骗，唆使羊脂球顺从敌人；待羊脂球受到敌人的凌辱而愤怒时，她们却躲在一旁划着十字念念有词的祷告，并嚼着滚圆的香肠。莫泊桑通过这两个可憎的形象，揭露了宗教的虚伪和丑恶。

    小说中，莫泊桑还通过老农的嘴，通过人民的嘴，表达了他对侵略战争的尖锐的否定态度。

    《羊脂球》是莫泊桑第一篇艺术性高的短篇代表作。

    通过鲜明的对照来展现人物的性格特征的，莫泊桑善于把羊脂球的爱国心同那些“正人君子”蓄意跟侵略者合作的怯懦、自私的行动相对照。如一方面是羊脂球拒绝普军官无礼追逐的倔强口气，为大家而牺牲自己的精神；另一方面是3个资产阶级和假民主党人的卑鄙自私的不顾廉耻，在国难当头时，首先是保全自己性命，并乘机大发国难财，在侵略者面前，一味屈从，毫无民族气节，并干着出卖别人的勾当。这样生动具体的对照，使人物的性格更加鲜明、突出。充分表明了那些假仁假义的高贵的资产者、假民主党人竟连一个妓女都不如。

    通过个性化的语言和行为来揭示人物内心深处的奥秘，表明各个人物的身份。因此，作者笔下的人物个个都是栩栩如生，给人留下深刻难忘的印象。如开初，羊脂球在车里邀请同伴分享她的食物时的那种既慷慨又自惭形秽不敢启齿的可怜相，她吞吞吐吐地说：“老天，我是不是敢于向这两位先生和这两位夫人献出……”她害怕惹起一种顶撞就没有再往下说，后来，她被那些道貌岸然的伪君子们冷落一旁时，她愤怒得呼吸急促，真想痛骂他们一顿。于贝尔伯爵和迦来·辣马东先生明明经受不住饥饿的威胁，但又怕失贵族的体面，只好装腔作势，花言巧语，其实早就迫不及待地等候羊脂球的邀请。天主教信徒老修女，是教会中的老滑头，趋炎附势的一等名手，当伯爵夫妇劝说不动羊脂球时，她却说什么“本身应该受谴责的行为，常常因为启发行动的念头良好而变成可敬可佩。”她想利用上帝编造谎话，唆使羊脂球顺服敌人。

    高度的集中和概括。作者能在3万字的短篇里生动、真实、精炼地刻画出普法战争时期整个社会的动态和风貌，表现作者在故事叙述和材料的取舍方面的高度节制。从这个短篇里，可一目了然地看到城市小市民的妥协、迁就，农民对敌人的暗杀报复，溃败的法军的饥饿和掠夺，普军官的狂傲和荒淫，资本家和封建地主的卑鄙无耻和唯利是图。

    现实主义的细节描写在作品里也起了不少作用。这些细节是真实的细节，而不是流水账似的琐事，它不但加强了对人物性格的渲染和区别，也加强了故事的真实性和生动性。如羊脂球带的一篮子食品里，除了冻鹅外，还有鹅肝冻、铁雀冻、熏牛舌，加上梨和点心，以及4瓶葡萄酒，再外加一罐醋泡黄瓜和蒜头等。正是羊脂球的这些丰富多样的食品，才使得那些“高贵”的伯爵、地主老爷、太太和修女们恬不知耻地把羊脂球带的3天食粮顷刻间吞食而光。这一细节，具体生动地表明羊脂球的大方和关心人的品格；而伯爵、地主老爷们则充满着虚伪与丑恶，他们是道貌岸然的伪君子、骗子。

    一生

    《一生》是法国作家莫泊桑的作品。小说描绘了贵族少女约娜幻想破灭的凄惨的一生。故事发生在1819~1846年间，正是法国历史上波旁王朝复辟及七月王朝时期。这一时期，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巩固与发展，资产阶级的实利主义及其道德渗透到人与人之间的一切关系之中。在资本主义势力的冲击之下，贵族庄园经济解体，贵族资产阶级的文化道德传统也随之趋于溃灭。莫泊桑透过约娜贵族家庭的败落，她悲苦的个人命运，她同丈夫、儿子的关系，显示了这个时代的某些特征。

    少女约娜出身于衰落中的贵族家庭，她从父亲那里接受了贵族文化及启蒙哲学的影响，从母亲身上继承了浪漫主义的伤感情绪与好幻想的心性，再加上修道院的教育及悠闲的庄园生活，使得她心地纯真，对未来的爱情、婚姻、家庭抱有种种美好的憧憬与幻想。但客观现实却使她的幻想一个接一个地破灭了。在少女时期，她幻想纯洁美好的爱情，结婚之后，她渴望一个幸福的家庭。但婚后不久，她发现自己理想中的丈夫于连竟是一个粗鄙、贪婪、吝啬、极端自私自利的无耻之徒。他一次又一次地欺骗她，在他到她家做客的第一夜就奸污了她的使女。这种爱情生活中的欺骗行为，使她对丈夫的幻想破灭了。

    约娜历来以虔诚与圣洁的爱去对待自己的父母。觉得在他们的一生中，无论行动思想和愿望素来都是正派的。但当她在母亲的停尸床旁从母亲旧日的信件中发现了母亲的“风流韵事”时，痛苦撕裂了她的心，也更增添了她的孤独感。“她最后的一点信任连同她最后的一点信仰，一齐都消失了。”

    对丈夫的幻想破灭后，约娜又将自己一生的希望寄托在儿子身上，她一心盼望他成为世界上一个有地位的人。但她儿子已完全蜕变为一个冷酷无情的资产者；在商业的投机与冒险中，在奢侈糜烂的私生活中，大肆挥霍她的财产，致使她倾家荡产，不得不卖掉她心爱的白杨山庄。而她对儿子期望的幻灭则使她完全麻木了。只是在从前的使女萝萨丽的帮助下，才得以苟延活命。

    在约娜的一生中，虽然在残酷命运的打击面前，她曾不止一次地“重新幻想，重新希望，重新期待”过，但“无情的现实生活”，却使她的“梦想一再幻灭，希望一再落空”。在约娜与现实生活的矛盾冲突中，作家同情怜悯约娜，谴责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虚伪、欺骗及道德堕落。而约娜那带有浪漫诗情的幻想，实际上不过是在当时法国现实中已经逝去了的、以封建宗法制为基础的田园生活的理想。莫泊桑在小说中流露出他对这种生活、对溃灭中的庄园贵族文化道德的依恋、惋惜的情绪。

    在《一生》中，莫泊桑通过约娜一生的悲剧，虽然也反映出了在资本主义经济和资产阶级道德风尚的冲击之下，土地贵族生活方式的必然崩溃与瓦解，但资产阶级取代贵族阶级，这在法国社会生活中是一个极为深刻的、变化多端的伟大历史运动过程。

    在《一生》中，莫泊桑将这个过程仅只表现为一幅贵族生活衰落的静止的画面。在小说中我们看不到这场社会运动的历史过程，看不到这场运动对人物及人物关系的深刻影响。因而小说中有些人物的心理及一些现象就缺乏坚实的历史和社会基础。

    小说中对大自然的描写别具特色。作者善于把对客观大自然的物象的描写与传达人物内心世界的感受交融在一起，抒情性极强。这样的景物描写既写了景，又抒了情，给作品增添了许多诗情画意。同是古老幽美的白杨山庄，在作品的开头，作者着意描绘它沐浴在柔和的月色里，它的草地、林阴道、灌木丛，以及远处微波荡漾的海面，掠过天空的大鸟，嗡嗡作响的飞虫……是一个“充满生命的诗境”。这些景物是通过少女约娜的眼睛与感受描绘出来的，与约娜那少女快活幸福的心情交融在一起。而到了作品的结尾，当约娜来到已被卖掉的白杨山庄时，落在她连衣裙上的枯树枝，她的脚在草地上踢到的烂木头……她一个人在静悄悄的邸宅里“就像在墓园里一样”。这时庄园景物的色调与被冷酷的现实社会所毁灭了的约娜绝望的心境完全吻合。《一生》中的景物描写带有莫泊桑的特殊色彩与独特风格，显示了浪漫主义文学对他的熏陶。

    俊友

    《俊友》又译《漂亮的朋友》，是法国作家莫泊桑的作品，写于1885年。在莫泊桑的全部创作中，它是描写最广阔、暴露最深刻、批判最有力的一部。《俊友》的创作，证明了莫泊桑艺术视野的广阔与深邃，以及作为艺术家的勇气与魄力。

    《俊友》描写了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时期，青年恶棍、资产阶级骗子、冒险家杜洛阿利用种种无耻手段发迹的经过。通过他的发迹，作家不仅刻画了杜洛阿本人灵魂的卑鄙龌龊，更为主要的是深刻地反映了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时期政治生活的黑暗与丑恶，以及资产阶级的堕落、报界的污秽。

    19世纪末期，法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已进入帝国主义阶段，殖民主义扩张、资本输出已成了共和国政治经济的中心问题，靠放债和有价证券的利息生活的食利者阶层迅速扩大，被列宁称之为“高利贷的帝国主义”。随着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资产阶级完全丧失了自己在历史上的进步性，堕落成为完全反动的阶级了。

    莫泊桑在谈到艺术创作时曾说过：“作家要利用那最恰当的结构上的巧妙，把主要的事件突出地表现出来，而对其他的事件则根据各自的重要性把它们作为深浅程度适当的浮雕，以便产生作者所要表现出来的特别真实所具有的深刻感觉。”莫泊桑的优秀作品就常常是以精心的结构、巧妙的布局，为其增添了艺术力量并赢得广大读者赞赏的。

    《俊友》也显示了作者同样的艺术才能。莫泊桑以艺术家的魄力使作品主人公和环绕在主人公周围的众多人物与事件浑然一体，从而构成了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时期巴黎社会生活一幅生动图景。

    在巴黎，有多少无辜的人被残害，有多少纯洁的人被侮辱，有多少天才被扼杀！何以像杜洛阿这样一个出身低贱，不学无术，有着肮脏灵魂的流氓恶棍却爬上了显赫的地位，获得了财富与荣誉，“变成了世界主人翁之一”？作家提出了这个重大的社会问题，以极其严峻的态度思索和研究着这个问题，并且在自己的作品中，通过所塑造的艺术形象和所描绘的生活画面，正确地回答了这个问题。

    杜洛阿原是一个乡镇贫穷酒店老板的儿子，为了变成一个“先生样角色”，他读过书；为了“变成军官、上校、将军”，他服过兵役，在法国殖民地阿拉伯度过两年烧杀淫掠、无恶不作的放荡生活。这种生活将他造就成了一个淫棍、一个骗子、一个卑鄙龌龊的无耻之徒、一个冒险家。之后来到巴黎，做了一个小科员。小说开始时，杜洛阿穿着低劣，一派寒酸，口袋里装着只够两餐晚饭的钱，但他却利用自己漂亮的长相在巴黎街头横冲直撞，猎取美色，并寻觅发财致富的机遇。

    在巴黎街头，他碰到了当年的老朋友，现在是《法兰西生活日报》政治新闻的主编管森林。由于管森林的介绍，杜洛阿进入了法兰西生活日报社。于是这个流氓与骗子就在报纸这个“辽阔的共和国”里，纵横驰骋，利用各种卑劣手段，在极短的时间内，迅速地、几乎是毫不停顿地通过报社的各个部门，扶摇直上，飞黄腾达。小说结束时，杜洛阿已成了《法兰西生活日报》的总编辑，同时他感到有许多有名之士在推动他、抬举他，国会议员和部长职位也在向他招手。

    杜洛阿不学无术，没有任何才能，他是怎样爬上去的呢？他只是靠了女人才爬上去的。杜洛阿是个地地道道的流氓，但他玩弄女性绝不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情欲，而是有计划、有目的地利用女人作为晋身之阶，从而获得金钱与地位。

    对于资产阶级来讲，爱情婚姻只是一种“发财的工具”，对于这个以“向上爬”作为灵魂主宰的杜洛阿来讲，更是如此。他和任何女人的结交往来都是出于卑劣的利己目的，他认为“……一切不过是利己主义出发的，对于雄心和财产所抱的利己主义究竟比对于异性和爱情而抱的利己主义值价得多。”正是出于这样一种信条，杜洛阿虽是一条淫棍，却并不沉湎于无度的女色，时刻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分析他的地位与前途，考虑如何才能更迅速地发财与高升。为了给自己开拓新的前途，他时时窥测猎获引诱的女性，更换自己的目标。这种两性关系上极端的、残酷无情的利己主义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必然产物。

    杜洛阿当新闻记者的第一篇文章出自管森林妻子之手，文章给他带来了作为记者的最初声誉。在管森林夫妻的帮助下，他成了名记者。但他野心勃勃，发财心切，还是忧虑自己的好运来得迟缓，尤其苦恼的是自己地位的平凡。究竟由哪一条路线可以爬到名利双收的高级地位？当他了解到只要设法进入上流社会就可以发迹，他就决定打开对他一直关着的巴黎上流社会的大门，结识那些有助于自己前程的妇女。于是他去拜访马莱勒太太、一个巴黎上流社会的有夫之妇。他利用自己的长相和吸引力很快就将她征服。此后，杜洛阿就涉足上流社会了。这项快得莫名其妙的成功，使得杜洛阿的“种种希望，关于提高地位，获得成绩，享受盛名以及黄金和美人的希望，错乱地构成了一种幻境，在这幻境里，他徒然发现一连串出色的、有钱有势的女人如同寓言幻剧最后一幕里排列成行的女配角一样，都带着微笑，一个跟着一个走过来再躲到他幻梦中的黄金云雾里。”

    为了在报社取得更多的好处，得到更高的地位，他去拜访日报总经理的夫人洼勒兑尔太太，他玩弄手腕，施展骗术取得了夫人的青睐，拜访的结果，他升了“本市要闻”的编辑主任，收到了赴晚宴的请帖。在晚宴上他真的变成了一个很有气派的真正的上流社会的人了。其后，他又采用卑劣手段诱奸了洼勒兑尔太太，然后又残酷地嘲笑她，侮辱她，可又利用她在摩洛哥事件中赚了7万法郎。真是下流透顶。

    朋友管森林的妻子玛德莱茵聪明伶俐，交游甚广，又有手腕，“对于一个想向高处爬的男人那是一个宝库”。因此，在朋友活着的时候，杜洛阿就觊觎朋友的妻子，在老朋友刚刚咽气时就想着征服她，他这样“匆忙并非因为对她存有一丝一毫的爱情，完全是出于一种利己的动机”，“同着她在一块儿，他会变成很强干的，和令人害怕的，他真会发展得快而远”。他之所以要结婚，也是因为要在社会上取得地位。与玛德莱茵结婚之后，他的日常工作由妻子代作，没有她，杜洛阿是算不了什么东西的。依仗妻子的交际和文笔，他升了“政治消息”的主编。并在一些政治团体中出了名，扩大了社会影响。当妻子继承了沃德雷克100万法郎的遗产时，他又施展阴谋，装着保护妻子贞节的名义，抢劫了妻子一半财产。他靠妻子提高了社会地位，靠妻子发了财，但对妻子像对其他女性一样，从未真心相待，只不过是“利用”而已。

    在征服摩洛哥的战争中，洼勒兑尔赚了5000多万金法郎，在不多几天之间“成了世界主人们中间的一个，全能的资本家中间的一个，力量比国王还要强些……”用巨款买了一座豪华的住宅。杜洛阿漫步其中，非常惊异它的气派，感到这是应该来过活的地方。他思虑着：既然别人暴发了，为什么我将来不会暴发？他盘算种种暴发的方法。他找到了：只须和老板的女儿西茶茵作夫妇就可以，她会给他带来他梦想的一切。相比之下，他感到妻子现在对他成了一个束缚，不会给他带来多少远大前程。于是在取得西茶茵的允诺之后，就设计圈套，揭发了妻子的奸情，和她离了婚。玛德莱茵被他用完了，就一脚踢开，另寻更大的发财与升迁的工具了。他知道公开求婚不会被允，于是就设计拐骗了西茶茵，迫使洼勒兑尔承认了这桩婚姻。他成功了，由于这桩婚姻，他得到了报社总编辑的位置，由于作了西茶茵的丈夫，通往内阁的道路也为他打开了。

    通过杜洛阿如何利用女人而发财升迁的过程的描写，使我们清楚地看到了资产阶级世界道德的沦丧。建立在金钱关系上的资产阶级家庭，又没有任何感情作为维系，夫妻之间的变心是彼此双方面的，在这里，作者为我们提供了一幅资产阶级家庭崩溃解体的具体图画。在资产阶级社会特别是上层社会里，一切不道德的欲望，以毫无节制的腐朽糜烂的形式表现出来，从上流社会的马莱勒太太到巴黎街头的妓女乐色儿，从堂堂内阁到巴黎街头的咖啡馆，到处都是一样的卖淫，一样的无耻欺诈，一切都淹没在情欲之中，第三共和国时期的巴黎，真正是个“荒淫无度的巴黎”。

    杜洛阿的政治生涯同他的私生活一样卑鄙龌龊，充满了欺骗。他进报社工作并非想将自己造就成一个出色的新闻记者，而是“像小偷利用梯子一样利用报纸”，目标“是向充满战斗的政治、议会，不同的生活和道路走去”。杜洛阿的信条是“世界是归强有力者管辖的，应当做强有力者，应当超于一切之上”。杜洛阿要做强有力者，要进议会做部长，要发财要升迁，不是凭聪明才智，更不是靠努力奋斗，而是靠无耻欺骗。他利用骗术骗取女人的爱情，骗取人家的信任与金钱。例如，他抢劫妻子所继承的遗产是欺骗；为开拓更远大的“前程”拐走西茶茵是欺骗；他在《法兰西生活日报》上为了自己所投靠的洼勒兑尔金融财阀，为了自己的升迁，说谎做假制造了无数的骗局。正如马莱勒太太痛斥他时所说的：“像欺骗一切人，像剥削一切人，像四处寻金钱与快乐。”

    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前程是滑头们的”！杜洛阿身上一切卑劣的品性不仅没有妨碍他，反而成就了他，使他到处畅通无阻，如愿以偿。

    洼勒兑尔老板提拔杜洛阿任日报“本市要闻”的编辑主任，就因为经过探测、试验和考察，看出了杜洛阿是个狡猾勇敢和善于临机应变的人，他有“天生的狡猾去每天预测老板的秘密念头”，为洼勒兑尔邦的利益，为自己被收买，能够巧妙地机警地利用种种“言外之意”去散布谣言，否定事实。当洼勒兑尔发觉杜洛阿把女儿拐走，自已被玩弄了的时候，不仅没有生气，反而决定将女儿嫁给他，因为他在杜洛阿的拐骗行为里，竟看出了杜洛阿“居然是精明能干的”，“是个有前途的人，他将来是要做国会议员和部长的”。非常惊异和赞赏杜洛阿从前怎样用3篇文章就打倒了外交部长拉洛史，怎样毅然做了一个人在丈夫地位不十分容易处置的事情。

    洼勒兑尔，拉洛史和杜洛阿同属一类人物，都是资本主义土壤里生长出来的毒菌。只不过在争夺权利的狗咬狗的斗争中，被杜洛阿这个强有力者所打败、所玩弄而已。

    杜洛阿这个狡诈的骗子的胜利说明，他的这些恶德正适应了日益堕落的资产阶级的需要，特别是金融垄断集团为了控制操纵国家的政治经济及一切宣传工具，总是要物色一批“精明能干”的代言人，越是凶狠，越是贪婪，越是无耻，越是狡猾对于资产阶级就越是有价值。因为这时的资产阶级已经不是靠说真话而是靠欺骗来维持自己的统治了。这就是杜洛阿得以发迹的真正的社会原因。……拉法格赞誉“莫泊桑是现代作家中的唯一的例子，他敢于在他的小说《漂亮的朋友》中揭开帷幕的一角，暴露巴黎资产阶级报界的贪污与无耻……”

    《法兰西生活日报》原是巴黎一种卖淫式的可疑的下流小报。“它类似政治骗子和交易所中坐享其成的匪帮们的通讯社”，它变成金融掠夺者的巢穴，是进行讹诈和制造赝品的工厂。总经理洼勒兑尔是政府的议员、银行家和企业家，是个十足的拜金主义者。他办报纸的真正目的是支持他的投机活动和企业活动，报纸只是他发财的工具而已。日报的真正编辑者“原是半打左右和报馆总经理所经营或者所支持的投机事业有关的众议员”，被称为洼勒兑尔邦。特别是其中的拉洛史，他是日报的主要股东之一，是《法兰西生活日报》的隐名的但却是真正的编辑，是报纸的灵魂。杜洛阿只是他的传话工具，通过杜洛阿在《法兰西生活日报》指挥着整个政治战场。因此，《法兰西生活日报》虽是个可疑的小报，但它从一开始就是“在国家的背景上和政治的基层上航行的”，随着它的股东们政治地位的提高，特别是拉洛史任外交部长之后，它几乎就变成一张官方的报纸了。他们利用这张报纸以实现对政治、经济、文化生活进行控制与渗透，他们利用这张报纸“传播消息，散布谣言，影响读者和公债”。

    拉洛史之类的人物的聪明，全都关在两堵墙之间，“关在金钱和政治之间”。他们通过各种方式各种渠道利用国家机器，以加速资本的集中，他们从事政治乃是为了赢利。拉洛史原是议员，他垂涎部长的职位，于是就利用摩洛哥问题，通过杜洛阿在《法兰西生活日报》发动了一场巧妙而激烈的笔战，进攻负有政治责任的内阁，制造政治风潮，造成了一阵大的骚动，给政府当局带来了极大的压力，使之陷入困境。当屠朗内阁被打倒，麻乐奉命组阁时，拉洛史作了外交部长。于是他就成了“洼勒兑尔邦这个金融集团在政府里的代理人了”。新内阁刚刚组成，洼勒兑尔就在日报上发表了一篇重要文章，被称之为“简单宣言”，其中暗示了部长们应走的路线，从这里可以看出金融家具有左右政府的力量。

    拉洛史进入内阁，表明金融集团与政府的人事结合越来越密切。通过他们所担任的要职，给政府的内外方针政策施加巨大影响，或成为它的决策者，摩洛哥问题就是明显的一例。

    拉洛史从做外交部长那一天起，就决定占领摩洛哥，于是通过黑市经纪人瞒过另一系财阀，一步一步买进摩洛哥借款债票的全数。为了怕别人识破他们的计划，拉洛史授意杜洛阿在《法兰西生活日报》发表文章制造骗局：“请您对于派遣军队只说那是应当实现的，一面却听凭读者好好地悟到那在将来并不会实现，请您使读者从字里行间看清楚我们决不会加入这种冒险行动。”以此影响社会舆论，掩饰他们暗地里的投机活动。当占领摩洛哥以后，政府保证摩洛哥被占领前所发的借款债务，结果洼勒兑尔赚了5000万金法郎，拉洛史与另一阁员赚了2000万金法郎。

    从作家深刻的揭露中，我们不仅看到了帝国主义的对外扩张，野蛮残酷的殖民掠夺，而且看到了金融集团如何运用国家的力量，以隐蔽巧妙的手段把巨额的战争利润转移到垄断资本集团手里。这种肮脏的财政黑幕与欺骗行径，是帝国主义殖民扩张的全部历史中几乎都贯穿着的鬼蜮伎俩；同时也使我们更清楚地看到了国家同垄断集团的融合，法国政府当局占领摩洛哥完全是为了交易所大老板的利益而进行的殖民活动。在这一系列的活动中，《法兰西生活日报》充当了金融界的走狗，完全按照主子的命令发表文章制造骗局，而根本不顾事实真相。资产阶级新闻界对金融界的卖身投靠，对政权当局的攀附，被揭露得可谓淋漓尽致了。

    资产阶级报纸同资产阶级的一切投机和商业活动一样，毫无信用可言，幕后的阴谋诡计，反映为报纸上的公开论战，无非是为了排挤对手的狺狺狂吠；一场接一场的骗局，一团又一团的迷雾，混淆是非，颠倒黑白，制造谣言，无非是为了勒索、敲诈和抢劫。

    《法兰西生活日报》并非一个偶然的事例。1887年2月1日劳·拉法格写信给恩格斯，告诉他《人民呼声报》出版者卡洛琳·塞维林同编辑们的冲突，以及他在报纸上袒护坏人的卑劣行径。恩格斯在回信时说道：“星期一晚上我看完了《漂亮的朋友》，我反复思考书中所描绘的巴黎新闻界，当时我认为这种景象一定是夸大了的，就在星斯二的早晨，你和保尔的来信使我看到了《漂亮的朋友》生活中完全现实的一幕。现在我应当向吉·德·莫泊桑脱帽致敬。”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莫泊桑在《俊友》中真实地再现了巴黎新闻界的现实，他所揭露的《法兰西生活日报》的肮脏内幕，对资产阶级报纸来讲是具有典型意义的，是一种高度的艺术概括。

    莫泊桑生活与创作的年代，正是法国自然主义泛滥的时期，作为一个伟大的艺术家，莫泊桑坚持了现实主义创作原则。他认为：“一个现实主义者，如果他是艺术家的话，就不会把生活的平凡照相表现给我们，而会把比现实本身更完全、更动人、更确切的图景表现给我们。”

    但是，莫泊桑并未完全摆脱自然主义对他的影响。在《俊友》中，他对资产阶级两性关系及性生活的描写是十分污秽的。当然，资产阶级的现实生活比起莫泊桑一切龌龊粗俗的描写来得更为令人作呕，但问题在于怎样去描写。

    在莫泊桑的笔下，从他对资产阶级世界不堪入目而又难以启齿的无耻事物与肮脏生活所作的具体的描写里，我们感到作家对这些东西似乎带有某种兴趣，更令人惊异的是，当作家的笔触伸入到这个领域时，批判暴露的锋芒顿时变得迟钝了，缺乏明确的批判态度。于是资产阶级粗俗的情欲，爱情的虚伪被描绘成人的一种本能与天性，成了一种不可抗拒的罪恶，没有指出造成这种淫荡现象的社会原因是资本主义制度。

    因此，《俊友》中这些不洁的细节描写就成了作品的污点，无论从内容上还是形式上都是多余的有害的，它损伤了作品主题的严肃性。莫泊桑描绘了他不应该描绘的东西，违反了他现实主义的创作理论。

    资本主义社会中种种深刻的矛盾，特别是资产阶级精神世界骇人听闻的腐朽与堕落，使莫泊桑产生了悲观失望的情绪。莫泊桑以敏锐的艺术家的眼光看到了赤裸裸的资本主义的现实情况：一切美好的有价值的东西被毁灭了，而一切无耻的反动的东西却胜利了；爱情本来是一种美与幸福，但透过爱情的外壳看到的尽是虚伪与欺骗，于是他感慨美在这个世界上是不存在的，它只是一个幻影。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冷酷与狠毒，使莫泊桑感到极大的孤独与寂寞，他感到邻居之间只一墙之隔，却把人隔离得如同星际般遥远。普通人的生活与命运，他们受到的死亡的威胁，以及作家对于自己健康的忧虑，使他得出了“生活就是死亡”的结论。人生与社会既然这样，“那么还留恋什么，向谁做不平之鸣？我们能够相信什么？”莫泊桑否定了宗教，认为它是幼稚笨拙的，那么“只有死亡是确实可靠的”。

    在《俊友》中作者通过诗人伐仑之口抒发了这种思想情绪，表现了莫泊桑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深恶痛绝。这种情绪不是莫泊桑个人的，而是属于那个时代的。随着巴黎公社革命高潮的低落，许多人只见遍地污泥而看不到未来的前景。由于阶级的局限，莫泊桑没有认识到解决资本主义矛盾，消除社会罪恶的途径，在法国早已辉煌地出现过，那就是1871年的公社革命，只不过由于历史条件的不成熟，它暂时失败了而已。

    在《俊友》中，莫泊桑通过他所塑造的人物形象，他所描绘的生活画面，通过他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暴露、批判和谴责，也通过他悲观苦闷的叹息，提出了重大的社会问题，引起了读者深沉的思考与极大关注。这势必“动摇资产阶级的乐观主义，不可避免地引起对现存事物永世长存的怀疑”。尽管莫泊桑面对这些社会问题毫无办法，但他的《俊友》对于产生它的时代来讲，“也是完全完成了自己的使命”的。

    萌芽

    《萌芽》是法国作家左拉的作品。在着手创作《萌芽》之先，左拉曾在法国北部和比利时的矿区生活过一个时期。他参观过矿区住所，下过矿坑，亲自考察并体验过矿工的劳动和生活。在罢工期间，他还出席过矿工的各种会议。这些亲身观察得来的丰富材料，经过作者的整理，终于成为《萌芽》最重要的素材。

    左拉在《萌芽》的草稿中，曾阐明了他创作这部作品的意图，“是表现了工人的愤怒。是对社会的一下冲击，使社会为此而震动，总而言之，是资本和劳动之间的斗争。书的重要性就在这里：它宣告将来，提出一个将是20世纪最重要的问题。”《萌芽》的创作实践说明了作者的这一创作意图完全得到了实现。

    《萌芽》的故事情节是以法国蒙楚煤矿公司和服娄矿场为背景展开的。故事发生的时间正是第二帝国和第三共和国初期。这时，法国在以拿破仑三世为代表的大金融资产阶级统治下，已从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随着大工业的高度集中和迅猛发展，随着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剥削、压迫的日益加重，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也在不断兴起。1864年，在英国伦敦建立了国际性的工人阶级革命组织“第一国际”。在“第一国际”的领导下，法国工人阶级队伍在斗争中不断成长壮大。

    《萌芽》反映的正是法国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现实。第二帝国和第三共和国初期，法国正面临着一次经济危机的袭击，国内出现严重失业现象。由于经济危机加深，蒙楚煤矿公司的资本家以压低煤价，增加罚金的方式把因经济危机造成的损失转嫁于工人身上，于是激怒了工人，引起罢工。1万多名煤矿工人纷纷加入“第一国际”，并得到“第一国际”政治上经济上的支援。随着资本家对罢工工人的迫害日益加剧，广大矿工及其家属长期压在心底的仇恨怒火如火山般地爆发了，终于引起一场捣毁矿场的暴力行动。矿工们的这一革命行动遭到资产阶级的无情镇压，政府派来军警人员开枪屠杀工人，造成大批工人伤亡的惨剧。服娄矿场工人被屠杀的消息传出后，激起附近矿场工人的无比愤怒，他们积极地做出了响应。公司方面为避免事态的继续扩大，采取阴谋手段欺骗工人复工。无政府主义者暗中破坏矿井排水设备，致使不少矿工淹没井内，造成矿坑下的惨祸，只有少数几名矿工得以生还。这次罢工虽以工人失败告终，但却展示了工人阶级必然要取得最后胜利的光辉前景。

    展示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矛盾冲突的服娄矿场，在作品中是作为典型环境安排的。作品通过这个矿场矿工们劳动情景的真实描绘，十分形象地把服娄矿场比之为一只贪婪的、时刻准备吞食人类的巨兽，具体而细致地描写了矿工们如何每天像畜牲似地被塞进吊笼，从这个庞然大物口中送到几百米地下深处，在黑暗、潮湿、高温、缺氧的坑道里，冒着生命危险从事着艰苦劳动。

    作品特别以细致的笔触描写了无数童工和少女，以他们孱弱的身躯，怎样在同样恶劣条件下承担着成年人的劳动。由于坑道狭窄、低矮，他们有时不得不像一只矮小的畜牲，俯下身体或跪在地下，才能把煤车推过去。石块和碎煤不时戳破矿工们的脚趾，井下的矽尘不断侵蚀、破坏他们的肺叶，恶浊的空气时刻摧毁他们的肌体。他们的子女很小就变为畸形，身体羸弱不堪。矿工们居住的条件也极为恶劣。全家几代人像畜牲似的挤在一个小房间里。资本家不时还捏造各种借口，以种种名目剋扣工人工资。矿工们经常为沉重的债务所压倒，时刻处于法庭的威胁之下，最后不是葬身矿井，就是死于饥馑和疾病。在这里，矿工们的劳动生活处境同奴隶们的处境几乎毫无二致。

    《萌芽》以这样大量的事实深刻揭示了导致工人罢工的政治、经济原因。它告诉读者，正是矿工们这种被奴役地位和悲惨生活处境，迫使他们无法继续忍受下去，才导致了大规模的罢工运动。这在当时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

    作品细致而形象地描写了数千名矿工群众如何在饥饿、寒冷折磨下，像一头睡醒的雄狮怒吼起来。他们在共同的痛苦和共同命运的基础上紧密团结一致，满怀激愤之情，高呼着“社会革命万岁！打死布尔乔亚们！”的口号，向着以资产阶级为代表的旧世界宣战。他们破坏矿场，包围总经理的公馆，捣毁盘剥工人的商店，同政府派来镇压工人运动的军警人员展开浴血斗争。作品通过这场殊死的大搏斗，充分显示了无产阶级的愤怒、觉醒和力量。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这一波澜壮阔的斗争场面，在左拉之前的资产阶级作家笔下还从未如此被表现过。

    《萌芽》的重要价值就在于它饱含着作者的深切同情，生动、形象地向读者展现了这一斗争的真实画面，表达了广大劳动群众对旧世界的愤怒控诉和无情批判。

    服娄矿场工人的罢工斗争虽然失败了，但斗争并未结束。作品通过一段寓意深刻的描述，预示了这一斗争必然会胜利的远景：“现在矿工们已在深处觉醒了，跟真正的种子一样，已在泥土里萌芽了！一天早晨，大家一定会看见他们茁壮在美丽的田亩中间。是的，那里将生出很多的人，整大队的人，来恢复世上的正义。”在这形象而隽永的话语中，读者不是可以感受到左拉本人的坚定信念和对工人阶级的无限同情吗！

    早在《萌芽》出版前的1877年，左拉在他另一部作品《小酒店》中，曾把工人的不幸遭遇和贫困生活归之于个人的过失。他认为工人们的酗酒、堕落乃是导致他们不幸处境的根本原因。而在《萌芽》中，左拉则把这一切归之于经济和社会制度，认为这是不可避免的结果。虽然，左拉在作品的结局中，以工人破坏矿场，导致资本家和工人两败俱伤，因而引起更多工人的失业，以说明他并不完全赞成武装暴力的行为，但是作者所指出的问题的根源却是属于社会制度和阶级斗争范围内。这对于19世纪80年代法国的无产阶级斗争，客观上无疑会起积极的作用。

    19世纪下半叶法国不断兴起的工人运动，极大地引起了左拉的关注。他开始研究工人运动，并逐渐认识到工人群众在当时已成为政治上经济上一股强大的力量。因此，他力图在自己的创作中反映这一新的阶级和新的人物。《萌芽》中塑造的广大工人群众和工人运动领导者的形象，正是作者这一探索的结果。

    《萌芽》在描写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这场尖锐、激烈的斗争中，精心塑造了像马安夫妇、勒法克夫妇、慕吉蒂、如焚嬷嬷和善终老爹这样一些普通工人的光辉形象，充分表现了他们身上所具有的顽强斗争和自我牺牲精神，以及在极其艰难困苦的危急关头，同舟共济，互相支援的崇高品德，深刻显示了他们阶级觉悟的不断提高。

    马安嫂这一形象在作品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作品以大量篇幅具体刻画了她如何在资本家残酷压迫下，经过激烈的斗争考验，觉悟不断提高，终于从一个胆小怕事的普通妇女，成长为一名有觉悟的坚强战士。马安嫂年轻时曾在井下当过推车工人，和马安结婚后，贫困的生活和抚养7个子女的繁重家务，严重地摧毁了她的健康，迫使她不得不留在家里照料。起初，马安嫂如同一切劳动妇女一样安心于她的命运。她对自己丈夫反对资本家的任何行动都持反对态度。

    之后，在有觉悟的工人哀田纳的不断宣传下，特别是在他所展示的“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生活准则和共同劳动、共同享受的未来美好社会景象鼓舞下，这位善良、勤劳、温和的普通妇女逐渐抛弃了对资产阶级的恐惧和幻想，以及对奴隶处境的容忍态度，开始觉醒了。她认为，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轮到劳动者去享受，这的确是公道的。在严酷的两大阶级对垒中，马安嫂终于投身到革命的洪流中，同资本家展开不调和的斗争。

    艰苦的斗争不断磨炼着马安嫂，使她变得愈加坚强。她坚定地认为，在不公道未曾获得解决之前，人们决不能再下矿井。罢工期间，家里虽然断炊多日，她的斗志并未因此有丝毫动摇。她不遗余力地支持工人的罢工斗争。她曾怒斥自己的女儿嘉黛琳违背罢工的决定而去另一矿井劳动。她积极鼓励自己的丈夫和军警进行面对面的斗争。她自己也站在斗争的最前列，表现得异常坚定和勇敢。

    当罢工失败，丈夫牺牲，公公发疯，儿女相继葬身矿井之后，为了不使嗷嗷待哺的孩子和精神失常的公公坐以待毙，马安嫂不得不重下矿井。亲人的牺牲，斗争暂时的失败，始终未能挫伤她的斗志。相反，她变得愈加坚定和镇静，更能明确地判断事物了。她坚信矿工们的血是不会白流的。那些屠杀她亲人和同志们的凶手，终究会受到应有的惩罚。她确信世上的不公道决不能再这样持久下去，总有一天会有一个“好上帝”来替可怜的人们报仇。

    左拉在《萌芽》中除了塑造一批普通工人形象外，还着意刻画了4位工人运动领导者形象。由于作者当时尚未完全摆脱社会改良主义思想影响，因而他笔下的工人运动领导者形象，不是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就是无政府主义者或改良主义者。

    哀田纳原是铁路工场一名工人，因掴了工头的耳光被资本家解雇，转到服娄矿场劳动。他是“第一国际”的一名成员。出于其阶级地位，他对矿工的艰苦劳动和悲惨生活抱有深切同情，对资产阶级怀有切齿痛恨。他如饥似渴地大量阅读各种革命理论著作，对社会主义学说进行不懈的探索。在这期间，他思想上曾一度出现犹豫和混乱，最后变为共产主义的信奉着。这种情况，反映了19世纪80年代法国工人运动所具有的特点。

    作品具体描写了哀田纳如何参加、组织和领导服娄矿场广大工人的罢工斗争。他到处发表演说，用社会主义革命理论武装工人，与公司进行谈判，同“第一国际”保持密切联系。但是，由于他政治上的幼稚，思想上的混乱，斗争经验的缺乏，对工人运动的方向没有足够的了解，特别是他对实行社会改革的方法非常模糊，因此，在这场斗争中，他未能提出明确的政治纲领，制定正确的斗争策略，甚至错误地认为，有必要将政治排斥在社会问题之外，使这场斗争过分集中在经济范围之内。这样，他就不能把矿工们的斗争引向一条正确的道路，而导致这一斗争的失败。当然，斗争的失败还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那就是资产阶级尚未到死亡时期，无产阶级还不够成熟，正处于从自在阶级向自为阶级过渡阶段。

    服娄矿场罢工斗争失败后，哀田纳的思想发生明显变化。他对自己所进行的革命工作开始感到厌倦。贫穷落后的矿工引起他的厌恶。他决心要使矿工们上升到资产阶级安适与优雅的位置上去。他一反过去的主张而认为，暴力不一定会促进事物的改变，破坏矿场是一种毫无意义的行动。他决定放弃暴力行动，幻想通过合法的斗争形式，从议会里去夺取胜利。哀田纳身上反映出来的这种改良主义思想，正是作者本人政治观点的自然流露。

    作为一个工人运动的领导者，哀田纳身上还存在着一些旧的思想残余。他酷爱名利，虚荣心极重，往往把自己视为群众的救世主。他幻想有一天当上议员，在国会发表演说去抨击资产阶级。他对权力的梦想甚至达到十分荒谬可笑的地步。他曾为自己勾画了一个伟大场面：一旦无产阶级取得政权成为社会的主人时，他，这位曾拯救人民的救世主，将拒绝人民给予他的任何职位，而把所有权力归还人民，由人民自己去掌管。这种把个人凌驾于群众之上、而把人民群众视为恩赐的对象的观点，同一个无产阶级革命者应有的思想品质毫无共同之处。左拉笔下的哀田纳充其量只不过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罢了。

    哀田纳的崇拜偶像普鲁砂，原是一个工厂的工头，后来成为社会主义信徒、工人运动领导者。他的革命任务就是不断到各地开会，发表演说，宣传他所信奉的思想。为了组织、动员各地工人参加“第一国际”，多年来，他已完全脱离劳动，变成一个政治人物。他平时衣着整洁，十分注意修饰，常常因自己在讲台上的成功演说而沾沾自喜。他绝不是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而是和哀田纳同一类型的人物。

    作品中另一位工人运动领导者苏佛林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作为巴枯宁的忠实信徒，他竭诚拥护并积极宣传巴枯宁破坏一切的学说。他坚决主张，必须把世上一切陈旧的事物统统铲除净尽，使政府、财产、民族、上帝永远不再存在。他认为，只有当这腐烂透顶的世界不再留下半点东西，整个地球被血洗过，被大火净化之后，一个美好的社会才会诞生出来。为了实现这一切，可以不择手段，必要时可以用火，用毒药和匕首进行可怖的谋杀，以激起统治者的恐慌，唤醒沉睡的人民。在服娄矿场，苏佛林一度实践了他的政治主张。当罢工失败后，他彻底破坏了这个矿场，以此对资本家进行报复。但是，却使井下的矿工遭到无辜的牺牲。

    作者对苏佛林所信奉的无政府主义显然持批评态度，但对他的献身精神，始终不渝的革命斗志和优秀品德却一再赞颂，认为他是一个时刻准备偷偷地去贡献自己的生命，而不要求殉道的光荣的人。

    与哀田纳经常发生冲突的另一位工人运动领导者赖赛纳，原是服娄矿场工人，由于参加罢工，被公司辞退，开了一家酒店，做了老板，在工人中颇有影响。他反对资本家的压迫和剥削，但不主张对资本家采取过激行动和公开斗争，而提倡妥协主义。他认为，资本家和工人之间应建立相互谅解的关系。他不支持罢工，更反对暴力行动。赖赛纳坚决反对改变整个世界。他始终认为，矿山不能是矿工们的财产，正如纺机不能属于纺工们一样。如果要工人站到工厂主的位置上去均分财富，那将是十分愚蠢的行为。从赖赛纳上述的政治主张可以看出，他是一个典型的改良主义的鼓吹者。

    《萌芽》是一部具有很高认识价值的优秀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品。左拉的最大功绩在于，他不仅是第一个在自己作品中塑造了无产阶级形象，并把无产阶级作为作品主人公的资产阶级作家，而且也是第一个发现了赤手空拳的工人具有不可抗拒的力量，并对工人表示深切同情的资产阶级作家。然而，不无遗憾的是，左拉在《萌芽》中所塑造的4位工人运动领导者的形象，没有一个是真正无产阶级革命者的典型。这是作家的世界观，特别是他的社会改良主义思想的必然反映。关于这一点，我国无产阶级作家瞿秋白曾明确指出过，左拉在《萌芽》中所表现的根本思想，“始终没有逃出社会改良主义的乌托邦”。

    左拉在文学理论上接受了孔德和泰纳的实证主义哲学思想，在文学上追随法国自然主义先驱作家龚古尔兄弟，在创作实践中运用达尔文进化论学说中的遗传规律，从而形成一套完整的自然主义理论，并以这一理论来指导他的创作。这样，在他不少作品中都程度不同地表现了自然主义的倾向。虽然，同左拉的其他作品不同，《萌芽》是一部批判现实主义作品。即使是这样一部作品，也未能完全摆脱自然主义的影响。作品不适当地强调了遗传规律的决定作用和人的动物性的一面，把人物放在生理因素的绝对支配之下行动，并且用生物学进化论观点解释社会发展规律。哀田纳是作者积极肯定的人物。但是，作品在塑造这一形象时，由于在某些方面采用了自然主义手法，因而使这一形象受到一定损害。

    作品描写哀田纳和堕落的萨瓦尔在矿井里发生的一场冲突时，就完全从动物性的本能去解释，认为这是由于饥饿和“性”的要求，特别是哀田纳身体里爆发的遗传的酒精毒害引起的。因此，他在极端愤怒情况下杀死了萨瓦尔。这就完全抹杀了他们之间冲突的社会原因。

    另外，作品在描写哀田纳率领矿工们去矿场进行破坏时，把他写成一个已完全丧失理性，内心充满杀机的人。作品把哀田纳这一行动同样解释为是由于他身体里有遗传性的酒精毒害造成的。这就必然损害了工人运动领导者的形象，大大削弱了作品的思想意义。这种自然主义手法，在优秀的女工嘉黛琳和老工人善终老爹身上也都有不同程度的表现。

    《萌芽》虽然真实地描写了矿工们的觉醒、反抗与斗争，表现了工人阶级的不断成长和壮大，展示了资本主义必然走向崩溃灭亡的趋势。但是，作者并不是以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观点，而是用达尔文的进化论观点，来考察和解释工人阶级必将取代资产阶级成为社会主义这一社会发展规律的。他用生物学的“生存竞争”、“物种延续”的理论代替阶级斗争学说，把它视为决定社会发展的根本原因。他在作品中特别强调指出：“为了物种的美和延续，较强的，将吃掉较弱的”，“强大的人民吞噬弱小的资产阶级。”这种用生物学观点来看待社会问题是异常有害的。它在客观上必然导致敌视和反对阶级斗争学说，把革命斗争引向一条错误道路上去。

    约翰·克利斯朵夫

    多卷集长篇小说《约翰·克利斯朵夫》被认为是“我们时代最高水平，最优美的作品之一”，高尔基称它是一部“长篇叙事诗”。作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这一特定的时代氛围里，在德、法、意等西欧主要国家的社会文化背景上，塑造了一个贝多芬式的平民音乐家约翰·克利斯朵夫的形象，再现了他为追求纯真的艺术与“和谐”的生活理想而奋斗的一生，展示了十月革命前一代有头脑、善思考、不懈追求的知识分子的精神面貌。

    《约翰·克利斯朵夫》的思想蕴涵十分丰富，它的主题不是单一的，而是多重性的，归结起来，大致有3层：第1层，通过平民音乐家克利斯朵夫顽强奋斗的一生，揭示十月革命前西欧进步的知识分子追求-反抗-幻灭的心灵历程，讴歌他们孤军反抗不合理世界的“不健全文明”的英雄主义精神；第2层，通过主人公的生活遭际，反映当时以德、法为主的欧洲国家的黑暗现实，抨击依赖于金钱与权势的虚伪、堕落的艺术，倡导真诚的能净化道德的艺术，以此创造健全的文明；第3层，主人公为之奋斗的社会理想是反对西欧各民族间的仇恨和战争，企图以“博爱”作为实现人类的和谐与团结的纽带。

    主人公约翰·克利斯朵夫是一个为追求真诚的艺术和健全的文明而顽强奋斗的平民艺术家的形象。他身上最突出的特点是强烈的反抗精神和为实现理想而不懈追求的英雄气概。

    克利斯朵夫是从逆境中成长起来的天才音乐家。在艺术观上，舅舅教导他创作要发自心声要真诚的影响明显占上风；而他的个人英雄主义则得之于祖父的教诲。

    克利斯朵夫个性倔强坦率，又有点鲁莽，但心灵世界极其丰富而敏感。由于家庭贫困和社会地位低下，他从小就饱尝了人间不公。在少年时期，他与一个贵族小姐弥娜纯洁的初恋因门第悬殊而告吹。为了维护人格的尊严与独立，他不断地与周围的环境发生冲撞。克利斯朵夫第一次与社会的公开冲突发生在他的祖国。他敏锐地发现了德国艺术的虚伪和鄙俗，以“初生牛犊不怕虎”的胆量对其进行了尽情的嘲笑和批评。为此，他遭到了围攻，被当作国民公敌对待，连他的台柱子——宫廷也同他决裂了，他陷入了空前孤立的境地。面对一系列的厄运，他毫不服输，对责备他的亲王说；“我不是你的奴隶，我爱说什么就说什么，爱写什么就写什么。”

    在德国，他的叛逆性格已初露锋芒。到法国后，他对不健全的文明的反抗更是锋芒毕露了。由于他在一次郊游时打死了一个侮辱村姑的普鲁士军官，他不得不亡命法国。曾以大革命震撼过世界的法兰西，一直是他向往的理想王国和自由艺术的圣地，但冷酷的现实给了他当头一棒。尽管这位青年音乐家的名声早已传到了法国，但他的才华无人赏识，只得靠教授钢琴和改写乐谱来维持生计。尤其使他失望的是，他发现巴黎的文艺界简直像个杂耍市场。那里口头上高喊为艺术而艺术，实际上为金钱而艺术，在艺术繁荣的表面下掩盖着普遍颓废堕落的景象，“到处弥漫着精神卖淫的风气”。克利斯朵夫不仅不愿入乡随俗、低下自己高傲的头颅来换取名誉地位，反而不顾自己客居的地位，对法国的艺术界、文学界乃至整个法国社会进行了无所顾忌的抨击。

    这样，他得罪了一大批艺术界的权贵和政客，遭到了比在祖国更惨的命运：出版商不肯出版他的作品，音乐会上不予演奏，文艺沙龙对他闭门不纳，报纸上连篇累牍地对他大肆讨伐，甚至断绝了他的生计。他在饥寒交迫的死亡线上挣扎，要不是同公寓一位好心的女仆搭救了他，他几乎成了异国的亡魂。面对这一切挫折，他比以前更执拗，更顽强。他轻蔑地对一个艺术权威说：“好吧，你批判我吧，我也批判你，100年之后，看你投降不投降！”

    克利斯朵夫对现实的否定是与他对未来的理想联结在一起的。他之所以奋斗，是希望通过真诚的艺术力量和天才的个人力量来改变现状，重建欧洲健康文明。

    克利斯朵夫的个人英雄主义并非一成不变的。在法国生活的运期，在奥里维的带动下，他意识到“唯有跟别人息息相通的艺术才是有生命的艺术……连贝多芬也得照顾到大众”，因此，“他不再希望音乐只是一种独白，只是自己的语言”，而要使自己的音乐成为人类相互沟通的桥梁。他开始走出艺术的象牙之塔，到民间去，到工人区去，与工人交朋友，他还想办一所平民音乐学校。虽然他对工人的思想和斗争并不理解，也不赞同，但他与工人们相处得很融洽。在工人的五一示威游行时，尽管他是无意中卷入的，但他毫不退却，高唱着自己编的革命歌曲，同工人们一起同前来镇压的反动军警展开了殊死的搏斗。

    知识分子“秀才”们对社会的反抗，理想青年的单枪匹马的个人英雄主义的反抗，都是注定要失败的。奋斗无望后的克利斯朵夫认为解决如此严重、复杂的社会问题的唯一手段是艺术，唯一思想武器是“爱”。他追求的真诚的艺术是超阶级的“纯艺术”，不为党派之争服务的艺术，这种艺术是超乎一切社会斗争之上的精神力量。音乐艺术能减轻人间的苦难，净化人们的灵魂，实现世界归于“和谐”的理想。这种认识基于其博爱主义，他的博爱主义最终使他走向妥协。他晚年最大的乐趣就是在下一代中传播爱的种子，把奥里维的儿子和葛拉齐娅的女儿结合成美满的一对。

    在创作上，他潜心于宗教音乐的创作，他的艺术境界变得清明恬静，完全失去了往昔的战斗气息，“当年的作品像春天的雷雨”，“现在的作品却像夏日的白云，积雪的山峰”。就这样，克利斯朵夫在他所追求的心灵的和谐中走完了自己的人生道路。

    克利斯朵夫是一位贝多芬式的英雄。这不仅指他是一位天才的音乐家，更主要是两人在思想气质上非常想象，贝多芬那唐突鬼神、蔑视天地的反抗精神在他的身上得到了充分的再现。萧伯纳称赞贝多芬具有“纯音响世界最奔腾澎湃的灵魂”，用这句话来概括青年克利斯朵夫是十分恰切的。他在同旧的精神世界作斗争时那种嫉恶如仇、奋不顾身的搏击行为确实充满了英雄气概。但是，他和贝多芬生活在完全不同的时代。后者的一生贯串了法国大革命的资产阶级英雄时代，而前者生活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中间整整隔着一个世纪。克利斯朵夫仍打着资产阶级反封建时代的“自由、平等、博爱”的旗帜，以“纯艺术”为武器，单枪匹马地向旧世界冲杀过去，必然遭致挫折和失败。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不过是一个20世纪的堂吉诃德罢了。

    克利斯朵夫思想上的落伍与作者早期思想上的局限有直接关系。罗兰的人道主义与托尔斯泰的基督教人道主义颇为相似，他一方面以敏锐的洞察力发现了资本主义世界文明的不健全，另一方面又倡导以博爱、人道来改造社会。

    克利斯朵夫由一个嫉恶如仇、顽强反抗的艺术界的斗士变成一个隐忍恬退的旧世界的妥协者，表现了在新的历史时期一代知识分子个人奋斗的悲剧。

    《约翰·克利斯朵夫》是一部独树一帜的作品。

    传统性与现代性交融于一体，是这部小说在艺术上的一个突出特点。罗兰在作品“原序”中声明：它“不以故事为程序而以感情为程序”。的确，作者很少像巴尔扎克等现实主义大师那样用许多具体的细节去描绘主人公的外部特征及其所处的外部环境，而是采用内心独白、自我对话、梦境、联想、抒情性穿插以及情景交融等多种艺术手段，去表现主人公丰富而又奔腾的内心世界，展示他生命的流程，即一生精神探索的曲折历程。

    总的看来，人物的内心世界是同他对外部世界的感受和理性的思考结合在一起的，因而是具体可感的，不像意识流小说那样捉摸不定。如作品第一册中，作者将一场倾盆大雨及雨过天晴后自然景象的变化，同正处于青春期的骚乱与困惑之中的克利斯朵夫的心理感受交融在一起，暗示了他在肉体上和心灵上也经历了一番暴风雨的洗涤，从旧的躯壳中蜕化出了一颗新的灵魂。同时，罗兰的心理描写，不只是为了在更深的层面上刻画人物的个性特点，也是为了以主人公的内心世界为中心点去看客观世界，即以心灵为窗口去反映外部的大千世界。罗兰在这部小说中展现了当代法国的社会生活图景，在“节场”一卷中表现最突出。在这里，主人公对社会问题的思考，主要是通过议论的方式表达出来的。在“反抗”和“节场”卷中，现实的针对性强，批判毫不留情，同法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笔法一脉相承。

    音乐性是这部小说的另一个独到的艺术特色。贝多芬用音符和旋律谱写的英雄交响乐，罗兰用语言文学谱写了出来。这部作品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内容上，都有浓郁的音乐色彩。它的结构是按交响乐的结构方式设计的。作者在此书的原序中说，他把这10卷作品分为4册：少年、反抗、悲歌和复旦，“相当于交响曲的4个乐章”，即序曲、发展、高潮和结尾。作品采用这种结构方式，更适宜于展现作为音乐家的主人公的心灵发展史，因为他的一生就是为追求真诚的音乐艺术而斗争的一生。

    同时，在作品的主要人物关系上体现了音乐中的“调性”，作者自云，他是以“气氛与调性来做结合作品的原则”的。克利斯朵夫可谓这部乐曲中的主音，处于核心地位；奥里维、安多纳德和葛拉齐娅则是其余的基本音，它们都倾向并围绕着主音。更重要的是，音乐是主人公生命活动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一个真正的音乐家是生活在音响的宇宙中的，只要是颤抖的，震荡的，跳动的东西，在他听来都是音乐”。这种无所不在的音乐，在克利斯朵夫心里都有回响。他所见所感，全部化为音乐，“他的岁月就等于音乐的浪潮”。音乐是作品中无所不在的灵魂，作品中环境气氛的渲染和主人公情感的触发，往往渗透着音乐气息。如小克利斯朵夫和舅舅在野外见到的夜色，就是一幅用色彩、音响和旋律组成的奇妙而清新的大自然图景，在朦胧的月色下，青蛙、蛤蟆、蟋蟀和夜莺都在以各种不同的音调歌唱，令人心旷神怡。

    追忆逝水年华

    普鲁斯特小说创作的主要成就是多卷集长篇巨著《追忆逝水年华》，全书共7部，15卷，从1905年开始创作，至作者逝世前全部完成。小说的第1部《通往斯万家的路》于1913年问世，但反应冷淡，一些有名的出版社都不愿出版，作者便自费印行。后来，《通往斯万家的路》逐渐获得文艺界的赞赏，《法兰西新评论》杂志和出版社的负责人、著名作家安德烈·纪德在给普鲁斯特的信中表示：“拒绝出版该书是《法兰西新评论》最严重的错误，也是我的终身憾事”。于是，各大出版社竞相与普鲁斯特签订合同，以求取得出版这部多卷集的其余几部作品的权利。

    不久，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出版工作被搁置下来。战争结束后小说的第2部《在花枝招展的少女们身旁》于1919年出版，获龚古尔文学奖，普鲁斯特名声大振。此后，小说的第3部《盖尔芒家》和第四部《索多姆和郭穆尔》相继于1921和1922年出版，最后3部《女囚犯》、《逃亡者》和《昔日再现》则是普鲁斯特逝世后于1923年、1925年和1927年才出版的。

    《追忆逝水年华》是一部与传统小说不同的长篇小说。全书以叙述者“我”为主体，将其所见所闻所思所感融合为一，既有对社会生活、人情世态的真实描写，又是一份作者自我追求、自我认识的内心经历的纪录。除叙事以外，还包含有大量的感想和议论。整部作品没有中心人物，没有完整的故事，没有波澜起伏、贯穿始终的情节线索。它大体以叙述者的生活经历和内心活动为轴心，穿插描写了大量的人物事件，犹如一棵枝丫交错的大树，可以说是在一部主要小说上派生着许多独立成篇的其他小说，也可以说是一部交织着好几个主题曲的巨大交响乐。

    小说中的叙述者“我”是一个家境富裕而又体弱多病的青年，从小对书、画有特殊的爱好，曾经尝试过文学创作，没有成功。他经常出入于巴黎的上流社会，频繁来往于茶会、舞会、招待会以及其他时髦的社交场合，并钟情于犹太富商的女儿吉尔伯特，但不久就失恋了。此外，他还到过家乡贡柏莱小住，到过海滨胜地巴培克疗养。他结识了另一名少女阿尔伯蒂，发现阿尔伯蒂患有同性恋，便决心娶她为妻，以纠正她的变态心理。他把阿尔伯蒂禁闭在自己家中，阿尔伯蒂却设法逃跑，于是，他多方打听她，寻找她。后来，得知阿尔伯蒂骑马摔死。在悲痛中他认识到自己的禀赋是写作，他所经历过的悲欢苦乐正是文学创作的材料，只有文学创作才能把昔日失去的东西找回来。

    在小说中，叙述者“我”的生活经历并不占全书的主要篇幅。作者通过故事套故事，故事与故事交叉重叠的手法，描写了众多的人物事件，展示了一幅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法国上流社会的生活图景。这里有姿色迷人、谈吐高雅而又无聊庸俗的盖尔芒夫人，有道德堕落、行为丑恶的变性人查琉斯男爵，有纵情声色的浪荡公子斯万，有公开受人供养的女人奥黛德，等等。小说对贵族世家盖尔芒之家和犹太富商斯万之家的社交活动和人事变迁的描写，真实地反映了贵族、资产阶级腐朽的生活情趣和精神面貌，反映了贵族阶级的没落解体和大资产阶级与日俱增的经济实力，具有鲜明的时代色彩。

    此外，小说还描写了一批与上流社会有联系的作家、艺术家，他们大都生前落拓失意，而作品却永世长存；这反映了当时知识阶层的状况和作者的艺术观点。小说着重描写的另一部分人是下层的劳动者，他们是贵族、资产阶级家庭的听差、仆人、杂役，虽然出身贫贱，却往往比他们的主人更有修养。

    《追忆逝水年华》这部长篇巨著通过上千个人物的活动，冷静、真实、细致地再现了法国上流社会的生活习俗、人情世态。因此，有些西方评论家把它与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相提并论，称之为“风流喜剧”。

    《追忆逝水年华》是一部有独特风格的长篇小说，它不仅再现了客观世界，同时也展现了叙述者的主观世界，记录了叙述者对客观世界的内心感受。作者感兴趣的不是叙述故事、交代情节和刻画人物形象，而是抒发自己对某一问题的感想和分析。例如，叙述者参加了盖尔芒公爵家的一次晚宴，这使他长期以来对贵族的种种幻想顿时破灭，他意识到过去对他有魅力的只是名称，而不是真实的世界。在叙述者同阿尔伯蒂的交往过程中，又引起他对爱情、夫妻、家庭等一系列问题的思索与分析，使他体验到“人是这样的生物，他不能走出自我，只能通过自身了解别人，其他的说法都是欺人之谈。”在叙述了盖尔芒世家和斯万之家的人事变化之后，叙述者从这些变化中得出结论：世界上的一切都象木偶一样活动着，指挥他们活动的拉线人是时间。

    小说还通过描写某一作家的遭遇、某一支奏鸣曲或某一幅绘画所引起的联想，表达作者对文学、音乐和美术的看法。总之，整部作品对外部世界的描述同叙述者对它的感受、思考、分析浑然成一体，它们互相引发、互相充实，从而形成了物从我出、物中有我、我中有物、物我合一的艺术境界。

    《追忆逝水年华》这部长篇作品，除了第1部中有关斯万的恋爱故事采用第三人称描写手法外，其余都是通过第一人称叙述出来的，叙述者“我”的回忆是贯穿全书的重要艺术表现方式。小说开卷，叙述者“我”从床上醒来，在梦幻般的状态中千思百想集于心头。这时，由于一杯茶和一块点心的触发，使他回忆起童年时代居住过的贡柏莱小市镇，回忆起小时候在姑妈莱奥妮家生活的情景。这不仅引出了叙述者的家庭身世和个人经历，还引出了盖尔芒和斯万两大家族，引出了形形色色的人物事件，整部小说的内容就是通过叙述者的回忆向纵深发掘，逐步推进，最后完整地呈现出来的。也就是说，通过叙述者的回忆，再现了一个被遗忘了的昔日的世界：

    “我把一匙茶送到嘴边，茶中浸泡一小块点心，那混杂着点心的液汁刚碰到我的上颚，立即有一下震动穿越全身，我注意着在我身上发生的异乎寻常的变化，一种绝妙的快感侵袭了我，它独特而超然，不愿显露自己的根源。顷刻之间，人生的枯荣我不再重视了，它的灾难不能再伤害我，它的短暂也变成了缥缈的东西。新的感觉象爱情一样，使我充满一种珍贵的精华，或者这么说吧，这种精华不在我体内，它就是我自己。我不再感觉自己平庸，无足轻重，不再感觉我是必死的。

    这全能的欢乐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呢？我感觉到它是和茶与点心的味道联系在一起的。然而它无限地超越了这种味道，这两者性质确实是不同的。它从那里来的？它意味着什么？我怎样才能捉住它？”“……突然，记忆回来了。这种味道是我姑妈莱奥妮过去经常给我的那种马德兰点心的味道。贡柏莱星期天的早晨，我到她的寝室去向她请安，她给我这种点心，先在她自己的那杯茶或菩提茶中浸一下。

    我已认出那种味道是我姑妈经常在她的菩提茶中泡一下再拿给我的马德兰点心的味道。她卧房所在的街上那栋古老的灰色住宅便象剧场布景那样，立即升了起来……和房子一起出现的是镇子，从早到晚各种时刻的样子。那广场，午餐前总是派我找到那里去；那街道，我在这些街上奔跑，买东西、那乡间的道路，天气好的时候我们在那里散步……我的家和斯万先生家的花园里的花朵，维伏纳的睡莲，村中善良的乡亲，他们狭小的房舍，教区的教堂，整个贡柏莱和它周围的一切，显出了他们特有的形状，变成实在的东西，镇子和花园都一样，从我茶杯中跳了出来。”

    普鲁斯特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年华流逝，社会日渐凋敝，人们要衰老死亡，一切物质的东西都要被时间销蚀，失去光泽，最后烟消云散。只有感觉到了的、经历过的东西才是真正的存在，人世间“真正的乐园是已经失去的乐园”。那种由人的心灵感受到了的东西，它们或者被感受清醒的意识暂时遗忘，沉淀在人的意识的底层；或者被现在的其他感受所覆盖，一时得不到表露的机会。但它们不会在历史长河中消失，有朝一日在某种外界感受的激发下，它们会苏醒过来，会从意识的深处，从意识与无意识的交界处浮现，上升到清醒意识的表层。此时此刻，这个感受到了的外部世界又重新复活起来。而艺术创作就是把人的心灵感受到的东西作为原料进行再创造，“真正的生活，最终被发现和理解的生活，因而也是真正经历过的唯一的生活，这就是文学”。“哪怕是微不足道的、毫无意义的东西，只要被感受到，得到再创造，就再也不是微不足道的了。就成为整个生命，成为艺术”。

    因此，文学作品能够免受时间的侵蚀，具有永恒的生命力。同时也只有在艺术创作中，往昔度过的空虚、痛苦的时日才会产生新的意义，发出新的光彩。这就是《追忆逝水年华》的主题思想，它和柏格森的生命哲学与直觉主义是一致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普鲁斯特的《追忆逝水年华》是根据柏格森的哲学思想创作出来的。

    在普鲁斯特看来，只有通过回忆，通过对过去的感性经验进行再创造，生活才有真正的意义，人才有存在的价值。这反映了西方现代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普遍的心理状态。他们在理想、信念与社会现实的尖锐矛盾面前，既不满现实的丑恶，又找不到改革现实的正确途径，于是，他们回避现实世界，一头躲到主观世界里面去，用回忆过去来代替眼前的现实，用内心感受来代替实际行动，这当然不是干预生活的积极态度，他们的世界观也是唯心的。普鲁斯特就是西方现代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一个典型代表。

    然而，他以《追忆逝水年华》这部作品改变了对小说的传统观念，革新了小说的题材和写作技巧，开辟了欧美当代小说创作的新篇章。尤其是他重视对人的心理分析，善于表现人的内心世界的潜意识活动，这对后来的西方文学影响很大。

    普鲁斯特崭新的小说艺术在他生前并没有十分引人注意，大约在他死后40年左右，也就是到了60年代，才越来越为西方世界所重视，被尊为现代小说的大师，这与意识流手法在60年代文学界的广泛应用和受到高度重视是分不开的。

    尽管在法国文学史上没有用意识流这个名称来评价普鲁斯特的作品，但他的小说创作被誉为意识流小说的先驱则已成为西方文学界、学术界的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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